梯度陷阱、升级阻滞与承接产业转移模式创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梯度论文,陷阱论文,产业转移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产业转移是企业进行区位选择最终导致产业空间布局变化与新的区位均衡形成过程(丁建军，2011)。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得到了30年的快速持续发展，但同时也存在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即东中西部经济发展的差距不断扩大，地区间发展极不平衡。如何缩小东中西部经济发展的差距、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一个亟待解决的理论与现实问题，而加快引导东部沿海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则被认为是解决该问题的一条行之有效的重要途径(陈栋生，2008；庞娟，2000)。曾有研究机构预测，随着东部沿海地区资源约束增强、要素成本上升、本地市场饱和、环境压力加大，东部沿海地区失去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会大规模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并带动中西部地区产业升级(深圳市综合开发研究院，2008)。总之，人们对通过产业梯度转移实现东中西部地区间平衡发展充满着期待。
学者们提出上述主张和观点的理论依据是产业梯度转移理论。梯度转移理论源于弗农提出的工业生产产品生命周期理论(Vernon，1966)，该理论指出，工业各部门及各种工业产品都将经历创新、发展、成熟、衰退四个不同的发展阶段，该理论后经威尔斯和赫希哲等人验证并作了充实和发展。区域经济学家将这一理论引入到区域经济学中，便产生了区域经济发展梯度转移理论。按照梯度转移理论，无论是国家之间还是一国的区域之间，经济技术的发展是非均衡的，客观上存在经济技术梯度，主导产业处于创新阶段和发展阶段的地区为高梯度区，主导产业处于成熟阶段后期和衰退阶段的地区为低梯度地区，高梯度地区产业会向低梯度地区转移，并引致承接地的产业升级。在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经济技术发展水平存在明显的梯度差异，相对中西部地区，东部沿海是高梯度地区。根据梯度推移理论，东部沿海地区失去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这样既能够使东部地区腾出空间发展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又能够使中西部地区通过承接产业转移带动经济快速发展并实现产业升级，从而缩小中西部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然而，几年过去了，现实的事实是：专家们所预期的沿海地区产业大规模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现象没有如期出现，地区间产业梯度转移没有在各级政府优惠政策引导下迅速发酵，中西部地区在承接产业转移过程中没有出现明显的产业升级(陈秀山、许瑛，2008；冯根富、刘志勇、蒋文定，2010；毛广雄，2010)。现实结果与理论预期的矛盾告诉我们，依赖梯度转移缩小东中西部地区差异、实现东中西部地区协调发展的道路似乎不易走通，简单套用产业梯度转移理论设计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路径可能会陷入梯度陷阱，形成承接地产业升级阻滞，中西部地区要通过承接产业转移模式创新加快发展。这为我们提出了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重要理论与实践课题。
二、产业转移的梯度陷阱
梯度转移理论主张发达地区应首先加快发展，然后通过产业和要素向较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转移，以带动整个经济的发展。但不可忽视的是，梯度转移理论要有效发挥作用是有其自身适应性条件的：如劳动力不能跨区域自由流动，同类产业在不同经济空间组织效率相差不大，没有政府的直接干预，发达地区的主导产业处于创新阶段，等等。否则，如果这些条件不具备，发达地区的产业和要素向较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转移就会出现障碍，存在产业转移的梯度陷阱。
(一)地区间劳动力自由流动阻碍产业梯度转移
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增长主要决定于资本、劳动两要素的投入，并假定生产函数的规模报酬不变、单一要素边际报酬递减(Solow，1956)。这样，在一个非一体化的经济空间，如不同国家之间或地区之间(后者如香港与中国内地之间)，劳动是不能自由流动的。市场力量发挥资源配置作用的结果是，资本将由劳动成本高(短缺)的国家或地区流向劳动成本低(丰裕)的国家或地区，而资本流动通常是以产业的区域转移为载体进行，从而导致产业的跨国家或跨地区转移。但是，对于一个一体化的经济空间，如我国不同地区之间，资本和劳动都可以自由流动，既可以是资本由劳动短缺的地区流向劳动丰裕的地区，也可以是劳动由资本短缺的地区流向资本丰裕的地区，直到地区间要素价格(即边际报酬)实现均衡为止。但是，在发展中国家及一国的不发达地区，初始时期往往资本稀缺劳动丰裕，或者劳动比资本相对丰裕，劳动力容易迁就资本单向流动以降低资本丰裕地区的资本劳动比，从而提高该地区的资本回报率，使得资本丧失了向劳动力过剩地区流动的激励，特别是当发达地区劳动力工资和落后地区劳动力工资长期拉不开足够差距时，劳动的单向流动和资本的区域粘性便被锁定，表现为落后地区的剩余劳动力源源不断地流向发达地区，而发达地区向落后地区的产业转移则难以顺利进行(Solow，1956)。王思文、祁继鹏(2012)利用CES生产函数证明，当劳动力要素是自由流动的时候，目前导致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大规模产业梯度转移的条件还不成熟。我们利用企业网络招聘工资数据的实证研究也表明：虽然中西部地区的工资水平相对较低，但是地区工资差距不大，而且中西部工资增长速度快于沿海地区，地区间工资差距趋于缩小，到2011年我国工资报酬最高的东部沿海地区的工资仅为工资报酬最低的中西部地区工资的1.28～1.33倍，而上世纪80年代香港地区出口加工业向内地沿海地区大规模转移时期，香港地区工人工资水平约为内地工人工资水平的8倍以上(罗浩，2003)。显然，劳动力的自由流动降低了地区间的工资差距，依靠劳动力成本差异驱动的大规模产业梯度转移尚难以实现(贺胜兵、刘友金、周华蓉，2012)。
(二)产业集群粘性阻碍产业梯度转移
资本在世界范围内流动并不只是寻找最便宜的劳动，而是寻找生产能力最强、效率最高同时价格也最便宜的劳动。因此，尽管劳动力成本——工资是决定转移区位选择的一个关键因素，但不是唯一决定因素。邓宁(Dunning，1988)认为，企业进行投资区位决策时，不仅要考虑到要素禀赋所形成的优势，而且要考虑产业组织、交易成本等因素所产生的优势。现代经济的一个显著特征是集群经济，产业集群是由一群具有产业关联性的企业包括最终产品制造商、中间产品供应商、服务供应商以及在专业知识和技能方面能对相关产业产生支持作用的机构在地理上或特定地点的集中现象。产业集群能形成巨大的规模与需求，保证集群区域内企业获得从中间产品到劳动力的高品质、低成本的供给，而集群的外部效应如公共基础设施、专业化市场、分工协作网络、融资渠道、区域品牌使集群中所有企业获利。因此，企业在投资区位选择时，更趋向于往产业集群地区聚集。新经济地理学认为，具有前后向联系的企业集聚可以节约交易成本(Martin & Ottaviano，1999；Venables，1996；Tabuchi，1998)。企业聚集所带来的交易成本节约，是随着集聚程度的加剧、集聚区劳动力与工资等要素价格不断上升而呈倒U字型变化。当产业集聚程度处于倒U字型的左边时，即使政府推出优惠政策，也难以达到促进产业大量转移的效果；当产业集聚程度处于倒U字型的右边时，政府通过适度的政策引导，就能够促进产业的有序转移。我国目前的状况是东、中、西部地区的产业集群数量比例约为79∶12∶9，产业集群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刘世锦，2008)。由于长期的不平衡发展，东部地区产业集群化水平高，产业链比较完整，而中西部地区产业集群化水平较低，本地配套能力弱。而且目前我国东部沿海地区产业集群还处在成长阶段，产业集聚程度处于倒U字型的左边。在这种状况下，如果东部集群企业转移到中西部地区将会失去根植于原有产业集群所带来的优势及交易成本的节约，这就形成了产业梯度转移的产业集群粘性。同时我们对珠三角集群地区转移到湖南省湘南地区的企业实地调查发现：综合考虑到劳动力平均工资、劳动力素质、劳动效率，企业转移前后单位产品的实际劳动力成本相差不大。但由于转入地的基础设施较差、当地产业配套能力弱、政府办事效率低等因素却带来了企业的交易成本大幅上升。显然，中西部地区产业集群不足，其拥有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将被进一步削弱，对沿海产业的吸引力也随之下降。
(三)地方政府的GDP竞争阻碍产业梯度转移
除了少数大城市之外，我国沿海发达地区的产业结构是以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业为主，企业规模也多为中小型企业。因此，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出去有利于产业结构调整，理应受到沿海发达地区各级政府的鼓励。可是，我国地方政府是利益相对独立的经济主体，在GDP考核和分税制这样的制度安排下，追求地方经济增长和地方财政收入最大化就必然成为支配地方政府经济行为的最主要动机。在当前我国经济增长、财政收入和劳动力就业主要还是依靠传统产业的情况下，一些本应被东部地区淘汰和转出的边际产业，由于对该地区的经济发展和财政收入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一旦大量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出去，先进制造业和高新产业不能及时跟上，将导致地方税收减少和就业水平下降。为保证当地的财政收入和充分就业，地方政府不仅不愿意支持本地企业向外地转移，而且还倾向于通过税收减免和财政补贴等政策鼓励企业向本地的次梯度地带转移(周五七、曹治将，2010)。GDP竞争使得地方政府这只有形的手无时无刻地在干预市场要素流动，增加了沿海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人为壁垒。如广东为促进产业区内转移，提出产业与劳动力的双转移战略，在省内欠发达地区设立产业转移工业园，政府在政策和资金上提供支持，鼓励广东珠三角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东西两翼和粤北山区转移。况且，中国是一个大国，各地区内部的发展也是不平衡的，发达的高梯度地区有落后地带，欠发达的低梯度地区也有相对发达地带，这种情况客观上为地区内部产业转移提供了条件。显然，地方政府GDP竞争的结果，使得产业区内转移比产业区际转移更有动力，影响了资源在全国范围内的最佳配置。
(四)发达地区创新主导产业尚未形成规模阻碍产业梯度转移
按照梯度转移理论，所谓高梯度地区是指主导产业处于创新阶段和发展阶段的地区。一般认为，当处于高梯度发达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完成，创新主导产业的技术溢出就会促使产业在空间和规模上拓展，从而迫使低端产业向低梯度地区转移，成为产业梯度转移的内在动因(刘毅，2008)。因此，创新主导产业的形成是导致产业转移的内在条件，只有当创新主导产业形成一定规模时，产业梯度转移才有可能大规模发生。否则，当创新主导产业尚未形成规模，传统产业依然发挥重要作用的情形下，大规模的产业梯度转移是不会发生的。现在我国长三角、珠三角等东部沿海地区，产业结构调整还没有完全到位，产业创新并不是特别突出，创新主导产业尚未形成规模。如2011年广东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为37.8%，江苏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为35.3%，而早在10年前的2001年，韩国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就已达到62%，美国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已达到75%，日本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更是高达83%。这说明到目前为止，东部沿海地区的创新主导产业还没有形成规模，创新活动还没有积聚成推动传统产业转移的内部力量，因此东部沿海地区产业主动向中西部地区大规模梯度转移的真正时机还没有到来，大规模的产业梯度转移是难以发生的。事实上，目前我国长三角、珠三角等东部沿海地区产业转移的动因主要是来自于原材料、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成本的增加以及人民币升值对“两头在外”经营模式的影响，这是由产业外部力量拉动的一种被动的产业转移，这种被动的产业转移很难从内部成长出新型的、更为高端的替代产业，大规模梯度转移的结果将很可能导致产业空心化。可见，发达地区创新主导产业尚未形成规模使得产业梯度转移缺乏内在动力。
三、承接地产业升级阻滞
在促进我国东中西部均衡发展战略实践中产业梯度转移理论失灵，不仅表现在产业转移过程中的梯度陷阱，而且表现在产业梯度转移后承接地的产业升级阻滞。也就是说，一方面目前我国沿海产业向中西部大规模梯度转移客观上存在障碍，另一方面，即使发生了沿海产业大规模梯度转移，也未必一定能够带来中西部地区的产业升级。
(一)既有产业分工格局导致承接地生产要素低端锁定
生产要素分为初级生产要素与高级生产要素两种：初级生产要素包括非熟练劳动力、土地与自然资源、资金等；高级生产要素包括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力资本、教育与研发机构、先进制造技术等。建立在初级生产要素基础上的产业层次一般比较低，如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源密集型产业；而建立在高级生产要素基础上的产业层次一般比较高，如知识密集型产业、先进制造业。在我国，采取非平衡发展战略的结果，不仅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距不断扩大，而且这一差距因为先进地区和落后地区间广泛存在的经济互补性得以长期存在。在这种背景下，沿海地区可以“腾笼换鸟”，用基于高级生产要素的产业逐步置换基于初级生产要素的产业，将基于初级生产要素的产业转移到中西部地区，为沿海地区发展高级生产要素产业提供空间和资源支撑。与此相对应，在初级生产要素有比较优势的中西部地区，则主要通过承接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业，变成了拥有的相对丰裕初级生产要素与转入的以初级生产要素为基础的低端产业相结合，进一步强化了既有的产业分工格局，导致承接地产业的低端锁定，且这一低端锁定由于东部先进地区与中西部落后地区存在的广泛经济互补性而得到强化和持续。实际上，在前些年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发生转移的10个主要产业中，8个产业属于资源依赖型产业或资源密集型产业，占转移产业总数的80%(冯根富、刘志勇、蒋文定，2010)。一个难以自然改变的状况是，历史上选择了某种产业分工格局，那么在较长的历史过程中，各种经济活动会被定格在这种格局上。既有产业分工格局长时期难以打破，使得承接地生产要素低端锁定，带来产业升级受阻。
(二)集群网络中跨国公司战略“隔绝机制”形成技术封闭
学者们普遍认为，二战以来先后已经发生了三次国际产业转移，每一次产业转移都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世界经济发展的格局。这三次产业转移的基本路径依次是：产业首先从欧美转移到日本和德国，接下来转移到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再转移到我国沿海地区。现正在发生第四次产业转移，这次产业转移的主体是我国沿海地区在改革开放早期承接的欧美、东南亚国家及港、澳、台地区转入的产业，现再次向中西部地区发生转移。这些产业在沿海地区经过20～30年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已经形成了跨国公司主导的嵌入式产业集群。与传统的内生型马歇尔式产业集群利用专业化分工深化、人力资源汇聚、技术溢出效应等获取外部经济性不同，嵌入式产业集群中跨国公司的主要目的是依赖母公司技术，利用转入地的区位优势、廉价资源、广阔市场提升其全球生产网络的整体竞争优势。嵌入式产业集群是一种跨国公司主导的战略空间集聚，具有内在的战略性“隔绝机制”(Bell，2005)。这种“隔绝机制”通常意味着某种程度的选择性、排斥性、封闭性，一般只向“特定”的合作伙伴而不是位于该地理空间的所有组织扩散或让渡竞争优势(Rugman & D'Cruz，2000)。战略隔绝机制的存在，使得依托跨国公司战略空间集聚效应所形成的产业集群具有内在的网络封闭性，集群中核心企业的升级，并不一定带来产业集群整体升级，甚至导致“升级悖论”：集群内企业沿某一特定技术路径升级越快，当地默会知识基础的生成就越困难，与当地产业关联被弱化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可见，如果是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导的产业内迁并让中西部地区加入由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很可能陷入一种简单的循环：发达国家利用完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要素禀赋后，再去掠夺中西部地区的要素资源(刘志彪、张少军，2008；周勤、周绍东，2009)。中西部地区承接这种产业，当地企业极有可能失去实现技术能力动态提升的长期机会(王益民、宋琰纹，2007)。
(三)产业转移对象片段化挤压承接地产业技术提升空间
随着国际产业分工由产业间分工向产业内分工再到产品内分工的纵深推进，产品生产过程出现了全球垂直分离，同一产品的不同生产环节或工序可以由分布于世界各地的企业协作来完成，形成了产业链的“片段化”(Arndt & Kierzkowski，2001)。与此相对应，国际产业转移的对象由原来典型的“边际产业”和“标准化阶段的产品”转向了产品的各工序，使得产业转移对象片段化。在这种背景下，由高梯度地区向低梯度地区转移的是产业链上的低端环节或落后环节，梯度转移则成为高梯度地区衰退技术向低梯度地区的扩展，产业转移的结果不仅解决不了低梯度地区的技术落后状况，而且还会导致区域技术差距进一步拉大，形成梯度转移与技术落后的同步增长(李亦亮，2011)。从目前沿海产业向中西部转移的现状来看，越来越呈现出研发环节和制造环节空间分离的趋势，中西部地区虽然承接了高科技产品的生产，但核心技术大多却留在沿海，转移到中西部地区的企业只是沿海优势企业的“加工车间”。不仅如此，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片段”的结果，一方面使得其对沿海地区总部生产技术依赖程度更高，另一方面作为“加工车间”本身没有更多技术创新压力。因此，产业转移对象片段化，将会挤压承接地产业技术提升空间，失去在承接地进行技术创新的能力和努力。
(四)转移产业生命周期处于蜕变创新阶段增大承接地产业技术升级难度
正如产品生命周期一样，产业也有其自身的生命周期。自从Gort & Klepper(1982)提出产业经济学意义上第一个产业生命周期模型(G-K模型)以后，引起了国内外学者对产业生命周期理论的广泛研究。一般认为，产业生命周期分为4个阶段：即自然垄断阶段、全面竞争阶段、产业重组阶段、蜕变创新阶段(潘成云，2001)。产业所处的生命周期阶段不同，其对产业组织的特征要求也不同(徐莎莎、黄春兰、盛杰，2009)。承接处在生命周期前三个阶段的产业，有利于承接地的产业技术升级；而承接处在生命周期第四个阶段的产业，则不利于承接地的产业技术升级。因为，当产业进入蜕变创新阶段后，为了适应消费者不断变化的需求而使产业焕发新的活力，则需要投入大量的人、财、物进行产业技术创新和新产品开发，在创新中蜕变。否则，如不能实现在创新中蜕变，产业将进入衰退阶段而被市场淘汰。由于蜕变创新对产业组织的技术创新能力、新产品开发能力要求很高，甚至比处在成长阶段产业的难度要大得多，往往只有发达地区才有能力做到，这恰恰是欠发达地区的劣势。现实中，目前我国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梯度转移的产业已基本进入蜕变创新阶段，作为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本身技术研发和应用能力很有限，加上这些地区产业配套程度低、创新人才缺乏、财力不足等诸多因素制约，难以实现对所承接产业进行蜕变创新。可见，蜕变创新阶段对产业升级要素投入的更高要求和中西部地区产业升级要素相对缺乏之间的矛盾，极大地增加了承接地产业技术升级的难度。
四、承接产业转移模式创新
有学者指出，从长期来看，如果西部落后地区等到东部发达地区带动中部欠发达地区发展后再进行发展，必然延误西部落后地区和中部欠发达地区的发展时机，中国的地区差距将在很长时期内进一步扩大(胡宇辰，2007)。为了加快缩小东中西部地区间的差距，摆脱传统追赶路径的困惑，中西部地区应当大胆探索，超越梯度转移理论的局限，创新产业转移承接模式。事实上，在实践中已经出现了一些成功的探索，值得总结。
承接产业转移模式创新的一个成功典型是重庆对IT产业的承接。重庆用短短两年的时间一跃成为全球重要的IT生产基地，其产业承接过程是：重庆首先通过科学规划和环境改善，引进了世界前6位笔记本电脑品牌商中的3家——惠普、宏碁与华硕。这3家龙头企业不仅在渝设立运营总部，将基地的加工贸易订单和结算都放在了重庆，而且以商招商，引来了富士康、广达、英业达、纬创、仁宝、和硕等6家全球著名代工厂商，这些代工厂商又将300多家配套厂商带到重庆落户，形成了“3+6+300”的强势IT产业集群。这样，重庆仅仅用了两年时间，一条巨大的由品牌商、代工商和零部件制造商组成的产业链以惊人的速度在重庆整合，做到80%的零配件在本土生产，很快将成长为一个年生产1亿台笔记本电脑、3000万台打印机、3000万台监视器、3000多万台智能手机，有当今世界电子产业最高端的产品系统，具备世界电脑产业、通信产业核心体系，销售收入过万亿元的重庆第一支柱产业。重庆在承接IT产业过程中，注重优化产业环境、降低企业交易成本。重点做了三件事：一是建立了西永和寸滩两个国家级保税区；二是政府为IT产业基地内的员工建造公租房和宿舍楼，解决职工的住宿问题；三是在国家的支持下建立了以渝新欧铁路为平台的欧亚大陆桥，打通了重庆的物流通道。与此同时，重庆在两江新区蔡家组团，正在建设一个面积达10平方公里、基于云计算概念的离岸数据处理中心，筹划抢占云计算产业高地，以此带动重庆IT产业的全面升级。
重庆承接IT产业转移模式可以总结为“核心企业带动本土化整合的集群式承接产业转移模式”，该模式的特点是：(1)集群式承接。充分利用自身的劳动力成本优势、自然资源优势、政策优势等，通过科学规划和配套设施完善，系统构建产业转移承接平台，吸引产业链上的企业集体转移(或称“抱团迁徙”)。(2)核心企业带动。首先是创造条件吸引产业链上的核心企业转移，然后发挥核心企业关联作用与示范作用，带动配套企业、研发机构、服务机构向集群集中。做到以商招商，产业链招商。(3)本土化整合。通过构建产业链，使转移过来的企业与机构进行本地化整合，优化产业环境，降低交易成本，再造区位优势，形成创新空间，带动本地企业群体突破，向产业链高端攀升，实现整体升级与跨梯度发展。
重庆承接IT产业转移模式只是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模式的一种创新形式，面对新一轮产业转移，还有更多的模式需要在实践中探索和创新。然而，不管具体表现形式怎样，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模式创新都应当实现以下几个突破：一是突破点式承接。目前中西部地区承接沿海产业转移，大多承接的是制造业中的某个加工环节，是一种点式承接。点式承接使得发达地区居于价值链系统集成者地位并相互嵌套，落后地区则被分割而处于价值链的孤立环节，从而形成环节(落后地区)对链条(发达地区)的竞争，甚至是环节(落后地区)对网络(发达地区)的竞争，难以摆脱弱势地位。二是突破低端承接。全球产业分工与跨国公司主导产业内迁的结果，将会分割承接地本土产业的内部联系，俘获落后地区低端产业，弱化产业转移的前后向关联效应，技术在地区间外溢的作用被阻隔，形成落后地区对发达地区的新型依附关系，造成承接地本土企业在产业链中被低端锁定，陷入一种低级生产要素对高级生产要素的竞争，导致地区差距的扩大。三是突破被动承接。梯度转移是高梯度地区的产业得到较充分发展以后向低梯度地区转移，这个过程往往转出方是主动的，而承接方则是被动的，这就形成承接地对转出地的依赖。其直接的结果是，承接地因被动接受转出地转入的产业而打乱原有的产业规划与产业布局，久而久之导致产业的无序发展、盲目发展、低效发展。实现上述三个突破，是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模式创新的关键。
五、结语
不难理解，如果是在一个技术静态且时间无限的空间，产业梯度转移理论不仅合理而且有效。但客观的现实是，产业技术突飞猛进、日新月异，而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则不甘长期落后，期盼在较短时间内缩小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差距，快速进行追赶，甚至实现赶超。在这种背景下，如果忽视产业梯度转移理论有效发挥作用的条件，我们的区域发展战略设计将会出现失误。过分强调承接产业梯度转移的结果，可能导致低端初级生产要素不断向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聚集，而高端优质生产要素则进一步向东部沿海发达地区聚集，欠发达地区为发达地区的发展提供机会与空间，不仅不能实现“富帮穷”，倒可能变成了“穷帮富”。
本文针对目前我国区际产业梯度转移的特点与环境，揭示产业转移过程中的梯度陷阱，分析产业梯度转移后承接地的产业升级阻滞，探讨摆脱传统梯度转移困境的承接产业转移新模式。其目的在于从一个新的视角研究产业梯度转移约束条件，探索产业梯度转移的内在规律，设计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有效路径。这样，从理论上可以进一步拓展产业梯度转移理论研究，从应用上可以避免盲目套用梯度转移理论带来的战略失误。本文不是否定梯度转移理论，而是强调要正确应用梯度转移理论。
最后值得特别指出的是，我们应当看到，虽然地区间存在经济技术水平梯度差异，但这种现有的生产力水平梯度顺序，不一定就是不可改变的技术引进和经济开发顺序。如果中西部地区在承接产业转移过程中，能够创新承接模式，创造“局部区域优势”，使低梯度地区的经济发展形成比较好的外部经济效应，然后向周边地区扩散，就能够跨越产业转移的梯度陷阱，实现反梯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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