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归去来辞》与韩国汉文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文论文,韩国论文,陶渊明论文,归去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韩国文学史上，陶渊明有其不凡的影响力。其《归去来辞》从主题到谴词、从内容到形式，引来海东文人的高度赞评和多方面的拟效取则。关于陶渊明与海东文坛的关系，虽已有若干专论专著问世，但似仅限于陶渊明与某一朝代的断代研究，如朴美子《韩国高丽における“陶渊明”观》(东京：白帝社，2000年版)，以及《归去来辞》被韩国时调与歌辞摘引化用的情形，如金周淳《〈归去来辞〉对朝鲜诗歌之影响》(载《辞赋文学论集》，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毕竟汉文与汉诗创作更是古代海东文人的才学所萃，因此，《归去来辞》与韩国汉文学的关系，值得作一通盘考察。
一
正如梁代钟嵘所铨评的那样，陶渊明不愧是“古今隐逸诗人之宗”(《诗品》卷中)。陶渊明对隐逸的倾心，尤能在“归”、“返”、“还”等动作的表述上显其意蕴，如《归园田居五首》其一曰：“开荒南野际，守拙归田园。……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1](P40)“翼翼归鸟”的飞行方向也常被他赋予一种人生的“真意”。当然，这种不同凡俗的人生取径最能在其《归去来兮辞》之篇得到凝练的体现[1](P159)，以至于这篇作品及其创作本身常被视为陶渊明精神祈向的一种标志。唐人直接或间接咏到陶渊明的不少诗句已可证明这一点：
王维《奉送六舅归陆浑》：酌醴赋《归来》，共知陶令贤。[2](P1245)
李白《对酒醉题屈突明府厅》：陶令八十日，长歌《归去来》。[2](P1853)
岑参《下外江舟怀终南旧居》：岩壑归去来，公卿是何物。[2](P2044)
高适《封丘作》：转忆陶潜归去来。[2](P2220)
孟郊《长安羁旅行》：潜歌《归去来》，事外风景真。[2](P4177)
白居易《效陶潜体诗十六首》之十二：吾闻浔阳郡，昔有陶徵君，……口吟《归去来》，头戴漉酒巾，……我从老大来，窃慕其为人，其他不可及，且效醉昏昏。[2](P4673)
汪遵《彭泽》：栽成五柳吟《归去》，漉酒巾边伴菊闲。[2](P6954)
方干《送永嘉王令之任二首》之一：前贤未必全堪学，莫读当时《归去》篇。[2](P7480)
唐彦谦《游南明山》：长啸出烟萝，扬鞭赋《归去》。[2](P7679)
《归去来兮辞》，或题作《归去来辞》，在诗句中常被简称为《归去》或《归去来》。如题所示，这种意味着脱俗归真的取径因具典范性，所以“赋《归去》”也成为一种陶渊明式的人生方向的象征。在上引的诗句中，唯有方干是以否定的语调提到《归去》篇的，但即使如此，仍可感到陶渊明的“归去”与劝人任官的世情是对立的。
在《归去来辞》的流传史上，北宋苏轼对它的爱赏非同一般，不仅作了《和陶归去来兮辞》，还作了《归去来集字十首》，用这两种别出心裁的方式表达对陶渊明原作之美的继承与光大，在当代及后世引来了不少的步趋者，从而强化了陶渊明作为人格范式与文学范式的意义。海东作家李民宬《和归去来辞序》认为：“陶渊明《归去来辞》，千古绝唱，无拟作者，惟东坡和之，南迁时所作。以今观之，用事太工，去陶远甚，然岂易言哉。”[3](P372)这里一方面指出，后世对陶渊明《归去来兮辞》的依韵效体是以苏轼发端的。事实上苏轼本人对这种样式的创发性早就当仁不让了，在致弟苏辙的信中曾说：“古之诗人，有拟古之作矣，未有追和古人者也。追和古人，则始于东坡。”[4](P1882)①另一方面，苏轼在依韵效体的过程中，也必然融入其创造个性，从而显出与原作的差异。从接近陶渊明的意义上说，这种距离似乎是无奈的，但从创作空间的增大而言，又未尝不预示着自由表现的娱悦。也许出于这种复杂性的考虑，李民宬甚感“岂易言哉”。
其实，苏轼对如何学陶是有其艺术匠心的。他深知，“陶渊明意不在诗，诗以寄其意耳。”(晁补之《题陶渊明诗后》引，《鸡肋集》卷三十三)那么，陶诗的妙趣，就“未可于文字语句间求之”(何汶《竹庄诗话》卷四引)。应该说，和韵的创作体式本身较易导致“于文字语句间求之”，但如果创作主体能发扬自然率性的本色，则多少可以弥补创作过程中字揣句摹的人为之失。苏轼的步和《归去来兮辞》，就生动地提供了这方面的启示。
据其《和陶归去来兮辞引》称：“子瞻谪居昌化，追和渊明《归去来辞》，盖以无何有之乡为家，虽在海外，未尝不归云尔。”[4](P2560)苏轼赋予“归”以一种独特的人生背景和心理历程。谪居地本来是一种异化的环境，苏轼却用庄子的“无何有之乡”的观念将其消解，甚至把自己的迁谪也忘怀了：“我初无行亦无留”，从而获得精神的安顿，故虽身在荒蛮偏远的儋州，“未尝不归云尔”。苏轼以其独具的方式，获得了与陶渊明“归去来”精神的默契。
二
在韩国汉文学的历史上，陶渊明的《归去来辞》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形式上看，韩国汉文学家主要通过三种途径来表达其仰慕效法之情。
(一)采用集字作诗的方式
这种方式是来自苏轼，如蔡寿的《次东坡用归去来集字诗》，题目即已表明取法东坡。东坡《归去来集字十首引》曰：“予喜读渊明《归去来辞》。因集其字为十诗，令儿曹诵之，号《归去来集字》云。”[4](P2356)集字成诗基于对原作的极度爱赏，也必然表现为对原作神韵意态的仿效，如东坡此诗其二曰：“涉世恨形役，告休成老夫。良欣就归路，不复向迷途。”王文诰评曰：“此四句，浑然无迹，深得《归去来》意。”[4](P2357)由于蔡寿是次东坡集字诗韵，所以也作了十首，且每首都是同样的五言律诗[5](P409)。郑希良《戏集归去来辞效东坡》，因无次韵之限，则作了五首[6]。李廷馣 (1541-1600)不仅作有《昔东坡集渊明归去来辞字作诗十首余于田园暇日复效其体作十三首》[7](P283)，效法东坡集字诗体，在题旨上也化用了东坡对“归去来”的阐释：“世事非吾事，何乡不我乡。”(其九)对东坡《和陶归去来兮辞引》“虽在海外，未尝不归云尔”之意作出了一种诗意的引申；而且作有《效渊明归去辞咏词中云鸟松菊四绝》，这种形式比集字诗更为灵便，效法陶渊明《归去来辞》的风调，写成四首五言体的咏物绝句曰：
出岫知何向，行天不可寻。世人常役役，来往自无心。(云)
春来常自乐，日西相与还。诗人观物化，云木翳松关。(鸟)
孤松生绝壑，老柯入云深。春光几时尽，清风无古今。(松)
何恨三迳荒，庭前有时菊。游人携酒来，不必悲孤独。(菊)[7](P251)
陶渊明原作有“三径就荒，松菊犹存”、“云无心以出岫”等意象，为其立意所本。
赵纬韩(1567-1649)有《集归去来辞字二首》，不同于东坡集字诗之体，却是七言近体，如其一曰：“怀归三载愿无成，欲往衡门不得行。已向南柯悲世路，独瞻西日感人生。孤云出壑亦何事，倦鸟入松还有情。去就关心吾老矣，自持琴酒乐时清。”[8](P274)七言较之五言，实词的需用量增大，此诗在集字构词方面，也不失精巧，如首句的“三载”一词，取自原作“三迳就荒”和“载欣载奔”；次句的“衡门”一词，取自“乃瞻衡宇”和“门虽设而常关”；颔联的“南柯”一词，取自“倚南窗以寄傲，眄庭柯以怡颜”，与取自“将有事于西畴”和“园日涉以成趣”的“西日”一词，意偶声谐，堪称“言对为美”(借用《文心·丽辞》语)。
集《归去来辞》字为诗，而在数量上最为可观的，大概要算李安讷(1571-1637)了。他的诗文集《东岳集》卷二十四专收集字体，可见对这种体裁的兴趣之浓。他集《归去来辞》字而有五言古诗三十六首、五言近体四首、七言近体六首。如五言古诗三十六首之一曰：“归去复归去，可去何可留。贵者吾不贵，富兮非我求。来时未有乐，去日亦奚忧。啸傲天宇内，云行泉自流。”[9](P480)颇似陶诗质直省净的一面。五言近体四首之一曰：“田园与世绝，景物自天成。云径登登远，松关事事清。向来知有命，今日悟无生。农老时相引，壶樽酒亦盈。”[9](P482)则稍含陶诗风华清靡的一面，当然，颈联关于“命”与“无生”的笃信意识是陶诗中所罕言的。七言近体六首之六曰：“东园风景可登临，径入松云远自寻。虽有前生何与我，始知来日亦犹今。乘春行乐非关酒，向老情怀独寓琴。清时告休归已得，绝无人事复经心。”[9](P483)颔联意在肯定当今的选择，令人联想到陶渊明原作“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而对时间的三个向度之间的关系的表述，则自有其新颖和凝炼处。总的来看，他的六首七言近体，笔致显得稚拙一些。
那么，在如上的集字体中，律诗如何组词造句达意，既不害声偶技巧，又善言己志，就显得相对困难一些。李敏求(1589-1670)《吕子久归去来辞集字律诗三十首跋》一文，对这种创作实践上的问题，在理论上有所总结，富于一定的指导意义。文中提到：“宋人尝言士大夫不可一日不识菜根，余亦尝谓士大夫不可一日不读《归去来辞》。盖以内外之辨明，然后其自顾也重。其自顾也重，然后能休官也轻。能休官也轻，则千驷万锺不足以撄吾中，而进退去就绰然有余裕哉。”[10](P315)对陶渊明《归去来辞》的道德教育功效推崇备至。文中接着称赞吕子久的集字律诗“声气谐和，造诣冲远，且其用字稳妥，一出自机杼，成如自然，所以李敏求指出写作此体的关键是：“要之语不拘于字，意不拘于辞，是为难耳。”在古来众多的集陶诗中，赵锡胤有一首五言律诗，题为《用陶靖节归去来辞集字咏怀》[11](P292)。如此标明作诗归趣在于“咏怀”的诗题并不多见，因而也值得一提。
(二)以诗体表达读后感
韩国汉文学家还往往通过以诗发论的形式，表达对陶渊明《归去来辞》的看法，常见的诗题为“读《归去来辞》”，如李穑、元天锡、徐居正、李承召、金麟厚均有此题之诗。当然，像赵昱《夜坐诵陶赋有感二首》这样的题目[12](P174)，也是抒发对《归去来辞》的感想。
另外，因“渊明归来”成为绘画中的一个重要题材，不少诗人以题画诗的形式加以赞评，如徐居正《渊明归去图》、金澍《题屏·渊明归去来》、白光勋《渊明归来图》、洪可臣《画渊明归去来于其壁题其旁》、李好闵《题渊明归去来图》等诗，虽不是直接评论《归去来辞》，但其间的关联还是显然的。
基于个人的思想素养，论者往往从《归去来辞》中读出不同的感受，其中甚至出现了对陶渊明的批评之音。高丽后期重要的儒学思想家李穑(1328-1396)的《读归去来辞》，就相当耐人寻味：
乐夫天命复奚疑，此老悠然归去时。一点何曾恨枯槁，我今三叹杜陵诗。
乾坤荡荡山河改，门巷寥寥日月迟。长啸白头吾已矣，闭门空读《去来辞》。[13](P336)
诗的首句径用《归去来辞》的末句，足以表现陶渊明“归去时”的情感基调是“悠然”的。但是，李穑却读出了他不辞枯槁的“一点”苦心，并将之与杜甫眷念现实的精神汇注为一体。这一着眼点是颇为奇特的。杜甫在《春望》中咏道：“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又在《冬日有怀李白》中叙述自己的生活景况是：“短褐风霜入，还丹日月迟。”所谓“还丹”，是道教的一种长生药品，对杜甫而言，炼丹这种在经济上和精神上都很奢求的事情是极为遥远的。在李穑看来，杜甫对国家的命运缱绻不已，而对个体的养性之乐置之不顾。“乾坤荡荡山河改，门巷寥寥日月迟”，这一联的自咏，让我们看到处在国家多难之秋的李穑已经是以杜甫自比了。毕竟陶渊明有很多的“悠然”，而李穑却执意地“闭门空读《去来辞》”，着一“空”字，使人感到他撇开了这份“悠然”，以此表现自己甘愿为国憔悴枯槁的情怀。
渊明的“归来”，毕竟有一份脱却尘俗、回归淳真之乐，李穑却将之与忧世的杜甫并提，用心是显然的。在一首题为《渊明》的诗中，他勾勒出的渊明的形象是：“渊明天地阔无涯，弄月吟风气自华。一点苦心磨不尽，归来何处是吾家。”[13](P306)他不断强调“一点苦心”，并且把渊明的“归来”之乐也涤除了。正因为作者以儒者齐家治国的理念为归，所以渊明式的“归来”也被他染上了惆怅万端的情调。
高丽末期以隐居著书为生涯的元天锡(1330-?)，在生活方式上实现了其《自咏》诗所言“归来适意希元亮”[14](P131)之志，作为丽末“三隐”之一而享有清誉。他写的《读归去来辞》一诗，可称是一篇隐士宣言：
百年钟鼎一鸿毛，早赋归来我爱陶。涉日游观问前路，有时舒啸上东皋。
短筇到处山横障，小艇乘来水半篙。若把闲忙论得失，青云莫及白云高。[14](P190)
抒发闲适之乐，肯定归隐本身的价值。出于这份“爱陶”之心，他还写了《节归去来辞》，即依陶渊明《归去来辞》的大意，咏成七律一首：“归去来兮适所求，琴书之乐实消忧。倚窗寄傲论非是，扶树盘桓任去留。或事耘耔而植杖，还将赋咏亦乘舟。乐天知命奚疑虑，千古遗风
绝俦。”[14](P190)这种节取其意的写作方式，表明作者对陶渊明归隐的生活方式，有一种强烈的认同感。当然，末句“千古遗风绝俦”，显然属于赞扬渊明的评价之语。
徐居正与李承召的诗作，虽然不像李穑那样将渊明儒者化，但也都相当地着眼于渊明的忠正之心。徐居正七绝体的《读归去辞》曰：“肯把长腰折督邮，特书甲子晋春秋。平生出处将谁友，不是留侯是武侯。”[15](P84)结句将渊明与诸葛亮相比拟，这种评价也具有积极用世的意味。李承召以七律写了《读归去来辞》：“休官即日赋来归，怕见人间足骇机。怅望唐虞今已远，喜他松菊老堪依。六朝文物浮云改，万古贞心白日辉。试向前人求仿佛，商颜芝与首阳薇。”[16](P389)在这里，渊明作为一种人文象征，反而更具有励志之效。
由于海东儒学传统深厚，特别是随着程朱理学的传入，一些归宗程朱的理学家尤其乐于阐发渊明义法严明的一面。如朝鲜中期的金麟厚(1510-1560)，写有两首长篇七古《读归去来辞》，其结构均为先推衍渊明原作之意，描写归隐之潇洒，然后笔锋一转，表彰渊明不忘现实的忠愤义节。如一首写到“休休万物共自得，委心去留夫何依，登临啸咏兴尽回，乐天知命世所稀。”这已是《归去来辞》的结意所在了①，但接着又有如下数句：“毕竟山河属寄奴，卓卓政尔知先机，北窗尚存晋日月，义节不减西山薇。分明三复荆轲咏，感叹千古空嘘唏。”[17](P71)另一首结尾也是此意：“沾衣慷慨更何意，我独为君哀泪潸。《归来》一篇耀后世，抚卷三叹眉空攒。”[17](P78)应该说，“义节”、“忠愤”不是《归去来辞》的主旨所在，金麟厚读此篇时的“攒眉”“嘘唏”之状，说明他更为关注“忠”、“义”等儒家的道德标准。
(三)依其韵而赓和之
在韩国汉文学史上，第一位步和《归去来辞》之韵的，是高丽中期的李仁老(1152-1220)①。其《和归去来辞》被徐居正选入《东文选》，因而对后世的同题创作影响较大。李仁老倾慕陶潜之为人，其《卧陶轩记》曾自叹有多处不及潜，其中就包括：“潜在郡八十日，即赋《归去来》，乃曰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解印便去；而仆从宦三十年，低徊郎署，须发尽白，尚为龌龊樊笼中物。”[18](P446)尽管经历不同，但李仁老向往于精神上的“归去来”，因而其《和归去来辞》曰：“陶潜昔归吾亦归。”[18](P1)应该稍加分辨的是，“陶潜昔归”是付诸行动的，因而其《归去来辞》写归田与耘耔时的欣悦是具体可感的，篇中直接用到“欣”、“怡”、“悦”等字眼的句子就不在少数，如“乃瞻衡宇，载欣载奔”、“眄庭柯以怡颜”、“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作为这种情绪的折射，“木欣欣以向荣”，田园风物也是怡人的，于是，篇末“乐夫天命”的理念也因通篇乐归之情的融贯，而具有一种活泼泼的人格力量。李仁老的“吾亦归”则缺乏乐归的现实感，虽然有一处提到“身将老于菟裘，乐不减于商颜”，试图从孔门乐道精神上获得支持，但较为抽象。由于他要从自己的境况中实现“在所寓以皆安”，因此他更多地借用道家哲学，试图在拘限的现实中获得精神的超脱：
鹏万里而奚适，鹪一枝而尚宽。……问老聃之所游，用必期于无用，求不过于无求。化蝶翅而犹悦，续凫足则可忧，阅虚白于幽室，种灵丹于良畴。
《庄子·逍遥游》言鹏“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蜩与学鸠“决起而飞，抢枋榆而止”。大鸟高飞是由其不得不然的性分所导致，不是一种非分的营求，故李仁老从其“奚适”即无目的性中，对大鹏的逍遥作出了阐释。那么，小鸟巢枝也因其适性而完全可以快然自足。“化蝶翅”、“阅虚白”亦出自《庄子》，这里几乎是将老庄哲理加以韵文化了。所以，与陶渊明的原作相较，李仁老的和韵之作没有开拓什么生活画面，却强化了文章的说理意味。
通观后世各家的和韵之作，仍可发现李仁老《和归去来辞》的意旨具有相当的代表性。首先是仰慕渊明之情溢于言表，“陶潜昔归吾亦归”，表明追踪渊明的意志是十分坚定的。成俔《次归去来辞》亦曰：“醉踞石于林麓，清濯缨于溪流。”[19](P428)这是因为渊明在其归田后的生涯中，“尝往庐山，(江州刺史王)弘命渊明故人庞通之赍酒具于半道栗里之间邀之。渊明有脚疾，使一门生二儿舁篮舆。既至，欣然便共饮酌”(萧统《陶渊明传》)。山间有大石，相传为渊明醉卧处。成俔用醉石的典故来表示对渊明之风的神往。申光汉《和归去来辞》曰：“列往则以自靖兮，渊明在前勿复疑。”[20](P238)申钦《和归去来辞(前稿)》曰：“后元亮盖千祀，托神交而不疑。”[21](P314)②俞棨《次陶归去来辞》曰：“怀哉五柳子，千载我心期。送浮荣于尘垢，寄生涯于耕耔。溯旷世而执袂，挹遗编而和诗。同真遇于朝暮，古人先获余何疑。”[22](P7)都以陶渊明作为人生的楷模。
其次是或多或少地从孔门乐道精神上获得价值观上的支持。在陶渊明的原作中，其“善万物之得时”、“富贵非吾愿”的仁心与清操，可以与孔子的某些言论相呼应，但并没有对儒家教义作直接引证。而在海东诸多次韵之作中，很容易看到孔门教义或故事成有义理的一个源泉。李仁老的“乐不减于商颜”，是从子夏和颜渊安贫乐道的人生境界中得到鼓舞。关于子夏，《荀子·大略》载其“家贫，衣若县鹑。人曰：‘子何不仕?’曰：‘诸侯之骄我者，吾不为臣；大夫之骄我者，吾不复见。……’”《韩非子·喻老》载曾子问子夏由瘦而胖的原因，子夏回答曰：“吾入见先王之义则荣之，出见富贵之乐又荣之，两者战于胸中，未知胜负，故止臞，今先王之义胜，故肥。”可见他是能从道义出发而安于贫贱的。关于颜渊，《论语·雍也》篇载孔子赞赏他“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朱子《集注》引程子曰：“颜子之乐，非乐箪瓢陋巷也，不以贫窭累其心而改其所乐也，故夫子称其贤。”又曰：“昔受学于周茂叔，每令寻仲尼颜子乐处，所乐何事?”[23](P87)周敦颐教程子寻“孔颜乐处”，这成为宋儒在精神修养上一种深微的功夫。由于理学在海东的影响力颇为深入人心，《归去来辞》的不少次韵之作都用“孔颜乐处”来提升恬退生活的道德品味。如成俔《次归去来辞》：“咏考槃而在磵，居陋巷而希颜。”申光汉《和归去来辞》：“寻陋巷之颜回，学东家之孔丘。非箪瓢之可慕兮，乐一理之同流。”金玏《次归去来辞》：“箪瓢虽空，至乐犹存。……消甲子于闲中，伴鱼鸟而忘忧。……诵肥遁于羲易，歌考槃于卫诗。”[24](P52)郑经世《次归去来辞》：“不改乐于陋巷，非敢庶乎晞颜。……勤夙夜以毋忝，遵明训于雅诗。固至乐之在是，朝闻夕死又何疑。”[25](P19)当然，如此引据儒家之义以言志，又难免流于概念化的因袭。相较而言，李安讷《次归去来辞韵》曰：“啖民脂以自饫，岂余心之忍安。……得所归以勇往，固守吾志有何疑。[9](P496)将爱民之义与归田之愿关联起来，这种基于儒家观念的言志就颇为独特。
第三也是更突出的，是汲取老庄哲学以作为人生的指归。应该指出的是，相当多的作品在思想旨趣上既希慕儒家，又效法老庄，往往并行而不悖。例如上文所举到的成俔《次归去来辞》中又曰：“展鲲鹏之壮图，何蜩莺之足求。”申光汉《和归去来辞》中又曰：“保不材之无用兮。”申钦《和归去来辞(前稿)》曰：“乃税余驾，众妙之门。道非远人，目击而存。不材者全，岂愿牺樽。”李民宬《和归去来辞》曰：“夸父愚于竞步，景逾远而犹追。……希玄风于柱下，乐真常于祗桓。”[3](P373)申翊全《次陶渊明归去来辞》：“太上避世次避地，轨躅虽殊皆莫留。胡为乎营营若失之。”[26](P3)意象或观念源自老庄者颇为明显。返观陶渊明的原作，其思想旨归在于委运任化、混同自然，陈寅恪称之为“新自然说”[27](P202)。这种“新”，不但体现在理论内涵独具一格，而且其表述方式也重在一己体认，所以通篇很难找到老庄的现成意象或概念，这也是其作品富于个性和文学性的一个原因。如上所引，海东不少作家乐于引证《庄子》，虽可反映个人的思想素养，但难免辞趣一揆。当然，并非没有自具体认、别开生面的佳作。许筠(1569-1618)的《和陶元亮归去来辞(并引)》，就以独特的生活感，写出了对《庄子》的“适其适”、“逍遥”观的体认：
余拙于用世，肉食家食，俱不能善谋，至今半生，颠毛已种种矣。唯喜读书，扫一室架万卷而嬉于其中，则累囚迁逐，皆是乐国。不然而俗子与处，应胶扰不得展卷，则虽峻宇层楹，绮食华茵，犹械杻之在休，而身若入火宅焉。审若是，则摊帙挟策，槃愽羸于茅店之下，是我之故乡。而虽在流贬之中，鬼门关之外，未尝不归云尔。词曰：归去来兮，吾挟吾书唯所归。既居宠而非喜，孰罹辱之可悲。惟韦编之三绝，庶宣圣之攀追。咀道义而觌德，悟四十之蘧非。考往轨而饰躬，伫怀宝以褐衣。嗟用世之欠圆，屡触骇而昧微。谴罚亦悬，遂尔南奔，厄岂蚕室，途非鬼门，奚以随身，万卷尚存。挹其旨味，如酌卮尊。敞茅宇以向暄兮，列牙轴而开颜。潜吾身以研索兮，觉身心之便安。……欣愉愉而忌寝，如久客之得还。……归去来兮，请毕命于兹游。是百年之安宅，奚舍此而他求。……羌不出于吾庐，适其适而浮休。[28](P170)
许筠《三先生赞·陶元亮》曰：“彭泽不乐，赋《归来》篇。”[28](P258)无疑，陶渊明是以“归来”为乐。许筠从自己的性分和处境出发，“吾挟吾书唯所归”，尽管辱身于“累囚迁逐”之中，却能体悟到“皆是乐国”。可谓是写出了独特的“归来”之乐。
由于传统社会对男女社会角色的要求不同，辞官归隐的题材似乎是男性所专擅的。然而，据李圭景(1788-?)《诗家点灯》卷二“归去来辞唱和”条记载，海东有一位女子徐氏也写了一篇《次归去来辞》，起始曰：“归去来兮，雪满双鬓胡不归。平生解笑不解嚬，常欣欣兮奚归。”这位生性开朗的女性，随着阅世之深，体悟到恬退之乐：“我屋南湖，清流对门，烟波不尽，风月长存。壁上古桐，床头清樽。柏森森兮长年，松苍苍兮驻颜，心无机而梦静，道有光而身安。花径深而不扫，柳门辟而亦关。识机变而勇退，穷物体而静观。念在昔之远游，乐今日之始还。”结尾更让人感到这位贤良的夫人充满智慧：“朱颜半凋形神枯，胡为乎不自任所之。弄月而看云，朝暮岂有期。携儿孙而采药，教童仆而耘耔。泻万斛之幽怀，扫苔壁而题诗。与夫子而偕隐，双垂白发莫相疑。”李圭景甚为叹赏她的这份成就：“我东世家夫人徐氏，达城人，即承宣号足睡丰山洪公仁谟夫人也，有三子。……夫人能文章，精数学，有诗数十篇，附刻洪氏世稿中。次彭泽《归去来辞》，以夫人而有此，乃是创闻，虽中原女士无此作也。”[29](P67)
综观以上所论各项，可以看出渊明《归去来辞》与海东文坛结缘甚深。它在韩国汉文学史上引来的评论之多、嗣响之众，是陶渊明研究史的一个值得注目的分支。海东作家效法陶渊明，其文学实践中所蕴含的文化氛围与审美得失，也是颇具参照意义的。
①案：苏轼此信写于绍圣四年(1097)十二月十九日，尽管他的《和陶归去来兮辞》作于次年，但他前后对陶渊明的大规模的“追和”都可谓是有“始”作意的。参孔凡礼：《苏轼年谱》，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1282、1291页。
①《归去来兮辞》曰：“善万物之得时”，“曷不委心任去留”，“登东皋以舒啸”，“乐夫天命复奚疑”。
①李仁老通过何种汉籍而知晓陶渊明其人其文呢?朴美子指出：因《文选》传入海东而接触到陶渊明诗文的可能性更大。《旧唐书·东夷传》高丽条曰：子弟未婚之前，昼夜于此读书习射，其书有五经及《史记》、《汉书》、范晔《后汉书》、《三国志》、孙盛《晋阳秋》、《玉篇》、《字统》、《字林》。又有《文选》，尤爱重之。参见《韩国高丽における“陶渊明”观》，第77-78页。
②申钦作有一首时调，大意是说归田后与麋鹿为百年之友，这种友情要超过君恩。参金周淳《〈归去来辞〉对朝鲜诗歌之影响》(《辞赋文学论集》第723页)。可见他对渊明超尘脱俗之念别有神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