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高新技术产业化问题研究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技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过去的2005年，《高新技术产业化》继续秉承为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化提供智力支持的宗旨，精选有关高新技术产业方面的研究成果，逐渐形成自己的特色。栏目也相对固定于“产业化论坛”、“高新技术创新”、“高新技术企业”、“园区经纬”、“分析与借鉴”、“环球视野”以及“经验交流”等，力图全景式地表现有关高新技术及其产业化的方方面面。2005年，《高新技术产业化》共收录了研究论文和综述73篇，集中体现了学术界和实践中对于高新技术产业研究的热点领域与最新成果。总体来看，2005年关于高新技术产业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如下的问题。
一、 对于高新技术产业化的理论与实践的研究
高新技术及其产业的发展，是提高国家竞争力的关键。但是在一国之内，为了避免产业雷同，各区域高新技术主导产业的选择就成为一个关键问题。有学者指出，正确规划区域高新技术主导产业必须充分考虑主导产业的内外部因素，依据高新技术主导产业的特征来确定其规划基准。而区域比较优势、收入弹性、产业生产率和关联效应，应成为区域高新技术主导产业选择基准。通过针对江苏省的实证分析发现，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医药制造业和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的综合分值较高，因此应以此三大产业作为江苏省高新技术主导产业。（王子龙、谭清美：“区域高新技术主导产业选择基准及应用研究”，第1期（注：文中所用期号，如无特别注明，即为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高新技术产业化》2005年各期。））但是这一研究着眼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即产业集群比较集中，产业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是否对于产业集中度不高、产业发展水平较低的西部地区仍然适用，是一个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因为高新技术产业化的影响因素很多，而这些因素都带有很强的不确定性。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科技经费投入水平、人力资本状况、企业制度安排等等，都对高新技术产业化产生着影响。根据问卷调查的结果，在影响高新技术产业化的制度、技术、经济、市场和政策五大因素中，制度因素的重要性排序第1位的是国家科技管理制度，以下依次是产权制度、激励制度、企业制度、专利制度和市场制度。市场因素重要性依次排序为市场需求、资本市场、技术市场、人才市场。政策因素重要性排序依次是鼓励创新与技术进步政策、鼓励高技术产业发展政策、科技投入政策、科技人才引进与任用政策。得出的结论是，高技术产业发展依赖于R&D的资金投入与创新活动的人力资本的投入，大型企业是我国高技术产业的主导和依靠力量，加强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产业政策，走自主研发与技术引进相结合的道路。（史丹、李晓斌：“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影响因素及其数据检验”，第2期）这一研究给我们提出的课题是：高新技术产业化的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各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作用机理尚需要深入研究。但是加大科技投入是需要政府持续进行的，宋京的“外国直接投资宇中国高技术产业的发展”（第3期），卢山等的“我国高科技产业发展中的风险投资与作用机制研究”（第4期），王宇、韩廷春的“高新技术产业融资渠道的国际比较和实证分析”（第5期）等等都支持了这样的观点，而葛宝山、姚梅芳的“基于高新技术产业化阶段的创业投资体系创新”（第6期），则提出了中国式的创业投资体系创新；任家华、王成璋则提出了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升级的新思路——嵌入全球价值链（任家华、王成璋：“嵌入全球价值链：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升级路径”，第5期）。此外，还有学者对于专利水平、制度和文化、政府作用等在高新技术产业化过程中的作用进行了分析。
二、对于高新技术企业内部发展的研究
高新技术企业自身的发展成为研究者关注的重点领域。这方面的成果也是最多的，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类：
1、投资作用
投资在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中至关重要，持续的投资是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成长的关键。如何正确运用投资，发挥投资的最大化效率，是研究者关注的焦点。有学者经过研究指出，在我国的高新技术企业中存在着专家管理控制模式、业务部门管理控制模式和内部市场化管理控制模式等三种主要的R&D管理控制模式，三种模式各有特点，在应用中各有所长（张运生等：“高新技术企业R&D管理控制模式研究”，第1期）。对于高科技上市公司来说，由于R&D投入与产出之间有一定时期的时滞，导致我国高科技企业的R&D投入与其盈利能力和发展能力的相关关系较为显著，但对形成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技术资产的贡献偏小。其主要结论是，我国高科技上市公司的R&D投入明显不足，投资效率较低（梁来歆、张焕凤：“高科技上市公司R&D投入绩效的实证研究”，第5期）。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高技术企业的影响是：FDI的竞争效应不利于国内企业创新能力的成长，不同所有制企业技术创新受FDI的影响也不尽相同，国内企业在与外资的技术竞争中很难占据上风（蒋殿春、夏良科：“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作用的经验分析”，第6期）。
2、市场战略
高科技企业的绩效要在市场竞争中得以体现，因此，高新技术企业的市场战略，就关乎企业的投资绩效和成长水平。有学者指出，差异化市场营销战略是高新技术产品获取市场竞争优势的有效途径之一，但这一战略的成功依赖于执行者对其深刻的理解和正确实施。必须结合产品所处的生命周期，运用差异化矢量等战略工具，正确识别战略关键点，采取和市场环境以及产品相适应的实施策略，并注重战略实施的持久性及其与相关战略的匹配和互动，才能体现差异化市场营销战略的价值，实现高新技术产品的技术优势转化为市场优势（范钧：“高新技术产品差异化市场营销战略初探”，第1期）许胜江则对高技术新产品的市场启动进行了研究，指出高技术新产品的市场启动过程始于产品检验，终于市场测试。市场启动主要包括五中战略选择，即概念创新战略、价值创新战略、核心技术战略、核心产品战略、服务创新战略。同时，市场启动也收到相关的制约：核心能力、时机、资源、灵活性和技术支持（许胜江：“高技术新产品的市场启动与战略选择”，第2期）。许晖在分析了高新技术企业的特征及市场导向型战略形成的基础尚，探讨了市场导向型战略和企业绩效的关系，引入平衡记分卡（BSC）作为高新技术企业战略绩效的考评方法（许晖：“高新技术企业市场导向型战略及战略绩效评价研究”，第5期）。
3、信任水平
通过信任关系研究高新技术企业协作机制，是对企业协作研究的一个全新角度。有学者认为，企业的生产经营管理活动中存在着众多复杂的协作活动。传统企业协作机制通过严格的作业程序与操作规范、明确的岗位职责与奖惩制度及上级主管的介入等来协调企业微观层次的分工与合作关系；通过目标管理、业务标准化、企业文化的建设、各种专门委员会、项目小组等处理跨部门间的中观层次的协作问题；通过与外界签订各种契约、建立战略联盟、利益共同体等方式处理企业与外界组织之间宏观层次的协作问题。这种协作机制对于高新技术企业而言，存在着局限性，这是由高新技术企业的特点来决定的。因此，高新技术企业的有效协调机制要求从根本上增强需协作双方彼此的相互信任，达到双方彼此主动默契配合的效果，需要在企业内外建立一套基于信任的而不是基于命令的协作机制（余红剑：“基于信任的高新技术企业协作机制研究”，第1期）。另有学者指出，信任和有机的组织结构是影响高科技企业成长的两个重要变量，通过对中国中小制造企业的研究结果显示，企业家的信任水平的确影响了高科技企业的成长，但这一关系在传统产业中并不显著。企业家信任水平对高技术企业成长影响的一个重要路径是通过设计一个组织的制度化程度，从而影响企业的业绩，这也说明提高国家整体信任水平对发展高技术产业有重要作用（郭霖、帕德瑞夏·弗莱明：“企业家信任水平、组织结构与企业成长”，第3期）。正是由于信任对于高新技术企业成长的重要性，对于高新技术企业团队管理中柔性冲突管理机制就显得尤其重要。通过建立一套系统的柔性冲管理机制来引导企业的冲突管理，可以给团队代理收益（曾德明等：“高新技术企业R&D团队柔性冲突管理机制研究”，第3期）。
三、对科技园区发展的研究
科技园区建设对于发展高新技术和实现产业化具有重要意义。对科技园区的研究成为学者们关注的另一个热点。
有学者研究了国家高新区投资软环境评价体系，认为高新区投资软环境评价系统是一个包含了目标层、准则层和指标层24个评价指标的多层面的综合评价体系，在进行科学评价的基础上，才能发现高新区在投资软环境建设方面所存在的缺陷，从而采取积极有效的应对策略（范柏乃、房定坚：“国家高新区投资软环境评价指标的理论遴选与实证筛选”，第1期）。对于开发区企业评价决策，有学者应用系统工程、软件工程的理论和方法，设计了一套包含主观与客观、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全新的评价体系和智能化的决策支持系统，从而测度和反应企业及开发区的工作，以利于正确决策（倪静等：“高新技术开发区企业评价决策支持系统”，第2期）。李琳、陈晓红则对高新区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进行了研究，构建了基于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的高新区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并提出了具体的评估方法（李琳、陈晓红：“基于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的高新区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研究”，第5期）。上述的三大评价体系，分别从开发区投资环境评价、竞争力评价和区内企业评价三个方面进行了指标体系设计，对科学认识开发区和区内企业，科学决策提供了有力的工具。
对于产业集聚和企业集群，学者们也进行了广泛的关注，主要集中于通过产业集群的研究获取产业升级的路径。有学者对高技术创新的EPNR模型与我国技术创新的群聚效应进行了研究，提出要推进我国高新区的技术创新群聚效应，必须首先正视我国在创新资源方面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和在某些方面具有的优势，培育政府和企业的创新意识，加快经济体制改革，形成经济生活中强有力的市场导向，进而促使我国企业真正能够走上由技术创新发展高技术及其产业的道路。在这个过程中要正确处理政府干预创新的限度问题和在高技术R&D与高技术扩散之间寻求优化平衡的问题（岳瑨：“技术创新的群聚效应与高技术创新的EPNR模型”，第1期）。赵峰等对创新扩散和创新群集的机理进行了研究，提出创新扩散通过创新自身和采用者环境的相互作用可以促使技术不断趋于成熟，使整个经济系统总量产生净增加；多部门中的创新群集以部门内部的创新扩散为基础，使产业优化升级产生质的飞越，因此，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必须具备创新扩散和群集能力（赵峰、魏成龙：“创新扩散、创新群集机理分析与应用”，第2期）。任家华、王成璋则提出柔性专业化学派过分强调产业群的本地联系与“内生成长因素”，忽视了产业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专业化分工的事实，而全球价值链为研究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的升级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的升级应沿着全球价值链创新和学习，不断调整嵌入价值链的位置与组织方式（任家华、王成璋：“基于全球价值链的高新技术产业集群转型升级”，第3期）。还有学者研究了知识员工流动和技术溢出于高技术产业聚集的问题，得到的启示是：针对高技术产业区的知识员工高流动率和技术溢出现象，政府不必过分担心企业创新知识的流失而制定阻碍知识员工流动的政策，知识员工的适当流动有利于产业创新和利润增加，应制定相应的R&D鼓励政策，给予积极创新的企业以一定的补偿。同时要防止过多过滥地在高新区抢夺有限的技术人才，避免知识员工流动过于频繁而企业享受不到技术溢出的好处，从而导致企业低水平恶性竞争（彭中文：“知识员工流动、技术溢出与高技术产业聚集”，第4期）。还有学者研究了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的组织模式，提出遵循产业集群的规律，我国产业集群发展实践中形成了三种典型的模式：基于价值链裂变的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基于供应链整合的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和基于虚拟链集聚的高新技术产业集群（郝宇、陈芳：“我国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的组织模式探悉”，第5期），而根据西部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对关中地区的研究，发现关中高新技术产业带形成中走着两条交织并从的道路：大企业带动和中小企业协同（“关中高新技术产业集聚的两条道路”，第4期）。盖翊中总结了学者梅对高科技产业空间集聚因素的分析，得出了高品质人力资源、技术知识资源、资本资源、基础设施和聚集经济等五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并通过实证认为这些因素对高科技企业的空间集聚具有正向影响关系（盖翊中：“区位因素与高科技产业空间集聚的相关模型”，第5期）。此外，另有学者将集群竞争力影响归结为外围层。嵌入层、网络层、节点层四个层面，运用国家级开发区的统计数据进行检验，得出在我国国家级经济开放区整体竞争力的影响因素中，政策与开发区经济总量以及效率的相关性最大，影响我国经济开放区整体竞争力的因素的层次由外至内可归结为：政策——资金——网络——企业自身（郭曦、郝蕾：“产业集群竞争力影响因素的层次分析——基于国家级经济开放区的统计回归”，第6期）。
此外，2005年《高新技术产业化》还对国内一些重点的确的高新技术产业和科技园区的发展经验进行了辑录，对于国外先进经验进行了搜集，从而为进行比较研究提供了很好的素材。
“精选千家报刊，荟萃中华学术”是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的宗旨，在2006年，我们将一如既往地认真遴选在学术上有创新、在政策上有指导、在观念上有启发的学术精品，为长期支持我们的读者提供满意的精神食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