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坎南的公共选择财政理论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财政论文,理论论文,布坎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布坎南的公共选择财政理论认为，凯恩斯的三大政治遗产之一不是补偿财政原则而是连年巨额财政赤字。其原因有二：一是凯恩斯主义冲破了古典盈余财政的道德约束；二是现实中没有凯恩斯潜在假设的“精英政治”环境，即政客“经济人”为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一味迎合公众偏好。消除财政赤字的出路在于恢复道德约束的同时建立和强化制度约束。笔者认为，布坎南上述关于现状、原因和对策的分析均值得商榷。
一、补偿财政原则在美国一度有效
布坎南认为补偿财政原则未在美国生效，本文则肯定补偿财政原则在美国一度有效。焦点在于对美国财政历史的分期与认识不同。
我们可以依据赤字频繁程度的不同，将美国1789年以来的200 多年财政历史大致划分为如下三个阶段：
阶段时间布坎南的界定本文的界定
第一阶段 1789～1920前凯恩斯时期前凯恩斯时期
第二阶段 1921～1960过渡时期凯恩斯时期
第三阶段 1961～1998后凯恩斯时期后凯恩斯时期
第一阶段的130多年中美国奉行古典盈余财政学说， 财政赤字主要只出现在战争、自然灾害和经济萧条时期，其中主要是战争，赤字总额极其有限。比如第一次世界大结束时的1918年， 美国国家债务不过255亿美元；和平年代的正常预算总有盈余，而且这些盈余习惯上都用于归还战争、自然灾害和经济萧条时期的欠债。所以，笔者认为布坎南将这个阶段划归前凯恩斯时期，基本符合美国财政的历史事实。
在第三阶段的近40年中，美国政府口头上奉行补偿财政原则，实际上几乎年年创造赤字，而且赤字总额一度很大。比如在1961～1976年的16年间，联邦预算只有一年盈余，其余15年皆为赤字，累积超过了2300亿美元。前些年美国政府的赤字总额达5000亿美元以上。看来布坎南将这一阶段划归后凯恩斯时期，也是符合实际的。
分歧只在对第二阶段的认识上。在1947～1960年间，美国的财政预算有7年赤字，其总额约310亿美元；另外7年皆为盈余，总额约为300亿美元，基本上可以补偿310亿美元的联邦债务。笔者将40 年代以后的日子划归凯恩斯时期，正是凯恩斯主义补偿财政原则短期成功的例子；而布坎南将这一时期既不划入前凯恩斯时期，也不划入后凯恩斯时期，而是划入后由前者向后者转变的过渡时期，从而他认为，虽然凯恩斯主张补偿财政，但实行的结果都是连年赤字，补偿财政原则从未付诸实践。
笔者认为，布坎南将第二阶段划归“过渡时期”，既违反经济学常识，更违反美国的财政理论和历史事实。布坎南把凯恩斯的经济学说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说区分开来，很有必要。问题在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说的产生并发生作用，是在凯恩斯的经济学说之前，而不是在它之后。无论从理论还是历史实际来说，凯恩斯的经济学说并非脱离实际、凭空设想，它总是社会实践或政策措施在理论上的客观的或歪曲的反映。具体讲，凯恩斯的经济学说不过是罗斯福的“新政”在经济理论上的表现，不过是对“新政”比较系统的概括和总结。1933年美国总统罗斯福的“新政”不过是一系列工业、农业、财政金融和对外经济政策、法令的总称，其基本精神正是如何运用国家政权的力量调节国民经济。从这个意义上说，凯恩斯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不过是“新政”的理论化、系统化和规范化，没有什么实质性突破。然而，罗斯福的“新政”也好，凯恩斯的《通论》也好，其精神要旨早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就已见端倪。比如雅各布·瓦伊纳的财政调节思想，保罗·道格拉斯论公共工程投资反萧条作用的思想，小克拉克宏观调节手段效应的观点和阿瑟·盖尔关于“经济稳定器”的设想等等，实际上已经表述了投资乘数、内在稳定器和补偿财政政策等凯恩斯学说的基本范畴。这些芝加哥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的经济学家，多次举行哈里斯基金圆桌会议，分析资本主义社会所面临的空前危机，并通过各种言路向美国总统胡佛、罗斯福等人递交备忘录、政策建议和研究报告，阐述危机期间赤字财政、通货膨胀和公共工程政策的必要性。罗斯福的“新政”就是正式采纳这一系列政策建议的象征；从经济理论和政策实践的关系来说，罗斯福的“新政”既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说的产物，又是凯恩斯经济学说的实践来源。
由此可见，如果说前凯恩斯时期和后凯恩斯时期有一个过渡阶段的话，那么这个过渡应该是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或者在此之前完成的；30年代到60年代理应划归凯恩斯时期，在这个期间，凯恩斯主义的补偿财政原则一度是有效的。
二、美国连年财政赤字的主要原因
60年代以后，美国财政预算连年出现赤字，有多方面原因：
第一，国民经济军事化。从支出方面看，这是美国财政预算连年出现赤字的主要原因。如果说，在前凯恩斯时期，战争、自然灾害和经济萧条等多少带有某种随机性，那么，两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的国民经济军事化实际上成了一场久拖不决的消耗战。政府的军事化和争夺世界霸权的计划，把国民财富的相当大部分卷入军事部门。从1972～1973年各级政府各种形式的直接和间接支出情况来看，联邦政府的主要支出项目是国防，如果把对外援助和原子能计划作为国防的一部分，国防支出则占整个联邦支出的50%以上，占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6%～10%。 国防支出迅猛增长是国际形势变化和资本主义世界矛盾日益尖锐化的结果，同时也是美国在国际政治、军事领域后来居上的前提。近10年来，“两霸”对立代之以多元格局，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主流，美国的财政赤字下降到200多亿美元的事实也充分说明了国民经济军事化的决定性作用。
第二，城市化发展。前凯恩斯时期，美国的城市人口较少，而现在美国的城市居民占总人口的2/3以上，而且还在不断增长。 与城市有关的公共设施等支出，在联邦、州和地方各级政府预算支出中，都约占20%左右。
第三，教育支出的扩大。美国教育经费支出分别占三级政府预算支出的7.2%、38.5%和44.7%，主要由州和地方政府负担。
第四，税收的政府支出弹性大于1。 仅就政府支出的扩大尚不足以说明美国的赤字财政。问题在于，现代美国的上述大宗政府支出具有刚性；有些（如国防）由昔日的随机支出变成了常规支出；有些（如公共工程）具有向上的张力，这是由于公民和政府都把眼前的直接利益放在未来的远期利益之上。另一方面，增税总比减税困难，以致一些不信奉凯恩斯主义学说的政客也大行减税之策。因为里根政府大肆减税，这一阶段是美国财政赤字的高峰时期。那么增税的结果如何呢？统计数据表明，美国政府每增加1美元的税收，政府支出就增加1.5美元；增税只能导致赤字的扩大，原因当然有待具体分析，但笔者认为，它只能是多个变量的函数，而决不仅仅是放松道德约束的结果。
第五，古典财政道德约束的软化。笔者认为，说财政道德约束的“软化”可能比说“解除”更确切，因为财政的道德约束，即使现在的美国，也不是完全荡然无存。当选的政客不会把增加赤字写入竞选纲领，也不会把长期扩大赤字视为荣誉桂冠。即使毫无道德约束，所能说明的问题及其程度也是有限的。
总之，要正确评价凯恩斯财政理论的影响，既要把它放在凯恩斯的整个理论体系中，又要将这一理论体系置于美国乃至世界历史的大背景中加以考察。60年代以后，美国连年出现财政赤字的主要原因应该是经济军事化、生产社会化带来的城市化和教育扩张，而不是财政观念的变化。
三、“制度约束论”的局限性
布坎南深知美国的财政法则已不能回归到道德约束的老路上去，于是他提出了“制度约束论”，即通过法律制度约束政府行为，同时伴之以道德压力，这样就可以防止赤字财政的加剧。这种方案对于强化政府行为约束，提高政府行为的理性化和透明程度，从而防止政府行为短期化，防止只顾眼前享受而不顾殃及后代子孙的腐败风气，当然具有一定启发意义和督促作用。即使对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也有一定借鉴意义。然而笔者认为，布坎南的“制度约束论”即使短期内可见一定效果，但终归不能解决美国财政赤字所反映出来的根本问题。
第一，从美国政府支出的项目来看，国防一项就占政府总支出的一半以上，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6%）已大大低于60年代， 再要大幅度下降，绝非易事。同样，教育支出如果大量减少，不仅可能增加现期就业压力，而且抑制了人力资本的增长，影响国民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另一方面，布坎南的制度约束论不过是要求政府在做出政府支出决策时，必须相应地做出增税计划。这是否可行，也难预料。因为增税抑制经济发展、导致经济衰退的作用是必然存在的。
第二，如果说“精英政治”是凯恩斯主义者们默认的神话，那么“公共选择”环境则是布均南等人公开捏造的神话政治。布坎南把“经济人”概念引入政治领域，就揭掉凯恩斯披在资产阶级政客身上的神秘外衣，还其自私自利的庐山真面目，颇有积极意义。然而，布坎南设想或认定的那种超阶级的、自由平等的公众选择，不更是荒谬吗？其次，布坎南的公共选择，不可能是百分之百的公民选择，按照奈斯比特的估计，近来美国参加普选的公民只占全体公民的30%～50%。说到底，布坎南的公共选择，可能给予劳动人民些许好处，但不可能违背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规定性。
第三，即令撇开实质问题不说，布坎南的公共选择财政方案也是不明确、甚至自相矛盾的。因为公共选择要求选民的政治权利是公平的、明晰的，而政治选择权根本不可能或者很难明确界定。布坎南的公共选择财政目标是财政盈余，但另一方面公众和政客一样都是“经济人”，这样，要么是公众和政客“合谋”投票赞成对自身有好处的赤字财政，把赤字转嫁给下届选民，共同坑害自己的子孙后代，要么是他们认为，至少是一般公民认为，公共选择财政无利可图，从而放弃公选权，或者将公共选择财政视同儿戏，或者只注重政客们的言辞而不大关心其实际行为。这样只能导致两种结果：一是由于不存在主张盈余财政的未来选民这种社会力量，不能达到财政盈余目标；二是选民“经济人”因为得不偿失而弃权，或不负责，他们不可能有统一的利益和意志，不能对政府和政客的行为形成有效约束。所以，这种以古老、片面的“经济人”为基础的公共选择财政方案不仅不可行，而且本身就意味着经济理论的贫乏与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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