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分工与美中贸易逆差：以iPhone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逆差论文,为例论文,美中论文,贸易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JEL分类号：F14;F23;F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246（2011）03－0198－09
一、前言
中、美两国之间的双边贸易失衡是全球失衡的中心问题。迄今为止，人们的关注力大多集中于各种宏观因素，如美国的低储蓄、中国国内消费不足以及中国汇率制度。有人认为，人民币急剧升值是缓解中美双边贸易失衡的有效方法。实际上，人们很少关注经济结构因素和那些已经改变传统贸易形态的全球生产网络，也很少关注我们观察贸易统计资料的方式（尤其是在计算贸易品附加价值成分，以及区别加工贸易与一般出口等方面）。
实际上，现在的国际贸易形态，与200年前的李嘉图时代相比，已相去甚远。我们已很难分辨全球市场中的某种制造业商品究竟在哪一个国家生产，这正是为什么iPhone手机背面会印上“加利福尼亚苹果公司设计，中国组装”的原因。本文以iPhone手机为例（iPhone手机是近年来在美国实现并由美国跨国公司所有的一项关键技术创新），试图就上述因素进行分析，并将以数据说明，在持续扩大的中美贸易失衡中，生产网络、空前的全球化（unprecedented globalization）和跨国公司（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的利润极大化行为，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二、iPhone是如何制造的
iPhone手机由美国苹果公司设计和营销。除软件与产品设计外，iPhone的生产主要在美国境外完成。iPhone生产涉及分别位于中国、韩国、日本、德国和美国的9家公司。iPhone零部件的主要制造商与供货商包括Toshiba、Samsung、Infineon、Broadcom、Numonyx、Murata、Dialog Semiconductor、Cirrus Logic等。这些公司制造的iPhone零部件运至中国深圳富士康（Foxcom）公司（即台湾鸿海集团所有的台资公司）进行组装，最终产品再从中国出口至美国与世界各地。表1列出了iPhone3G手机零部件的主要制造商及生产成本。
iPhone属于高科技产品，美国拥有无可争辩的比较优势，中国也没有任何国内产品能够与iPhone进行竞争。实际上，美国在智能手机产品上拥有绝对优势。在这种条件下，按照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和Hecksher-Olin理论，iPhone应从美国出口至中国，而实际情况是从中国出口至美国，所有iPhone产成品均由中国输往美国。国外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生产分割（production fragmentation）和生产网络（production networks）已一起逆转了传统贸易理论所预言的贸易形态。iPhone制造过程充分展示了全球生产网络的运作方式，说明了为什么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能够出口高科技产品（至少按照现行贸易统计方法来看是这样），而发明了iPhone的美国却需要从外国进口。
三、iPhone与美中贸易逆差
iPhone于2007年在美国上市后，2007年、2008年和2009年分别在美国销售300万部、530万部和1130万部；而在全球范围内，2007年、2008年和2009年则分别销售370万部、1370万部和2570万部，其中绝大多数是在欧洲、日本、新加坡和韩国等发达市场售出的（Hughes,2010）。
由于所有iPhone手机都是在中国进行总装的，从中国输往美国的iPhone产成品全部计为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从而成为美国对中国贸易逆差的一部分。表2列出了从中国出口至美国的iPhone数量和金额以及按常用方法估计的中美iPhone贸易余额。
如果以总生产成本（如表1）代表中国对美出口iPhone的单位价格，则2007年中国对美出口iPhone价值约6.87亿美元，2009年则增长至20亿美元以上。由于直到2009年晚期iPhone才被引入中国市场，而且销量十分有限，所有由中国输往美国的iPhone变成了美国对中国贸易逆差的一部分。假定Broadcom、Numonyx和Cirrus Logic（如表1，均为美国零部件制造商）提供的零部件完全从美国进口至中国，② 从表1可计算出2009年这3个厂商的零部件出口额为1.215亿美元，那么2009年由iPhone造成的美中贸易逆差约为19亿美元，这相当于当年美中贸易逆差总额的0.8％。据估计，2011年美国市场的iPhone销售将达到2130万部（Hughes,2010），几乎比2009年翻一番。所以，在目前iPhone总装完全在中国完成的生产模式下，随着美国消费者购买更多的iPhone，其在美中贸易逆差中所占份额将进一步上升。
然而，由于中国厂商仅负责组装iPhone成品，他们在iPhone生产的价值增值过程中只有非常小的贡献，因此与iPhone有关的美中双边贸易逆差的大部分，并不能归因于中国。表1对iPhone生产成本的分解显示，每部iPhone的总装成本只有6.5美元，只占总生产成本的3.6％。换言之，从价值增值角度看，中国厂商仅贡献了iPhone总价值的3.6％。而传统贸易统计却将iPhone的全部价值视为中国创造，当iPhone产品输入美国时，其全部生产成本（179美元）均被计入中国对美出口。
作为iPhone装配中心，中国先进口所有零部件，然后将装配的最终产品出口美国。从其他国家进口的零部件贸易，占据了中国出口价值的绝大部分，夸大了贸易失衡的程度。实际上，如果以中国劳工贡献的iPhone附加价值（也就是总装成本）为基础重新计算，则中国对美国的iPhone出口价值，亦即中美iPhone贸易顺差将大幅缩减，仅有7300万美元，为原来的总出口价值（20.227亿美元）的3.6％。而总出口价值的剩余部分，仅是对其他国家零配件生产商的价值转移而已，其中，德国占3.26亿美元，日本占6.7亿美元，韩国占2.59亿美元，美国占1.08亿美元，其他国家占5.42亿美元（如图1）。
以上两种贸易度量方式结果迥异，表明传统贸易统计方式已不能适应当前由全球生产网络与生产分工所决定的零组件和最终产品的国际贸易。传统计量方法已不能刻画产品跨国制造的价值链分布状况。产品总装国与目的市场国之间的双边贸易失衡，会受到中间产品贸易的影响而巨幅膨胀。传统方法提供的双边贸易失衡信息是扭曲的，据此提出的政策建议也就不足为信。
图1 中国对美国iPhone出口贸易的价值转移（单位：亿美元）
资料来源：由作者根据表1和表2数据计算。
四、人民币及其他亚洲货币的升值与iPhone生产
许多观察家认为人民币升值是解决全球失衡尤其是在中美贸易失衡的有效方法。现在我们以iPhone贸易为例，来检视人民币升值对高科技产品贸易逆差的影响。观察家认为人民币兑美元升值的合理幅度从10％～40％不等。我们在此假定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从6.82升值20％，而且中国iPhone总装工厂的生产率维持不变。
人民币对美元升值20％将使每部iPhone的总装成本从6.5美元提高至7.8美元，从而使单位总生产成本增加1.3美元，这相当于总生产成本增加0.73％。苹果公司是否会把增加的成本转嫁给美国消费者值得怀疑，因为增幅实在太小。即使人民币对美元升值50％，也不会对总生产成本带来明显的改变，因为中国厂商的总装成本仅占iPhone产成品价值的3.6％。总之，人民币升值不太可能降低美中贸易逆差的众多部分。
意识到由于加工贸易的特殊作用，人民币升值对中美贸易顺差作用有限，Thorbecke（2010）建议，以包括人民币在内的东亚货币对美元进行联合升值，来缓解中美失衡。下面，我们来分析iPhone生产链上各经济体货币的联合升值，将如何影响iPhone贸易。类似地，我们假定所有涉及的货币——人民币、韩元、日元和新台币——均对美元升值20％。除属于三家美国企业Broadcom、Numonyx和Cirrus Logic的10.75美元（每部）制造成本外，我们假定其他所有零部件均在这些亚洲经济体制造③，并且生产这些零部件的厂商的技术水平或生产率保持不变。在这些假定下，联合升值可望将2009年iPhone的单位总生产成本提高33.64美元，达到212.60美元。换句话说，20％的联合升值将使iPhone总生产成本提高19％，远大于人民币单边升值的效果。
Apple公司可通过如下三种策略来应付由联合升值所引起的成本增加：（1）提高iPhone零售价格，从而将增加的成本转嫁给消费者，零售价格由原先500美元调涨至534.3美元，涨幅为6.8％；（2）期望iPhone国际生产网络的生产率上升，以抵消联合升值的影响；（3）调整利润率来消化上涨的成本。
在策略（1）之下，由于进口需求的价格弹性通常低于1,20％的联合升值最多会使美国的iPhone进口减少6.8％。即使假定中美iPhone市场具有完全汇率转嫁（汇率变化完全传至零售价格上），20％的联合升值对中美iPhone贸易的影响也是非常有限的。
在策略（2）或（3）之下，联合升值不会影响iPhone需求，因此中美双边贸易失衡的状况将不会改变。全球iPhone销量的持续增加可能带动相关生产率的增长，这极有可能缓和联合升值的负面影响。在短期内，规模经济因素是iPhone制造过程中生产率增长的关键原因。持续增加的iPhone产量持续地降低了iPhone的单位生产成本。在2007年iPhone问世时，单位生产成本为265美元；在此后一年之内，单位生产成本下跌至178美元，而且新产品的功能和内存比上一代产品更为先进（Hesseldahl,2008）。
如上所述，iPhone的全球销量在2009年达到2570万部，比2007年最初上市时全球销量高出6倍。据估计iPhone的全球销量将持续增加，并在2011年达到4850万部（Hughes,2010）。销量剧增导致的规模经济效应会进一步削减生产成本。因此，iPhone生产链上的生产率提高，将至少抵消一部分由联合升值引致的成本增加。
另外，与2007年相比，Apple在2009年将iPhone零售价从600美元降至500美元。由于生产成本的明显降低，尽管零售价格调降100美元，实际上iPhone的毛利润率却从62％上升至64％（见表3）。超过50％的利润率让Apple公司具有充分弹性，能够消化联合升值导致的成本增加。随着美国及全球市场iPhone需求量持续攀升，生产成本的增加可以通过提升生产率或轻微调减利润率加以消化，无论是人民币单边升值还是iPhone生产链上所有经济体货币联合升值，都不会对iPhone的美中贸易赤字产生明显影响。与此相反，由于越来越多的iPhone从中国出口至美国，美中贸易逆差将会持续扩大。
人民币兑美元升值的另一个可能影响是，中国消费者对美国商品如iPhone的购买力增加。当中国消费者购买iPhone时，美国对中国出口增加，因此将缩减美国在iPhone贸易中的逆差。然而，从2009年10月iPhone正式引进中国市场至2010年1月，估计中国市场销量仅有20万部。就智能手机市场份额而言，由于高昂的价格，iPhone的中国市场占有率远不及在美国或欧洲。中国内地2009年年底的iPhone售价为1000美元，是美国的两倍。即使与大陆最发达的两大都市——北京与上海约1万美元的人均GDP相比，iPhone仍比较昂贵。所以，中国的iPhone市场规模有限，远小于美国与欧盟市场。Chao、Luk和Back（2009）估计，到2011年年底，中国的iPhone销量将增加至290万部。相较于美国超过2000万人的iPhone用户，在不久的将来，中国的iPhone使用人数不大可能与美国的使用人数相匹敌。因此，由于iPhone已成为美国主流手机产品，iPhone贸易将继续扩大美中贸易逆差。
五、iPhone能够在美国总装吗
除了汇率之外，我们考虑另一个假设的替代性方案，来解决美中iPhone贸易逆差问题——所有iPhone总装在美国完成。由于装配所需要的技术与设备非常简单，美国公司和工人能够在美国装配iPhone是毋庸置疑的。如果所有的iPhone都在美国总装，则美国对中国19亿美元的iPhone贸易逆差将不复存在。而且，2009年在美国以外市场出售的1140万部iPhone，还会使美国出口增加26亿美元。
苹果公司以中国作为iPhone的总装中心，有两个可能的原因：（1）智能手机行业的激烈竞争迫使苹果寻找低成本的装配基地。在这种情况下，苹果公司要么面临过低而不可持续的利润率，要么定价过高从而在市场上无人问津；（2）这只是苹果的利润极大化行为，或股东的要求。
如表3所示，iPhone的毛利润率在2007年年初上市时为62％，而到2009年，由于制造成本降低增加至64％。如果市场竞争激烈，预期利润率应非常低，在完全竞争市场中则应接近于零。iPhone在销量剧增的同时维持着高达60％以上的利润率，表明智能手机市场的竞争强度是相当低的，实际上苹果公司维持着其相对垄断地位。因此，“竞争驱使苹果在中国完成iPhone总装”的假定是站不住脚的，是苹果公司的利润极大化行为而非市场竞争，促使苹果将所有iPhone总装在中国完成。空前全球化以及充分发展的跨国生产网络，使得苹果公司能够利用美国以外更廉价的总装工厂来极大化iPhone的利润。
一个有趣的假设情景是，苹果公司在美国完成所有iPhone的装配。假定美国工人的工资是中国工人的10倍且他们的生产率在2009年是相等的。如果iPhone在美国总装，则单位总装成本会上涨至68美元，并且单位总生产成本会被推升至接近240美元。如果仍以500美元单价出售由美国工人装配的iPhone，苹果公司还是可以保持50％的利润率，而且随着iPhone全球销量增加，苹果公司的利润率仍将增加。在此假设情景中，作为美国公司发明的高科技产品，iPhone将有助于扩大美国出口，从而降低美国对中国和其他国家的贸易逆差；更重要的是，苹果公司将为美国低技术工人创造就业机会。苹果公司放弃少量利润从而让美国低技术工人参与总装和生产过程，是减少美国贸易逆差并为美国创造就业的更为有效的方式。
企业追求利润极大化并无不妥，空前的全球化为跨国公司创造了更多机会，政府不应该以任何方式限制这样的行为。然而，公司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CSR）已被许多跨国公司（包括苹果公司）纳入公司价值的一部分。通过为低技术工人创造就业（如让美国工人从事iPhone总装）来履行CSR，可能是一个有效的政策选择。
六、结语
本文以iPhone为例，来阐明即使那些由美国公司发明的高科技产品，也可能不会增加美国出口，反而会扩大美国贸易逆差。空前的全球化、组织良好的全球生产网络，以及廉价的运输成本，都可能影响理性企业如Apple公司的经营决策，而这些经营决策可能直接恶化美国的贸易逆差。
全球生产网络与高度专业化的生产过程，明显改变了贸易形态：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现在出口iPhone这样的高科技产品，而像美国这样的工业化国家则进口原本由自己发明的高科技产品。这样，作为高科技产品的iPhone，非但无助于美国扩大出口，反而可能导致美国贸易逆差增加。另外，传统贸易统计方法错误地将产成品的全部价值都计入处于国际生产链最后阶段的国家，极度夸大了被跨国公司作为出口平台的国家与目标市场国家之间的双边贸易失衡。在iPhone贸易中，中国实际上仅占对美20亿美元出口的3.6％，其余部分只是对德国、日本、韩国和美国零部件产品的价值移转。
中国工人在iPhone总装过程中创造的6.5美元的增加值，仅占iPhone共计179美元总生产成本的很少部分。人民币升值对iPhone生产成本以及零售价格的影响将十分有限，所以指望人民币升值来降低美国的iPhone需求是不切实际的，也就是说人民币升值无助于缓解美国的iPhone贸易逆差。如果像苹果公司这样的美国高科技公司，愿意将产品总装放在美国境内，从而与美国低技术工人分享其利润的话，对于减少美国的贸易逆差而言，这将比单纯盯住人民币汇率政策更为有效。
由于数据所限，我们不能对iPhone价值在其国际生产链上各国之间的分配作出更为详尽的描述。然而，即使考虑更多国家和更多零部件贸易，本文的基本结论仍然是成立的：中国厂商创造的新增价值仅占iPhone产成品的很少一部分，现行贸易统计方法夸大了中国对美国出口iPhone的价值，也夸大了中美iPhone贸易的失衡程度。
收稿日期：2010－12－28
注释：
① 译者注：iPhone是由苹果公司（Apple,Inc.,一家最具创新能力的美国公司）推出的结合照相手机、个人数位助理、媒体播放器以及无线通讯装置于一体的掌上装置，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史蒂夫·乔布斯（Steven Paul Jobs）于2007年1月宣布推出，2007年6月在美国上市。
② 当然，这些厂商可能在美国之外进行生产。
③ Infineon是德国公司，这里我们假定Infineon提供的所有零部件均在其位于亚洲的工厂中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