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奠基之作——重温《实践论》、《矛盾论》的理论主旨及其建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践论论文,矛盾论论文,建树论文,主旨论文,之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江泽民同志在总结我党的奋斗历程时说，富有理论创造精神的中国共产党在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实现了两次历史性的飞跃，形成了两大理论成果。值得深思的是，两次历史性飞跃，都是以战胜党内的教条主义、确立或重新确立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作为历史起点的；两大理论成果即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精髓都是实事求是，都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中国革命的胜利靠实事求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成功同样靠实事求是。世纪之交，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把我们的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关键是要坚持实事求是。60年前毛泽东在延安窑洞写就的《实践论》、《矛盾论》（以下简称“两论”），是两部内容丰富、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和多方面建树的哲学经典。以往人们分别把“两论”作为认识论和辩证法专著加以研究和阐释。研究“两论”与实事求是的关系，亦有“唯物主义说”、“认识论说”、“辩证法说”等多种切入点。这些都有一定的依据和启迪。但深化“两论”的学习和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应是紧扣其理论主旨，回溯“两论”写作时毛泽东探寻中国革命通路问题的思维轨迹，从历史和理论创立的源头吸取智慧，从而加深对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基础的理解，加深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解。
一、“两论”是从理论上克服教条主义，为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原则奠基的不朽之作
“两论”是毛泽东为批判党内的教条主义、确立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这一特定目的而不得不写的理论著作。党在成立之日起就把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马克思主义一经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貌为之一新。然而在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问题上，一度出现严重分歧，形成了两条对立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尤其是大革命后期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和30年代前期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几乎把中国革命拖到了绝境。“左”和右的错误都根源于思想路线上的主观主义尤其是教条主义。能否克服教条主义，直接关系到党和中国革命的前途命运。由于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的认识还相对贫乏和肤浅，实现两者结合的自觉性和水平还不够高；由于共产国际某些不切实际的指示和对中国党内事务的直接干预，身居要职的教条主义者打着“百分之百布尔什维主义”旗号唬人；由于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党员队伍和农村封闭的生存环境使教条主义有一定市场，“以为上了书的就是对的， 文化落后的中国农民至今还存着这种心理”。〔1〕这样，反对教条主义， 确立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必然是一个长期、艰难乃至有极大风险的过程。毛泽东审时度势，以极大的理论勇气和政治远见坚持不懈地开展反对教条主义的攻坚战。
“两论”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独立探索中国特色革命道路成功经验的哲学总结。青年毛泽东自接受马列主义之日起就坚信“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力主用阶级斗争和阶级专政“改造中国与世界”。毛泽东长期坚持深入中国社会和革命实践调查研究，进行艰苦的理论创造，终于在30年代末取得突破性进展，寻找到一条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这条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马列主义书本上没有如此写，共产国际的指示没有这样说，与苏俄城市暴动模式也大相径庭。然而，正是这条被教条主义视为离经叛道、异端邪说的道路，在危急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1935年遵义会议在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之后，毛泽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和《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分别对政治策略和军事战略上两条路线的问题做了系统总结。时代和实践迫切需要从思想路线上，从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全局上，批判教条主义，为实事求是和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作理论论证。
在“两论”之前，毛泽东的《反对本本主义》以调查研究为中心环节，首次向党内教条主义宣战，首次用“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批判教条主义的“保守路线”；首次提出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和上级指示，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首次论及思想路线与政治路线的关系问题，指出正确的政治路线“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教条主义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首次把两条思想路线的对立归结于变革创新与僵化保守两种不同的精神状态。这篇文献具有开创意义，关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论述有助于纠正实际工作中的教条主义。然而思想路线上深层次的理论问题尚未来得及作出系统而深刻的分析。又过了七年，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的，“在战胜了使中国革命遭到严重失败的王明‘左’倾路线以后，毛泽东同志总结了这次斗争的教训，在一九三六年和一九三七年写下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等一系列不朽著作，奠定了我们党的思想理论基础。”〔2〕此后， 毛泽东对教条主义穷追不舍，写下了《改造我们的学习》、《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世界的改造》、《整顿党的作风》等著作，进一步发挥了“两论”的基本观点，使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更加具体化，精确化。经过延安整风，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深入人心，党的七大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引导中国革命走向全面胜利。学习和研究“两论”，要把它放在这一历史和逻辑的进程中，作为一个理论整体并联系相关著作来领会，尤其要把握“两论”为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所奠定的一大理论基石和两大理论支柱。
二、“实践的唯物主义”：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基石
党内的教条主义者脱离中国实际，轻视当前实践，马克思主义和外国经验在他们那里变成一成不变的教条和框框，用以剪裁和裁决生动活泼、丰富多彩的实际生活。由于他们搬弄的是马列主义本本、共产国际指示和苏联经验，更容易迷惑人、吓唬人，更容易掩盖其与旧哲学同源的主观和客观相分裂、认识和实际相脱离的根本缺陷。理论与实践，具体地说，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当前人或别人的某些结论与新情况新实践不一致时，何主何从，以何者为最高权威或最后根据？从思想上克服教条主义，奠定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基础，首先必须解决这一难题。毛泽东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一切旧哲学（包括教条主义）根本区别的理论制高点上，用科学的社会实践观这柄“双刃剑”，批判教条主义犹如釜底抽薪、切中要害，构建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则高屋建瓴、固若金汤。
《实践论》的主标题表明毛泽东将科学的社会实践观视为理论批判和建构的轴心范畴。《矛盾论》研究阐发对立统一规律“这个辩证法的宇宙观，主要地就是教导人们要善于去观察和分析各种事物的矛盾的运动，并根据这种分析，指出解决矛盾的方法。”〔3〕可见， 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矛盾规律的研究，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社会实践。比起《反对本本主义》将“调查研究”作为轴心范畴，这是理论上的升华，因为调查研究仍属于认识过程的一个环节，它与实践相联系但不等于实践。有的论者将“两论”中的实践观解释为仅仅是认识论范畴，不是历史观范畴，不是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实质的世界观范畴，有的甚至认为这是毛泽东受30年代苏联哲学教科书影响而致的历史缺憾。我以为这种观点值得商榷。“两论”是毛泽东为解决党的思想路线问题而写的专著，因而其副标题“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对论述重点加以限制。但毛泽东没有也不可能仅仅从认识论意义上阐发实践观。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以科学的社会实践为特征的”·〔4〕 实践只有作为社会历史观的基本范畴，才能作为认识论的基本范畴。知和行的关系也是社会历史领域中贯串始终的基本关系，即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而社会存在，无非是人的实践活动过程及其产物。毛泽东对社会实践的基本形式及其在社会存在和发展中地位作用的阐发，篇幅虽然不多，但毕竟是在社会历史观的意义上展开的。
不仅如此，毛泽东进一步把作为工人阶级世界观的“实践的唯物主义”作为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基石。实践范畴被赋予了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变革实质的内涵。这同恩格斯称之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实践论》开宗明义，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旧唯物主义的本质区别，在于后者“离开人的社会性，离开人的历中发展”去观察认识问题，因而不能理解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而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毛泽东后来在驳斥王明“左”倾路线时写的一段文字以浓缩和形象的形式表达了《实践论》的内在精神。“认识世界是为了改造世界，人类历史是人类自己造出的。……必然王国之变为自由王国，是必须经过认识与改造两个过程的。欧洲的旧哲学家，已经懂得‘自由是必然的认识’这个真理。马克思的贡献，不是否认这个真理，而是在承认这个真理之后补充了它的不足，加上了根据对必然的认识‘改造世界’这个真理。‘自由是必然的认识’——这是旧哲学家的命题。‘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世界的改造，——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命题。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不懂得从改造世界中去认识世界，又从认识世界中去改造世界，就不是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不懂得从改造中国中去认识中国，又从认识中国中去改造中国，就不是一个好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5〕把这些论断联贯起来思索，不难达成如下共识：
其一，改造世界的实践首先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历史观的本质特征，从而也是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基石。毛泽东通过新旧哲学两个基本命题的比较，把两者的差别归结为是否承认“改造世界”。新唯物主义是一种“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毛泽东准确把握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一实质和核心，把实事求是看作是“实践的唯物主义”的本质要求。在对社会历史本质的理解上，毛泽东提出“人类历史是人类自己造出的”。社会存在是人类实践活动的过程和结果，实践活动区别于自然运动的特征是人的自觉意图介入并深刻影响活动过程和结果。“马克思说人比蜜蜂不同的地方，就是人在建筑房屋之前早在思想中有了房屋的图样”〔6〕毛泽东这里所依据的， 正是马克思“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著名论断。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环往复以至无穷的认识过程，对于旧唯物主义来说，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他们不懂得，认识之所以必要和可能，奥秘在于实践既使得浑沌一体的自在自然分化为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又是联结两者的中介和实现新的统一的基础。故而“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对现实事物不仅要从客体的形式去理解，而且要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从主体方面去理解。相应地，人类改造世界的斗争，“包括实现下述的任务：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7〕 可见，毛泽东把实践的观点作为认识论之第一和基本的观点，是有深厚的“实践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和历史观基础的。
其二，把实践提到第一的地位，丝毫不贬低认识的能动作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是不可分离的。实践是认识的外化和对象化，认识是实践的内化和向导。任何实践都凭借事先构画的观念中的图样，区别不在于图样的有无，而在于是否科学。科学的图样是依据于和符合于客观实际的，认识上的自由付诸实践变为现实的自由。糟糕的图样“不依据于客观实际和不符合于客观实际”，单凭良好的主观愿望，“结果不但碰破了自己的脑壳，并引导一群人也碰破了脑壳”。 〔8〕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坚持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就是要做一个好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改造中国的实践中构画出科学的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图样。由上可见，所谓“两论”是30年代苏联哲学教科书的翻版和“左”倾路线的哲学基础的观点是毫无根据的。相反，60年前毛泽就突破了苏联哲学教科书体系的束缚，在“实践的唯物主义”理论制高点上批判教条主义和“左”与右的错误，奠定了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基石。
三、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支柱
为什么脱离中国实际照搬马克思主义本本会导致中国革命的失败？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只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才能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或者说，引导中国革命胜利的马克思主义具有怎样的特质？从理论上战胜教条主义，坚持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这是又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
马列主义是从客观实际中抽象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获得证明的科学真理。科学真理要求人们以科学的态度对待它。教条主义者不懂得，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的应用和实现必须和时代特征和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需要寻求一系列的中介，不但要有大图样、总图样，而且要有小图样、分图样，否则就是空洞的抽象的一般，教条主义者不懂得，马克思主义中的某些结论，是依据将定时代特定国家的历史环境而作出的，由于时代的变迁和各国历史环境的差异，只具有历史的价值而不可能是永恒真理。教条主义者不懂得，像中国这样国情特殊的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道路问题，马克思主义书本上没有也不可能提供现成的答案，即使是成功的外国经验也不一定完全适合中国。总之，教条主义者的主观认识和中国客观实际是相分裂、相脱离的，他们“对于中国革命这个必然性既然是瞎子，却妄欲充当人们的向导，真是所谓‘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了”。〔9〕至于他们究竟是犯超越客观历史过程的 “左”的错误，还是犯滞后于客观历史过程的右的错误，就取决于他们搬来的“图样”及主观愿望同客观实际背离的性质了。教条主义屡屡导致“左”的错误，危害甚烈，纠正特难，原因之一在于“左”往往与马列“本本”表面上一致，似乎越“左”越革命，越符合马列主义。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和实践本性要求与各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只有中国化、现代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才能成为引导中华民族解放和振兴的理论旗帜，才能称得上实现了主观和客观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的时代真理。这就是说，改造中国和世界的实践需要不断实现主观和客观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理论、政策、计划、方案只有在这个动态的无止境的过程中才能经受检验，才能追踪实践的轨迹得到矫正、补充、丰富和发展。而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就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
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认识过程，相对于马克思主义产生过程而言，有其特殊性。认识主体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前人和别人代替不了。认识的来源主要是改造中国的革命实践，从改造中国中去认识中国，又从认识中国中去改造中国。认识的对象是当代中国和世界的实际问题，以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中的实际问题为中心。认识的目的通过历史和现状的研究对当前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民族关系、国际环境等问题给予理论的说明，制定一套科学而详实的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图样。检验认识真理性的标准主要是中国人民的实践、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时代发展的大趋势。客观世界的运动变化发展是无止境的，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是无止境的。尤其是现代社会发展日新月异，新事物层出不穷，主观与客观的统一更带有暂时性相对性。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马克思主义的生机和活力就在于不断追求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从新的实践和认识中吸取营养，这样才能不断地补充、丰富和发展自己。
四、共性与个性的互相联结：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又一理论支柱
教条主义者攻击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狭隘的经验论”，认为“山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他们所认可的马克思主义，只是写在马恩列斯本本上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和理论上的新创造被视为异端邪说。克服教条主义，必须回答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能够以及怎样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为什么是统一的科学体系的问题。这也关系到怎样才算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问题。
矛盾的普遍性（共性）与矛盾的特殊性（个性）的关系是解决思想路线的一个深层次哲学问题。经验主义轻视或否认共性，其认识公式是“个性——个性”；教条主义则轻视或否认个性，其认识公式是“共性——共性”。他们各执一端，在两极对立中思维，不理解每一事物内部的共性、个性及其相互联结，因而观察事物的方法都是主观的、片面的和表面的。片面性、表面性也是主观性，所以毛泽东将两者都称作主观主义。主观主义不可能提出和接受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也是它的思维观和认识论。对立统一规律即矛盾规律是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而共性与个性关系的问题则是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这个精髓，构成了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又一重要理论支柱。
在矛盾问题上，教条主义的主要错误是不了解研究事物矛盾的个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不能具体地分析具体事物。由于共性寓于个性之中，不了解个性，也不可能真正把握共性。有鉴于此，《矛盾论》着重分析了个性问题。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不是撇开共性孤立地研究个性，而是从共性讲起，采取了“共性——个性——共性”的研究和叙述顺序。以共性为起点，既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人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作为观察和思考国家前途命运的伟大认识工具的坚定信念，又显示出共性与个性关系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中的特殊地位。毛泽东曾表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10〕注重对中国国情、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性的研究，是沿着马克思主义理论道路继续前进，而不是抛开这个已在认识和改造世界中显示巨大威力的科学理论另起炉灶。60年代初毛泽东作读书批注时再次强调，马克思主义的书，第一必须读，第二必须研究新情况，进行新的理论创造，写出新的理论著作。这就是他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有的放矢”的态度，理论联系实际的态度，以马克思主义之“矢”去射中国革命之“的”，就是共性与个性的相互联结。“老祖宗”不能丢，也没有丢。
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是坚持“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是用新的实践新的理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从共性与个性关系角度，毛泽东将人类认识运动划分为互相联结的两个过程：由个别到一般，又由一般到个别。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就是由一般到个别的认识过程。教条主义者既不懂得由个别到一般的认识过程，只是从书本上接受前人或别人现成的结论或经验；又拒绝对具体事物做艰苦的研究工作，从而等于放弃了由一般到个别的认识过程。他们丢掉的是马克思主义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即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这样他们就堵塞了认识新事物创造新事物的渠道，剩下的就是人们难以捉摸的抽象公式。所以，“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自称马克思主义者，实际上窒息了马克思主义的生机和活力。
立足于中国实践和时代发展的中国化的“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在指导本国实践的同时，验证、丰富和发展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是统一的科学体系，其根据在于共性与个性的客观辩证法，在于中国共产党人自觉按辩证法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由于特殊的事物是和普遍的事物联结的，由于每一个事物内部不但包含了矛盾的特殊性，而且包含了矛盾的普遍性，普遍性即存在于特殊性之中，所以，当着我们研究一定事物的时候，就应当去发现这两方面及其互相联结，发现一事物内部的特殊性和普遍性的两方面及其互相联结，发现一事物和它以外的许多事物的互相联结。”〔11〕毛泽东曾以战争规律为例，对如何把握矛盾的个性和共性及其相互联结作了更为具体的说明。在中国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东方大国进行革命战争，不但要研究一般战争规律，还要研究特殊革命战争规律，尤其要研究更加特殊的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研究各不同历史阶段、不同性质、不同地域和民族的战争指导规律，应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发展，反对机械地套用一般规律。简单排斥和完全照搬一般规律及别国经验都是不可取的。“一切带原则性的军事规律，或军事理论，都是前人或今人做的关于过去战争经验的总结。这些过去的战争所留给我们的血的教训，应该着重地学习它。这是一件事。然而还有一件事，即是从自己经验中考证这些结论，吸取那些用得着的东西，拒绝那些用不着的东西，增加那些自己所特有的东西。这后一件事是十分重要的，不这样做，我们就不能指导战争。”〔12〕对待马克思主义，对待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我们都应采取这种科学态度和方法。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及适合现时代和中国实际的科学论断都没有丢，也不能丢。一般是对许多个别的共同本质的概括，是不可违背的，寻求一般原理在当代中国的实现形式，使之具体化，现实化，才能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应用中得到丰富和发展。在改造中国的实践和时代发展的进程中，必然会出现许多新情况新问题，独立探索前人尚未研究或尚未深入研究的问题，将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和时代发展相结合过程中，放弃或矫正那些因历史条件改变而不合时宜的个别结论，剔除那些被扭曲和附加的外在的东西，会使马克思主义更具吸引力。这就是我们需要的随着实践和时代发展而发展的“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
哲学是一个政党、一个民族意识形态的精华和集中体现。毛泽东“两论”为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所奠定的理论基础、所开创的正确方向，是我们党、国家和军队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毛泽东晚年悲剧的根源正是违背了他大力倡导的实事求是。邓小平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这一精髓和基本点，在千头万绪中抓住决定性环节，从端正思想路线入手进行拨乱反正，使民族精神获得新的解放。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在这个重要的历史时刻纪念“两论”写作60周年，必须深刻领会江泽民同志在中央党校重要讲话的精神，认真解决好学风问题，切实防止和反对教条主义，努力创造认真学习、民主讨论、积极探索、求真务实的风气，真正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当作统一的科学体系来把握，始终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
注释：
〔1〕〔3〕〔4〕〔7〕〔10〕〔11〕〔12〕《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第1版，第 50、142、134、135、51、158、100、页。
〔2〕《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15页。
〔5〕〔6〕〔8〕〔9〕《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第1版，第485—486、486、486、486页。
标签：实践论论文; 教条主义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矛盾论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毛泽东论文; 历史规律论文; 科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