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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水北调东线工程主要是利用京杭大运河，逐级提水北送，扩大江都附近抽引长江水的能力，输水到津、京的跨流域调水工程。它的兴建历经沧桑2000多年。
京杭大运河又称南北大运河，是我国最长的大运河，也是世界上最长、河网最广的大运河，源远流长，历史悠久，历经2500多年的开挖和改扩，它贯通了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与海河五大江河，南起杭州，穿过浙江、江苏、山东、河北、天津至北京，全长1794公里。它位于我国东部工农业发达、人口稠密的地区，与北方的万里长城，在我国版图上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人字形，同为我国悠久历史上两个重大建设工程，在历代社会、经济和军事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世界闻名！
早期的开凿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霸。由于战争和农业发展对运输的需求、以及铁器的发明和应用，我国中原地区便开始了兴修运河的工程。我国最早的一段人工运河——扬水，开挖于春秋时期（楚灵王，公元前540～公元前529年）华中的汉水与长江之间。南北大运河主要是自春秋末期，由吴国开始开凿的，先是分期分段的兴修，后经多个朝代的改扩，才连通修建而成。公元前506年，吴王阖闾伐楚，采用伍子胥的计策，曾在太湖流域开通胥溪与苏州至江阴间的人工运输水道。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打败了楚、越两国后，为争霸中原，要北上攻伐齐、鲁。而当时北上陆路与海上交通运输困难均很多，吴国又以水军占优势，便开凿了沟通长江与淮河的运河——邗沟（亦称韩江或中渎水等）。当时的邗沟起点于邗城下，所以称邗沟。它自今日扬州市南引长江水，过高邮县西，折向东北，入射阳湖，再折向西北到淮安县北入淮河，航道曲折。它是我国最早连通，长江与淮河的古人工运河。这样，吴国的军队和粮饷便可由内河水道自苏州经邗沟抵达淮河，然后再由淮河支流的泗水和沂水到达齐国境内。邗沟开挖后两年（公元前484年），吴王战胜了齐国；再两年，吴王夫差为起兵北征，并大会鲁、晋各国于黄池，又开凿了沟通泗水与济水的菏水及黄沟，为南北大运河的兴建与拓展，开辟先河，奠定了基础。
连通三大江河
战国中期，战国七雄之一的魏惠王迁都大梁（今开封），于公元前361年开挖了连通黄河与淮河间，著名的鸿沟古运河。鸿沟亦称蒗荡河，自今河南荥阳城北，引黄河水注入圃田泽，再经开封折向南至淮阳入颖水，与淮河相通。鸿沟不仅沟通了黄淮间的济水、汴水、汝水、泗水、菏水等多条主要河道，组成河网，可运粮粟达10万石，成为当时中原水陆交通上的干线：还将方圆三十余里的圃田泽营建为一个天然水库。可以调节运河水量和灌溉农田，对黄淮平原文化、经济的发展及军事需要起了重要作用。
战国末期，秦统一了中国，建都咸阳，也利用鸿沟河网水道，将从南方征收的大量粮食集运到关中及荥阳的大粮仓，为秦统一中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其后，楚汉相争时，也曾利用荥阳的大粮仓，并以鸿沟划界。至今人们仍以“鸿沟”寓意界限分明。
鸿沟与菏水、邗沟的相继开发，也促进了其附近一批城镇的发展，如开封、洛阳、徐州、扬州、睢阳、寿县（安徽）等。其中有些后来发展成国都或商贸重镇。
但鸿沟自黄河引水，沙多易淤积，且西汉以后，黄河又屡次南决，使鸿沟的水系更加淤浅，到三国初，鸿沟水系中重要的睢水便几乎不能通航了。邗沟虽于东汉末（公元196年）进行了裁弯取直的修整，但到三国时期，因它处于魏吴两国相争之地，失于浚修，遇枯旱年，常因水涸而兵船滞浅。公元225年，魏文帝伐吴时，兵船搁浅，以至曾“连延数百里”，曹丕甚至要烧掉军船改由陆路回师。曹军在几次军运不利，粮草不济而失去战机或失败后，逐渐重视疏浚河道、开凿水源与积谷屯田，因而大为改善了鸿沟水系与邗沟的水道，并进一步开通了自黄河、汴渠到淮河南北的航道，以致到曹魏政权后期，“每东南有事，大军出征，泛舟而下，达于江淮，资实有储，而无水害”，为消灭孙吴做好了准备。
西晋统一中国不久，便遭遇八王之乱和五胡之乱。东晋迁都南京后，江都与长江间曾遭遇到断水的危害。南朝四代也均建都南京，因而对南方的邗沟水道又进行了一些修建，并另辟了一段新渠，使邗沟水运可以更顺直安全地避开津湖风险。这些朝代的军队北上征伐时，也曾挖浚了一些航道，如桓公沟等，为江淮及黄河与海河的连通开辟了前期工作。但这300多年间，由于战乱，运河航道也遭到不少破坏。
修通南北大运河
公元581年隋文帝夺取了北周政权，建立了隋朝，建都长安。公元584年，开通了长安到潼关的广济渠，长达150公里，关中地区得以“运转通利”，经济发展。公元587年，隋文帝为了南下进攻南朝的陈国，重又整修邗沟旧渠，称为山阳渎。他灭陈国后，统一全国，为其子隋炀帝杨广时代南北大运河的开辟，奠定了有利的基础和南北统一的环境。公元604年，杨广弑文帝后即位，迁都洛阳，除继续挖凿山阳渎外，又开挖了自洛阳宫殿向东南，连通黄河与淮河的通济渠，通济渠与山阳渎共长约1000公里。公元608年，隋炀帝开永济渠。自洛阳以北，引泌水，向北扩建运河，使它与海河水系连通，可直达北京附近的涿郡。公元610年，开挖了江苏镇江到杭州的江南大运河，与钱塘江相通。这样就全线开通了自杭州直到北京附近，贯通南北的大运河（图一）。于是，隋炀帝也就可以在绵延200余里的笙歌船队中，由彩女拖纤泛舟于杭州到洛阳的宫殿之间。炀帝在他的《泛龙舟》诗中写道：“舳舻千里泛归舟，言旋旧镇下扬州，借问扬州在何处？淮南江北海西头”。
图1 隋唐大运河示意图
隋炀帝在即位6年多的时间里，除了大建宫殿，增筑万里长城外，最突出的就是在过去历代运河建设的基础上，开通了以洛阳为中心，贯通我国东部五大水系的南北大运河，工程之艰巨，世所少见，成为我国历史上的一大壮举，影响深远。但由于隋炀帝徭役征敛过重，以及自然灾害等原因，他即位7年后，各地农民不断起义，隋炀帝在位仅14年，隋朝便灭亡了。南北大运河的重大效益到隋代以后，才真正显现。
南北漕运的发展与破坏
我国地势西高东低，东中部的大江大河以西—东走向为主，故依靠天然河道，主要是东西交通比较方便。而南北大运河的开通，正与这种天然形势相辅相成，并适合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促进了南北交流。
我国古代称水道航运为漕运，隋唐以后，漕运逐渐形成一种制度，延续了1000多年。唐宋以后，江淮富庶，农业与手工业发达，由于漕运便捷且经济。京都与北方所需要的粮食和物品，大量的依靠南北大运河向北输送。因此，唐及北宋时，对运河航道的改善、疏浚、水位调节和管理都很重视，并制定了一些有关的制度，如“漕船转输”、“岁修”制等，漕运得到很大发展；唐初粮食北运，年漕运量为20万石，到唐中期，便达到每年400万石，北宋时期更多，“每年漕运量一般500～600万石，多时还曾到800万石，成为我国漕运史上的最高记录”。
公元1126～1127年，金灭北宋，宋都南迁临安（杭州），南宋与金隔淮对峙。南宋初，曾开掘黄河，让黄河泛滥阻挡金兵南下。此后数十年间，黄河屡次迁徙，对运河造成很大危害，北方的金朝也未能对运河予以治理。同时，南宋为了不让金人利用运河而受益，令人毁坏北段运河，致使大运河的南北沟通作用毁坏殆尽。到公元1170年前后，在南宋楼钥出使金国的《北行曰录》中便记载着：开封到淮河间的主要航道已严重湮塞，有的河道几乎与两岸相齐，有的可行车马或用来种麦盖屋了。可见运河一旦失去维护治理，尽管建之不易，毁之却易！
元～清朝时的改进与变迁
元、明、清三代均在北京建都，通往京都的运河北段航道发展加速。由运河向北漕运的物资，在这三个朝代都占有重要位置。
图2 元代大运河示意
经过六朝在南方建都的建设和发展，南方的经济繁荣发达。元灭金与南宋后，为了把南方大量的物品运往京都和北方，大力开拓了大运河航道的修建工程；公元1282年，动工开挖自山东济宁到安山的济洲河，它的南端与徐州以北的运河相连，无须在长途绕行河南的开封或洛阳，既避开了已湮塞的黄淮间旧河道，又把大运河改建成顺直的南北通道，成效显著（见图2）。济洲河北通大清河，于是南来的漕船可自徐州直到大清河入海，然后再经海运到天津、转往北京等地。
济州河开通后，运河航道得到很大改善。但不久人们发现旱时济洲河水深不够；且大清河的海口日渐被泥沙壅塞，由大清河入海再转海陆两运的运输十分艰难。于是除修筑船闸改善航道水位外，于公元1289年，开挖安山到临清的会通河，使漕船可以由济洲河、会通河与御河相接，直达京郊的通州。再4年（公元1293年），凿开通州到北京的通惠河，全线开通了自杭州直达北京的京杭大运河（图2）。元代人民为此付出卓著的功劳。
京杭大运河初开通后，由于有的航段“岸狭水浅”。有的航段地势较高或旱时缺水等，也与隋代时的情况相似，当代的收益不大明显。运河北段，年输送粮食不过数十万石；另有大部分需靠海运。其后，在元代的基础上，经继续整治修筑，明至清末间，运河的漕运再度发展。运量高时，年输送粮食400～500多万石，为元朝时的10倍；丝绸达15万匹。而且由于大运河的河网广阔，又间接通海，到明清时南北运输的物资品种也大大发展。
大运河北段地区，气候较干，年内大部分时间少雨，夏秋多雨时节，降雨常以短时集中强雨的形式出现，因而易旱又易涝，这对运河水量影响很大，并常引发黄河出险、断流或山地暴洪。京杭大运河不仅与黄河相交，有些航段，如徐州至淮阴间等，还借用黄河河道，而且，由于水量不足，曾一再引用黄河的水来接济运河的枯旱。然而，黄河多沙，又常决口或迁徙不定，往往导致运河一些航道的淤塞或破坏。如元代时才修建的会通河，到明初便已淤废，致使明初的漕运很不便利。由此，到明永乐年间（公元1411年），朝廷派员征调30万民夫，重修会通河，并整治运河航道。为此，另辟了一段较前更顺直的新渠，使京杭大运河重再通畅，成为我国南北文化经济交流的大动脉。
不久，自公元1448年起的150多年间，在旱涝频现中，黄河屡次溃决或断流，对运河影响很大。其间虽曾多次修建整治，但工程困难，改改停停，新的问题又不断发生，进展不大。如公元1565年，黄河在沛县决口，致使徐州以北一片汪洋，航道淤塞了100多里，为解决这一问题，于公元1567年，在徐州至南阳湖间另开了一条南阳新河。但是，新河刚刚建成，遇山洪暴发，新河被冲决。
经过多年实践，为保障运河航运，明清时日益注重规避黄河的危害。明万历年间（公元1604年）大力改造了徐州到微山湖北的航道，挖凿泇河使它远离黄河险段300多里，改由邳州入黄；清康熙年间。自公元1686年开始，前后共用17年时间：修建了与黄河分离的中运河航道。均使运河航运得到很大改进，泇河漕船曾多达8000多艘次。但运河与黄河交汇，运河与黄、淮河交叉处的河口，仍不断需要治理，洪旱的威胁还时而出现。
明清时期，统治者为保证南粮北调，制定了一切服从漕运的方针。为防止黄河泥沙进入运河，在黄河与淮河交汇处采取“蓄清刷黄”的技术政策，不断抬高淮河流域洪泽湖的水位，以淮河的清水抵制黄河的黄水。而且，为了防止黄河和海河各支流的洪水破坏运河，不惜牺牲运河以西的广大地区，滞洪分洪。一切服从漕运的决策，保证了明清时代的经济发展和政权巩固，但对淮河和海河流域都造成了严重灾害和后遗症＊。（＊注：引自钱正英《中国的水利决策问题》，《中国水利》杂志640页1991年）
清末（公元1855年），黄河向北迁徙，运河被冲决，航道中断。这时海运和陆上的其他交通运输已相当发达。到公元1901年，清光绪皇帝采纳李鸿章等的建议，废除漕运制，运河水运由各省地方分筹，京杭大运河便不再成为我国南北交通的大干线了。
由上可见，京杭大运河的修筑已历经2000多年，为了改进它的航道和运输能力，长期以来，不断地进行了多项改建和整治，积累了许多经验。而今，它将为东线调水继续做出贡献。具有多年丰富经历的良好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