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一般性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经济增长论文,内生论文,理论论文,一般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02)04-0061-06
二战后，日本、亚洲NIES和ASEAN等诸国和地区，由于政府对经济实行有效的干预政策，使这些国家或地区在战后很长时期内保持了高速经济增长。在研究政府干预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时，Ramsey(1928)、Cass(1965)扩展了新古典派经济增长的理论，对完全自由竞争和政府全面干预下实现福利最大化的经济活动进行研究。另外，Romer(1986)内生经济增长模型，“政府干预”是作为经济增长率的一个因素进行研究的。不言而喻，战后日本经济发展的事实及东亚NIES、ASEAN增长的实际，都充分地证明了政府干预的有效性。
新古典学派的经济增长理论，在生产中，把生产要素划分为可进行储蓄的资本与不能储蓄的劳动两大部分。这样，在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的假设中，把劳动供给作为一种外生变量的约束条件，而在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中则无视这种约束条件的存在，认为再生产的可能要素资本比劳动更具有促进经济增长的功效，其结论是：在资本密集的经济体中更能促进经济增长。进而认为，资本密集经济体比资本经常匮乏的经济体更能促进经济增长，这也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形成经济差距的一个原因。但是，在现实经济增长中确实存在差距大小的问题，而Romer模型中只用资本和劳动两种生产要素来描述经济增长存在的差距问题是不充分的。为了弥补Romer模型中的缺陷，我们在研究中引入“有限资源”的要素概念，这样，在受一定经济条件约束的经济主体中，资本积累和资源利用同等重要。
一、战后日本：资源贫乏的现实
资源(Resource)是经济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但却没有统一的定义。经济学博士李昌宇认为：“资源是可用于生产物质财富的，由于其稀缺并可选择，有必要而且也可能合理配置的物质及其功能。”这是从资源所具有的生产性、稀缺性和选择性等三个基本属性来定义资源概念的。从日本战后产业间资源配置的角度来看，资源应该包括资本、劳动、技术和资金四大部分。资本资源是指包括自然资源在内的各种物质资源的总和，如土地、河流、山脉、滩涂、矿藏、厂房、机器设备、基础设施和原材料等；劳动资源是指运用于生产过程中体力和智力的总和，亦可称为人力资源；技术资源是一种广义的概念，其中包括各种工艺操作方法、工艺技能、生产的工艺过程、信息系统、组织管理系统等；资金是一种特殊的资源，是资源价值的表现形式。
日本在战后经济增长中首先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有限资源制约。因此，摆脱资源制约或把有限的资源配置到优先发展的产业中去则成为经济增长的关键所在。资源配置实际上是有两种存在方式：在分散的市场经济决策中是通过价格机制的作用实现的，而集权的计划经济是通过强制性的计划手段进行配置的。日本在战后初期和经济高速增长时期，资源配置具有明显的倾斜配置特点。战后初期的资源倾斜配置是恢复经济的需要，因为战争对原有资源（资产）的破坏是相当严重的。自不待言，资源是产业发展的物质条件，而产业活动是资源转化为产品和劳务的转换器。资源的属性和产业的功能已经表明了二者的基本关系：产业的正常运行取决于资源供给是否充足；开发和利用资源的广度取决于产业的发展程序。只有资源优势而没有产业优势，则不能形成经济优势。相反，只有产业优势而没有资源优势，经济优势也是不能形成的。资源和产业这种耦合关系，体现在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全部历史过程之中。战后日本要想使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就必须获得发展经济的各种资源。然而，资源短缺问题，是战后日本经济发展中极为棘手的一个现实问题。
1.日本战后资本资源相当匮乏。在资本资源中，自然资源匮乏的程度较为突出。尤其是，自然资源中的矿产资源更为缺乏。日本国土在狭长的列岛中拥有大量的火山，火山中仅存在着大量的硫磺、石灰石和沙石等等资源。除此之外，经济发展中所需要的几种重要矿藏资源都很缺乏。例如，煤在工业发展初期是极为重要的原料，据勘测，日本煤的储藏量不少，由于其存在的不利条件，开采成本极高，竞争不过进口煤炭。所以，日本战后有2/3以上的煤需要进口。另外，5/6的铜、2/3的铅和锌需要进口。现在，几乎所有的重要矿物资源（锡、水银、磷、锂、钾、石墨、镁等），包括铁矿石在内全部都要进口。更为重要的是，作为“工业血液”的石油资源在经济发展中极其缺乏。这样，日本对石油进口的依赖程度就更大。然而，战后的国际、国内经济条件，使日本在获得一定矿产资源时要付出的代价更大。虽然水力资源丰富，但是已经开发了三分之一，剩下的水力资源开发因国土狭小，在经济上不一定是合算的。
虽说日本在战争期间从海外掠夺进行了强有力的资本积累，战败时所保存下来的生产设备能力仍比战前水平高。整个产业的情况如下所述：“假定1935年生产设备余额为100，其后由于军需制定了扩充生产能力计划，连年进行了大规模的设备投资。停战时应为190。但是，其中30%因战争灾难和疏散等原因被消耗掉了，战后生产设备余额实际为140。”[1](P22-23)但是，战争毕竟给整个行业造成30%-58%的破坏。在被保留下来的生产设备和生产能力中，由于战争的破坏，再加上当时原材料和原料的供应不足，生产设备难以实现更大的生产能力，经济效益不高是普遍存在的现象。
2.劳动资源的相对短缺。日本作为“资本主义后进性”国家，在人口数量、人口构成等方面都要高于西欧的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应该说，劳动资源是比较丰富的。劳动资源是体力和智力的总和，是数量和质量的有机统一。战争中，日本损失了近300万人，而在损失的人数中，大都是青壮年劳动力。应该说，重要的劳动人口的减少，给日本经济的恢复带来了一定困难。然而，人口数量的损失，对于战后日本国内产业在劳动资源的吸纳量方面不会造成太大影响，“从战后日本大大缩小的领土上急需经济重建的观点来看，可以认为战争对人力状况的实际影响是有利的”[2](P6)。这是从战败遣返回国的劳动资源角度进行分析的。问题在于，遣返的人员中是否具备一支适应于生产技术水平和经济发展动态变化的高素质的优秀人才队伍，而这一劳动资源队伍又是经济发展的关键所在。这种资源在人口数量和结构中所占的比重相对来说是短缺的。造成此种状况的原因有三个方面：一是在战争中流失了大量的优秀人才；二是战争结束后，由于国内各种条件的限制，使一些保留下来的人才难以在极短的时期内更好地发挥作用；三是缺乏建立新型产业方面的人才。
3.技术资源的严重滞后性。明治维新的“洗礼”，使本来就属于东方落后国家的日本，在“文明开化”、“殖产兴业”和“富国强兵”的口号召引下，开始在经济管理、法律制度、军事组织和国民教育等各个方面学习西方文化中的有用部分，尤其是在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方面，显示出极大的热情。由于采取了积极地引进西方先进技术的政策，所以，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日本的技术水平已经接近于发达国家的水平。然而，由于战争，使日本的一些技术水平至少落后西方发达国家近30年时间。正如1956年《经济白皮书》所强调，日本经济发展要摆脱“数量繁荣”的成果，要不断地跟上世界技术革新的潮流，就要加大技术革新的力度，“今后经济增长的原动力，必须是旨在促进技术革新的现代化投资”。这种认识，是基于战后日本技术资源的严重滞后性而提出来的。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是一个后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其技术水平虽然与发达国家水平相近，但是，还是存在着一定差距。而战争使差距进一步扩大。日本官方第一次发表的《技术白皮书》（通产省工业技术厅1949年12月发表），对于日本技术资源的落后状况进行了描述和评价。无论是机械设备还是工艺制做方法、工艺技能和工艺过程都比世界水平落后了约10年。而且，一些新兴的工业，如电子工业、合成化学工业、原子能工业等，日本几乎处于空白状态。技术资源的落后性和滞后性是资源贫乏中的现实问题。
4.资金资源严重不足。资金作为一种特殊资源在战后日本是极度短缺的。由于战争的破坏，使日本原有资金（资产）的损失是相当严重的，加上战后日本财政资金的支出急剧增加，从日本国内来看，财政资金用于发放大量的临时军事费，包括支付复员军人津贴和解雇军贴，以及向军需公司发放补偿金，这笔费用的支付是极其庞大的。据统计，从1945年8月15日到12月末，支出超过了194亿日元。战后日本又面临着战争的赔款问题，这样，就进一步地加深了财政资金的紧张程度。从经济恢复和经济增长的角度来说，日本要实现经济的重建就必须有足够的资金资源做保证。因此，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对资金资源的需求是客观而又必须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
二、有限资源制约：日本财政政策绩效的特殊性
经济增长过程中必须要耗费一定的资源。从纯理论的角度讲，一切可以用于经济增长的资源都是有限的，从而都可以称做有限资源。战后日本，无论是从理论角度去衡量还是从现实的角度去分析，其经济增长和经济稳定都面临着有限资源制约的问题。日本这种处于“临界状态的有限资源”在经济稳定增长中要发挥出更大的作用，就必须借助政府行为来影响资源的使用，而政府行为在资源分配中是通过“强人财政”体制实现的。这种“体制”集中地表现在资源的倾斜配置方面。而进行资源的倾斜的目的就是保证有限资源的有效利用。我们认为，日本经济政策所执行路径及其产生的实际绩效都凝聚着“强人财政”体制的效率。
战后日本资源贫乏的现实已所示昭然。在当时的经济背景下，若按照一般性的经济发展规律去谋求日本经济重建，日本经济必然要面临着两难的境遇：一方面，由于当时的物质资源短缺和部分资源的不可替代性，各行业在经济重建中必然出现“强夺性侵占资源”的现象，这在一定程度上将造成资源的浪费；另一方面，在没有政府介入的情况下，资源能否实现市场机制作用下的优化配置并实现“帕累托最优”将成为一个问题。众所皆知，“帕累托最优”状态只不过是市场经济运行的一种理想模式而已，在现实的经济运行中是很难达到的。因为这种状态是在完全的市场经济体系中实现的，是在既定的生产技术及资源的偏好条件下，生产资源所能达到的最优状态。西方经济学家们经常用这一状态来判断经济运行中资源配置效率。显而易见，用这一效率基准去评判战后日本市场机制作用下的资源配置效率是行不通的。因为战后日本不是完全的、自由竞争市场经济，所以，“帕累托最优”对于日本来说只能在理论上谈谈而已。两难的境地出现的原因在于资源配置缺乏合理的社会机制。解决这一问题的前提就是政府积极介入经济领域。
财政政策介入是政府干预经济的一个重要手段。政府作为社会组织，具有普遍性、强制性的特点，这使得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超越各种具体的社会利益，为公共利益着想。战后日本政府把“赶超欧美、实现经济现代化为目标的经济增长的战略”作为最大的公共利益，围绕这种“公共利益”，一切行为均纳入到经济高速增长的范畴，所有的政策都被作为实现经济的手段，其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为了增长。在日本战后的经济增长的模型中，财政政策的有效性是经济增长的函数，财政政策变量对经济增长有着重要的影响。这种函数关系符合“增长中心主义”的理念。在论证经济增长与国家政策关系时，著名经济学家诺斯总结出一个著名的“诺斯悖论”，即国家在实现其集团利益最大化时与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率的体制之间存在着持久的冲突。从财政政策角度，诺斯教授还发现，在历史中经常会出现财政目标偏离社会目标的现象。具体表现是：为了增加财政收入而不惜采取损害社会经济发展的措施。某些社会为什么实现了经济持续增长，而很多社会却无法实现经济增长。其原因在于政府在追求自身生存而不惜损害社会，造成上述意义上的冲突本身[3]。诺斯悖论从深层意义上说明了国家在利益协调上必须要建立起一个行之有效的“政治—经济”利益协调机制。然而，这种协调机制在经济系统中则表现为“宏观—微观”经济协调。在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如何实现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协调，则不仅是一个实践上的难题，而且是一个理论上的难题，迄今为止，各国经济学家尚未就解决这一难题获得根本性突破。面对诺斯悖论，需要强调的是，战后日本在组织、动员有限资源的有效利用方面，进行扶持先导产业，以及推动资本原始积累和促进工业化发展等方面都体现了这种协调机制。而协调机制能够充分地发挥作用，一个关键因素在于财政金融政策的有机结合。这种实践结果，超越了诺斯悖论的理论假设。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经济学的发展本身，就是在探寻“诺斯悖论”的解决方案。
战后日本，作为财政干预经济增长过程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从石桥湛山的“积极财政论”开始的。众所周知，石桥湛山是战后日本采用凯恩斯的经济思想来分析日本出现的通货膨胀的第一人。他认为，在国家有失业者、存在着闲置生产要素的情况下，财政政策最重要的是动员这些闲置生产要素，使之重新参加生产活动。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即使财政上发生赤字和增发货币亦无不可；而且这才反倒是真正意义上的健全财政[4](P108)。为了贯彻他的财政经济思想，石桥在担任大藏大臣期间曾提出了五项“积极政策”。五项积极政策加速了财政政策介入经济增长的步伐。该政策的中心目的是尽快恢复生产，并把生产置于经济增长中心位置。石桥推行的促进中心产业增产的政策，不久由东京大学有泽广教授正式提出为“倾斜生产方式”，并由经济安定本部和此后的片山哲内阁推行全国，为战后日本经济的全面复兴起到了重大作用，“倾斜生产方式”和复兴金融金库的“倾斜金融方式”保证了有限资源的有效倾斜。值得一提的是，石桥湛山的凯恩斯派的精神，由池田内阁作为“经济增长主义”而继承了，构成了现在“经济大国日本”的指导理念。毋庸讳言，在促成日本1955-1973年间经济高速增长的诸因素中，财政政策无疑是个重要因素。
我们认为，内生经济增长的财政政策干预一方面使战后日本有限资源能够充分地发挥作用；更为重要的一方面是使财政资源得到了有效利用，因为它为高投资率创造了必要的内外部条件，弥补了现代生产力条件下单一市场机制的不足，从而为经济的高速发展做出贡献。
三、内生增长：政府规制·资本·资源关系的模型分析
我们将通过模型分析方式来研究政府、资本与资源对经济增长影响问题。在生产函数中作为收益递增的技术，假定资本在Arrow-Romer模型中收益递增技术也存在[5]，用Cobb-Douglas生产函数表示一人的生产函数则有[6]：
其中，k(t)相当于t期一人资本量，e(t)相当于t期一人资源的使用量，a指在生产中对资源报酬额的比率（0＜a＜1常数）。φ表示收益递增程度的一个参数。K(t)是经济中的全部资本量。模型的基本含义在于，若以经济体中的每个人所拥有的资本与资源量参与企业经济活动，那么，企业可作为相当于一人的资本量k(t)和相当于一人资源的使用量e(t)来操作经济运行，而经济全部资本量作为一种不可操作变量来使用。
然而，在command optimum描述中把生产函数变化为以下类型：
n表示人口，因此，K(t)=n·k(t)。在这个变换的式子中，企业完全可能操纵资本来增加对生产的影响。另外，政府通过控制、管理企业以达到统治经济的可能。(1)式和(2)式的区别则在于对经济影响效果上的差异（后一问题将另行研究）。采用这个模型，将推论出以下内容。
变量c(t)表示t期消费者一人的消费量。在参数中的E、K[,0]，相当于各个0期消费者一人资源储蓄量和消费者一人初期资本赋存量。P是折扣率，φ是收益递增程度的参量，两者都是正数。这一模型正如固定模式(7)所描述的。这个假定和Barro(1990)模型相似。在Barro模型中，假定政府想要维持稳定状态管理公共支出，并采取积极的外部效应，加强对企业生产技术的影响。本模型中的资源投入相当于公共支出，其总量被一定值所制约这一点和Barro模型不同的。因此，在政府决定e(t)流量式下规制居民户消费一储蓄计划。为此，目标函数的最大化只能由消费量c(t)和资本量k(t)两个变量实现，资源消费量e(t)和资源储藏量E不能实现目标函数的最大[7]。
根据经济增长定义，我们设定最大化的一个条件：
k(0)=k[,0]λ(t)为拉格朗日乘数。并且，由式(8)和式(9)可导出效用最大化的边际条件：
γ(t)=MPK(φ,t)-ρ (11)
根据以上模型分析，我们认为，过去传统经济学（包括凯恩斯经济学）在内所提出的财政政策，其作用点在于刺激供给和促进一般性物质资本的形成。而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财政政策由于认识到政府公共投资具有生产性，所以，政府进行的公共投资提高了私人资本的边际生产率，能够产生内生增长。
四、几点启示
中国在以积极财政政策拉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内生增长中的财政政策必须体现在：第一，形成一个有利于经济增长的物质资本向人力资本投资的转换机制。就中国目前而言，促进物质资本形成的财政政策仍然很重要。在中国目前技术进步贡献率相对低下的情况下，依赖于生产要素（资本积累和劳动）的投入仍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因此，在中国将逐渐形成由物质资本刺激经济增长向增加人力资本（知识资本）投资主导经济增长的转变；第二，促进技术进步与增加劳动就业的财政政策权衡。一般而言，技术进步会在一定程度上取代劳动就业，这对于劳动就业压力非常大的中国来说，财政政策的选择面临着两难境地。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财政政策含义表明，兼顾这两者的财政政策就是拓展新的产业领域、扶持新兴产业的政策，特别要加大“信息产业”、“智能产业”的投资和税收的刺激。这样在促进技术过程中增加了就业量。第三，通过优惠的税收政策（包括加速折旧、投资税收抵免、盈亏相抵、纳税扣除、优惠税率、免税期等）和相应的财政扶持政策，调动企业增加科技投入。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一个核心思想是：企业是经济增长的最终动力。中国在实现大中型企业制度改革和企业脱困后，企业在财政政策导向作用的影响下，在顺应激烈的市场经济竞争中，主动性地增加科技投入将是今后发展的趋势。
收稿日期：2002-0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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