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省区城市化水平差异原因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省区论文,中国论文,差异论文,水平论文,原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问题的提出
中国城市化发展动力及其原因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课题之一，并已成为当前研究的热点。国内外学者从时间角度和大区域角度对我国城市化发展的动力机制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对改革开放前中国城市化发展原因，海外学者如Laurence、Cell、Kirkbv、Cannon、章生道、陈金永、薛风旋等多有研究，目前已形成了“反城市主义说”、“工业战略说”、“城市二元体系和工农业均衡发展说”、“工业化和城市偏爱说”以及“综合说”等众多解释学派；对于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城市发展动力机制问题，许学强、周一星、张小林、李王鸣等、宁越敏、阎小培等、崔功豪等、薛风旋等、辜胜阻等、丁登、刘耀彬等，分别从人口、经济、产业结构、投资主体及制度安排等角度进行了探索，他们得出的共同结论是我国过去的一元或二元动力已被当今多元动力所代替。但从空间角度对我国省区城市化水平分异的原因及动力的探索还很不充分，特别是定量的动态跟踪研究则更为鲜见。鉴于此，本文在界定城市化的内涵、城市化水平测度指标的基础上，构建区域城市化水平影响因素的指标体系，利用灰色关联分析法从动态的角度，分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若干时期的省区城市化水平分异的主要影响因素。这对于正确认识不同时期我国区域城市化发展差异原因，分类指导各地区城市化发展，因地制宜地推进各地城市化进程，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二 城市化的定义及其水平测度
1.城市化的定义
尽管国际学术界对城市化的研究已有数十年的历史，但由于各个学科研究的侧重点不同以及理解的差异，迄今为止对城市化的概念还没有一个完整统一的定义。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地理志》中城市化定义为：人口向城市地区集中和农村地区转变为城市地区的过程。从该定义上看城市化至少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人口迁移，这必然导致社会结构的变迁、经济要素的流动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二是景观的改变，这则引起土地利用形态的改变、资源利用的多样化。所以城市化具有多维涵义，它主要包括人口迁移、经济发展、空间扩张和生活水平提高等四个方面。其中，经济发展是基础，人口迁移和地域扩张是表现，生活水平提高是最终结果或目标。在实际研究中，由于人口和经济统计数据容易获取，从城乡人口变迁和产业结构变动的角度来分析城市化发展，往往成为学术界研究的重点。
2.城市化水平测度
城市化水平测度的方法通常有主要指标法和复合指标法。主要指标法就是选择对城市化表征意义最强的、又便于统计的个别指标，如用城市人口比重指标、非农人口比重指标或非农产业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等，来描述城市化达到的水平。由于主要指标法的单一性使测度结果存在一定的偏差，难以全面考察城市化的进程，因此，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用多项指标综合来衡量城市化水平。在借鉴已有的相关研究的成果的同时，本文考虑到全国历史数据的可获得性及区域截面数据的可比性，确定了以下两个主要指标的综合(Y)来衡量中国区域城市化水平：
第二，通过对工业化与城市化关系的国际对比分析，郭克莎等认为，在工业化的不同阶段，产业结构的转换推进城市化进程存在着较大差别。在工业化初期，工业化的集聚效应对城市化产生直接和较大的带动作用；当工业化接近和进入中期阶段之后，产业结构变化和消费结构升级的作用则超过了聚集效应的作用，成为城市化的主要动力，其直接表现为非农产业比重上升的拉力。第三，对我国目前的实际人口城市化水平进行了估算并与国际比较，李文薄等认为，中国目前的城市化水平比正常值偏低10%左右。基于以上的结论，本文利用加权平均方法来设计省区城市化水平的综合指数Y，即
，其目的是想通过对系数α、β的调整，客观地反映出区域城市化随着工业化进程而不断变化的事实。按照世界银行图表集方法计算，2000年中国人均GDP大概接近1000美元，相当于郭克莎等所论述的第三级水平，此时非农就业对城市化的后续推动作用显得更强，所以以2000年为分界线，运用特尔菲法分别给α和β赋值：2000年以前，α和β分别为0.6和0.4；2000年及以后，α和β都为0.5。最后计算分别得到全国“六五”、“七五”、“八五”、“九五”末年以及2002年各省区的城市化水平综合指标K值（表1）。
表1 相关年份中国省区城市化水平实际值Y
三 中国省区城市化水平差异影响因素分析
1.区域城市化影响因素的指标体系构建
一个地区或国家的城市化水平受很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并且这些因素交织组合在一起，但从发生学角度看，可以将影响区域城市化的因素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即经济方面、自然环境方面、社会方面以及技术方面。
2.省区城市化水平差异影响因素分析
对变量间关系分析的经典方法是用统计学中的相关分析、线性回归或因子分析，例如参考文献[9]就是利用因子分析中的主成分方法来提炼出1978年中国城市化水平省际差异的主要因素，参考文献[8]和[11]都是利用回归分析剔除区域城市化水平分异的非主导因子。然而以上统计分析都是以线性处理的思想为基础，在省区城市化差异影响的众多因素中并非一定是线性关系，为了弥补这一缺陷，本文采用了灰色关联分析法。这种方法可在不完全的信息中，对所要分析研究的各因素，通过一定的数据处理，在众多的随机因素序列中找它们的关联性，发现主要矛盾，找出主要特征和主要影响因素，以甄别不同时期影响中国省区城市化水平分异的主要因素。
鉴于指标的原始数据量纲不同，为进行省区指标的横向对比和纵向比较，在关联分析之前，本文采用了区间标准化的方法对数据进行了无量纲化处理，其公式为：
关联分析的步骤首先是计算某一时刻t的实际城市化水平与它的影响因素的关联系数，其公式为：
其次是计算灰色关联度。由于计算的关联系数很多，信息过于分散，不便于比较，采用公式(3)可以求得某t时刻的实际城市化与其影响因素的灰色关联度，通过比较其大小，以达到判别不同时期中国城市化水平省际差异的主要因素。其中式中
为灰色关联度。
以各个年份的实际城市化水平为参考序列，以对应的众影响因素指标值为比较序列，进行灰色关联分析，其结果见表2。将表2的五个年份各指标的灰色关联度排序并进行对比，可以发现：第一，各个年份的众指标与各区城市化水平的灰色关联度都在0.555以上，属于中等关联，表明中国省区城市化水平差异影响的多源性。众影响因素不仅与自然条件、经济发展水平有关，而且与社会环境以及技术发展水平密切相连，正是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导致了中国省区城市化水平分布的差异性。第二，在众多的指标中，五个年份的人均GDP、人均第三产业产值、工业从业人员人均工业产值、人均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人均社会零售总额、居民消费水平、百人拥有电话机数等7个指标，都在它们各个年份的平均值以上，成为区域城市化发展的“公共因子”，分别反映了区域综合经济发展、工业与第三产业发展、社会投资、社会销售、居民消费以及邮电通讯能力等，对省区城市化差异发展的推进作用。第三，1985年位于平均值前15项的指标依次是居民消费水平、国有单位职工数占全部职工人数的比重、农业从业人员人均农业产值、人均社会固定投资总额、千人拥有医生数、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城镇集体职工数占全部职工人数的比重、人均GDP、交通能力指数、每万人科技人员数、人均第三产业产值、工业从业人员人均工业产值、每万人大学生数、百人拥有电话机数和人口密度。这些指标反映了区域人口负载、综合经济、工农业发展、第三产业、社会投资与消费、国有与城镇集体企业发展、交通邮电通讯能力、居民消费、医疗条件、科技文化等方面的内容，而这些正是该时期省区城市化水平差异发展的最主要动力因素。中国自1978年推行农村生产承包责任制以来，已打破了广大农村地区“大平均”的面貌，经过7年的大力发展，全社会生活水平得到了显著的提高，但由此也导致了地区间社会发展差距的拉大。受非均衡发展宏观政策的支配，东部地带由于城镇较为密集，消费内容相对丰富、消费水平相对较高，成为中国人口“非农化”与“离土不离乡”的城镇化的优发地带，与此相连的地区间人们收入的提高成为影响省区城市化水平差异的首要因素，其关联度位次最靠前。在区域工业发展方面，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主体——国有与城镇集体经济体制改革还未启动，其地区间已存在的非均衡布局以及它们导致的工业化水平差异，依然是制约省区城市化水平高低的重要因素，其关联度较大。1985年全国“短缺”经济基本解除，城乡物资相对丰富，但与此相关的商业、交通、邮电、医疗、文教科技等第三产业的差异发展在地区间很显著，成为分异省区城市化水平的又一重要因素，其灰色关联度也表现较大。截止1985年，国家投资体制依然以政策的刚性为主，在政策干预下资金在省区间的差异安排必然影响到省区城市化进程非均衡性。在农村经济体系改革的滞后效应作用下，农业发展水平高、人口密度大的省区，其农业人口“非农化”转移的压力更大，农业发展水平与人口负载也表现出与省区城市化水平分布的关联性较强。第四，1990年位于平均值前13项的指标依次是农业从业人员人均农业产值、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千人拥有医生数、人均社会固定投资总额、人均GDP、人均第三产业产值、工业从业人员人均工业产值、每万人科技人员数、人口密度、居民消费水平、百人拥有电话机数、每万人大学生数和万人三项科技专利申请受理量。与1985年的结果比较，经过5年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不同类型企业的发展差异不再是影响1990年区域城市化水平分异的最主要因素，而受第一次经济膨胀的影响，中国农业发展极度不稳，成为为20世纪80年代末期中国省区城市化发展的制约因素，同时在中国工业结构战略调整的大背景下（工业轻型化），农业发展好的省区其工业发展也有利，所以二者的灰色关联度位次都前移，成为影响区域城市化水平的差异的重要因素。由于地区医疗条件普遍改善和计划生育政策的贯彻，与人口相关的人口素质构成及人口的不平衡增长，也成为制约区域城市化进程的重要因素。第五，1995年位于平均值前13项的指标依次是城镇集体职工数占全部职工人数的比重、每万人科技人员数、国有单位职工数占全部职工人数的比重、农业从业人员人均农业产值、千人拥有医生数、百人拥有电话机数、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人均社会固定投资总额、人均GDP、人均第三产业产值、居民消费水平、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和工业从业人员人均工业产值。与1990年相比，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刺激下（特别是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以后），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改制使得地区间的发展差异加大，同时加上不同区域的产业结构调整的效果差异，使得国有企业与城镇集体企业的发展不平衡重新突出为影响区域城市化水平差异的最主要因子，加上国家对科技的重视，区域科技发展水平也成为影响区域城市化水平主要因素之一。第六，2000年位于平均值前13项的指标依次是百人拥有电话机数、人均DGP、千人拥有医生数、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每万人科技人员数、工业从业人员人均工业产值、人均第三产业产值、人均农作物播种面积、人均社会固定投资总额、财政收入占GDP比重、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居民消费水平和交通能力指数。与1995年相比，经过“九五计划”的发展，邮电通讯、第三产业以及相关的产业结构差异成为区域城市化水平差异的主导因素，受到自然灾害的影响，农业生产条件对城市化发展的限制性作用也显现出来，其表征指标人均农作物播种面积成为主要关联因子，而新兴工业化作用下的工业化发展差异成为该时期省区城市化水平的又一重要影响因子。第七，2002年位于平均值前13项的指标依次是百人拥有电话机数、城镇集体职工数占全部职工人数的比重、农业从业人员人均农业产值、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人均GDP、居民消费水平、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每万人大学生数、工业从业人员人均工业产值、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人均社会固定投资总额、人口密度、人均第三产业产值。与2000年相同的是，由于近年来自然灾害频发，农业发展水平和人口负载进一步成为区域城市化发展的瓶颈，中央加大了宏观调控力度，成为驱动地方城市化发展的重要动力；与2000年不同的是，由于各个地方国有企业改革的步伐与重点不一致，同时加上非国有经济的大力发展，集体民营企业的区域发展也极不平衡，使得国有企业与城镇集体企业的发展再次成为影响区域城市化水平差异的最主要因素。
表2 相关年份中国省区城市化实际水平(Y)与其影响因素
的灰色关联度值
资料来源：相关年份《中国统计年鉴》、《新中国五十年资料汇编》、《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及《2000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
四 结论
在界定城市化内涵的基础上，结合相关文献对中国省区城市化水平进行了重新测度。在构建较为全面的影响因素指标体系基础上，利用灰色关联分析遴选出不同时期影响省区城市化水平差异的最主要因素，通过对比分析，其研究结论可以总结如下：
——省区城市化水平差异的原因是复杂的，灰色关联分析法揭示出区域自然环境、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技术进步等，都是影响省区城市化水平差异的因素，正是它们的综合作用才导致了中国省区城市化水平分布的明显差异。
——在众多的影响因素中，人均GDP、人均第三产业产值、工业从业人员人均工业产值、人均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人均社会零售总额、居民消费水平、百人拥有电话机数等，一直是影响省区城市化水平的最主要的公共因子，由此反映了区域综合经济发展、工业和第三产业发展、社会投资、社会销售、居民消费以及邮电通讯能力等，对省区城市化水平的差异影响。
——由于历史基础以及不同时期政府政策取向不同，不同时期影响省区城市水平差异的主要因素很不相同，关联度分析遴选出五个年份的省区城市化水平差异影响的主要因子，这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省区城市化水平的发展差异驱动机制，以便于因地制宜地推进区域城市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