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探索苏联剧变根本原因的严肃著作——读《苏联演变进程中的意识形态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联论文,剧变论文,意识形态论文,根本原因论文,严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最近读到由曹长盛、张捷、樊建新三位同志主编、十多位学者共同撰写的《苏联演变进程中的意识形态研究》一书，颇受启发，其中的基本观点我很赞同，因之想借此机会谈点观感。
一
《苏联演变进程中的意识形态研究》(以下简称《研究》)一书的主要内容是，对苏联“和平演变”过程中的意识形态变化及其在苏联整个演变中的作用进行研究和剖析，并把分析的重点放在苏共领导推行的“民主社会主义”路线上。全书除导言和附录外，共分6章，从哲学、经济、政治、文学、历史和西方思想渗透方面，考察苏共领导是如何一步一步地从“修正”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到根本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而彻底跌入西方“民主社会主义”泥潭的。书中引用大量第一手资料，细致而深入地对上述问题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分析，不乏鞭辟入里的创见。
二
该书指出，“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如果说，克里姆林宫易帜的那一刻标志着苏联的正式解体，那么这个解体的潜流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就开始涌动了。”[1] (P300)
该书指出，斯大林逝世前的苏联，在严酷考验中显示了社会主义强大的生命力和无可争辩的优越性，同时也由于新生社会主义制度的不够完善和斯大林的错误而积累了一些矛盾，到斯大林晚年，这些问题已更加明显。这些问题包括，教条主义的束缚，个人崇拜盛行，以及党的民主集中制和社会主义法制遭到严重破坏等。这些都反映出在一个经济条件相对落后的国家第一次从事人类历史上空前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所带有的弱点和错误。这些问题本可以通过严肃的实事求是的科学分析，在制度内部通过改革加以解决，使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得到进一步显示。然而，当时掌权的赫鲁晓夫却从捞取个人政治资本的野心出发，通过1956年2月24日的秘密报告，发动了一场震惊世界的批判斯大林的运动，开始走一条逐步远离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一条以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指导的民主社会主义的邪路。
在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影响下，代之而起的是所谓民主社会主义。表面上看，民主+社会主义，有什么不好？然而，所谓民主社会主义，其实质在于否定科学社会主义本身就是民主与专政的辩证统一体，把社会主义歪曲为专政和独裁。社会民主党理论家明确地说过，“民主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基督教。”这就说明民主社会主义本质上属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范畴。正是在这种思想影响下，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被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被削弱，阵地被缩小，以至于完全丧失。正如书中所指出的，在哲学领域，到80年代，苏联哲学事实上已经根本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而人道主义化，彻底否定了科学、生产力、阶级斗争等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它们不管客观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如何，提出人应当享有理想的种种权利，否则他们生活的社会就是专制的、非人道的和对人权的践踏，这样就“启动了一条任何人都无法改变、阻止的逻辑链条，链条的最后一环，就是苏联的解体”。[1] (P441)在经济理论领域，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被动摇，雇佣劳动被认为不一定伴随剥削，进而否定马克思主义学说中资本主义私有制产生剥削的论点，而私有化被认为可以实现社会公正。在这种思想影响下，1990年7月苏共28大以后，苏共明确提出全盘私有化的“沙塔林方案”即“500天计划”，将市场经济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之上。在政治领域，赫鲁晓夫时期开始的从丑化斯大林到丑化社会主义和公开主张“全民党”、“全民国家”的做法，早已从理论上为以后苏共党性质的改变作了铺垫，并且开始培养了一批像戈尔巴乔夫这样的“二十二大产儿”。[2] (P23)这位把苏联最终引向瓦解的主要代表人物，正是从听了赫鲁晓夫二十大秘密报告后开始形成其“政治个性”，而在“五年之后，在苏共二十二大上”把这一个性“固定下来”的。[2] (P23)及至1987年，戈尔巴乔夫应美国出版商之约出版了《改革与新思维》，从此便以“全人类的价值”和“全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为理论，进一步公开否定阶级分析方法和阶级斗争学说，公然主张建设“民主的社会主义”。[3] 1990年7月，苏共28大正式将“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确定为党的目标。戈尔巴乔夫还把“新思维”泛化到政治、经济、思想、军事等各个领域。结果“民主化”、“公开性”、“多元化”以及经济的私有化、非国有化等主张一齐冒了出来。“形形色色的反苏、反共、反社会主义力量立即抓住机会利用各种舆论工具以百倍的热情展开思想进攻”，[1] (P459)苏共的领导地位被严重动摇。而那些要求公正对待社会问题的主张却被扣上反对“民主化”、“公开化”的罪名而不被允许存在。在文学领域，早在赫鲁晓夫时期就为文学自由化思潮开了绿灯。在“暴露才是真实”的口号下，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写真实”成了只写黑暗的同义语。大量否定十月革命、攻击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和否定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作品冒出水面。在这种氛围下，人们的思想日益混乱，一些怀有“革新”社会主义良好愿望的人们也因此而迷失方向，甚至不自觉地成为内外敌对势力搞垮苏联的“帮手”。现在，这些人开始反思自己以前的错误，但悔之晚矣！在历史领域，正如《研究》一书所指出的，不可否认，苏联历史上存在许多严重问题，而且一直被掩盖，或被歪曲，这些问题需要解决。但应当采取慎重方法和实事求是科学态度。然而，从赫鲁晓夫时期开始，那种非马克思主义的非科学的对待历史的态度已明显表现出来。这以后，十月革命和列宁都成了攻击的目标，革命后建立起来的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共和国的历史的合理性被彻底否定，最后，连马克思主义本身也受到粗暴攻击。这种全盘否定苏联的历史做法，从根本上动摇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合法性和人们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信念，从而为各种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活动大开方便之门。
从《研究》揭示的上述事实中，我们完全可以相信《研究》的论断：在苏联剧变的“整个过程中，苏共领导的‘民主社会主义’政治路线和抽象人道主义思想理论旗帜，起着主导和引导作用”；而经济体制弊端、原有基础及其所造成的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的差距，并不能说明“和平演变”的成功是必然的，因为当时苏联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还没有糟到如此程度。“如果苏联领导人即使到接近最后关头的时候能够采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苏联剧变也是完全可以避免的。”[1] (P3)关于这一点，目前已有不少新推出的著作和文章可资佐证。例如，近年来出版的美国经济学教授大卫·科兹等的《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和俄罗斯学者亚历山大·季诺维也夫的《俄罗斯共产主义的悲剧》中，都有大量材料说明苏联到20世纪80年代前半期仍然在经济、社会的许多领域处于世界前列。
三
《研究》还专辟一章即第六章论述西方国家发动的没有硝烟的战争在苏联剧变中的作用。这一安排反映了作者对导致苏联剧变原因的辩证认识。《研究》以大量无可辩驳的事实，说明在二战后几十年的时间，美国和西方其他势力一直在处心积虑地“和平演变”苏联。这不仅包括情报战、心理战、宗教战，还包括技术战、贸易战等各种经济战，总之，一切得以削弱与动摇苏联根基的做法，特别是从思想心理上诱惑人们向往资本主义和瓦解人们对社会主义信念的做法，统统被用以对付苏联。美国是高度重视意识形态的国家，并有一套用以动摇对方核心价值观的做法。他们很懂得做苏联领导人的“思想工作”。1991年7月《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一篇报道直言不讳地说，“向世界共产主义的领导人进行资本主义教育不是一件轻松的工作。但是乔治·布什渴望作这种尝试。他现在考虑要教育戈尔巴乔夫的最重要方面是如何加强世界上两个最强大国家的伙伴关系。”[4] 现在人们终于明白，这种所谓的“伙伴”行动包括1991年4月提出的在苏联确立私有权，大部分国营企业私有化的《哈佛计划》[1] (P453)和布热津斯基在1989年《大失败》中大加赞赏的“民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等。这一切终于使苏联未能逃脱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他们“在拥抱中加以扼杀”[5] 的命运。正如《研究》所指出的，“美国人清楚地知道，苏联的共产主义体制并不是一种在任何国际环境中注定要自我毁灭的机体。然而美国的政策能够而且也确实改变了苏联历史的进程。”[1] (P429)
看来，在苏联剧变中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这种辩证关系已被《研究》揭示得比较清楚。
四
阅读《研究》一书，我们还从中得到这样一种警示，那就是最卖力地推行民主社会主义的正是那些从苏共20大以后逐渐发展起来的特权阶层，他们掌握了许多党政部门的领导权。到戈尔巴乔夫“改革”时，他们已占有相当大的优势。正是这些人最反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而主张推行“民主社会主义”实行资本主义。“许许多多事实证明，苏联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就是这些特权阶层的代表人物们葬送的。”[1] (P5)他们和他们的代言人“内心里意图十分清楚，要根本改变社会主义制度，恢复资本主义制度，但一开始并不把这种意图和盘托出，而是以非政治化、非意识形态化作为过渡手段，先提出一些模棱两可的、怎么解释都可以的、似乎没有意识形态色彩的新概念，来代替科学的旗帜鲜明的、内容确定的原有概念，一点儿一点儿地修正和改变原有的观念，逐步诱导群众接受他们的主张，让群众在没有警觉的情况下跟着他们走到邪路上去”。“这一手段，在苏联的确获得了成功。”[1] (P501)
由此我想起了恩格斯和列宁的两段警世名言。恩格斯说：“特别是领袖们有责任越来越透彻地理解种种理论问题，越来越多地摆脱那些属于旧世界观传统言辞的影响，而时时刻刻地注意到：社会主义自从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们把它当作科学看待。就是说，要求人们去研究它。必须以高度的热情把由此获得的日益明确的意识传布到工人群众中去，必须日益加强党组织和工会组织。”[6] (P636)列宁说：“必须扩大和加深我们的严格的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与鼓动，……忽视高深知识的问题，只会便于骗子手、蛊惑宣传者和反动派愚弄那些只学过字母的人。”[7] (P424)这两段话从不同角度告诉我们一个真理，那就是，必须将社会主义置于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指导下，并不断以科学态度去研究与推进它，而绝不能对此掉以轻心。
当然，《研究》一书也并非尽善尽美。总的看，对问题的揭示比较充分细致，但对于为什么不对，有些地方说理不够充分，一些提法也值得商榷。
对苏联剧变深层次原因的研究，《研究》一书功不可没。我们期待着该书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提高与完善，加深对问题的探索，以更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健康发展，有利于我们广大读者的学习与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