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和他的不白之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不白之冤论文,瞿秋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瞿秋白是我党牺牲得最惨烈的一位党的领袖，他的英名理应牢牢地镌刻在英雄纪念碑上。然而由于他就义前写的一篇文章，使他死后遭受了不白之冤。
瞿秋白早年曾以特派记者的身份赴苏联采访，并在莫斯科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是党内唯一曾3次见过列宁并聆听他演讲的人，又是《国际歌》的最早翻译者。1927年武汉“八七会议”后，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并成为党的主要负责人，主持中央工作。1931年1月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受到王明等人的无情打击，被解除中央领导职务。此后他忍辱负重，去上海从事左翼文艺运动，后又被召回到苏区瑞金。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开始撤离苏区。时任中央分局宣传部长的瞿秋白多次要求参加长征，但遭到博古的拒绝。这时的中央苏区正面临着国民党的疯狂进攻，对于身患肺病的瞿秋白而言，留下，几乎意味着死亡。中央分局决定将瞿秋白、何叔衡、邓子恢等转移出去。1935年2月11日瞿秋白一行离开瑞金前往福建汀州(即长汀)，准备从那里分道行动，瞿秋白将经潮汕去上海。2月24日他们行至闽西长汀县水口镇附近时，被国民党军队包围，突围时何叔衡中弹牺牲，瞿秋白被捕，邓子恢等得以逃脱。瞿秋白被押到驻扎长汀的国民党第36师师部。他声称自己是“医生”林琪祥，但不久被叛徒告密暴露身份。
瞿秋白曾借通报“病情”给在上海的爱人杨之华写信，暗示了自己的被捕。随即鲁迅、陈望道、杨之华等发起公开营救活动，中共中央也实施了营救，但均未成功。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在国民政府会议上当面向蒋介石求情，也遭到拒绝。蒋介石说：“瞿秋白是一个有影响的人物，最好还是让其自首投降。”遂电令驻福建长汀的第36师师长宋希濂劝降，瞿对宋说：“我不是顾顺章，我是瞿秋白。你认为他这样做是识时务，我情愿做一个不识时务笨拙的人，不愿做个出卖灵魂的识时务者！”见劝降不成，蒋介石于6月2日从武汉行营给国民党东路军总司令、驻闽绥靖公署主任、第11军军长蒋鼎文发去密电：“寒已发电悉。瞿秋白即在闽就地枪决，照相呈验。中正。”同时布置中央社和各大报发消息。但此令未立即执行，因为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陈立夫又指派特工总部行动科的王杰夫、陈建中从南京专程赶到长汀，使尽各种手段进行劝降。他们对瞿秋白说：不必发表反共声明和自首书，只要答应到南京政府下属机关去担任翻译即可。瞿秋白断然回答：“我青年时期已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无从改变。中国共产党的胜利，就是国家前途的光明。”6月14日，瞿秋白在他们来“辞行”时说：“劳了你们远道而来，几天来费尽心机和口舌。我的态度，昨天都谈得一清二楚，任何改变都是不可能的！”第二天这两人灰溜溜地返回了南京。陈立夫非常恼火，立即给在武汉的蒋介石发电报，说劝降为瞿所拒，瞿不可挽救，宜速对其处极刑。6月17日中午，蒋介石又直接给宋希濂发出电令：“着将瞿秋白就地处决，具报。”
历史将永远记住这一天：1935年6月18日。据当时天津《大公报》一篇署名“平”的《瞿秋白毕命记》报道说，上午8时，“记者为好奇心所驱使，趋前扣询，至其卧室，见瞿正大挥毫笔”，书写的是“眼底云烟过尽时，正我逍遥处”。这天瞿秋白就义前，先到该县中山公园中山亭留影，“全园为之寂静，鸟雀停息呻吟”；照完相，在国民党36师特务连100多名士兵刀枪环布之下，瞿秋白漫步走向两华里外的罗汉岭刑场。一路上，他泰然自若，手夹香烟，向沿途围观的百姓微笑告别。瞿秋白用俄语唱着自己翻译的《国际歌》，唱着《红军之歌》，喊着“共产主义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革命胜利万岁”等口号，从容不迫，面无惧色。到达刑场后，见备有“小菜四碟，美酒一瓮”，便邀一个监刑的军法处长对饮，彼不理会，就自斟自饮起来。这处长说：“如果杀尽了共产党，革命便可成功了。”瞿答：“共产党人是杀不尽的。没有共产党人，革命是不会成功的。”说完，他走到一块草坪上，面北盘膝安坐，向着行刑者点头微笑说：“此地甚好，开枪吧！”
碧血染红了草地……
宋希濂向上司发去电报：“瞿匪秋白已于本日上午十时遵令执行枪决。除将该匪照片及处理经过各情另外呈报外，谨先电闻。职宋希濂叩。”
同时贴出的布告曰：“……凡民国十六年以后，各地共匪之行动，悉由该匪瞿秋白唆使，以赣闽粤湘皖鄂豫川等省之生命财产，直接间接，受该匪之杀戮焚毁者，不可以数计，其罪大恶极，已不容诛。”(载1935年7月7日《福建民报》)
英雄的壮举震惊了世界。陈云、李立三、王明等发表文章，怀念这位中国共产党的英勇战士；共产国际及日、英、美、德等国家的共产党纷纷致电，悼念这位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正在乌克兰参加夏令营的瞿独伊，从国际儿童院的同学手中抢过了一张《真理报》，上面赫然登着父亲的一幅半身照片，再一看，竟是父亲瞿秋白在福建长汀牺牲的消息。她哭得休克过去，她不懂曾担任中共最高领导人的父亲为何牺牲，只知道她的“好爸爸从此没有了”。鲁迅先生得知他的“知己朋友”瞿秋白遇害的消息后，“木然呆坐，低头不语”。随后抱病编印了瞿秋白的译文集《海上述林》，他对冯雪峰说：“我把他的作品出版是一个纪念，也是一个抗议，一个示威。人给杀掉了，作品是不能杀掉的，也是杀不掉的。”
然而瞿秋白就义前写的《多余的话》却给他带来了麻烦。
在国民党看来，这篇《多余的话》乃是共产党“高干”的一份“反省书”，所以他们在报纸上给予积极地披露；而共产党方面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这篇东西是敌人“伪造的”。后来陆定一回忆说：“我在延安当中央宣传部长的时候，就从国统区的报刊中看到《多余的话》，说是瞿秋白在国民党监狱中写的遗书。我当时认为，秋白同志对革命是忠心耿耿的，他严词拒绝国民党的劝降。而这篇遗书情绪消沉，和秋白同志的精神、性格迥然不同，恐怕是国民党伪造的。”但据后来的调查证实，此文确系瞿秋白所写。
在这篇两万字的长文里，他回顾了自己参加革命的经历，毫无保留地诉说了曾经拥有的浪漫、热情、执著，而这一切又为苦闷、厌倦和自我否定所代替，让人难以与那个从容自若、慷慨高歌的勇士联系起来。他在文中说：“我是个脆弱的二元人物”，“因为我始终不能克服自己的绅士意识，我完全不能成为无产阶级的战士”，“像我这样的性格、才能、学识，当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确实是一个历史的误会。”
实际上，这种淋漓尽致的自我解剖，正是瞿秋白作为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的突出的性格和思想特点，伴随着他探索整个生命旅程的集中反映。他多思而沉郁的性格使他从来就不具有豪情激扬、慷慨悲歌的气势和情怀。瞿秋白的性格中当然有矛盾、软弱、懦怯的一面，但他能够严肃地正视它，无情地袒露它，这正是瞿秋白的可贵之处。他在自我解剖中思索着历史和人生，最终以辉煌的方式完成了对历史的承诺与献身。
可是在烈士牺牲后的几十年里，人们并没有读懂这篇袒露心迹的真情之作。随着“阶级斗争”的深入，被否定的阴影笼罩了瞿秋白。1963年《历史研究》第4期发表戚本禹的《评李秀成自述——并与罗尔纲等先生商榷》一文断言，李秀成尽管被捕后又被杀，但他写下的“自述”仍是“叛徒的供状”。于是就有人联想去写文章，认为瞿秋白和李秀成处境很相似，都是被捕又被杀，瞿秋白《多余的话》也和《忠王李秀成自述》一样，属于“晚节不忠”。到了“文革”一切都混乱和颠倒了，对瞿秋白的否定达到顶峰。1971年8月毛泽东南巡时曾说：“瞿秋白被国民党捉住了，写了《多余的话》，自首叛变了……”红卫兵到北京八宝山砸毁了瞿墓，福建长汀县罗汉岭的瞿秋白墓碑同期被毁，江苏常州瞿秋白母亲金太夫人的墓碑也被捣毁。瞿秋白孤远的灵魂呻吟在极“左”的云烟里……
1979年6月，中纪委成立专案组开始对瞿秋白被捕等问题进行调查。在公安部门的配合下，他们查阅了所有关于瞿秋白被捕、遇难的材料及报纸图片，提审了有关涉案人员。他们一致证实，瞿秋白将关押他的监狱当作对敌斗争的战场，并严词拒绝国民党的劝降，他说：“人爱自己的历史，比鸟爱自己的翅膀更厉害，请勿撕破我的历史！”当年执行枪决的宋希濂(时任全国政协委员)还向调查人员出具了书面证明：“第一，瞿秋白没有叛变或变节的言行，有的是充满革命气节的言行；第二，瞿秋白的确写了《多余的话》长文，我当时就看过了，印象极深，这篇长文写的是瞿秋白对往事的回顾和剖析，而不是对从事革命事业的忏悔，不是国民党方面事后捏造的那样。”他对来访者说：“使我终生难以忘怀，也是终生愧对祖国和人民的，是瞿秋白烈士牺牲这壮烈的一幕，在我个人历史上的污点不能洗去……”
1980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向全党全国转发了中纪委的复查报告，指出：瞿秋白同志被国民党逮捕后，坚持了党的立场，保持了革命情操，显示了视死如归、从容就义的英雄气概。“文化大革命”中把瞿秋白同志诬蔑为“叛徒”，是完全错误的，应当给他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1985年6月18日，中共中央在中南海举行瞿秋白同志就义50周年纪念大会，时任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的杨尚昆，代表党中央对他作出全面、公正的评价：“瞿秋白同志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和宣传家，中国革命文学事业的奠基者之一。”“瞿秋白同志在短暂的一生中为中国革命艰难创业，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牺牲，他的崇高的献身精神和巨大的革命功绩，在半个世纪之后，仍然受到党和人民长久敬仰和怀念！”
瞿秋白曾在《多余的话》结尾写道：“历史的事实是抹煞不了的，我愿意受历史的最公平的裁决！”经历了大半个世纪风雨的冲击，瞿秋白同志终于在历史的长河中找到了公平的位置，他那璀璨的光焰将永远闪烁。
题照为瞿秋白(前左一)与鲁迅等友人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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