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断延迟的生命危机：近期文学叙述中的农裔知识分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知识分子论文,危机论文,近期论文,生命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农裔知识分子这里指通过知识获得解放得以从农村走出来最早到城市追梦的人。城市被他们想象为通向希望和可能性的转折点，所以跳出农门是他们坚决的努力，进军城市是他们不懈的追求。但同时“农裔”也是他们难以更改的身份印记，“酱紫色”已成为他们永不褪色的生存底色。这本质是一种历史的因袭，它可能会造成性格的缺点和主体的贫弱，但也更让他们最有解放的冲动、追梦的执着和超越的愿望。而在今天我们的文化建设正处在一个充满矛盾诉求的悖论式的语境里，从农村进军城市的他们无疑更是承担着这巨大的文化滞差所带来的最初的震动和矛盾，这让他们自身建构的过程就像一场不断延迟的生命危机，不仅“装腔作势”的生活着，而且也“拔苗助长”的成长着。但他们的这种生存体验又总是和他们的客观生存境遇相交织着，所以所有个体化矛盾都包含着极其现实的文化内容，代表了现代冲突最现代方式。第一人称和童年记忆手法的运用常常给他们的生命危机一种起源上的解释，从而超越了道德理想主义和审美浪漫主义，返回生存本身的辛酸和卑贱而达到历史的真实，但并没有由此像新写实那样对他们的生存状态做世俗化释义，而是借其忧郁的生存状态完成了对其自身及追求的反思和批判，正是这种悖反的创作张力带给我们关于美的绝唱。
一
农裔知识分子作为从泥土里爬出来的大学生，他们都曾是全村甚至是全县人的骄傲。本以为考入城市从此进入了“天堂”，岂料也是走进了“失乐园”。在今天商品化经济时代，农村不仅意味着贫穷，还代表着老土，贫穷重新成为一种耻辱和罪恶。“泥土在乡下能滋生万物，在城市里却是垃圾。”就如让《风和月在上海流淌》中胡田英想不明白的是，一身光辉的他现在似乎一无所有，他“拥有的许许多多优越感，突然气泡式的粉碎了”，他所持的资本乃是别人不屑一顾的，而他所追求的却是别人唾手可得甚至弃而不顾的，他还没有现代化别人已经后现代了。别人的拥有一下子成了他的恶梦。他的理想就是摆脱边缘人的位置成为一个上海人：有一个稳定的工作和一个漂亮的上海妻子。而作为城市人的许乐明竟然视其为枷锁主动放逐，宁愿在马路上“打桩”做一个“下岗工人”、“无业游民”；更不可思议的是有那么一个合乎自己标准的女朋友跟着他，而且最后才闹明白，之所以喜欢许乐明是因为他的“床上工夫”，这是多么可怕的事。中国本来就是一个无性的文化，整个心灵结构除了人伦化的渠道外就不知道如何去面对“性”这个问题；即使在生理上“性”已经萌芽，也多半不晓得如何将这一冲动加以组织化，使它变成一股向外求的生命力量，更不知如何组织整个获得爱情的过程。这在传统文化深厚的农村更是如此，他们的聪明只能做到对知识和成绩的拥抱，而在人生的其它方面却没有任何准备。所以把他们称作“性压抑”，不如说是“非性化”，性压抑仍然是根基于对自身情欲的高度知觉之上，而他们则把“性”当作肮脏的，不可想象的，来自他们身体内部的觉醒比外在的诱惑更让他们充满罪感。然而，在市场经济下，性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已被视为生命力的象征，与包潜着追求、奋斗和占有的激情等新的人格联系在一起。诚如沃尔芬斯坦博士指出的那样：“在过去，满足违禁的欲望令人产生负罪感。在今天，如果未能得到欢乐，就会降低人们的自尊心。”（注：沃尔芬斯坦：《娱乐道德观的产生》，载《大众闲暇》，埃里克·拉勒比和罗尔夫·迈耶森合编，自由出版社1958年版，第86页。）书本知识难不倒他们，而此刻他们则无计可施无路可逃了。在他们的肉体、物质和人性的启蒙者都还没有回过神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已成为过时的“市场街的斯宾诺莎”了。
他们本来对大城市都有一种莫名的欣赏和仰视，这巨大的反差更让他们为自己身上的泥土味感到自卑，这种深深的自卑感和对都市的期盼和梦想很容易把都市人生活当作努力的目标，而将两者之间的差异界定为畸变和缺乏，将抹去这一差异的冲动当作了一以贯之、绝对的统治进行清场的必要性，这使他们往往追逐着别人过着“装腔作势”的替代性生活。同时这种自卑心理和强烈的不安全感又让他们时时处于戒备状态，小心翼翼、畏缩怯懦、自卑敏感，又怀着征服者心理锱铢必争，不顾一切的想靠后天努力来弥补先天不足，很多时候不惜作“拔苗助长”式的自我抗争。如《风和月在上海流淌》中，胡田英为了证明自己和城市人许乐明一样，过分的拔高自己从“情色”到“色情”再到“第一次亲密接触”直至迎合老板娘他一步步的走向许乐明，但他体味不到“越疯狂越快乐”的现代性爱宣言。其实越是迷狂、疲倦与耗竭越悲惨，这种疯狂只能把他拉下更深的痛。谁能相信那个所谓激情只有在梦中实现，疯狂只有在私密状态下燃烧的人会彻底的放松自己去信奉成熟了的都市性爱理论呢！《颠覆》中李瑶瑶更是拼尽全力的追赶黎丹，连打球玩耍时李瑶瑶就在心理发狠：“看我不打死你”。这让他们总是处在紧张状态，戴着镣铐跳舞，对他们来说现在的每一天对未来都是行之有效的日子。如《焱玉》中，“在焱玉的骨子里，焱玉是自卑的。她没有城市女孩的那种与生俱来的自信和闲适，她的所以的骄傲、动人的气质都是后天一点一点积累的。焱玉所做的一切都是很认真很辛苦的。”（注：殷慧芬：《焱玉》，《上海文学》1997年10期。）他们似乎总是滞后的，在努力的追赶着现代化的脚步，步履慌张，神情紧张，这使他们看似在努力的接近目标，却也是在延迟着生存危机。
从《从此我将离开你》中可以看出，无权无背景农村出来的“他们”经过炼狱式的大学时期，毕业后要留到城市对他们来说是更大的考验。所以太多最珍贵的爱情在进城的路上显得不堪一击。《蝉蜕》中的姜平为了留在城市而抛弃了相爱的女友娶了领导的女儿；《小艾求职记》中保护贞操就是为能留在城市保存资本；《颠覆》中李瑶瑶等的人“她只在乎这个人有一个当副市长的父亲”。这让他们的“现代”诉求在以往的文学中多以承担着道德罪名诉诸批判，而这里具有现代意义的进步就在于揭露出当他们真正面对自己的爱情时，却由于自己内心那种对城市莫名其妙的欣赏和对自身不可遏制的自卑，使即使有合乎他们标准的对象也无法实现自己的爱情的真正悲哀。早在《风和月在上海流淌》时期：“胡田英不是用爱情的眼光来看待宋小宛，他想得到她，更多的是想证实，他和她可以成为同类人”。（注：李肇正：《风和月在生活流淌》，《小说月报》中篇小说原创版2003年6期。）他追求的爱情已替换为一种身份，一种认可，早已与爱情妙不可言的意义擦肩而过；著名导演基斯洛夫斯基在他执导的电影《白》中，以主人公卡洛性能力失而复得的身体语言所阐释的那样：情爱中的平等是由财富和生理条件构成的，而且这两项条件相互勾连。找对象其实是在找一种相对的灵性和身体的平衡。而他们太自卑，因自卑转化来的自尊又太强烈，太强的自尊又使他们过分敏感，太看重自己的感觉而害怕失败，这使他们甚至连表达自己对别人几乎自然的好感或者接受别人对自己的好感都有所不能。他们可以把鄙视的人压在身下，却无法在他们向往的女人身上做男人。像《袜子里装满错误》中即使已经做了市长的王祈隆面对城市里来的冬妮时，“从第一眼看到她，他就没有停止过那种不可名状的让他恐惧的感觉。”他自己也知道“他自己从来是没有怕过那些闲言碎语的，他更没有怕过曾经活着的许彩霞。他怕的，究竟是什么呢？”（注：邵丽：《袜子里装满错误》，《小说月报》2004年1期。）他被冬妮的脚打败了，从更根本上败在自己无可抑止的自卑和对城市不由自主的仰视带来的恐惧上，只有把强烈的自卑转化成自尊，用自我否定的方式来肯定自己，以拒绝冬妮当作自己征服城市的胜利。在缺爱唯独不缺性的今天，他却是以性能力的丧失暴露着他内心承担的痛苦和悲哀，即便是悬置了道德法庭，他们仍难以走出“农裔”身份深入无意识层面的心理束缚，爱情与城市在他们这里奇怪的交织在一起而无法完成自己的爱情，这才是他们走到今天真正的生存危机。
别尔嘉耶夫说：“在对强烈的恐惧的体验中，人自然地就忘记了任何高度的问题，他宁愿生活在底层，盼望着能把他所等待的危险、贫困和痛苦的状态中解放出来。”（注：[俄]别尔嘉耶夫著，张百春译：《论人的使命》，学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233页。）此时的底层当然是指精神刻度上的。历尽千辛万苦逃离农村，更要千方百计的留在城市，他们想要的一切不仅需要刻苦去争取，还需要更大的努力去维护，因为他们的幸运除了自己的小心伺候再没有其它来加以巩固，所以常常胜利的喜悦还没有尽情的绽放往往就被暗藏在心底的更大的恐惧所淹没，永不得安宁，在赢得一切的热情和失去所有的恐惧之间疲于奔命。害怕得到的一切再得而复失，为此他们往往小处做人回避个性化，回避对自身的依赖而加入到通常的游戏规则中。《袜子里装满错误》中的王祈隆即便是当了副局长之后仍然韬光养晦，夹着尾巴做人；《山里的花儿》中的A君对“权”的极力占有；《带一笼活鸡来深圳》中的劳易民对“钱”的刻意攫取等等。长期在此背景下塑造出来的性格难免谨小慎微，在实施自己的抱负时不敢放开手脚甚至变得唯上、唯他主义。但这不能抽掉作为知识分子特别是作为农裔知识分子角色对他们心底最痛苦的警示，他们在这之中永远不能沉醉，而是清醒的看到自己的卑贱从而陷入更深的痛苦之中，就像《山里的花儿》中，游弋于权力和经济双重舞台的A君，一次误诊让人们看到其内心真正的病症，风光无限的他内心其实也痛苦无边。所以越是勤奋努力的要达到目标，延迟的生命危机越难以解除被束缚的越深，只有那留在内心的苦痛成为他们最后看似的“成功”与整个人生进行的矛盾而又苍凉悲远的对话。
从风光地走出农村开始，他们似乎总是处在滞后状态，在一系列舍弃背叛中开拓自己的前程，在背叛中发展自己，而也在这一次次背叛中承受着灵魂的裂变，从没有轻松自由过，整个生命过程就像一场不断延迟的危机。而农裔身份就像他们的生存密码，步步为营无形的控制着他们的生命流程直至最后显示命运的真相，而且生命只能以这种被限制的方式存在着。这种管制和囚禁与西绪弗斯的苦役一样是被迫的一生，从这个意义上讲无疑是从卡夫卡和加谬所展示的意象在中国的土地上重新起步，显示着它独特的文学空间和审美价值。
二
在中国文学中，对农村的叛逃始终就是一个反题，要承受着道德性压力。然而从土地而来的他们坚决逃离农村的行动却对那些抒写“大地乌托邦”的诗意浪漫构成绝妙的讽刺。“现代”的巨大诱惑才是对他们最大的引力。第一人称和童年记记的运用给予他们不断延迟的生命危机一种起源上的解释和历史的真实性，表现了作者对诸如理性、市场、成功等现代性价值认同的清醒的现代意识。
以第一人称的角度叙事，其本身暗含着把注意力集中在他的诉说，听他讲自己的意识、直觉，并相信他为自己的行为及其与周围世界的关系所做的解释。在这些多以第一人称叙事，即便是第三人称，也只是把“我”换做他人叙述自己的故事而已的小说里，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以时时闪现的童年苦难记忆来建构现在的行为，解释童年的不幸和屈辱如何具有了形式的外壳，在心底永久的保存下来而成为永远的创伤并影响支配着现在的行为，限制了他们个性自由的选择。而人们如何建构和叙述过去在极大程度上取决与他们当下的理念、利益和期待，目的是给予他们现在的生存状况一种起源上的解释并给予他们追求的历史合理性。童年生活在农村的他们，那土地上持久的贫穷和无处可逃的艰辛使他们就像《卖火柴的小女孩》中饥饿的小女孩寻求食物，这种饥渴使他在狂热的幻想中勾勒出餐宴奢华的景象，那就是富有的大都市，所以成为城市人可以说是农村人世世代代、年年月月悬在天边挥之不去的光荣和梦想。虽然现在城市已经不是路遥笔下只提供欲望而不提供机会的空间，但他们很快发现能够将现在从过去的抵押中赎救出来的力量只能是：挣大钱或积累足够的知识。因为科学承诺只依据才能和成就来颁奖，承诺只尊重论证的力量。这也是农村人靠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最捷径的选择了。走出家庭在城市是追求个性独立，而对于他们来说是改变命运。如《颠覆》中，“大学，对于黎丹也许无所谓，对李瑶瑶简直就是一种由蛹化蝶的蜕变。”（注：陈启文：《颠覆》，《2001年中国中篇小说精选》，长江文艺出版社，第784页、第835页。）有人说农村竭尽全力培养出来的大学生都是对农村生活最彻底的背叛者，那是因为在农村求学的艰辛让他们更真切的看到贫穷的真相。所以“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才是他们努力读书更为切要的动力和目的。而且他们进军城市不仅仅是西方于连式的个人野心的实现，更多的是中国特色的身负着家里更多的期望，甚至是拯救家人的唯一希望的责任；于连最后能够以拒绝他人拯救来完成自己；而对于他们则只能是靠拯救他人来完成自己。即便是刚刚发生的马加爵悲剧，从他的名字就可以看出父母在他身上寄托的加官进爵的希望。这是他们生存的一个导向，甚至是他们生活的动力。千钧在身，只有独负于心，所以无论如何要突入城市。
农裔身份不仅让他们带上沉重的翅膀，进入城市后参加的仍是绑腿竞赛。他们可以和自己拼搏，却不得不在城乡分治的社会现实面前萎缩自己。他们最初的自卑、恐惧等自身的弱点原本不是他们自身性格或人格上的缺陷，而是知识的欠缺从根本上说是长期城乡分治产生的家庭出生、社会阶层和经济条件的差别造成的，而正是这造就了他们不断延迟的生命危机。悲剧之根在于社会真相：就因为民间的贫穷和人为的城市和乡村的不平衡发展，才使他们如此自卑，才使他们改变自身的愿望如此强烈，成为城里人的愿望变得这么迫切和狂热，而且要为了成为城市人而要付出一生的代价；而且就因为决定人命运的是人际关系，因为中国的权威向来都是人格化的，种种带有“人情味”的权力争斗和裙带关系却被称为“以德服人”和“仁者无敌”，而不是“上帝只救自助者”，才有自己出头必须靠外力，才牺牲个性而唯他是命。正像法国自然主义作家左拉在《关于家族史小说总体构想的札记》中所写到的：“我这部作品是要写一个处于自由和真理的世纪之初的家族，它竭力向临近而又不远渺的善奋进，但它毁于自己的亢奋而遍地打滚，这正是因为时代的曙光还混浊不清，因为一个世界的诞生总要伴随着命定的痉挛的缘故。”（注：柳鸣九选编：《左拉精选集》，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233页。）
所以他们强烈的物欲和权利欲不像贾平凹、北村等很多作家那样被描绘成堕落和罪恶之源，相反较多的具有一种与当年美国西部拓荒者体现的精神气质，是追求成功和解放的生命骚动；当代作家邱华栋更极端的表示：“一个物质长期贫乏的国度，在攫取物质的时候所流露出来的极度贪婪是正常的。”（注：转引李洁非：《城市像框》，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80页。）他们演绎着顾城的童话方式：“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他们都是向上和富有生命力的，都是坚决突入城市的斗士和勇士，是他们自己主动出击，自己在折腾自己，恰恰正是以其抵抗、进取力量的意志力显示其生命的魅力和品格。他们的孤独痛苦来源于对自己的不满，不是因为堕落恰是不甘堕落造成的。这并没有使他们走向虚无，走向极端，反而有大彻大悟之感，如《蝉蜕》中的姜平、《袜子里装满错误》中的王祈隆、《带一笼活鸡来特区》的劳易民；他们不仅彻底的颠覆了阿Q式的虽败犹荣主义，也和只有思想没有行动的零余者形象拉开了距离，他们不会“沉沦”。就像《风和月在上海流淌》中的胡田英那样始终在跌跌撞撞，但还是一直勇往直前，而且又一次整装待发。《从此我将离开你》中的“我”还是要离开他不能不依靠的靠做非法生意的朋友们……，他们的悲剧体验不是西方式抽象的荒诞感，而是极其残酷的生存状态，是在痛苦的矛盾中表达“生”的意志。在热着冷着活着就好的简单快乐中，在我疯狂我快乐的激情表演中，在玩的就是心跳的顽主宣言中，他们却只有自我约束而没有自我放纵，虽然内外交困，无从解脱，但从不空虚、无聊，他们以执着的寻找注释着米兰·昆德拉生命不能承受之轻的意义。不断延迟的生命危机源自于他们自身追求现代化的努力，而不是现代化冲突的副产品。
三
如上所述，他们生命危机的生成被赋予历史的合理性，但叙述者并没有像新写实那样让笔下的人物拥抱并享受现有的生活，由此给他们的追求一种世俗化释义。贫穷虽是他们极力要摆脱的枷锁，但安逸富足却不是目的本身。在他们一步步取得成功之时，并没有过上更幸福的生活，相反忧郁成为他们永在的生活背景，承载着他们清醒的认识到自身追求时的某些扭曲和作为知识分子所没有完成的应有承担的痛苦。它体现了作者悖反的创作矛盾，也正是由此带来的张力完成了对他们现代化努力的反思。
他们悬置现在，把一切当下的苦和痛作为突入城市的手段和准备。但是从手段到手段，愈益增多的中介阶段也蒙蔽了他们的视线，幸福已丢失在那每一次不得不选择的行动中，当小艾（《小艾求职记》）为能留到出版社攀上了师兄“精心”的横陈身体，算是为她精心保护的处女身找到了最高价值时；当“我”（《从此我将离开你》）为了留在城市不得不依靠玩不法职业的朋友时；当王祈隆（《我的生活质量》）为了权利和地位不得不一次次缩小自己小心翼翼的平衡身陷其中的各种微妙的权利关系甚至牺牲法律的尊严时；当李瑶瑶（《颠覆》）为了打败真心帮助她却被她幻想为假象的敌人黎丹不择手段从中破坏时……而且为了补偿一种错误而犯更多的错误，就像为了一句谎话要说一百句谎话来掩饰一样，树欲静而风不止，只能不由自主的滑下去，《颠覆》更是借黎丹之口进行批判：“我发现强烈的上进心有时也是一种于连情结，一些在弱势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孩子，这其实是一种性格扭曲的表现，是一种病。”（注：陈启文：《颠覆》，《2001年中国中篇小说精选》，长江文艺出版社，第784页、第835页。）而他们在清醒的看到他们内心屈辱地位的同时，也深刻的意识到他们参与这一历史的不可分割性，升至市委书记的王祈隆越来越迷茫，成功的李瑶瑶最后哭了……所以历尽千般磨难他们似乎都成功了，达到了自己的理想，却已没有预料中的喜悦感。如果说他们最初为求胜而不得的焦苦之情还可以常常消融于不断的追求之中，前面总还透露着希望的曙光；而延迟的结果，则是经历炼狱自以为获得新生活却发现等待他们的是又一座围城，他们痛苦赢得的对现实的适应原本是反常的，这实在是最可悲，也是令人伤心绝望的，忧郁成为他们永在的生存背景，甚至是生存真相。
别尔嘉耶夫说：“与恐惧不同，忧郁是一种向上的倾向，向存在的高度的倾向，是因没有在高处而感到的一种痛苦。”（注：[俄]别尔嘉耶夫著，张百春译：《论人的使命》，学林出版社2001年版。）他们的忧郁还来自于他们作为知识分子，对没能完成其应有的承担的软弱深刻自知。是的，他们往往可以忍受百般外来的痛苦和内心的折磨，凭借自身的斗争使得自己获得提升，但他们的追求和寻找更多的还是贴近生存层面，甚至是投降于生存层面的，或者说寻找到的更多的属于个人的意义；有时苦心孤诣的努力是在寻求庇护避免失败而不是使自己更加强壮，甚至哪怕是孤独、忧郁都能使自己得到一些心理赎罪的感觉。或许，有如要求贫穷的人在金钱面前更要经得起考验，一方面取消他们的道德条件，一方面却向他们提出抵御诱惑的坚强性格和抵抗力量的最高要求才是不道德的。而且像梁晓声的两篇小说《山里的花儿》、《学者之死》中比较的那样，同为从农村历尽艰辛奋斗出来的才子，A君游刃于社会游戏规则可以使自己早期所受的苦难得到补偿；而敢于揭露学界样式各异的“皇帝的新衣”的吴谭则显得像孩童那样“无知”，一生都在贫困、尴尬、无助中挣扎，最后竟为给儿子交学费自己撞车以求得一些赔偿金。他让我们看到在市场经济和消费主义取得胜利的今天，对理想主义的坚持变得越来越艰难。但作者没有因为对社会环境将一个人逼向这种选择的历史境遇（外在）和精神困窘（内在）的控诉，就忽略了对他们自身软弱的批判，而太宽容这“清醒的奴性”。他们不应忘却将秉承的“素材”制成有意义模式的技能和放弃自主、放弃使自己的生活具有意义的权力，他们是最有希望产生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结合的宁馨儿，如果最有希望进行革命的他们也无法革除倔强的物质欲望和特权的遗传，这种矛盾性的状况只会变成更加普遍的经验，赎救的希望随之变得日益的日常化而逐渐的黯淡，从而解放的冲动也就逐渐的消失了。我们需要戈夫曼这样的知识分子：“非但没有依靠拐杖，他开始用拐杖打起了高尔夫球。”（注：[英]齐格蒙特·鲍曼著，邵迎生译：《现代性及其矛盾性》，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25页。）在任何时代，最高贵的人都是人类悲剧命运的自觉承担者。忧郁体验是来自心灵深处的真实对主体的投诉，也是对他们的现代化追求所做的痛苦而又矛盾的反思。
农裔知识分子不断延迟的生命危机，在于他们在追求现代化过程中承担着城乡差别及其所承载的传统和现代的交织与冲突带给他们自身的矛盾和裂变，他们进行着革命同时也被革命着，所以恰恰是他们最先体验到了现代状况的全面冲击从而暴露了急待变革时代各种矛盾挤压在一起的人生真相。悖反的创作则在这矛盾的状态中以矛盾的人物达到了矛盾的真诚，正是这种危机和矛盾带来的张力凸现了农裔知识分子的生存特征其独特的审美价值和文化史意义。
标签：颠覆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