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锋：社会主义伦理符号的塑造及其变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伦理论文,符号论文,雷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22;G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10）12-0103-14
绪论：新世纪的文化偶像雷锋
2003年，新浪网联合《新民周刊》、《南风窗》、《中国财经报》等17家媒体，共同评出了中国“二十世纪十大文化偶像”。按得票数量排序分别是：鲁迅、金庸、钱钟书、巴金、老舍、钱学森、张国荣、雷锋、梅兰芳、王菲。① 这十位文化偶像涉及政治、文艺、科技、娱乐等多个领域，涵盖不同的偶像类型：既有政治—道德偶像，又有科学技术精英；既有经典文学巨匠，又有大众娱乐明星……其所代表的价值取向、生活方式和道德内涵差异很大，一时间社会各界聚讼纷纭。争论涉及：在当下的文化语境中需不需要评选文化偶像？评选文化偶像的意义是什么？当代娱乐明星是否应该入选？面对颇具反讽意味的评选结果，有人赞叹文化价值的多元化，也有人痛骂消费文化对社会道德的腐蚀。但奇怪的是，大家对“雷锋”以23138张选票（名列“十大偶像”的第八位）得以入选却谈论甚少。②
在这次文化偶像评选活动中，雷锋的入选评语是：“雷锋精神曾经影响了一代人，他堪称共产主义新型人格的代表，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整体形象的一个缩影。他所承载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是集体主义文化传统在新时期的发展。”这个评语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把雷锋精神概括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集体主义”，淡化了曾经被强调的阶级色彩，使这个偶像的道德内涵朝普世价值或抽象的利他道德倾斜。二是评语说“雷锋精神”对一代人的影响是“曾经的”。这是一个过去时态。既然是一个过去时，那为什么在当下语境中，雷锋又能够通过相当民主的网络选举被选为“文化偶像”呢？这难道不是表明雷锋精神的影响不但是“曾经的”，而且也是当下的吗？
关于雷锋在今天的影响问题，我在评选刚刚结束时曾写道：“如果我们把问卷改成‘如果有可能，你最想成为十大偶像中的谁？’我想，雷锋的得票率可能会急剧下降”，我的意思是：“人们在评选的时候，并没有把‘偶像’与‘自己想要成为的那种人’等同起来。”③ 不想实际仿效的那类人却又被选为文化偶像，这种矛盾态度本身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现象，包含了丰富的内涵，值得我们好好解读。④
如果说这次文化偶像评选中雷锋的当选反映了革命文化遗产在后革命时代的微妙处境，那么，更加令人寻思的则是雷锋在大众娱乐文化层面呈现的势不可挡的“流行”趋势：2001年，雪村的歌曲《东北人都是活雷锋》，凭借后期的动漫制作效果迅速从网络传播到现实社会；2002年，署名“肖伊绯”的网络文章《1962：雷锋VS玛丽莲·梦露——螺丝钉的花样年华》风靡一时；2003年，沈阳吉尼斯工作室向英国吉尼斯总部递交了雷锋的两项“士兵之最”；2004年5月，盛大网络游戏公司推出了历时半年自主研发的教育游戏《学雷锋》；还有风靡网络的“雷锋的20条死因”；抚顺的一家餐馆推出“雷锋套餐”；宁波一家保健品生产厂家生产的安全套外包装盒上印有雷锋手持钢枪的图像；“炒作大王”邓建国要拍网络电影《雷锋的初恋女友》；甚至与雷锋相关的一些元素，如他戴过的帽子等也成为消费的时尚蓝本……而任何一条与雷锋相关的事件都会引发争论，这也折射出后革命时代人们对革命时代建构的英雄人物所持的态度：他们的流行这一现象恰恰成为对其原初精神的解构。
总之，雷锋，一个革命时代被塑造并被广泛宣传的道德英雄，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在后革命时代不仅没有像某些政治人物一样被遗忘，反而在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新启蒙文化和90年代消费文化浪潮的洗礼之后，变成了一个游弋的能指符号，在后革命时代的文化空间仍然熠熠生辉。这使得雷锋成为解读后革命时代革命与商业、政治与经济之间复杂关系的绝好案例。
上篇 革命时代的雷锋形象
如果从1963年3月5日毛泽东在《人民日报》发表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全国掀起“学习雷锋”热潮并由相关部门正式把这一天制度化为“学雷锋日”算起，雷锋形象和雷锋精神已经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发展-演变、建构-重构的漫长而复杂的历程。由于时间跨度大，本文以1978年年底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把雷锋形象的演变分为“革命时期”和“后革命时期”两个阶段⑤。在这一部分，我们试图探析革命时代雷锋精神的基本内涵及其意义结构。
谈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官方先后树立了各种政治—道德典型，如“铁人”王进喜、“爱民模范”欧阳海、“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好战士王杰、“人民公仆、模范党员”朱伯儒，等等。但随着时间的流逝，此类政治—道德典型大多应时而生，时过而逝，只有雷锋是个例外。“时间并没有让人们遗忘他（雷锋），相反学习雷锋活动在各个时期似乎都能顺利地开展下去，成为一贯性的集体活动。”⑥
雷锋历时而不衰的魅力何在？这确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特别是从革命时代到后革命时代，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以及从公而忘私、理想主义、禁欲主义到随处可见的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消费主义，中国社会发生了如此重大的变化，为什么“雷锋精神”却依然从上到下、从民间到官方被坚守？
本人以为主要原因在于，无论是主流媒体还是民间网络媒体，都自觉不自觉地把“雷锋精神”抽象化、普遍化了：雷锋成为抽象的“好人”的代名词，雷锋精神成为“做好事”、“刻苦学习”、“为人民服务”等抽象的、被泛化了的道德符号。比如，《人民日报》2004年6月19日第8版发表吴若增的文章《雷锋的意义》，文章一开始就问：雷锋为什么能够如此地深入人心，乃至其形象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经久不衰？作者的回答是：“说起雷锋，人们可谓众口一词：‘啊，雷锋可是好人哪，他就是爱做好事，爱帮助人，不讲条件，不要回报’。”在作者看来，这就是雷锋形象在人们心目中经久不衰的原因：“雷锋没有什么力挽狂澜的伟业，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壮举，甚至也不曾堵过枪眼，不曾拦过惊马……他就是真诚、善良、爱人，并且以帮助别人为乐趣，以贡献社会为幸福。”“雷锋已经成为了道德美的典范和人性美的化身。”（重点标记为作者所加，下同）更有意思的是，作者认为，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运转，既依靠成熟的市场经济和法治，也不能缺少道德和文化根基，而雷锋精神就是中国社会类似的道德根基。以至于得出这样的结论：“维护和发展我们的社会，仅有市场经济和法治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雷锋。”
再举一个例子。据2003年3月11日的《人民日报》报道，“向雷锋同志学习”号召提出40周年之际，中国伦理学会、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心等单位近日在京联合召开纪念“‘向雷锋同志学习’题词发表40周年理论研讨会”。报道称：“与会者指出，雷锋精神具有超越时空的生命力。雷锋精神的具体内容具有层次性，学习雷锋精神应结合不同的人群提出不同的要求。这与现阶段提出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在根本上是一致的。雷锋精神的实质在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于无私奉献，在于真诚投入，在于爱心互助，它超越了历史和地域的界限，成为奉献给全社会、全人类的财富。”⑦
一种道德品德，只有普世化、抽象化之后，才能获得超越时代和民族（国家）的有效性。但此时，这种品质、这种道德，已经不再是当初建构的那种具有具体内涵的品质或道德，雷锋也不再是当初塑造的那个雷锋了。因此，我们要做的首先是回到当时的语境，把握当时的雷锋形象和雷锋精神的内涵。
革命时代的雷锋精神有以下几个基本内涵：
（一）忠诚
革命时代的雷锋精神的内涵到底是什么？革命时代曾流行一时的歌曲《学习雷锋好榜样》对此作出了最好的概括：
学习雷锋好榜样
忠于革命忠于党
爱憎分明不忘本
立场坚定斗志强
学习雷锋好榜样
艰苦朴素永不忘
愿做革命的螺丝钉
集体主义思想放光芒
学习雷锋好榜样
毛主席的教导记心上
全心全意为人民
共产主义品德多高尚
学习雷锋好榜样
毛泽东思想来武装
保卫祖国紧握枪
继续革命当闯将
从歌词可以看出，“雷锋精神”的内容虽然很多，但基本可以归结到两个核心。首先，是对党及其领袖毛泽东的无限忠诚，这是雷锋精神的最基本内涵；其次，是对祖国及其人民的忠诚。雷锋精神的具体内涵在各个时期虽然有不同的侧重，随着形势需要而变化不定，但雷锋之所以成为党和国家经历这么漫长的岁月仍然坚持的政治和道德符号⑧，正是因为这两个核心始终未变，它们可以满足社会主义中国民族-国家认同的两个核心诉求：既忠于政党，又忠于国家和人民，并进一步把二者相等同。
要阐明这点，还得从社会主义中国的民族-国家文化战略说起。
依据泰米尔的观点，“民族”是文化概念，其核心是由各种文化要素组成的民族精神、民族认同；而“国家”则是政治概念，其核心是特定拥有主权的政治共同体。但“国家”这个政治共同体，除了宪法、国际法的承认之外，还必须具有文化上的认同感、凝聚力。但由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是多民族国家，因此，“民族”（文化）和“国家”（政治体）一般情况下并不对应。这就必须通过各种政治和文化手段，把国家想象/建构为一个具有文化共性的共同体，而不只是具有统一国界的政治体。⑨ 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理论把对民族国家的理解与“想象”联系起来，就是为了突出这种共同体的想象性质，亦即建构性质。由此，每一个民族—国家的成员，都以想象的方式拥有一个共同的身份。⑩ 对这种共同体的想象，是“一个集体的（或者主体间的）文化过程”(11)。正是这种集体的容纳与同化的文化建构过程，形成了共同体内在的、无差异的整体感、认同感。这样，“作为政治共同体，民族国家一方面依靠国家机器维护其政治统一，另一方面，作为想象共同体，它又须依赖本民族的文化传承，确保其文化统一”(12)。也就是说，民族—国家的文化统一与政治统一同样重要，两者缺一不可。
中国现代的民族国家同样面临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新中国成立以后，现代民族—国家的主权的确立给共产党政权提供了政治上的合法性，但这还不是合法性的全部。
什么是合法性？合法性“指的是一种政治统治或政治权力能够让被统治者认为是正当的、合乎道义的，从而自愿服从或认可的能力与属性”(13)。这个意义上的合法性对于政权而言具有根本的重要性，正如哈贝马斯所言：“任何一种政治系统，如果它不抓合法性，那么，它就不可能永久地保持住民众对它所持有的忠诚心。也就是说，就无法永久地保持住它的成员们紧紧地跟随它前进。”(14) 也就是说，国家政权必须让民众产生道义上的认同感，拥有一套让民众自愿服从、认可的文化—道德—伦理的基础。任何政党，想要维护自己的政治权威和政治秩序，就必须确立自己的这种文化合法性。正是在这里，凸显出建构一个既能符合民族国家的认同需要，又能够巩固执政党领导地位，并且得到国民广泛认同的政治文化符号的极端重要性。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这个有助于维护政权合法性的道德—政治形象必须符合两个原则，即：既忠于国家又忠于政党，而且把后者置于更加根本性的地位。1949年以后的历史教科书和大量文学艺术作品，在叙述新中国的创建史，建构新中国的民族—国家的认同符号时，非常注意把共产党叙述为新中国唯一合法的缔造者，如“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毛主席是人民大救星”、“党是阳光我是花”等话语表达模式，把硬邦邦的服从话语转化为了温情脉脉的亲情话语，具有极强的凝聚力。这些政治修辞和政治符号，通过遍及全民的反复演示、灌输，逐渐被民众接受、认可并内化为自己情感模式和思想—行为模式，成为培育政治文化、维护政治合法性、强化公民忠诚的有效载体。(15) 它们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既表示对新生的民族—国家的忠诚，同时更表达对执政党的忠诚，二者紧密耦合在一起，也因此，反党就是出卖祖国、背叛人民。
雷锋形象的塑造满足了这个政治需要。雷锋精神的两个核心，即忠诚于党及其领袖，忠诚于国家及其人民，满足了社会主义中国的民族—国家文化认同的建构需要。因此，雷锋精神绝非只是超阶级的、抽象的人类之爱。《雷锋日记》（1960年10月21日）中的一段名言是：“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要像夏天一样火热，对待个人主义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16) 在当时的语境下，这个“敌人”当然就是“阶级敌人”或“美帝国主义”。因此，“为人民服务”中的“人民”是阶级论框架中的“人民”，是以工农兵为核心的“人民”。而对“敌人”，雷锋是绝不爱的。在日记里，我们看到雷锋称美国总统肯尼迪是“一个狼心狗肺、极其狡猾的东西”，肯尼迪讲“和平”“完全是放的狗屁”。(17)
职是之故，我们不能简单地把雷锋等于“好人”，把“雷锋精神”理解为人道主义精神或宗教泛爱精神，而忘记了革命时期的雷锋首先是爱憎分明的忠诚“战士”。爱国主义、集体主义以及利他主义等带有普遍性的道德话语，并不必然与政党意识形态话语组合在一起，它毋宁说是任何一个民族—国家的文化认同都不可缺少的价值符号。因此，只突出雷锋精神的集体主义和利他主义是远远不够的。
（二）特定时期的需要
毛泽东“向雷锋同志学习”口号提出的时间是1963年3月，而“学习雷锋”的活动则可上溯至1960年。这个时候的中国正处在三年困难时期，加上国际上反华势力排挤中国，中苏关系恶化，新中国处于内外交困之中。在此关键时刻，需要一个全国上下都能认同的典型人物，来团结民众，共渡难关。而“雷锋那种面对困难、战胜困难的高昂精神状态和一心为公的奉献精神，顺应了党的全局工作的需要”(18)。
我们常说雷锋精神的核心是集体主义，是为人民服务，在雷锋的思想意识里，这个“集体”“人民”实际上就是党：“党的声音，就是人民的声音。听党的话，就会开放出事业的花朵！”（《雷锋日记》1959年8月30日）他从不把党和人民分开来看。
雷锋身上的其他一些美德，比如节约，也和当时的具体政策需要存在紧密关联。正因为20世纪60年代初期国家经济非常紧张，“节约”就成为国家渡过经济难关的一项重要政策，而雷锋精神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勤俭节约。雷锋积极响应党的“节约闹革命”号召，捡牙膏皮，补袜子，入伍不到十个月就被选为“节约标兵”。(19) 雷锋在1961年4月28日的日记中写道：“现在我们国家处在困难时期。我们是国家的主人，应该处处为国家着想，事事要精打细算，不能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忧。我们要奋发图强，自力更生，克服当前的暂时困难，坚决反对大吃大喝，力戒浪费。”(20)
同时，雷锋还把节约行为追溯到他对新中国的感情之中。当被问到节约行为的原因时，雷锋就忆苦思甜，讲述自己的身世和苦难，表达对新中国的感恩之情。这个时候恰逢全党、全军、全国开展“忆苦”教育，于是雷锋便成为了“忆苦思甜”的典型，到处作报告。这是雷锋形象塑造的开始。1960年11月26日，张峻、赵志华、佟希文、李健羽等“集体采写”的《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刊登在《前进报》上，从此拉开了雷锋这个典型走出部队的序幕。在那个特定时期，无论是节约还是忆苦思甜，都不仅是一种所谓的美德，还是一种意识形态教育。
（三）平民英雄和母子伦理的确立
从雷锋事迹看，他具有突出的平民化特点，是一位普通而平凡的战士，缺乏一般战斗英雄如黄继光、董存瑞、刘胡兰等的神奇故事。他是“毛主席的好战士”，却没有任何战争经历。他所做的每件事情都是一般人力所能及的，如刻苦学习《毛选》，做好事不留名，一心为集体作贡献、做好本职工作，等等。平民化的特点使得每一个学习雷锋的人不会感觉到巨大压力，或者觉得与对象之间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这体现了雷锋这个典型的亲和性、普遍性、广泛性和代表性。(21)
但如此平凡的雷锋，也具有自己的特点，这就是他的“出身”。“孤儿”的出身不但使得他合乎政治的正确性和阶级血统的纯正性，更有资格被塑造为典型的“党的儿子”。雷锋在1960年2月8日日记里写道：“我出生在一个很贫穷的农民家庭，在旧社会里受尽了折磨和痛苦，参军以后，我在党的培养教育下，深深懂得了社会主义的今天是由无数革命先烈和战友的艰苦奋斗、英勇牺牲得来的。从我参加革命那天起，就时刻准备着为了党和阶级的最高利益牺牲个人的一切，直至最宝贵的生命。”(22) 这样，雷锋的故事所着力建构的，就是雷锋与党之间的一种“母子”关系：党是雷锋的再生父母。这个“母子”关系叙述模式在雷锋形象的塑造中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从另一个角度看，“母子”关系的建立不仅意味着党再生为雷锋的“母亲”，更意味着雷锋再生为党的“儿子”，成为一个抽象的符号。在《雷锋日记》里，他对党和领袖毛泽东的忠诚带有无法抹去的“感恩情结”。
的确，对毛泽东的崇拜是雷锋一切行动的动力，他把自己所做的一切都归于对毛主席的热爱和崇拜。而热爱毛主席、听毛主席话的具体表现就是学《毛选》。雷锋故事的中心内容之一就是讲述他如何怀着虔诚之心阅读《毛选》，借此不断改造自己的世界观，时刻反省自己。而1963年3月5日，毛泽东“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发表，则成为学习雷锋运动史上一个划时代的开端。(23) 此后直至今日，每年3月5日都成为了虽非法定假日但各地都会纪念的“学雷锋日”。
（四）雷锋精神的变与不变
从毛泽东“向雷锋同志学习”题词发表至今的四十多年里，围绕雷锋精神展开的讨论既强调了雷锋精神的一致性，也不乏对如何依据时代要求重构雷锋精神的探索。这些讨论无不与当时的国家意识形态宣传导向以及具体历史时期的形势需要密切相关。但是，不同时期的雷锋形象和雷锋精神虽然因时代变化有不同的侧重，但其基本内涵却保持了大体的稳定性，其兼顾、统一国家—人民与政党—意识形态的话语策略没有根本变化。拿《人民日报》中标题带有“雷锋”专名的文章来说，1963年的标题文章强调和突出的是“不忘阶级仇恨”、“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改造自己”、“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对雷锋身上的普适性道德以及所谓传统美德的阐释基本没有或者很少。(24) 而1977年的标题文章则出现了“反修防修，抵制资产阶级思想”、“深抓狠批‘四人帮’”等新的时代内容和政策口号(25)，1981年的文章更有了“搞四化要干一行爱一行”、“五讲四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等提法。(26) 从中可以看到，雷锋形象的意识形态表现往往随着国家政治形势的变化而变化，雷锋精神的具体内涵在使用过程中也不断得以选择与重构。但其基本内涵，即同时兼具普世价值和特殊价值、兼具国家认同建构与政党意识形态宣传的双重使命这点则是延续不变的。
在雷锋形象的塑造中，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是最初的雷锋精神的权威阐释者。革命时期《人民日报》对雷锋形象的塑造大致可以分为两个大的时期，即60年代和70年代。
20世纪60年代，雷锋精神的重点是突出雷锋的忠诚，强调雷锋爱憎分明的阶级斗争觉悟。1963年是学习雷锋的第一个高峰年：诗人贺敬之创作了长篇政治抒情诗《雷锋之歌》(27)，毛泽东的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连同罗瑞卿的文章《学习雷锋——写给〈中国青年〉》发表在3月2日的《中国青年》杂志。3月5日，新华社发通稿，号召全国人民向雷锋同志学习，同日《人民日报》也发表了毛泽东的题词以及罗瑞卿的文章。这些文章一致强调的是雷锋“听毛主席的话，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螺丝钉”这个隐喻也第一次出现在《人民日报》上，它意指舍弃自我“处处以党的利益为重，处处从革命的需要出发”，“发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第二个时期是20世纪70年代，而在整个70年代，1977年又具有转折性意义，因为这是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一年，这年的3月5日是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一个学雷锋纪念日，学雷锋的活动被推向新的高潮，全国各地重新出版、印发了《雷锋日记》、《雷锋的故事》，3月初的各大报纸都发表了数量和篇幅都十分可观的与学习雷锋相关的文章，并多配以大量的《雷锋日记》。1977年3月5日的《人民日报》第1版发表了“两报一刊”社论《向雷锋同志学习》。(28) 之所以第一次用这样的高规格来阐发雷锋精神，显然是因为这一天是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一个学雷锋纪念日，新的形势需要对雷锋精神作出新的阐释，这个时期的主流媒体对雷锋精神的阐释侧重在和“四人帮”斗争方面；同时社论还讲到了学习雷锋和“四化”建设的关系，并开始把学习雷锋和发展经济联系起来。而一年后的1978年3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新华社文章《雷锋精神又发扬了！》，更把教育界的学习雷锋和赶走张铁生、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尊师重教等相联系。凡此种种，均体现了对雷锋精神阐释的与时俱进的性质。
尽管1977年后《人民日报》对雷锋精神的阐释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但雷锋精神依然兼顾到了“无产阶级战士”和“好人”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分别体现在时任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的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把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与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的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中。
下篇 后革命语境中的雷锋
十—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了现代化建设和发展经济上，确立了“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否定了“文化大革命”，修正了极“左”意识形态，提出了市场化改革的设想。发展经济、增强国力、改善民生成为国家的新发展战略。由此带来经济快速发展，物质生活极大丰富，一元社会结构转型，利益格局发生变化。2001年，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之后更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参与到全球化进程中。
这—切、意味着中国进入了后革命时期。当然，后革命的“后”并不只意味着断裂、决裂、彻底终结，“后”并不等于“之后”，同时也意谓后期、延续、转型。后革命时期的雷锋形象出现了以下值得注意的变化：
首先，革命时期的中国文化是革命文化的一统天下，不存在其他版本的雷锋形象；后革命时代则不同，文化拓展为官方、精英、大众等多元空间，相应地，也出现了多种版本的、更加富有民间色彩的雷锋形象。这些既留存于人们的记忆深处，又在公共空间时时出没的革命符号和革命话语，包括革命英雄谱系，成为一种新型的文化资本，被各种文化样态不断地挪用和改写：革命时期的各种文本（如样板戏、“红色经典”、领袖语录等）、符号（如“雷锋帽”、五角星、绿军装等）、仪式（如群众运动等）、器物（如“红宝书”、毛主席像章、“主席瓷”等）等都在这一时期的各个领域乃至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带着新的意义复活。但无法忽视的是，这些革命符号和红色记忆的复兴，“最终的结果只能是后革命”。(29)
其次，市场化改革不可能不包含对公—私关系、集体—个体关系、生产—消费关系等的重新阐释，这使得雷锋精神，特别是其中“大公无私”、“勤俭节约”等道德内涵，与市场化时代的新道德产生了深刻的紧张乃至对立，这种新道德诸如合理的利己主义、个性的觉醒与个人主义思想意识的兴起，对消费的肯定以及消费主义的兴起（发展经济的前提是刺激消费），不仅得到知识分子和大众的积极倡导和奉行，同时也部分得到官方的肯定。这样，无论是官方还是知识界，都有一个重新阐释雷锋精神的问题，一个如何通过这种重新阐释来缓解雷锋精神和市场时代的矛盾的问题。
（一）后革命时代雷锋精神的处境
无论虚构作品，还是纪实报道，一个无法否定的事实是，革命时代的道德形象雷锋，已经很难与后革命时代的现实完全协调相处。
何以如此？一个明显的答案是计划经济时代“公而忘私”的雷锋精神与市场化时代凸显的“一切向钱看”的现实的脱节。由于政治体制与意识形态的延续性，以及与市场社会、公民社会相适应的新道德、新价值的建构尚未到位：一方面是基本重复早已过时的“大公无私”的雷锋精神，另一方面则是贫富差距日益增大和消费主义日益沸腾的现实环境。当然，社会的功利化，享乐主义、利己主义价值观的盛行，也可能反过来凸显革命时期的集体主义、“雷锋精神”的批判意义——尽管它极其含混，对社会风气的矫正价值甚为暧昧，却依然得到官方和民间的追捧。
于是，我们看到，一方面是人们感叹“雷锋叔叔不在了”、“雷锋叔叔没户口，三月里来四月走”(30)，另一方面则是在“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建立和谐社会”、“真诚互助”的诉求下，学雷锋、树新风活动仍在轰轰烈烈地进行：其中既有各地宣传部门和共青团，也有利润挂帅的企业公司和腰缠万贯的企业家。(31) 反映了市场化时代雷锋精神的微妙处境。
后革命时代雷锋精神遭遇的另一个困境是，种种迹象表明：雷锋在我们今天这个社会似乎已变得难以生存。对于好人好事，一些人的第一反应不再是敬佩而是怀疑：什么动机？是否想做秀、炒作？沽名钓誉？1996年轰动一时的电影《离开雷锋的日子》，2006—2007年同样引人注目的彭宇搀扶老人反被告上法庭案，这些虚构和非虚构的文本反映的道德伦理问题是非常尖锐的：我们今天是否已经日渐丧失“雷锋精神”存在的土壤？在这种氛围下，学雷锋做好事不但不会受到表彰，而且会招致一系列麻烦：首先是被怀疑：现在这个社会谁还会做好事？一定是别有用心；其次是被冤枉、被利用：你喜欢做好事，那就做到底吧，也就是说，即使明知你是被委屈的，也只能继续委屈你，充当那个“凶手”，就如彭宇案最后判决由彭宇赔付被他扶助的老太4万元。
由这一事件，结合社会转型期出现的道德滑坡，一些网络社区里贴出了《雷锋叔叔的现代生活》的网络恶搞文章。它所反映的基本都是人们在现实生活中遭遇到的事实，只不过把这些事用调侃的语气、黑色幽默的风格写出来，并让革命时代的道德榜样“雷锋”来做主人公，以增加调侃的效果。
（二）后革命时代主流媒体中的雷锋
面对后革命时期雷锋遭遇的尴尬，此期国家意识形态首先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如何解释雷锋精神和市场化改革的关系：社会的现实，人们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都已经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雷锋精神应该提倡吗？如何提倡？雷锋精神到底过时了没有？
综观整个新时期主流媒体关于雷锋的相关文章，官方始终没有放弃对雷锋精神的坚持，但对其内涵的阐释却有了不同于革命时代的新内容；总体倾向是淡化雷锋形象的政治倾向，而向具有普泛意义的道德符号转化。
1.《人民日报》关于雷锋精神的阐释
1980年2月29日，《人民日报》摘要转发了《解放军报》2月28目的评论员文章《做新长征中的新雷锋》，文章非常直率地指出，“雷锋精神必须发扬，但是怎样学雷锋，又必须适应今天的新情况。……要学习雷锋的基本精神，结合自己的实际，发扬光大。”到底什么是“雷锋精神”？作者的回答是：“雷锋的精神，概括起来说，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文章还突出强调了新时期学雷锋必须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好本职工作。这标志着学雷锋活动开始向公民教育、职业教育方向转化。
但同年3月5日，学雷锋日，《人民日报》摘要转发了《中国青年报》社论《新长征需要千千万万新雷锋》，虽有“立足本职”、“对业务精益求精的精神”等有明显时代烙印的提法，但仍然继续倡导“公而忘私”；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虽然被淡化，却没有完全退出。
后革命时期主流媒体的文章一般都要花很大篇幅论证雷锋精神为什么没有“过时”，这恰恰反映出雷锋精神实际面临“过时”的危险。诸如无私奉献与按劳取酬的关系、“螺丝钉精神”是否还适合时代要求、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关系等，都是80年代关于雷锋精神讨论的热点问题。
1981年3月5日，《中国青年报》发表社论《再论雷锋》，同日《人民日报》第4版以《八十年代更需要雷锋精神的大发扬》为题转载。这篇文章可以说是新时期官方针对“雷锋精神过时”论重新阐释学雷锋必要性的代表性文献，其中涉及雷锋精神和科学精神的关系、雷锋是否有点“左”、雷锋精神和个人主义的关系等重要问题。首先，关于雷锋精神和“科学精神”的关系，《再论雷锋》一文指出：雷锋的可贵，“不但是他做了大量助人为乐的好事，而且因为他是一个又红又专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分子”。同时，文章承认“要靠科学技术，要按科学办事”，“这是我们许多年来花了重大的代价才换来的经验教训”，明确批判了大跃进时期的浮夸风，指出“我们再也不能重复像‘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那样的蠢事了”。这就明确告诉人们今天学雷锋与60年代学雷锋的差别。
其次，个体利益与集体主义、按劳取酬与无私奉献的关系。由于市场经济的实践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使得全社会承认个人利益的合理性，但同时，集体主义奉献伦理仍然受到肯定并得以延续。这反映在《人民日报》的很多文章中。《人民日报》转载的《再论雷锋》一文既肯定了按劳分配、否定了平均主义，但同时又强调“如果只讲按劳分配，不讲各尽所能，就会滋长‘按酬付劳’、‘向钱看’、斤斤计较的思想”，以一种折衷调和的态度肯定了按劳分配和无私奉献都是好东西。
最后，雷锋的“螺丝钉”精神，与强调合理个人主义的市场经济道德是否脱节？一种完全否定乃至根本意识不到自己的公民权利、个体利益的所谓“好人”、“傻子”，是我们今天需要的吗？这也是后革命时期围绕雷锋精神讨论的一个核心问题。针对“雷锋缺乏个性，抹煞了个人价值”的观点，《再论雷锋》一文称：雷锋作为普通一兵，却受到了“亿万人民的崇敬”，这正好说明“雷锋的才智、个性、个人价值得到了最大的发挥”；“恰恰是雷锋，以自己生动的榜样，告诉我们怎样才能最好地发展自己个性，创造最大的个人价值，这就是全心全意地投身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文章把“个人价值”简单等同于革命时期一个人受到的所谓“崇敬”程度；而对“个性”“自我解放”的批判则是建立在把它曲解为“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对社会不负责任”、“爱干什么就干什么”这个基础上的。
1983年是学雷锋活动20周年，这年的纪念活动也较其他年度频繁。3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关新”的文章《新时期与雷锋精神——纪念开展学雷锋活动二十周年》，继续讨论雷锋精神是否过时的问题，其核心观点可以概括为：雷锋精神不能丢，但要与时俱进。文章把雷锋精神大大地普世化，认为雷锋就是“高尚、纯粹的人的代名词”。既坚持雷锋精神的永恒性，同时修正林彪、“四人帮”对雷锋精神的曲解；既否定贫穷社会主义论，又反对个人利益至上，这是新时期雷锋精神阐释——既坚持又修复——的两个基本原则。文章特别批评了关于共产主义理想“虚幻、渺茫、境界过高”的论调，指出，实行责任制，讲究“权、责、利”结合，“决不意味着只顾自己、不顾他人。一切进步的中国青年都应逐步树立起超出庸人眼界的道德观、幸福观”。(32)
1983年3月5日《人民日报》第4版转载了《中国青年报》同日社论，改标题为《做坚定的青年共产主义者》，文章同样涉及了雷锋精神和按劳分配的关系：“我们改革的具体目的，在于打破某些现行体制中的‘大锅饭’现象，更好地体现按劳分配的原则，以便广泛有效地调动起人们的积极性。但是作为对青年共产主义者的要求来说，就不能让思想停留在只看到一己的、眼前的利益这样的境界上，不能只是为了按劳取酬才劳动，任何时候都不能为眼前利益而模糊了长远目标。”
1988年3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新华社记者黄明松、杨民青写的文章《关于“学雷锋”的思考》，文章以综合报道方式提出了当时社会上关于雷锋精神的若干争议，其中仍然有雷锋精神与按劳取酬的关系。值得注意的是，主张按劳分配的人，往往诉诸同样是非常官方的政策依据，比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甚至出现了“有偿学雷锋”活动。当时北京、西安等地出现了要报酬的“雷锋服务小组”，小组打着“学雷锋做好事”的旗号，同时又向顾客收取不低的服务费。文章同时报道了沈阳军区某部开展的“赚大钱与学雷锋”的争论。有人说：雷锋的奉献精神与按劳分配原则是矛盾的；也有人认为，现在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的方式主要是按劳分配，要提倡奉献精神，又必须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否则就超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人甚至尖锐地指出，“文革”前学雷锋活动受“左”的思想束缚，有不适当之处，我们对此缺少反思。那种一强调奉献就排斥报酬的做法过时了。(33) 此文还涉及勤俭节约与消费时代的关系：雷锋的节约行为在当时困难时期，为国家减轻负担是值得赞扬的。但在商品经济越来越发展的今天，不能把符合自身经济条件的物质追求看成奢侈浪费。这篇文章尽管比较客观地报道了关于雷锋精神的这些争议，但文章的基调依然是：雷锋精神的本质，即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精神，对党对社会主义事业对同志火一般的热情，实事求是刻苦学习的态度，不仅现在不过时，将来也不过时。(34)
总起来看，后革命时代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主流媒体总体上是力图论证雷锋精神和市场经济的相融性：即使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讲物质利益，也不能否定公而忘私的集体主义品德，不能否定“螺丝钉”精神（它与时俱进地表述为“热爱本职工作，干一行爱一行”），对“钉子”精神也作了进一步的阐发，突出了“勤奋学习，刻苦钻研业务”，而不是仅仅学《毛选》。
1986年下半年到1987年年初，发生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1987年3月6日《人民日报》第4版发表了国务院常务副总理余秋里在“学习雷锋精神座谈会”上的讲话。(35) 讲话的突出特点，是把学雷锋与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及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联系起来。讲话批驳了“雷锋精神过时”论，指出，“学习和发扬雷锋精神，对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对于更好地贯彻改革、开放、搞活的方针，对于继承和发扬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引导青年一代健康成长，具有现实的深远的意义。那种认为雷锋精神过时了的说法是不对的。作为体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道德的雷锋精神，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今天没有过时，今后也不会过时”。余秋里对雷锋的螺丝钉精神、艰苦朴素精神、为人民服务精神、刻苦学习精神、大公无私精神作了全面肯定，关于大公无私精神，余秋里特别指出：“在改革、开放、搞活的新形势下，要大力发扬这种精神，抵制自私自利、金钱至上、唯利是图等资本主义、封建主义腐朽思想的侵蚀，自觉地以个人利益服从革命的整体利益，必要时，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不惜牺牲个人的—切。”
2.从《辞海》“雷锋”条释义看后革命时期的雷锋形象
作为中国最大的综合性辞典，《辞海》的每一次修改都能反映社会文化的更替、历史运动的轨迹以及意识形态的变化信息。选择新中国成立以后正式出版的四个版本的《辞海》（1979年、1989年、1999年和2009年版），对其中“雷锋”条的释义进行比较，能够发现国家意识形态建构的雷锋形象变化的一些蛛丝马迹。
1979年版的《辞海》对“雷锋”这一词条的解释是（划线部分在1989年版被删除）：
雷锋（1940—1962） 湖南长沙人。出身贫农家庭，父母兄弟受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地主和资本家的迫害相继惨死，他七岁就成孤儿，在穷亲戚的帮助照顾下生活。1949年解放后，受到党和人民政府的亲切关怀，被送入学校读书。他刻苦学习，并积极参加土地改革斗争。1956年高小毕业后，在该乡人民政府和中国共产党望城（现长沙县）县委当通信员和公务员，被评为工作模范。1957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以后参加根治沩水工程、团山湖农场和鞍钢等建设，多次被评为劳动模范和先进生产者。1960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编入工程兵某部运输连四班。他积极学习毛泽东著作，努力改造世界观，迅速成长为一个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曾荣立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两次，被评为节约标兵和模范共青团员。1960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升任班长，并被选为抚顺市人民代表。1962年8月15日因公殉职。1963年1月7日，国防部命名他生前所在的班为“雷锋班”。1963年3月5日，毛泽东亲笔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周恩来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憎爱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
“以增新、补缺、改错为总方针”的1989年版《辞海》出版以后，对“雷锋”词条的解释作了一定的修改（划线部分在1999年版中被删除）：
雷锋（1940—1962） 湖南长沙简家塘（今属望城县）人。孤儿。解放后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被送入学校读书。高小毕业后在乡政府和中共望城县委当通信员和公务员，被评为工作模范。1957年加入青年团。以后参加根治沩水工程、团山湖农场和鞍钢等建设，多次被评为劳动模范和先进生产者。1960年参加解放军，在工程兵某部运输连四班当汽车兵。曾荣立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两次，被评为节约标兵和模范共青团员。196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任班长，并被选为抚顺市人民代表。1962年8月15日因公殉职。1963年1月7日国防部命名他生前所在班为“雷锋班”。同年3月5日，毛泽东亲笔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
在1989年版本基础上修订而成的1999年版《辞海》在“国际形势变化很大、国内经济体制转变、科学技术突飞猛进，行政区划有所变动”的情况下，对“大量政治、经济、科技、地名等条目，作了新的解释”。其对“雷锋”词条的解释原文如下：
雷锋（1940—1962） 湖南长沙简家塘（今属望城）人。1957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参加根治沩水工程、团山湖农场和鞍钢等建设，多次被评为劳动模范和先进生产者。1960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沈阳部队工程兵某部运输连四班当汽车兵，多次立功受奖，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2年8月15日因公殉职。他公而忘私，爱憎分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1963年1月7日国防部命名他生前所在班为“雷锋班”。同年3月5日，毛泽东亲笔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从此，全国广泛开展了学习雷锋的群众运动。涌现出成千上万个雷锋式的先进人物。
而作为向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献礼的2009年版《辞海》，对“雷锋”的解释与1999年几无改变，只是删除了最后一句“涌现出成千上万个雷锋式的先进人物”，但却新增了“雷锋精神”这一词条。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对“雷锋”词条的补充：
雷锋精神 中国共产主义战士雷锋在实践中表现出来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共产主义精神。其实质是：忠于共产主义事业，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在各种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干一行爱一行，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做一个平凡而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
对照之下，我们发现，“雷锋”词条的解释在字数上呈现递减之势，词条的释义逐次变得更加中性化，删去了一些政治化、道德化和抒情性的表达文字。与1979年版本的《辞海》对雷锋的阐释相比，后三个版本的《辞海》对“雷锋”词条的最明显删改是去掉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的称号，以及周恩来对雷锋精神的概括“憎爱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同时也删去了“受国民党反动派、地主和资本家的迫害”等在新时代语境下比较敏感的提法，对雷锋的定位更淡化了阶级斗争色彩和革命时代的意识形态斗争色彩。1999年版《辞海》还删掉了雷锋的阶级出身和悲惨身世，以及解放后党和政府对他培养教育，删掉了雷锋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以此认真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并迅速成长为共产主义革命战士的内容。而对“雷锋精神”词条的明确提出，更使得雷锋精神变得抽象，更朝着普遍性方向靠近。
3.雷锋形象的塑造性质
在后革命时代官方化的雷锋形象再塑造中，发生了一件戏剧性事件。2003年2月底3月初，在纪念毛泽东为雷锋题词40周年前夕，沈阳军区雷锋纪念馆里展出了几张“珍贵照片”，其中包括雷锋生前戴过的一块手表。人们在展出中还发现，雷锋不仅仅有补了好几层还穿的袜子，也有皮夹克、料子裤这些革命时代的奢侈品；不仅爱好文学，还是爱好照相的时尚青年；不仅艰苦朴素勤俭节约，而且爱美、喜欢打扮。
这种新的宣传方式，其主观意图无疑在于淡化以往雷锋形象的“高大全”色彩，有意展现雷锋“人性化”一面，并在雷锋与新时期青少年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之间建立新的结合点。这或许是国家意识形态在雷锋形象塑造方面的新策略，是为了面对改革开放带来的社会变化，把以往雷锋形象中以“革命”名义刻意更改、删除的部分逐渐“恢复”过来。但这次展出也无意中泄露了60、70年代人们心目中的那个雷锋的塑造性质，它所内涵的排除一包含过程——它如何祛除了一些东西，增添了一些东西，边缘化了一些东西，也突出了一些东西——从而使得革命时期所歌颂的雷锋形象其真实性和可信性大大降低：既然雷锋是一个建构物，那还存在真实的雷锋吗？雷锋到底多大程度上是真人、多大程度上是虚构？
此后大量新披露的事实使得围绕雷锋的疑团继续增加：既然做好事不留名，怎么还会有做好事时候的照片，谁给照的？为什么把每次做的好事一一记录下来？雷锋到底是自愿做好事，还是有目的的？至于大白天打着手电看《毛选》的照片就明显假了……在革命时期，这些广为流传的照片曾经对雷锋形象的塑造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受众通过照片，直观地看到了可以学习和模仿的雷锋，而现在看来这些照片却疑团重重。后据专门拍摄雷锋的摄影记者张峻介绍，革命年代流传的很多雷锋照片，其实都是经过艺术加工和“合理”修饰合成的，也有是张峻从《雷锋日记》里得到创作灵感，构思出草图后找雷锋本人摆拍出来的，是在“不违背真实性”的原则下“补照的”；或者是“经过摄影记者的导演后拍出来的”。(36) 这就难怪四位美联社记者获悉这个消息后产生疑问：“雷锋做好事是自愿的还是被迫的，为什么雷锋做好事还有照片，这是不是导演出来的？”(37) 补拍和摆拍的方式基本上是依据雷锋报告中介绍的或《雷锋日记》中记载的好人好事导演的。仅1961年2月间沈阳军区准备雷锋事迹巡回展时就补拍、摆拍了20多张。(38)
如果我们把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于1963和1973年的《雷锋的故事》和三联书店出版于2006年的《雷锋——1940—1962》对照阅读，对雷锋形象塑造中的选择性就会有更多的体会。比如，雷锋拥有当时少见的奢侈品——进口英纳格手表、皮夹克、毛料裤子和口琴；雷锋喜欢浪漫的生活情调，爱美，喜欢把雪白的衬衫领子翻出来，留刘海，喜欢把采回来的野花养在玻璃瓶里欣赏……(39) 这些细节大都因为带有“小资产阶级情调”，与“毛主席的好战士”、“革命英雄”的形象不符而不见于革命时代的雷锋传记。有人这样解释这样做的原因：“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我们需要一个放弃个人主义、无私奉献的精神偶像。”(40)
（三）雷锋形象的疑似复兴——大众文化中被恶搞(41) 的雷锋
在大众文化和消费主义迅速膨胀的后革命时代，革命文化（包括各种革命语录、革命口号、革命故事、革命人物，以及其他与革命相关的符号，如绿军装、红领巾、红缨枪、红旗等等）作为可以利用的文化资本，迅速地被商业化的大众文化挑选、使用和消费，形成了革命文化的疑似“复兴”热潮。与20世纪80年代精英知识分子领导的对革命的反思不同，90年代以来，特别是到了21世纪，革命文化的疑似“复兴”热潮通过恶搞等方式对疑似革命意识形态进行了某种程度的解构。它本身已经成为一种新的文化时尚。(42)
2001年，雪村的音乐《东北人都是活雷锋》凭借网络传播迅速成为热门歌曲，红极一时。这首歌本来创作于1995年，反响平平，但经过后期的动漫制作和网络传播而迅速流行起来，它模拟演绎了一个日常生活中的活雷锋。但与官方的雷锋形象不同，它把“雷锋”这个政治道德符号与带有浓厚东北气息的“高丽参”、“酸菜”、“猪肉炖粉条”等日常生活中的俗语并置，造成了去政治化的反讽效果，颇得王朔开创的痞子文学与大话文学之精髓。(43) 在仿佛“肯定”雷锋道德的同时解构了“雷锋”这个术语原先所包含的神圣政治意义。
2002年，一篇关于雷锋的著名网文广为流传，题目为《1962：雷锋VS玛丽莲·梦露——螺丝钉的花样年华》，作者肖伊绯特别注明：兹以此文纪念“螺丝钉”论诞生40周年。网文通过一些互不连贯的片段，把雷锋、螺丝钉、玛丽莲·梦露、海德格尔、艳遇、电影《花样年华》等组合在一起，不知所云但又透着梦魇一般的诡异。
2003年2月，在纪念毛泽东“向雷锋同志学习”题词40周年之际，沈阳吉尼斯工作室把雷锋的两项“士兵之最”递交了英国吉尼斯总部，认为雷锋是被创作谱写成诗歌、曲艺、歌曲最多的士兵，也是被冠名最多的士兵。(44) 有人就此评论道：“让‘雷锋精神’去冲击‘吉尼斯之最’，且不说违反了雷锋‘不事张扬’的品性，哗众取宠的‘做秀’恰恰是‘雷锋精神’在社会认同空间中‘空洞化’和‘形式化’的产物；吉尼斯是一种带娱乐性质的世界纪录，且不说将雷锋与这些纪录并提显得多么不严肃，雷锋精神成为‘展览’和‘观赏’的‘吉尼斯之最’才是最值得痛心和反思的——雷锋的‘尊严’和‘榜样意义’受到了现代社会的挑战。”“雷锋精神‘吉尼斯化’折射出的是‘好人’在我们社会中的认同危机，价值认同的‘调侃化’、‘世俗化’和‘娱乐化’是如此的轻佻，‘吉尼斯’解构的不仅仅是尊严，还有许多国人曾经引以为豪的品质。”(45)
2005年，网络歌手王蓉的专辑《芙蓉姐夫》里，有一首名为《我学雷锋好榜样》的歌曲（把芙蓉姐姐与雷锋放在一起本身就非常荒唐），用RAP的形式唱出了在后革命时代对雷锋精神的“呼唤”：“说起雷锋相信没有人会没感觉，每个人心里都有真善美的呼唤。只是环境变了观念变了，雷锋精神在发展，为比尔为自己为了大家行方便，现在人做人做事讲究信誉目标远，吃亏是福绝对是金玉良言，今天你为他任劳任怨多做一点点，明天关键时候大家一起来数钱。”做好事的目的已经不是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而是大家一起发财（“一起来数钱”）。雷锋精神复兴的疑似特点在此暴露无遗。
对雷锋的恶搞，争议最大的要数2006年“炒作大王”邓建国要拍网络电影《雷锋的初恋女友》之事。对于此事，雷锋生前的战友致信邓建国，希望他能够慎重考虑，并认为“不管是谁要娱乐和艺术的，或者游戏的对待雷锋，不管是什么形式，都是我们坚决反对的。因为，雷锋的历史不应该无端地改变，把雷锋当作娱乐或者游戏的载体，注定对学习和弘扬雷锋精神有负面影响，而且对雷锋不公”(46)。最终，电影没有拍成，但网民仍然没有放过雷锋，人们从《雷锋日记》里寻找蛛丝马迹并进行加工，把雷锋和大他3岁的黄丽（王佩玲）之间的关系命名为当下流行的“姐弟恋”，但被王佩玲澄清。(47)
对于网络上风靡的恶搞雷锋，人们的意见分歧很大，众说纷纭。有人担心，时下某些对雷锋进行不加节制的“恶搞”、“消解”的做法，“恐怕不仅会伤害到雷锋这一英雄人物的形象，同时也会损害到与雷锋成长经历有着密切关联的那部分人，更会将雷锋在人们心目中所占有的位置破坏殆尽”(48)。其实并不是所有恶搞都带有对雷锋的明显敌意，更没有像启蒙知识分子那种通过理性反思否定雷锋的政治诉求。在大部分雷锋的后流行现象中，无论是作者的政治意图，还是文本的客观效果，其实都是晦涩不明，它们的最正确形容词或许就是“疑似”：疑似复兴，疑似消解，疑似冒犯，疑似弘扬等……还可以举出很多很多。(49) 而这似乎更加可怕地透露出一种无可无不可、何必认真的虚无主义和犬儒主义态度。
在后革命时代的大众文化中，革命时代的政治—道德符号就这样与我们处于不即不离、不远不近的微妙关系中。一方面，雷锋早已不再是人们心中不可撼动的国家意识形态表征，官方也不试图完全封杀非官方媒体对雷锋以及其他革命文化的商业化、大众化利用，但与此同时，雷锋即使在今天也仍然是一个无法公开否定、也不能恶搞得太过分的官方化榜样人物。正是在这样的后革命语境中，开始采用大话的方式而不是直接对抗宏大的革命叙事、崇高理想，从而使革命文化在后革命时代始终处于一种矛盾、尴尬、撕裂的境地。
结语：走向公民道德
雷锋形象的塑造及其变迁，是一个具有丰厚意味的政治文化现象。而无论弘扬雷锋精神，还是反思雷锋精神、恶搞雷锋精神，实际上都正在遭遇并将继续遭遇重重困境或限制。这里我想强调指出的是：在革命时代的雷锋崇拜和后革命时代的虚无主义恶搞雷锋之间实际上是有着某种联系的，虽然这个联系常常不被人们察觉，以至于产生因为革命时代的“雷锋叔叔不在了”，所以后革命时代才会盛行道德虚无主义，或者后革命时代的恶搞雷锋和道德虚无主义，是对革命时代的雷锋精神弘扬不力的结果。无论哪种观点，结果都是：为了克服后革命时代的恶搞雷锋和道德虚无主义，我们更应该弘扬革命时代的雷锋精神。但事实真是如此吗？
应该说，经历了“文革”的巨大灾难，人们开始了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的逆反运动：从警惕那个过时了的宏大“理想”，走向嘲笑一切理想；从怀疑那个原先不可怀疑的信仰，走向怀疑一切信仰；从厌恶意识形态化政治，走向拒绝一切政治（政治犬儒主义）；从反思宏大的“未来”叙事，走向放弃对未来的任何责任。总之，从极端的狂热走向极端的犬儒。可以说，今日虚妄的犬儒主义肇始于昔日同样虚妄的理想主义。
必须指出的是，这种纯意识形态化政治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50) 无法想象信奉个人自由发展的马克思会欣赏作为“驯服工具”的雷锋。
然而，意识形态政治狂热的幻灭并不必然意味着犬儒主义是唯一的选择或必然的结果，虚幻的集体主义、理想主义道德的幻灭更不见得必然陷入道德犬儒主义。到底是什么导致人们从意识形态政治的毁灭走向了政治犬儒主义？到底是什么导致人们从意识形态政治化道德的毁灭走向了道德虚无主义？是什么使得人们原先那种盲目的学雷锋转到同样盲目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是我们应该好好研究的问题。
我以为，这其中的根本原因是缺少公民政治和公民美德。公民政治的基础是公民美德，包括公民的主体意识、参与意识和责任意识，如果说意识形态政治的基础是高调的“理想”“道德”，以及建立其上的对于人的道德和“理性”的不切实际的高估，那么，公民政治和公民道德就是一种务实的政治和道德，它建立在对人性的切实理解上，对人性的弱点、复杂性持有同情的理解和宽容态度，同时也制定了可行的制约手段。公民美德包含了责任意识、团结精神，它不煽动激情，不鼓吹仇恨，不试图一揽子解决问题，它“不将人推向英雄主义和圣人品质的极端来揭示人的本性”(51)。同时，它“谨慎地行使权威，力图预见到行驶权威的后果，同时认识到人类能力不可确定的局限性，以及预见的不确定性”(52)。
总之，公民政治既可以防止意识形态的狂热政治，也不易让人堕入什么都不相信、什么都无所谓的状态。明乎此，我们就应该知道，今天更需要的，正是这个平实的公民精神。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文学的祛魅与文艺学的边界问题”（06BZW002）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 票数情况如下：鲁迅：57259，金庸：42462，钱钟书：30912，巴金：25337，老舍：25220，钱学森：24126，张国荣：23371，雷锋：23138，梅兰芳：22492，王菲：17915。
② 只有笔者在一篇时评文章《中国已经进入诸神纷争的时代》中谈到了这个问题。参见文化研究网，发布时间：2003年7月13日。http://www.culstudies,com/plus/view.php？ aid=1214
③ 陶东风：《中国已经进入诸神纷争的时代》，http://www.culstudies.com/plus/view.php？ aid=1214
④ 我的这个想法得到调查数据的证实。2006年，上海市民信箱网上调查平台曾对2300位市民进行了抽样调查。结果显示，虽然95％的市民知道3月5日的含义，92％的人对“雷锋精神”有认同感，但当被问及“是否会主动帮助一些需要帮助的陌生人”这一问题时，32％的市民给予了肯定答复，63％的市民选择“看情况”。反映出大家在做好事的时候心存顾虑。更有5％的市民明确表示“不会”帮助。参见2006年3月1日《新民晚报》电子版《“市民信箱”网上调查，过半市民认为“学雷锋”不是盲目帮助人》（http://xmwb.news365.com.cn/zh/t20060301_845531.htm）。
⑤ 关于“革命”、后革命的界定可以参见陶东风：《论后革命时期的革命书写》，载《当代文坛》，2008(1)。
⑥ 袁为：《建国以来政治形象人物的塑造与传播——以雷锋为例的考察》，载《黑河学刊》,2008(3)。
⑦ 华蕾蕾：《纪念“向雷锋同志学习”题词发表40周年理论研讨会提出雷锋精神是奉献给全人类的财富（理论信息）》，载《人民日报》，2003-03-11。
⑧ 2010年的3月5日，许多媒体仍在纪念毛泽东的“向雷锋同志学习”题词发表47周年。
⑨ 参见［以］泰米尔：《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陶东风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
⑩ ［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第6—7页，吴叡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11) ［英］阿恩雷·鲍尔德温等：《文化研究导论》，第163页，陶东风等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12) 陶家俊：《身份认同》，参见赵一凡主编：《西方文论关键词》，第469页，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
(13) ［美］杰克·普拉诺：《政治学分析辞典》“合法性”条，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转引自袁三标：《从话语权视角看国家意识形态的现代性转化》，载《理论导刊》，2006,(12)，第27—29页。
(14) ［德］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郭官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15) 布尔迪厄认为，符号“是这样一种权力行使，它不被看作是权力而是被看作是对承认、依从、忠诚或其他服务的合法要求”，是“权力关系通过符号形式而合法化的方式”。符号的这种特点在雷锋形象这样的重要政治符号中体现得尤其突出（［美］戴维·斯沃茨：《文化与权力：布尔迪厄的社会学》，第105—106页，陶东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16) 《雷锋日记 1959—1962》，第15页，北京，解放军文艺社，1963。
(17)(20) 《雷锋日记 1959—1962》，第32、35页。
(18) 袁为：《建国以来政治形象人物的塑造与传播——以雷锋为例的考察》，载《黑河学刊》，2008(3)。
(19) 雷锋生前摄影师张峻说：“那个年代，国内三年自然灾害，苏联又撤走了专家，蒋介石说要反攻大陆，中国处在建国后最困难的时期。所以这时候要树立一个典型——当时都提倡节约，雷锋恰恰又是个节约标兵，就这样，把雷锋推出来了。”参见王小峰：《雷锋生前摄影师：雷锋爱拍照 具有丰富生活情调》，载《三联生活周刊》，2006-02-24。
(21) “传统的英雄中，有平民英雄也有帝王将相，只是不管是前者还是后者，无论在官方还是民间看来，他们都非常人，都程度或深或浅地远离了普通人的生活视野。而在1949年以后，各级领导力图构建的是一种‘英雄常人’。他们抓住普通人对雷锋、焦裕禄、王进喜和陈永贵等人某种程度上的‘我辈’的认同，通过对他们事迹的宣传，给人一种人人都可以成为英雄常人的感觉，并试图将这种同类的亲切感和追赶目标近在咫尺的感觉转化成为民众学习的动力。这些英雄常人的重要特征就是，普通人可以‘学习与仿效’。比如，在1966年《工人日报》一篇关于王进喜的社论中就讲到，‘铁人并不是高不可攀的，别人学不到的，而是人人可以学，人人可以当的’。”见张婧：《劳动模范：在道德与权力之间——从社会学的视角看一种道德教育制度》，载《开放时代》，2007(2)。
(22) 《雷锋日记 1959—1962》，第12页。
(23)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为之题词的只有雷锋一人。仅凭这一点就足以表明，雷锋这个典型非同寻常。继毛泽东之后，又有17位国家领导人先后给雷锋题词。借助党和国家领袖的力量，学雷锋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社会各界利用一切媒介对雷锋进行全方位的宣传，比如报纸杂志，广播电影、黑板报、秧歌剧、话剧等，结合各种群众性的运动，全国掀起了学习雷锋热潮。
(24) 参见《人民日报》评论员：《伟大的普通一兵》，载《人民日报》，1963-02-07；甄为民、佟希文、雷润明：《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载《人民日报》，1963-02-07；《人民日报》记者：《爱憎分明立场坚定 毫不利己专门利人 像雷锋那样忠于革命事业 辽宁广大青年热烈学习雷锋事迹受到深刻教育》，载《人民日报》，1963-02-07。
(25) 参见辽宁省军区政治部批判组：《从“雷锋叔叔不在了”谈起》，载《人民日报》，1977-11-12；雷锋生前所在连党支部：《听毛主席的话 做雷锋式战士》，载《人民日报》，1977-09-27。
(26) 参见《八十年代更需要雷锋精神的大发扬》，载《人民日报》，1981-03-05；新华社记者：《共青团第四次共产主义道德教育座谈会指出 继续深入开展道德教育改善社会风气 学雷锋、树新风、“五讲四美”活动要做到经常化、具体化》，载《人民日报》，1981-06-02。
(27) 《人民日报》，1963-02-07。这天的《人民日报》以好几个整版的篇幅介绍雷锋。
(28) “两报一刊”即《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两报一刊”社论可以被视为规格最高的官方文献，地位不亚于中央文件。另据吴海刚制作的“雷锋宣传幅度图表”，1977年是1963—1999年这段时间雷锋的宣传幅度最高的一年，往下依次是：1973年，1990年和1993年。参见师永刚、刘琼雄：《雷锋：1940—1962》，第225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29) 陈晓明：《消费时期的“后革命”文学策略》，见王光明、胡越：《消费时期的文学与文化》，第301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30) “三月里来”的意思是3月5日是雷锋纪念日。
(31) 2010年3月5日《广州日报》报道：30余位企业老板跪拜雷锋巨幅画像，发起者把这当作一种所谓的“心灵培训课程”，据称可提高包括EQ（情商）在内的多种素质。
(32)(34) 关新：《新时期与雷锋精神——纪念开展学雷锋活动二十周年》，载《人民日报》，1983-03-04。
(33) 黄明松、杨民青：《关于“学雷锋”的思考》，载《人民日报》，1988-03-06。
(35) 《发扬雷锋精神 培养“四有”新人——余秋里同志在学习雷锋精神座谈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1987-03-06。
(36)(37)(40) 师永刚、刘琼雄：《雷锋：1940—1962》，第133、133、230页。
(38) 这些照片详见师永刚、刘琼雄：《雷锋：1940—1962》，第134—138页。
(39) 雷锋生前摄影师张峻回忆：“雷锋爱美，比如，入伍后，军人是不许留长头发的，雷锋喜欢把刘海留得很长，后来他被警告过，所以，他在部队里，就把刘海藏进帽子里，外出时候，他喜欢把帽檐向上翘一下，把刘海露出来。”参见《雷锋生前摄影师：雷锋爱拍照 具有丰富生活情调》。
(41) “恶搞”，最早出现于网络游戏和动漫中，源于日本流行的词汇“KUSO”，它原本是日语“粪”的发音，但同时还有“可恶”等意思。这个词流行到港台时被音译为“库索”，后来传入内地，意译为“恶搞”。对于这个流行词汇，目前的普遍理解是：以夸张的、调侃的、游戏的、讽刺的心态，采用戏仿、拼贴、挪用等手法，对喜欢或者不喜欢的人或物进行再创作，它的最大的价值在于“把无意义的行为变成有意义的创意发表活动。”“恶搞”之“恶”主要是从方式和风格上说的，恶搞者对被恶搞的对象不见得都是恨之入骨，有时也可能有一点暧昧的好感和怀旧。
(42) 参见陶东风：《论后革命时期的革命书写》，载《当代文坛》，2008(1)。
(43) 参见陶东风：《大话文学与当代中国的犬儒主义》，载《天津社会科学》，2005(3)；也可以参见陶东风等：《新时期文学三十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44) 《“雷锋”冲击吉尼斯“士兵之最”》，载《华商晨报》，2003-02-19。
(45) 《雷锋与吉尼斯纪录何干》，载《北京娱乐信报》，2003-02-24。
(46) 《〈雷锋的初恋女友〉被禁拍》，载《沈阳晚报》，2006-04-28。
(47) 《雷锋的初恋女友曝光（组图）》，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d73593010089b7.html，参见《金华日报》，2007-02-27。
(48) 《雷锋遭“后流行”网络“恶搞”其生平》，载《羊城晚报》，2006-03-24。
(49) 2009年3月，为了纪念毛泽东“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发表46周年，由中国传记文学学会、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中共沈阳市委宣传部和浙江永乐影视制作有限公司联合制作的大型电视连续剧《雷锋》即将开拍，并由田亮饰演雷锋。对此，有人心里就犯了嘀咕：让一个纪律性差、住豪宅开名车、绯闻多多的男生饰演雷锋，到底是对雷锋精神的弘扬还是亵渎还是与时俱进的拔高？其实，这就是后革命时期革命形象的暧昧之处，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现象。
(50) 《马克思思格斯选集》，第1卷，第29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1)(52) ［美］爱德华·希尔斯：《意识形态和公民道德》，见希尔斯：《知识分子与当权者》，第75页，傅铿等译，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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