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外贸一体化中的对外贸易政策调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对外贸易论文,外贸论文,政策论文,一体化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摘编号：1005-913X(2009)06-0043-CA
中图分类号：F75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13X(2009)06-0043-04
由美国次级贷款危机引发的金融动荡，已经演变成为一场全球性金融危机。当前的形势表明，世界经济增长速度正在放缓。作为一个开放经济体，中国在国际市场上的许多方面都具有显著的“大国模型”特征。世界经济下滑，会对中国贸易品部门产生重大影响并带来一系列非贸易品部门的连锁反应，特别是出口产业将会受到巨大冲击。中国经济要继续保持相对较快的发展速度，必须依靠扩大国内市场需求。因此，如何“扩大内需”将又一次成为关系国民经济能否持续快速发展的焦点。
国际市场需求紧缩和国内市场需求疲软的双重压力，将促使政府和经济学界再次深切关注内外贸一体化问题。其实，内外贸一体化问题一直是近几年来中国经济的热点问题之一。持续的对外贸易快速增长，特别是出口增长，与较长时期的国内消费需求不足，形成鲜明对照。所以，早在“十五”规划期间，政府就提出了推进内外贸一体化协调发展的战略构想。学术界也曾就此问题展开过热烈讨论。
但是，到目前为止，我国内外贸一体化的进展还仅仅处于理顺管理体制的宏观制度层面，内外贸政策(包括制度和规则)一体化才刚刚起步。问题的关键在于政策制定的前提，是必须充分认识内外贸一体化的内在机制。笔者试图从要素市场、产品市场、企业生产经营战略、对外贸易与国内供求变动等方面，揭示内外贸一体化的客观经济基础，并据此提出协调国内外贸易政策的若干建议。
一、内外贸市场一体化
内外贸市场一体化表现为要素市场一体化和产品市场一体化。要素市场一体化是指国内要素市场与国际要素市场在要素流动过程中加快融合，如果忽略交易费用，要素市场的“一价定律”(要素或产品在不同区域市场上的价格趋同，不存在因价格差异引起的套利机会)成立。产品市场一体化是指国内产品市场和国际产品市场在产品流动过程中加快融合，产品供给和产品需求结构趋同，如果忽略交易费用，产品市场的“一价定律”成立。
(一)要素市场一体化
跨国公司国际迂回生产中的要素配置必然是全球化的。整合全球资源、优化要素配置结构和提高要素配置效率是跨国公司进行国际迂回生产的直接目标。所以，在跨国公司主导的贸易与投资一体化过程中，要素供给和要素需求都是国内外市场一体化的。即便不是国际化生产，即生产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满足国内市场需求，在规模收益递增和资源约束条件下，企业必然会从国内外要素市场获取稀缺要素，以扩展生产可能性边界。因此，经济发展速度越快、开放度越高，国内外要素市场的一体化程度就越深。
我国的资本市场、技术市场和自然资源市场，都表现出快速一体化的态势。资本市场一体化不仅表现在外商直接投资(FDI)和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不断扩大和层次的不断提高，更重要的表现是，随着投资、金融领域对外开放程度加深，外国投资、融资主体和金融中介直接进入中国资本市场，参与直接投资和间接融资活动。与此同时，我国的一些大型生产企业和银行金融机构不断进入国际资本市场，从事直接投资或间接融资活动。
技术市场一体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通过技术贸易不断从国际技术市场引进成熟技术和先进技术，通过消化、吸收、改造和创新，在国内产业集聚和产业梯度转移过程中，形成技术市场集聚和技术梯度转移；二是自主技术创新以同时满足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需求为目标，有些R&D活动甚至直接以拓展国际市场、追求规模收益为目标；三是随着对外直接投资不断扩大，资本带动国内成熟技术向国外梯度转移。
自然资源市场一体化趋势最为明显。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国内自然资源供给“瓶颈”制约越来越严重。石油、铁矿石等重要自然资源的国内供给缺口越来越大。因此，统筹国内外市场供给，特别重视从国际市场开发和进口国内紧缺自然资源，成为自然资源市场一体化的主要内容。
资本市场、技术市场和自然资源市场之间存在“三位一体”的互动机制。尤其是技术市场一体化受到来自于禀赋结构和投入产出结构的双重约束。
林毅夫及其合作者(1994、1999、2001)在解释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乃至整个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实践时，揭示了“禀赋结构—技术结构—投入产出结构”之间的内生约束机制。其核心思想是，根据禀赋结构极小化技术引进成本。他们认为技术引进成本包括两部分：购置成本和应用成本。其中，技术购置成本是由国际市场决定的，而应用成本则主要受到本国禀赋结构的影响。技术结构内生于要素投入结构，即一项技术的实施，需要通过相应的要素投入结构(包括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来实现，而投入品的相对价格是由经济体内部的禀赋结构决定的。在技术扩散过程中，极小化应用成本是选择适宜技术结构的关键，其基本原则是保持技术结构和禀赋结构之间的一致性。
这一分析思路可以较好地解释中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在早期工业化实践过程中的要素市场一体化特征。然而，必须注意的是，如果一个经济体开始步入工业化中后期并伴随着越来越高的经济开放度，虽然从禀赋结构到技术结构再到投入产出结构的内生约束机制仍然存在，但是，随着要素市场一体化进程加快，本国的禀赋结构可能得到重组和优化，从而可能放松上述约束机制。
(二)产品市场一体化
产业内贸易理论在解释同一产业内同类产品的相互贸易现象的同时，也为同种产品同时拥有国内国外市场份额提供了理论解释。同类产品是在消费上能够相互替代，在生产中有相近或相似的生产要素投入的产品。如果一个国家同时进口和出口这类产品，产业内贸易便发生了。格鲁贝尔(H.G.Grubel)和劳埃德(P.J.Loyd)(1975)把产业内贸易分为同质产品的产业内贸易和异质产品的产业内贸易。同质产品是生产于不同区位和不同制造时间，可以完全相互替代的产品。异质产品是生产中具有极其相似的要素投入，在消费上不能完全相互替代的差异性产品。
格鲁贝尔认为，在H-O模型中加入运输费用、规模经济、政府行为和时间因素，就可以很好地解释在大宗农产品贸易、服务贸易、转口贸易、跨国企业的避税贸易和由于季节变化或自然灾害引起的产业内贸易中的同质产品贸易现象。对于异质产品的产业内贸易现象，西方经济学家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给出了各种不同的理论解释。技术差距、产品差异性和规模经济，在供给方面构成产业内贸易的禀赋基础和利益来源；而相近的人均收入水平和需求偏好重叠，在需求方面形成产业内贸易的市场基础。
无论是同质产品的产业内贸易还是异质产品的产业内贸易，都是内外贸市场一体化形式的贸易。产业内贸易理论不仅解释了二战以后产业内贸易迅速发展的原因，它实际上也为揭示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内外贸产品市场一体化问题，提供了一些理论分析线索。
克鲁格曼(Paul.Krugman)新贸易理论在规模收益递增和不完全竞争分析框架下，在解释战略性贸易政策实践的同时，也为内外贸市场一体化提供了理论参考。厂商追求不断递增的规模收益，只有在不断增加要素投入和不断扩大市场份额的条件下才能实现。换言之，只有要素投入规模、生产(产出)规模和市场需求规模同时扩大，才能实现规模收益递增。因此，规模收益递增就成为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一体化的内生动源。
在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中，具有规模收益递增的厂商，其长期平均成本曲线和长期边际成本曲线呈缓慢下降趋势。扩大产品市场需求规模，会引致厂商面临的市场需求曲线和边际收益曲线向右移动，从而使厂商能在不断增加的产出水平上维持较高的垄断价格。
杨小凯及其合作者在一系列论述中，(Yang,1991,2000a,2000b)运用所谓“超边际分析方法”，系统阐述了“经济发展、劳动分工和交易效率”三者之间的基本逻辑关系。虽然其模型结果与现实经验数据的匹配之间尚缺乏充分的实证依据，但是，新兴古典经济学确实对于市场结构的变化做出了比较令人信服的内生解释。
新兴古典经济学始终是从国内贸易与国际贸易一体化的角度来解释国际贸易问题的。它认为不断深化的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生产以及交易效率的不断提高，是经济发展的直接原因。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生产的演进，在促进交易效率不断提高的同时，又必然受到交易效率的制约。随着交易效率的逐步提高，分工和专业化生产会由地方市场向国内市场再向国际市场拓展。因此，劳动分工、专业化生产、交易效率三者的相互制约和共同演进，构成内外贸一体化的内生机制。
张二震、马野青及其合作者(2004)在研究“贸易投资一体化与中国的战略”过程中，提出了“要素分工”的概念，认为现代产业内贸易、公司内贸易和产品内贸易都是以“要素分工”为基础的。由此，可以进一步认为，从“劳动分工”向“要素分工”演进，正是内外贸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一体化的深刻根源。
如前所述，林毅夫及其合作者正确揭示了“禀赋结构—技术结构—投入产出结构”之间的“正向”内生约束机制。但是，在“市场需求结构—投入产出结构—技术结构—禀赋结构”之间，还存在“反向”内生约束机制。产品市场一体化正是从市场需求方面放松了这种“反向”内生约束。
(三)内外贸市场一体化背景下的对外贸易政策调整
在内外贸市场一体化背景下，贸易政策要适时做出相应调整。首先，贸易政策的作用对象应该从仅仅针对国外市场拓展到国内市场。特别是在制定和选择贸易政策时，要统筹兼顾国内外市场，使企业在国内外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上的经营活动不因贸易政策的差异而受到歧视。其次，在重视降低或消除对外贸易壁垒的同时，也要重视实际存在的各种各样的国内贸易壁垒。由于国内区域贸易管理体制的差异，在国内贸易中同样存在各种形式的限制性商业惯例，它使企业在国内区域贸易中受到不同程度的歧视，因此，必须从政策起点上予以消除。再次，一些鼓励或刺激对外贸易的政策措施(如出口退税、出口信贷、技术引进的税收优惠等)也应该应用于相同性质的国内贸易。同一产业的同类企业的要素投入和产品销售，在国内外市场上的贸易政策竞争起点应该是相同的。
二、内外贸生产一体化
内外贸生产一体化，主要是指产品的研发、设计、制造和销售不再专门针对国际市场或者国内市场，而是为同时满足国内外市场需求而生产。随着国内人均收入的不断提高和对外开放的不断拓展和深入，在许多细分市场层次上，国内国际市场需求结构趋同的特征是明显的。从需求方面来看，内外贸生产一体化的市场基础已经具备；从供给方面来看，由于生产和管理的核心技术不断升级，国内许多大中型企业已经具备了在一定规模上同时满足国内外市场需求的供给能力。所以，内外贸生产一体化是建立在内外贸市场一体化基础之上的必然趋势。
(一)“标准化战略”和“差异化战略”
标准化生产战略建立在同质市场需求基础之上。该战略的实施，首先依赖于同质市场的开发，从人均收入、消费偏好、文化认同等方面寻求相同或相似的细分市场。尽管国内外市场可能具有不同的需求结构特征，但在细分市场上，相同或相似的需求结构肯定是存在的。其次，“标准化”不是绝对的。生产过程中有形产品的工艺流程和实物形态可以是标准化的，而增值于营销过程的无形产品(服务)，不可能是完全标准化的。但是，在无形产品中，诸如企业核心文化和生产经营理念等基本构成要素应该是同质的。
差异化生产战略建立在异质市场需求基础之上。由于收入结构、消费偏好和文化习俗等方面的差异，导致市场需求结构的较大差异。差异化的市场需求结构要求同类产品的生产必须采取差异化生产战略，即在同类产品的开发、设计、制造和营销等各个环节，实行差异化的技术处理，从而使产生于同一核心技术(基础技术)的同类产品，满足于差异化的市场需求结构。
无论是标准化生产战略还是差异化生产战略，都不再简单地区分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而是在同类市场中细分同质市场和异质市场，采取不同的生产战略，同时满足国内外市场需求，从而实现国内外生产一体化。
(二)内外贸生产一体化背景下的对外贸易政策调整
为了促进内外贸生产一体化发展，贸易政策必须做出相应调整。目前，贸易政策在内贸生产和外贸生产方面存在较大差别，这种政策差别直接导致内贸生产和外贸生产的成本差异，进而形成同质产品在内外市场上的竞争力差异。例如，出口退税政策鼓励出口的短期成效显著，但它也明显抑制了企业针对国内市场的产品研发和生产的动力。在企业建立和生产过程中，针对出口企业的信贷政策明显优于非出口企业，直接形成内外贸生产企业的融资成本差异。在技术、原材料等关键要素的生产性进口方面，针对出口企业和非出口企业的进口鼓励(限制)措施的差异也比较大。因此，内外贸生产一体化客观上要求内外贸政策一体化，基本要求是消除贸易政策在内外贸生产方面的歧视性。
三、贸易增长与国内供求变动一体化
20世纪90年代中期，为了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中国政府适时提出“扩大内需”来刺激经济增长，以缓解贸易增长下滑对经济增长的消极影响。但是，在随后若干年的贸易恢复性增长和高速增长的同时，国内需求增长持续乏力，扩大内需转而成为一项长期的战略性任务。由于内需不足与对外贸易快速增长形成鲜明对照，国内学术界或多或少地存在将贸易增长与扩大内需相对立的情绪。其实，对外贸易的超前发展不但不是内需不足的原因，而且它有效缓解了内需不足对经济增长的约束。贸易增长通过拉动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改善供给结构，来促进国内需求增长。所以，贸易增长与国内供求变动是一体化的。
(一)对外贸易与总供求变动
贸易与总供求变动的关系，可以用下面总供求模型的一般方程式表示：
F(A，K，L，…)=GDP=C+I+G+(X-M)
方程式的左边是总量生产函数代表的总供给，中间是国民生产总值，右边是凯恩斯国民收入恒等式中的总支出(总需求)，其中，X-M是净出口。
贸易的快速增长，首先拉动贸易品部门边际生产率提高和收入快速增长。较高的边际生产率往往伴随着较高的工资率，而较高的工资率意味着较高的人均收入水平。在边际消费倾向基本稳定的情况下，收入水平提高会推动消费需求增长。贸易品部门的消费需求增长会向非贸易品部门传递和转移，从而刺激非贸易品部门的供给增长、收入提高和需求增加。因此，贸易的快速增长在贸易品部门和非贸易品部门产生的收入效应，会推动国内需求扩张。
贸易增长拉动投资需求增长。出口增长会直接推动出口部门生产扩张，进而促使固定资产投资和存货投资增加。出口部门的生产扩张和投资增加会进一步拉动其配套产业的投资增长和生产扩张。资本物品的进口不单是增加对国外资本品的需求，它同时也增加了对国内配套资本品的需求，从而拉动前向连锁和后向连锁产业的投资增长。消费品进口增长一方面使一部分潜在的国内消费需求转移到国外市场，这是进口的消费需求替代效应；另一方面，消费品进口增长有助于促进国内消费结构升级，优化消费组合，进而拉动对国内消费品的需求增长，这是进口的消费需求扩张效应。
伴随着对外贸易增长，国内总供给也受贸易拉动而不断增长。首先，出口增长不仅仅使出口部门的供给增加，非出口部门也会因为产业连锁效应而增加产出和供给。同时，在市场一体化和生产一体化的背景下，出口产业与非出口产业、出口企业与非出口企业、出口产品与非出口产品的界限趋于模糊，因此，出口拉动的是总供给而不单是出口供给。其次，资源性产品、资本设备和先进技术等稀缺生产要素的进口，直接增加了要素投入。这类投资型进口具有乘数效应，它扩大了微观和宏观生产函数的可能性边界，从而推动总供给扩张。另外，伴随着贸易顺差不断增加，累积性外汇储备不断增长，为了平衡外汇储备而增加的货币投放，也从金融信用渠道刺激总供给扩张。
由此可见，贸易增长不再是“体外循环”，它与国内供求结构变化和供求总量变动密切相关，呈现出高度一体化的趋势。这也要求在贸易政策选择和调整过程中，必须充分考虑国内供求与贸易增长的互动机制。
(二)总供求变动与对外贸易政策调整
必须继续执行鼓励出口的贸易政策。出口部门总体上仍然是劳动密集型部门或劳动密集型环节，契合国内要素禀赋结构和技术结构，是具有长期增长潜力和竞争优势的部门。持续的出口增长能够有效保持国内供求平衡。
继续降低资本密集型产品进口和技术进口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增加资本密集型消费品的进口，以促进国内消费结构升级。技术引进必须契合国内要素禀赋结构特别是人力资本结构以及产业的要素投入结构。在调整进口商品结构过程中要重视资本品进口的投资性质。适当扩大进口规模以维持进出口贸易平衡，减少贸易顺差，缓解外汇储备持续增加带来的货币供给压力和本币持续升值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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