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谨祥[1]2002年在《理性看待日本“政治大国”战略》文中研究说明本文开宗明义，从日本“经济大国”实现为其确立“政治大国”战略奠定实力基础、日本实际上已经是世界军事强国、日本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叁个方面阐述了“日本成为政治大国是我们不可回避的事实”。 在冷战时期，日本就有意识地从一个经济大国向政治大国迈进，提出了要对战后的国内国际政治进行总决算，提高日本在世界政治中的发言权，以确立日本在国际上拥有与其实力相对称的政治大国地位。冷战结束后，日本的政治大国意图表现为日本要在国际社会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即试图在全球性问题上作出国际性贡献。 日本为谋求政治大国地位，已经作了种种努力，这些努力已经取得相当效果。 就在日本加快实施“政治大国”战略的时候，政治保守化、右倾化突显，否认侵略历史的逆流始终存在，加之日本国内和平主义思潮的相对衰退，使人们对日本的政治大国图谋表示出担忧。 我们应该怎样理性看待日本的政治大国战略?这是本文分析的重点。作者提出了下列见解：第一，和平与发展潮流，大国关系伙伴化发展会影响日本的外交。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依然是时代主题，大国间已经建立了各色各样的“伙伴关系”，这些以不结盟、不对抗为特征，强调合作与对话的“伙伴关系”有可能成为规范和约束日本的外交政策和行为，从而减轻或削弱日本成为政治大国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的主要因素；第二，日本国内政治制度和社会思潮对日本复活军国主义有一定的牵制作用。战后日本已经建立了比较成熟的以“叁权分立”为基础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国内的和平力量依然发挥重要作用，使得日本失去了重走军国主义道路的政治和社会基础；第叁，美国对日政策会制约日本政治大国的走向。日本在国际政治舞台中能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与美国的对日政策分不开，同样，日本政治大国战略的实现也离不开美国。然而，战后确立的美日关系的基本框架即“美主日从”至今没有改变，在可预见的未来，也不可能会发生根本变化，况且美国的全球战略决不允许日本强大到足以对其构成威胁的程度。因此，美国对日本的态度和政策对日本的未来政治走向将起到钳制作用；第四，加强中日友好，寻求中日相互安全的基点，推动东亚联合进程，有助于促进日本未来政治健康发展。从中日关系大局出发，发展中日友好关系，是两国国家利益根本所系。成为政治大国的日本不大可能选择与中国对抗的政策。改善中日关系，关键是中日两国加强交流，增信释疑，促进两国关系的良性互动。同时，推动东亚联合，将日本政治纳入地区合作框架之内，可以促进日本未来政治的健康发展。 本文在阐述过程中，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的一个问题是：日本如何理性看待自己的“政治大国”战略问题。国际社会要理性看待日本的“政治大国”战略，而作为当事国的日本，也存在理性看待自己“政治大国”战略的问题。一方面，日本应该充分理解国际社会对它成为政治大国的担忧；另一方面，日本有义务向国际社会表明，它将如何促使本国政治沿着健康方向发展。本文对这一问题没有展开论述，它将是本人在后续研究中要努力解决的问题。
赵葆珉[2]2006年在《中等大国的战略选择》文中提出在国际安全学界，关于大国对外关系的研究成果不胜枚举，关于小国作用与影响的文章近年来也为数不少，但关于中等大国的研究却基本处于起步阶段，尤其是关于中等大国战略选择的研究成果更是风毛麟角。处于上升状态的中等大国如何界定自己的战略利益?如何在世界大国的夹缝中选择适合自身发展的中长期战略决策?目前此类的研究文献几乎为零。在研究一国的战略选择时，学界通常有四个研究视角，即权力平衡论、地缘政治论、地缘经济论和战略文化论，但它们在解释中等大国的战略选择方面往往存在严重的缺陷。 从行为来看，中等大国通常在以下叁个路径上做出选择：一、与维持现状的最强大的国家为伍，选择追随战略；二、与要求改变现状的大国为伍，选择制衡现行最强大国家的战略；叁、奉行独立自主，选择规避战略。本文提出的理论假设是：中等大国做出的战略选择主要受四个因素的制约，一、权力平衡；二、地缘政治；叁、地缘经济；四、战略文化，这四个因素并非是孤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它们共同影响着中等大国的战略选择。 为检验此理论假设，本文以二战结束以来日本这一中等大国为个案，深度考察了以上四个变量所起的作用。基于对可以收集到的日本和美国的文献的研究，本文作者发现，冷战期间日本做出的同美国结盟的战略选择无不受上述四个因素的影响。按照此分析框架可以预测：作为中等大国，未来同本有可能会选择回归亚洲、与中国结成平等的战略协作。 通过深度个案研究，本文得出以下结论。一、影响中等大国战略选择的因素是多重而非单一，它包括权力平衡、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和战略文化；二、处于上升状态的中等大国更倾向于选择制衡战略，而非追随或自立战略。
张铎[3]2017年在《日本安倍政府东亚安全政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进入21世纪,东亚地区安全形势仍然严峻复杂。美国奥巴马政府实行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将美国军事战略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朝鲜核试验和美国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使朝鲜半岛局势更加复杂和紧张。安倍二次执政后,积极推动修改和平宪法和系列安保法案,解禁集体自卫权,摒弃专守防卫的“战后体制”,使日本重新成为能够主动对外宣战的“能战国家”。由于日本具有侵略东亚地区国家的战争历史,中日两国存在着钓鱼岛和东海海洋划界的领土主权争端,对日本的东亚安全政策和军事动态应当高度关注,积极应对日本军事安全政策对中国国家安全和东亚地区和平与稳定可能产生的威胁和挑战。本文全面地研究了日本安倍政府东亚安全政策出台的背景、安倍政府东亚安全政策及其实施,分析了安倍政府东亚安全政策对东亚地区安全的影响,提出了中国的战略对策。第一章,安倍政府东亚安全政策背景分析。从日本国内层面看,二战后,日本长期受到《日美安全条约》和“和平宪法”的双重制约,致使日本在丧失部分自主性的同时,安全上依赖于美国。冷战后,小泽一郎提出了“普通国家论”,为战后日本安全政策进行了重新定位。安倍二次执政后,日本政治更加保守化,试图打破二战后国际秩序,使日本走向普通国家化。从外部因素看,日本安全政策长期以日美同盟为基轴,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对安倍政府安全政策起到了助推的作用。从地区层面来看,东亚地区国际体系正发生重要历史转型,中国的崛起使东亚地区出现中日两强并立的局面。中日间力量对比的变化使两国的结构性矛盾凸显,地区安全形势变得更加复杂。第二章,安倍政府东亚安全战略目标与政策。安倍政府以重建日本“军事大国”为其安全政策的主要目标。彻底摒弃了“专守防卫”的安全政策,背离了战后以来日本一直坚持的和平主义路线。安倍政府不断强化日美同盟,通过修改《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深化日美双边军事合作,并力求与美国的亚太战略相对接。与此同时,安倍政府注重提升日本自身的防卫能力,并将其视为维护国家安全之根本。为此,安倍政府构建了“综合机动防卫体制”,并制定了针对“可能发生的事态”的应对措施。此外,安倍政府积极向海外派兵,参与地区和全球安全事务,以提升其国际影响力。第叁章,安倍政府东亚安全政策的实施。安倍政府东亚安全政策主要是在修改和平宪法、加强日美同盟体系、推进军力建设、构筑多边同盟关系四个层面展开的。具体来看,安倍政府通过修改安保系列法案,解禁集体自卫权,为自卫队打开枷锁,使日本重新成为能对外主动宣战的国家。通过修改安保系列法案,使日本自卫队更具进攻性。安倍政府在日美同盟框架下扩大日美安全合作领域,提高两国在应对各种事态上的无缝合作能力。从而全方位提升日本的军事作战水平和整体防卫能力。安倍政府积极推进日本的军备建设,加强应对岛屿攻击的军事设施建设,增强其海洋军事实力和地区海上的控制能力。此外,安倍政府积极在东亚地区搭建准同盟框架,构筑“日美澳印”所谓的民主安全砖石菱形。通过渲染地区威胁从而积极介入东亚地区事务,积极介入中国南海问题。第四章,安倍政府东亚安全政策的影响及对策。安倍政府东亚安全政策的特点是,构筑日美同盟轴心,使日本走上了重建军事大国的道路,更具对外军事扩张性。日本安倍政府的东亚安全政策使东亚地区军事安全形势变得更加复杂,加深了东亚地区大国的安全困境,对东亚地区国际秩序构成新的挑战。应对安倍政府东亚安全政策及其挑战,维护东亚地区和平与安全,捍卫二战后东亚地区国际秩序成为重要外交目标。为此,中国应当积极倡导新的安全观,推动建立东亚地区安全合作架构。中日应当妥善处理两国间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争端,建立安全对话和危机管控机制。与此同时,更应该加强中国的国防能力建设,提升中国军备水平,以有效维护中国领土主权和国家安全利益。
彭述华[4]2007年在《东亚经济一体化主导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利用国际政治经济学(IPE)方法，以主导问题为切入口探讨东亚经济一体化问题。作为铺挚，绪论对选题、概念、文献与理论分析框架等问题进行基本的简略陈述。国际经济学有关理论表明，国际区域一体化通过成员国之间的互利合作，将有助于各国谋取经济福利，并能促进有关政治安全目标的实现。但东亚为什么不能切实实现符合各国经济福利诉求和政治安全需要的地区经济一体化?东亚经济一体化迟滞是不是主导之争造成的呢?主导问题是实现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关键问题之一。然而，怎样才能将属于权力竞争范畴的国际主导与归属国际合作范式的经济一体化这两种看似冲突的研究变量纳入同一理论架构，又不至于因“水火不容”而产生理论悖论?什么样的主导模式不至于背离国际一体化的合作逻辑?本文通过对既有理论的“淘金”，提出了国际一体化的“大国和平主导”的观点，并希望以此来阐释本文选题的相关问题。第二章主要对权力、制度对东亚经济一体化主导问题的作用与影响进行讨论。国际关系研究有两种主要取向：一是以市场失灵为核心；二是以权力关系为焦点。前者主张以制度提供信息，用制度保障合作，这是国际关系中的新自由制度主义取向。后者主张权力是制定规则的基础并决定结果，这是国际关系的现实主义取向。本文首先把权力与制度作为核心变量，并将东亚经济一体化主导问题放入权力与制度构建的理论坐标，力图澄清权力与制度对于东亚经济一体化主导问题的影响与制约。在对国际一体化的权力、制度与主导相关问题进行了一般性的简略的理论分析后，文章对权力关系作用下的东亚经济一体化主导之争，以及制度机制对东亚经济一体化主导问题的影响进行了分析，认为东亚地区的制度缺失是制约地区经济一体化主导问题的重要因素，而东亚经济一体化也需要通过强大的主导力量才能推动制度创设。因而，东亚经济一体化不但有一个严肃的主导问题，也面临一个机制创设问题，二者构成密切互动的因果关系。第叁章对东亚经济一体化主导问题中的几个突出因素进行了讨论。东亚地区具有经济政治多样性，地区政治关系呈现复杂化与“政治破碎带"特征，使东亚国际关系又具有典型的“外部干预性”特征，因而，东亚经济一体化主导问题就与美国等外部因素形成某种敏感关系，只有消化了美国因素，才能解决东亚经济一体化主导问题。由于地区大国中国和日本在东亚经济格局中具有独特的地位和重要影响，使中日关系成为东亚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变量；然而，近期以来，中日关系中“斗嘴的巨人”现象凸现了某种“主导情节”，中同竞争与“不合作”造成的互相制约构成了核心国家主导性“缺失”难题，因而造成了东盟主导的“悖论”。东盟作为中小国家组成的国际组织，面临能力不足的“尴尬”，在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中难以发挥“引擎”作用。东亚地区“安全困境”与民族主义等因素也对东亚经济一体化主导问题形成制约。第四章和第五章主要对东亚一体化“大国和平主导”进行了理论分析。国家能力是决定一国在竞争中能否获胜的主要手段，国际一体化推演了某种“大国主导”的逻辑。然而，“大国主导”这种能力主要不在强制性方面，而在于说服与施惠的能力，它与某种国际威望相伴而生，并为追随者所认同与接受。国际一体化主要基于合作的主导模式，重视主导的道义与制度规范的作用，将使主导大国的强制倾向受到制约。大国将更多地利用协商甚至实惠的手段来取得主导地位。国际一体化需要相应的国际制度机制作为保障，国际一体化的“大国主导”是一种“直接主导”而非“霸权主导”。由于国际制度机制是国际一体化的重要变量，“大国主导”打上了深深的“制度烙印”，加之，大国需要对中小国家做出和平与安全承诺，大国还需要通过自身在经济政治资源方面的绝对优势提供诸如安全、市场等“国际公共产品”，并对小国因经济一体化做出调整付出的代价做出补偿，来换取小国的政治支持。因此，成功的国际一体化主导模式应该是一种“大国和平主导”模式，欧洲一体化的“法德核心”是“大国和平主导”的典型案例。国际一体化不但演绎了“大国和平主导”的逻辑，也有一种内在的“大国和平主导”需求。“大国和平主导”观点为阐释东亚经济一体化主导问题提供了一种有益的理论视角。实际上，东亚“区域化”历史进程中的演绎了某种大国主导的逻辑，日本作为“雁阵模式”的主导者与中国作为“东亚产业链”的“轴心”，在东亚地区整合中发挥了一定的大国主导作用。毫无疑问，“大国和平主导”也许能够为解决日渐显现的东亚主导问题提供思路，也能为解开中日关系“症结”提供一剂良方。未来东亚经济一体化对大国和平主导有一种必然的内在需求。东亚经济一体化需要“大国和平主导”，那么，东亚地区哪些国家能够担当这样的角色呢?通过对东亚经济一体化主导问题的初步理论分析，本文得出这样的基本结论：中国和日本最有可能成为主导国，中日合作主导是最好的主导模式。中国是东亚疆域最大的国家，也是东亚最大的市场，又是东亚经济的“发动机”，中国参与并主导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符合历史发展逻辑。由于主导地区一体化能够获得政治经济收益，中国主导符合中国利益。基于日本作为世界经济大国的经济科技实力，它能够在提供资金技术等方面发挥其主导性。而且，日本在地区经济一体化问题上已经表现出一定积极动向，中国应该采取与日本合作的主导战略，通过东亚的“法德核心”来推动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东亚经济一体化需要在中日积极合作的基础上，通过创设一定的地区制度来实现。
王思羽[5]2016年在《日本的中亚战略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冷战结束后,在国际体系呈现单极-多极格局的背景下,日本大规模开展中亚外交,以政府开发援助为主要手段,构建日本与中亚国家的经济合作与政治互信机制,为其实现“全球政治大国”、“能源保障多元化”战略目标服务。日本在中亚的战略涵盖了传统政治思想中的实用主义哲学,一方面,在中亚各国的国家转型问题上与西方国家产生分歧,较之美国推动的“中亚民主化改革”,日本更偏向于维持地区稳定和各国国内政治秩序;另一方面,日本在对待中亚地区事务中的另外两个非西方大国中国和俄罗斯时,则比美国和欧洲显得更为谨慎与缓和。日本在中亚大力推动经济市场化,提高日本企业对中亚能源领域的参与度,但收效并不明显。进入21世纪以来,中美之间的权力转移引发国际体系结构性变化,中国在亚太地区彰显的综合优势使日本对外战略方针发生重大调整,其力量明显向亚太地区集中和收缩,同时,将大量的外交资源用于打造“美日印”防华战略同盟关系,与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保持了高度同步性与协调性。依靠美国、拉拢印度并以此平衡中国,成了日本对外事务的核心,并凸显日本以海制陆的“海洋国家”地缘战略偏好与特点。在这一战略调整背景下,日本对中亚战略的目标、利益诉求、政治资源进行了弱化和削减,用以支撑其不佳经济状态下的新亚太战略。日本的中亚战略即在战术层面上存在先进性、实用性,又在战略层面上存在狭隘性、局限性,这为中国更好把握周边外交、发挥地区作用、调节大国关系发出了启示。
马新明[6]2010年在《日本媒体涉华报道同质现象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日本作为民主制度下的传媒大国,其媒体资源的占有率、普及率和影响力,在亚洲乃至世界各国位列前茅。在新闻传播活动中,由于受到美国等西方新闻观的影响,日本媒体标榜新闻自由和客观公正的报道理念。经过大量的事实和案例研究发现,日本媒体在国内报道中能够相对保持客观性和多元性,但是在国际传播特别是涉华报道中,呈现出惊人的同质现象。日本媒体涉华报道同质现象表现在报道的题材、内容、形式、观点和意图等方面,其关注点的聚焦性、内容的相似性、形式的划一性、观点的趋同性、目的的一致性极其明显。日本媒体善于利用中日两国民众关注的参拜靖国神社、历史教科书、中国历史教育、东海划界、钓鱼岛领土争端、中国食品安全、中国人在日犯罪和中国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等有关历史和现实的敏感事件和突发事件,娴熟地运用国际传播的技巧和手段,美化侵略战争和歪曲侵华历史事实,对中国进行信息轰炸式的负面报道,夸大中国的社会问题和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渲染“中国威胁论”,制造舆论妖魔化中国,煽动日本民众的反华情绪。这种对华持续的同质化负面报道,直接影响了社会舆论和民间相互认同,损毁了中国的国际形象,动摇了经贸领域合作的基础,破坏了中日关系的正常健康发展,最终影响了两国长远的根本利益。日本媒体热衷于对华进行同质化负面报道,是由其生存发展的媒介生态环境中各种因素相互交融的结果,如人文地理环境、社会文化的传统、两国历史的恩怨、政治体制和运作机制、国家利益和经济发展需要、媒体的发展变迁和特点、新闻传播理念和模式以及媒体生存发展的需求等,共同作用并形成了日本媒体对华报道的同质现象。特别是天皇一统思想的影响、由来已久的相互误读、政府严格规制和管控、国益论的普遍奉行、集团主义文化传统、政治环境日益保守化、白热化竞争下的利益驱动、媒体垄断格局的形成与保持、独特的记者俱乐部制度,这些都深刻地影响和导致了日本媒体涉华报道的负面同质化。中日两国作为具有近千年交往历史的邻邦,和则两利,斗则俱伤。所以我们应理性看待日本媒体涉华报道的倾向性,从中反观自身对日报道中存在的问题,从传播的各要素和影响环境的因素着手,加强全方位的交流和互信,尽量避免和改变刻板成见,达成共识和理解,促进日本媒体和舆论生态环境的再造;同时,站在国际政治和国际传播的高度,加强和改善我国对日传播的效果,抢占重大国际议题话语权的制高点,树立文明友好开放的中国形象,营造有利于中国发展的国际舆论环境。
丁明文[7]2014年在《印度“东向政策”的演进及其影响研究》文中指出本文在回顾印度“东向政策”形成的国际和国内背景以及推动“东向政策”不断演变发展战略动因的基础上,重点分析了新世纪以来印度“东向政策”在演变过程中的发展特点和推动这一演变的国内国际因素,总结了印度在实施“东向政策”中两个阶段所采取的措施以及取得的成效,并对“东向政策”对中国造成的影响做了分析,最后从中印双边层面、地区层面和全球战略层面给出合理的政策建议。冷战结束以后,在国际、国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的背景下。印度总理拉奥提出了面向亚洲的“东向政策”,在全方位务实外交政策的指导下,印度“东向政策”取得了积极的成效。近年来,随着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以及对外拓展国家利益的需要,印度加快谋求世界大国地位的外交努力,并开始重新定位自己的国际角色。在这种不断的定位中,印度的“东向政策”也经历着变革和调整。在印度实施东向政策的伊始,经济因素是印度的首要考量,发展与东盟的经贸往来,配合国内经济改革是其主要目的；进入新世纪以来,印度“东向政策”取得重要进展,合作范围已经从东南亚扩展到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国的广大地区,合作重点也从经济转向安全、反恐以及军事合作,“东向政策”的首要意图也从谋取经济利益转向获取战略空间。从自己的国家利益出发,印度在积极发展对华关系的同时,也对中国日益扩展的政治经济影响力施行“软制衡”。为此,印度在继续保持与东盟国家友好关系的同时,在亚太地区展开“平衡外交”,与美国、日本、俄罗斯等国进行战略互动,利用自己的中间地位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在一定程度上,印度的所做所为使得中国的战略影响和外交空间也受到了影响。在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的主题,虽然印度实施“东向政策”有制衡中国的考虑,但中印两国发展友好关系既符合双方利益,也符合地区利益。因此对于中国而言,首先要理性看待印度“东向政策”的新发展；同时从维护周边稳定和世界和平的大局出发,在双边、地区和全球层面积极采取有效措施,解决影响中印两国关系的各种问题,化解印度“东向政策”对中国的不利影响,从而实现中印两国在亚太地区的共同崛起。
周慧[8]2016年在《印度战略文化的现实主义取向研究》文中提出战略文化随着学界对战略研究的范围逐步拓宽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近年来,建构主义研究的兴起以及对东西方文明研究的热潮也带动了对战略文化的深入研究。文化构成因素说明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战略偏好。战略文化具有国家个性特质,不同的国家也具有不同的战略文化。本论文采用科林·格雷(Colin S.Gray)等提出的战略文化因素分析框架,从自然因素、政治因素、社会、文化因素叁个方面影响因素分析印度战略文化。从自然因素上看,影响印度战略文化的因素体现出地缘破碎性、河流分割性、大陆封闭性和有限的外界联系性等特点。社会文化因素层面的分析包括印度的种姓制度社会、宗教因素、神话与符号、战略文化经典等方面。政治因素涉及历史经验、政治体制、精英思维与军队组织等四个方面。从这些因素的分析可归纳印度战略文化具有明显的现实主义取向,本研究将其界定为服从等级秩序(Deference to Hierarchy)、战略自主(Strategic Autonomy)和印度中心观(India-center Perspective)的特点。对等级秩序的服从是对社会“固有的秩序”的服从。等级制度的社会观念也影响了印度人对于世界秩序的看法。国际秩序也具有等级制度的特点,是以强国为中心的体系。印度对于现存的体系不会作为挑战者出现,反而对强者表现出极大的尊重。作为大国,印度同样渴望其他国家的尊重与认可。战略自主源自宗教关于个人职责的认知,依靠个体的努力,达到自身解脱是最终的目标。印度教和种姓制度,包括各种姓彼此互不干涉、自存于族群之中等观念均加强了印度人的国民独立意识,增强了印度战略文化的战略自主特点。印度200多年被殖民的历史使其对战略自主格外珍视。印度中心观受印度相对独立的自然环境的影响,社会文化方面,突出体现在曼荼罗思想。曼荼罗体系以征服者为中心,国家间关系以“我”为中心展开,它同时赋予了印度人“天赋我命”的思想。这种大国思想一直遗传下来,成为印度外交的宝贵财富。印度“中心”的位置不仅仅是地理概念上的,更是战略文化概念上的。印度现实主义取向的战略文化在现当代印度对外战略中均有体现。甘地思想的现实主义首先体现在他的服从观念,其次在于甘地对暴力模糊的态度。甘地思想的道德性主要体现在其宗教思想方面,将其作为考底利耶现实主义的对立面,视之为印度战略文化的主流是欠缺的。作为团结发展中国家进行反帝、反殖斗争,不结盟政策尤其道德性的一面,但是,相比较而言,其现实主义的特点更加突出。不结盟政策一方面给印度带来大国荣耀,另一方面,也没能阻止印度从冷战中两个大国获得物质援助。维护国家战略自主,对大国表示一定的尊重和服从,这些都是为了发展自身力量,实现自身的大国地位。印度战略文化现实主义取向的特点影响印度对外战略路径的选择,印度的对外战略选择均围绕实现大国地位展开,以牢固的地区大国地位为出发点,在中美大国博弈中,借重美国等西方大国,与中国保持合作加竞争的“谨慎平衡”,为提升大国地位、实现成为全球大国的目标而积蓄力量。
赵立新[9]2012年在《当代东亚民族主义与国家间关系》文中指出民族主义是近代以来世界上最强大的政治和社会力量之一,也是近代以来最为成功的政治信条。对民族主义思潮和运动的研究是世界范围内一个广泛而又持久的课题。东亚民族主义渊源于19世纪下半叶的反西方运动,是近代国际体系演变和民族危机共同造就的产物。日本的侵略战争,使东亚民族主义被赋予了特殊的历史记忆,这种记忆直至今天仍然是东亚民族和解的障碍和民族主义冲突的直接“诱因”。同时,自朝鲜战争至冷战结束,东亚民族主义的目标诉求中又关联了无法摆脱的“美国因素”。至今为止,东亚民族主义尚未完成自主、统一、强大的历史使命。20世纪90年代,冷战的结束使世界局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国际政治格局向多极化发展,大国关系重新调整,经济全球化加深了相互依存,南北矛盾激化,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威胁日益突出。世界范围内的“第叁次民族主义浪潮”波及到东亚国家,中韩日民族主义日益兴起。基于“历史情结”和现实的假设,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民族主义思潮具有不可否认的“反西方”、“大国主义”以及“防日”、“抗美”等指向。冷战结束后,日本新民族主义逐渐抬头,其核心纲领就是使日本成为“正常国家”。日本新民族主义这一目标不仅在国内有着深厚的认同基础,国际局势的变化也为其提供了空间。当代韩国的民族主义既包含着对民族历史、国家现状的审视和关注,同时也体现了在应对地缘环境挑战时民族文化以及民族心理的变化和诉求。进入新世纪以来,尤其是2001年日本小泉内阁执政后推行的一系列强硬外交,造成东亚国家间利益尖锐冲突,引发东亚民族主义思潮强势抬头和相互对立。东亚民族主义的兴起与世界范围内的第叁次民族主义浪潮在时间上的契合,究其根源在于特定的地缘政治因素和深层的历史文化因素。就本质而言,当代东亚民族主义冲突仍然是近代以来东亚国家间斗争的延续,无时无刻不体现着“谋生存、求发展”的所有现实国家利益的内容。民族主义冲突的影响涉及东亚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安全等诸多层面。民族主义造成东亚国家相互依存与安全困境的两难抉择,民族主义的“反抗”或多或少的指向美国并因此带来东北亚区域政治结构的变动。民族主义是影响国家战略的观念因素,战略理性与民族主义的浮躁给国家对外战略的制定和实施造成了压力。尽管东亚经济实现了腾飞,但民族主义的目标仍旧遥远,而民族主义的对峙却成为地区合作的障碍和安全的隐患。美国、欧盟、亚洲其他国家正在警惕的注视着中国和日本的发展方向,人类面临的全球问题也期待着东亚地区主要国家承担起更多的责任。在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的今天,民族主义已不再是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也不再是指导东亚国家发展和进步的政治纲领。从长远来看,东亚民族主义有必要加以“整合”。地区主义是连接民族主义(国家利益)和全球主义(全人类利益)的纽带,借鉴欧盟成功的经验,地区主义理应是东亚国家和解、合作、和谐的起点。以地区主义推动东亚合作,以多边机制保障东亚安全,以“共有理念”培育东亚认同,东亚国家、东方文明将会迎来更加美好的未来。从历史的角度看,民族主义的淡化和消融,最终离不开民族平等、互信基础上的民族文化交流、民族文化认同及整合,尽管这将是一个伴随经济一体化、政治民主化的极其漫长而又痛苦的过程。摆脱“大东亚共荣圈”的梦魇,正视“中国威胁论”和“中国责任论”,充分挖掘东亚智慧的宝库,渐次确立建设“新东亚”的理念,将是东方民族、东方文明改变“从属”地位,掌握生存主动权和实现勃兴的伟大开端。
郭玉强[10]2017年在《21世纪初日本东亚地缘安全战略研究》文中认为21世纪初,日本的东亚地缘安全战略正在步入一个新的战略转型期。谋求“普通国家”化的日本,将追求何种目标、遵循何种理念、基于何种规范、秉持何种原则设计、制定和推进东亚安全战略,已成为一个地区性的焦点问题。高调宣称“日本回来了(Japan is back)”的日本,在东亚安全中将成为“中心”还是被“边缘化”,是成为“和平的力量”还是走“军事超级大国”化的老路,再一次成为东亚国家关注日本安全的固定话题。坚持大陆还是海洋战略,谋取主导权势还是追求增加财富、迈向大日本还是小日本主义,也再一次成为思考、研究和评判日本东亚地缘安全战略的原点。从历史来看,日本的地缘安全战略设计易使之与邻国产生潜在和危险性的冲突,21世纪初的日本是否能建立起“金发姑娘共识”(goldilocks consensus)来解决这一难题仍有待观察。这种“既不太硬又不太软,既不太东方也不太西方”的大战略,是否会增强日本的自主性和威望,是否能让日本选择“自我保险的政策”而不是成为一个威胁,也是目前需要认真研究的课题。有鉴于未来日本发展的不确定性、安全战略走向的非确定性,本文从日本的战略理论与历史、战略环境与认知、战略目标、原则与手段、战略设计与结构安排、未来的战略走向、战略影响与应对等六个方面,对日本的东亚地缘安全战略进行了系统地研究。在总体勾画21世纪初日本东亚地缘安全战略全貌的同时,也从局部的变化透析日本转型的幅度、变化的速度、影响的深度。在对日本历史战略、现实战略和未来战略的关联性探析中,对日本的战略选择进行了清晰定位和合理评判。除绪论外,本文共由六部分组成。具体内容如下:第一章主要从历史视角、理论视角、战略轨迹叁个维度,对日本与东亚的关系及其战略进行了宏观阐释。分析了日本在东亚扮演的角色,解析了其地缘战略的思想根源,审视了日本安全战略的历史变迁与其战略布局的变化。第二章主要以东亚地缘环境变迁和日本战略调整为主线,透视战略转型期日本的外部环境认知、因应政策选择的诸多相关问题。从具体的现实层面揭示了地缘安全战略之于日本的时代意义,解析了日本战略认知、思考、定位与摸索的论争及其战略决策问题。第叁章主要从战略目标、基本原则和战略手段分析日本东亚地缘安全战略的价值取向、路线方针和推进方式等问题。主要是从“内在本质”的层面,阐述日本总体战略架构的领域目标、关切重点、利益建构和机制偏好等问题。第四章侧重于研究日本东亚地缘安全战略的“外在形态”。重点研究其战略层级结构的设计和安排。自主还是结盟、双边还是多边、国家还是地区等的战略设计,是日本基于历史独特性所形成和继承的基本框架。日美同盟的双边安排、有限的多边安全机制、地区性的安全制度建设,是日本不同安全诉求的承载体。第五章主要探讨日本东亚地缘安全战略的未来走向,据此对其进行定位。日本东亚地缘安全战略仍处于是回归、是转向、还是整合的一个战略摸索时期;富国强兵、重构对美安全依赖成为一种趋势。两面下注的机会主义战略仍是日本惯用的做法。第六章主要从战略特征、战略效能、战略制约、战略困境等四个维度总体透视日本的战略影响,从日本战略转型的幅度、变化的程度、转变的速度等来透视其影响的广度、深度。最后,基于对日本的客观研判和理性评估,为中国设计合理、高效的应对政策提供现实可行的战略路径。
参考文献：
[1]. 理性看待日本“政治大国”战略[D]. 陈谨祥. 华东师范大学. 2002
[2]. 中等大国的战略选择[D]. 赵葆珉.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06
[3]. 日本安倍政府东亚安全政策研究[D]. 张铎. 吉林大学. 2017
[4]. 东亚经济一体化主导问题研究[D]. 彭述华. 复旦大学. 2007
[5]. 日本的中亚战略研究[D]. 王思羽. 新疆师范大学. 2016
[6]. 日本媒体涉华报道同质现象研究[D]. 马新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10
[7]. 印度“东向政策”的演进及其影响研究[D]. 丁明文. 山东大学. 2014
[8]. 印度战略文化的现实主义取向研究[D]. 周慧. 外交学院. 2016
[9]. 当代东亚民族主义与国家间关系[D]. 赵立新. 延边大学. 2012
[10]. 21世纪初日本东亚地缘安全战略研究[D]. 郭玉强. 吉林大学.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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