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金元的夏捺钵——“阿延川”、“上京”及“爪忽都”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延川论文,金元论文,上京论文,爪忽都论文,夏捺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北方游牧政治文化中的“捺钵”一词，源自契丹语，本义为行宫、行帐，即“四时各有行在之所，谓之‘捺钵’”，①具体指契丹四时捺钵制度下的皇帝四季营地。金元以后，“捺钵”词义渐生变化，改指皇帝出行途中之顿宿所。②辽、金、元三朝皇帝每年皆例行驻夏活动，称之为“夏捺钵”，谨以辽朝为例，“五月，纳凉行在所，南、北臣僚会议”。③辽金元时期的夏捺钵均曾选择过今河北省北部沽源县境内的坝上草原(金莲川草原)，这缘于此地优良的气候条件，尤其夏季天气十分凉爽，宋人使辽语录《乘轺录》谓“地寒凉，虽盛夏必重裘。宿草之下，掘深尺余，有层冰，莹洁如玉，至秋分，则消释”。④不过该地名屡有变更，辽时称“凉陉”或“炭山”；金初年则称“曷里浒东川”，大定八年(1168)五月改名为“金莲川”；蒙元时期在此地建有颇为重要的察罕脑儿行宫，名曰“西凉亭”。由于驻夏活动在辽、金、元三朝国家政治生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所以关于夏季营地金莲川草原的研究成果相当丰富。⑤笔者注意到，四库本宋元文献别称这一地区名“阿延川”及“上京”，但不明具体所指，而清人认为“爪忽都”是指金莲川，以往学者则对此没有进行解释，故本文拟就上述问题进行探讨。 一、“阿延川”之所指及其地望 蒙元初期耶律铸撰《双溪醉隐集》，后世学者对这部文集的历史地理学价值评价颇高，称“铸早从征伐，足迹涉历多西北极远之区，故所述塞外地理典故往往详核”。⑥今本《双溪醉隐集》卷5收录《阿延川诗》，云“倦比纷华悦目人，土阶犹恐是劳民。数间带叶松棚下，指绿莎为翡翠茵”。对于“阿延川”之具体地望，作者耶律铸注释说：“刘无党《地志》：阿延川，本辽朝至夏纳凉处，并无殿宇，唯松棚数楹而已。”⑦据上下文义不难判断，“阿延川”当系契丹皇帝的夏季捺钵所在，其地理位置显然非常重要，而从史源方面考察，此段注文乃引据刘无党《地志》，金朝文献《中州集》中有“刘记室迎”小传云：“刘记室迎：迎，字无党，东莱人。初以荫试部椽，大定十三年，用荐书对策为当时第一，明年登进士第，除豳王府记室，改太子司经，显宗特亲重之。二十年，从驾凉陉，以疾卒。章宗即位，录旧学之劳，赐其子国枢进士弟。无党自号‘无诤居士’，有诗文乐府号《山林长语》，诏国学刊行。”⑧该书点校者王庆生先生认为，此金代文士刘迎(字无党)也就是上述《地志》的作者。⑨除此之外，其他文献中有关刘无党及其《地志》的记载很少。以上所称“阿延川”一地虽然非常重要，然其名仅见于上文《双溪醉隐集·阿延川诗》之中。 “阿延川”究竟指哪里呢？清代学者李文田校注《双溪醉隐集》，在《阿延川诗》天头有一段考证文字：“按，刘无党《地志》今无其书，则‘阿延川’不知在何处。独脱脱撰《辽史·地理志》：归化州，晋高祖割献于辽，改今名，有桑乾河、会河川、爱阳川、炭山，又谓之‘陉头’，有凉殿，承天皇后纳凉于此，山东北三十里有新凉殿，景宗纳凉于此，唯松棚数陉而已云云。此数语与刘无党《地志》相类，若以《辽志》为据，则炭山乃滦河从出之所，归化州即金宣德州，元初之宣德府，中统四年以前曰宣宁府也。阿延川当即滦河，乃世祖时开平府之地。”⑩ 李氏仅通过文字比对即将“阿延川”考订为开平府界内的滦河，理由并不充分。“阿延川”这一地名在辽金元文献中绝少出现，表面看起来殊难考索，但是今本《双溪醉隐集》是乾隆间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佚出来的，那么该诗集中所出现的民族语地名极有可能遭到四库馆臣妄加改译。(11)值得注意的线索是，《双溪醉隐集》的版本除四库全书本外，清中晚期有很多从翰林院录副的传钞本在民间广泛流传。(12)例如，据周星诒《传忠堂书目》著录：“《双溪醉隐集》，六卷，二册，元耶律铸撰，吴长元钞校本。”(13)这部钞本现藏于国家图书馆善本部，9行21字，正文内容与四库本大致相同，最具价值的地方则是某些书页天头有吴长元的批校文字。循着这条线索，笔者发现吴长元钞本《双溪醉隐集·阿延川诗》眉端有“原作爱阳”四字，(14)似乎是说“阿延川”原本写作“爱阳川”。 针对这部钞本天头吴氏按语的来龙去脉，李军认为按语对书中出现的人名、地名多指出其原作何语，当是四库馆臣改译之前的人名、地名。(15)其说可信。那么，这份颇有文献价值的“改译条目”吴长元是如何获得的，其来源是否可靠？该钞本跋尾明确说：“乾隆甲辰(1784)中秋从翰林院传写，十月六日校毕。”考吴长元之履历，此人著有《宸坦识略》，四库纂修官邵晋涵为该书所作序文云：“仁和吴君太初，久客都下，雅人洽闻。公卿士大夫争招致雠校艺文，益充拓其职。”另一位纂修官余集亦称：“太初氏客京师十余载，以著述自娱，屡为缙绅先生雠校秘册。”(16)知吴长元(太初)一度旅居京师，期间为求生计而受雇于他人，抄校善本珍籍。此时正值清高宗开馆编修四库全书，由于交游像邵晋涵、余集这样具有重要身份的四库馆臣，吴长元便有机会进入翰林院抄录与四库全书有关的珍本异籍。(17)吴长元钞本《双溪醉隐集》书前题字曰“永乐大典纂本”，抄毕时间为乾隆四十九年(1784)八月；然而藏于京师文渊阁的《双溪醉隐集》是最先缮写完毕的，时为乾隆四十六年(1781)九月。(18)此时馆臣已经把书中所有的民族语名彻底改译完毕，吴长元钞本有关译名内容则不见于诸阁本，说明其所据底本应是存贮于翰林院的四库稿本，即编纂《双溪醉隐集》过程中使用的某部工作本，其间多体现大典初辑本的原貌，里面应保留着改译前和改译后两套不同的民族语人名、地名。 吴氏《双溪醉隐集》天头批语乃录副翰林院钞四库底本，来源自然可靠无疑，所谓“阿延川”一名当是经四库馆臣改译后的地名，明显乖离原义，故在辽金元文献中难以考索，值此复原为“爱阳川”，其地望问题便能迎刃而解。 笔者发现，辽朝地理文献对“爱阳川”一地有明确记载。《辽史·地理志》云：“归化州：有桑乾河、会河川、爱阳川、炭山，又谓之陉头，有凉殿，承天皇后纳凉于此，山东北三十里有新凉殿，景宗纳凉于此，唯松棚数陉而已。”(19)傅乐焕先生稽考《辽史》，指出《本纪》所载诸帝夏季避暑之地有二：一曰永安山(初名缅山)，一曰炭山。(20)炭山位于归化州境内(今河北省宣化县)。据此可知，爱阳川与炭山相邻，上引刘无党《地志》亦称“阿延川，本辽朝至夏纳凉处，并无殿宇，唯松棚数楹而已”，此与《辽史·地理志》的记载契合。 明代方志文献嘉靖《宣府镇志·山川考》考证《辽史·地理志》“爱阳川”之详细方位说：“爱阳河：在归化州，今炭山西北二十里，本放牧之地，深二尺余，下有顽冰，黑色者数尺，水上有浮草，性凉，尤宜牧马。”(21)按“川”作为地理术语有两个意思，一为“平原”，一为“河流”，“爱阳川”即《宣府镇志》“爱阳河”，具体位于炭山西北二十里。乾隆《万全县志》记载：“爱阳河，县西南二十里，古爱阳川地也……《辽史》归化州有爱阳川，即此。”(22)但是，嘉庆十三年(1808)王履泰经过实地调查后指出：“此川今已无水，惟干沙委地，弥漫四野，夏秋水发，横流为患，亦不能分引以资灌溉，俗讹呼为蔡洋河。”(23)上述多种地理文献表明，爱阳川流域最显著的地理环境特征是气候寒凉高爽，水草丰美，利于游牧人群刍牧，自然成为契丹皇帝夏捺钵的首选之地。 证明爱阳川与炭山同为一地，位于今金莲川草原，还有一个有力证据就是该地所特有的植被：“其地又生黄花，其大如钱，发于土上，人马蹂践萎悴，明日复生如新。”(24)这种植物就是坝上草原最为常见的金莲花，道光《承德府志》载：“塞外尤多，花色金黄，七瓣两层，花心亦黄色，碎蕊平正，有尖小长狭黄瓣环绕其心，一茎数朵，若莲而小。六月盛开，一望徧地，金色烂然，至秋花干而不落，结子如粟米而黑，其叶绿色，瘦尖而长，或五尖或七尖。”(25)乾隆《口北三厅志》也记载：“金莲花，生独石口外，花瓣似莲，较制钱稍大。”(26)爱阳川之所在地，《金史》亦称为“金莲川”，(27)其名即源于此地盛开金莲花，《金史·地理志》记述此事云：“世宗曰：‘莲者连也，取其金枝玉叶相连之义’。” 蒙元时期，爱阳川由于位于元大都与上都之间的交通线路上，该地设有著名的牛群头驿站(今河北沽源县南十余里)，乃是东道辇路与驿路的会合点。(28)据周伯琦《扈从诗》“前序”记载，“其地有驿，有邮亭，有巡检司。髯髦甚盛，居者三千余家。驿路至此相合，而北皆刍牧之地。无树木，遍生地椒、野茴香、葱韭，芳气袭人。草多异花五色，有名金莲者，绝似荷花而黄尤异”。(29)耶律铸曾经游历此地，上文《阿延川诗》即由此而作，另外作《红叱拨》云“绿云随步步(是)金莲”，其下自注云“余避暑所，川野无非金莲，金莲川由此得名”。(30) 综上所述，四库本《双溪醉隐集》所谓“阿延川”系清人改译后的地名，由此给今人带来不小的困惑，实际上原地名作“爱阳川”，是辽、金、元三朝皇帝重要的驻夏营地。 二、“上京”辨误 一般情况下，有关契丹史料中凡称“上京”者，当指辽上京临潢府。不过，今本《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有关契丹事迹有谓“上京”者，其所指称的地名却殊为可疑。 该问题是由四库本《长编》的一条记载引发的。《长编》卷110天圣九年六月己卯条记述辽圣宗耶律隆绪病逝于大福(斧)河，其后附带介绍契丹四季捺钵活动说：“契丹每岁正月上旬出行射猎，凡六十日。然后并挞鲁河凿冰钓鱼，冰泮，即纵鹰鹘以捕鹅雁。夏居炭山或上京避暑。七月上旬，复入山射鹿，夜半，令猎人吹角，效鹿鸣，既集而射之。”(31)由于四时捺钵是辽朝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头等大事，这段史料对于了解这项政治制度之经纬尤为关键，但其中有一大疑点，即“夏居炭山或上京避暑”一句，分明是指契丹夏捺钵而言。契丹皇帝经常避暑于炭山，当是毋庸置疑的史事，(32)则上文所称契丹“上京”似即临潢府，亦为夏捺钵之所，明显与辽朝文献记载相抵牾。我们都知道，上京及祖州地区号称“西楼”，“乃大部落之地”，(33)《辽史·地理志》说“太祖秋猎多于此”，(34)新近出土于祖州的《太祖纪功碑》残石亦云“升天皇帝每因游猎多驻跸于此”，(35)由此明确，上京一带应为辽朝的秋捺钵所在，而非夏季驻跸地。(36) 通过分析契丹捺钵活动规律，不难发现四库本《长编》“上京避暑”一语明显存在着问题，所谓“上京”者，并非通常所指的临潢府。傅乐焕先生注意到前引《长编》天圣九年六月己卯条记事，《契丹国志·渔猎时候》引之则曰“上陉避暑”。(37)此外，笔者见徐乾学《资治通鉴后编》注文中也援引《长编》此文，亦作“上陉避暑”。(38)据此可知，“上陉”当系“上京”的异文，上述两种史书所引李焘《长编》，显然根据的是另一种版本，不能轻易否定其价值。这一线索显示或许可以从文献史源学的角度解决所谓“上京”问题。 我们通常使用的是点校本《长编》，其选用的校勘底本为“浙江书局本”，而这个本子乃是光绪七年(1881)浙江巡抚谭钟麟遴选黄以周等两浙知名文士以浙江文澜阁藏《长编》校爱日精庐本雕版刊印。该底本确实称“夏居炭山或上京避暑”，(39)此外，检讨与浙江书局本(文澜阁本)同源的文渊阁本、文津阁本《长编》，亦皆作“夏居炭山或上京避暑”。(40)也即四库全书系统诸种版本的文字内容是完全统一的，其祖本系乾隆修四库全书时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出来的“大典本”。但关键问题是，四库本《长编》存在着篡改事实和抄写讹误等诸多问题。(41)笔者查看辽宁省图书馆藏《宋板续资治通鉴长编》及国家图书馆藏《续资治通鉴长编撮要》，见上文“天圣九年六月己卯”所记契丹四季捺钵之事均系于两书卷72，其中却称“夏居炭山或上陉避暑”。(42)可见，这两种宋刻本《长编》均称“上陉”，乃与《契丹国志》和《资治通鉴后编》的引文相一致。由此初步断定，“上京”当为“上陉”之讹。 此外，在史源学方面还可以提供一个有力的旁证。马端临《文献通考》记述此事云：“契丹每岁上旬，出行射猎，凡六十日，然后并挞鲁河凿冰钩鱼，冰泮，即纵鹰鹘以捕鹅雁。夏居炭山或上径避暑，七月上旬，复入山射鹿，夜半，令猎人吹角，効鹿鸣，既集而射之。”(43)今中华书局点校本校勘记认为：“或上京避暑”之“上京”，原作“上径”，据《长编》卷110天圣九年六月己卯条改。(44)这一校勘意见显然根据上述失校的点校本《长编》，当然是有问题的。《文献通考》作“上径避暑”及宋本《长编》作“上陉避暑”，其史源皆出自宋代官修《两朝国史》或《仁宗实录》中的《契丹传》，很明显，“径”的字形更为相近“陉”，且相互通用，断然不会是“上京”的“京”字之误。 根据笔者对契丹皇帝捺钵活动的了解，凡驻夏之地多称作“陉”，“陉即蕃王避暑之地也”，(45)“尤高凉”，(46)如“凉陉”、“冷陉”之名在辽朝文献中屡见。(47)那么《长编》之“上陉”或《文献通考》之“上径”，当为契丹皇帝夏捺钵所在地，关于其地望，显然是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 据傅乐焕先生考证，永安山和炭山两地皆有“凉陉”。(48)那么，“上陉”到底指哪一个凉陉？笔者注意到，除《长编》天圣九年六月己卯条所记“上陉避暑”外，宋代文献对契丹捺钵活动另有类似记载，如太平兴国九年(984)，知雄州贺令图等上言：“又访得：隆绪与其母萧氏在国中每岁冬月多居西楼，或幽州北庙城就薪水，每出渔猎常月余乃还，至春会遥乐河射鸭，夏居炭山即上泾处，有屋室、宫殿。”(49)此文称耶律隆绪的夏季营地为“上泾”。《金史》多见避暑桓州之“凉陉”，(50)然《熙宗纪》天眷三年六月则云“上次凉泾”，(51)及《元史·太祖纪》太祖十年五月亦云“避暑桓州凉泾”，(52)知“上泾”当即“上陉”，与归化州的炭山同为一地。《辽史·地理志》载：“炭山，又谓之陉头，有凉殿，承天皇后纳凉于此，山东北三十里有新凉殿，景宗纳凉于此，唯松棚数陉而已。”(53)路振《乘轺录》记述其行程见闻：“炭山，即黑山也。地寒凉，虽盛夏必重裘。宿草之下，掘深尺余，有层冰，莹洁如玉，至秋分，则消释。山北有凉殿，虏每夏往居之。”(54)路振于大中祥符元年(1008)出使契丹，语录所称“虏”指辽圣宗耶律隆绪，其经常驻夏炭山。上文指出，《长编》记述的契丹四季捺钵活动附于辽圣宗卒殁之后，“上陉避暑”当然也是指此人生前的夏季游猎。 综上所述，四库本《长编》天圣九年六月己卯称“上京避暑”，似指驻夏上京临潢府，但宋刻五朝本《长编》及引述此段史文的其他文献均称“上陉避暑”，以及《文献通考》作“上径”、《宋会要辑稿》作“上泾”，则充分证明“上陉”为正确地名，盖指契丹皇帝驻夏炭山之凉陉。然而由于四库馆臣对于契丹捺钵生活的隔膜，不知“上陉”实际所指，遂循其读音臆改作人们所熟知的“上京”，结果后世各种版本把这一错误延续了下来。 三、“爪忽都”与“金莲川” 众所周知，炭山凉陉于大定八年(1168)五月改称“金莲川”，但在政治上名声鹊起则是缘于忽必烈在此地开设藩府(即蒙元史上著名的“金莲川幕府”)，蒙元定都燕京以后踵辽金游猎故俗，遂将这一地区发展成为蒙古皇帝的夏季营地。(55) 不过，在“金莲川幕府”创建过程中有一个地名释义问题颇为复杂。《元史·世祖纪》记述忽必烈创设幕府之事云：辛亥(1251)“六月，宪宗即位，同母弟惟帝最长且贤，故宪宗尽属以漠南汉地军国庶事，遂南驻爪忽都之地”；又甲寅(1254)八月，“至自大理，驻桓、抚间，复立抚州，冬，驻爪忽都之地”。(56)上述两段史料所称忽必烈开邸及驻冬的“爪忽都”，当系蒙古语地名，但《元史·杨惟中传》却说“宪宗即位，世祖以太弟镇金莲川，得开府专封拜”；(57)及《郝经传》亦云“宪宗二年，世祖以皇弟开邸金莲川”。(58)这样看来，汉语地名“金莲川”似即“爪忽都”，很多清代学者就是持这种观点。邵远平《元史类编》最早据此指出，《元史·世祖纪》“爪忽都之地”亦名金莲川。(59)清代学者屠寄《蒙兀儿史记·忽必烈汗纪》中称“尽属以漠南汉地军国庶事开府金莲川”，其下解释说“地产金莲，故名，在独石口外，即旧纪‘爪忽都之地’”。(60)另在《札木合传》中非常明确地指出，“爪忽都，地名，华言金莲川，以地产金莲花故名，属金桓州”。(61)此外，李文田《元史地名考》也认为“爪忽都”即金莲川。(62) 有关忽必烈开府之地，《史集》也有相应记载：“蒙哥合罕即位以后，他派自己的兄弟忽必烈前往东方诸城和乞台(汉地)诸地……他降旨，命令全部八十万蒙古和札忽惕军同忽必烈一起前往乞台，要他们留在该处并征服与乞台接壤的南家思地区。”(63)据邵循正先生考证，《史集》所见“札忽惕”(Jāūqūt)即《元史·世祖纪》“爪忽都”，《元朝秘史》“札忽台”、“札兀惕忽里”、“察兀惕忽里”等名，皆自此出。此即“乣”字，“乣”字应读如“札”或“查”。(64)贾敬颜先生采纳邵氏之说，“札忽惕”即纠字，纠字应读为“札”、“察”，同时认为“札忽惕”亦系地名金莲川。(65)综上而言，“爪忽都”堪同为乣军之“乣”字，目前看来是很有说服力的，但是将蒙古语“爪忽都”释义为金莲川，则在历史学和语言学两方面的证据都显得有些不足。 除《元史·世祖纪》辛亥条及甲寅条，“爪忽都”一名还5次见于元代医学文献《卫生宝鉴》。该书称宪宗壬子岁(1252)孟春，“诏到六盘山，回瓜(爪)忽都地面而住冬”；癸丑岁(1253)，“予随朝承应，冬屯于瓜(爪)忽都地面”，“予随王府承应至瓜(爪)忽都地面住冬”，“承应冬住于瓜(爪)忽都”，及“与窦子声先生随驾在瓜(爪)忽都田地里住冬”。(66)以上史料记述罗天益随侍忽必烈的行医经历，此文及《元史·世祖纪》皆称爪忽都为驻冬之地。假若“爪忽都”为金莲川，仅从气候条件加以考虑，冬季的这一地区天气高寒，多数时间温度低至零下三十余度，忽必烈选择在此过冬显然有悖常理。 我们都知道，“秋冬违寒，春夏避暑”乃是北方游牧民族历来的游牧习俗，忽必烈于至元四年(1267)定都燕京，(67)遵循这种游猎传统创立了两都巡幸制度，即每年夏季驻跸金莲川草原的开平府，秋季则返回燕京驻冬，然这种巡幸制度的萌芽早在都燕以前就已经出现了(见下表)。(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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