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企业“服务平台”战略、跨层面协同与产业间互动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互动论文,服务平台论文,制造企业论文,层面论文,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提出
对于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产业间互动发展，目前理论界较为普遍的思路是，依据经典分工理论所蕴涵的社会福利含义及其实现路径(斯密，1972；Young，1928；Stigler，1951)，创造条件使制造企业外包服务、聚焦专业化制造，以激发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或者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以诱致制造企业服务外包。最终形成分工深化、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相互促进、“良性”互动的局面(江静，刘志彪，2006；刘明宇等，2010；顾乃华，2010；高觉民，李晓慧，2011)。
本文认为，这种思路没有注意到目前世界范围内制造企业面向服务产业的纵向一体化经营激励与趋势(蔺雷，吴贵生，2009；Brusoni et al.，2009)，及其对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重要影响，以至于理论建构与企业实践之间存在相当程度的距离。事实上，就中国情况而言，由于服务业发展落后与效率低下(程大中，2004)、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制造企业利润微薄、政府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政策导向等因素的综合影响，许多制造企业并无服务外包激励，反而会采取服务化(Oliva and Kallenberg，2003)、服务增强(Lester，2002；蔺雷，吴贵生，2006)、面向服务功能的战略重心迁移(Osegowitsch and Madhork，2003)等竞争战略——试图通过供给、强化服务来从服务业中寻求新的竞争优势与利润机会。这里折射出一个重要的理论与政策问题：如何在制造企业服务化战略的个体利益与产业分工深化的社会福利之间取得“兼容”？
本文基于浙江等地区制造企业“服务平台”战略(一种特别的服务化战略)的创新个案，分析其与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之间的“跨层面协同”模式，及其对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互动发展的理论与政策含义。例如，浙江传化集团依托原有内部物流功能从化学药品制造向物流产业延伸，以“物流平台运营商”的战略定位与相应行为在杭州萧山引发了大量物流企业集聚以及其他服务企业的衍生和发展。这种效应反过来又促进、强化了该平台战略的实施与影响力以及相应能力的投资与提升。目前浙江传化集团已经在宁波、苏州、成都地区成功复制了这种“跨层面协同”模式①。其独特之处在于：基于服务平台战略，个体制造企业不仅获取了源于服务业的新利润源泉，为自身“产业间”升级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带动了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与衍生，并在整体意义上为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产业间互动发展创造了条件。其为解决前述“兼容问题”提供了一种独特路径，也为相关产业组织与企业战略管理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与经验素材。
二、制造企业“服务平台”战略：内涵与逻辑
1.制造企业服务平台战略的内涵界定
“平台”(Platform)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新产品开发的研究文献中(Wheelwight and Clark，1992)，后广泛使用于技术创新、产品制造、网络产业组织等领域，通常指一种在技术、产品、交易系统中具有基石作用的建构区块(Building Block)。给定这种区块，大量相互具有技术、组织、产品关联的企业可据以集聚、分工、衍生、竞争与合作(Tee and Gawer，2009)；而缺乏这一区块的构建，这些企业间关系将变得一盘散沙，具有集体行动意义的系统功能将丧失，或者效率大为降低。换而言之，这种平台作为其他企业发挥功能的必要、共享的“互补品”，并由于平台供给者在核心技术、组织间界面、竞合规则等方面的设定和领导，使得众多企业之间的分工、合作、竞争等行为模式与认知框架逐渐强化，形成一个可以整合系统产品和服务供给、增强系统机体创新能力的“产业生态系统”(Eisenmann et al.，2006)。本文将制造企业“服务平台战略”界定为：制造企业将原有隶属于内部价值链上具有服务功能的基本活动或支持性活动进行“产业化经营”，并以“服务平台运营商”的定位为其他专业化服务企业提供具有基石性、共享性、互补性服务功能——服务基础设施、信息系统、解决问题方案等，通过构建服务生态系统的方式共同对其他制造企业提供生产性服务、获取服务利润的行动。为清晰起见，本文依据企业战略与产业组织理论，在产业生态系统的整体背景中，从角色、结构、资源能力整合三个方面对制造企业服务平台战略的内涵加以进一步的特征刻画(见图1)。
图1 制造企业服务平台战略的特征与逻辑示意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1)服务生态系统领导者的角色特征。①服务生态系统的塑造者。服务平台具有的功能与建构，使原有处于弱连接或者没有连带关系的众多企业凝聚成一个有机的服务网络系统，或者打破原先服务资源竞争与合作的均衡结构，形成新的服务生态系统。此时，平台运营商以“企业间”的企业家角色塑造了整个服务生态系统的功能、结构与体系。②服务生态系统的规则设计者。类似于产品价值网络体系中的规则设计商(李海舰，魏恒，2007)，服务平台运营商根据市场需求、服务内容与情境以及其他可能具有的技术结构特征，制定一整套相对稳定的“规则体系”或“标准体系”，以维护服务生态系统内专业化企业之间以及与最终用户之间的分工、交易、竞争等秩序；③服务生态系统的管理者。平台运营商及时处理、解决服务生态系统中竞争、合作、交易中出现的冲突或低效率问题，激发整个服务生态系统的创新，以强化本系统集聚资源、提供服务的能力，以及维持本生态系统相对其他类似系统的竞争优势。
(2)整合纵向一体化、战略联盟、纯市场的结构特征。①从企业本身的纵向价值链来看，制造企业通过服务平台建构使其价值增值活动从原有制造领域向服务领域延伸或强化，以获取服务领域潜在的利润机会，具有纵向一体化的结构特征；②从提供服务功能的结构来看，服务平台构成其他专业化服务企业的“供应商”，共同完成生产性服务的供给。因而平台运营商与平台依托企业之间是一种合作关系，具有战略联盟或者“双边依赖”的结构特征。此外，连接这二者之间的“端口”是开放的，即在平台效率或空间边界的容量范围内，其他专业化服务企业可以自由进入这一联盟关系，不受其他联盟者的限制；③从依托服务平台提供生产性服务的企业间关系来看，各专业化服务企业之间具有纯市场的竞争与交易关系。
(3)跨层面、累积强化的资源能力整合特征。基于服务平台的独特功能与结构，平台运营商一方面拉升了其他众多专业化企业发挥服务功能的“共同资源短板”，使得服务生态系统整体层面的资源能力配置得以优化；另一方面也因资源能力的系统优化而放大了企业本身撬动外部资源的调控能力，从而具有个体与整体“跨层面”的资源能力整合特征。而从动态演化角度来看，随着服务平台与整个服务生态系统在结构、功能、运行模式等方面的互动与逐渐成熟，平台运营商和系统内各专业化企业之间将产生能力与结构的“协同演化”(Jacobides and Winter,2005; Jacobides,2008)，而使得这种跨层面资源能力的整合特征得以累积强化。
2.制造企业选择服务平台战略的逻辑
作为服务化发展的一种个案模式，制造企业选择服务平台战略具有“从服务业中寻求利润机会”的一般性战略考虑，但与其他大部分制造企业依托原有产品制造来经营服务的思路有着本质差别。这种战略选择背后的核心逻辑在于：立足服务平台供给以抢占生产性服务业的规则制定权，获取市场势力的战略定位，以及构建产业生态系统的“共同盈利”模式(见图1)。
(1)基于服务平台抢占服务产业规则制定权、获取市场势力的战略定位。生产性服务业将成为中国未来相当长时间内经济发展的重点培育对象和支柱产业之一。这里引申的含义是，生产性服务的竞争必将成为下一阶段企业、产业竞争的新热点。而目前国外服务企业以FDI形式抢滩中国已经成为新一轮产业转移的重要特征(杨锐等，2011)，其将进一步压缩中国生产性服务业竞争高潮的演进历程。这种背景下，仅仅依托原有产品进行服务化转型或者服务增强策略将难以持续获取源于服务业的利润②，而基于平台供给、定位服务生产系统的领导者，致力成为产业规则的制定商，抢占可以改变产业结构、获取市场势力的有利位置和行业话语权，就成为获取未来竞争优势与持续利润的重中之重。事实上，这种基于平台的竞争战略在PC产业内有着生动的先例，也为服务产业内竞争提供了具有模板意义的“他山之石”：IBM早期的霸主地位主要依赖其360系统及其ISA总线架构设计，而微软操作系统、英特尔PCI总线架构的平台特征则成就了他们今天在PC产业内无可争议的竞争优势(加威尔，库苏麦诺，2007；Tee and Gawer，2009)。此外，与所有新兴产业发展的初始状态类似，中国未来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模式、行业竞合规则、产业规制政策、空间集聚区位选择等事关服务企业竞争优势的“产业系统架构”(Architecture)尚处于高度不确定的状态。这种情况下，定位平台运营商、致力于平台建设以及相应资源能力投资，将具有“跑马圈地”、抢占优势区位和战略性资产、建立政企关系、提升社会资本等综合效应③，对于平台战略的成功运作具有“战略和资源能力相互强化”的支撑效应。
(2)基于服务平台构建产业生态系统“共同盈利”模式。对于一个至少在中国处于发展早期的新兴产业，任何一家企业要成为规则制定者和产业生态系统的领导者，必须在盈利模式上使其自身利益和其他参与者利益取得激励相容。否则，由于经济行为与社会结构具有“互嵌性”(吴义爽，汪玲，2010)，不能与其他企业共同成长、共享创新价值的企业将不可能整合其他参与人网络中的资源能力，也就不可能取得产业领导者的地位(桑德福，泰勒，2008)。服务平台战略由于提供了共享式互补品，提升了其他专业化服务资源的收益，从而为平台运营商成为产业领导者奠定了利益相关者激励相容的基础。与此同时，成为产业领导者将为企业寻求基于平台的规模经济、专业化经济奠定了基础。事实上，只要平台运营商对平台服务的定价不高④，其可以通过平台服务需求者数量的增加而获得自己“第四方服务”的规模经济效应，并因此为自身聚焦平台供给、获取相应专业化经济创造了机会。本文认为，正是这种共同盈利模式对企业抢占产业规则制定权、获取市场势力所具有的战略功能，使得一些制造企业定位平台战略，构建激励相容的开放式产业生态系统，而没有简单地基于个体主义竞争逻辑去选择依托原有产品的服务化延伸。事实上，21世纪企业间的竞争已经转变为以企业为参与人的产业生态系统之间的竞争(桑德福，泰勒，2008)，或者企业簇群与企业簇群之间的竞争(李海舰，魏恒，2007)。而相比于基于企业个体竞争与价值创造的战略逻辑，基于企业群体或产业生态系统共同创造价值、共同成长的战略逻辑将更有可能获取可持续竞争优势的发展前景。
三、企业服务平台战略与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跨层面协同：机理与效应
1.服务平台催化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连锁机制与效应
企业构建服务平台具有熊彼特意义上“创造性破坏”的典型特征：①平台供给类似于向服务产业提供了“新产品”或“新技术”，改变了原有服务资源与企业发挥功能、集体行动的机会与组织方式，使得降低成本、提升效率的帕累托改进得以实现；②服务平台打破了原有产业内外分工、合作的均衡格局，引发了服务业内部、制造业内部、产业间新一轮秩序或架构系统的重构。在这种“创造性破坏”的影响下，企业服务平台战略催化了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连锁效应(见图2)。
图2 制造企业服务平台战略与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跨层面协同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1)基于平台功能及其特征的同类服务企业集聚。①服务平台的基础性和互补性功能意味着，只有依托平台而集聚，相应资源和专业化企业的服务功能才得以有效发挥，或者更有效率。例如，浙江传化物流平台基地成立后，进驻的物流企业、车队由于在管理、信息上得到了平台的支持，运输成本下降了40%。再如，浙江虎牌控股集团开拓了电务服务事业后，原来闲置于社会系统中具有电工知识、电器维修等技能的人力资本就可以依托平台而提供服务，并因平台获取了电务服务专用性设施、社会资本、组织培训、组织管理等而提高了效率。其加盟店连锁模式之所以能在短期内快速扩张，也是因为服务平台及其互补功能的供给弥补了原先企业、创业者创造价值的资源“短板”，从而得以更有效率地提供服务。②随着依托平台积聚的企业数量增加，服务平台就类似于产业集群形成过程中的“热点区”(Pouder and John，1996)，集体学习、交易成本与服务成本减少等效应开始体现，使得依托平台而集聚的企业将更具竞争力。而当越来越多的企业依托平台而集聚，平台本身就成为有关服务供求的信息与知识集中区，必然进一步降低交易成本、促进知识溢出和吸收、提升整个集聚区的创新性和生产力水平，进一步提升服务资源和企业围绕平台集聚的吸引力，加速企业集聚与效率提升的速度。在上述机制的共同作用下，服务平台创造了同类企业集聚的累积强化效应。例如，浙江传化集团萧山物流平台正式运行后，物流企业集聚从2003年的150家上升到2005年的380家，目前达到480多家企业的规模，具有为萧山及周边地区7000多家工业企业和商贸企业提供物流服务的能力。
(2)同类服务企业集聚引发服务产业内分工深化。Young(1928)“分工决定分工”的理论指出，“间接或迂回生产会创造收益递增效应。一种商品的供给有少量的增加，就会伴随着与这种商品相交换的其他商品数量的增加，以至于一种商品供给的增加是对其他商品需求的增加”。本文认为，这种效应同样适用于服务价值链的形成与衍生情境。随着大量同类服务企业的积聚，为这些企业提供中间型投入服务的规模经济和专业化经济就可以实现，相应企业和资源就会衍生。例如，随着集聚在浙江传化物流服务平台上物流企业数量的增加，银行、保险、邮政、商务、通信、网络、汽配汽修以及工商、税务、运管等政府职能服务应运而生，还引发了对物流企业进行规划、管理、培训、考核、评介等服务的产生。很显然，在没有物流平台供给以及相应物流企业的集聚之前，这些衍生性服务的供给是无法想像的。
(3)服务业发展引发制造业与服务业的产业间分工深化。一旦服务业集聚规模、分工深度达到一定的临界点以后，至少对一部分制造企业而言，通过市场购买专业化服务将高于服务功能内部化的效率⑤，也意味着，外包服务、聚焦核心制造能力的专业化生产将在产业内更具有竞争力。以至于那些简单地依托原有产品进行“服务增强”的竞争战略，将面临更具竞争力的专业化服务、专业化制造的“两面攻击”，从而要么放弃服务内部化，转向专业化制造，或者通过“去制造化”的方式转型为纯粹意义上的服务供应商。因此，市场上生产性服务的社会需求和供给之间将形成相得益彰、动态强化的局面。
2.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支撑企业服务平台战略的反哺机制与效应
企业提供服务平台并非免费午餐，获取源自平台的经济利益是其根本，而企业如何保持平台的竞争优势、维护领导者地位则是关键。从对浙江传化集团“物流运营平台”的现实观察，以及微软、英特尔、思科等企业成功实施平台战略的经验来看(加威尔，库苏麦诺，2007)，源于服务平台而衍生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及其产业架构系统对平台竞争优势的获取、强化存在“反哺”作用(见图2)。
(1)平台身份的锁定。在产业系统中，平台身份的涌现及其不断强化是经济行为和社会结构共同作用的产物：①随着平台供给、产业同类企业集聚和竞争加剧、产业间分工深化，产业内外企业间的竞合秩序将在产业重构的过程中逐渐稳定。其进一步固化了各行为主体的微观认知框架、角色定位，以及相应能力投资的方向。这又反过来通过路径依赖的“自强化”机制而固化了企业间竞合秩序(Cacciatori and Jacobides,2005; Jacobides and Winter,2005)；②由于经济行为与社会结构的“互嵌”效应(Jacobides，2008；Tee and Gawer，2009；吴义爽，汪玲，2010)，随着企业间竞合机制与经济利益关系的逐渐强化，与其相契合的社会协调机制、关系网络也逐渐确立与稳定，并反过来约束或促进了相应经济行为，从而形成稳定的产业架构系统和生产、交易秩序(Jacobides，2008)。在上述机制的作用下，一旦平台供给者提供的服务功能及其领导者身份得到产业企业认可的“临界水平”，并具有自我强化的累积效应，就逐渐锁定了平台身份。特别地，在中国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体制以及经济发展模式的制度背景下，以及地方政府迫切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的现实情境下，这种平台身份一旦得到认可，就可以依托政府的政策平台而进一步确立其地位，并在媒体与社会研究机构的分析、宣传与扩散中得到进一步巩固——即便“从未来追溯当前”的效率意义上，其不一定就是最优模式。
(2)平台竞争优势的获取。在战略管理的意义上，一个平台是否具有竞争优势取决于其是否满足价值性、稀缺性、难以替代和难以模仿的特征条件(Barney，1991)。本文认为，服务平台在功能上的基础性和互补性，以及前述平台身份的锁定保证了价值性和稀缺性条件；而基于平台衍生的产业系统架构、企业本身能力专有性，以及二者之间的协同演化，则提供了平台运营商防范其他企业替代和模仿的“隔离机制”：①替代威胁主要源于其他企业构建的新服务平台，可以引领更有效率的产业发展模式或架构系统(Tee and Gawer，2009)，其取决于潜在替代者改变整个既有系统的成本(或能力)，类似于经典产业组织理论中的“进入壁垒”。本文认为，只要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分工达到一定的临界水平，以原有平台为核心的产业系统就演变成一个相互锁定、具有维持原有状态倾向的整体。而且产业发展规模越大，商业模式越趋于成熟，改变既有整体结构的成本越高。这意味着，在临界水平之上，整个产业架构系统固化的“自增强”特征，以及改变其演化动力机制的高昂成本就成为保护原有平台的天然屏障。一个极端的例子是，即便是微软自己试图以Windows Vista替代原有WindowsXP，也不得不遭遇整个产业系统“抵制”的尴尬；②对模仿者的防范主要源于企业本身能力专有性与产业系统架构的协同演化。在前述平台身份锁定、有效防范替代威胁的协同下，平台运营商可以聚焦平台构建与管理能力，对专用于产业平台建设，并为平台运营商所专有的能力进行投资和培育。例如，浙江传化集团在其物流基地进驻企业增加后，于2003年与中国台湾畅红公司等合作开发停车管理系统，为物流信息化建设铺开了探索之路。经过一段时间的应用，企业发现，随着进出基地车辆数量的激增，该系统功能过于简单，不能适应车辆进出物流基地的便捷需要。由此开始了传化物流第一个自主开发的软件——“停车收费智能管理系统”、“诚信系统认证”等探索。目前，企业已经建立了一个由基础层、平台层、应用层三层架构，涵盖信息发布、电子交易、网上结算、呼叫中心、决策分析等子系统的信息服务系统。由于这种能力是在“干中学”、“干中建”的试错过程中与产业生态系统的动态发展协同演进，具有动态能力“过程性”、“非可逆性”、“社会嵌入性”等特征(Schreyogg and Kliesch-eberl，2007)，从而至少在相当长的时间范围内可以阻碍对手的完全复制。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一个初步结论：制造企业服务平台战略通过其独特的战略定位、功能、结构，以及对整个产业生态系统的塑造而催化了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连锁效应，后者反过来又产生了锁定平台身份、强化平台竞争优势的“反哺效应”，从而支撑了制造企业服务平台战略的成功运行，以至于在企业个体战略与产业发展之间的“跨层面”意义上，创造了类似于网络产业组织中典型的“鸡生蛋、蛋生鸡”的正反馈协同效应(Tee and Gawer，2009)。
四、基于跨层面协同的产业间互动发展：理论与政策分析
1.基于跨层面协同对经典分工理论的修正
作为当前分析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互动机制最具导向性的理论基础，经典分工理论可以概括为：①在社会福利意义上，专业化分工是最有效率的；②产业分工与演进规律要么是专业化、要么是纵向一体化，而且次序分明，边界清晰；③专业化经济、规模经济是决定企业竞争、战略决策与组织形式选择的核心依据。将这样的理论框架以直接“拿来主义”的方式加以运用，我们很容易陷入一个先入为主的思维定势和简单化结论——推动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互动发展的唯一或最优机制是，创造企业实现规模经济和专业化经济的“外在”条件。但显然，从本文所分析的跨层面协同现象来看，情况并非如此简单。事实上，经典分工理论忽视了企业间能力异质性、战略行为引发的产业演化动力学及其相应的效率含义。对此，可以借助经典分工理论的分析框架加以进一步阐释。
一般地，在产业分工与演进过程中，各产业或“产业内各部门”的形成与发展具有“序贯”特征。并且，由于各产业内竞争者数量、上下游产业链结构关系等因素的影响，产业间利润空间的分布是不对称的(Jacobides，2008)。这使得，在产业分工与演进的动态过程中，企业需要适时调整竞争战略以追求利润最大化。而且通常情况下，由于服务业是“后发”产业，其潜在的利润空间高于“先发”制造业，则制造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行动有三种典型战略：①纵向分解、获取专业化经济及其相应的竞争优势；②依托原有产业进行纵向一体化，或者是获取规模经济效应，或者是以范围经济的形式来强化自身差异性；③依托原有资源能力，进行基于平台的“准纵向一体化”，以撬动跨层面协同效应，抢占未来产业竞争制高点。至于企业究竟选择何种战略，取决于企业原有资源能力，或者重构资源能力以建立新竞争优势的“动态能力”(Teece，2007)。对于第三种策略而言，本文认为，其较适用于新产业形成或者分工演进中新兴市场发展的早期。此时，新产业“主导性技术、标准或规则”尚未形成，企业能较为容易地利用原有资源能力积累与创业活动，来构建新产业的发展平台，以孵化网络效应，通过企业能力和产业结构的协同演进为自身成长创造新机会，也带动了整个新产业的发展。将企业这种战略运作放大到整个产业层面，本文认为，在产业演进的过程中，除去经典分工理论阐述的发生在企业层面上的纵向一体化与纵向分工以外，还存在着一种顺延价值链次序、发生于企业与产业之间、具有“跨层面协同”效应的组织形式⑥。而在效率意义上，纵向一体化通常契合于个体效率，而与社会效率不符；专业化分工符合社会整体效率含义，但对于个体企业的效率而言，则取决于企业本身的价值链整合能力与产业内交易成本，不可一概而论；跨层面协同则是兼容个体利益和社会利益，并具有正反馈效应的组织形式。进一步，本文认为，随着当今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产品生命周期缩短、技术和商业模式创新的加快，这种跨层面协同机制对于企业战略运用，以及产业演进规律而言，将作为一种常态而存在。
2.跨层面协同与中国产业间互动发展的实现机制
在中国目前的现实情境中，对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互动发展及其实现路径的考察有一个根本出发点，即服务于产业转型升级的战略目标。换而言之，中国产业转型升级的现实情境及其可行性“规定”了何种互动机制才真正有效率。在本文看来，中国当前产业转型升级有两个关键性现实背景：一是制造业身处全球价值链低端与利润微薄；二是生产性服务业严重滞后于制造业发展与效率低下。这种情况下，制造业和服务业在整体意义上的互动关系具有类似网络产业组织的“双边市场”特征：由于每一笔业务外包意味着成本增加，则给定目前制造企业利润微薄的现状，只有当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到一定规模并突破效率的临界值，制造业服务外包才因为享受到足够的交易净价值而变得有利可图；另一方面，因为服务企业每提供一笔外包服务，需要一定的成本来支撑，则只有当制造业利润高于一定临界值，才可以支付这样的费用，生产性服务业才能够不断发展。这说明，只有当两边条件同时满足时，所谓产业内外分工深化的局面才会形成。事实上，目前中国制造企业服务增强战略的普遍性说明了这一问题，及其诱发的政策难题——当制造业利润微薄、外部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滞后时，更有利的策略是服务增强，而不是服务外包！特别是中国当前市场欺诈现象普遍、交易成本过高的条件下，更是如此。此外，从西方发达国家制造企业竞争战略的趋势来看，他们面对发展中国家制造业的低成本竞争，纷纷采取服务化或服务增强战略，更加剧了中国制造企业服务增强战略的行为激励。
由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不可能采取强制性措施迫使制造企业服务外包。那么单纯依据分工理论，则政策出路必然是：通过“发展增量带动存量优化”来发展生产性服务业、诱致制造企业专业化生产。但很显然，任何产业政策措施都具有功能滞后性，产业培育及其效率的体现也需要有足够的时间。那么就会出现，新增加的生产性服务企业会和采取服务化战略的制造企业同时在服务业内展开竞争，利润空间必然萎缩。这势必会诱发一部分企业寻租、增加交易成本(顾乃华，2010)，其又进一步强化制造企业服务化发展的激励。以至于在产业间形成制造企业服务强化、生产性服务业萎缩、分工受阻的恶性循环，而导致产业政策难以实现初衷。特别地，生产性服务业具有劳动力依赖的特征，在目前劳动力成本上升的期间，“强行”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具有很大的政策性风险。这也意味着，纯粹依据经典分工理论来制定政策不太现实。
本文认为，制造企业，特别是大型制造业基于服务平台战略而创造的跨层面协同效应为突破前述困境提供了一个独特路径。这是因为：①制造企业本身需要转型升级，而面向服务业发展进行产业间升级、获取新利润增长点符合企业的现实激励；②由于制造企业在转型升级中“身临其境”，他们相比于目前市场上的其他专业化服务企业而言，对本行业发展短板、供给生产性服务功能的针对性、服务市场的发展空间、产生交易成本的关键原因等问题更具有“行业专有性”的解读以及相应的知识优势。从而，这些制造企业进行服务业延伸很可能把握生产性服务的市场需求更为准确，并更有效率地提供生产性服务。并且，对于一部分大型制造企业而言，他们在长期发展的过程中积累了广泛的安装基础、关系网络、财务资本等，也为其面向服务业的成功创业奠定了现实基础；③平台功能所具有的“先优化存量、再发展增量”的特征不会与当前市场上制造企业服务增强战略产生冲突。
应该看到，在长远意义上，由于制造企业本身异质性与隶属产业的属性差异，跨层面协同模式的推广将在空间上形成平台与平台之间、平台与产业之间、产业与产业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产业与企业之间“立体网络式互动”格局。其一旦超越某种规模临界，将产生网络产业组织中常见的基于需求者规模经济与供给者规模经济交相呼应的正反馈强化路径，并在社会嵌入机制、物联网等新兴信息技术的推波助澜下，催化以及逐渐强化一幅兼容个体制造企业纵向一体化利益和产业分工社会利益的演化图景。尽管其在产业层面上已经不是边界清晰的纵向分工，或者是一体化，直至下一次重大环境冲击对原有结构的创造性破坏。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浙江等地区产业转型升级情境中一些创新个案，在吸收企业战略和产业组织前沿理论的基础上，分析制造企业“服务平台”战略与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跨层面协同”机制与效应，及其对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互动发展的理论与政策含义。主要结论和观点包括：①个体制造企业依托服务平台战略，不仅获取了源于服务产业的利润增长点和竞争优势，为自身“产业间”升级奠定了坚实基础，也带动了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与分工深化。二者在协同强化的同时，还为其他另一部分制造企业服务外包、专业化生产创造了激励；②修正了经典分工理论对产业演进规律及其效率含义的分析，认为在产业演进过程中，企业个体与产业整体之间的“跨层面协同”机制是一种兼容企业纵向一体化“个体利益”与产业分工深化“社会福利”的组织机制，并且可以作为一种常态而存在；③结合中国当前转型升级的现实情境，认为对于推动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良性互动的问题而言，跨层面协同机制是与分工深化互补的第二类效率机制，应该大力促进。而单一依赖专业化分工的思路不太现实。依据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1.“双元”战略定位、分类治理的产业政策思路
当前，政府在推动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良性互动的产业政策设计上，应该采取“双元”战略定位、分类治理的思路。在产业政策架构中，既需要创造条件推动制造业外包服务与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也需要创造条件以发挥跨层面协同效应。而在具体政策设计上，需要结合区域经济、产业基础等现实情境而有所侧重。具体而言，对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基础较好、市场经济发育程度相对完善、交易成本较低的区域，以及高新技术产业等利润相对较高的产业，可以采取专业化分工主导、跨层面协同为重要补充的政策定位。前者侧重于，通过服务业集聚区建设来发展生产性服务业，通过增量发展带动存量优化；后者应该在高新技术产业或者战略性新兴产业中选择一些制造企业，培育面向高端服务业的平台。而对于广大中西部地区，以及大部分利润较低的传统产业，比较现实的道路应该以跨层面协同为核心，走“先存量优化，后增量发展”的道路。从而在全局层面上，形成不同产业、不同区域之间专业化分工与跨层面协同的对接态势。假以时日，将形成相互融合，相得益彰的效果。
2.针对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短板，以制造业集群为嵌入情境构建全方位服务平台
服务平台构建是跨层面协同机制形成及其功能发挥的必要条件。就目前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现实情境而言，应该针对物流、中小企业融资、信息服务、人力资源培训等发展短板，构建全方位的服务平台。由于跨层面协同效应的发挥需要有一定的企业临界数以支撑平台运营商的利润诉求，以及产生分工深化的规模经济条件，服务平台的构建以嵌入在制造业集群网络中较为理想。在具体操作上，可以采取多种形式：对于现实中已经形成的服务平台，应该从税收减免、土地配给等方面，鼓励企业将平台延伸到集群之中；对于目前尚未形成的服务平台，政府既可以依据本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和产业发展基础，选择一些有较强服务功能并具有服务化发展战略意向的制造企业进行重点培育；也可以鼓励制造企业与电子商务、银行、电信等一些大型国有、私营服务企业合作，共同构建服务平台；也可以设定具体的平台构建目标，在国内外进行公开招标。而从目前国外以FDI形式进入中国的服务产业与制造业之间互动关系的结构(杨锐等，2011)来看，应该适当引进国外服务企业与中国制造企业以合作的方式来构建平台，以提升中国制造企业服务平台战略的运营能力，以及突破中国企业与国外企业之间的知识隔离。
3.依托高校和科研单位设立专业机构，对跨层面协同机制进行风险监测与预警
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跨层面协同机制在发挥其独特功能的同时，也具有其独特的风险。一方面，由于跨层面协同效应建立在个体企业服务平台战略的基础之上，以企业平台管理能力为核心，从而有可能因平台运营商自身能力的滞后，而制约了整个系统的升级；另一方面，由于跨层面协同效应具有累积强化的特征，使得整个系统在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可能具有自我锁定与路径依赖性，而产生类似于企业能力刚性的风险。即便是平台运营商试图修正，也不见得尽如人意。这一点在微软操作系统变革中曾经出现过，至今尚未完全解决。因此，有必要建立专业性机构对跨层面协同效应进行风险监测，以对平台运行的效率、集聚企业数量、能力更新等进行全面评估，必要的时候可以建立预警机制。在具体操作层面上，政府可以依托高校和科研机构设立专业性评估组织，以项目或基金的形式展开定期评估，并向社会定期公布。
注释：
①与此类似，浙江虎牌控股集团从电器制造向电务服务延伸，以自营店和加盟店整合、连锁经营的形式构造了一个共享式的电务服务平台，并于短期内在杭州、苍南、奉化、三门、嵊州、萧山、龙港、浦江等区域迅速产生了电务服务资源与企业的集聚，以及与企业平台战略的良性互动。此外，作为江苏沙钢集团2011年转型升级的重大项目之一，“玖隆钢铁物流项目”则打造一个集现货和期货交易、剪切加工、运输配送、进出口保税、电子商务及金融担保质押为一体的“生产性服务集聚”平台。本文认为，这种战略行动也将引发类似浙江传化集团、虎牌控股集团服务平台战略所引发的“跨层面协同”效应。案例资料均来自这些企业的官方网站。
②此处并不否认有些企业依托产品进行服务化转型或服务增强策略的战略合理性。
③事实上，在“浙江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40个现代服务业集聚示范区中，基于平台战略运营的浙江传化集团物流基地是唯一以企业及其事业部命名的培育对象。显然，这对于个体企业战略运作的成功而言，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
④从动态的角度和可行性来看，在争夺和巩固自己平台领导者地位的早期，企业甚至可以低于供给成本的价格收取平台服务费，而一旦巩固自身产业领导者地位，获取产业规则制定权以后，其可以抬高服务定价以收回先前的低价损失，或者通过对该模式的异地复制挽回既有损失。这一点类似于企业多元化战略中“深口袋定价”策略。
⑤此处，我们没有强调交易成本对于分工的影响。交易成本只是影响分工的一个因素，而更重要的影响变量是交易价值。交易成本类似于交易过程中的税收，只要交易价值大于交易成本，分工就会形成。并且从动态的角度来看，商业模式和交易秩序与企业集聚、分工是协同演化的。当市场上有足够的交易利益时，减少交易成本的交易秩序具有内生性特征。进一步论述可参见Jacobides and Winter(2005)。
⑥需要进一步解释的是，这种“跨层面协同”组织机制与企业战略管理文献中的“网络组织”以及新经济地理学中“产业区”、“产业集群”等组织机制有类似之处，但有着本质差别：一是一般意义上所讨论的企业间网络关系立足于同一企业层面的资源协同，并且侧重于静态机理，并不反映企业个体战略与产业整体发展之间的跨层面、动态正反馈关系；二是产业区与集群组织强调空间集聚所产生的经济与社会效益，并不反映产业价值链的结构关系、企业能力差异性、战略行为及其相互作用；三是这些组织形式与产业演进的动态规律性问题并无本质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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