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江苏省国有大中型工业三年脱困的分析与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江苏省论文,工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亏损现状
1998年，江苏国有及国有控股大中型工业企业的亏损状况主要呈现以下几个特点：
1.亏损面大亏损额高。截止1998年底，全省实有国有及国有控股大中型工业企业（以下简称国有大中型企业）1425户，其中，亏损面为36.3%，比全部工业亏损面高12个百分点，比全部大中型工业亏损面高4.7个百分点，比非国有大中型工业亏损面高7.6个百分点。1998年， 全省全部大中型工业亏损额占全部国有及年销售额达500 万元以上的非国有工业亏损额的72.7%。其中：国有大中型亏损额占总计的47.5%，非国有大中型企业的亏损额占总计的52.5%。
2.市县属国有大中型企业亏损比较突出。在全部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中，中央属亏损企业户占总计的4.4%，亏损额占总计的25.2%。 地方属亏损企业户占总计的95.6%，亏损额占总计的74.8%。在地方企业中，市县以下属国有大中型企业的亏损企业及亏损额明显高于省属企业。
3.竞争性行业亏损严重。在四十大行业中，亏损额居前2 位的是：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和纺织业。亏损额较高的行业还有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普通机械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食品加工业和橡胶制品业。
4.经营性亏损比重居高。在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中，约占亏损企业总数的20.1%是享受政策性亏损补贴和其他补贴的企业，而且，在全部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中，设备老化、资不抵债的企业占一定的比例，其自救脱困能力明显见低。
5.十家企业亏损额占近三分之一。1998年，亏损额居全省前十位的企业户合计亏损额占全省全部国有大中型企业亏损额的30.9%。
二、脱困难在何处
国有大中型企业脱困，难在何处？从我省目前的实际情况看，主要受以下几方面因素羁绊：
1.转换机制存误区。从宏观调控看，仍然比较注重总量扩张和速度，忽略对市场行为公平、公正、规范的维护和管理，强调资产经营多，重视科学管理少。从微观方面看，企业改制进程中大多是应急性操作，注重形式，忽视内容，改制往往停留在浅层次的翻牌尝试阶段，而未进入动真碰硬的规范操作时期。如企业内部的人事制度、用工制度，多数并未按精减机构效率优先的原则重新合理调整，企业职工能进能出、干部能上能下也往往是纸上谈兵。在亏损的国有大中型企业中，机构重复，人员臃肿，效率低下的现象比比皆是，并未真正建立起市场营销、生产组织、质量管理、财务管理和目标考核等市场化运作体系和科学管理体制。管理方式的落后直接导致企业费用剧增，扭亏举步艰难。从分配机制方面看，一些企业基本是老面孔，改制后没有取得新的突破，未能把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很好地结合起来，早在上海、广东、武汉等省市实行的年薪制，在我省还尚处于试行试点阶段。即使是企业兼并、收购、上市等伤筋动骨的改制，也往往是走走形式了事。这种有名无实的改制误区，对企业扭亏无疑难见实效。
2.产权关系不明晰。产权关系模糊仍是困扰企业难以走出亏损阴影的突出问题。一些国有大中型企业，至目前尚未真正建立起出资人机制，企业的投资人与代理人仍是合二为一，集所有权、经营权等多种权利于一身，多数挂公司牌子的国有企业仍然存在“无老板”的现象，所有者主体虚置，直接导致政企不分，各级政府和部门既对国企分头管理，又同时行使所有者职权，干预企业的经营活动，一些政府所有者机构，既管企业的董事会，又管企业的经营。尤其在淘汰过剩生产能力时，政府干预经济十分突出，一些地区为了地方利益，不惜高成本的进入一些竞争行业，使过剩经济愈演愈烈，亏损企业越来越多。由于国有资产未能实现人格化，经营者往往缺乏追求最大效益的动力，国有资产的财产责任归谁承担，国有资产的保值均没有得到具体落实。有的企业董事长、经理均由一人兼任，致使权力过于集中；另一方面，也为地方政府继续直接管理企业提供了方便。有的企业董事会成员与经理、副经理相互兼职，造成企业集体决策、人个负责等规则程序形同虚设，决策者和执行者无界可分。
3.存量资本未盘活。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国有资本的特殊性决定了它不可能投入到所有的行业都可能增值，特别是当投入到一些它自身没有优势的行业，在与其他社会资本及私人资本竞争过程中，就有可能陷入亏损的境地，而退出又遭遇许多障碍。亏损的国有企业有的是厂房土地、设备技术，这些都是可观的国有资产，若能盘活，应是国企解困的重要举措。然而，一些企业往往片面理解搞活资本经营，有的把车间、土地一卖了之，有的丢掉主业仅靠收取“厂租费”艰难度日，最终走上“吃不到银行吃资本，吃完资本吃土地，最后连破产也要政府帮扶”的艰难境地。在现有亏损的国有大中型企业中，其资本大部分僵而未死，但资本经营则多数处于被动状态，企业盼望被优势企业收购兼并，却又机遇难见，真正积极主动加入资本经营，进入产权交易市场或股票市场的为数甚少，有些地方一谈出售产权就唯恐国有资产流失，宁愿死守也不转让，有的即使通过行政命令捆绑上市，收效也甚微。苏南某企业要上A股，行政命令其一定要背一个亏损企业的包袱，否则不予批准， 企业为了上市只得忍气吞声。
4.人才缺乏少激励。在现有的国有大中型企业中，真正富有创新精神的优秀企业家可谓凤毛麟角，尤其缺乏那种风险意识强，既是战略家又是构想家，始终具有一种开拓创新精神的经营者。为什么真正的企业家难以成长呢？主要是法人治理机构不完善，首先是缺乏科学的选拔人才机制，经营者公开招聘、竞争上岗仍只停留在试点阶段；其次是没有建立符合现代企业制度的用人机制，经营者缺少一种财产利益刺激，缺少促使企业家勇于创新的激励机制，大多数企业家的报酬仍是由行政文件限定的，而靠行政命令来指挥企业家，是难以激发他们的创新行为的。而且，至目前仍缺乏系统的对企业家业绩评价的体系，即使是已上市公司，目前企业家的业绩也不是由股民来评定的，而往往通过行政部门考察鉴定。
此外，负担过重、人员过剩和市场环境不良，也是导致国有大中型企业不易走出困境的重要因素。如仅从债务负担看，全省亏损的国有大中型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为70.2%，比全省全部国有大中型企业高9.7 个百分点，比非国有大中型工业企业高10.6个百分点。过高的资产负债率，导致企业的财务费用大量增加。加之，国家对豁免企业债务把关很严，出台政策相对较少，而这些亏损企业自身又缺乏吸引增量资金的能力，而没有增量资金投入，企业的存量资产又难以激活。
再从人员负担看，国有企业不仅要吸纳大量社会劳动力就业，承担投资大、周期长、经济效益差但社会效益好的建设项目，同时还背负着学校、医院、商店、粮店、邮局、派出所等公共设施的社会包袱。而且，国有企业用人机制远比不上三资企业、私营企业灵活，为了维护社会的安定，用人减人一直受国家的严格控制，在岗的职工要管，下岗的职工也要管，富余人员的分流难度很大。亏损企业冗员过多，直接导致劳动生产率水平低下，人工成本的上升。市场运行环境不良，三角债务重、乱收费、乱集资、乱罚款和各种摊派有令不行、有禁不止，也给企业增添了较重经济负担。
三、离目标差距多大
从江苏的实际情况看，我们认为，三年到期，衡量国有大中型企业有无达标，是否走出困境，至少应综合观察以下三个方面：
1.国有大中型企业的主要经济指标尚需提高至全部工业平均水平。经济效益总体水平有无提高，是反映国有大中型企业是否脱困的重要标志。为便于观察，在众多的经济效益指标中，我们试选择以下三项作为琐定的脱困考核指标。
（1）总资产产出率。1998 年全省全部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总资产产出率为59.8%，而年销售收入500 万元以上的独立核算工业的总资产产出率为88.5%， 同期的集体经济、 私营经济的总资产产出率则分别为128.9%和192.7%。今明两年，全省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总资产产出率尚需提高28.7个百分点。
（2）净资产收益率。1998 年全省全部国有大中型企业的净资产收益率为2.6%，年销售收入在500万元以上的全部独立核算工业的净资产收益率为4.4%，同期集体经济和私营经济的净资产收益率分别为8.1%和11.3%。因此，我们认为国有大中型企业这一指标的脱困标准，拟放在4.5%为宜，今明两年全省国有大中型企业的净资产率需提高1.9个百分点。
（3）成本费用利润率。1998年， 全省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成本费用利润率为1.7%；年销售收入在500万元以上的全部独立核算工业的成本费用利润率为2.1%，二者相距0.4个百分点；而同期集体经济和私营经济的成本费用利润率为2.4%和2%，分别比国有大中型企业高0.7 个和0.3个百分点，据此，把国有大中型企业这一指标的脱困标准定在2%左右，是比较适度的，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成本费用率需在1998年的基础上再提高0.3个百分点。
2.至少应有300个国有大中型企业摘掉亏损帽子。至2000年， 全省在现有517户亏损的国有大中型企业中，至少应有近60 %的企业必须走出亏损，即约有300个亏损企业扭亏为盈。与此同时， 全省国有大中型企业的亏损面将由1998年的36.3%降为2000年的15.2%，尤其是那些已连续亏损三年以上的企业全部应予转产或淘汰。
3.企业改制面至少要再扩大20个百分点。1998年，全省国有大中型企业改制面已达40%以上。我们把改制面达60%作为预定的脱困目标，则今明两年，全省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改制面需在原有基础上再扩大20个百分点。应该看到，在已改制的企业中，有一部分无实质性改制内容，而在将要加入改制行列中的这部分企业中，亏损企业要占较大比重，因此改制的难度和风险明显增大，要确保进展顺利还要作较大努力。
四、解困的路径选择
当前，帮扶大中型企业摆脱困境，宜采取以下几点举措：
1.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国企要脱困，在非国有经济逐步活跃，实力显著增强的今天，应给予国有企业一个休养生息的时机，加大对其的扶持力度，努力为国企脱困创造一个宽松良好的运行环境。国企脱困不仅仅是企业自身的事，尤其是在企业兼并、改革改制、引进外资等方面地方政府一定要按照“三个有利于”的原则，积极帮助、支持企业发展，废除不必要的“形式”、“关卡”、“框框”，避免企业丧失解困良机。在公平税赋的前提下，让国企与其他经济类型企业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在消除部分债务和多余劳力等方面，应积极给予财力支持，使亏损企业轻装上阵，在转型、转制中实现扭亏，在结构调整中完成产业升级。在制定有关策略时，不能仅局限于某几个企业的扭亏，而应着眼于搞活整个国有经济。要将国有企业的扭亏与整个国有经济的结构转型、体制转轨紧密结合起来。清除地方保护主义，转变国有企业就是“养活一批人”的传统观念，把支持财政和社会稳定的重任从国有企业疲惫的肩膀上卸解下来，和其他经济成分共同承担。
2.严格规范改制，组建开放式产权市场。在产权明晰、政企分开和投资主体多样化方面有所突破。要深化改革现有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把国有企业抽象的所有权通过设立明确的出资人而具体化，建立一种新的产权结构，使出资者产权与法人财产权，政府与企业相分离，规范国有资产管理的监督体系，为国有企业顺利进行卓有成效的公司化改造扫清障碍，彻底消除导致国有企业亏损的体制性因素。要积极培育和发展多元化的投资主体，大胆吸收其他资本，搞活资本经营，通过出售或转让的方法，变国有全部控股为部分控股，为国有大中型企业走向市场、参与国内以及跨国资本的运作创造条件。通过多元股东持股的公司制改造，促进国有企业克服体制弊端，实现政企分开，所有者职能到位，并使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尽快进入规范运作。加速开办各类产权交易场所和中外合资产权交易机构，通过市场经济的作用，使企业在开放式的产权市场上获得更多的资金，更新的技术，使国有大中型企业的存量资产，逐步向效益高的优势产业集中，让国有企业的人财物按照市场经济规则充分流动和合理配置，并与企业技改、退二进三、利用外资、结构调整等紧密结合起来，以整体联动来盘活国有存量资产。
3.淘汰过剩能力，重组国企产业新格局。在亏损的国有大中型企业中，大约40%是属于生产能力过剩而导致亏损。当前应抓住股份制改造的契机，打破条块和部门的界限，以资本为纽带，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技术创新为动力，以产业现代化为目标，重新进行国有资产优化组合，建立一个能使国有资本实现高增值，整体效益最大化的产业结构新格局。首先，对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主要属垄断行业的亏损大中型企业应继续采取帮扶的措施，但同时也要逐步理顺价格，强化其行业经营壁垒，努力缩减财政补贴，尽力减少亏损。其次，对涉及到机械、电子、石化、汽车这几大支柱产业的亏损大中型企业，应尽量通过产业技术，投资融资等政策进行重组，促进其行业规模经济和竞争能力的提高。一方面，对那些产品有市场、附加值大但因技术设备落后，新产品和技术改造不力导致亏损的企业，要给予重点扶持，适当注入资金，加快提高引进新技术和消化吸收、研制开发的能力，以强化国有大中型企业在这些支柱产业中的地位。另一方面，对那些单纯因债务过重而导致亏损的企业，可进行部分减免。再次对因生产能力过剩，特别是已列入国家压缩和控制行业的且难以扭亏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应坚决淘汰和破产，从而将有限的国有资本集中起来，重新投入到能够实现资产增值的优势产业中。对介入已发生全行业亏损的，类属完全竞争行业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应迅速果断地将国有资本撤出来，或出售、或转让或通过非国有经济的置换，尽快收缩国有工业战线。
4.减员增效，加大下岗职工培训安置力度。必须根据产业发展的需要加大对下岗职工培训安置的力度，培训先于下岗，培训期宜放长到半年以上，有针对性地开展分门别类的培训，建立多层次、多领域的培训中心，使职工在下岗前就能掌握一门或多门技能。同时，要把培训和就业以及推进新产业的建立和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可创建一些中介机构，多方位地为下岗职工开辟就业门路。科研、金融等部门也要积极为大中型企业的脱困人员培训、安置，提供技术和资金方面的帮助。同时，要加快建立起与现代企业制度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5.呼唤培养优秀企业家的新机制。首先要建立激励机制，对那些只看重自己才干得以舒展，而不在于自己拥有多少资产，只在乎于支配多少资产的企业家，应给予其相应的社会地位，积极鼓励其在市场竞争中激发自己振兴企业的创新思路。同时，要根据企业的人力资本（知识和技术的能量），尽快建立起正常的经济利益刺激机制。同时要建立健全企业家竞争上岗，市场评价业绩的考评体系。对因经营不善导致企业亏损破产的经营者，应立即责令其下岗，就地免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