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及其敌人：工艺技术惰性的经济和政治根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惰性论文,根源论文,工艺技术论文,敌人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4—5961（2000）04— 0038—07
一、导言
决定经济增长的关键性决策，即使在信奉自由企业制度的经济中，也主要是在市场上作出的吗？市场决定既有资源的配置，多数经济学家相信，市场在这一点上优于其他任何替代性制度。但是有关技术变革的决策又如何呢？
对新技术的接受并不仅仅是经济现象。有时候某一种技术为一个企业所认同，但是一个组织内部为采用何种技术而发生斗争则是经常的情况。这些决策是如何作出的呢？在某一经济中，即使一项新的先进技术可以在不需付出任何边际成本的时候得到，该经济也有可能选择拒绝这项技术，这又是为什么呢？
经济学分析暗示，如果新技术通过了某种“市场测试”，这些新技术就会被采用。这就是说，如果它们能够胜过现有技术，那么新技术的思想就会被采纳。新古典主义传统的经济学家确信，尽管从理论上说市场选择有可能导致非最优结果，但是实际上这种情况非常稀有。
那些不是经济学家的人们却不满意于这种说法。他们认为，技术进步是一种社会现象，这种现象几乎改变了该社会的每一个因素。我要指出的是，尽管新技术具有显然的经济优势，该技术也可能遭抵制而不被施行。对新技术的彻底抵制是一个普遍的历史现象。在诸多社会中，技术惰性通常被归因于非理性、技术恐惧或对传统但过时的价值和习惯的盲从。但并不是全部对新技术的抵制都是纯粹社会性的，也有来自技术体系本身的抵制。
二、规则和抵制
为了使问题简单化，我们把对新技术的采用设定为一个二元过程：要么采用要么不采用。每个人都具有其独特的外在因素，如偏好、年龄、天资、教育、财富等，这些将导致他或她“支持”或者“反对”创新。在作出这种决定时， 社会遵循着一定的规则， 我称之为加总规则（aggregation rule）。这种加总规则也许是一个市场过程（在纯粹私有制经济中就会如此），但这将是极其独特的例子。任何技术变革几乎都将改善一部分人的福利而使另一部分人的福利恶化。纯粹的市场结果相当于仲裁机制（aggregator）以收入的变化确定其优先选择。除非所有的人都接受市场结果的“裁决”，否则因采用新技术而出现的损失者就会通过非市场机制和政治活动来抵制采用该技术的决定。不管怎么样，市场是通过该技术的获利能力及其第一近似值经济效率来判断它的。
那么，冲突是怎样发生的？首先，经济中的不同群体偏爱不同的加总规则。如果借用新历史制度分析学派的术语，则一个仲裁机制就是一个制度，就是说，是对经济行为的一个非技术的确定性的限制因素。如果市场结果有利于某一个群体，那么另一个群体就会发现规避市场过程是有利的。
对新技术的抵制就可以作这样的解释，即采用新技术后将会损失的一方的成员试图在空间上（例如在市场中）抛弃加总规则的摆布，并向经济强加上一个不同的仲裁机制如管制机构或颁发许可证的机构。在由支出额决定“表决”结果的市场和每人拥有一票的民主程序之间，存在着不同。民主决策程序也许不会使经济的长期经济福利最大化。人们早就认识到，那些期望经历快速发展的民主国家面临着这种两难境地。
我们应当在形式上区分如下决策规则。纯粹的市场仲裁机制意味着遵循利润最大化原则的企业将完全依据市场的支配来采用新技术。但还存在另一种决策规则，它指定一个得到授权的机构，例如代议制议会或技术专家小组、极端的暴民、法庭，或者单个独裁者等，来决定是否允许或支持新技术。另外还有一个表决规则，就是说一人一票，由此通过某种公民投票来决定是否施行一项新技术。在多数现实情况下，这三个决策规则同时起作用，一般不会出现纯粹的市场结果。
大量的政治和社会斗争不仅涉及新技术的施行，而且涉及决策规则本身，因为人们有理由相信某些决策规则更有利于一个利益群体而不是另一个群体。有时，仲裁机制受制于产品的性质——公共商品和其他市场失灵领域的技术变革很明显发生于市场决策进程之外——但是私有商品仍然存在巨大的灰色范围，为政治行动提供了空间。人们也许以为，一个社会的市场决策因素越多，这个社会就越具有创造力，越可能获得技术上的成功，但实际上并不一定是这样。自由市场很有可能因为其自身的原因而放弃技术变革的机会。例如，新技术可能需要巨额资本支出或者现有企业之间的合作，但如果没有直接干预，这些条件就实现不了。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就可以出来弥补市场失灵。
当仲裁机制确定后，对新技术的反对就会在一个既定的政治组织如法庭或议会委员会中产生。人们不会对无关紧要的新技术问题进行争论。但是一旦面临涉及公共支出或与其他技术有补充或替代关系或会产生其他溢出效应的重大技术选择，那么决策就会以非市场标准的判断而结束。同样地，那些事关潜在的外部性因素尤其是公共健康和公共安全的技术任何性质上的不确定性，几乎总会导致仲裁机制中市场成分的减少。在这些情况下，政治游说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一种反技术的和保守的成见可以形成一种文化，这种文化成见可以通过培养墨守成规的价值观的教育制度产生，这种价值观尊重传统，而偏离常规和反叛则有极大的风险。经济进步的主要动力技术变革非常罕见，停滞或变革极为缓慢成为通则而不是例外。而我们的时代，尤其是迅速发生技术变革的西方世界，并非历史的常态。
三、惰性和进化
许多学者认识到，新技术出现的方式在某些程度上类似于生物进化过程中新物种的出现或既有物种的变异。对技术的选择类似于自然选择进程。市场当然是作出选择的一个场所；政治领域则是另一个场所。
新物种的出现（物种形成）类似于新技术的出现，既是罕见的又是难以理解的。尽管自然系统中对变化的抵制与技术系统中对变化的抵制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但是这种抵制都意味着有一种内聚力，它制约变迁的数量和速度。
在技术的经济史中，我们可能幸运一些。尽管遭到反对，但全新的新技术思想还是一次又一次出现了。但是，其动力应当是一样的：一种体系向固定的惯例作斗争求得变革，更像是变革突然爆发，而不是以缓慢的连贯方式发生。例如英国工业革命时期出现了大量技术活动。最近对近代生物进化的众多研究发现，进化的动力也集中在一个由长期停滞隔开的喷发时期，而不是发生于直线的进程中。
和生物进化的类比强调了技术进程相当不连贯的性质。生物体系的稳定由生物学术语所称的基因聚合来维持。同样，技术也受制于技术聚合，意思是总体上技术体系将是稳定的、惰性的。变革发生的可能性依赖于渴望变革的新奇性和担心任何对现状威胁的守旧性之间的斗争。正如韦森（Wesson）曾指出的：“最重要的竞争不是在个体和其世系中间发生的，而是在新旧形式之间发生的。旧的几乎总能胜出，但是新来者尽管寥寥无几，却能够逆转形势，将胜利夺取过来，并夺走未来大奖。”这段作为对达尔文进化论的评论的话，使人想起数十年前熊彼特写的话：“在资本主义现实社会中，与教科书所描绘的相区别的是，起关键作用的不是（价格）竞争，而是来自新商品、新技术的竞争……新商品和新技术不是从利润限度打击现有企业，而是要威胁它们的生存。”
如果我们不但关注技术，而且关注与进化力量有关的制度，那么我们所拥有的就是同时演进的两套进化系统，一个是认识论的（技术），一个是政治和社会的（正式的制度、习惯和其他非正式的行为规则）。如果一种外来技术传入一个社会而与该技术相适应的制度没有一同演进的话，那么该社会就会出现严重的不协调与混乱。在这种理论下，对技术变革的抵制就可以在一个更广阔的背景中作出解释。
四、市场还是政治
假设一种经济必须对是否采纳T[,1]作出选择。 如果是在一种市场经济中，则这种选择当然是由个人作出，在大多数社会中对正在使用的主要技术的的变革会引起广泛的公众决策。
那么，什么时候会出现对市场作为创新的仲裁者的反对呢？只有采用新技术后的获利者拿出部分增加的收入去补偿损失者，潜在的威胁才不会发生。补偿乍一看是解决问题的合理方式，但是实际上补偿很少直接发生，因为辨别出损失者、测量他们的损失程度并克服损失者的道德风险问题和赢利者中的集体行动，是非常困难的。但不管怎样，补偿确实发生了。现代西方经济中的福利制度和农场补助制度，就至少可以部分解释为一种旨在安抚或补偿在快速工业化和随后的非工业化过程中遭受损失的群体的机制。如果补偿没有发生，那么损失者就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联合起来，并试图将社会决策规则从市场规则转向一种对他们更有利的的规则。
人们有意不让市场成为技术决策惟一的仲裁者并将部分决策进程交给政治机构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市场有效地完全削去了人们对技术的偏好。如果某人支持一项新技术，他可以通过购买新产品或采用新技术来投“赞成”票。某人也可以通过不购买产品或不采用新技术来表达自己的漠视或不喜欢，但是他们不能控制别人做什么，即使他们觉得别人这样做可能影响到自己。在市场上“否定”票是难以表达出来的。另一个原因是众多的技术都是公共部门的一部分，如交通、公共卫生、基础建设、军事等，这些领域已经发生了市场失灵。
最重要的是，消费者看来仅仅因为新技术是新的就会不信任自由市场作为新技术的仲裁者。鉴于在一个技术停滞的经济中，或许没有理由不信任看不见的手，那么与产生和采用新技术相联系的信息的不对称性和不可逆转性看来就需要一个冷静的没有偏见的仲裁者。同时有必要指出，不是所有对技术进步的抵制都必然是保守的，必然是对技术现状的维护。在许多情况下发生对新技术的抵制，是因为对T[,0]来说， 存在T[,1]和T[,2]两种选择。若任由市场决策，则T[,1]会被选中； 如果某些利益群体希望使用非市场机制采取T[,2]， 那么他们企图影响的是技术变革的性质，而不是技术变革的存在本身。
私利当然也会起作用。历史显示，多数对新技术变革的抵制都有其经济原因：潜在的损失者设置障碍以阻碍创新。主要问题是，为什么对某些人来说技术变革意味着收入减少。下面我提供了一种类型学，它包含纯粹理性地抵制创新的一些非常明显的原因。
1.失业
自从李嘉图写作其论“机器”的著名章节以来，人们广泛相信的一个抵制创新的原因是，节约劳动力的技术变革无差别地减少了对劳动力的需求，从而导致失业，并且工资可能下降。然而，一种以机器代替工人的发明将对全部产品和要素市场产生影响。提高生产效率并降低商品价格将增加实际收入，由此增加对其他商品的需求；被代替的工人也许会在其他产业找到工作，他们的实际收入可能增加，也可能减少。
在现实世界里，劳动领域的暂时失衡会给人口中较大的亚群体带来困境。然而，从一些广受研究的例子来看，所担心的技术失业模式并没有出现。尽管李嘉图和反对机械自动化的勒德主义分子有担忧，但19世纪的英国并没有经受长期的结构性失业。在另外一个非常不同的环境中，人们曾普遍担心亚洲20世纪70年代的农业机械化会导致广泛的农村失业；但这没有发生。劳动经济学家最近的研究发现，新技术的引进总的来说是与积极工作的增长相联系的。其中的一项研究宣布：“工作的增长与新技术的引进看来是互为补充的而不是互为替代的。”
2.资本损失
当有形资本是一种“油灰—黏土”物质时，事情就不一样了：一旦成型，就很难转向另外一种用途。如果某种型号的产品由效率不同的机器生产，则效率最低的机器获利为零；其他所有机器则依据效率最低机器的生产成本与自己的生产成本之间的差额的大小获取收益。这样，财产的价值就可以按照当前的价值折旧公式来计算，在公式中，财产的价值是这种差额及预期的未来技术折旧的一种函数。技术变革进度的加快将减少制造老产品的机器的市场价值，因此如果有可能的话，机器的所有者就会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
然而现实中这种情况很少发生。有形资本的所有者反对引入新技术的事情相当少。其原因是，虽然机器的有形性质很少能够改变，资本货物——包括以专利存在的所有权——却能够被买卖。这样，虽然某种过时机器的所有者会因机器而损失，但是他总能够通过购买新机器而买进新技术，新机器因为成本低带来较高的利润。然而，在那些资本市场有利于部分现有生产商而不利于另一部分生产商的情形中，这一原则被破坏了，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发生抵制。
3.非金钱损失
对技术进行抵制的另一个原因是，技术变革不仅改变了平均成本水平，而且全面改变了成本函数的形式。当新技术全面减少成本和增加效率时，新技术可能也改变了工厂的最小有效规模和该产业的进入条件。这样，当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纺织工业的最小有效规模大大增加时，工匠和小规模的家庭生产者就被赶出了该产业。在一个没有交易成本和信息成本，从而具有“完美”资本市场的世界里，这些变化的成本将会因小生产商并入大工厂并利用部分规模经济而降低。这确实超出人们预计地大规模发生了。所谓的“作坊制”，指的是工人在一个大工场中租用一块地盘和一套设备，自己负责自己的生产，没有等级制度和纪律约束，这种制度一直到19世纪在许多产业中都很兴盛。尽管如此，在工业革命期间，部分受到工厂威胁的工匠和个体生产者仍发动了若干骚乱。
而且，工人还关心工作场所的一些非金钱特征，包括从工作场所的安全和噪音到工作的满意程度以至决策权。如果新技术对这些特征产生了负面影响，那么工人就会抵制新技术，除非雇主通过充分增长工资为补偿，或工人能够不花成本找到与原来的工作一样的新工作。工业革命期间，有一个引起特别争论的问题，就是雇主对产品进行标准化的努力减少了工匠和家庭生产者在设定产品参数时的回旋余地。先进的产品标准化导致从棉布到步枪子弹等产品的偏差容许范围越来越小，不断强制施行这种标准的努力引发了坚决的反抗。此外，技术变革还影响了生产和就业的地域分布，迫使工人从一个地区流动到另一个地区，或从乡村流动到城市。新技术还通常被认为会摧毁传统的社群。对一些人来说这些社群不算什么，但于另一些人来说，这些社群对他们很重要；任何一种仲裁机制几乎都将不可避免地使得人口中的某个群体不满意。
4.人力资本
当我们考虑到人力资本时，冲突的机率就大大增加了。人们终生都可以获取技能和经验，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学习新技能的能力在下降。学生或学徒阶段以外的工人会抵制新技术，因为创新会使他们的技能过时，减少他们在预期生命中的收入。
英国工业革命的例子再次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当旧有的家庭工业越来越受到更具效率的工厂的压力时，老一辈工匠基本上不会到工厂去寻找职业；工厂依靠童工，因为年轻人具有学习技术的能力并愿意服从工厂所要求的纪律。实际上某些新技术就是有意为排除男子和适应妇女儿童而设计的，工业革命早期就是这种情况。
对技能和特殊的人力资本的保护通常通过对进入该行业设置障碍和控制产量而与其他形式的寻租行为相结合。这就清楚地解释了在欧洲许多地方统治城市工匠许多世纪的手工业行会制度。在前现代欧洲城市里，行会强制推行它们的制度，最终使技术维持现状，停滞不前。行会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什么工业革命最早发生在英国。因为欧洲大陆行会势力过强。
也许工业革命以后技术斗争发生最多的领域是自由贸易领域。对国内工业的保护通常等同于对过时技术的保护。而自由贸易和开放经济是一个经济能够使用最好技术的最佳保障。同时，自由贸易并不是一个必要条件：英国直到1840年还是一个贸易保护主义国家，而美国在19世纪后1／3的时间里实行严格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但两个国家却都对创新非常开放。
在过去一个世纪里，对新生产技术的抵制部分来自工会。工会抵制技术变革并没有什么有说服力的理由，毕竟，它们应当意识到新技术具有不可否认的益处。英国工人运动力量的增长常常导致维多利亚时代以后英国技术变革动力的衰退。这种抵制并非百分之百有效，但是当科尔曼（Coleman）和麦克劳德（Macleod）说劳工的抵制“加强了雇主对技术变革不断增长的冷淡”时，他们是正确的。
在我们的时代，工会也要对在许多产业中阻止技术进步负责任。例如，在欧洲和美国汽车工业中，工会抵制关闭过时的工厂，反对引入灵活的工作实践，并削弱了曾增强日本轿车制造业效率的工作分类制度。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工会对新技术都采取一贯的保守态度。例如，1945年以后瑞典和德国的工会就被劝说参加了旨在提高生产率的联合行动。
5.外部性
新技术的非金钱因素使人们对新技术具有“外部效果”时的情况产生了特别的关注。所谓具有“外部效应”，就是新技术影响了公共资源。例如，多数环保运动对高速铁路、核能和高效杀虫剂的抵制，对付的就是技术变革的非收入影响。
一个经济中的亚群体有充分的理由不将自由市场作为惟一的仲裁机制，即不让价格竞争机制本身来决定采纳或不采纳哪种技术。几乎在每个地方都建立了某种非市场的控制体系和许可证制度，即存在一些机构或专家群体，在新技术推向市场之前要经过他们的批准。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这种决策程序与市场结果有本质的不同，不同群体之间的争议和争论的根源是什么？
五、仲裁机制中的政治行动
在一个已经确定了仲裁机制即决策由之作出的“游戏规则”的社会中，利益集团和意识形态上坚定的活动家一旦选定了斗争场所，就将全力以赴致力于他们期望的结果。当然，争论的性质会因斗争领域和反对动机的不同而不同，我们应当区分以下政治行动的不同形式。
1.游说
游说最纯粹的情况是，上面所说的“损失者”向议员游说以期不通过实施新技术的法案。如果全体人民的获益分配具有连续性的话，则劝说和政治煽动就没有太大的作用，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每一个决策者都已下定决心，对每一个人都一视同仁；然而在实践中分配似乎总存在不连续性，让很大一部分“表决者”对实施T[,1]很冷淡。 这些“投票者”是“理性冷淡”，就是说，因为结果对他们有负面的影响或没有什么利害关系，所以他们就不会花哪怕一点点时间去钻研新技术通常非常复杂的细节。这样，游说就包括努力劝说这些“冷淡的投票者”支持或反对新技术。当损失较集中时——而实际上也通常如此——那么损失者就会非常容易被组织起来，从而具有更强的政治影响，即使社会收益大于社会损失时也是如此。
2.策略行为和互投赞成票
有时，作为谈判策略的一部分而假装反对某些技术是明智的。例如，我们曾指出，工人也许实际上从会新技术中受益，但是他们也许发现抵制新技术符合他们的利益，这样就可以最终得到新技术所带来利益的较大部分，或可以从其他地方取得利益。历史证据表明，即使双方的利益都不明确，抵制创新也是经常使用的谈判筹码。而且，如果在同一个时间里不止一个谈判，相关群体也许会支持或反对他们实际不太关心的技术来彼此交易，以此来保证他们对直接影响他们的决策的立场得到支持。
3.相关效应
通常新技术被看作不受欢迎的文化和政治交易中的“一揽子交易”，即使新技术本身并非如此。这种模棱两可给非西方国家添加了许多政治争论，而且通常伴随着对外国人的文化怀疑。有一种观念认为“发展＝现代化＝西化”。特别是当新技术采用新产品的形式时，人们更会认为新技术是与令人不快的文化和社会副作用联系在一起的。于是，有些人拒绝新技术，不是因为其内在的经济特性，而是因为这些外在因素。
印度的历史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黑德里克（Headrick）是这样描述该问题的：“殖民化[国家]处于一种模糊的境地。西方技术导致他们被战败、被束缚，威胁了他们的文化和生活方式。没有人比甘地更清楚地表现出他们对西方技术的模棱两可的态度了。甘地身穿手工纺织的粗纱衣服，但也使用手表，乘火车旅行，通过电话与他的追随者保持联络。”同样，在中国和伊斯兰教的中东，经济现代化进行得速度太慢，部分也是更具效率的生产手段和与之相去甚远的文化相结合的结果。政治行动广泛地以与新技术相联系的文化为目标。
历史上某些对新技术的疑虑与新技术促进商业化相关。多数技术变革都会影响总产出中走向市场的比例。绿色革命由于依赖大量购买的物资投入（种子、化肥、杀虫剂），曾引起激烈反对，理由是市场渗透产生的破坏和暴力侵犯了自给自足的小社区，导致“农民的非农民化”。另一种相关效应是担心新技术将导致理性化和世俗化，会破坏宗教和“传统价值”的力量。
4.不可逆性和路径依赖
还有一种可能性。一种新技术开始时被采用了，但随后又出现了一种新技术或出现了人们喜爱的某些变化，这样就会使人们改变意见。新技术具有不可逆性。一个社会一旦学会了一种新技术，那么不管社会是如何不喜欢这一技术，“忘记”这一技术都非常困难。这种现象可以称为潘多拉效应。即使社会对它采用T[,1]的决定“感到后悔”， 也不可能回到T[,0]。某些未达到预期效果的发明也导致难以解决的争论， 例如有关杀虫剂、石棉、氟氯化碳的争论等。消除这些新技术的副作用成本太高，而结束它们的使用又难以执行。
考虑到技术变革的路径依赖性质，那么如果预计到一种新技术将导致产生另外的不合意的技术，则尽管这种新技术会暂时增加福利，居民中的一部分对它加以抵制也是合乎情理的。换句话说，技术变革不仅牵涉到在两种技术之间作出选择，而且牵涉到在两种不同的技术发展轨迹之间作出选择，这就将我们带到上面已经讨论过的相互关联原则上，但是具有另外的动力因素。政治行动的目标是劝说相关的决策者，即使某一技术发展道路的初始特征显得很吸引人，这种道路也是不合意的。器官移植这一医学进步最终可能导致器官买卖市场，通过羊水检查胎儿性别的技术可能会导致有选择的流产或性别选择。如此等等。正因为如此多的新技术最终的用途与它们最初设计时完全不同，人们有理由担心，我们创造新知识是释放某种我们可能控制不了的东西。若总结一下潘多拉效应，就是，所有人都同意以T[,1]取代T[,0]，但是如果T[,1] 具有很高的概率导致T[,2]……以至T[,n]，而T[,n]还不如T[,0]合意，那么T[,1]就会被拒绝。核能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 也许如果我们现在不知道如何释放核能反而要好些，但是这种选择已不复存在。
5.多样性
另一个担心是新技术可能导致多样性的衰减，从而阻碍了未来的技术变革。在农业上确实是这样：确定一种最优品种实际上也许是危险的，因为寄生虫的存在表明，具有负频率依赖（frequency dependence）可能是最优选择。一般而言，在网络状技术标准化的明显优越性和多样性的需要之间存在着冲突。某些时候多样性是毫无效率的（例如手表电池），但另一些时候多样性保持了技术的活力，这以后也许就成为重要突破的基础。新技术可能因为减少了将来技术选择的数量而遭抵制。这看来就是美国计算机专家对微软和英特尔抱有疑虑的根源。
6.不稳定性和异质性
在采用真正的新技术时总存在内在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使得任何仲裁机制都成为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正是因为新技术具有这种不确定性质，新技术的影响才不可能精确地作出预测。这样，任何预期的利益和成本在一定程度上都是不可知的，而创新越激进，这种不可知就越严重。
如果一个核电厂发生重大灾难的概率在一些人看来是每年0.1%， 而在另外一些人看来是每年0.001%， 那么他们对待建设核电厂的态度会截然不同。正是由于新技术这种不可知的后果，劝说、压力、宣传（即政治行动）将不可避免地成为技术决策的一部分。
在实际中，很难将异质性预期同异质性偏好分开。而且，还存在一种尽管无效但诱人的倾向，即以一种技术的结局为参考去推测另一种技术的结局。例如，有关镇静剂的事件就对其他新药物的发展施加了限制。当例如切尔诺贝利等管理得不好的工程导致人们对全部核电的合意性提出质疑时，就产生了严重的溢出效应。
六、系统地抵制
技术也是在“体系”中发生的，这就是说，一些组成部分发生了变革，就会影响相互作用的其他部分。这意味着从T[,0]到T[,1]的技术变革有可能通过对其他组成部分产生的意想不到的后果而改变采用这项技术所带来的成本。相当多这样的事情是通过各种各样的外部性或网络效应发生的，电子设备、火车、软件等等，都具有这种相互关联性。为便于操作，它们需要一致性，我们称之为标准化，这样单一成员如果不遵守标准就不能改变某一组件。
由此涉及的互补性（电视上的广播接受器，电脑上的软件—硬件）是技术惰性最重要的特征之一。一种新技术在被足够多的大量的使用者采用之前，不能说是成功的。这种模式听起来不免让人气馁，因为它最严格的意义是指只能不断取得成功，否则就会全面停滞。这说明在正常情况下表面上可能会起很大作用的新技术思想并没有“大受欢迎”，并且最终销声匿迹。IBM的OS／2操作系统尽管大大优于MS—DOS， 但是遭到拒绝，因为它不是充分兼容。边学边做是频率依赖的独特例子，在这种情况下，平均成本随着产出的积累而衰减。
七、小结
一个经济有可能被“钉”在较低的收入水平上，因为这一经济所具有的制度在某种程度上不适于技术进步。技术进步是增长的主要发动机之一，那么制度是否利于采用新思想就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更深一层的问题是，是否持续的经济增长是例外而经济停滞是常态，或者如琼斯（E.L.Jones）在其《增长的回归》中所说， 对于多数经济而言经济增长是一种自然状况，但是往往政治和文化障碍将一个天生有活力的经济拖入停滞和贫困。无论是哪种情况，技术进步的政治经济学都必须在舞台中心占据它应有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