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德尚[1]2001年在《论美国对外关系中的文化因素》文中研究说明在信息科技的推动下，全球化的发展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不同文化间的交流空前频繁，文化因素在国家对外关系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对于国家对外关系的研究，人们通常采取政治、经济、军事以及相互之间关系和作用的视角定位，这种方法无疑能够直接反映民族国家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社会中的利益追求。但是，文化视角能从不同角度洞察影响国家对外关系的民族价值观、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探究影响国家利益界定和对外政策制定、实施的文化根源，总体把握一国对外关系的特点、风格和发展趋势。 本文正是基于上述考虑，采取文化视角对影响美国对外关系的文化因素展开论述。它包括叁个部分。第一部分从“文化”产生、发展的角度对文化的概念进行界定并就文化认同作以表述；第二部分围绕文化对国家对外关系的影响这一主题进行理论探讨；第叁部分从美国社会主流文化价值观入手，概括出始于清教祖先并在美国这一熔炉中不断融入历史现实和自然环境因素的美国主流文化价值观内核，即“上帝的选民”、“天定命运”、“天赋使命”、“山巅之城”等价值理念。在此分析基础上，本文就美国对外关系中孤立主义和扩张主义的文化根源及其个例进行分析研究，力图揭示美国社会主流文化价值观对孤立主义和扩张主义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上帝的选民”的优越感、“天定命运”和“天赋使命”的使命观、“山巅之城”的榜样心理己内化为美国人历代传承的思想基因，左右了美国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判断，深刻影响了美国对外关系的基调。这使得美国在其对外关系中以世界领导者自居，处处以美国标准评判是非，表现出十足的霸气和傲气。而针对不同文化应坚持“理解而非评判”的准则，这样不同文化间才能相互理解和信任，世界和平与稳定才会有稳固的基础。
陈晔[2]2015年在《美国民族主义对国家安全观的塑造》文中指出美国民族主义不仅在美利坚民族的形成和国家创建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在美国成长壮大过程中,美国民族主义在其国家安全观以及对外交往行为中亦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战争作为一种美国频繁使用的对外行为方式则集中彰显了美利坚民族的特性和国家安全观的风格。因此本文以战争为视角,探讨美国民族主义对国家安全观的塑造,具体以一战以来美国的主要战争参与行为为线索展开分析。文章首先建立了一个分析民族主义与对外行为之间关系的理论框架,以此说明民族主义、国家安全、战争行为之间的塑造与影响机制。民族主义界定、构建和维护国家安全利益,限定和规范了实现国家安全的方式与手段,并从总体上塑造了国家安全观的风格。当民族主义成为政府发动战争、动员民众参与战争的有效工具之后,战争的深度、广度和烈度也随之产生了一系列变化。其次,考察了美国民族主义的缘起、发展与主要特征,分析其在对外关系中的作用与影响。美国民族主义的缘起与发展与美国国家的构建与成长相生相伴,根据其总体特征与表现的不同,大致可以划分出叁个阶段.:一是从建国到19世纪末的大陆扩张时期;二是从19世纪末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海外扩张时期;叁是二战结束之后的全球扩张时期。在享有民族主义的普遍特点的基础上,美国民族主义的独特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美国民族主义基于共同的观念而非共同的种族,导致其对于强化民族和国家认同以及民族凝聚力产生持续的和强烈的需求,同时也成为美国格外推崇民主自由等普世价值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美国民族主义起源于清教传统,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美国以是否信仰上帝、是否实行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作为判断与其他国家关系亲疏的依据,宗教信仰成为美国看待外部世界的首要因素,这决定了美国民族主义很多与众不同之处:首先,赋予其强烈的优越感与扩张意识;其次,造成其二元对立的敌我观念,虽然确立自我与他者是民族主义的普遍命题,但美国民族主义表现的尤为突出;最后,清教主义称颂工作勤奋与生活节俭的经济价值使其不可避免地打上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烙印。美国民族主义的独特内涵与风格在美国对外关系中体现得淋漓尽致:首先,美国民族主义界定和维护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并赋予美国外交浓重的实用和功利色彩。其次,美国民族主义影响甚至决定了美国对外部世界的看法和对外交往的手段与方式。再次,美国民族主义引导美国对外关系的走向,为对外扩张提供动力与依据。最后,美国民族主义作为美国不同外交传统、外交思想的根源,塑造了美国对外关系的不同风格与总体特点。接下来文章历史地考察了在不同战争时期,美国对敌人形象的认识与塑造,以及美国对自身国家身份的定位和国家形象的建构,从中辨识美国民族主义的特性与表现,梳理美国国家安全观念的变化与发展。从不愿树敌的一战、被迫树敌的二战、主动树敌的冷战到制造敌人的反恐战争,美国的民族主义也经历了由踌躇到温和、由膨胀到极端的不同状态。通过民族主义的视角,笔者发现以战争敌人为极端表现形式的"他者"对美利坚民族其实存在着某种意义上的"必要性"。美国民族主义是建立在观念认同的基础之上,不同于建立在天然的血缘和种族基础上的民族,正是这种结构上的特殊性使其不断地寻找凝聚自身的纽带:标榜为"上帝的选民"和"自由的卫士",强调美国独一无二的"例外论",不断强化对于民主自由原则的认同,最具实效的莫过于树立"他者"、寻找和塑造敌人。在这一过程中,反恐战争作为一个历史的教训告诫美国民族主义不要被权力冲昏头脑,在维护内聚力与发挥外张力之间、在塑造认同与制造敌人之间需要平衡与节制。在未来世界秩序的构建中,美国民族主义对他者的需求固然不会消失,但在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影响下,美国对他者构成的认识和应对方式将不断调试更新,以适应发展的趋势和历史的潮流。
易宗堂[3]2012年在《天命观与美国对外政策》文中研究说明天命观是解开美国对外政策之谜的一把钥匙。意识形态与现实利益是民族国家对外交往的两大内驱力。美国（非正式）意识形态的核心便是天命观与自由主义的一致性，也即美国人认为，维护和推广民主自由是上帝赋予美国的使命。“天命观”是美国文化传统中的核心因素，它发源于清教徒的宗教信仰，植根于北美大陆的特殊地理环境，并因世界上发端较早的资产阶级民主政体而得以强化。从殖民地时期至今，天命观的演变经历了“种族优越论”﹑“天定命运”﹑“新天定命运”﹑“承担义务论”﹑“领导使命论”等五个阶段。天命观使得美国对外交往中表现出“全球主义”的倾向。美国从一开始就具有全球性的视野，这与其商业精神和传教士情结是分不开的。以清教主义为核心的商业精神孕育出美利坚民族的务实作风，也形成了美国外交尤为注重经济扩张与实力政治的传统。传教士情结促动下的美国外交充满着理想主义色彩，一方面，美国总是试图以其价值观塑造国际新秩序，另一方面，对民主输出和人权外交往往乐此不疲。实际上，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是相得益彰的，美国巧妙地把对特定现实利益的追求，同表面上宣扬的理想和价值观目标交织在一起。强调实力与价值观的新保守主义外交正是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契合的最好例证。天命观也催生了美国外交中的“本土主义”情结。众所周知，美国早期奉行孤立主义是出于维护新生国家安全的目的，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孤立主义的确有着深刻的宗教文化根源。北美作为清教徒实现宗教理想的“希望之乡”，与腐朽、专制的欧洲旧世界势不两立。在20世纪之前，美国对外政策目标十分明确：在国内实现天定命运，避免卷入海外事务。随着国家实力的增强，美国不可避免地卷入世界事务，特别是在二战后成为西方世界当之无愧的领袖后，孤立主义日薄西山。主张有限度的国际主义的“新孤立主义”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的。虽然孤立主义已经不再作为影响对外政策的主流思潮出现，但是，深深扎根于美国文化传统中的孤立主义并不会退出历史舞台，而是会在适当的时机下发挥“余热”。天命观对美国对外政策的影响是有限度的。尽管美国的发展历程中“天命观”表现突出且始终如一，但“天命观”对美国外交所起的作用受到诸如外交决策、国家利益与国家实力等因素的制约。因此，对美国外交政策的考察要以一种综合的视角，既要看到“天命观”的独特作用，又要注重对美国现实利益的分析，只有这样才能把握住美国外交的实质。
徐尚平[4]2014年在《冲突与呼应：美国理想主义与中国民族主义》文中指出本文以1931-1945年抗日战争这一重大历史意义时期的中美关系为主要研究对象,以美国理想主义外交传统与中国民族主义交互作用下的中美关系的历史为核心,兼论门户开放政策提出以来美国理想主义与中国民族主义发展的互动历史,从思想文化史而不单纯是政策史的角度切入,在国际政治尤其是西方列强所控制引导的东亚政治格局演变的背景下,以美国理想主义的对华政策为基点,试图从历史和理论两个方而来探讨本时期中美关系的起源、框架、内容、实质和影响,强调民族主义制导下的抗日战争和现代民族国家重建背景下的中国为美国理想主义的首次全面实践提供了大规模的试验场,在内涵和模式两个层面赋予美国理想主义全新的内容；同时在美国理想主义与中国民族主义的呼应与冲突过程中,中国民族主义在目标、原则和手段上得以全面发展。可以说,中国现代民族主义的发展是引导美国走出孤立主义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并自太平洋战争后,成为美国走向国际主义和全球主义不归路的动力因素之一。从美国作为西方扩张主义一分子初到中国之始,美国对华政策就开始显示出一定的理想主义倾向,这种倾向被解释为“中美特殊关系”的起源所在。在中国传统民族主义——义和团运动出现后,一向奉行孤立主义原则的美国理想主义表现出国际主义的取向：通过门户开放政策卷入远东政治,提倡经济自由、倡导“保全”中国,声称欢迎一个强大、统一、自由的现代中国,充分体现了基督教使命观引导下美国理想主义的“伪道德”特征,在中国民族主义的视野里树立了一个“美丽帝国主义”的形象。同时,美国还设计了自由主义为主要特征的华盛顿体系,企图引导中国现代民族主义的发展方向并重塑一个不讲求势力范围、强调集体安全的东亚国际格局。这样,在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前,美国基本确立了理想主义的对华政策原则和自由主义的国际关系的普遍准则。1931—1945年是抗日战争时期,也是中国现代民族主义全面发展的时期。本文认为,在这个历史时期,美国对华理想主义政策在方法上存在着两种模式之争,一种可以称为孤立主义的“榜样”模式(“修道士”范式),强调践行美国理想主义原则的典范作用：一种可以称为自由国际主义“卷入”模式(“传教士范式”),强调美国理想主义原则的对外输出。其中自由国际主义“卷入”模式又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方式：一是以基本上不卷入他国内政的“同盟”方式;二是卷入或企图卷入他国内政的“干涉”方式。1931—1940年是美国孤立主义取向的理想主义时代,而对中国民族主义的口益高涨及其对美国理想主义行动的热切期待,美国一方而在孤立主义的旗帜下声称只专注于自身自由事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徒劳地反复申述纸而上的理想主义主张,却又不肯为这些主张的实践诉诸于实际行动,在美国的对外关系中,中国不是一个具体的国家,而是美国理想主义抽象原则的代名词。中国民族主义对美国提倡的各种理想主义原则或怀疑、或批评、或期待、或利用。由于中国民族主义的不屈斗争和国际反法西斯斗争形势的变化,同时在自由国际主义力量的驱动之下,从1940年起尤其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美国终于把抽象的原则化为实际行动,与中国结成同盟,支持中国人民争取民族自由、平等独立的伟大斗争,并对中国民族主义在抗战中所显示的强大力量做出呼应,竭力帮助中国树立国际上的大国形象,中美关系进入了“同盟”模式的理想主义时期,在本时期,美国在“大联盟”战略的指引下,以夺得反法西斯战争的全局胜利这一军事日标为核心,基本奉行不干涉内政原则,较为妥善地处理了中国民族主义要求与美国理想主义目标之间的冲突,大体上得到了中国民族主义者的认同。在“大联盟”的国际背景和“中国崛起”口标的刺激下,中国民族主义掀起了建设新国家的“中国梦”：一是独立、平等的自由中国梦；二是统一、强大的大国中国梦,这两大中国梦与抗战结束后中国国内掀起的民主、法治的宪政中国梦共同构筑了抗战以来中华民族复兴的主体内容,在所有的列强中,美国对这些中国梦予以了最大支持,但同时也导致了美国理想主义对华政策的自由国际主义“干预”方式的出现。从中美“同盟”关系时代开始,尤其在1943年后,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逐步明朗化,美国理想主义关于改造不合理的国际秩序思想以及用自由主义改造中国的“自由发展主义”思想开始抬头,美国越来越深地卷入中国内政。尤其在国共二战末期的冲突中,美国面临对华政策的第一个矛盾,理想主义内部目标——民族自决与促进美国式自由——之间发生了严重冲突。美国抛弃了理想主义的一个方而即民族自决,而选择了理想主义的另一个方面——促进民主与自由,对此,中共从民族主义的现代国家重建的目标出发,基本采取了欢迎态度,而蒋介石国民政府因为自身利益却予以明确的拒绝。在反法西斯战争尘埃即将落定之时,面对苏联的崛起,美国对华政策而临第二个更为棘手的矛盾——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矛盾——美国到底是应该继续促进中国的民主改造,还是在美苏争夺国际权势的现实主义斗争中获得一个自认为值得信任的盟友?美国选择了后者。以中国共产党人为代表的中国民族主义势力开始重新审视美国理想主义关于民主重建中国的政策。从历史经验上说,即使美国选择促进中国民主改造这条道路,由于民族自决与促进美国式制度扩展之间的根木矛盾,包括中共在内的中国民族主义势力也不大可能接受美国对中国的改造,美国对华政策失败的悲剧几成定局。因此,从现实主义的角度来说,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应该把自己的意愿强加给另一个国家身上,不干涉内政原则是处理国家关系最好的原则之一,而这恰恰是抗战末期以来美国理想主义对华政策自身的症结之一。
石乔[5]2009年在《从美拉文化价值观看美拉关系主要特征》文中指出文化因素越来越成为国家外交行为,外交关系的重要制约因素,外交中文化因素的研究成为国际政治研究领域的重要课题之一。从文化价值观研究着手看待和分析国家外交行为和外交关系特点的形成与发展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以将国家看作是具有受文化价值观影响而形成的性格和个性特点的有机体为逻辑依据,采用从文化价值观入手,以国家性格为出发点分析国家对外行为方式,理解外交关系特点的研究方法,从理论上分析总结出一个国家的文化价值观会影响和制约着国家外交行为,并在一定条件下,使国家外交行为体现出文化价值观的特点,进而影响着国家间外交关系的特征。但是在具体的外交实践中,文化价值观在国家对外行为和外交关系中的体现并非一直是连续的。文化价值观在外交关系中体现出连续性还是非连续性受到国家利益和文化价值因素之间关系的影响。当文化价值观被看作是国家利益的一部分,国家对外行为中文化价值观的体现与国家利益考量具有高度统一性时,文化价值观在外交关系中的体现便具有连续性。反之,则体现出现非连续性。同时针对本文的具体研究对象,本文又提出美国与拉丁美洲面向彼此的价值观注定是矛盾和冲突的。当矛盾冲突的美国与拉美文化价值观与各自具体利益需求相统一时,便反映到美拉关系中,使得美拉关系中不可避免的带有冲突的特点,形成美拉文化价值观在美拉关系中体现的连续性。从而形成美拉关系的一个主要特征——冲突。但当美拉具体利益需求出现与美拉文化价值观特征相矛盾的情况时,美拉文化价值观在美拉外交关系中的体现便具有非连续性。合作便是美拉关系中的另一主要特征。但值得一提的是从历史的角度审视美拉关系,我们发现美拉关系一直体现出冲突与合作交织的特征。
简涛洁[6]2010年在《冷战后美国文化外交及其对中美关系的影响》文中研究指明全球化的发展使人类社会的文化交流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和程度,从而加速了文化与外交的结合,促成了文化外交的兴起和发展。文化外交对民族国家塑造国家形象、保证国家安全、追求现实利益都有积极作用。然而,如果文化外交推行不当,它也可能对民族国家产生不利影响。长期以来,美国之所以能够娴熟地使用文化外交争取国家利益,是和美国的政治思想传统、对外交往经验,以及各行为体的积极参与分不开的。美国的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思想是它推行文化外交政策的主要思想基础；美国长期推行的输出民主、海外传教、文化交流等活动,为它设计和实施文化外交政策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美国官方机构、非政府组织、企业,以及公民个人的积极参与,为它的文化外交繁荣创造了条件。冷战结束后,美国更加注重在世界上输出其价值观和制度、扩大其文化产品出口。从纵向看,冷战后的美国文化外交实践可分为老布什时期、克林顿时期、小布什时期叁个阶段。从横向看,冷战后的美国文化外交实践可区分为对发达国家的文化外交、对发展中国家的文化外交两大类型。冷战后的美国文化外交政策主要为它维护霸权地位、建构“理想世界秩序”的目标服务。文化交流也是中美关系的主要内容之一。中国一直是美国文化外交的重要方向。美国积极推行对华文化外交政策,不仅能够服务于两种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斗争的需要,还能够帮助美国应对中国发展给世界新秩序带来的挑战。所以,文化外交成为影响冷战后中美关系的重要因素。美国文化外交政策主要通过多边和双边途径影响中美关系的演变与发展。这种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因此,中国应采取积极措施应对这种影响,并通过文化外交处理好中美关系。
吴功荣[7]2004年在《中美外交思想传统的比较分析》文中指出中美关系是中国对外关系中的重中之重，也是处理好大国关系的关键性环节。一个健康和稳定的中美关系不仅符合中美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人类发展。中美关系的互动是带有全局性的重大问题。中美两国在外交领域具有许多共同利益，但由于两国在历史文化、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思想传统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中美关系的发展总是时好时坏、一波叁折，对抗与合作并存，斗争与妥协同在。本文从外交思想传统研究入手，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借鉴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主要模式（如现实主义、理想主义、国家层次分析、结构功能分析等），采用传统的分析视角，即政治、经济、地缘、文化、意识形态、宗教等诸方面进行综合考证。从两国外交发展的历史轨迹中，撷取具有典型意义的外交事件和代表人物，进行实证分析，提炼抽象出各自外交思想传统中蕴涵的实质性内容，通过比较分析的方法加以审视，既注意中美两国的共性，又注意两国的特性，深入探求和研究中美关系中一些带有规律性、本质性内容，结合现实和未来的需要，解放思想、开阔视野，求同存异，增进合作。发挥积极因素的优势，消除消极因素的危害，为中美关系的研究拓展一些思路，为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提供一个可资借鉴的参照面，这是本文研究的主题。本文认为，中美关系的发展变化，固然集中在现实的政治、经济、军事及战略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和作用之上，且这些方面无疑是两国外交的最基本要素，也最直接反映出两国在国际舞台上所追求的利益。但影响两国关系的深层次的因素则是源远流长、根深蒂固的外交思想传统。这些思想传统往往渗透在人们的意识之中，形成相对稳定的思维定势，潜在地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和作用，塑造出他们在外交活动中的最基本的特征。本文的一个目的就是试图发掘和探索两国外交思想传统的主要内涵及相关要素并使之系统化、理论化。全文除提要和导言外，共分为十章。导言部分概述本文所研究课题的主要目的与理论意义，简要总结了中美外交思想传统研究领域的国内外现状及相关的成果，明确了本文的指导思想和分析框架，介绍了本文所运用的研究方法，指出了本文的创新与不足及努力方向。论文的第一部分是外交与外交思想传统概念的考证与辨析。主要介绍了古今中外关于外交及其思想传统的定义，并对各自的内涵和要素加以剖析。总结归纳出外交与外交思想传统概念内在的价值规定性。在此基础上进行加工，界定出本文中外交及其思想传统的概念，为下文的研究论述奠定理论基础。论文的第二、第叁部分分述了中美两国各自外交思想传统的主要内容。关于中国外交思想传统的“路径依赖”，着重从中国古代对外关系的理论与实践中提炼出独具民族特色<WP=4>的思想传统，如天朝大国思想、家国意识、和合理念、中庸之道、整体性思维和经验主义。关于美国外交思想传统的思维定势，则是从美国开国以来所形成的特有的价值观念、精神气质和思想理念中抽象出其具有代表性的外交思想传统，如美国“例外论”、“优越论”、“领袖论”、功利主义、实用主义、利益至上。凸现两国外交思想传统的价值取向。论文的第四部分论述了自然地理环境对外交思想传统形成的作用和影响。分析了中华民族和美利坚民族在各自特定的自然地理环境中如何构建具有自己民族特色的外交思想传统。强调自然地理环境的基础性作用。论文的第五部分重点探索中美外交思想传统形成发展的社会历史大背景。追根溯源，展示两国早期的社会结构、发展状况和重要外交场景，从两国对外关系发展的历史轨迹中，撷取具有典型意义的外交事件和代表人物，进行实证分析，勾画两国出外交思想传统形成的历史脉络。论文的第六部分根据中美两国早期社会经济形态的不同，从经济基础的视角考察两国外交思想传统形成的差异。论证了形成于中国小农经济基础上的保守意识、群体观念、专制倾向。阐述了根植于美国商业资本的民主精神、扩张意识和孤立思想。论文第七部分选取中美外交思想传统形成的政治文化因素加以研究，具体从政治制度、政治心理、政治思想这叁个方面进行解析，使两国因政治文化差异而形成的外交思想传统方面的特征更加显形化和清晰化。论文第八部分针对在外交思想传统形成中具有举足轻重作用的伦理宗教因素进行分析，重点从宗法伦理、政治伦理和哲学伦理叁个层面加以探究，比较儒教伦理与基督新教伦理的异同，从而把握两国外交思想传统本质的不同。论文第九部分主要从意识形态在外交思想中的功能和效用出发，分别论述了中国与美国外交思想传统中所表现出的意识形态因素及其影响。强调意识形态发挥作用的机制与效用。论文第十部分则是根据上述对中美外交思想传统的分析总结和提炼概括，结合两国现实的外交政策及行为，印证外交思想传统在两国外交活动中发挥的现实效应及理论意义。进而对中美两个世界性大国的秉性的异同及各自外交思想传统的实质加以比较分析，由此总结出中美关系中所存在的几大误区，认真剖析，有的放矢，走出误区，优势互补，减少麻烦、强化合作，促进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岳炜[8]2015年在《不同文明背景下的中美大国责任观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逐步走上大国崛起之路,在国际政治舞台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中国获得更多话语权的同时,对中国的“大国责任”的期待和要求也越来越高。尤其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环境问题、人权问题、反恐问题上一直苛责中国,仿佛除了西方国家以外,其他国家都是不负责任的国家。在笔者看来,中国从古至今,帝制王朝时期也好,现代民族国家时期也好,国民党执政时期也好,当今中国共产党执政也好,中国一直展现出的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一个不负责的人绝对无法取得成功,而一个不负责任的国家同样也成就不了大国伟业。一个民族在文明历程中,会形成不同的文化传统,而不同的文化传统带来不同的价值观,具有不同价值观的民族就具有不同的民族性,价值观或民族性价值观具有稳定性和持久性。现代民族国家的兴起带来国家责任的变革。一个民族国家的国家责任有共性的东西,即源自民族国家的兴起、国际体系的形成以及在这过程中所达成的人类社会共识性的东西。当然也有个性的东西,而个性的东西就是源自不同文明历程形成的不同文化传统所决定的价值观。所谓的国家责任观就是用来一个国家根据外部环境因素、自身国力状况(客观因素)以及价值观(主观因素)来界定自己国家的国家责任的一种观念。因此,文明、价值观与国家责任观之间存在内在的逻辑联系性。中美这两个当今世界的大国都以民族国家的形态屹立于世,因此两国的大国责任观具有许多共性,当然,也存在许多差异性,而差异性来自于中美这两个民族源远流长的文明历程所形成的各具特色的价值观。大国责任是基于“大国”身份定位而来的,因而在探讨大国责任以及大国责任观问题之间,首要的要厘定“大国”的概念。“大国”是在国际体系中通过对比得来的概念,大国概念和国际体系概念紧密相连。因此,梳理有关国际体系概念、理论以及总结其变迁的历史将有助于我们对于大国概念的认识,这最终将有助于我们对大国责任和大国责任观的理解和认识。现行的国际体系由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发展而来,和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同步。在国际体系中,大国比一般国家拥有更多的资源、更强大的力量以及更多的“权力”,因此,大国比一般国家对人类社会公共事务理应承担更多的责任。一个大国在形成过程中,其成长历程的复杂性以及对外交往的广泛性远比一般国家要多,因此大国责任个性的东西远比一般国家要多。所谓大国责任就是一个大国在国际体系中所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包含已在世界范围内达成共识应当承担的责任和自认为需要承担的责任,而所谓大国责任观就是是大国基于“大国”身份定位根据自身国力情况、国际体系中的地位以及由文化传统所决定的价值观来界定并区别于一般国家包括共性责任和个性责任在内,但是更强调个性责任的观念。中华文明,又被称为儒家文明(笔者认为“中华”两字体现礼仪特性,“儒家”两字体现价值观特征,本文因为行为需要,两者将交替使用)源远流长,在欧亚大陆的一端发展出完全不同于西方文明的独特文明。起源于易经思想,被儒家发扬光大的“和文化”乃中华文明最基本的价值观。在此价值观基础上,无论是帝制王朝时期也好,民族国家时期也好,中式的“大国责任观”始终带着与世人和谐相处,共生共荣的成份。中国帝制王朝时期“薄来厚往”的朝贡体系与欧洲近代残暴的殖民体系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体现和概念,一个民族的价值观和责任心、使命感并不是仅仅通过一次领导人就职演讲或者一次官方新闻发布会就能“制造”出来,而是要从这个民族走过的文明历程,从其用铁与血铸就的历史中凝练出来的笔者通过凝练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对外关系史,向世人展现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的前世今生。中华民族中正仁和的价值观、中式的责任观不是凭空制造出来的口号,是祖先传承给我们同时我们也将传诸于子孙的东西。中华文明一直是内敛、自守型的文明,中国在历史上最强盛时期也不以侵略和扩张着称,今日中国再次大国崛起之后也不会走上寻求霸权的道路。从古自今,中国一直表现出慷慨任侠的大国风范以及共生共荣的大国责任观。西方文明,又被称为基督教文明,源于基督教对其主导性的影响力。(“西方”体现其历史传承性,“基督教”体现其文明的特征性,笔者因行为需要,两者交替使用。)与中华文明一个最重要的区别就是,中华文明是大陆型农耕文明发展而来,而西方文明是海洋及商业型文明,因此又可称之为海商文明。西方文明大致经历了叁个阶段:古希腊、古罗马阶段;中世纪阶段;大航海时代以后的近现代阶段。基督教思想以及基督教本身把西方文明贯穿起来,并以新教的方式传承给美利坚民族。美利坚民族的价值观、民族性的形成有两个渊源,一是西方文明的传承;二是开拓美洲大陆过程中形成的特有价值观。美国从1776年7月7日发表《独立宣言》正式宣布立国开始至今不过二百多年历史,美国的对外关系大致可以简单分为叁大阶段:大陆扩张阶段、海洋扩张阶段、全球扩张阶段。这叁个阶段轮廓十分清晰,虽然每个阶段内部有所起伏,但是,每个阶段都有其主导性政策和方向性非常明确,美利坚民族是个非常务实的民族,在每个阶段都有所待解决的问题,并都比较稳妥的得以解决,美国逐步走向大国崛起之路。同时,美利坚民族也是不乏使命感和理想抱负的民族,美国人以“天定命运”自居,一直梦想建立所谓的“山巅之城”来照亮整个世界,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并存于美国人的价值观和民族性之中。从美利坚民族走过的文明历程来看,美国人和美国人所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以及他们所创建的国家的确与传统的欧洲列强有很大的区别,我们总结历史,尊重历史,分析历史,我们既要看到美国人自负及现实主义的一面,追求利益,追求权力,意图一直维持其世界卓越领导地位的一面,也要看到其具有使命感和理想主义精神的一面,并意图按照自己的模式改造这个世界的一面。美国有其带有“使命感”的大国责任。中美两国的大国责任观有许多共性的东西,也有鲜明的差异存在。当今的中美两国都是以民族国家形态的国家,所以都是以本民族、本国家利益为出发点考虑自己国家的责任,同时,在现有的国体体系下,对于大国应尽的责任也有共识性的东西,因此基于以上二点,中美两国对这些责任有共同的认识,而这就是两者大国责任观共性的地方。同时,因为全球的一体化进程,许多全球问题需要各个民族和国家一起来面对和解决,因此,对于达成共识性的国家责任或大国责任中美两国也都应予以承担,而这就是当代中美大国责任观相同性的另一个方面。但是,两者的差异性的东西更多,这是由于两者不同的文明历程造成不同的价值观所形成的,儒家文明内敛自守的特性以及中国从古至今的历史表现,中国都是一个“自守型”的国家,因此,中式的大国责任观在笔者看来是一种“自守型”大国责任观。由纯粹的宗教理想变成政治与信仰结合的国家“使命”是美国人所创造出来的,虽然在世界范围各个国家在大国崛起过程中都或多或少有使命意识的存在,但是,只有美国人清晰完整的把它表达出来,并融入美国的大国责任观之中。笔者给美国式的大国责任观也下了个定义——“使命型”大国责任观。笔者认为,无论是哪种类型的大国责任观,采取何种处世方式,最后的道路必须走向“共生共荣”,这是面对现在日益严重的全球问题的人类社会唯一的出路。因为今日这个世界上的所有民族和国家都已经结成“命运共同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马婷[9]2016年在《冷战结束后美国对外政策影响因素分析》文中指出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是决策制定者为了维护本国国家利益而制定的。对外政策的制定是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它需要充分考虑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环境并随着环境的变化不断地进行调整。因此,想要进一步了解一国的对外政策,必须把握对外政策制定的影响因素,只有我们充分掌握了一国对外政策影响因素的权重,才有可能探索出该国对外政策未来变化趋势,更好的制定相应对策,发展国家间友好关系。1991年12月25日苏联解体,持续40多年的冷战结束,世界格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美国成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随着国际环境和国际地位的变化,美国对外政策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可以毫不夸张的说,美国对外政策的变化几乎影响着每一个国家甚至整个国际社会的变化,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研究冷战结束后美国对外政策影响因素就显得格外重要。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世界霸主,中国作为综合国力迅速发展的最大发展中国家,中美两国关系得到迅速发展,成为世界重要的国家关系之一。在某种程度上说,两国的稳定就是世界的稳定,两国的矛盾就是世界的矛盾。美国为了维护自身的霸主地位,将一切可能威胁本国利益的国家视为对手,对于快速发展的中国无疑被视为美国最大的、潜在的对手。为了制定正确、合理的对美政策,更好地处理中美关系,探索美国对外政策未来发展趋势是十分必要的。
杨友孙[10]2006年在《美国文化外交及其在波兰的运用》文中研究表明文化外交,在国际关系中作用越来越重要。冷战中美国对苏联东欧的文化外交,即美国政府对苏联东欧人民的以传播美国文化为核心内容的外交,是美国对苏东“双轨政策”中的重要一轨,也是美国对苏东和平演变战略的一个重要方面。本文以美国对波兰的文化外交为窗口,对美国文化外交的实质、策略、特点进行细致的考察和分析。
参考文献：
[1]. 论美国对外关系中的文化因素[D]. 范德尚. 中共中央党校. 2001
[2]. 美国民族主义对国家安全观的塑造[D]. 陈晔. 南京大学. 2015
[3]. 天命观与美国对外政策[D]. 易宗堂. 河南师范大学. 2012
[4]. 冲突与呼应：美国理想主义与中国民族主义[D]. 徐尚平. 武汉大学. 2014
[5]. 从美拉文化价值观看美拉关系主要特征[D]. 石乔. 外交学院. 2009
[6]. 冷战后美国文化外交及其对中美关系的影响[D]. 简涛洁. 复旦大学. 2010
[7]. 中美外交思想传统的比较分析[D]. 吴功荣. 中共中央党校. 2004
[8]. 不同文明背景下的中美大国责任观比较研究[D]. 岳炜. 苏州大学. 2015
[9]. 冷战结束后美国对外政策影响因素分析[D]. 马婷. 中共黑龙江省委党校. 2016
[10]. 美国文化外交及其在波兰的运用[J]. 杨友孙. 世界历史.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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