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工荒”到“返乡潮”：中国的刘易斯拐点到来了吗？——中国刘易斯转折点：标志与含义——刘易斯转折点与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农民工供求关系看“刘易斯拐点”⑥——经济发展阶段、生育转变与劳动力供给，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刘易斯论文,拐点论文,转折点论文,中国论文,来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口研究》编辑部
主持人：侯东民
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加快。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新一轮经济的强劲增长，使我国经济规模迅速扩大，农业劳动力转移数量也快速地上升。近年蔓延的“民工荒”，以及民工工资平行多年后的上涨，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2007年的有关报告就此认为，中国经济的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中国劳动力过剩时代即将结束，不足时代即将来临；国外研究机构，如兰德公司等等，也纷纷预测中国未来劳动力减少会对经济发展形成有力的制约。这种对中国就业形势正在发生根本性转折的判断，在社会上引发了激烈的争论。
2008年，一场金融危机不期而至。进入2009年，人们没有看到学者一度预计的全国性劳动力短缺迹象，涌来的却是民工“返乡潮”。怎样看待中国剩余劳动力问题的现状、趋势及其影响因素，中国离刘易斯拐点还有多远？这一问题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值得讨论。本期论坛我们特别邀请了几位长期研究、关注这一问题的学者，各抒己见。
中国刘易斯转折点：标志与含义
王德文（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刘易斯转折点是学术界争论的话题之一。不少学者认为中国进入了刘易斯转折点，但也有学者认为在目前阶段上谈论刘易斯转折点为时尚早。尽管经验性数据表明，中国已进入了刘易斯转折点，然而，由于概念不明或方法未究，造成了当前在认识上仍有较大分歧。为了有助于澄清这个问题，本文首先解释劳动力的剩余和短缺问题；其次，从理论和方法角度讨论刘易斯转折点的标志；最后，从经验性证据角度揭示中国劳动力市场的根本性变化。此外，还要区分劳动力市场的短期现象与长期现象，这样才能更好地认识刘易斯转折点变化所蕴含的发展要义。
1 劳动力的剩余或短缺问题
在一个简单的劳动力市场分析框架中，劳动力的剩余或短缺问题，是指在给定的工资水平条件下，劳动力供给和劳动力需求之间数量上的不平衡关系。在给定的工资水平下，如果劳动力供给数量大于劳动力需求数量，劳动力市场就会出现剩余现象。反之，如果劳动力供给数量小于劳动力需求数量，劳动力市场就会出现短缺现象。如果劳动力供给数量与劳动力需求数量刚好相等，劳动力市场处于出清状态，既没有短缺现象，又没有剩余现象。
在真实世界中，劳动力供给或需求在很短时间内的急剧上升或急剧下降，由于工资下调困难，带来了劳动力市场调整困难；在原有的工资水平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劳动力供求之间就会有较大缺口，产生劳动力的剩余或短缺现象。但是，随着时间推移，劳动力供给或需求变得具有弹性，生产调整或要素替代使得工资水平发生相应地变化。如果有劳动力剩余现象存在，工资水平下调会诱发企业增加对劳动力需求，实现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均衡。同理，如果有劳动力短缺现象存在，工资水平上升带来企业的用工成本增加，从而诱发企业减少劳动力的需求，实现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均衡。
现实中，劳动力市场的出清状态几乎是不存在的。即便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由于体制、政策和市场信息不完善等原因，它们仍有失业问题。失业现象的存在也是在给定的工资水平下的劳动力剩余问题，它往往是由经济结构转换或劳动力市场摩擦造成的。除此而外，发达国家还面临着熟练劳动力短缺问题。这种剩余与短缺同时并存现象，主要发生在发达国家的城市劳动力上，因为这些国家已经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过程，农业就业比例很低。相比之下，发展中国家尚处在低收入水平的发展阶段，农业就业比例很高，农业和农村存在着大量剩余劳动力，发展经济学把它称作不充分就业或隐蔽性失业等现象。
2 刘易斯转折点的标志
1954年，刘易斯（Arthur Lewis）发表了《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论文。在这篇开创性的文献中，刘易斯从劳动力市场的二元性角度，讨论经济发展的转变过程。他的理论后来经拉尼斯与费景汉（Ranis and Fei,1961）拓展，形成了含有转折区间的二元经济模型。
在拓展的刘易斯模型中，经济发展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为零或很低，劳动力对现代部门具有无限供给的弹性。随着现代部门扩张和大量农村劳动力转入现代部门，经济发展进入第二阶段，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上升，减少农业劳动力供给诱发粮食产量下降，带来粮食价格和工资的上涨现象。通过对农业部门引入现代要素进行改造，农业专业化和规模化生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农业产出增长能够有效地满足现代部门的需要，部门之间的均衡发展把经济发展带入第三阶段，即经济一体化阶段。
上述过程有两个关键性地转折点：即刘易斯第一转折点，它是从第一个阶段向第二个阶段的转换，也就是劳动力供给从无限剩余转向有限剩余的阶段；刘易斯第二转折点，它是从第二个阶段向第三个阶段的转换，也就是有限剩余的劳动力被完全吸收殆尽。目前，对中国进入刘易斯转折点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中国是否越过了刘易斯第一转折点，即劳动力供给从无限剩余转向有限剩余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上，并非意味着中国不存在剩余劳动力。如果把刘易斯转折点讨论理解为第二转折点，那么，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了认识上的分歧和偏差。
按照二元经济模型，刘易斯转折点变化有两个重要标志：一是农业剩余劳动力数量大幅度下降，二是农业工资率大幅度上升。从实证角度看，测定劳动力剩余数量是一个令人棘手的问题。这里，有方法上的问题，也有数据的可得性与可靠性问题。人们往往采用边际生产率变化、农业剩余的变化、劳均耕地标准或有效工时标准、城乡工资率差异和城市就业概率等方法，测算劳动力剩余数量大小。由于方法和数据上的差异，农业剩余劳动力数量的估计结果自然有很大分歧。如果观察到农业剩余劳动力数量出现了持续下降趋势，这在一定程度上预示着出现了刘易斯第一转折点变化。但真实变化是否如理论预期，还需要结合工资率的变化做出判断。
人们通常采用生存工资或平均工资观察农业领域的工资水平变化，但这里有理论上需要注意的问题。生存工资或平均工资是一种制度工资。它的上升，如通货膨胀导致的总体价格水平上升，或者制度性因素提高了生存工资水平等等，并不是表明出现了刘易斯转折点。如果出现了农业实际工资持续上升，那么，这在一定程度上就标志着出现了刘易斯第一转折点变化。从实证角度看，南亮进（Minami,1968）和白暮凯（Bai,1982）利用日本、韩国的资料分析发现，在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两国都观察到农业边际劳动生产率大于农业工资水平的持续变化，从而表明两国在其经济高速增长阶段上出现了刘易斯转折性变化。
3 中国劳动力市场的长期变化
中国是否出现了刘易斯转折点变化，也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观察：一是农业就业数量和农业劳动力剩余数量的变化；二是农业工资率变化。从1992年开始，中国农业就业出现绝对数量下降，从1991年的3.91亿下降到1997年的3.48亿。受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城市就业形势严峻影响，农业就业数量在1990年代末有所反弹，但本世纪初以来则进一步下降。2000～2007年期间，农业就业数量从3.60亿降到3.14亿，农业就业比重从50％下降到40.8％，下降了将近10个百分点。
2008年以来，在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下，农民工就业受到了很大影响。据农业部2009年1月统计，提前返乡农民工数量约2000万人以上，大约占农民工就业总量的15％左右。很显然，这次危机对就业冲击的严重性大于上次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农业就业数量将会再次出现反弹。但从本质上讲，这只是一个短期的现象，是中国经济受到外部冲击的周期性反应，我们要把这种反应与劳动力市场的长期趋势区分开来，否则，就会把刘易斯转折点变化所寓含的长期趋势与短期现象混为一谈。
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加剧了农业部门劳动力剩余数量减少速度。国家统计局的数量显示，2000～2006年，农村劳动力迁移数量从7849万人上升到1.32亿人，占乡村劳动总量的比例从16.0％上升到27.5％。王检贵和丁守海（2005）测算表明，2000年农业剩余劳动力数量只有为3500～4600万，而不是杜鹰等（2000）的1.5亿以上的测算结果。
蔡昉（2008）等人利用人口普查资料，从人口年龄结构角度对农业剩余劳动力做了新的测算和分解。结果表明，2005年可供转移的农业劳动力总量约为4357万人，剩余规模和比例远不像人们认为的那么严重。伴随着农业劳动投入量减少，农业生产出现了化肥、农业机械等生产要素投入成倍增长现象，利用资本投入来替代劳动力，从而推动了农业劳动力生产率大幅度提高。在农业剩余劳动力中，40岁以上的劳动力数量占1／3以上。同时，考虑到女性劳动力的比例高，迁移的概率相对较低，农业中可供转移的数量更低。
从工资变化看，农户数据表明，1986～2007年期间，农业长期雇工的日平均工资变化趋势分为三个明显的阶段：1990年代之前日平均工资大约在15元左右，1990年代大约保持在22元左右，从2005年开始迅速上升，2007年为31元，比1990年代平均水平上涨了41％。农业工资两次大幅度上涨与1990年代初期的民工潮和2003年以来的民工荒刚好契合。两者共同之处都是在劳动力需求急剧上升情况下，通过劳动力市场的需求转递，拉动了农业工资大幅度上涨（王德文，2008）。近年来，农民工工资出现了大幅度上涨，几乎与城镇职工的工资增长速度同步，也反应了中国劳动力市场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应该讲，这些积极的劳动力市场变化，并非一朝一夕的现象，而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长期高速增长的积累结果，同时还有着人口转变的深刻背景。随着计划生育政策全面推行和收入水平提高，中国用了不到40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经过上百年才完成的人口转变历程。从20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中国人口进入了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阶段，而且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增长速度处于减速态势。到2015年前后，劳动年龄人口转为负增长阶段，劳动年龄人口的绝对数量开始下降。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下降或绝对数量下降，意味着今后劳动力潜在的供给数量减少，形成充裕劳动力来源的基础将不复存在。
4 刘易斯转折点的发展含义
刘易斯转折点是经济发展过程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的到来标志着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要素积累及其禀赋结构改变迫使过去依靠要素投入推动增长的方式难以为继；同时，经济增长过程中积累下的体制性和结构性问题又面临着新的改革要求。如果讲刘易斯转折点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那么，这种积极的变化对新阶段的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战略性的政策含义。
在越过刘易斯第一转折点之后，经济发展所面临的产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条件都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市场规律在要素和资源的配置过程中将发挥更大的作用。相应的，经济增长方式需要根据新的发展条件，以及资源禀赋变化进行调整，去突破中等收入的温饱陷阱制约，不断改善收入分配关系，实现从第一转折点到第二转折点的转变。
一般而言，在劳动力大量剩余的贫困阶段，资本非常稀缺，充分开发劳动力资源是发展经济和推动增长的最优选择，但在发展过程中由于忽视环境和收入分配问题，不仅造成了严重的资源和环境退化，而且收入分配恶化对社会稳定和持续增长产生了不利影响。中国过去的发展经验对此就是一个很好的诠释。
如果把第一转折点过渡到第二转折点，看成是走向成熟经济的跨越，那么，这个期间的时间长短，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城乡之间是否保持了均衡发展。其中，劳动力市场在促进城乡经济联动过程中尤为重要。在这个阶段，农村劳动力平稳有序地流动对于工农业部门之间平衡发展非常关键。如果政策不当或一些突发因素的影响，造成农村劳动力的集中流出或回流，都会对农业或工业产生巨大冲击。
增长方式转换要求对现有的经济政策和劳动力市场政策重新审视，通过选择符合要素积累水平和禀赋结构的产业政策安排，发展教育和培训提高劳动力技能，促进就业的正规化和改善劳动力市场保护等措施，将经济增长建立在创新和技术进步的基础上，实现惠及全民的发展目标。在新的阶段，人力资源开发要树立全新的以人为本的理念，通过建立新的发展模式，实现中国社会经济全面均衡发展。
刘易斯转折点与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
白南生（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
刘易斯（1954）在那篇著名的论文中，提出发展中经济存在两个部门：传统部门（“维持生计”部门）和现代部门（“资本主义”部门），而“在许多经济中，支付维持生活的最低工资，可以获得无限的劳动力供给”，即传统部门可以源源不断地提供现代部门需要的劳动力。在刘易斯模型的基础上，拉尼斯和费景汉引入农业部门的发展，提出除廉价劳动力外，农业部门还向现代部门提供农业剩余。在刘易斯—拉尼斯—费模型中，由两个转折点把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在第一阶段，传统部门源源不断地提供现代部门需要的劳动力，既不减少农业产出，也不增加现代部门的工资水平。到第一个转折点，边际产出为零的剩余劳动力（redundant labour）已经“转移”完了，但还存在边际产出低于平均产出的过剩劳动力（surplus labour）。所以在第二阶段，传统部门存在隐蔽失业者。到第二个转折点，过剩劳动力也“转移”完了。这时，二元经济也就不再存在了。拉尼斯将第一个转折点称作“短缺点”，第二个转折点称作“商业化点”。那么，中国是否达到了刘易斯拐点，首先要看农业剩余劳动力情况。
1 对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测算的分歧及其原因
1.1 学者的有关测算
1981年夏季，白南生等1982年和1984年在安徽、江西、河南等地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进行过较大规模的测算（白南生，1985；孟昕等，1988）。1990年代、尤其是1990年代下半期以来，国内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测算明显多了起来。然而，学者们对剩余劳动力的概念并不一致，所使用的估算方法和数据也不尽相同，估算结果当然也不一样（见表1）。似乎可以说，对于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外出务工就业之后的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还缺少权威性的、具有充分说服力的实证研究。
1.2 分歧原因
由于国情的不同，相对于国外发展经济学对剩余劳动力、隐蔽失业、不充分就业的研究，在中国开展类似研究有一些不同之处值得注意。除数据的可得性、可靠性方面的差距之外，更重要的一些因素包括：农场规模的巨大差异、制度差异（如土地产权、迁徙限制、农民组织程度等）带来的农民决策环境的不同。具体的考虑因素有：
在估算相对于耕地的农业生产所需劳动力时，需要考虑农场（农户）规模对耕地所需劳动力的影响，劳动力必须是整数，考虑亲友互助、合作对释放劳动力的影响；考虑农时季节对耕地所需劳动力的影响，考虑农忙农闲、季节性劳动占用与季节性剩余劳动力；考虑随着农业技术的革新、农业投入要素结构的变化以及机械化作业、规模化生产等因素对农业劳动力需求的影响。
在估算农林牧渔业生产所需劳动力时，需要考虑林果业、养殖业对农业生产季节性峰谷的削平作用。在估算农村生产所需劳动力（含非农就业）时，需要考虑非农就业对农业生产季节性峰谷的削平作用。
在估算本地潜在剩余劳动力（含外出就业）时，需要考虑农村劳动力作为能动的就业者、具有迁徙自由的主动体，在决定自己的就业和居住地时的决策考虑因素（城市预期收入、就业概率、外出成本的有形成本／无形成本／机会成本）；考虑整体经济发展对农村劳动力离开农村的吸引力，考虑整个经济系统收益最大化时所需要的农业劳动力数量，并与实际从事农业的劳动力进行对比；考虑农业生产组织方式的可能变动对农村所需劳动力的影响；考虑结构因素对农村劳动力、潜在剩余劳动力的影响（年龄结构／性别结构／技能结构／……）；考虑农业剩余劳动力并不是一个静态概念，不同的生产技术、不同的农产品市场价格和农业投入品价格、不同的农业生产制度、不同的劳动力机会成本，都会影响“剩余”量。
2 关于刘易斯转折点是否到来
随着近年“民工荒”现象的出现，学界出现了关于刘易斯转折点的讨论（蔡昉等主编，2007；蔡昉，2007a；蔡昉，2007b）。
最早的民工紧缺现象在2002年被报道①，2003年仅石狮就缺工达到了10万之众②。2004年开始，缺工现象被称作“民工荒”③，受到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对此，比较普遍的一种认识是认为总量上不够了，农村年轻的有外出可能的劳动力，总量上已经供不应求④。
跟总量说相对应的还有一类可以称作结构说。其中一种是年龄／性别结构说：认为劳动力总量仍有大量剩余，但是25岁以下劳动力、尤其是25岁以下女性劳动力不够了（章铮，2005）；另外还有“新生代农民工”理论⑤，这种现象我们在输出地、输入地调查时常能观察到。另一种关于结构方面的解释即地区差异说。按照总量说，能够外出的农村劳动力差不多都外出了，那么，各地实际外出的劳动力和就地非农转移的劳动力占当地劳动力总量的比重应该相差不多，然而，有数据表明，农村劳动力中外出务工经商和本地非农就业的比重合计在各地相差极大，意味着应该有许多地方还存在着大量需要转移也可以转移的农村劳动力（白南生、陈传波，2008），即总量说不能成立。
近年来工资的迅速上升，被当作刘易斯转折点临近的一个证据。但是，近年农民工工资的上升并不等于劳动力的供求在同期发生了巨变。因为这里边有其他的因素。这几年主要输入地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有了很大幅度的提高。比如东莞市，最低工资标准从2004年的450元一路升到2008年的770元。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的迅速提高包括了政府的其他目标，不完全是劳动力供求平衡的反应。比如说政府的人文关怀，还比如说有些地方政府用这种手段推进当地结构调整（“腾笼换鸟”）等等。所以不应该把这种工资的迅速上升，看成是我们的劳动力供求在短期内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转移劳动力数量不是静态的，实际上是动态的。无论城市里的预期收入和农村收入的差距，城里的就业形势，还是农村劳动力的外出成本（有形成本和无形成本），都在不断地变。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以及相关经济社会制度和政府政策的变化，都会带来上述因素的变化。而所有这些因素的变化，可能会产生另外一个变化，就是农业生产方式的变化。一旦农业生产方式变化，能释放出大量的农业劳动力。同1980年代初相比，剩余劳动力测算中最大的不同在于：机会成本不再可以忽视。1980年代初，中国农民重新获得了在农田上的自主权，以及在本地农村从事非农产业的有限制的自主权，然而，外出、进城，务工、经商，在当时听起来还像是天方夜谭。此时，对劳动的替代主要是闲暇（尽管不一定是主动闲暇）。1990年代中期以来，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外出务工经商越来越成为中国农民获得收入的重要手段。今天，工资性收入已经占到农民纯收入的近40％。在近十年农民的新增纯收入中，新增工资性收入占到一半以上（52.8％）。面对袁隆平培育的超级杂交稻，多数农民不是决定多种稻多卖钱，而是降低复种指数、只种一季保证自己的口粮，省下时间出去打工——多种一季稻多投入生产费用，算算能够净赚到手的钱，可能不如在外打工半个月的工资。
所以笔者认为，根据近年民工荒及民工工资上升现象得到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的结论，还有待商磋。
从农民工供求关系看“刘易斯拐点”⑥
钱文荣（浙江大学CARD中心教授）谢长青（浙江大学CARD中心博士后，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副教授）
本文认为我国总体上农民工供给还有大量过剩，但是在制度、历史等多方面因素作用下，民工的结构性短缺仍十分严重。因此，如果没有制度变革和政府的引导，“刘易斯拐点”在中国不会自动到来，制度创新和加快转型是实现突破的关键。
1 当前农村还有较大量劳动力剩余
剩余劳动力数量决定着我国农民工的潜在供给量。当前我国农民工是否还存在着无限供给，即我国还有多少农业剩余劳动力，是判断刘易斯拐点是否到来的关键指标。对于我国究竟有多少剩余劳动力，不同学者测算（杜鹰，2005年；王检贵、丁守海，2005；章铮，2005；蔡昉，2007）的结果差异很大。我们认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数量主要取决于农村劳动年龄人口扣除农村第一产业需求量、农村劳动年龄人口中在校学生数、农村二、三产业使用劳动力数量的余额，按照这一思路进行估算如下：
（1）农村劳动年龄人口。在农村，由于劳动力到了退休年龄（男60岁，女55岁）以后仍可以参与一些辅助农活，因此，他们从业与退休的年龄界限并不明显。在现实中，65岁以上的男性村民和60岁以上的女性村民一般很少从事农活，因此，我们将农村劳动力退出农活的年龄较城市从业人员退休年龄推迟5年，即延至男性65岁、女性60岁。于是农村劳动年龄人口则可定位在15～65岁的男性和15～60岁的女性人口。这一界定比较客观地反映了农村劳动力的实际情况。（2）农村第一产业对劳动力的需求量。《中国统计年鉴》虽可提供乡村第一产业的年末从业人数，但这类数据可能夸大了第一产业的从业需求规模。章铮（2005）估算的中国农村第一产业劳动力需求总量仅为17754万人，仅相当于前者的56.795％，比前者少13506万人。在我们的研究中，我们基本认同章铮关于农村第一产业劳动力需求量的估算思路。（3）农村劳动年龄人口的在校生人数。它主要指在普通高中、职业中学和各级各类高等学校读书的农村劳动年龄人口。由于这部分人仅在假期间歇性地参与农业劳动，不宜列入正常劳动力的统计范围。（4）农村第二、第三产业使用的劳动力数量。从全国看，乡村劳动年龄人口中应该包括了在乡村地区从事一、二、三产业的劳动者和离开乡村不到半年的乡村户籍的农民，而大部分进城的农民工则不包括在其中。以上4个变量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关系，可用下式表示：
SL＝RL－AL－RS－RIL （1）
式（1）中，SL表示农村剩余劳动力，RL表示农村劳动年龄人口，AL表示农村第一产业对劳动力的需求量，RS表示农村劳动年龄人口中的在校生人数，RIL表示农村二、三产业使用的劳动力数量，根据这一公式，我们就可以估算出农村剩余劳动力。
首先，利用《中国统计年鉴2006》、人口普查资料、1％抽样调查的农村人口年龄结构和农村总人口推算农村劳动年龄人口（RL）。即得到15～60岁的农村劳动年龄人口数为47520万人。其次，估算农村第一产业对劳动力的需求量（AL）。数据根据章铮（2005）对2003年中国农村农林牧渔业劳动力需求的估计量（17754万人）进行推算的方法，2005年农村第一产业劳动力需求量（AL）为17025万人⑦。再次，农村劳动年龄人口中的在校生人数（RS）估算。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6》中的15岁以上在校生数和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进行农村劳动年龄人口中的在校生人数为2618万人⑧。最后，从《中国统计年鉴2006》中，直接得到我国2005年的农村二、三产业使用的劳动力数量（RIL）为20412万人。根据上述估算，我们得到2005年底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是7465万人，大约相当于现在已就业农民工数的24％。
2 长三角民工荒主要由结构矛盾引起
我们于2006年7～10月曾在长江三角洲16城市对12345位农民工、2586家企业进行了问卷调查，并和相关部门举行了100多次座谈会。根据对南京、无锡、常熟、杭州、宁波、奉化、慈溪等⑨城市农民工供求情况的调查，这7个城市2006年第二季度对农民工总需求人数为138.81万人，总求职人数为98.01万人，总需求人数是总供给的1.42倍，出现了40.79万人的缺口，缺口率达到了29.39％。事实上，金融危机之前，这种农民工供不应求的情况，在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已非常普遍。我们的调查数据显示，出现“民工荒”与“就业难”并存现象，主要是结构性矛盾所引起的。
（1）劳动力年龄结构矛盾。长三角区域的调查样本显示，已经就业的城市农民工的年龄几乎集中在16～45岁之间，而45岁以上的农民工只占总数的6.3％。这反过来说明了农村的农业剩余劳动力主要集中在45岁以上的人口。目前劳动力短缺严重的发达地区对劳动力的需求主要集中在35岁以下的人口。
（2）地区性结构矛盾。虽然从总体上看，长三角地区的农民工供不应求，但缺口率最高的杭州达到了66.27％，经济相对落后的常熟依然供大于求，供给剩余率达到了16.21％。这种地区差别，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我国农民工的跨地区流动还存在一些障碍。
（3）文化程度结构性矛盾。调查显示，84.76％的用人需求对求职者的文化程度有明确要求，其中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需求占64.09％，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需求占20.67％。但长三角16城市农民工中，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者占了75.3％。
（4）技术等级或者职称结构性矛盾。从需求方面看，企业对于用工技术要求愈来愈高，长三角地区近一半企业对工人的最低要求是初级技工，部分企业甚至要求中级或者高级技工，而该区域拥有技工认证的基本上还是以年轻的初级技工为主，且数量上远远不能满足企业的需求。
金融危机出现后，我们的调研和最新数据显示，一般的求职者金融海啸后更难以找到工作，而有一技术之长的农民工需求变化不明显，个别行业需求仍很旺盛。例如，电子元件、器件制造工、机械冷加工、厨工，以及一些服务类的新兴岗位，如美甲师、针灸师、按摩师、咨询员等较为短缺，而普通工种则供大于求。
3 农民工供求结构性矛盾的深层原因
在还存在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情况下，在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却出现了严重的劳动力供给短缺现象。我们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1）城市内部存在的“新二元结构”，提高了农民工进城的迁移成本，阻碍了农村剩余劳动力成为现实的供给
这种城市内部存在的“新的二元社会结构”主要表现为已经进城就业的“农民工（乡下人）”与“城里人”存在明显的差别性，“农民工”在初次分配（工资）和再分配（社会保障）等各方面遭受了不公平的待遇，成了城市中最缺乏保障的弱势群体和介于城乡的“边缘人”。至于那些在“正规部门”没能找到工作的另外一部分“农民工”，所从事的是“非正规部门”的劳动，职业不稳定，收入更低，没有任何社会保障，进而成了城市中的“流民阶层”。例如，我们在长三角16城市农民工现状调查中发现，参加养老保险的农民工只占总数的11.7％，参加医疗保险的只有12.7％，参加工伤保险的只有14.7％，在被访者中还有59.9％的人没有参加任何一种保险。这种情况大大提高了农民工的迁移成本，使得企业对农民工的需求曲线难于与农民工的供给曲线相交。
（2）产业结构低端化与农民工的低工资形成恶性循环
从理论上看，只要劳动力短缺，企业就会提高工资，而工资的提高就会吸引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就业。但是，长期以来由于“劳动力无限供给”形成的低工资，使得企业习惯于以低劳动力成本支撑起了企业的发展基础，这种缺少技术基础的生产模式决定了企业工资的平均水平及上涨的空间，作为这种生产模式参与者的民工所能得到的收入也只能是处于较低的层次上，而企业提高工资的动力非常不足。例如，纺织业、食品加工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劳动成本在总成本中比重大。如果工资水平再上涨，势必会提高企业成本。通常，企业的生产结构调整存在着一定的时滞，在短期内难以采用资本替代劳动，来缓解工资上涨压力，这样，这些地区的劳动力短缺在所难免（蔡昉，2007）。
（3）劳动力市场的不完善，导致了地区之间农民工供求的结构性矛盾
我们的实证研究显示，目前我国不同地区和不同城市的农民工供求情况差距很大，说明农民工的跨地区流动还存在较大问题。这既有文化上的适应性问题，也有信息的不充分和不对称问题，调查显示，农民工中49％的人通过亲朋好友的关系找到现在的工作，而经由正规的人才市场、政府组织所找到工作的人只有17.9％。由此可知，农民工还是以通过非正式渠道进城就业为主，其就业空间被大大限制。同时社会保障体制的不合理、地方保护主义等因素，也都不同程度地影响着劳动力的跨地区流动。
（4）产业结构低端化使企业缺乏对农民工进行培训的压力，人才储备不足导致结构性短缺
中国企业缺乏核心的制造技术，在研发、设计、营销等高端价值环节不具有竞争优势，很多制造企业在国际分工环境中顺势选择了生产加工和装配等环节，通过低端的代工方式获得微薄的加工利润。在制造业结构低端化的情况下，企业缺乏对员工进行技术性培训的压力，导致技术人才的储备严重不足，当企业扩张和技术发展需要技术型工人时，供应不足的问题立刻暴露出来。
综上所述，中国农民工供求的结构性矛盾是由于制度、历史等多方面原因共同的作用下形成的，而仅靠市场本身的力量是难于消除这些深层次的根源的。因此，如果没有制度变革和政府的引导，刘易斯“拐点”在中国不会自动到来。
4 结论与政策含义
（1）我国农民工供给总体上还有较大过剩，但结构性矛盾已经显现。“就业难”和“农民工短缺”现象将同时存在。
（2）刘易斯“拐点”在中国不会自动到来。由于制度方面的原因，广大农民工无法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社会保障、工资福利。这种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存在，大大提高了迁移的经济成本和心理成本，还导致了劳动力市场的非整体性和扭曲性，使得一方面，在我国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劳动力供不应求现象；另一方面，在农村由于种种原因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仍无法顺利转移出来，即：刘易斯模型第二阶段“拐点”还无法自动到来。
（3）制度创新、加快转型是突破“刘易斯拐点”的关键。正如前所述，如果没有制度变革和政府的引导，刘易斯“拐点”在中国不会自动到来。首先应加快制度创新，尤其要尽快消除城市内部的“新二元结构”，建立一种更加有利于农民市民化的制度，取消城市户口背后的利益驱动，并用渐进式做法保障公民的迁徙自由权力，来降低农民工身份地位改变的制度性成本。其次是加强农民工回乡创业支持力度，出台相应财政和信贷等方面的扶持政策，把返乡农民工在城里积累的资本、技术、经验和人脉整合起来，形成新的创业团体，力争在农村内部消化农民工。第三是要大力加强农民工培训教育，全面提高农村教育水平，使所有农村居民子女接受普高或职高教育，成为高素质的新一代劳动者。第四是加快产业转型，大力发展新型劳动密集型产业。既改善贸易条件，又不影响劳动力就业。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走出低工资与产业结构低端化的恶性循环，规避世界经济大环境对我国企业的冲击，从根本上消除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障碍，进而顺利完成经济与社会的一元化转型。
经济发展阶段、生育转变与劳动力供给
周祝平（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博士）
1 中国是否已经进入一个经济发展新阶段
目前中国经济发展处在什么阶段？这是许多学者所关心的问题。由于发展的含义非常广泛，对不同的人可能意味着不同的内容（Michael P.Todaro,Stephen C.Smith,2006）。我们可以把学者们对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的描述分为五类。
第一类特征，人口转变视角。人口学家发现，经济高度发达的现代国家往往具有低出生率、低死亡率的特征。寇尔认为，人口转变“出现于一个社会从传统到高度现代化阶段的转化过程期间”，“高度的现代化总是伴随者人口的整个转变”（Ansley J.Coale,1996）。
第二类特征，收入分配视角。库兹涅茨认为，随着一国经济的发展，收入不平等状况将变得更加严重，但是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收入不平等状况将得到改善，这就是“倒U型”曲线理论。“倒U型”曲线的最低点，可以称之为“库兹涅茨转折点”（Kuznets,1955; Ravi Kanbur,2000）。
第三类特征，二元经济视角。刘易斯提出的简化二元经济模型具有两个转折点：第一个转折点出现在劳动力供给不再具有无限弹性时，资本主义部门的工资开始上升时；第二个转折点出现于资本主义部门与非资本主义部门的边际产品相等时。刘易斯特别强调“决定性的转折点并非第一个，而是第二个，因为正是从这里，我们超过边界进入新古典主义体系”（周祝平，2007）。南亮进没有看到刘易斯关于两个转折点的论述，因为他的书成书于20世纪60年代，日文版著作出版于1970年，而刘易斯是在1972年才提出两个转折点的模型（南亮进，2008；Mark Gersovitz,1983）。
第四类特征，工业化视角。根据钱纳里和库兹涅茨等人的研究，可以从人均收入的水平来划分工业化的阶段，也可以从产业结构变动反映工业化的阶段。但是用人均收入标准和产业结构标准评估中国所处的工业化发展阶段时，发现中国存在“工业比重提高与人均收入上升相分离”的现象。郭克莎认为，如果按照工业化的三阶段划分方式，中国目前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的上半期；如果按照四阶段划分方式，中国目前处于工业化的第二个阶段（郭克莎，2000）。
第五类特征，城市化视角。国外有学者把各国城市化进程归纳为被拉平的S型曲线，包括三个阶段：城市化起步发展阶段，城市化水平低于30％；城市化加速发展阶段，城市化水平介于30％～70％之间；城市化成熟稳定发展阶段，城市化水平大于70％。有学者认为目前中国城市化处于快速成长阶段，按照目前的城市化速度，需要再过25年才能完成城市化中期阶段（方创琳等，2008）。
中国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可以从以上几个角度进行判断。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视角看，中国依然处于工业化上升和城市化上升阶段，并没有到达高度工业化和高度城市化的阶段。从人口转变的角度，中国的人口转变已经完成，虽然有少量争议，但是从形式人口学上是有共识的（李建民，2000；陈卫，2008）。如果把人口转变看作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和特征，那么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初、或者最迟在90年代后期就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经济发展的“后人口转变”阶段。
中国人口转变与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步，使一些学者提出了中国的人口红利理论（蔡昉，2004；陈友华，2005；王丰，2007）。对人口转变后果的担忧引起了中国人口红利消失的担忧，有学者进而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迎来了“刘易斯转折点”，“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特征逐渐消失”（蔡昉，2007）。并断定“劳动力短缺的出现将不可避免”，“应对好劳动力短缺的局面，对于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蔡昉，2008）。
即使中国的人口转变已经完成，但是中国经济发展是不是已经到了“刘易斯转折点”呢？日本学者南亮进的回答是否定的，原因在于：第一，判断刘易斯转折点应该根据边际生产力，而不是工资水平，因为工资上涨可能是经济景气造成的，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日本城市产业工人工资高涨，并不能说明转折点的到来；第二，中国的收入分配状况正在恶化，基尼系数从1988年的0.382上升到2002年的0.445。收入不平等状况恶化反映了劳动剩余的状况持续存在（南亮进，2008）。
中国的经济景气状况和收入分配差距的持续扩大，印证了南亮进的观点。前几年出现的“民工荒”和劳动工资上涨，原因在于劳动力需求的快速增加，而不是劳动力供给出现长期短缺的趋势。2008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已大幅放慢至9％，立即造成劳动力需求下降，大量的农民工失业。因此基于中国经济繁荣时期的劳动力市场形势，断言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到了“刘易斯转折点”，是一种不成熟的判断。
中国经济直到2007年，城市化水平仅达到45％，第一产业的就业比例为40.8％。从国内生产总值的构成看，第一产业的产值比例仅为11.3％，非农产业产值比例高达88.7％。就业比例和产值比例的严重不对称，反映出农村劳动力边际生产力还远远没有达到第二个重要的刘易斯转折点。如果按照刘易斯关于“边际生产力为零或可忽略”以及“隐性失业”的含义（W.A.Lewis,1954），那么在不考虑农村的技术进步和劳动力老化的情况下，农村剩余劳动力甚至没有走出边际生产力为零的状态，因为中国农村在连年大规模迁出的情况下，保持粮食产量连年递增。
2 从生育转变看中国劳动力供给新阶段
中国劳动力供给条件的变化或者劳动力供给是否进入新阶段，不能从工资是否上升的角度去理解，而要从生育转变的角度去理解。否则就会把劳动力需求形势的短期变化看成是劳动力供给形势的长期变化，把劳动力供给微观条件的长期变化误认为是人口转变造成劳动力供给宏观条件的长期变化。
生育转变就意味着家庭生育决策面临的约束条件发生了变化，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社会演进，家庭越来越被迫卷入一种具有高度竞争性和不确定性的现代生产方式。家庭的根本决策变成生育和劳动供给之间的权衡。经济发展过程变成家庭生育数量减少和人力资本投资增加的过程。Becker等学者最早深入研究了家庭孩子的数量和质量之间具有替代关系（G.S.Becket,H.G.Lewis,1973）。并且证明，在人力资本充裕的社会，对孩子的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率比对孩子数量投资的回报率更高（G.S.Becker等，1990）。这意味着低生育水平时期出生的一代人，得到了家庭更集中的人力资本投入，促使劳动力成本上升；当他们进入劳动年龄之后，将对劳动力市场产生紧缩效应，使劳动供给曲线左上方移动（见图1）。
图1 生育转变对劳动供给的影响
劳动需求曲线L[,D]反映在一定技术水平和物价水平下的劳动边际产品价值，它会随着人均资本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向右上方移动。L[,S]表示对应于一定生育水平的单个劳动力的劳动供给曲线，当总和生育率从TFR1下降到TFR2时，劳动供给曲线向左上方移动。
劳动供给的紧缩效应或者说劳动供给曲线向左上方移动，是生育率下降、家庭小型化的必然结果。当每个家庭的孩子数量减少时，每个孩子能够得到家庭更多的人力资本投资，从而每个孩子的单位劳动供给能够获得更多的回报。
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30年是城乡家庭人均收入提高最快的时期，在此过程中，家庭人力资本投资和公共教育投资大幅度增加。这意味着中国新增劳动力的劳动供给条件发生了很大变化，劳动供给曲线从L[,S]向左上方持续移动到L′[,S]。如果劳动需求不变，均衡工资水平将从W[,1]上升到W[,2]，均衡的劳动量将从L[,1]下降为L[,2]。然而1978年以后不仅中国的人力资本快速积累，人均物质资本也随着工业化的推进而迅速增加，使劳动的边际产品价值曲线，即劳动需求曲线L[,D]向右上方移动到L′[,D]，均衡工资水平将从W[,2]上升到W[,3]，均衡的劳动量将从L[,2]上升到L[,3]。
图1说明在生育转变之后，低生育水平时代出生的人口队列需要在更高的工资水平上供给等量的劳动。但是中国1960、70年代出生高峰期的人口在80、90年代进入劳动力市场，在一定程度上对个体劳动供给的紧缩效应和工资上升效应受到了一定的抑制。也就是说，虽然低生育水平时代出生的新增劳动力的个体劳动供给成本在不断上升，但是劳动力人口总量在不断增加、也即加总的劳动供给曲线在不断向右移动，抑制了工资的上升速度。
在城市化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当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时，总体劳动供给的扩张效应将让位于个体劳动供给的紧缩效应，从而使实际工资水平提高。当经济增长放慢时，总体劳动供给的扩张效应将重新居于主导地位，工资上升将受到抑制甚至有所下降。前者正是中国在本次经济周期高涨阶段的表现，随着2008年下半年以来经济增长的放慢，后者的情况将会出现。所以，把经济高涨时期的工资上涨，看成是劳动力供给新阶段或者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的标志，实际上是对生育转变引起的个体劳动供给紧缩效应和经济景气效应的叠加效应所产生的一种误读。
3 进入经济发展新阶段的挑战：人口存量问题和人口流量问题
谁也不会否认，由于人口转变的完成，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加入了发达国家所不曾经历过的新因素，特别是人口结构的因素。但是，这是否就意味着中国开始进入一个劳动力供求形势的转折点——刘易斯转折点？是否意味着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讨价还价能力很快提高？笔者认为这只是一种良好的愿望。中国的存量人口压力与迈入工业化更高阶段的难度，决定了“强资本、弱劳动”的劳动力市场形势和收入分配格局在短期内难以改变。
造成对劳动力供求趋势误判的重要原因是对人口大国实现工业化的困难估计不足。人口学界对中国人口数量问题一直有清醒的认识，多数研究认为人口数量问题是第一位的，人口结构问题是第二位的（翟振武，2001；陈卫，2008）。可是也有不少学者认为人口结构问题更值得忧虑，甚至希望通过放宽生育政策来缓解人口结构老化所带来的问题（李建新，2006）。
中国人口问题的复杂性在于“按下葫芦起来瓢”。生育水平问题实质上是人口流量问题，而中国当下面临的人口和社会经济问题更多是人口存量问题衍生而来。人口流量问题当然很重要，中国1970年代以来的计划生育政策本质上就是通过控制新增的人口流量来缓解当时庞大的人口存量所带来的社会经济问题。流量对存量的影响体现在，流量越小，存量增加得越慢。但是，当中国从1990年代，TFR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之后，通过控制人口流量来缓解人口存量问题的作用空间越来越狭窄。同时，人口存量依然在惯性增长，庞大的存量人口所面临的经济发展矛盾越来越尖锐。在这种情况下，通过放宽人口政策，增加人口流量，可能对改善未来的人口结构有所影响，但是对解决当下存量人口的经济发展矛盾没有什么作用，甚至可能会加剧存量人口的矛盾。
如果把过去30年来中国存量人口的经济发展，看成是人口流量控制和市场型工业化双管齐下的结果，那么未来中国存量人口的经济发展问题就只能靠工业化了。没有持续的工业化，就没有稳定的城市化。中国的经济发展能否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取决于中国工业化的国际国内发展空间有多大。只有工业化和城市化持续发展，才能使中国人口存量问题逐渐得到解决，一旦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速度放慢，中国的人口存量问题将更加严重。只有实现高度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目标，中国才能最终迎来刘易斯第二个转折点和进入经济发展的新阶段。
主持人评论
本期讨论中，王德文认为按照二元经济模型，刘易斯转折点有两个重要标志：一是农业剩余劳动力数量大幅度下降，二是农业工资率大幅度上升。由于测定劳动力剩余难以有共识，因此可以结合工资变化判断近年“民工荒”意味着“劳动力市场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中国已经越过刘易斯第一个拐点。近期金融危机导致的民工“返乡潮”只是短期现象，不会改变劳动力市场根本变化的态势。同时，王德文也指出，中国越过刘易斯第一拐点并非意味着中国不存在剩余劳动力。其他学者多方面表达了不同的意见，他们认为，尽管我国农业劳动力转移已经取得很大成就，但目前剩余劳动力数量相对依然庞大。钱文荣、谢长青指出，近年出现的“民工荒”有种种结构性原因，白南生认为民工工资上涨不完全是市场原因，周祝平认为由人口转变和经济繁荣所引起的劳动力供求形势变化并不意味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阶段。学者在谈到刘易斯拐点时认为重要的是第二个拐点，周祝平指出，如果完全按照刘易斯第一个拐点前的特点“边际生产力为零或可忽略”，从我国农村粮食产量连年递增的情况也看不出拐点已经到来。同时，王德文和周祝平还表达了“人口红利消失”对今后我国就业形势影响方面的不同看法。
从以上概括可见，学者们都根据刘易斯模型解释了中国的现实，但却有较大分歧，这种矛盾显然很难由理论本身解决，我们对近期这场争论的实际意义应该给予高度关注。实际问题的焦点在于，应如何判断当前我国劳动力剩余形势与经济发展阶段，以及如何看待所谓“人口红利期”即将结束的影响。
在谈到刘易斯拐点时，首先涉及如何看待我国劳动力剩余形势。从有关讨论可以看到，学者们对剩余劳动力测算分歧较大，因此这里提及一个基本事实辅助判断是必要的。1978年我国第一产业劳动力为2.8亿，已经有大量剩余。2006年我国5亿农业劳动力中第一产业劳动力反而达到3.4亿（第二次农业普查）。同期我国耕地减少逾2亿亩，化肥、农药、机械已经大量使用，城镇40、50待岗者估计在5000万人左右。因此，对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人口继续增长，城市化水平仅占45％，传统农业没有得到彻底改造，基尼系数很高，核心竞争力尚未形成，经济增长方式还需要重大调整的经济体来说（与日本1960年代到达所谓刘易斯拐点时的情况有很大不同），目前判断劳动力剩余形势及经济发展阶段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可能还为时尚早。
学者们也都同意近年“民工荒”最显著的结构性特点是，无论城、乡，中年以上劳动力大量被排斥在城市就业之外，如果对比一下日本中小企业的就业情况（1978年日本中小企业新增劳动力中70％是中高年龄劳动力），中国“民工荒”的这种特点，一是清楚地表明脱离劳动力大量剩余的背景很难理解，这更像是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一种阶段性现象，任由市场调节也必然是暂时的。二是说明我国劳动法已应高度关注企业只利用劳动力生命最年轻时段的现象，通过立法保障农民工在城市长期合法工作的权益，保障市民在退休年龄内合法劳动的权利，这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
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对民工“返乡潮”无疑有巨大影响。但金融危机以前，南方已经出现中小企业的倒闭与撤离，许多学者归咎于劳动法的实施。中国经济经历了30年的高速度发展，加强劳动者权益保护，本来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但就业的负面影响却一时出人意料。钱文荣、谢长青在分析以往很多中小企业依靠廉价劳动力超时工作获取利润，甚至不乏血汗工厂，劳动法对劳动就业中隐藏的这种脆弱性与不稳定性的冲击，指出这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
中国老龄化发展正导致“人口红利消失”，我国劳动年龄人口10年以后将逐渐减少，这是持拐点论学者认为我国就业形势行将变化的另一重要原因。但周祝平持有不同意见。那么，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内，中国“人口红利消失”的后果是悲观的，还是有助于解决剩余劳动力问题？从经济学上看，在今后中国人口抚养系数加大过程中，无论处于刘易斯第二拐点之前的何种位置，传统部门劳动力一直是剩余的，吸纳殆尽后才会出现短缺及其负面影响。那么，什么时间将吸纳殆尽？谈到这点，或可见以完全竞争为假设的刘易斯模型很难应付各国情况的千差万别。迄今即使在发达国家，农民的土地经营规模各国也有很大差异。以美国的标准衡量，欧盟农业劳动力是剩余的；以欧盟标准衡量，日本大量剩余，农业补贴的扭曲是公认的影响因素之一。美欧农业劳动力比重早已低于5％，这里撇开中国人均耕地远小于美欧不谈，是否中国农业劳动力比重达到相应水平才可以讲剩余被基本吸纳？
从这点看，我国劳动力短缺时点起码目前还难以预计，远远晚于所谓“人口红利消失点”⑩ 是必然的。因此，老龄化与剩余劳动力问题相伴可能较长期是中国老龄化阶段经济最基本的特点。认为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乃至以此为依据建议延长退休年龄，并作为要求调整生育政策的重要依据之一，与现实可能相去甚远。2030年左右真如预计出现了劳动力短缺，如果退休年龄提高1岁，当年涉及劳动年龄人口将达2000万人，5年提高5岁涉及1亿人。可见，不等现实真正短缺，在就业形势严峻、职工退休年龄还远小于法定年龄时，盲目主张未雨绸缪，是要冒很大风险的。目前我国有近8亿劳动力，经济规模与我国类似的德国仅有3700万人，何必还大声疾呼增加，渲染所谓“人口红利消失”与劳动力短缺的不利影响？按这种所谓“人口红利”的逻辑，中国经济要发展，人口与劳动力最好一直增长，这对中国会是什么结果？
目前中国城市化水平仅45％，5亿农业劳动力转到第二、三产业仅四成，中国商品对国际市场的冲击已经较为突出。人口很快会超过中国的印度及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兴起，以反倾销（加剧竞争目前有限市场的结果）与争夺资源产地为特点的新的国际贸易摩擦的特征也在进一步显化。不久，仅中印两国劳动力将达20亿，而世界人口不过80亿左右而已，即便不提升中国目前的技术水平，全力调动中印20亿劳动力能生产多少产品，能否供应几个地球？在国际经济一体化，我国外贸依存度不断升高的背景下，一定时期世界市场的相对有限性、印度等国的崛起、国际资本向更低劳动成本地区转移，以及国际资源日益紧张的形势，都可能使我国今后劳动力的转移会受到影响。另外，从国内看，今后我国劳动者的权益会受到更大程度的保护，环境治理会进一步严格。而经济转轨、企业积累自主创新能力不是简单的一句话，涉及经济、政治深层次的改革，这些都可能影响今后经济转型期我国的经济发展及劳动力转移。因此，周祝平认为对人口大国实现工业化的困难确实不要估计不足。中国的人口与就业问题仍必须长期非常慎重地对待。刘易斯拐点其实是在完全竞争假设下高度简化的一个理想点，像西方经济学模型中许多类似的点一样（如外部性理论中表示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的曲线的交点），其理论说明性远高于实用性。除前文对其吸纳殆尽标准的质疑外，在学者的讨论中我们也看到了刘易斯模型各个有关假设面对复杂现实所遇到的种种歧义，这就是有关理论层面争议的根源所在。实际上对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解决剩余劳动力问题的过程都需要较长历史时期，这期间其经济、社会会有长足进步。在这样长时间段上，假定现代部门的工资长时间基本凝固，一旦上涨，就意味刘易斯拐点到来，不仅中国的实践已经清楚地表明并非如此，许多发展中国家工资水平的统计数据也不支持这点。因此，由一个高度简化的理想模型直接去比对现实，不仅可能发生虚假命题，甚至可能对实践产生危害。这或者也是学者们讨论能给人们的启示。
注释：
① 收入低不够消费杭州五成外来务工者节后不回头，东方早报，2002.2.2。
② 谁赶走了石狮十万外来工，21世纪经济报道，2003.5.21。
③ 经济过热需求急增中国遭遇20年来首次“民工荒”，南方周末，2004.7.15。
④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课题组”对农村劳动力利用状况进行了一次全面调查。调查覆盖17省、区，2749个行政村。74.3％的村庄认为本村能够外出打工的青年劳动力都已经出去了，只有1／4的村认为本村还有青壮年劳动力可转移。这个比例在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分别为71.6％、76％和76.4％。
⑤ 按照东莞就业局局长的说法，现在拉着拉杆箱来的农民工，和当初背着编织袋来的农民工已经不是一种人了。
⑥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0473078）、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大项目（06HZC301ZD）、教育部重大项目（06JJD810006）、浙江省第二次农业普查办招标课题。
⑦ 2005年农村第一产业劳动力需求量（AL）＝《中国统计年鉴》农村第一产业年末从业总人数*56.795％＝29975.5*56.795％＝17025（万人）。
⑧ 2005年农村劳动年龄人口中的在校生人数（RS）＝2005年15岁以上的在校生数*2005年农村人口／总人口＝4597*74471／130756＝2618（万人）
⑨ 我们多次指出，在剩余劳动力存在的情况下，按人口年龄结构计算的表观抚养系数，与社会实际抚养系数相去甚远，据此研究得出所谓中国GDP27％由人口红利贡献，是错误的方法使然。
⑩ 作者已经多次指出，在剩余劳动力存在的情况下，按人口年龄结构计算的表观抚养系数，与社会实际抚养系数相去甚远，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据此研究得出所谓中国GDP27％由人口红利贡献，是错误的方法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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