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业省区分布及其影响因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省区论文,中国制造业论文,因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修订日期：2008-01-06
文章编号：1000-0585(2008)03-0623-13
1 引言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古典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以及新经济地理模型可以解释产业地理格局[1]。传统贸易理论强调自然资源、劳动力、技术等外生资源禀赋对产业区位的影响[2]。新贸易理论引入规模报酬递增、不完全竞争市场、产品差异化等因素，认为规模经济和市场规模效应导致产业地理集中[3]。新经济地理模型则将产业区位完全内生化，强调交通成本与规模经济的相互作用，认为运输成本和规模经济的权衡是产业集聚的根本原因[4，5]。
新经济地理模型并没有否定传统经济地理因素的重要性。事实上，一些传统地理因素在新经济地理理论中成为产业地理集聚的原始动力，这种纯经济地理因素导致初始产业集聚，通过新经济地理因素进一步强化产业地理集聚[6]。任何单一因素并不能完全解释现实世界中的产业区位现象，自然优势和集聚经济共同决定产业区位[7]。但是，在经济转轨国家市场机制不完善的情况下，制度和政策因素对产业区域分布可能起关键作用。研究表明，伴随改革开放以来的制度变化是理解我国产业地理格局的重要视角。一方面，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市场机制成为资源分配的根本手段，比较优势和区位优势逐步引导我国产业区位；同时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参与国际贸易，引进外商直接投资提升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对产业区位的影响，进一步促进产业向地理区位较好的沿海地区集中[8，9]。另一方面，经济权力下放，尤其是财政分权，极大地提升了地方政府的自主决策能力，导致激烈的区域竞争，国内市场严重分割，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和财政收入最大化的双重目标驱使下，地方政府具有强烈的地方保护主义倾向和理性模仿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产业结构趋同和分散布局[10～12]。中国制造业的地理格局正是在这种集聚力和分散力的相互作用下形成的。
由于新区域主义研究和新经济地理的兴起，近年来经济学界和地理学界对我国产业地理进行了大量研究。研究采用不同指数测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制造业地理集中程度及其变化趋势，考察产业集聚对生产效率和经济发展的影响[13]。一些学者研究了改革开放不同尺度的产业地理格局及其变化，发现我国存在显著的产业地理集中现象，且随着市场化进程，产业地理集中有增强趋势，但在各产业间差异显著[9，14～18]。一些研究也对中国产业区位进行了探索性的解释，发现传统贸易理论和新经济地理模型能够一定程度上解释中国制造业地理格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产业区位逐步与比较优势的地理格局匹配，规模经济显著的产业相对而言更为集中[9，12，15]，而参与经济全球化、对外开放政策、市场化改革等也是我国产业区位的影响因素[8，9，14]。伴随渐进式改革过程中的产业政策、区域政策以及地方保护主义等也对制造业地理格局产生显著影响，不利于产业集中布局[6，12，19]。
虽然现有研究对于深化理解我国制造业地理格局具有重要意义，但这些研究都是对制造业整体进行分析，缺乏针对单个产业地理格局的研究，更缺乏产业间的对比分析。然而，根据研究，我国制造业中不同产业的地理分布及其集中程度存在显著差异，暗示不同产业的地理格局形成机制可能存在显著差异。本文目的是系统考察每个两位数(大类)制造业在中国的省区分布，并揭示其区位因素的差异性。
2 研究方法与数据
本文首先描述各制造业的地理分布特征，然后从省区角度系统考察自然优势、集聚经济和政策制度因素对中国产业地理格局的影响。基于以下原因，本文采用1980～2004年省区尺度两位数制造业为研究对象：(1)较长时间序列可以更为全面地反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制造业地理格局特点及其变化趋势；(2)从对我国制度转变导致政府行为变化的回顾看，中央和省级政府的行为对我国产业发展和地理分布的影响最为直接，尤其是省级政府，其行为既可以反映中央相关政策，也可以保证省区内部政策的一致性，采用省级单元的数据更可能反映转轨时期相关政策对产业分布的影响；(3)我国幅员辽阔，自然资源丰富多样，各省在具有比较丰富资源的同时，省际间也具有显著的差异性，且大部分相关统计均按省区尺度进行，所以省区尺度数据可以较好反映自然优势对产业区位的影响；(4)不同产业因具有不同的产业特征，受自然优势、集聚经济、制度政策因素等影响程度有所差异，故有必要分别考察不同产业的地理格局，而在产业分类方面，两位数产业可以在产业数不太多的情况下尽可能地反映不同产业间的差异。另外，省级尺度两位数制造业的数据在相关研究中广泛采用，也可以进行有效的比较，进一步验证本文分析框架的合理性。
本文首先采用基尼系数计算了1980～2004年间中国两位数制造业总产值的地理集中度和省区专业化程度，以反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制造业地理格局特征及其变化趋势。其中，1980、1984、1985年数据摘自《中华人民共和国1985年工业普查资料》(第四册，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1988～1994年和1997年数据分别摘自1988～1995年以及1998年的《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1995年数据摘自《中华人民共和国1995年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资料汇编》(地区卷)，1998～2003年数据摘自1998～2003年《工业统计年报》(地区册)，2004年数据来自2004年经济普查资料。为保持前后数据的一致性，对部分产业数据进行了合并得到26个两位数制造业。
考虑统计口径的一致性和数据可得性，本文统计分析中着重考察1998～2004年间各因素对制造业地理格局的影响。以产业i在各省总产值比重S[，ij]为因变量，构建如下概念模型：
根据最近相关文献[20～23]，自然优势(X[，j])主要包括自然资源(土地、能源、矿产)和劳动力条件等，这些因素对产业区位影响显著。在本文中，自然资源用各省农林牧渔、矿产、能源等资源条件反映；劳动力特征既考虑素质也考虑成本。地理区位也是一种重要的自然优势，国内外市场通达性及运输条件和成本直接影响制造业空间分布。运输成本用交通密度间接反映，交通密度越大则运输成本相对越低。国内外市场通达性则是基于各省地理位置和与其他省份之间距离计算所得，公式如下：
即取本省区地理半径的三分之二作为内部距离，
用两省会之间公路运营距离表示，FMA和DMA分别表示国外市场通达性和国内市场通达性。FMA表示各地在对外贸易上的地理优势，取各省到沿海距离的倒数(乘100倍)。对于沿海省份，该距离为该省的内部距离；对于内地省份则为其到最近沿海省份的距离加上该省的内部半径。DMA则考虑与所有其他省份的便利程度，因为省区之间距离相对稳定，所以国内外市场通达性在本研究中不随时间变化。
对于集聚经济效应(
)，本文主要考察就业规模经济、地方化经济和城市化经济对产业分布的影响，分别采用地区制造业就业规模、制造业专业化程度、城镇化率等反映。
在政策和制度方面
)，对外开放和对内改革导致的制度转变和政府行为都可能影响产业地理分布。本研究采用实际利用外资额反映省区在对外开放方面的区位优势和政策优势。市场化改革中，国有企业比重是影响政府行为的重要方面。省级政府在中央激烈争夺相关区域政策和产业政策，也在省内部制定促进和保护地方经济增长和发展的相关措施。这些政策和制度性安排很难直接衡量，但可以通过省区内各类开发区的情况间接反映。国家级开发区数量与类型反映中央政府的区域产业政策以及省区在中央争取资源的能力；省级开发区数量反映省内产业政策导向。事实上，绝大部分外商投资企业和地方性的骨干企业都集聚在各类开发区内，以享受包括税收、土地在内的各种优惠政策，所以各种开发区发展状况可以反映政府行为和政策对产业地理分布的影响。
本文中采用的解释变量具体描述见表1。数据分别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新中国五十年农业统计资料2000》、《农业统计年鉴》、《中国高速公路及城乡公路网地图集》等资料，开发区数量根据国家发改委网站相关文件整理所得。
3 中国制造业省区分布特征及趋势
本文按总产值计算各个制造业改革开放以来的省区层次的基尼系数，根据简单平均和加权平均可以计算得到每年制造业平均的地理集中度。按同样的方法从地区角度计算了各个省区26个制造业的基尼系数，衡量省区的专业化程度，根据简单平均和加权平均计算得到省区平均的专业化程度。如图1所示，整体而言，我国制造业在20世纪80年代趋于分散而90年代以来趋于地理集中；我国省区产业结构在80年代逐渐多元化，但90年代后期以来趋于专业化发展。改革开放以前，考虑到区域平衡以及国防需要，在内陆省区布置了大量产业，我国制造业地理分布相对均衡。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沿海省区的区位优势和制度优势逐渐突显，吸引了大量外商直接投资，并积极参与国际贸易，中国制造业逐步转向沿海省区，而内陆省区制造业的增长相对减速，促成了我国制造业在80年代的地理分散。9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市场化进程的加速，沿海省区由于优惠的政策和优越的区位获得快速发展，大量资本和劳动力加速在沿海聚集，制造业尤其是外向型产业开始高度集中在包括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山东等沿海省区(图2)。制造业地理集中变化趋势表明市场化和全球化进程显著提升了我国产业地理集中的程度。
图1 中国制造业地理集中和省区专业化趋势(1980～2004)
Fig.1 Temporal trends of geographical concentration of Chinese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and industrial specialization of Chinese provinces (1980~2004)
图2 中国制造业总产值比重省区分布图(1995左，2004右)
Fig.2 Provincial shares of gross industrial output value of Chinese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Left:1995; Right:2004)
与我国产业地理格局演变相对应，各省区产业专业化程度也发生了显著变化。改革开放以来，省区专业化程度呈现U型变化趋势，80年代我国产业专业化程度显著下降，90年代后期以来专业化趋势增强。计划经济时期，以农业和重化工业等为主的产业政策和平衡发展的区域政策，使得各省产业结构相对单一；改革开放以来，轻工业、消费导向型和外向型产业快速发展，促使省区产业多元化发展。1990年以来，随着市场化和经济全球化加速，产业进一步向沿海省区高度集聚，各省区在比较优势和集聚经济的影响下逐步突出优势产业，省区开始专业化发展。同时，跨地区专业化系数的简单平均值和加权平均值之间显著的差异，表明各省制造业总体规模相差较大，尤其是在90年代以后，差异进一步扩大。这与改革开放以来沿海地区迅速发展，内地经济发展相对较慢的事实相符。
我国制造业地理格局存在显著的产业间差异。1980年食品加工制造业基尼系数最小，为0.37，化学纤维制造业的基尼系数最大，为0.73。2004年的产业基尼系数则从0.46到0.83(表2)。在改革开放之初，空间上最集中的产业包括化学纤维、文教体育用品、石油加工及炼焦业、电子及通信设备、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纺织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等。最分散的产业包括食品、家具、印刷业、非金属矿物制品、皮革、毛皮、羽绒及其制品业、造纸及纸制品业、饮料等。可以发现，在改革开放初期，资本技术密集型的产业更为集中，而需要接近消费市场和原材料的产业则相对分散。
经过20多年的空间重组，2004年我国最为地理集中的产业是文教体育用品、电子及通信设备、化学纤维、服装及其他纤维制品、皮革、毛皮、羽绒及其制品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纺织业；而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医药、饮料、石油加工及炼焦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食品、交通运输设备等则相对分散。最为分散的产业具有共同特点，即多数是各省区的计划性支柱产业和受到地方保护的产业。如改革开放初期最为集中分布的石油加工及炼焦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等资本密集型产业变得最为分散，医药、饮料、食品、交通设备制造等都是地方政府偏好的产业。对照90年代以来我国产业政策和各省“九五”、“十五”规划发现，石化、钢铁、医药、机械、交通设备等最分散产业都是各省强调的重点产业，这表明在渐进式改革开放过程中地方政府间的竞争和保护主义政策使一些本来应该具有显著内部规模经济的产业在空间上区域分散。如图3所示，食品、饮料、医药、黑色金属冶炼与压延等一直处于比较分散的状态，基尼系数比较小。
目前最为集中的产业多数属于劳动密集型和终端消费性产业，这些产业吸引了大量外商直接投资，垄断性较低，也是我国主要出口贡献者，在沿海省区形成了大量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集群。这些从市场化和经济全球化获益良多的产业90年代以来地理集中趋势尤为明显。如图3所示，服装及其他纤维制品、皮革毛皮羽绒制品以及电子及通讯设备等产业的基尼系数在1990年以后显著上升，而且越来越集中在沿海省区。
以上分析表明，中国各产业的地理格局存在显著差异，而影响其各产业的区位要素也可能显著不同。以下根据设计的统计模型来分析每个两位数制造业省区分布的影响因素。
图3 不同产业地理集中程度及其变化趋势
Fig.3 Temporal trends of geographical concentration of selected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4 实证分析：中国各制造业省区分布的影响因素
上述分析表明，中国制造业省区分布存在显著的地理集中特征，但各个产业间差异较大。各省资源禀赋条件、集聚效应以及相关产业政策都可能影响制造业的地理分布。本部分按照设定的统计模型系统考察影响各产业地理分布的因素。在详细对比各个产业之前，先考察影响中国制造业总体地理格局的因素。
考虑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才明确提出产业政策并产生一系列政府行为，经济技术开发区等各类开发区也是在该阶段逐渐出现，而制度因素对产业分布的影响存在一定的时间滞后，所以本文将着重对90年代以来的产业分布进行实证研究，且将SDZ和PDZ两个变量均滞后一年。同时，1998年前后产业统计数据口径不一致，所以分为两个时段，1992～1997年(1996年缺数据)和1998～2004年。考虑到每一年横截面数据样本有限(实证模型中，重庆并在四川内，共30个省区)，而在短时间内时间效应不会特别明显，对两阶段的面板数据仍采用OLS方法进行估计，两个时间段对比分析允许进一步考察各影响因素重要程度随时间的变化趋势。
对表1中所有自变量进行相关分析发现，部分变量之间存在较高相关性，交通密度(Trans)与国内外市场通达性(FMA和DMA)高度相关，实际利用外资(InFDI)与国有企业比重(State)之间的相关系数都较高。为避免多重共线性，在模型估计时，去掉变量Trans和InFDI，模型中各变量的VIF值均可通过共线性检验。
4.1 全部制造业实证分析结果
对全部制造业省区分布影响因素的回归结果见表3。总体而言，我国制造业的省区分布与自然资源禀赋、劳动力成本和素质、区位通达性等自然优势，规模经济、城市化经济等集聚经济以及政策制度因素显著相关。其中，国有企业比重(STATE)、国家级开发区(SDZ)和省区级开发区(PDZ)变量在1992～1997年时间段能够解释65％的制造业比重省区差异，而在1998～2004年时间段可以解释将近78％的省区差异，尤其是开发区的重要性显著提升。国家级开发区对产业省区分布的影响最为显著，但省级开发区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开发区反映各省区对于产业发展的财政、税收、土地政策支持力度，国家级开发区政策更为优惠，自主权更大，更有利于产业的发展，开发区变量的显著性表明我国产业政策和区域政策对制造业地理格局具有显著的导向作用。国有企业比重显著为负，国有企业主导的省区，市场化程度和参与经济全球化程度相对较低，垄断性产业居于主导地位，产业发展环境欠佳，不利于产业的发展。
除政策制度因素外，劳动力也是影响产业省区分布的重要因素，90年代以来劳动力的重要程度显著上升。总体而言，制造业偏好劳动力素质较高的地区，但近年来文盲比重较高的地区制造业比重也有上升趋势，表明伴随发达地区劳动力成本的上升，部分产业逐步转向劳动力成本较低的省区，也说明我国制造业发展显著依赖廉价劳动力。在自然资源中，矿产资源对制造业省区分布的影响最为显著，农林牧渔等资源对制造业地理分布的重要性逐渐降低。此外，在90年代后期以来，制造业省区分布受市场通达性影响，尤其是集中在国内市场通达性较好的省区，可以充分发挥生产和交通运输的规模经济。
统计结果也表明，我国制造业偏好就业规模大的省区，规模经济显著促进产业地理集中。城市化水平较高的省区也能够吸引制造业，暗示城市化经济对产业区位的显著影响，但在控制其他要素后，城市化水平变量不显著，但省区专业化程度越高，制造业份额越大，表明产业内规模经济可能促进产业地理集中。综上所述，资源禀赋、劳动力素质和成本、区位市场通达性、集聚经济以及政策制度等显著影响我国制造业的空间布局，而政策制度因素是影响当前我国制造业省区分布的最重要因素。
4.2 各制造业实证分析结果
进一步考察各产业的区位因素，发现存在显著产业间差异，但一些产业的区位因素具有一定的相似性。近十几年来各影响因素的重要性相对变化远小于各个产业间差异，本文只给出1998～2004年时间段各产业的实证结果(见表4)。总体而言，自然优势、集聚经济和政策制度因素能够较好地解释各制造业省区分布，化学原料与化学制品业模型的调整拟合优度(R[2])最高，达到0.90，黑色金属冶炼与压延加工业模型的调整拟合优度最低，也达到0.60。
食品加工(C13)、饮料制造(C15)、烟草加工(C16)、造纸及纸制品(C22)、石油加工及炼焦(C25)、橡胶制品业(C29)、非金属矿物制品业(C31)、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C32)等原材料依赖性较强的产业，其省区分布受农林牧渔资源、能源、矿产等自然资源的影响较为显著，主要集中在资源富裕的省区。其中烟草加工业最为突出，烟草产量决定其地理分布。由于烟草的生产条件比较苛刻，对温度的反应比较敏感，不同的温度条件对烤烟的品质、产量影响比较大；烤烟的生长、产量的高低、品质的好坏与光照强度也有很大的关系，烤烟生长要求阳光充足而不强烈；另外，烤烟的需水量要求比较严格，在烤烟生长的不同过程中，水分需求量不一样，过多或过少的水分都可使生产的烟叶品质差。烟草加工业这种对原料的特殊要求使得国内只有少数几个地方生产的烟叶品质较好，如云南、贵州、湖南、陕西等省，烟草加工业的生产也主要集中在这几个省份[17]。类似的还有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C32)和非金属矿物制品业(C31)，这些产业的地理分布与矿产资源分布高度正相关，其中重要的原因是原料的运输成本高。
统计结果表明，大部分产业地理分布和文盲比重存在显著正相关，表明我国诸多产业发展对高素质劳动力的需求并不高。事实上，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一直是中国制造业在世界上的核心竞争力所在。在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中，这种情况更加典型，如纺织(C17)、服装(C18)、皮革(C19)、木材加工(C20)、橡胶(C29)、塑料(C30)等产业的回归结果，文盲比重的系数都很大，而且高度显著。与此同时，电子(C41)、仪器仪表(C42)、医药(C27)、交通(C37)等技术密集型产业，对一般工人和研发人员要求较高，对应的是，这些产业的回归结果中文盲比重的系数不再显著。
1998～2004年阶段的数据分析结果显示，多数制造业产业集聚和国内市场通达性关系较为紧密，而且表现为国内市场通达性越高，产业越集聚的趋势。典型的产业如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C41)和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C40)等产业。而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C37)和机械制造业(C35)等产业的集聚和外部市场通达性显著正相关。另外，食品加工制造业(C13)和橡胶制品业(C29)的集聚则同时跟国内市场通达性和国外市场通达性呈显著正向联系。和改革开放初期比较，对于大部分产业的集聚而言，国内市场通达性的重要性日益重要，而国外市场通达性的重要性有所降低。这也反映改革开放初期高度集中在沿海地区的部分产业，由于沿海省区劳动力、土地、资源等成本上升，导致比较优势逐渐减弱，正逐渐转向内陆省区。
统计分析结果也显示，多数产业集中在就业规模大的省区，交通运输设备(C37)、黑色和有色金属冶炼与压延加工(C32、C33)、医药制造(C27)、饮料制造(C15)以及皮革毛皮(C19)等产业尤为显著地集中在规模较大的省区。制造业就业与各省区GDP、人口、服务业等相关性很强，既反映各地规模经济水平，也反映各地共享劳动力市场以及知识技术的可能性，总体上表明集聚经济对各个产业的地理分布的显著影响。在控制了其他变量后，省区专业化程度和城镇化水平的显著性不如就业规模，表明在省区尺度上，规模经济是促进产业地理集中的重要集聚因素。
最后，随着市场化改革进程，国有企业比重对各个产业省区分布的影响程度有所降低。从26个产业的回归结果看，仅有烟草加工业(C16)、石油加工及炼焦业(C25)和橡胶制品业(C29)3个产业的分布和国有企业比重高度显著正相关，而这些都是典型的受国家控制较多的产业。这说明，随着国家对产业的逐步放开，越来越多的产业布局已经不受企业的所有制性质的限制，更加自由地选择企业布局。几乎所有产业的模型中，国家级开发区(SDZ)和省级开发区(PDZ)的结果都显著为正，且调整后的回归系数均高于其他变量，表明制度转轨过程中政策和制度因素对产业省区分布的决定性影响。服装、皮革、木材、家具、印刷、文教体育用品、电子、仪器仪表等产业是我国改革开放后典型的出口导向型产业，国家在相关领域有明确的优惠鼓励政策，包括在沿海省区设立的经济特区、开放城市、保税区和出口加工区等等，国家级的开发区主导这些产业的省区分布，表明中央政策在较大程度上影响了外向型发展的产业地理格局。其他产业大部分面向国内市场，显著集中在省级开发区，表明地方性产业政策也是影响我国产业地理格局的重要因素，对国内市场导向型产业尤为重要。
5 结论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自然优势和集聚经济能够解释产业地理分布，但在市场经济不健全的条件下，制度安排和产业政策对产业地理分布有直接影响。在我国，自然优势、集聚经济和政策制度共同决定产业地理格局。对1980～2004年间我国省区两位数制造业的研究发现，大多数产业80年代趋于空间分散而90年代更趋于地理集中；大部分省区产业结构逐渐多元化，而到90年代后期逐步专业化。文教体育用品、电子及通信设备、化学纤维、服装及其他纤维制品、皮革、毛皮、羽绒及其制品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纺织业等出口加工型产业在空间上越来越集中；饮料、食品加工、非金属制品等需要接近原材料和消费市场的产业以及医药、石油加工及炼焦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交通运输设备等各地区竞相发展的产业则比较分散布局。
通过对各产业省区分布的实证研究发现，各制造业省区分布的影响因素存在显著差异，但某些产业间存在一定相似性。统计结果显示，传统区位理论、新贸易理论和新经济地理理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我国制造业空间格局。随着市场化改革进程，规模经济、城市化经济等集聚效应对产业空间分布影响显著。劳动力成本和素质对产业集中的影响也日趋重要，劳动力素质较高或成本较低的地区都促进产业聚集。随着国内消费市场的发展，国外市场通达性对产业集聚的重要性有所下降，而相应的国内市场通达性的重要性上升。另外，自然资源对产业集聚的重要性逐渐下降，但对资源密集型产业仍是重要区位因素。
但是在当前阶段，政策制度因素是影响我国产业区位最具决定性的因素。对外开放相关政策有利于沿海地区发挥比较优势和集聚效应，促进产业地理集中。大量产业集中在各类开发区表明国家级和省区级产业政策对中国制造业地理格局的显著影响。分权改革后，地方政府支配资源的权力逐渐增大，在地方发展和增加财政税收等利益驱动下，保护国有和本地企业的倾向日益显著，相应的政府行为和措施导致部分产业分散分布。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全球制造业将进一步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近年来一些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产业也陆续转移到中国。与此同时，随着国内发达地区生产成本的上升，东部沿海地区谋划产业升级，部分地区着重发展重化工业或者高端服务业，而很多低端制造业也开始向中西部转移。随着西部大开发以及东北振兴计划的实施，国家在政策、资金等各方面对这些地区给予倾斜，对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制造业产业发展将会有更为深远的影响。随着我国“四大板块”区域发展战略的成功部署，我国制造业将进入新一轮的空间调整，国家战略与政策对我国制造业产业区位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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