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工业社会”到“生态社会”：生态现代化研究进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生态论文,社会论文,研究进展论文,工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B82－0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18（2011）03－0009－07
生态现代化是人类现代化进程中的现代生态革命，是生态学原理和方法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领域的渗透和辐射而引发的现代化模式的生态化转型。其核心是“超工业化”，从而实现“经济的生态化”和“生态的经济化”[1](101－102)。生态现代化自觉促使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成为和谐互动的有机系统，积极推动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自然资源的保护增值和生态系统的修复改善三者之间的有效结合，从而开启人类发展进程从“工业社会”到“生态社会”之绿色资本与生态文明之路的有序转换。因此，对其提出背景、形成原因、主要内涵和基本观点等进行逻辑梳理，并为中国科学发展观的贯彻和生态文明的建设提供必要的理论借鉴，具有理论和现实的双重价值。
一、生态现代化的提出及其成因
现代化是一个综合的社会历史范畴，是人类社会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以至更高级的社会发展阶段转换的世界性运动。罗荣渠先生在其著作《现代化新论》中运用唯物史观阐释了现代化概念，并指出：“广义而言，现代化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过程，是指人类社会从工业革命以来所经历的一场急剧变革，这一变革以工业化为推动力，导致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全球性的大转变过程，它使工业主义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各个领域，引起深刻的相应变化；狭义而言，现代化又不是一个自然的社会演变过程，它是落后国家采取高效率的途径（其中包括可利用的传统因素），通过有计划地经济技术改造和学习世界先进，带动广泛的社会改革，以迅速赶上先进工业国和适应世界环境的发展过程。”[2](17)这对于理解现代化理论虽具有重要价值，但问题在于，目前我国关于现代化的研究由于缺乏生态哲学的理论维度和生态思维的有效规范，遮蔽了现代化得以有效运作的生态系统前提和自然承载基础。因此，人类社会的现代化进程面临来自自然资源体系和生态环境系统的严峻挑战。
自工业革命兴起，特别是20世纪以来，人类社会的生产力在得到空前发展的同时，生态环境也遭到前所未有的破坏。20世纪80年代初，生态现代化理论出现在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的政策制定领域中，这反映出这些国家在社会经济体制、经济发展政策和思想意识形态等方面的生态化转向；也表明人们尝试将环境与发展之间的关系重新定义。生态现代化正在成为一种社会科学主导理论。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环境与发展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甚至环境保护都被视为是工业和政府的一项沉重负担，政策制定者必须在环境与发展二者中选其一。但随着经济的不断增长和人类认识的不断发展，一些在国际上有影响力的工业家和政策制定者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有意识调和环境与经济发展这对矛盾，重新规范环境和经济发展的关系，认为二者协调发展是可行的。在协调过程中，应采用一种新的方法，使得工业现代化在面临环境挑战的时候沿着生态路线发展，这样就为一种新的经济增长方式创造了一个机遇，建立了一个起步平台，这就是所谓的生态现代化。生态现代化为整个世界提供了一条绿色资本与生态文明之路，从而使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成为相互促进而不是相互制约的两方面。可见生态现代化的提出顺应历史发展潮流和经济发展生态化趋势，并为人类进行生态环境改革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指导。
1962年，美国学者R.卡逊的《寂静的春天》一书出版，引起全球范围内对人类生存环境的极大关注；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表梅多斯等人的《增长的极限》的报告，引发人们对人类生存发展前景的深度讨论，同年联合国环境会议的召开，也引发了人类对环境问题的深切忧虑，并导致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声势浩大的环境政治运动。但这些努力并没有达到环境保护的预期效果，特别是这一时期政府在环境管理层面出现的“失灵”现象，导致环境污染和生态恶化持续加剧，自然资源和能源状况依然紧张。生态现代化理论正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对此，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层面来把握：
首先，关于生态现代化的理论审视。德国学者海克尔1866年首次提出“生态学”是研究生物有机体与无机环境相互关系的科学；英国学者坦斯利1935年提出由生物群落和环境共同组成的自然整体是个“生态系统”；1942年美国青年学者R.L.林德曼揭示生态系统能量在各营养级之间流动的定量关系，提出生态金字塔转换1/10定律，该定律的提出为人类生态保护提供了重要的生态科学依据；196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研究生命的环境系统及其基本过程与揭示和控制环境系统是国际生物界的重要任务，并于1970年制定“人与生物圈的研究计划”；生态现代化作为一个理论概念首先是由德国著名学者马丁·耶内克提出，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在柏林自由大学环境政策研究中心（FFU）诞生的。耶内克早在1982年1月26日的柏林州议会辩论中使用了“生态现代化”这一概念，它随后出现在1983年第4/5期德文版的《自然》杂志中，并于1985年在国际环境与社会研究所（IIUG，隶属于柏林科学研究中心〈WZB〉）出版的题为《作为生态现代化与结构政策的预防性环境政策》的论文中，将其译为明确的英语术语。最初，这一概念只是在一个被称为“柏林学派”的学术团体中被接受和使用。耶内克在重温最初提出“生态现代化”这一概念的思维框架时指出：“一般来说，对于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负面效果，我们有修复补偿、末端治理、生态现代化和结构性改革四种可能的应对思路……相比之下，生态现代化理念有自己的优越性：我们可以通过政策推动的技术革新和现有的成熟的市场机制，减少原材料投入和能源消耗，从而达到改善环境的目的，也就是说，一种前瞻性的环境友好政策可以通过市场机制和技术创新促进工业生产率的提高和经济结构的升级，并取得经济发展和环境改善的双赢结果。因此，技术革新、市场机制、环境政策和预防性原则是生态现代化的四个核心性要素。而环境政策的制定与执行能力是其中的关键。”[3]
其次，关于“生态现代化”形成原因的逻辑梳理。生态现代化理论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并在全球范围广泛传播，受到各国政府欢迎。它能产生如此大的影响是由多方面因素促成的：一是环境人口因素。一方面，“酸雨和臭氧层空洞问题虽然未被阐述为如核灾难一般可怕，但其影响的广泛性却可以视为环境运动可能产生更深一层社会影响的基础。在这一背景下，生态现代化作为一种替代性环境理论形成并发展起来”[4]。另一方面，人口不断增加，环境问题不断加剧，严重的生态危机制约了各国经济的发展。为此急切需要寻求有效方法来协调环境与发展的矛盾，探索环境与经济的和谐发展已成为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生态现代化理论在这样危机的情况下应运而生。二是经济科技因素。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全球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升，为新理论的提出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此外，经济全球化的态势，跨国公司的涌现，不仅强化了全球化的发展趋势，而且还全面提升了全球化发展的竞争格局。在严峻的竞争压力下，各国争先运用新理论来指导实践以解决生态环境问题，这就为“生态现代化”的迅速传播奠定了现实基础。三是政治策略因素。20世纪70年代，各国政府对于环境问题大多采取“先污染后治理”等政策，目的就是为了实现当前经济利益最大化。但各国政府最终发现此路不通，他们急需寻求一种新的政策来解决日趋严重的环境问题，并必须保证经济的平稳发展，于是主张“预防性”策略的生态现代化理论吸引了政府的注意力，“生态现代化之所以能够吸引政府的注意力，是因为生态现代化所讲的环境观点并没有引起对基础设施的大量需求”[5]。“生态现代化思想的宗旨，是使技术的生态负作用最小化的同时，使技术的正作用得以最大化发挥，变‘后期补救’为积极的预防，确保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同步进行，这恰恰满足了政府的需求”[4]。四是公众认知因素。原始社会人类崇拜自然，农业社会人类顺应自然，工业社会人类征服自然。“随着科技发展，人类社会正在由工业社会走向知识社会，实现第二次现代化——守护自然，互利共生。”[6]由于人类认知水平的不断提高，人类的环境意识不断增强，这也为生态现代化理论的广泛传播奠定了公众基础。这些因素表明，生态现代化思想的形成和理论的传播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这一背景对生态现代化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起到强大的牵引和承接作用。可见，生态现代化理论是通向未来生态文明新纪元的必然产物。
二、生态现代化的历程及其内涵
20世纪80年代初，生态现代化理论在西欧一些发达国家如德国、荷兰、英国等最先发展起来的，随后这一理论的经验研究拓展到芬兰、丹麦乃至整个欧洲、美国、加拿大以及东南亚等地。为此作出重要贡献的有德国学者耶内克（M.Janicke）、约瑟夫·胡伯（JosephHuber）、凡·普里特威茨（von.Prittwitz）、乌多·西蒙尼斯（Udo.Simonis）、克劳斯·齐默曼（K.Zimmermann），荷兰学者格特·斯伯加伦（G.Spaargaren）、马腾·哈杰（Maarten Hajer）、阿瑟·摩尔（ArthurP.J.Mol），英国学者阿尔伯特·威尔（AlbertWeale）、莫里斯·科亨（Maurice Cohen）、约瑟夫·墨菲（J.Murphy），美国学者弗雷德里克·巴特尔（FrederickH.Buttel）、戴维·索纳菲尔德（David A.Sonnefield）和妲娜·菲舍尔（DanaR.Fisher）等。
生态现代化理论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20世纪80年代早期），主要内容有：强调技术创新在环境改革中的作用，特别是工业生产的技术创新；对官僚机构和低效率持批评态度；支持环境改革的市场作用和市场动力；关于社会机构和社会冲突的系统观；国家层次的分析。第二阶段（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中期），主要内容有：比较淡化技术创新的关键作用；更多强调政府和市场作用的平衡；更加强调制度和文化的作用，社会机构在环境诱导的社会转型中的作用；集中研究OECD国家工业生产的国家比较。第三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主要内容有：扩展研究的理论和地理范围，包括消费转型、非OECD国家研究、全球生态现代化过程；环境问题给社会、技术和经济改革带来的挑战；现代性核心社会制度转型，包括科技、生产和消费、政治和治理、市场制度等，在地方、国家和全球多个层次上的转型；定位于科学领域，明确区别于反生产力、反工业化、后现代主义、强社会结构主义和许多新激进主义。[1](95)这一阶段主要致力于生态现代化的复杂性研究，也取得一些重大的成就：非欧洲国家生态现代化（Buttel[7],Mol[8]）；生态现代化与风险社会理论研究（Maurie J Cohen[9]）及环境创新与传播研究（Martin Janicke[10]），（Gouldson,Murphy[11]）；政治生态现代化和地区经济与全球一体化进程（Gouldson,Murphy[12]），（David Gibbst[13]）；非政府组织与社会环境运动对环境转型和政府决策的角色作用（Maurie J Cohen[14],Mol[15]）；分析中小企业工业生态重建和对市场—政府灵活管理（smart regulation）及结构性解决措施的探讨（Andren Revell[16],Martin Janicke[10]）。
关于生态现代化的内涵，学界认为生态现代化是现代化与自然环境的一种互利耦合作用，也是世界现代化的一种生态转型，即向符合生态学原理发展模式转变。生态现代化要求采用预防和创新原则，推动经济增长与环境退化脱钩，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双赢。[17]何传启认为，首先，生态现代化是现代化的一次生态革命，包括从物质经济向生态经济、物质社会向生态社会、物质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转变，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的改善，生态效率和生活质量的持续提高，生态结构、生态制度和生态观念的深刻变化，以及国际竞争和国际地位的明显变化等。其次，生态现代化是一个长期的、有阶段的历史过程，从20世纪70年代到21世纪末，生态现代化大致经历相对非物化和绿色化（经济与污染相对脱钩）、高度非物化和生态化（经济与环境退化绝对脱钩）、经济与环境双赢、人类与自然互利共生等四个阶段。其三，生态现代化是一场持续100多年的国际竞争，包括不同国家追赶、达到和保持世界先进水平的国际竞争，以及国内生态效率、生态结构、生态制度和生态观念的变化。其四，生态现代化具有绝对和相对两个视角。如果说生态现代化的国内进程是绝对生态现代化，那么生态现代化的国际地位变化过程就是相对生态现代化。生态现代化既是国内现代化与自然环境的良性耦合，又是现代化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领域的国际竞争。[18]
在笔者看来，这里的“从物质经济向生态经济、物质社会向生态社会、物质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转变”应该具体分析。比如“物质经济”与“生态经济”、“物质社会”与“生态社会”在逻辑对应上似乎有问题。因为“生态经济”、“生态社会”也需要物质形态的东西，也就是说，生态经济、生态社会也有物质载体。由此，在逻辑上“生态经济”与“工业经济”、“生态社会”与“工业社会”相对应更准确而恰当。而“物质文明”与“生态文明”也有类似问题，生态文明并不遮蔽物质文明，只是生态文明更需要物质文明的生态化转向。[19]
西方学界对新兴的生态现代化理论提出不同观点，并有不同的代表人物：
一是早期“预防性”策略论。这一观点的主要代表人物是马丁·耶内克。他认为，生态现代化是使“环境问题的解决措施从补救性策略向预防性策略转化的过程”[20]。其中“补救性”策略包括：对环境破坏性产品和生产过程造成的环境损失给予修复或补偿；通过对环境破坏性产品与生产过程采取清洁过滤措施来消除污染，如在燃煤发电站内应用流体除硫设备以防止酸雨生成。“预防性”策略包括：生态现代化通过技术创新使生产过程与产品更加适应环境的良性发展；通过社会结构性变革或经济结构生态化促使引发环境问题的生产过程被新的生产和消费形式所替代。[4]可以看出，耶内克对生态现代化思想内涵的论述过于表面化，只是将最浅层的东西描述了出来，但是他对促成该思想的形成具有很大贡献。
二是社会变革和生态转型论。这一观点的主要代表人物是阿瑟·摩尔。摩尔认为，第一，生态现代化实现的前提是“科学技术发展的轨道要改变方向”，换言之，实现生态现代化，就是要开发更加先进的生态环境技术来替代20世纪70年代实行的末端治理技术。第二，通过有效摒除经济增长、资源消耗和废弃物排放三者之间的必然因果联系，促使经济发展的环保性质、生态含量、综合速度和空间分布发生生态化优化。第三，通过实行环境质量认证和环境稽查，刺激私有经营者在环境行为方面展开竞争，从而创建生态市场，并以此防止政府成为环境极权主义的化身。第四，随着环境问题在政府、市场和科学技术发展中的系统化，环境运动的角色慢慢从社会发展之外的批评者转向社会内部，并逐渐涉及生态转型的独立参与者。[21]
三是综合性新政策论，代表人物是哈杰。哈杰指出：“过去科学的主要任务是为环境的破坏性后果提供证据，而今却日益成为政策决策过程的中心。其中，生态科学尤其是系统生态学开始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22]哈杰认为，在生态现代化理论中，“环境保护只会增加成本”这一传统思想让位于“防止污染有回报”这一理念。因为“如果一个企业不能对环境有所贡献，那么它也无资格从中获益”。环境作为一种公共物品，如果将其视为一种免费商品，那么对其任意使用必然增加社会经济成本。生态现代化有效的策略就是让这些对于商家的外在的经济成本内在化。他还提出，生态现代化是消除政府与环境运动之间存在的激烈的敌对性争论，从而避免引发根本性的社会冲突的有效途径。他认为，生态现代化反对一些批判性社会运动学说中的“反现代”情绪。他认为，生态现代化是基于对现代技术与社会规划有能力解决所存在问题的信任的一种政策论说。[5]
四是弱生态现代化和强生态现代化，代表人物是克里斯托弗。他认为，所谓弱生态现代化是一种单纯技术论观点，并没考虑人类与生态系统间的相互作用，只强调用技术手段解决环境问题；采用科学界、经济界与政界精英相互合作参与政策制定并垄断决策权的“技术统治一组合主义”模式；只限于对发达国家的分析；试图为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模式套上单一、封闭的框架。所谓强生态现代化则是一种社会结构优化论观点，它超越了资本主义社会，主张将环境关注扩展到全球范围，是现代化理论中的一个比较突出的贡献。社会机构组织与经济体制在广阔范围内变动，这有益于促进社会各界对生态环境进行关注并迅速做出反应；采取开放、民主的政策决策模式，增加公民参与的机会；对环境与发展问题给予全球性关注；对政治—经济—生态发展界定出一个更加广泛而不固定的概念。可以看出，克里斯托弗所划分的弱生态现代化和强生态现代化实际上可以分别与哈杰所定义的技术—组合主义和“反省式”生态现代化相对应。可以说克里斯托弗恰好对哈杰的工作做了必要而有意义的补充。[4]
三、生态现代化的价值及其启示
生态现代化理论是西方国家寻求解决现代性缺陷问题的必然选择，并在理解和阐释现代工业社会如何应对环境问题层面，逐渐成为社会科学的一种主导理论。对中国而言这一理论同样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笔者较早自觉注意到生态哲学与现代化内在深层关联问题，[23]并指出现代化应该而且必须高度重视经济社会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的统一，并以此来有效抑制生态环境紧张局势的出现。[24]
生态现代化应该且必须成为我国社会发展不可缺少的内容，缺少生态目标的现代化是病态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从原有经济体制束缚中解放出来的生产力迸发出空前活力，使经济步入一个较快发展的阶段。同时，我国自然资源相对匮乏，生态环境脆弱与经济快速增长之间的矛盾不断加剧，使我国环境问题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我国生态现代化水平与发达国家相差这么大，和中国处于工业化的发展期有关……作为发展中国家，工业现代化的环境压力、生态现代化的环保需要，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双重挑战。”[25]2007年1月27日中国科学院发布的一份报告中称：“在全球118个国家参加评价的2004年生态现代化指数排名中，中国以低于世界平均值17分的42分排在第100名。”[26]这样的世界排名令我们担忧。生态现代化水平的高低实际上是发展观念、环境意识、科技水平以及经济增长方式等方面差距的真实反映。在当今这个以环境保护和生态平衡为关键任务的社会里，中国环保成绩的落后必定会影响中国未来的发展，国家实力的提升将会受阻减速。因此，吸收西方生态现代化的先进思想，结合我国实际制定符合我国发展的中国生态现代化战略成为我们的当务之急，也就是说，在我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导入生态现代化理念和评价指标相当重要[27]。基于对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的深入研究，并结合我国实际国情，我们从中可得到多方面的启示：
一是现代化时代进程的启示。生态现代化最初发生在欧洲等发达工业化国家，后来传播到世界的许多国家和地区。生态现代化是一个全球化的过程，也是一个很难逆转的世界趋势。[28]在此背景下，学界通过对西方生态现代化的系统研究提出，我国发展生态现代化理论至少存在两个难题：一是理论层面上，它还没有也未必能够被普遍接受为一种主导性的环境政治思维范式；二是实践层面上，生态现代化理论面临着来自国内外的双重挑战。[29]因此，我们应当走出有中国特色的生态现代化之路。我国学者提出广义生态现代化理论，并指出广义生态现代化不是简单地从污染治理入手，而是从改变人的行为模式出发，通过改变经济和社会发展模式，通过环境友好的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结构生态化，降低人类活动的环境压力，达到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双赢的目的。结构生态化包括生产、消费、制度和观念结构的绿色化和生态化等……广义生态现代化的基本要求是：非物化、绿色化、生态化、经济与环境退化脱钩。[30]
二是现代化发展战略的启示。通过对西方生态现代化深入研究、理性分析和积极借鉴，并结合中国自身发展特点自觉构建中国生态现代化的理论战略。从2001年第1份《中国现代化报告》发布之日起，每年的《中国现代化报告》都以其高度的前瞻性、权威性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特别是2007年1月27日（正值德国学者马丁·耶内克提出“生态现代化”这一概念25周年之际）以“生态现代化研究”为主题的《中国现代化报告2007》的发布更为中国生态现代化战略提供了具体而有力的理论指导。作为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组长的何传启指出，《中国现代化报告2007》，以生态现代化为主题，通过对世界现代化的生态效应和生态转型的300年历史分析以及对131个国家34年定量评价，归纳出生态现代化的36个事实和6个启示，提出广义生态现代化的原理和方法。报告结论和建议是：实施生态现代化战略，实现经济和环境的双赢，[30]也就是说，生态现代化会带来完全不同以往的经济社会的发展，即经济社会的发展应该而且必须在更强有力的环境保护和生态增值框架内运作，并与环境保护和生态增值发展战略密切结合。生态现代化特别强调中国企业以及相关管理方式包括经营策略应采取长期绿色和生态化的发展战略，同时有效地实施新的内部系统结构与功能的绿色管理策略，其目标是建立一个更加有利于生态环境的发展方式来引领并规范其经济增长。
三是现代化现实操作的启示。从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的广泛传播和推广中，我们也结合当前我国形势，进一步规范我国发展生态现代化应走的适时道路。根据生态现代化的时代要求，结合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要求，应该积极培育并不断推进符合节约能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发展方式和消费模式。我国产业发展面临着自然资源短缺与环境污染严重、产业结构不合理等诸多问题。积极探索产业结构的生态化更新和转换，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特别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课题。随着人们对发展问题认识的自觉和深入，对发展方式的研究已深入到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维度审视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因素内在深层逻辑关系的新阶段。同时，消费模式的生态化转型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路径之一。消费模式的生态化转型是建立在“人—自然—社会”和谐统一的基础上的一种更高层次、更符合生态文明要求的现代消费模式。它对人类消费方式提出的基本限度是：对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系统的利用及其消费应该而且必须约束在其有序运作和自我恢复、有机清除和自我净化与有效承载和自我循环所允许的阈值内，从而体现人们良好的生态文明素质和较高层次的精神文化内涵。
目前我国生态现代化的理论正趋于成熟，但笔者认为，单纯有理论建设是远远不够的，最关键的应该是提升全体国民的现代生态意识。没有现代生态意识，就没有生态现代化。提高国民生态意识是实现生态现代化的关键。我国有学者提出了五条提升国民生态意识的建议：建立关键岗位环境责任制，奠定生态意识的法律基础；建立关键项目环境风险评价制度，奠定生态意识的管理基础；继续控制人口规模，奠定生态意识的科学基础；加大生态和环保教育投入，从小学开始普及生态知识；建立环境信息公开制度，促进环保活动和非政府环保组织的健康发展。[31]同时，生态现代化需要政府、企业、各类非政府组织及学者们的积极参与，以共同寻求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问题的最佳解决之道。
总之，西方生态现代化思想已成为西方社会第三次环境浪潮中诞生的一股颇具影响力的思潮，虽然客观上还存在一定不足，但它所包含的积极因素和思想资源能为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和生态环境的有序改善提供许多借鉴。如何利用生态现代化理论来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是一个尝试性的工作，这就需要我们不断地吸收新思想、新观念，也需要我们不断总结自身发展状况，从而制定真正符合中国特色发展的生态现代化之路。
收稿日期：2010－11－02
标签：生态文明论文; 生态环境论文; 经济转型论文; 环境经济论文; 现代化理论论文; 国家经济论文; 经济学论文; 生态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