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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基茨和尼维斯联邦在哪里？
刘青山在参加那次推介会前对它一无所知。面对着一张印制着旖旎海滨风光的邀请函，他在世界地图上查了五分钟，才找到这个位于中美洲加勒比海地区的群岛。
48岁的刘青山在上海市郊拥有一家生产玻璃制品的企业，雇员200多人，个人资产数亿。当他带着将信将疑的想法进入那个推介会现场时，才发现和他拥有相似想法的人实在不少。一个容量300人的会议室中人头攒动，座位边的走道上摆满了各式别墅的易拉宝广告，价格都在70万美元左右。只要买上这样一幢海滨别墅（移民的投资下限是35万美元），再走一下例行的申请、体检和评估手续，他就可以获得圣基茨和尼维斯联邦的公民身份。这个身份可以给他带来的好处是：一、圣基茨和尼维斯联邦是英联邦国家，其护照在全球许多发达国家都是免签；二、那儿是避税天堂，对于外国迁入居民免征各种税收。
移民，已经是刘青山多年来的打算。现在，他准备让这个愿望变为现实了。
移民理由一：子女教育
比起刘青山，老李已经先行一步。他在去年底已经将自己的家庭（夫妇俩和两个儿子）全部移民到了加拿大。
现年44岁的老李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大了至少十岁。他从建筑业白手起家，经过十余年的勤劳肯千，苦心经营，现在资产在3亿元以上，山东有一个搅拌厂，还买了一块5000平方米左右的商业广场，以及几家稍小型的数码类公司。
两年前，他先将17岁的大儿子送到加拿大多伦多读高中。在探望儿子期间几次往返，亲历了加拿大的风土人情与生活环境，他开始萌生移民的念头。“加拿大的政策很好。只要拥有了身份，接受高等教育时的费用可以享受本工人的待遇。因为我有两个儿子，这样做实际上很划算。”老李从不露富，衣着朴素、简单，开的车也仅是辆普通的斯巴鲁。
而身为国企高管的骆军也已经让一家三口获得了新加坡的永久居留权。出于职业所限，他本人暂不考虑加入新加坡籍，只是希望有永久居留权来去方便。
女儿已经在新加坡上幼儿园。未来母女二人可能会加入新加坡国籍。“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女儿能够获得国际教育，我们不想让女儿在国内受教育。”骆军说。
迈斯林移民公司的执行总监李旭根据自己的从业经验，认为90%的投资移民是为了拿一个国外的身份，外加让自己的子女在海外读书。“因为一个孩子从初中到大学的费用正好可以抵消移民的费用。”
移民理由二：寻找安全感
除了子女教育，让老李坚定移民决心的原因更主要还是国内投资环境的变化。而中国社会对财富“原罪”的追问以及不时引发的“仇富”心态也让他时时找不到安全感。
2009年年中，金融危机还在延续，而当时国内的政策走向也看不清楚。“我选择这条路主要有三个原因：一、国内的投资环境不好，你想投的他不让，他让投的不挣钱；二、各种税费太高；三、现在贫富差距这么大，说不定哪天又要均贫富，太没有安全感了。”老李说。
上一轮国内富人移民潮出现在2003年前后，当时全国出现了包括山西富豪李海仓被枪杀等针对富人的恶性案件，富豪们对社会治安与大众“仇富”心理心存忌惮，无不纷纷为自己安排好出路。而近年来“国进民退”以及金融危机使民营企业经营环境恶化，加之包括黄光裕在内许多民营富豪被查出存在犯罪行为获刑，再次使国内富人们的神经紧张了起来。
“目前而言，移民海外的中国富豪毕竟还是少数，只是最近这种潮流比较明显，这也跟我国民营企业的生存状态有关。”著名财经评论人吴晓波说。
“04年我们国家开始出现国进民退，对民营企业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再加上，民营企业开始从制造业中溢出，往产业链的上游走，进入到金融与能源行业，但这两个行业都是国家垄断的领域，所以民营企业家们非常失望，开始出走。此外，中国的政策环境对民营资本不够友好，社会对民营资本家原罪的质疑，都使得民营企业家的生存状态没有想象中好。这次黄光裕案事件就再一次将原罪的事情提升到了一个高度，大家都相信有钱人是有原罪的，都是偷税漏税的。如何保护自己的财富，这也是民营企业家移民的一个理由。”
移民理由三：新的生活方式
比起上海灰蓝的天空与嘈杂的车声人声，刘青山自然更向往在加勒比海海滩休闲式的生活。那儿没有尾气污染，没有高楼大厦，也没有拥挤的人群。
“我们这代人总被教育要为国家、为社会做贡献。小时候家里很穷，学生时代被沉重的功课压得抬不起头，工作后要看领导脸色，自己做企业后天天绷着一根弦，要为底下的几百号员工负责，也要陪工商税务、客户关系吃饭喝酒。钱是挣到了一些，但却是以身体健康为代价的。”刘青山个子不高，语速很快，浑身上下给人一种紧绷的感觉。
首个编撰中国富豪榜的胡润接触中国富豪的频率很高。他承认，很多富豪都移民了，但可能还不是一个普遍的现象。“我觉得这和人们观念的一些转变有关系，尤其现在富二代起来之后。他们更多的会考虑到一种生活方式的转变，更加追求生活质量，不想像以前那么忙碌的去生活，他们开始追求一种缓慢的生活节奏。我想和这些都有关系。”
但迈斯林移民公司的李旭认为，“中国人移民很少有想去养老的，因为中国人都很勤奋，喜欢工作，没有养老的意识。因为自己的生意做大了，做到海外，最后成为海外公民的，也有，但是非常少。”
移民目的地
根据4月初发布的《2010胡润财富报告》估算，中国目前有5.5万名亿万富豪。没有可信的数据显示这些富豪已经有多少移民海外，但北京因私出入境中介机构协会的数据显示，2009年中国再次掀起投资移民海外的热潮，2009年到美国投资移民的EB-5类签证的中国申报人数已经翻了一番，从2008年的500人上升到超过1000人。
据中介机构的人士介绍，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是华人富豪首选的两大移民目的地，原因是这两个国家的移民政策较为宽松，且当地已经有比较成熟的华人社区，移民后容易融入华人社区的生活。在加拿大，多伦多和魁北克是华人富豪移民的首选地。而在澳大利亚，华人富豪的首选地是悉尼与墨尔本。
除了美国这一传统的投资移民目的国之外，新加坡在过去几年也成为国内富豪青睐的理想之地。2008年新加坡取消了遗产税，令该国对国内富豪的吸引力加大。与加拿大不同的是，新加坡对移民没有居住时间的限制，因此许多获得新加坡绿卡的中国富豪仍可以持续在国内经营企业，这点也对国内业务存续的企业家具有很大吸引力。许多国内富豪都在新加坡乌节路（属于商务中心）购买公寓房，或者是圣淘沙购买别墅，形成新的生活圈。
但中介机构一般不推荐移民欧洲国家，原因在于欧洲并不鼓励移民，手续复杂，而且投资移民的投资额也特别高，移民成功率不高。
除了这些显而易见的国度外，一些不见经传的小国也正积极向国内富豪们兜售他们的移民资格。以上文刘青山准备移民的圣基茨和尼维斯联邦为例，这个小国对他的最大吸引力就是低税率和来去自由。现因涉黄光裕案被调查的“深圳首富”深圳茂业国际董事长黄茂如及其夫人的国籍更是中美小国伯利兹。
精英与财富的流失
富豪群体的移民，从现实影响上看就是中国高端人才的流失与财富向海外的转移。
在每年外管局公布的国际收支平衡表上的“误差与遗漏”列项，通常被视为资本经非正式途径流进或流出的数据。以往专家测算中国资本外逃的数据，多以此为参考。但近年来热钱涌入中国境内增多，这一数据已无法反应中国资本外逃的实际情形。因此，对于这些富豪移民所引致的资本外逃数目，无从测算。
但可知的是，越来越多社会精英人士手持绿卡，但仍在国内经营企业或者工作。“他们希望用国外的身份来保护自己。在国外，他们基本上挣不到钱，年投资回报率在15%左右，就已经算是暴利了，但是在中国还算是低的。”迈斯林移民的李旭说。
“目前富人移民海外，我们应该反思。要留钱，先留人；要留人，先留心。我们应该先把心留住，才能把富人留住，才能把财富留住。我们应该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让资源的获取变得更公平，要继续保留企业家精神。其实很多人很矛盾，知道中国是目前世界上发展最好的国家，但是又感到不安全，所以想往产业链的上游发展，所以要投资金融业、能源业，但是这些行业又不是完全开放的行业。所以最重要的是要继续改革，让不公平更公平，让不安全变得更安全。”吴晓波说。
老李已经在多伦多购买一幢500平方米的别墅，算是安定下来了。
“对于国内的事业，我也不准备再有多大的发展了，除非有特别好的机会。”
至于未来会否在加拿大二次创业，老李也很迷惑：“年龄可上可下，机会也不上不下。干，我也可以再干些年；加拿大也有一些朋友，大家也总是再商量着一起干些什么。不过一切都没那么容易。”
他自己语言也不通，虽然也有家人和朋友在，但是生活起来还是不那么的习惯和方便。“混不到人家的主流社会，准备养老吧。移民还是继续留在国内，都只是一种选择，各有各的难。”老李有些自嘲地说。
评论：富人的离开值得追问
大部分时候，留下还是离开，是一项个人选择，既不牵涉公益，也无关大局。为什么我们仍然要倾注精力关注这些财富阶层的离开，追问他们离开的理由？
没有权威的统计数据可以佐证，我们只能通过做大量的访问，涉及的对象除各行业的讲述者之外，还包括中介机构和相关研究者。在热钱涌入成为决策部门关注焦点之一的时刻，对资金逃离的担忧，可能只是一个“少数派报告”。我们仍然相信，这些讲述背后，有我们不能轻忽的信号。
伴随着入世，过去十年中国经济高歌猛进，成就了一个迅速壮大的富人阶层。个人资产达到一定量级后，需要在全球范围配置资产，寻找更多的投资机会，同时分散资产风险，这是一个理性选择的过程。同样的一幕曾经出现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日本和台湾地区。
对此，我们乐见其成。不过这并非我们关注的焦点。在这些离开的身影背后，我们读到的是另外一些信息。比如说，政商关系复杂导致的经营困境，不时冲击着营商者的信心。上周，曾经的中国首富黄光裕一审判决入狱14年。黄光裕犯案受到法律制裁无可非议，但此案依然提醒我们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在中国经商，不借助同政府权力的斡旋，企业很难获得成功。而一旦借助这种权力取得成功，也就意味着企业背负了“原罪”。这是一颗引爆器控制在他人手里的炸弹，随时可能爆炸。
刚刚发布的鼓励民间投资的“新36条”，让很多民营企业家重拾信心，不过也有一些人心存疑虑。过去十年，企业家阶层的成长所面对的政策环境屡有变动，缺乏稳定的预期，使得企业经营要面对多变的经营大气候。2004年起始的宏观调控中，正在大刀阔斧重型化的民企遭遇政策坚冰，此后国进民退案例在诸多领域内反复，一直延续至4万亿投资计划落实进程中。这种政策在执行层面的反复令经营者无从判断方向。而一旦做出错误判断“押错宝”，企业将陷入困境。
全社会贫富差距迅速拉大引起的仇富心理，以及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造成的不稳定因素增加，无形中也在加剧包括财富阶层在内所有人的不安全感。是剥夺富人，从而使得整个社会实现“均贫富”，还是让更多的人分享财富增长红利，实现共同富裕，舆论包括一些政策选择传递的信号，也在将财富阶层推向更远处。
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私营企业的商业领导人面对的压力是全球最高的”。尽管这并非离开的全部理由，甚至我们并不赞成，因为这样一些理由就选择离开，但是这值得我们重视。对一个经济体来说，民间资本聚集和活跃程度越高，经济就越具有活力，人民的整体生活水平也越高。这已经为30余年的改革开放实践所证实。而这30年提供的另外一个例证是，每当民间资本顾虑经营环境和政策环境不稳的时候，一些敏感的投资者就会选择离开。
尽管事后证明，很多时候这并非最佳选择。不过当这样一些案例不断出现的时候，为政者应该反躬自省，中国致力于展示给世界的，是一个创造财富的源泉、尽情涌流的热土。如何建立良好的市场经济运行秩序，把市场的归于市场；如何实践《物权法》，严格保护私人合法财产；如何创造更好营商环境，各阶层可以和谐相处，各种社会情绪和诉求得以合理释放和表达。
实际上，对这样一个美丽新世界的渴求，是所有中国人的期望。就此而言，我们的关切无关富人，这是进入新世纪第二个十年的中国应有的警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