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经济新格局论文

中美经济新格局论文

中美经济新格局

李稻葵

(清华大学,北京 100084)

摘要: 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出现政府主导投资过多的现象,美国则出现逆全球化趋势。2018年的中美贸易摩擦则使很多人对中美关系的前景表示悲观。如何看待和应对这些现象?作者认为所谓的“国进民退”和市场化改革艰难是因为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根本改变,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既不能只讲公平不讲效率,也不能只讲效率不讲公平。对于中美贸易战和科技竞争的加剧,作者认为与美国内部利益再分配的机制和调整能力出了大问题有关,而不仅限于中国的崛起。中美在新时代全球化中有诸多合作之处,未来两国关系的一大关键在于美国要从其内部做出改革调整。相信再经过5—6年的磨合,中美关系将会进入一个新的稳定阶段。

关键词: 国进民退;深化改革;中美关系;科技竞争;全球化

近年来,包括国际社会在内的一些人认为,中国出现了所谓的“国进民退”现象,不想搞市场化改革了;美国则出现逆全球化的趋势,特朗普政府不想搞全球化了。特别是在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加剧的背景下,一些人怀疑这个世界是不是不行了?中国应如何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来积极应对中美关系的新变化?我想就这些问题谈谈感想。

一、所谓“国进民退”现象及其原因

1978年以来,中国通过改革开放,从一个计划经济的国家变成一个以市场导向为主的国家,到1990年代,大多数的交易价格都是通过市场来决定的。同时,民营企业变得越来越重要了,在1978年民营企业GDP只占大约1%。改革开放后,国家对民营企业的支持力度不断加大,包括民营企业在内的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步入快车道,到2016年底,中国全国实有私营企业数量在内资企业中的占比超过90%。民间投资在社会总投资中的占比达到65%,创造了全社会80%以上的工作岗位,已经成为拉动全国固定资产投资的重要引擎。民营企业创造的社会财富迅猛发展,民营经济创造的GDP占比在2017年达到60%以上。

但是,近十年来,政府主导的投资占比越来越大,国有经济发展比较快,尤其是国有经济在得到金融资源的支持方面比民营经济多。同时,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融资越来越难。这种现象的确存在,这就是所谓的“国进民退”现象。我们先分析这种现象背后的原因,把原因搞清楚之后,再进一步分析、预测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

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银行体系有问题。国有银行特别愿意贷款给国有企业,因为国有企业不会破产,至少不容易破产,贷给民营经济存在企业破产的风险。企业破产以后可能追责,贷款源就会出问题,因为我们银行是终身追责,这是直接原因。再往下追问,在国有企业这么容易拿到银行贷款的情况下,国有企业拿银行的钱做什么了?根据我多年观察和调研的结果,发现很多所谓的国有企业贷款,实际上并没有真正投在传统所理解的工厂建设、扩大生产能力上。以中国的钢铁行业为例,这几年并没什么新投资,电解铝、有色行业也没有扩展。当然,有些国有企业生产能力扩张了,比如京东方做的电视屏幕。还有汽车行业有一点扩张,一汽可能去佛山建工厂了,因为他的车运输起来距离比较远,现在去南方布局了,不能全在东北生产。格力空调有一点扩张,但扩张的可能是新能源汽车银龙,它自己的生产能力很有限,没那个空间了。除此之外,传统制造业中的国有企业扩张真的不太多了。那么,国有企业拿到了银行贷款干什么去了呢?其实大部分转了一个口给了地方政府去搞基建投资了,很多是地方政府控制的国有企业 。地方政府缺钱,他们要搞基建,修高速公路、修高铁、修城市道路、修机场,所需资金巨大,怎么融资呢?发债?中央政府允许地方政府发债,那是很有限的,一年就几万亿。但地方基建的规模一年能到十几万亿,大量的钱是怎么来的呢?它们搞一个国有控股的平台,打着国有企业的名义去银行借钱,拿了这个钱去搞基建等长期项目。因此,真正的生产能力并没有扩张,只是资产的扩张,当然回报率很低。这是我根据观察推测的结论,没有经过严谨的研究。

第二个原因,中国的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中国经济到现在这个发展阶段,老百姓所需要的不再是更多的电视机,所以电视机短期内增长比较慢了;也不是更多的家具,中国90%的家庭都有自己的住房了,房地产增长已经放缓了;甚至也不是汽车,汽车2018年以来的增长是负的,可能已经告别了快速增长的时代了。那么,中国老百姓在现在这个发展阶段需要的是什么呢?他们所需要的是春节期间出门不要太拥挤,需要蓝天多一点、空气好一点。蓝天、交通这些都是什么呢?公共产品!谁来提供呢?地方政府!交通不用说了,私人企业很难修高铁,因为需要很多钱,短期内很难动员私人资本去修。城市交通,包括地铁得政府来干。蓝天白云这是个产品,虽然我们已经习惯了免费的新鲜空气,但这实际上是个产品。蓝天白云靠什么创造呢?得把旁边的钢铁厂给搬掉,得把烧煤的换成烧天然气的。这广义的讲也是公共产品,需要政府去投资。近十年,北京市为了蓝天白云花了多得不得了的钱,把污染的企业给去了,让周边的老百姓煤改气,把冬天烧煤改成烧电或者烧气。2018年冬天空气稍微好一点,这是政府投资搞出来的。

二、关于深化改革

举例来说,对于在北京学习打工的人们,如果想从现在开始彻底解决春运问题,也就是随时可以春节回家前买票,不用排队不要去抢,你愿意多花多少钱?如果问我的话,我愿意多花五千块钱,我相信这种人挺多的。我再问,北京的天气每年增加50天这样的蓝天,你愿意花多少钱?我不知道你们愿意花多少钱,但是我愿意花两万块钱。你们想想看,这个社会价值是很高的。所以,在这个发展阶段确实是国进民退的,原因是公共产品的提供在增加。

为什么会出现所谓的“国进民退”?因为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中国老百姓所需要的已经不仅仅是私人产品了,更多需要的是公共产品 ,例如清洁的空气和春运的不拥堵等。也就是说,经过改革开放几十年的发展,我国社会经济结构已经发生根本变化。我国已积累雄厚的物质文化基础,社会生产力水平显著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诸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基本摆脱了落后的社会生产状况。我国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极大提高,基本实现全面小康的目标。按照马斯洛的需求理论,在基本物质文化需要得到满足后,人会有更高层次的需要。人们的生活不再是满足温饱等看得见的物质因素,更多的是想追求更美好的生活,例如对教育、医疗、环境等有更高的要求。不仅要追求数量,还要追求质量。所以,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为什么改革放缓了?因为我们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现在中国社会已经和以前不太一样了。十年二十年前,那时大家都很穷,主要是解决短缺的问题,就是要解决物质生活改善的问题。现在我们有四亿人口进入到中等收入发展水平,他们关注的越来越多的是一些社会问题,如公平的问题、正义的问题,而不仅仅是简单的企业效率。举个简单的例子,最近某著名网的创办人在美国碰到法律问题了,有一个中国女孩跟他打官司,说他有性骚扰问题。这件事情如果放在二十年前、三十年前的话,结果就不一样。一来可能根本就不是问题,因为那时没有微信,没有很多人关注。二来很多人会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他能把一个企业办好,是一个大企业家,应该保护他。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很多人会想,公平何在?正义何在?不管你是再牛的企业家,只要是出了这个问题,不管法院的判决如何,都应该先从道德上谴责。换句话说,现在老百姓的诉求已经不是简单的提高效率,民营经济多好,他们很多是要社会公平正义,包括上大学、考试公平。现在很多人讲穷人的孩子上不了好大学,家庭贫困的孩子上一流大学的机会越来越少了。老百姓现在关心的是这些问题,所以今天的改革比以前更难了。以前很简单,只需要强调效率优先,所以只要民营化、只要能提高效率就行。而现在很多问题就变得复杂化了,我们不只是要追求效率,我们还要追求公平。

美国这种态度转变最直接的原因其实是美国的社会内部的调整能力下降了 。在全球化的过程中,美国应该要求或者鼓励像比尔·盖茨、扎克伯格这些全球化的受益者,主动去帮助底特律附近的那些全球化的受损者。通过强迫征税或者是通过各种社会的舆论,动员他们去帮助底特律的失业汽车工人,但是现在美国这种能力已经远不如以前了。原因在于美国内部的利益再分配的机制碰到了问题。所以一谈到全球化,底特律这些失业工人就生气,而比尔·盖茨这些富豪又很难把自己的财富简单地传递给底特律的失业工人。这就是为什么特朗普总统得到铁锈地带如此多的支持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地方财政困难的情况下,积极争取财政专项资金30万元用于省级宣传。2013年在中国水土保持生态建设网等部委网站上宣传100余次,在青海水利网和青海水土保持生态建设网上宣传近300次,在中国水利报、黄河报、青海日报宣传40余次,在青海电视台宣传15次。

山药入土较深,播种行要深翻80-90 cm,这是山药获得优质高产的基础。一般单种山药按大小行栽培采取80 cm和60 cm的组合,若等行距栽培的,行距为70 cm。深翻松土采用机器进行,机器深松能一次性完成松土、开沟、培垄等多道工序,可大大提高劳动效率,减轻劳动强度,同时不打乱土层,使沟内土壤细碎疏松,适合山药生长。机械深松种出的山药直、圆、滑的程度大大超过人力深松耕的山药,极大地提高商品率。

现在,有舆论认为中国经济发展放缓是因为中国的改革出了问题。我的解释,中国经济发展放缓的主要原因,一是在新的发展阶段要搞公共产品;二是改革更难了,既要追求效率,也要兼顾公平,要兼顾分配,即改革进入了一个艰难的时期。

近年来,中美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主要原因是,美国现在确实有点疲倦了、有点困了、有点累了,具体表现就是很多美国人,包括美国政府现在不愿意继续当全球化的领导了。尤其白宫的新主人认为美国在全球化过程中利益受到损失,而中国在全球化过程中受益,以至于中国现在快要赶超美国了。因此美国不愿意搞全球化,使得全球化也出现了停顿。

我的预测是改革还会再加快、再深化。因为现在有一些友好的批评者,中国的决策者们都听见了,压力也很大,必须要改革了,所以我相信现在市场经济改革的放缓是暂时的。

如何应对现在这个艰难的时期?显然不能靠简单地把国有企业做大这种方式解决社会问题,这样子的话反而容易把社会问题变得复杂化了。国有企业存在效率问题,需要民营企业来补充;民营企业不注重公平,需要政府来调节。

三、关于中美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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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来提供这些公共产品?政府。但是我们政府的体制有问题,也就是公共产品的生产有问题,主要是效率太低。公共产品都交给地方政府了,地方政府往往过分投资、乱投资。现在地方官员的平均任期很短,不到五年,所以他们不关心未来能不能还钱,只管借钱,用自己国有企业去抵押借钱。因此只有对地方政府有所约束,才能解决投资过头的问题,这个应该改革。

现阶段,在新课程改革背景下,我国依旧有部分小学数学教师在进行实践教学活动时,沿用传统的教学思路和教学理念,对课堂教学的方式和思路未能进行合理的转变,使得课堂教学停留于传统的模式中,应用的教学方式与教学理念发生了偏离,不符合素质教学的要求,难以真正的发挥出综合实践活动在数学教学中的优势,教学效果低下。

另一个原因是,跟三十年前相比,美国在技术方面绝对的领导力下降了,不如以前那样有绝对优势了。在二战结束的时候,美国可能有十来个比尔·盖茨这样的人,每一个人包一块就把美国的那些穷人问题解决问题了。现在美国的大富豪少了,就那么数得出来的几个,如比尔·盖茨、扎克伯格、亚马逊的贝索斯等,特斯拉的马斯克因为还欠着帐,净资产还不知道是正还是负,所以还不能算。如果美国有50个比尔·盖茨这种人,他们捐的钱就能够把美国很多事情解决了。那么,为什么现在美国出不了50个比尔·盖茨呢?因为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很多行业中国崛起了,中国崛起之后美国的超级富豪就不可能那么多了。中国的马云、马化腾等把比尔·盖茨部分的财富分走了,这就是问题所在。因为绝对的技术领先能力下降了,也导致美国人不愿意搞全球化了。

好像是比尔·盖茨讲过,二战后美国所有开发的科技,几乎每一项科技,不管是电脑还是CD,都是由美国政府首先推动的,也就是说美国政府,尤其是美国联邦政府几乎支持了每一项重大的科技突破的早期阶段。但是20世纪80年代冷战结束之后,美国无论是国防部还是能源部,他们对大学科研的资助力度都大大下降。近年来,美国政府没钱了,对科技的支持力度还在下降,美国的科技优势也没有那么明显了。而另一方面,中国政府近年来对科技的投入非常大,技术进步明显,与美国的差距不是那么大了。2018年开始的中美贸易摩擦其实背后包含科技的因素,可以预计两国之间在科技领域的竞争将不断加剧。

11月2日-11日,中东部大部地区累计降水量有8毫米-20毫米,局部地区有30毫米-40毫米。江淮、江南、云南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少3-7成,中东部其余大部地区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5-8成,部分地区偏多1倍以上。此外,新疆北部、青藏高原等地累计降水量有3毫米-8毫米,局地10毫米-20毫米。

但是不管怎样,全球化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美经济现在已经分不开了。那么,未来中美关系会怎样?我相信经过五六年中美之间的博弈,未来一定会达成一个新的格局。一方面,中国能够通过五六年与美国的磨合,真正让美国的决策者能够比较清楚地了解中国现在有能力了。中国愿意搞“一带一路”,希望在国际货币基金里面、在世界银行里面多给点份额,中国会获得投票权,中国的投票结果跟美国不会形成直接冲突,因为中国跟美国的利益在中美之外的世界各地实际上有很多的共同性。另一方面,美国现在很担心中国人来了以后会搞修正主义,会造美国的反,会改变美国主导的格局。但如果美国不是去全球化,而是从内部进行改革调整,我相信经过五六年的调整,美国也可以放心,中国不是造反派,因为中国是现在国际格局的受益者。中国的权利大了以后,全球化的事能干多一点,这对美国是有好处的。所以我相信假如特朗普总统如果连任的话,再经过三五年,从现在开始的博弈,中美关系能够稳定下来。中国对美国也放心了,全球化还是能够继续往前走的,最近北京召开的“一带一路”峰会就是在这方面往好的方向走。

总的结论,中美经济确实出现了新格局,中国的改革放缓,美国全球化放缓,因此有一些人产生了悲观情绪。但是因为中美经济具有不可或缺的互补性,因此我个人认为中美关系的困境是暂时的,我对中美关系的前景表示乐观。我认为中国的改革会继续深化、会重新加速,中美关系还会协调好,中美之间还是能够逐步地通过磨合,共同引领新时代的全球化 。在未来的5—6年,我们能看到中美经济关系会有所改善,也就是这两个国家应该有能力度过现在这个难关。

中图分类号: F1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0519(2019)03-0036-05

收稿日期: 2019 - 04 - 28

作者简介: 李稻葵,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双聘教授,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全国政协常委。

(本文根据2019年4月25日作者与美国专家尼古拉斯·拉迪关于中美经济的对话整理而成)

责任编辑:曾昭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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