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企业Ramp;D投入的因素分析——来自中国民营制造业的经验数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营论文,中国论文,制造业论文,因素论文,经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860(2007)03-0053-07
一、“中国奇迹”式经济增长与克鲁格曼的预言
经济增长是一个由要素投入推动和需求拉动的交互作用的过程。投入要素主要包括资本的投入、劳动力的投入和技术的进步。1994年，克鲁格曼为美国著名的《外交》杂志撰文，称蓬勃发展的东南亚经济实际上是一只纸老虎。尽管这些国家经济发展迅速，但完全是一种投入型增长，依靠高储蓄、高投资和增加劳动力来增长经济。这些国家缺乏科技创新能力，没有实现以科技进步带动的增长。甚至这一地区经济最强盛的日本也是这样。投入型增长迟早会引起收益递减，这些国家的经济必定发生危机。克鲁格曼等人对亚洲的研究，为新古典发展经济学的一个著名定理提供了证据：依靠高储蓄率和高投资推动的经济增长不具有可持续性，可持续的关键在于技术创新。
按照以前的统计口径，从1978-2005年，中国GDP年均增长9.496%；按照国家统计局 2006年调整后的统计方法，从1993-2003年，中国GDP的年均增长率高达9.88%，这就是被世界称为“中国奇迹”式的经济增长。
我国经济与东南亚经济在结构上类似，都是劳动和资源密集型投入推动的经济，技术进步的含量较低。摩根士丹利首席经济学家史蒂芬·罗奇指出，目前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是一种以工业生产为主导的“重消耗大宗商品”模式。这一模式由两个板块推动，即固定投资和出口，两者产出共占中国GDP的75%以上。2005年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铜、镍和锌耗用国，它的大宗商品Delta值（工业原材料消耗增长相对于世界其他地方的增长）更是令人吃惊。以2005年为例，中国的铝用量增长占了全球铝用量增长的50%、铁矿石为84%、钢材为108%、水泥为115%、锌为120%，而铜用量增长更是惊人，达到了307%。
在经过了20多年的高资源消耗的发展道路之后，我国再继续维系高资源投入强度已经出现了困难。自2003年以来，中国经济中出现了明显的资源供给不足现象。能源短缺、水资源短缺、土地短缺的现象在中国经济较发达地区广泛存在，即便是以往被公认的可以“无限供给”的劳动力，也出现了大面积的“民工荒”。从需求方面来看，在我国外贸依存度越来越高的同时，频繁发生的国际贸易摩擦也为我国海外市场的进一步拓展设置了障碍，而国内市场需求多年来也持续不振。
持续了20多年的“中国奇迹”式的经济增长站在了一个十字路口，以往的高资本消耗加大规模劳动投入加低技术进步的生产方式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陷阱。摒弃旧的增长模式，通过创新延续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唯一可行的战略选择。没有创新就没有发展，这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
二、关于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文献综述
在经济学领域，关于技术创新的研究，基本上是围绕创新投入的决定因素和创新投入与创新产出的关系展开的。鉴于本文重点关注的是什么因素会影响企业R&D的投入，因此，以下的文献综述里我们只涉及那些与创新投入决定因素研究有关的文献。
卡尔·马克思可以被认为是最早认识到技术创新是经济发展与竞争的重要推动力的经济学家。因创新而引发的技术进步对一国经济的增长所起的作用，无论怎么估计也不过分。“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1](P227)。美国学者F.M.谢勒认为，马克思不同于19世纪中期其他的经济学家，他察觉到资本主义基本的天才在于它能够把资本积累和不断的技术创新结合起来。[2]内森·罗森伯格在《技术进步的历史编年学》一文中也指出，熊彼特正是在马克思有关技术进步在长期增长中的核心作用和有关技术进步的连续性质以及演进性的发现中得到了有关技术创新的最初启示。在马克思之后很长一段时期，对于技术创新进行深入研究的经济学家寥寥无几。多数经济学家在他们的经济增长模型中，技术和制度变化被视为外生变量。
熊彼特是最早以一个统一的理论体系和概念框架来系统地研究技术进步促进经济增长的经济学家。在熊彼特早期的研究中，他的研究对象是那些19世纪后期欧洲众多的小型企业。他发现在产业进入的技术门槛较低的时候，企业家往往容易携带新的理念、新的工艺、新的产品进入一个产业，打破原有的生产、组织和销售方式，从而对已有的企业进行挑战。[3]但是，随着资本主义工业的迅速扩张和大型企业垄断地位的增强，熊彼特的研究视线转向了那些具有产业优势地位的大企业。他的进一步研究发现，创新需要制度化，研发实验室在技术创新过程中有着重要的作用，而大企业在这方面有着小企业难以抗衡的优势。由此，熊彼特得出了垄断力量和企业规模在创新中具有决定性地位的结论。
通过对已有文献的梳理，人们很容易发现，学术界对技术创新的研究，无论是理论模型的建立，还是统计数据的实证检验，几乎都是围绕着与熊彼特的发现密切相关的两个假说展开的。这两个假说是：垄断力量与技术创新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大企业比小企业承担着更大比例的创新份额。
按照第一个假说，垄断与技术创新是相互作用的。支持这一假说的主要论点是：创新的动机来自对垄断利润的追逐，同时只有拥有垄断地位的企业才更有能力回收创新收益。此外，由于具有垄断利润的企业比那些只有正常利润的厂商具有更大的内部融资优势，从而能够在为高风险的研发活动募集资金的同时，有效地防止竞争对手的跟进。为了检验垄断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早期的文献使用了四企业集中度这一表示市场力量（或称之为垄断程度）的变量，检验了垄断与企业研发强度的关系。[4](PP301-310)然而，研究的结果表明，市场集中度尽管对研发强度有正的影响，但并不显著。也就是说，人们并没有发现垄断力量激励创新投入的有力证据。随后的学者尝试着使用新的被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进一步验证市场力量对创新投入的影响。例如，在衡量R&D的投入强度时，有的学者使用了科学家和工程师的数量；在控制变量上，增加了雇员人数和表示技术机会的产业虚拟变量。[5](PP524-531)研究结果发现，市场集中度的系数为正，并且基本显著。Scherer在运用1960年美国58个制造业数据对市场结构与R&D的投入强度进行检验时，还在检验模型中加入了市场集中度的平方项，结果发现R&D的人员强度与市场集中度之间呈倒U型函数特征，即市场集中度有利于提高R&D的投入强度，但是如果市场集中度不断提高，超过了某一临界值，市场的力量就会反过来压抑创新的投入。
按照第二个假说，大企业比小企业承担着更大比例的创新份额。在这里，我们有必要指出的是，大企业有时和垄断是一致的，但是具有垄断力量绝非是大企业的专利。强调大企业在创新中具有主导地位的学者认为，大企业能够承担得起研究开发的费用。创新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以获得必需的科学家和工程师，而且多元化经营的大企业有可能化解由研发失败导致的风险[6](PP543-565)；研发活动中存在着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规模经济有利于新产品的市场渗透，有利于新产品以较低的成本占领市场[7](PP24-38)；由于大企业有较完善的市场营销、广告宣传和财务计划等非生产性活动的支持，研发活动能够更顺利地展开；大企业比小企业有着更高的创新效率。[8](PP56-70)关于企业规模和创新投入之间的关系，学术界有过激烈的争论。早期的实证研究既有支持熊彼特假说的结果[9](PP69-79)，也有否定这一假说的结论[10](PP639-657)。
早期的研究基本上都是建立在企业规模与创新投入之间是线性单调关系基础之上的。为了克服早期研究的缺陷，新的方法被引入计量模型。例如，一些学者使用销售收入（界定企业的规模）对数的平方或立方作为解释变量，而不是直接使用销售收入，发现企业规模与创新投入之间存在着倒U型关系。[11](PP119-142)除了计量方法上的改进，更多的控制变量被引入使得这一领域的研究进一步深化。例如，当市场份额、技术机会、销售收入增长率、进入壁垒和政府R&D资助资金等控制变量被引入以后，Rosenberg发现，市场份额对企业R&D人员的投入有着显著的负影响，而以员工人数衡量的企业规模对R&D人员强度却没有显著的影响。[12](PP101-112)综上所述，众多的熊彼特假说检验的文献显示，市场力量和企业规模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并不能用一个简单的结论来回答。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学者以及关注中国经济增长的海外学者开始对中国企业的技术创新问题展开研究。在创新投入的决定因素方面，一些学者考察了市场力量和企业规模等因素对R&D支出和专利数量的影响。[13][17]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讨论创新投入的决定因素时，研究中国技术创新问题的学者几乎不约而同地关注了产权在技术创新中的作用。事实上，不完善的产权制度安排、不成熟的市场经济、不健全的法律环境是转型经济国家遇到的共同问题。因此，在研究前苏联、东欧国家的技术创新问题时，很多学者就已经认识到了产权因素的重要性。Jefferson[13]，周黎安和罗凯、安同良等学者的研究发现，不同性质的产权结构对技术创新行为有着重要的影响，国有和集体企业有较低的创新水平。
除了市场力量、企业规模和产权因素外，国内外一些学者还特别注意到了外国直接投资对我国民族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Cheung Kuiyin & Lin Ping利用1995-2000年中国省级层面的面板数据，研究了FDI对地区技术创新的影响。[14](PP25-44)研究结果表明，FDI对东、中、西部地区的创新能力都有显著影响，尤其是对中西部地区的影响更为显著。王红领、李稻葵、冯俊新使用了内资企业科技活动经费占销售收入的比重、内资企业科技活动人员占全部从业人员的比重等变量作为反映企业创新投入的指标，运用1998-2003年37个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以三资企业销售收入比重代表FDI的水平，考察了外国直接投资对我国民族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FDI对内资企业的技术创新投入有着显著的正作用。[15]
三、需要研究的问题及数据来源
市场和产权改革在过去的20多年中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增长。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民营企业扮演了不可替代的角色。然而，以往粗放式的增长只是一种特定时期被压抑的动力释放的结果。在这之后，中国的经济增长还能靠什么来推动？其实，这一问题的答案也是发展经济学长期关注的课题。什么是一国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对此，新经济增长理论已经给出了结论：技术进步是支撑一国经济增长的关键。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提供的生产率日益成为大到一个国家、中到一个行业、小至一个公司竞争地位的决定性因素，创新成果的广泛应用、取得的重大突破和巨大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的面貌和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成为现代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力量。按照学术界的惯例，考察企业技术进步的主要指标是分析它们的科技投入，特别是其用于研究与开发的投入。因此，在接下来的分析中，我们将重点考察中国民营企业的研发投入。
具体说来，本文要研究的问题主要包括：在中国的民营经济中，企业规模、市场结构与创新投入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垄断力量与技术创新投入是一种什么关系？大企业是否比小企业有着更显著的创新投入？此外，我们还要观察国际贸易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我们使用的数据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民营经济研究中心与浙江省民营企业协会在2006年对中国民营制造业企业的一次抽样调查。调查的样本来自浙江、山东、广东、江苏等16省份，共计822家企业；样本涵盖的时间为2003-2005年。
四、变量设计与模型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企业的研发强度，即企业的研发投入除以企业的技工贸收入（事实上，按照经济学的惯例，企业的创新投入应该分为R&D资本投资与R&D人力投资两部分。在研究过程中，我们最初也试图使用企业科技人员除以其员工总数来作为被解释变量，但结果所有的回归均不显著）。
根据已有研究R&D投资决定因素的实证文献，并结合中国经济转轨过程中的特有因素，我们主要考虑以下影响中国民营企业R&D投资的因素：企业规模、市场结构、财务状况及样本企业出口贸易的比重。
在考察企业规模的时候，学术界经常使用的是销售收入、总资产或职工人数，这三个变量各有其特点和相对优点。虽然销售收入在生产要素构成中处于中立地位，而且企业R&D预算往往以销售收入为根据，因此销售收入是更好的企业规模的替代变量。但是，为了更严谨的分析，在本文中我们还是使用了技工贸收入 （即销售收入）、企业的总资产和企业的员工总数（在回归时均取对数）来界定企业的规模。企业的研发强度等于企业的研发投入除以企业的技工贸收入，企业的利润率等于企业利润除以技工贸收入。
下面给出的是对822个样本3年的面板数据分析模型。对于面板数据的分析，最常用的有三种方法，分别是随机影响(random effect)模型、固定影响(fixed effect)模型和混合数据普通最小二乘法(pooled OLS)。其中，随机影响模型和固定影响模型都考虑到了不同行业之间的差异，他们的差别在于随机影响模型假定这种行业之间的差异服从某一随机分布，可以用一个随机变量来表示；而固定影响模型则假定这种差异是固定不变的，可以用一系列的常数来表示。混合数据普通最小二乘法与前两者都不同，这种方法假定所有的行业都是同质的，完全不考虑行业之间的差异。因此，这里我们不考虑pooled OLS模型。回归方程如下：
固定影响模型(Fixed Effect)：
模型中u[,i]表示样本企业的固定效应，变量下标i代表不同行业，下标t代表不同的年份，
表示残差项。表1给出的是回归结果。
回归结果显示，尽管我们分别采用了三个不同的变量来表示企业的规模（企业销售额、员工数量和资产规模），但是这三个变量的参数在回归方程中均不显著。在表2给出的解释中，企业研发投入甚至与企业的销售额成负的关系，而另外两个表示企业规模的变量对企业研发投入也没有明显的解释力。相反，企业的利润和出口比重在回归结果中是显著的。
表2显示，当企业销售额提高1%时，固定效应回归的结果为企业R&D占销售额的比重会降低0.0061%，随机效应回归结果为企业R&D占销售额的比重会降低0.0114%；企业员工增加1%时，固定效应回归的结果为企业R&D占销售额的比重会增加0.0665%，随机效应回归结果为企业R&D占销售额的比重会增加0.0543%；企业总资产增加1%时，固定效应回归的结果为企业R&D占销售额的比重会增加0.0437%，随机效应回归结果为企业R&D占销售额的比重会增加0.0340%；表中企业利润率和出口比重的增加，以此类推。
结论
熊彼特认为垄断有助于创新，这种观点对新古典经济学将自由竞争看成促进经济增长最完美机制的信条提出了挑战。数十年来，围绕着这一问题，众多的经济学家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至今这一争论仍在继续。在我们的研究中，没有对熊彼特的假说给予支持。换句话说，我们并没有发现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R&D的投入会显著地增加。当然，我们的研究并不足以否定熊彼特的假说。已有的研究文献表明，关于熊彼特假说的检验往往取决于不同的样本，不同的样本总是会得出不同的甚至是截然相反的结论。
事实上，垄断究竟对技术创新有着正效应还是相反，要取决于垄断的特征。例如，在资源垄断、行业垄断或政府特许垄断的情况下，垄断企业采用技术创新的积极性就较差；而如果属于经济性垄断或技术性垄断，则垄断企业采用技术创新的积极性就相对要高。其主要原因就在于，资源垄断、行业垄断或政府特许垄断使企业处于高度保护状态，在这种保护状态下企业效率不高，进取心不足，缺乏技术创新和采用技术创新的积极性；而在经济性垄断或技术性垄断状况下，企业的垄断具有一定的脆弱性，企业生存危机始终存在，从而迫使企业进行技术创新或采用技术创新成果，以保持企业的垄断优势。
在垄断竞争市场条件下（既存在竞争又存在垄断），企业只有通过技术创新或采用技术创新成果，才能强化自身产品与其他产品的差异性、保持自身的独一无二性以及降低产品的成本和价格。因此，企业为了在市场上具有竞争优势，进行技术创新的积极性一般也较高。
在寡头垄断条件下，寡头企业以及试图进入者进行技术创新的积极性都比较高。这主要是由于寡头企业为了扩大自己的市场份额，巩固自己的寡头垄断地位，通过采用新技术一方面扩大自己的垄断实力，另一方面增加进入该市场的入门费；试图进入者欲闯入寡头垄断市场，也只有通过技术创新，利用技术优势来克服寡头垄断市场的进入障碍。
在我们的回归结果中，企业的出口比重对企业的创新投入具有较强的解释力。按照国际经济学的解释，如果信息对称的话，国际贸易会借助进口国的市场反馈促进商品输出国的技术改进，从而带来新一轮的技术创新活动。尽管从总体上看，我国企业出口的产品还是以低技术含量的产品为主，但是我们的检验表明，那些出口比重高的企业还是比那些没有出口或者出口比重低的企业有着较高的研发投入。这里给出的政策含义是，坚持“走出去的战略”应该作为一项长期的国策。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就好比一个棋艺不高的棋手不断地与高手下棋一样，尽管每次结局都可能输给对方，但是，在不断的较量过程中，他的棋艺一定会得到提高，并且最终有打败高手的可能。
事实上，如何深刻理解企业的技术创新投入问题，经济学家的推理固然重要，但是企业从事技术创新的当事人更是心知肚明。如果经济学家希望给出的结论更加贴近创新领域的实际，他们就有必要融入到创新厂商的财务核算中去，站在厂商的角度衡量具体的创新项目是否可行。在这里，我们感兴趣的问题是：作为厂商，他们是如何测定某项技术创新的收益和损失的？在什么样的收益预期下，厂商会做出创新的决策？反过来，哪些因素会使得厂商毫不犹豫地拒绝特定的创新项目？此外，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厂商会终止尚未完成的创新？在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的安排上，企业如何做出优先顺序的选择？在回答上述问题的时候，企业内部技术研发部门、财务部门、企业决策者，乃至普通的员工都可能有着不同的甚至是截然相反的观点。
在企业经营活动中，任何一项决策都是由企业领导者所作出的。因此，企业领导者对待技术创新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企业技术创新的倾向。在实地调查中我们发现，领导者对待技术创新的不同态度（如有的持乐观态度，有的则持悲观态度），会极大地影响企业的研发投入。持乐观态度的决策者一般倾向于技术创新，后者一般在进行技术创新投入时比较谨慎。当然，企业是否进行一定规模的研发投入也与企业自身的条件相关。通常，在企业自身条件（包括经济、技术、管理等方面）较好的情况下，他们在研发投入时会采取积极的态度；反之，研发就不被重视，而是更倾向于机会主义的侵权行为。
在案例研究中，我们还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当企业经营状况良好时，企业倾向于保守；反之，则相对积极。例如，温州的康奈集团就是因为杭州的“焚鞋事件”，导致了企业下决心进行技术创新。其实，企业进行技术创新是有风险的。在经营状况良好时，企业不存在生存风险，可以按原来的模式继续经营下去获利。相反，如果进行技术创新，则要有较大的资金、人力、物力的投入，而且未来的收益、市场还有较大的不确定性，有可能获大利也有可能失败或遭受损失。然而，一旦企业走入困境，往往会成为诱发他们进行技术创新的契机。
收稿日期：2006-09-10
标签：企业规模论文; 企业经济论文; 经济模型论文; 回归模型论文; 市场垄断论文; 企业创新论文; 经济增长论文; 经济学论文; 中国学者论文; 因素分析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