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交平民化文学创作的特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纪之交论文,特质论文,文学创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 (1999)04－0111－08
在我们即将告别20世纪人类生活的最后场景时，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学都异乎寻常地热闹着。无可置疑，中国社会的喧闹缘于社会转型，中国文学的喧哗却因其在新的历史境遇下广场地位的丧失而又不甘寂寞。因此，中国文学的热闹更多的是来自文坛自身的自我热闹。主义纷争、门派迭起、旗幡招展、各领数年的景观与如火如荼、瞬息万变的社会生活既有隔膜又有内在的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在我们考察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文学发展时，又不得不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即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文学一直是伴随着广大民众的极大热情和殷切厚望，甚至是积极参与，一步步从恢复到发展再到繁荣，直至80年代中后期及90年代的全面开花——各种创作流派、技巧方法不断交错递嬗，各种文艺思潮、理论观点频频竞妍迭起，恰在这万紫千红的世纪之交，广大民众却与文学两厢遗忘。这两个事实留给我们的作家和理论家们一个尴尬：他们苦心探索、执著借鉴的艺术成就竟越来越边缘化，越来越遭到广大民众的冷淡与拒绝。正是在这种尴尬境遇下，在纷繁复杂激变的社会景观和文学景观中，平民化文学创作倾向悄然兴起。
本文中所说的平民主要是从经济角度来界定，是指那些经济收入限于维持其基本生活的人。它的主体应该是尚处于温饱水平的大多数农民、工人和收入较底的工薪阶层。平民化文学创作倾向是指在商品经济确立过程中的当代中国，文学创作对广大平民的生存状态、精神状态给予应有的关注与表现，展示描写平民阶层在世纪之交经济文化转型中的得失、苦乐，表达了对平民阶层现实生活的同情和批判，传达出一种理智的平民意识；其写实的风格既迎合了广大平民的审美趣味，又拉近了文学与民众的距离，雅俗互融的趋向也一定程度满足了平民阶层对文学娱乐功能的需求。那么世纪之交的这种新的文学创作倾向的突显是否真的能够使文学再度引起广大人民的厚爱和适应文学自身发展的规律呢？梳理、总结这一创作倾向，不仅对近年来中国文学创作中的某些争议问题有借鉴意义，而且对当代中国文学走进广大民众、走进现实生活、走向世界、走向新世纪，也不无启示。本文试图对世纪之交的平民化文学创作倾向进行初步的探讨，以期引起关注与研究。
平民阶层的重新聚合与平民化文学创作倾向的兴起
近20年的全方位改革开放引发了大规模、高速度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8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政治的改革变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推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社会结构的巨大变迁，原有的社会政治权利关系和利益关系不断被调整和重构。经济体制改革及其所带来的所有制结构的变化、产业结构的变化、分配方式的变化，使社会阶层分化成为可能。所有制结构的变革也导致了社会结构的变化和社会阶层的分化，传统的工人、农民、干部、知识分子等都在发生迅速的分化重组，新的社会阶层不断产生。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国一个新的社会群体——平民阶层正在重新聚合。
相对于改革前“全国一张工资表”的情况来说，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的阶层分化显示了历史的活力。因为它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的直接产物，反过来，社会结构优化基础上的重组又会反作用于社会的经济结构，并对政治发展和文化建设产生推动作用。只要肯定改革，就必然会肯定这一分化的主流是积极的。
从社会经济关系看，平民重新聚合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阶层，主要在于平民在当代中国社会关系中具有的独特经济地位以及特有的经济收入方式和水平。从社会关系看，平民阶层的形成主要是平民在世纪末新的经济文化语境下具有了自己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生活方式，特别是逐步形成了自己的阶层意识，是当代中国社会舞台上活跃的一个新的最重要的力量。因此，一方面，文学对平民阶层的政治诉求和精神需要，理应给予极大的表现与关注；另一方面，平民阶层不仅要求文学艺术适应它、反映它，而且需要文学作为它的代言人。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平民化文学创作倾向是文学与平民阶层在新的社会历史时期的相互选择。
平民阶层在我国的出现，无疑与世纪末社会经济体制的转换所引起的社会分层重构有着直接的关系。阶层结构的变动也使中国社会原有的利益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改革实际上也成为一个利益格局的调整过程。改革开放以来以收入水平为标志的群体利益差距有了明显的扩大。平民阶层与其他社会阶层（如“新富阶层”new richer）在社会地位、经济状况、文化素养和政治权利等方面各不相同，因而在利益需求方面也存在较大差异。在社会结构转型时期，社会群体的利益差别的扩大必然使各利益群体之间产生这样或那样的摩擦、矛盾和冲突。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认为，市场的形式合理性与其非人性或实质非理性的矛盾是无法消除的，它所产生的形式的机会均等而实质不平等是不可避免的。这一论断对于我们今天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市场经济的建设和市场经济语境下的文学创作都不无深刻的启示意义。作为人文知识分子的文学家，在顺应历史潮流、投身改革的同时，也不应该放弃人文关怀的情感把握。人文关怀历来是文学和文学家特有的立场。由此决定了文学家在审视社会历史、看到改革所带来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物质生活提高的实绩的同时，也必须关注改革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及其对广大民众现实生活的影响。因此，平民阶层在社会转型期的得失、苦乐以及这一阶层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方方面面理应是文学关注与书写的焦点。所以说，世纪之交的平民化文学创作倾向从某种角度上说又是文学与历史的相互选择。
平民阶层，作为中国当代社会为数最多的群体，他们的稳定生活直接关系到整个民族的发展和整个国家的长治久安，对他们的真实关心和理解，是文学不能推卸的使命。然而遗憾的是，社会转型之初，面对生活的巨变，有些作家无力积极地调整自己，走出自己生活的小圈子，到广阔的现实生活中体验变动真实的人生，发现社会的新矛盾，关注民众的新状态，提炼时代的新主题，塑造生活的新形象，汲取写作的新营养，让文学真正进入时代，进入平民百姓的生活。也有一些作家从另一个角度致力于“文学的突围”，借鉴西方各种新理论、新思潮、新方法、新技巧，进行着先锋性的试验。应当承认，这些先锋性的尝试在文本形式的探寻、个体生命奥秘的揭示等方面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绩，不仅丰富了文学的形式，而且扩大了文学的表现领域，为文学的多样化提供了可能。有些作品是相当成功的。但也存在着漠视现实、把个体生命从现实社会中抽象出来的倾向，致使文学远离大众、走进象牙塔，使其在现实生活的边缘踽踽独行。而此时正在实际生活中务实地艰辛行走的读者们也发现，作家们向他们提供的作品，距离他们的现实生活和审美需求太远了。因此，读者抛弃了远离他们实际生活的文学。文学抛弃了读者，读者也自然抛弃了文学。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近年来一批从平民立场出发、以代表大多数的平民利益为根本、以描写平民生活为主、并在美学追求上关照广大平民的审美趣味的作品相继问世。如80年代就已蜚声文坛的一些中年作家体现他们视点下沉、关注底层的作品：铁凝的《秀色》、池莉的《午夜起舞》、刘恒的《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毕淑敏的《源头朗》、闫连科的《黄金洞》、迟子建的《白银那》、刘醒龙的《分享艰难》等；以河北“三驾马车”何申、谈歌、关仁山及湖北刘醒龙等为代表的一些90年代后引起注意的作家们对大中型国有企业和基层农村在改革中广大工人农民现实生活描写的作品；一批反腐题材的作品：《苍天在上》、《抉择》、《天网》、《法憾汾西》、《硕鼠》等，把反腐题材与底层平民艰难生活描写结合起来，一边是斗酒狂欢、纸醉金迷，一边是工人长期开不出工资；一批长篇也对平民百姓的困苦生活进行了正面的描写，如《人间正道》、《车间主任》、《北方城郭》、《天下财富》等，还有近期的一些作品，如徐坤的《乡土中国》、李肇正的《城市生活》、聂鑫森的《车在旅途》、王世春的《春忙·春茫》等等。其中的有些作品已产生了相当广泛的影响，被各种报刊多次选登，被改编为广播电视等多种艺术形式。这些具有平民化文学创作倾向的文学作品，既满足了民众的需要，也适应了文学发展的新形势。
平民化文学创作倾向与转型期的意识形态、社会思潮、价值观念
任何一种文学创作倾向都与当时社会的意识形态、社会思潮、价值观念有着千丝万缕、复杂多样的关联。世纪之交的平民化文学创作倾向则更集中体现了转型期中国当代社会意识形态、文化思潮、价值观念的状况和发展趋势。
文学与意识形态的本质联系， 在当代中国社会有着独特的表现。 1978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开展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是中国现代史上一次伟大的历史转折，同时也是意识形态领域一次深刻的革命。因为它使我们开始全面认真地纠正“文革”及其以前的错误，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80年代中期，邓小平同志在总结建国以来历次意识形态斗争经验的基础上，指出要实事求是地、全面地对待反“左”与反右的问题，正确地开展意识形态领域中两条路线斗争。这一科学的指导思想对于我国长期以来的意识形态斗争，是一个具有革命性质的变化。90年代初期，针对改革开放中凡事总是要先问是姓“资”还是姓“社”的抽象争论，邓小平提出“三个有利于”标准，否定了人们长期以来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本质问题上的意识形态偏见，要求人们摆脱和破除姓“资”姓“社”抽象争论对人的思想束缚，这又是一次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上述三次与改革相适应、并作为改革思想先导的思想解放运动，也是中国当代社会的三次具有深远意义的意识形态革命，为20年来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发展做了必要的铺垫与准备。与改革开放以前那种“一体化”、“一元化”的正统规范相比，政治环境表现出来的前所未有的宽容，是世纪之交平民化文学创作倾向突显的大前提和“安全保障”。平民意识与主流意识形态在没有根本对立的前提下，又不乏摩擦、碰撞。主流意识形态突出强调的是党的基本路线、基本方针，“唱响祖国颂、社会主义颂、改革开放颂”，其根本原则是“高举旗帜、保持一致、重在建设、守土有责”[1]。 而平民化文学创作倾向所倾心关注的改革负面效应对平民百姓现实生活的影响，及其所体现出的人文关怀，只有在当前稳定、宽松、平和的政治环境下，才能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默许，淋漓尽致地予以表达，而不会重蹈五六十年代“干预生活”文学潮流（如《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爬在旗杆上的人》、《科长》、《入党》、《改选》、《马端的堕落》、《灰色的篷帆》等作品）和“反潮流小说”（如《我们夫妇之间》、《关连长》、《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战斗到明天》等作品）的悲剧。当然，平民化文学创作倾向也与主流意识形态要求的“倾听群众呼声，反映群众意愿”，“贴近群众实际，得民心顺民意”相辅相成。[1]
检索当代中国社会思潮对文学思潮的根本性影响，是考察世纪末平民化文学创作倾向的一个重要切入点。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进和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尤其是国外各种文化思潮的涌入，带动了人们思想观念、思维模式的革故鼎新。对传统意识形态的逆反、市场经济环境下社会商业气息的愈发浓烈，都使人们不再执迷于狂热的教条和单纯的信仰，而是在重视现实政策效果的同时，走向另一个极端——注重各种利益的获取和自我满足，整个社会“人文精神”的严重萎缩成为不争的事实。市场经济的实施无疑对“人文精神”有强烈的销蚀作用，现实利益的计较、金钱的独尊，使人们淡化了对理想、道德、责任等“昨日话语”的追求，随之而来的是财富差距日益扩大，社会公平日渐缺乏。90年代人文精神“失落”与“重建”的思想文化讨论，正是良知未泯的中国知识界在迷惘困惑后的理性思考和探索。而任何社会思潮必然在文学领域产生重大影响，正如新时期之初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的讨论之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80年代涌入的西方文化思潮之于实验文学、先锋文学、寻根文学、新写实文学，90年代人文精神的讨论在一定程度上无疑为世纪末平民化文学创作倾向提供了某种思想基础。当然，不可能孤立于社会思潮政治思潮之外的文学思潮，也有其自身的运动规律，这一点在后面还会论到。
社会价值观念的嬗变与文学创作发展的紧密相连也是世纪之交平民化文学创作倾向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集体主义作为我国社会的根本价值标准，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各个观念层面开始受到冲击，并随后出现“价值多元”和对个体人的价值的一元肯定的局面，从而导致社会价值观念的冲突。然而，实践证明，价值观念的多元，对个体人的价值的一元肯定，在法制尚不健全的情况下，也必然会带来许多负面影响，比如理想虚无、道德滑坡、腐败滋生、个人主义泛滥、个人利益至上、金钱权威等等。而平民化文学创作倾向一方面以“价值多元”为其温床之一，生发出一种平民价值；另一方面又以描写腐败蔓延、缺少公平竞争、利益分配不合理等使广大民众根本利益受到损害的社会现象为其特征之一。同时，平民化文学创作倾向也正是文学在市场经济、“价值多元”的语境下，对价值评判失语的现象作出的反拨。世纪之交、价值多极芜杂的情形下，文学创作最紧要的问题就是面对当今的生活现实和文学现实，作出切实负责的价值评判。然而一些创作似乎过于追求个人趣味而拒绝社会责任，过于注重自我表现而摈弃价值评判，使文学创作的价值评判失语现象愈来愈严重。对此，平民化文学创作倾向努力使文学创作回到价值评判中来，面对我们的社会现实和文学现实发言，作出价值判断和理性分析，让读者能在转型期众声喧哗的多元价值语境中，听到平民的心声。
以“多元价值”为诱因之一的文化世俗化也使文学家们的地位意识发生改变。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王朔，他曾多次戏称自己的所谓作家身份不过是个“码字儿的”。与其说他的调侃是一种自嘲，不如索性承认是把所有的作家，乃至一切“文化权威”从居高临下的神圣殿堂拉回到平凡真实的芸芸众生之中。评论家吴亮在《都市作家的身份》一文中也不无失望嘲讽地说：“都市作家不再是流浪者、不合时宜的诗人、孤独者、哲学家、神父，他甚至不再是作家，而仅仅是一个会写作的职员。”“在旁人看来，都市作家和所有的职员一样，穿着体面，彬彬有礼，桌上则放着一杯这座城市很盛行的鸡尾酒。”[2]（P125 ）无论这些言辞里流露出怎样的失望、谴责、忧虑，甚至眷恋、无奈，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似乎作家、市场、读者三方已达成“共识”：今天的文学家们已决不再是往昔的所谓民众的启蒙者、文化的先驱、社会的精英，而不过是市场环境下与读者中大多数人具有平等地位的从事某一行业的“职员”。这种地位意识的改变，一方面的确导致了吴亮等人所焦虑的“缺乏内在精神，丧失深度”，另一方面也使某些作家从其文学观念到其创作实践上都生发出一种平民意识。
以新写实为铺垫、对“贵族化”写作的反拨、与雅俗互融态势的渗透
新时期以来的中国当代文学历史，是一个文学流派多样化、文学思潮此消彼长的历史，每一种落潮的渐趋平静和每一种新潮的悄然破土，都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之中的因果关系或多元不让的形态既反映了我们这个转型时代文学的总体特征，也揭示着文学自身发展的某些规律。平民化创作倾向的形成，不是一个偶然的突发现象，而是在多重文学思潮交互作用下产生的一个文学的必然现象。具体地说，新写实小说某种意义上的平民化倾向给它起到了铺垫的作用，对“贵族化”写作疏离大众的反拨是其勃兴的原动力，而90年代雅俗互融的写作态势又为其推波助澜。
新写实小说与平民化文学创作倾向在书写现实生活和平民百姓的生存状态方面，以及重细节重人物故事等创作方法上，都不乏共同性，因此，可以说新写实小说在文学的审视对象上和某些创作方法上具有一定的平民化倾向，为世纪之交平民化文学创作倾向的形成起到一定的铺垫作用。然而，二者的区别却是显著的。其一，在描写对象上，新写实小说里的人物大多是生存困境中的被动存在体，过重表现了平民阶层生存困境中无所作为、无可奈何或且安且乐的情绪；平民化倾向的作品不仅描述了平民阶层的生存困境，而且对他们的精神生活进行了全方位的描写，既描写了他们在现代化社会转型中的艰难，也表现了他们对转型的向往与能动，以及复杂、温馨的情感世界。其二，新写实的作家们多以客观、冷漠的姿态写作，思想态度是“零度情感”；平民化倾向的作家们却旗帜鲜明地表达了对平民百姓生存困境的强烈同情，并对造成这种困境的时代、社会、历史、平民自身等多方面原因进行了深刻的质疑和探究。其三，新写实小说往往局限于写物质环境对于人的困扰，局限于表现物质环境纷扰下人之生存的烦恼、困惑的一面，疏淡了人的生存与人生社会价值的联系；平民化创作倾向却是从人生与社会、历史及时代的变迁中，描写人物的性格、心态和命运，在生存状态中探索人生价值和社会时代的意义。所以，同是书写商品大潮下金钱物欲对平民百姓现实生活和人性的折磨扭曲，新写实小说由于回避伪现实主义那种假大空和虚伪的理想，也轻易地丢弃了文学家向来为艺术形象灌注的人文的和审美的理想，而平民化创作倾向在对生存的各种艰涩的描写上并没有仅仅停留在一种无可奈何的认同与忍耐上，虽无意于进行意识形态的导向，但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和自强不息的奋斗意识，都使其不乏中国文学传统上从忧患意识迸发出来的那种社会问题小说的尖锐性和震撼力，闪耀着浓厚的人文关怀色彩。其四，新写实小说吸收了关注生存状态的西方哲学文化思想，它的文学意识和哲学基础与西方后现代主义的某些文化思潮有着千丝万缕、密不可分的联系；平民化文学创作倾向则是地地道道的“国产货”、本土化，是当代中国在商品经济确立的过程中社会文化转型的产物，是文学对时代和自身思考的结果。同在“寻找一种更适合中国国情的创作方法”[3]， 平民化创作倾向也许更植根于中国社会传统与当代的土壤中。
世纪之交的平民化创作倾向与“贵族化”（或称美学化）写作在审美追求上的大相径庭是显而易见的。“贵族化”写作最突出的特征是，作为艺术家的创作主体，以其特有的对艺术的执著探索精神和艺术才华，通过对社会人生的独特艺术表现，在达到对生活的某种理解的同时，更突出文学本体转化的探索和艺术表现形式的新开掘、新发现，刻意追求的是文学观念和文体形式的突破与拓展。按照接受美学的观点，“平民化”和“贵族化”两种创作倾向所提供的不同的审美属性、认识属性、文化价值决定了它们走进不同的接受主体，满足不同接受主体的精神需求。从新时期文学发展历史的角度来说，世纪末平民化文学创作倾向的兴起则是对80年代中后期的“贵族化”写作和90年代的“个人化”、“私语化”写作的反动。如80年代“先锋文学”的某些文本，马原的《冈底斯的诱惑》等， 虽然在艺术探索上“标明历史界线的起点”[4]（P313），但却并不涵盖广阔的社会历史内容。在“怎么写都行”的原则下，以语言和形式等文本变革为写作追求、以移植西方现代派技术甚至是思想为写作资源的先锋派作家们的“贵族化”写作，在经过短暂的轰轰烈烈之后，却承受着与现实和民众存在很大裂痕的尴尬。90年代的某些愈来愈“个人化”、“私语化”的写作，也同样由于过于讲究话语风格和表达技巧上的个性化与创造性，甚至把文学创作变为一种智力写作、技术写作或文本游戏，而面临着愈来愈疏离文学本来意义的窘迫。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世纪末具有平民意识的很多作家进行了调整。如具有明显现代派倾向的青年作家张宏森的《车间主任》（1997），不乏新潮倾向的青年女作家徐坤描写普通工人生活的《沈阳啊，沈阳》（1996）、《四月的诗篇》（1996），等等，都从奇异的文本追求转向对当下严峻的现实生活的书写。从“贵族化”写作到平民化写作的变动，不仅反映了社会历史、文学思潮的变动和文学自身运动规律的变化，也反映着相当一部分作家思想的变动：由关注文学本体转向关注文学的意识形态本质，从极端的艺术探索转向对现实的把握与描述。这种题材和思想的转化，又决定着创作方法的变化，作家的艺术表现由注重个人化体验转向客观写实，文本的重心由情绪展示转向人物生存环境的真实描写。不过，这种创作方法的转化在许多作品中似乎存在过于简单草率的问题，在明确写什么和为谁写的同时，轻视了“怎么写”。因此多数作品在艺术上仍然比较粗糙稚拙。相对于“贵族化”写作在语言、修辞、叙述结构上的朦胧、晦涩、混乱、琐碎、游戏性和人物形象的模糊游移而言，和相对于“个人化”写作的私人化经验极端、永无止境的探寻展示使广大民众对文学作品感到陌生而言，平民化写作的确体现了对民众的阅读习惯和审美趣味的尊重。但是，也许是作家们急于为老百姓说话，许多作品沉溺于现实生活中而难以超拔，缺乏对生活的进一步提炼与穿透，忽略了人物性格刻画，缺少栩栩如生而又个性特征生动的艺术形象，行下有余而形上不足。如谈歌的具有明显平民意识的《天下忧年》，有论者认为，其“叙事如同报告，语言如同诉状，几乎让人感觉不到虚构与想象的成分，彻头彻尾的事件记述和观感描写，使它的纪实性质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如果说它是小说，那一定是纪实小说，而与其说是纪实小说，还不如说是社会特写更为准确”[5]（P120－121）。如此的评价简直等于对其艺术价值的全盘否定。因此，作为对“贵族化”、“个人化”的反拨而出现的平民化文学创作，在纠正文学疏离大众、回避现实的同时，在从形式实验撤退后，放弃审美艺术的追求与创新又成为其发展的桎梏。
雅俗互融是90年代文学潮流中的一个重要特征。世纪末严肃文学与通俗文学之间对立的消解，双方靠拢、融合，彼此取长补短的趋向，表示出雅俗格局在长期“冷战”后迎来一个多极的时代。“之所以会产生这种境况，一是因为文学的功能从教化作用向娱乐作用的扩展；二是严肃文学在多元探索和艺术创新中出现了疏离读者的倾向，而通俗文学正是在这种倾向的反拨中寻找到了机遇；三是面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迅猛冲击，文学必须到特定的市场天地中展现自己，参与竞争，在优胜劣汰的规律和广大读者的认同中取得生存权和发展权”[6]（P128）。 世纪之交平民化文学创作倾向从某种意义来说，正是这种融合趋向的表现之一。一方面，任何时期的平民大众的接受心理都与特定的社会背景、文化背景有着密切的关系。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及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打破了原有的凝固状态，消费方式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文化消费上则表现出追求精神愉悦的明显特征，平民化文学创作倾向在反映平民根本利益的同时，也适应了广大民众对文学生活化、娱乐化的要求和市场经济逐步建立起来以读者的需要层次为价值标准的文化市场运行机制；另一方面，关注作为社会文化主体的大众文化的通俗文学，要与平民大众的生活接近、感情沟通，就不能缺少平民意识、人文精神，没有这个底蕴，写什么都是脱离群众的。因此，雅俗互融的本身就是平民意识的一种体现。所以说，平民化文学创作倾向与雅俗互融的趋向既是一种呼应，又相互渗透。具体表现为，一是平民化作品的题材大多有着由超验的、想象的、幻想的世界转向现实的、形而下的经验世界的趋向，展示的是芸芸众生琐细而本真的凡俗生活，使读者感到熟悉而亲切；二是传达方式的故事化，大多数作品都有一个首尾完整、情节曲折的故事；三是作家使用俗化语言而非“陌生化”语言进行平面叙述，最大限度地排除了读者在阅读接受上的种种障碍。然而，世纪之交平民化文学创作倾向并不等同于通俗文学，它在出于文学市场供求关系及流通过程中价值观念的驱动的考虑、融合市场观念、向通俗文学吸取合理成分、重建文学审美体系、在纯文学和通俗文学之间的互渗互补上寻求文学出路、尽量提供读者以生动性、可读性的同时，并没有放弃社会内涵和思想文化深度，没有放弃作家源自社会与时代的思考，而且没有很多通俗文学作品中大量存在的几乎近于一种展览的暴力和性的粗俗描写，它所要张扬的核心仍然是平民立场、人文关怀。
平民化创作倾向与周作人的“平民文学”及传统“大众化”
上述把世纪之交的平民化文学创作倾向当作一个思潮来考察，会发现它并不具备充足完善的理论准备和鲜明系统的文学主张。而是在世纪末社会、文化转型的大背景下，文学创作的一种新的态势和动向。鉴于此，我们不妨选取某些相关参照进行比较、分析，以期能够较全面、准确地把握它所表现出来的美学特征。
早在新文学初期的理论建设时期，周作人就在1919年初提出了“平民文学”的概念，这实际上是他在1918年底提出的“人的文学”的具体化。他具体指出“平民文学”应以通俗的白话语体描写人民大众生活的真实情状，忠实地反映“世间普通男女的悲欢成败”，“人间交互的实行道德”，描写大多数人的“真挚的思想与事实”。[7]（P211 ）不过题材是旧的，生活是新的，这与世纪之交的平民化文学创作倾向所立足的当代生活有着很大的时代与社会生活内容的不同。值得注意的是，周作人认为“平民文学”与“贵族文学”的区别并非说“这种文学是专做给贵族，或平民看，专讲贵族或平民的生活，或是贵族或平民自己做的”，而主要是指“文学的精神的区别，指他普遍与否，真挚与否的区别”。[7]（P210 ）这里周作人强调的“文学的精神的区别”与平民化文学创作倾向所突出的“平民意识”、“平民立场”不乏内在的契合性。然而，周作人所提倡的“平民文学”，是以他所本的人道主义，即具体指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为基本前提，世纪之交的平民化文学创作倾向所呼吁的人道主义，是对商品经济确立过程中的人性的新开掘、新探索。差异也好，契合也罢，从中我们都不难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文学史现象，即周作人提倡的“平民文学”与世纪之交的平民化文学创作倾向都是在思想解放、文学观念多元的社会文化背景下生发的，这对我们的文学创作和文化建设不无启示。
无论作为一种创作立场，还是一种写作风格，世纪末平民化文学创作倾向与传统“大众化”都既有许多共同点，又有不同。如在缩短文学与广大民众的距离方面，在书写广大民众真实生活方面，在表现民众的意愿利益方面，在审美趣味上符合大众阅读习惯和口味方面，二者都体现出很多一致性与继承性。如果把这两个话题放到中国新文学发展的历史中去考察，又会发现世纪末的“平民化”与现代文学史上的历次“大众化”文艺运动有着一些既相联系又相悖的有趣现象。其一是，世纪初“左联”所积极推动的文艺大众化运动与世纪末平民化文学创作倾向有着相似的文学背景，前者是对五四文学革命以来“欧化”倾向的纠偏，后者是对80年代中期以来的借鉴西方新方法、新技巧的文学形式激进主义乃至蜕化为单纯技术操练的局面的矫治，二者面对的同是文学疏离大众的困境；所不同的是，前者的努力往往局限于语言和形式表现的通俗化，后者的关注点则更多集中在文学贴近民众的现实生活上。其二是，解放区的大众化文艺运动是在与现代主义的世界文学潮流有某种隔绝的情形下发展着，世纪末平民化文学创作倾向却是在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旋风持续了十多年的状况下决然兴起。这种完全不同文化背景下产生相似文学追求的原因却是截然不同的：前者是在作为党的最高领导人的毛泽东将“大众化”提到是否真正为工农兵服务的原则高度的情况下（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文章中对此问题均有权威性结论），使文学“大众化”道路在绝对政治权威的指令下得以实现（这种情况基本上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文学的前17年）；后者则是在基本上没有主流意识形态干预的情况下，文学创作适应社会、文化的转型，遵循其自身发展规律的结果。因此，解放区的“大众化”写作不乏英雄化、理想化的描写（如具有代表性的赵树理、孙犁等的创作），美化了现实中的理想人格；而世纪末平民化文学创作倾向则拒绝超凡脱俗，深蕴于芸芸众生之中，在与主流意识形态没有根本对立的情况下，更倾心于平民意识、平民立场、平民价值、平民生活的书写与表达。这也许可以被认为是传统“大众化”在世纪末转型期的新特征与发展。其三是，无论是传统的“大众化”，还是世纪之交的“平民化”，从中我们可以发现，都与中国文学现代性与民族性的关系问题、内容与形式的关系问题这两个话题紧密相连。这不难从半个多世纪前的很多文学大家的专文中找到印证（如鲁迅的《文艺的大众化》、郭沫若的《新兴大众文艺的认识》、郑伯奇的《关于文学大众化的问题》、宋阳（瞿秋白）的《大众文艺的问题》、止敬（茅盾）的《问题中的大众文艺》、起应（周扬）的《关于文学大众化》、常庚（鲁迅）的《论“旧形式的采用”》、胡愈之的《关于大众语文》等等），也不难从世纪末的具有平民化创作倾向的某些作家们的“创作谈”中发现“证据”。似乎现代性与民族性的关系问题、内容与形式的关系问题永远是困扰着中国文学发展的永恒性话题。
平民化倾向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其哲学基础、理论主张还并不很清晰、系统，然而对世纪之交的中国社会的影响却是潜在的、巨大的，已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尤其是文化生活方面，诸如影视、音乐、戏剧等。当然，我们不能否认，在经济文化转型的当代中国，平民化倾向在某种意义上是商业社会的一个“卖点”，是经济得以拓展的手段，但也应该认识到它同时也是文学适应时代、贴近现实生活、获取更丰富的营养、赢得更多读者的重要途径之一，这无疑符合当代中国的基本国情。不过，作为世纪之交文学创作的一种新动向的平民化文学创作倾向还并不成熟。其创作实践总体来看浮躁化、肤浅化、表面化，思想穿透力差，文学批判性弱。它所存在的最大问题是经典文本创作的稀缺。因此，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平民化创作倾向很可能是一把“双刃剑”，即一方面那些优秀的、有艺术独创性和较高审美价值的具有平民化倾向的文学创作必将为文学在新的历史语境、文化语境中重新走进社会、走进生活、走进大众，确立自己的地位，开辟一条富于生命力的道路；另一方面，如果只满足于平民意识、群体意识、现实意识的表达，而轻视忽略了艺术创造的个性、独创性的本质特点，那么所要表现的平民意识、现实意识即使有再大的社会价值，也是苍白无力的。我们认为文学的高下不仅取决于当时的社会意义，历史的和美学的观点永远是我们对文学共同的要求。市场经济不仅对中华民族意味着挑战与机遇，对中国文学也同样是挑战与机遇。当代中国作家应该感谢这个时代，因为无论观念上还是实践上，这个时代提供给我们的都是异常丰富多彩、前所未有的内容。在经历了浮躁心态导致的溃败后，文学深度空间的建构已经成为世纪之交中国文学面临的最重要、最迫切的课题。文学创作是否能够再度赢得广大民众的关注与厚爱，文学在新世纪社会生活中的位置，是中国文学不能回避的问题。我们期待着，具有平民化创作倾向的作家们，在新世纪的曙光中，能以博大深厚的经典之作，赢得广大读者和历史的承认。
收稿日期：1999－0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