台港青少年生涯辅导本土化经验及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本土化论文,青少年论文,启示论文,生涯论文,经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43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780(2011)04-0035-05
新中国自成立以来就十分重视发展教育事业，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努力，教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由于人口众多、地区经济、文化发展极不平衡，内地的“教育总体水平还是比较落后”[1]，特别是在生涯辅导方面，更是非常欠缺。而我国台港地区在推行青少年生涯辅导方面却走在全国前列，积累了不少本土化经验，值得内地借鉴。
一、台湾地区青少年生涯辅导本土化发展路径及启示
(一)启蒙阶段经验：建立本土化推行模式，从初中“向上推进”和“向下延伸”
我国台湾地区青少年生涯辅导受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影响很大。其“血缘”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初大陆的“职业指导运动”。1933年，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各省市县教育行政机关暨中小学施行升学及职业指导办法大纲》[2]，至此，职业指导实践在官方指导下全面展开，并扩大到升学领域。此后，由于历史原因，处于萌芽期的辅导运动即告夭折。1950年，台湾当局在当地陆续推行各种教育改革办法，在教育方面进行了多次革新并取得了相当的成效。这为台湾青少年生涯辅导的兴起奠定了较好的基础。1965年，台湾“教育部”在联合国文教组织专家的协助下，设计职业辅导计划，编印相关的辅导丛书。1972年，台湾《中学指导活动课程标准》正式颁布。同年开始，台湾的学校青少年生涯辅导工作确定了“从初中向上推进和向下延伸”的策略，即由初中切入，向上推进至高中、高职、大专院校，向下延伸至小学，生涯辅导活动教育贯穿全程。
(二)推广阶段教训：从实际出发引进国外理念，切忌盲目照搬
1991年台湾“教育部”开始推行“辅导工作六年计划”[3](1992年度起实施六年，18项子计划共投资经费达新台币85.95亿元)，目的是“减少青少年问题行为，培养‘国民’正确的人生观，促进身心健康，增益社会祥和”。“教育部”邀集学者专家、“各层级行政人员”、“国中”校长、辅导室主任、导师代表、职训及就业辅导机构人员、厂商代表等共同研议具体有效生涯辅导措施。逐级办理研习活动，层层推进。虽然“辅导工作六年计划”在执行过程中存在种种问题，譬如“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情况，但是，各项子计划的执行在客观上对于台湾的青少年生涯辅导工作来说，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1997年台湾当局因应民间教改团体的要求，大张旗鼓地启动教育改革(“加强生涯辅导，提供多元进路”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改革的初衷是美好的：升学主义让台湾青少年缺乏生活适应能力，身心灵受到摧残，改革强调多元价值，带好每位学生，回归教育本质，落实学校本位教育。过程应当反思，主要问题是政策规划与执行的落差大(过度理想化而忽略社会现实环境及民众接受程度；对于基层意见未充分沟通：缺乏完善的配套措施等)。结果让人不能乐观：台湾教育界人士批评称，十年教改的结局是“‘政府’不负责、老师不支持、家长不安心、学生不快乐”和“毕业没出路”的“四不一没有”的社会乱象，过半数教师认为改革失败。
与“新教育改革运动”差不多同步进行的是台湾“教育部”1997年核定执行的“青少年辅导计划”。该计划的目标是“结合整体辅导资源，落实辅导工作，以促进学生自由、适性的发展，陶冶现代社会适应能力”。“青少年辅导计划”是“辅导工作六年计划”的延续计划。在对“教改”批评不断的同时，“青少年辅导计划”也受到质疑，有专家认为：由于执行不彻底，部分重要工作层面，如辅导网络、专业人员证照制度及全面辅导法令体制的建立等“辅导工作六年计划”中未完成而亟待第二期计划予以继续完成的事项，在青少年辅导计划执行期间仍未取得实质性的成果。至于该计划中所体现的某些盲目照搬国外的“新理念”，执行起则更多地还是流于形式。[4]
(三)逐步成熟阶段启示：提升辅导员从业素质是生涯辅导重中之重
据我国教育部2010年12月公布的《2009年教育统计数据》显示，我国高等学校专任教师、聘请校外教师学历情况如下：博士13.0％；硕士32.7％；本科52.1％；专科及以下2.1％；普通高中专任教师学历情况：研究生2.8％，本科90.8％，专科6.3％，高中及高中以下0.1％；小学专任教师学历情况：研究生低于0.1％，本科19.7％，专科55.0％，高中24.6％，高中以下0.6％。与内地以上情况比较，台湾从小学到大学教师整体学历层次相对较高，为生涯辅导员选拔及生涯辅导继续前行夯实了基础。据台湾“教育部”统计[5]，台湾地区2009年具有研究生学历的小学教师比率已经达到25.8％，初中教师26.1％，私立高职教师40.0％，公立高职教师47.4％，私立高中教师40.7％，公立高中教师46.1％；具有博士学位公立大学教师的比率为82.4％，私立大学教师59.5％，公立高等专科学校教师46.3％，私立高等专科学校教师18.1％，公立高等技术专科学校教师71.8％，私立高等技术专科学校教师46.2％。学历水平是衡量师资情况的一个量化指标。学历高不代表能力就强，但不可否认的是，学历越高，从某一个程度上可以说在某些方面知识更为扎实全面。知识与能力的关系是不可分离的。前苏联心理学家鲁宾斯认为，任何能力的发展都是以知识为手段，以螺旋式的运动形态完成的。从这个角度来说，笔者认为，拥有生涯辅导相关专业的学历越高，相关专业知识增多会让生涯辅导的能力相应提高。
经过台湾当局几十年的由上往下推动，在学校进行生涯辅导已经逐渐发展成一种教育制度。台湾教育部门对辅导人员的培训内容与要求、培训机构、课程设置、学分要求、任用资格与条件等都有了明确的规定。
台湾地区各级学校依照法令，均设有辅导组织及专职辅导工作人员。不过各个学校辅导组织的形式是由学校决策层对辅导工作的认识、学校硬件条件及学生总人数而决定的。因此，不同地域、校园文化、规模的学校，其生涯辅导组织的类型各不相同(见表1)。不过，业务项目却是大同小异(见表2)。
台湾对辅导人员的培育起步早，投入大。早在20世纪50年代，台湾地区就开始选送教育行政人员赴美国进修生涯辅导相关的理论与实务，大批的台湾辅导工作者拥有美国的学历。现在活跃在各高校的生涯辅导工作人员很多都接受过海外生涯辅导相关课程的训练。台湾、彰化和高雄三所师范大学辅导相关科系极力培育高中辅导师资。各种专业团队经常提供各种培训等。尽管如此，台湾中学实施生涯辅导实务上还是出现了一些困境，尤其是基础教育阶段问题较为集中：初中阶段缺乏生涯辅导的专业而充足的人力，因此无法开设完整的生涯辅导课程；高中、高职阶段专任辅导教师负荷过重，身兼数职：行政事务、辅导事务、教学事务等，无余力有效执行生涯辅导之相关业务。台北市立丽山高级中学辅导教师陈惠雯博士指出，“辅导室因专业能力不彰，在校园里未受认可，首先面临裁并的命运。辅导教师在校园里的地位岌岌可危。”[6]不过，问题与成绩同行。随着“本土化”不断推进，台湾青少年生涯辅导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完善，逐步走向成熟。
一衣带水，一脉相承。两岸炎黄子孙对社会、家庭、教育的重视是一样的。台湾和内地教育发展所走过的历程以及当前教育所面临问题有很多相似之处。内地可借鉴台湾在推动生涯辅导过程中的经验有：一是将国外的教育理念引进教育教学实践不能过于躁进。不立足于国情和校情生搬硬套，其结果难逃因“水土不服”而导致“橘逾淮为枳”的“移植病”。二是需建立一套完整的评价体系来破除教育体制中的平庸主义现象。台湾教育从基层的中小学到高等教育，平庸主义积弊难除：表现良好的优秀教师未必获得恰当奖励，表现不佳的、不能胜任的教师也没有给予应有的惩罚，由此而产生的负面效应不可低估。总之，参照台湾青少年生涯辅导本土化发展路径，思考内地实施青少年生涯辅导的具体措施是颇有必要的。
二、香港地区青少年生涯辅导本土化现状及启示
香港教育发展经历了中国传统文化教育、英国殖民教育、港英的资本主义教育、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公民教育等历史时期，形成了一个带有殖民色彩、中西文化融合、以人才需求为主导、与社会经济发展密切结合的具有多元、多层次、普及化、实用性等特色的大教育体系。[7]青少年生涯辅导在香港地区，九七回归前大体上是英国模式，之后开始本土化尝试。
香港在小学阶段就开始实施生涯辅导，如初步认识社会中的职业，中学则开始接受正规的生涯辅导和训练，如从2005年开始，香港职业训练局通过不同途径推行及参与职业导向课程建设：“学校伙伴试点计划”和“职业英语试点计划”等，为中学生提供多元化训练，提升他们的学习兴趣，为他们将来升学及就业作更充分的准备。香港的中学里一般都会有专业辅导教师，他们注重学习应用，以经历、应用及实践来启发学生的潜能及兴趣。
在西方教育思想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合力下，香港高校都在推行全人教育。他们认为，推展全人教育、训练全人格的学生，才是一流学府追求的目标。学生生涯辅导工作紧紧围绕“全人发展”的理想而开展生动、活泼的教育活动。生涯辅导工作因各大学的体制、文化、背景和育人目标不同，在工作方向、内容和方法等方面各有侧重。机构设置有附属学生事务部门和独立设立两种，与心理辅导的关系上是既有合作又有分工。总体上来讲，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前提：以学生为本
香港高校生涯辅导正视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中学阶段学生常常以能否考进大学来衡量自己学业的成败，学校也以提高学习成绩作为教学重点，不可避免地会忽视培养其他对将来生活、工作及终身学习极为重要的态度和能力。因此，每个学生都可能具有不同的能力和需要。生涯辅导的责任是，在尊重学生不同的需要和个性的基础上，以“发展性辅导”为目标，即让每一个学生都有发展的机会，帮助他们充分发展潜能。
(二)模式：现代、主动、灵活
在过去的数十年间，香港高校的生涯辅导模式经历了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也因此带动了辅导内容和方法的更新。生涯辅导工作已经上升到注重理论、研究、调查相结合的专业化服务。其理论基础除了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等传统学科外，还积极引进了现代工商管理和市场学的概念，在理念创新和辅导策划过程中寻找突破。他们在接纳欧美学校“服务、支持、咨询”等辅导模式的基础上，根据青少年心理特点演化出“主动式”生涯辅导。各高校工作人员走出办公室，将服务向外拓展，把相关信息带到人群中；主动接触有需要的学生，邀请有需要的同学直接和他们联系。生涯辅导有较简单直接的，也有深入而牵涉广泛的，生涯辅导员既可以从受助者的客观条件入手，也可以从受助者的主观兴趣或愿望来启发受助者的思维。在简单直接的生涯辅导中，受助者最普遍的需要是职业资讯。在这方面，香港高校有八大资助院校组成的“联校就业资料库”。这一信息平台除了提供信息，还可以统计各种职位的类别，以便使用者掌握就业市场的形势。在较深入的辅导中，辅导员常运用一些专业量表进行测试，以提供更具权威性的指引。
(三)内容：全面、丰富、细致
香港高校生涯辅导的内容既覆盖帕森斯职业辅导的“认识自我”、“认识职业”、“人职相互匹配”三个基本点，还将求职技能、人际技能、沟通能力、学习技能、领导能力、情绪管理、逆商管理、时间与金钱管理等纳入辅导范畴。全面的内容还采用了丰富多彩的方式来推广：辅导员经常根据内容不同来选择不同的方式，以求达到更理想的效果。譬如讲座适合推广参与者身心投入度较低的内容；工作坊边讲解边练习，适合理念的传播和技能演练；团体辅导适合个体和团体共同成长的内容(成长辅导)；补救性辅导一般采用个别辅导方式进行等。香港是个中西文化交汇的国际化城市，有些院校在内容推广时不但会考虑不同的院系和专业，甚至还会配合青年文化以增加吸引力，尽显细致和创意。如香港大学在暑假密集安排“领袖展能训练”、“朋辈辅导训练”、“敏锐性训练”、“口才训练”等；香港中文大学“仿真职前工作坊”及其它；香港科技大学“卓贤汇”、“卓贤行”、“祖国职情计划”、“乘风航”等；香港城市大学“成功在我手”项目、“事业安全伞”课程等。
香港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率高，且大都能找到较合适的工作，基本上没有“毕业即失业”现象。例如，香港中文大学的本科毕业生中，80％以上的人在两个月之内就正式就业。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事务处就业辅导组的调查表明，这些毕业生对自己的职务相当满意的占一半以上，大致满意的占三分之一以上。而在我国内地，据调查[8]，高校毕业生在几个月之内能胜任工作的只有10％，能在一年内胜任工作的只占13％，在1-2年内才能胜任工作的却占72％，还有一些长期不能胜任工作。
香港地区青少年生涯辅导给内地的启示是：目前内地的就业指导普遍集中在政策宣传、发布求职信息等简单的层面上，离真正意义上的生涯辅导还有相当大的距离。真正意义上的生涯辅导在内地还是一项“新生事物”，但是在香港，青少年生涯辅导已经展现出了广阔的发展前景，它的作用必定会在未来的教育中越来越受到重视。现阶段我们无法脱离客观实际地直接模仿香港模式。务实的做法是：突破生涯辅导员专职化的瓶颈，充分整合资源培养专业队伍，不断充实“生涯辅导”的内容和方法，根据社会和市场的变化，创造性地开发出各种适当的工作模式。当然，香港生涯辅导也有不少局限性[9]，主要表现在“缺乏主流的价值导向”、“辅导模式基本上是西方式”、“与社会教育尚缺乏有机地结合”、“香港高校教师‘教书育人’作用强调得不够”、“深入研究不足”等。
三、结语
我国台港地区在反思和批判教育工具化、空洞化基础上，吸收西方新思想和反观中国传统文化，为实施青少年生涯辅导本土化做出了很多的努力，也取得较好的成绩。港台生涯辅导的实施经验启示我们：生涯辅导本土化并非一朝一夕能够完成。既要加强政府的推动，也要借重市场的力量；既要顺应国际大势、学习先进理念及做法，也要考虑现实的国情。每一种体制都是其经济、社会制度的综合反映，都有其合理的地方，也都有不尽人意之处。扬长避短、发展创新是我们的基本原则。2000年，内地开始启动了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快车，国民文化素质整体得到较大的提升。不过，由“精英”变为“大众”，转折过程中的大学生承受着巨大心理压力。在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笔者的建议是，因为大学毕业生是人才资源中较高层次的一类，其就业过程是社会高层人力资源配置过程中最初始、最重要的一环，生涯辅导内涵很丰富，但其核心内容无疑是“职业辅导”，所以我们当以高校学生生涯辅导全程化为基点，推行“前移式辅导”，激励高校积极主动与中学进行对接，加强新生入学前的辅导和咨询，尽量加强大学毕业生的“后延式辅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