颍川谋士群体与曹操政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谋士论文,政权论文,群体论文,颍川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曹操一生的最大功业是削平群雄，统一北方，从而为魏代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自然有曹操个人政治才干、军事才能的重要因素，但他那个庞大的谋士集团在许多关键时刻的运筹帷幄之功，也是十分重要的。而在这个谋士集团之中，颍川谋士群体由于各种原因，更是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于曹操统一北方的事业具有特殊的意义。本文试就颍川谋士群体的结构、特征、作用、地位，作一粗浅探讨，以就教于方家。
一
有学者作过统计，仅作为曹操掾属的各色人等就有85人之多（张大可《三国史研究》第187页，甘肃人民出版社），曹操统一北方之后，不仅三分天下有其二，而且天下人才也有其二了。足以说明人才优势是曹氏事业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但检索文献，披阅史籍，我们不难发现，曹操智囊团的骨干力量是颍川郡谋士，主要有荀茣彧、荀攸、郭嘉、戏志才、钟繇、枣祗、辛毗、陈群、杜袭、赵俨10人，他们对曹操事业的贡献非同一般。
曹氏政权何以形成了以颍川士人为骨干的谋士集团？曹操本人曾说过“汝、颍固多奇士”（《三国志·魏书·郭嘉传》）。但这至多是从现象上涉及了这一问题，要深入探讨其所以然，我们有必要从颍川谋士群体的形成方式、结构特征等方面去作解释。为讨论方便，现将曹操时代以荀彧为首的十名颍川谋士的基本情况作简表如下：
（*名人传记均来自《三国志·魏书》，表中不再一一列出。）
分析上表，我们发现颍川谋士群体有如下特点：
（一）荀彧、荀攸、钟繇、陈群，都是东汉以来著名的颍川大姓。荀彧祖父荀淑，曾为东汉朗陵令，早在顺、桓之间，即已“知名当世”，父辈兄弟八人，号称“八龙”。 彧父绲为济南相，叔父爽，官至司空，其家族声望可想而知。荀攸为彧从子。钟繇为长社钟氏。曾祖钟皓“温良笃慎、博学诗律”、“教授门人千有余人”（《三国志·魏书·钟繇传》注引《先贤行状》）。钟繇祖父，从祖父都是东汉党人。其家族在当时社会上有相当大的影响。陈群祖父陈寔名高天下，与其子陈纪、陈湛，世称“三君”，“豫州百姓皆图画寔、纪、湛之形象”（《三国志·魏书·陈繇传》注引《先贤行状》）。陈寔死葬，“天下致吊，会其葬者三万人”（《三国志·魏书·陈群传》注引《傅子》）。
荀、钟、陈三大家族，皆为颍川东汉以来的名门望族，他们世代交往，或姻亲，或师承，或长吏，关系密切深厚。他们在社会上互相褒扬激励，在政治上则相互提携荐晋，故而成为声望远播、名冠天下的三大士族，“时郡中先辈为海内所归者，苍梧太守定陵陈雅叔，故黎阳令颍阴荀淑及皓”（《三国志·魏书·钟繇传》注引《先贤行状》），因此，他们自然也就是颍川政治的中心，社会舆论权威了。
辛毗、杜袭、赵俨与陈群知名当时，有“辛陈杜赵”之称。三人家世虽不及荀、陈、钟氏显赫，但也是颇具影响的颍川大姓。
辛毗，颍川阳翟（今禹州市）人，祖籍陇西，但在东汉初即已徙居颍川。此前，宗族支属至二千石者就有十余人（《汉书·辛无忌传》）。王莽执政时，辛氏家族罹遭家难，东汉初自陇西东迁颍川，直到魏晋仍“世称冠族”（《晋书·辛谧传》）。杜袭，颍川定陵（今舞阳县北）人，曾祖安，祖父根。安“年十岁，名称乡党，至十三，入太学，号曰神童，既名知人，清高绝俗”，官历宛令、巴郡太守，“州郡贤之”（《三国志·魏书·杜袭传》注引《先贤行状》）。根，东汉安帝朝著名的忠贞之士，因反对外戚几致死难，后任济阴太守（同前）。赵俨，颍川阳翟人。《三国志·魏书》本传记载：俨“避乱荆州，与杜袭，繁钦通财共计，合为一家”，其先人行状虽不见史籍，但赵俨本人能与杜袭、繁钦“通财共计”，可见也并非寒门庶族。同时，《魏书·荀彧传》注引《荀彧别传》称赵俨“当世知名”，更说明赵俨之出身也是地方大姓。
郭嘉、枣祗二人先世无考，有关的史料零星缺略，十分有限，但通过考证分析，仍可窥探二人家世之一斑。《三国志·魏书·郭嘉传》注引《傅子》曰：“嘉少有远量。汉末天下将乱，自弱冠匿名迹，密交结英俊，不与俗接……”这段话告诉我们，如果没有一定的文化素养，没有家学传统的熏陶濡染，郭嘉不可能“少有远量”；也不可能产生匡扶乱世，廓清天下的雄心壮志。另外，他若是一般的农民子弟，本来就是默默无闻的凡夫俗子，有何名可匿？岂能“不与俗接”？这段记载，显然是一位大家子弟的作为。枣祗，祖籍不明。《三国志·魏书·任峻传》注引《文士传》说他“本姓棘，先人避难，易为枣”。易姓避难，很明显是一场政治原因造成的灭族之灾，而遭受这样的政治家难，想必不是一般的家庭。枣祗本人就曾做过东汉陈留太守，孙据，仕晋为冀州刺史，据子嵩，散骑常侍，“并有才名，多所著述”，嵩兄腆“襄阳太守，亦有文采”（同上）。枣祗先世虽无明载，但由上可知，他的出身也是地方上的望族，颍川十大谋士之中，唯有戏志才，史书只说他是曹操的“筹画之士”，颍川人，具体的里籍，家世无考，我们不能妄断。但总括来说，颍川谋士多为大族出身，当不为谬。
（二）荐举是颍川谋士入仕的基本途径。荀彧是曹操谋士集团的核心人物，也是颍川士人名副其实的领袖人物。他对曹操的突出贡献之一就是物色人才，引进人才，选用人才。得人才者得天下，曹操能“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是“因荀彧名重天下，相与举人，海内英俊才咸宗焉”。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上表包括荀彧本人在内的颍川十大谋士，除枣祗一人属自效曹操入幕为仕之外，其余8人都受到了荀彧的推崇举荐。《三国志·魏书·荀彧传》注引《彧别传》记载：彧前后所举，仅“命世大才，邦邑则荀攸、钟繇、陈群，海内则司马宣王，及引致当世知名郗虑、华歆、王朗、荀悦、杜袭、辛毗、赵俨之俦，终为卿相，以十数人”。郭嘉、戏志才等颍川风流皆在荀彧荐举之列。
（三）颍川谋士家族之间保持各种密切的关系。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姻亲关系。表中10人，有姻亲关系记载者即有5例。1.荀彧子荀恽尚曹操女儿，这就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荀彧同曹氏不是一般的幕僚关系，反映了荀彧在曹氏政权中的特殊地位，也显示出荀彧在颍川士人心目中的位置。2.荀攸姑母适辛氏。《三国志·荀攸传》注引《魏书》曰：“攸姑子辛韬曾问攸说太祖取冀州时事。攸曰‘佐治为袁乞除，王师自往平之，吾何知焉？’”（笔者按：佐治乃辛毗字，为谭乞降事见《三国志·魏书·辛毗传》）从这段话不难推知，攸之姑母所适辛氏该是与辛毗同族的著姓。辛毗是为袁谭乞降、曹操平冀州的当事人，而辛毗对这件事如此挂怀，两人当是宗族关系。另外，荀攸姑母作为名冠天下的大家之女，也决不会嫁给一般的平民百姓。3.钟氏与襄城李氏的双重婚姻关系。东汉襄城大名士、党人领袖李膺的姑母，是钟繇从曾祖母，而李膺之妹又为钟繇之从祖母。4.陈群娶荀彧女为妻，陈、荀二氏本为乡谊世交，又成翁婿关系，双方关系自然更加密切牢固。5.辛毗女儿宪英为泰山羊耽妻，羊氏世吏二千石，至羊耽“八世并以清德闻”自然是当世的名门大姓了。二是门生故吏关系。陈群祖父陈寔，遭党锢之祸，隐居荆山，“远近宗师之”，陈寔亡故，“司空荀爽，太仆令韩融并制缌麻，执子孙礼”；钟繇曾祖钟皓曾“教授门徒千有余人”；鲁国孔融“先与纪友，后与群交”（《三国志·魏书·陈群传》）。
综上所述，曹操时代的颍川谋士以荀彧为中心，通过乡里、姻亲、门生故旧等各种关系，编织了一个根深蒂固，纵横交错的社会、政治关系网，从而成为曹操谋士集团的中坚力量。这个组织严密的谋士群体，在历史为他们提供的政治大舞台上，在曹操匡扶天下的大业中充分地施展他们的智慧和才华。以他们绚丽多彩的政治、军事谋士生涯，在我国历史上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地域人文现象。
二
在曹操几十年的征战讨伐之中，无论是政治上的大政方针，还是经济上的重要举措，或是军事上的关键决策，都充分显示了颍川士人的战略眼光和决定性作用，说明了颍川谋士群体在曹操智囊集团中的骨干作用和核心地位。
其一，颍川谋士的政治方略。在曹操所有的政治措施里边，最重要者莫过于迎献帝都许，“挟天下以令不臣”。早在初平三年(192)，毛玠向曹操提出过“宜奉天子以令不臣”的主张，囿于当时形势，这个政治主张未被曹操重视而搁置起来。它最终成为现实，是荀彧发挥了作用。
建安元年(196)，汉献帝自长安逃回洛阳，“迎帝都许”再次被提上曹操的议事日程，但许多人提出异议。有人认为：“山东未平，韩暹、杨奉新将天子到洛阳，北连张扬，未可率制”（《三国志·魏书·荀彧传》）。下属意见不一，曹操犹豫不决，这项事关全局的关键性策略，能否实施，仍在两可之间。在此之际，荀彧力主曹操奉天子都许。他首先以“晋文纳周襄王，诸侯景从；高祖东伐，为义帝缟素，天下归心”的史实，说明奉天子都许的重大意义，又审时度势，明察人心所向，说明奉天子都许的必要性。他认为：“义士有存本之思，百姓感旧而增哀，诚因此时，奉主上以从民望，大顺也……”（同上）。最后，他再三告诫：天下虽有逆节，必不为所累，“若不时定，四方生心，后虽虑之，无及”（同上）。荀彧精当的分析，中肯的见解，是符合当时客观形势的，终于打消了曹操的疑虑，使他迈出了事业成功的关键一步。
在中国古代，皇帝是神不是人，他是国家的象征，人们心目中的偶像，其维系作用和威慑力量尽在不言之中。在时局动荡，军阀混战，竞相问鼎的东汉末年，“求诸侯莫如勤王”，皇帝自然要成为有识者竞相争夺的一张王牌。袁绍谋士沮授也曾积极怂恿迎天子都邺，袁绍没有采纳。“会天子都许，收河南地，关中皆附”之时，袁绍悔恨交加，幻想让曹操徙天子都鄄城，他好就近染指。由此可见，事情的关键在于“权不失机，功在速捷”。倘若没有荀彧的坚决主张，竭力敦促，赢得时间上的主动权，奉天子必为他人抢行，而望洋兴叹后悔莫及者就不是袁绍，而只能是曹操了。
正确的用人方针是曹操霸业成功的又一重要原因，而这一方针要产生积极的意义，并非曹氏三发“唯才是举令”便可以成就，它需要忠实积极的贯彻执行者。荀彧知人善任，善于发现、利用人才，前已引述，他前后所荐的各类人才中，仅所谓的“命世大才”就有“十数人”之多。陈群先后推荐广陵陈矫、丹阳戴乾等人，“世以群为知人”（《三国志·魏书·陈群传》）。曹操平定冀州之后，辟召青，冀、幽，并诸地的一大批“知名之士”以为省事掾属。“皆（郭）嘉之谋也。”（《三国志·魏书·郭嘉传》注引《傅子》）这些人在曹操周围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人才集团，成为曹氏事业赖以成功的组织基干，他们或为忠贞死义之士，或为进贤纳良之臣，居中则匡正救失，出镇则宁抚一方，在不同位置上发挥了不同的作用。荀彧还善于在战争、治世的实践中培养选拔人才。当时的河东地区，披山带河，四邻多变，地理、战略位置都与曹操势力的存亡攸攸相关。曹操要求只有才智匹敌萧何、寇恂的人，才能镇守此地。荀彧当即推荐了“简傲少文”的杜畿担当此任，相信他能不负众望。杜畿上任，智勇兼施，很快就平定了战乱，他治策宽惠，清静无为，注重发展农业生产，并设馆开学，亲自执经教授。他治理河东十六年，政绩“常为天下最”（《三国志·魏书·杜畿传》）。
曹操引用大批名士为掾属，这些人多为一方之望族，在地方上颇有感召力量，他们中间的许多人都任过州牧或守令，对安抚吏民、治理地方，巩固地盘都发挥了重要作用。颍川谋士中，杜袭、钟繇、陈群、赵俨、枣祗等人都曾是治绩卓著的地方首长。
曹操迎献帝都许之后，杜袭由长沙逃归乡里，被曹操命为西鄂长。其时锋戈不息，社会混乱，西鄂又地处南境，地方官吏敛民保城，农业荒废，野困民饥，仓廪空虚。杜袭从须战须守的实际出发，“自知恩结于民，乃遣老弱中各散从事农耕，令留丁壮守战”，使西鄂“吏民欢悦”，“慕而从之如归”（《三国志·杜袭传》）。杜袭后又留督汉中军事，“绥怀开导，百姓自乐出徙洛、邺者，八百余口”（同上）。故而深得曹操膺服和信赖。当曹氏西征东还之际，要选留府长史，镇守长安，主其事者所提人选皆不理想，曹操当机立断，下令说：“释骐骥而不乘，焉皇皇而更索？”遂让袭当此重任，驻守关中。
钟繇持节驻守长安，督关中诸军，妥善地安抚了马腾、韩遂，并治理有方，关中经济有大的发展。在官渡之战袁强曹弱的相持阶段，钟繇在关中给曹军送马两千匹，深得曹操高度评价：“关右平定，朝廷无西顾之忧，足下之勋也。昔萧何镇守关中，足食成军，亦适当尔”（《三国志·魏书·钟繇传》）。“自刘备叛后，东南多变”，曹操以陈群为酂令，何夔为城父令，“诸县皆用名士以镇抚之，其后吏民稍定”。
赵俨先后出任朗陵长、章陵太守、扶风太守等地方职掌。都治绩卓然。赵俨为人善解人意，善协调，善合作，“诸将任气，多共不协，使俨并参三军，每事训喻，遂相亲睦”。因此，曹操曾让他都护七军之将。枣祗曾任东阿令，吕布之乱，兖州皆叛，“唯范、东阿完在”，后曹军粮乏，“幸得东阿以继”。
其二，颍川谋士的经济方略。人所周知，深根固本和屯田耕植是曹氏政权最基本的战略决策。实践证明，这项战略决策的实施，成了曹氏征战南北，统一北方的重要基础。而这项事关曹操事业成败的重大决策正来自颍川谋士荀彧、枣祗的高瞻远瞩。
东汉未年，战事频仍，人民离乱，加之自然灾害的侵袭，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人口锐减，土地荒芜，各地军队或“仰食桑椹”，或“取给蒲蠃”（《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曹操军中将士竟“杂以人脯”充饥（同上《程昱传》）。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生存大计，首先在于粮食问题的解决。兴平元年(194)，针对曹操两次征讨徐州，滥杀无辜的严重问题，荀彧首先提出了经略兖州、深根固本的战略决策。他认为“昔高祖保关中，光武据河内，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进足以胜敌，退足以坚守，故虽有困败而终济大业。将军本以兖州首事，平山东之难，百姓无不归心悦服。且河济，天下之要地也，今虽残坏，犹易以自保，是以将军之关中、河内也，不可以不定”（《三国志·魏书·荀彧传》）。这种建立巩固的根据地的主张，虽无明确其经济措施，但必然包括经济思想在内，无疑对曹操此后的经济举措发生了深刻的影响。曹操多次移民充实关中、陇右和洛阳，重视人民，招抚流亡，显然都是深根固本思想的具体体现。
屯田作为解决军事危机、发展社会经济的重要措施，魏、蜀、吴三国都给予高度重视，而在三国之中，屯田最早，成效最著者当属曹氏政权，而颍川谋士枣祗则是曹操兴屯田的首功之臣。建安元年曹操接受枣祗的建议，“募民屯田许下得谷百万斛，于是州郡列置田官，所在积谷，征伐四方，无运粮之劳，遂兼灭群雄，克平天下”。（《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史称“军国之饶，起于枣祗”（同上《任峻传》）。直到建安六年，枣祗已经故去，曹操发布《加枣祗子处中封爵并祀祗令》，还念念不忘祗的兴屯田之功，加封祗子“以祀祗为不朽之事”（《三国志·魏书·任峻传》注引《魏武故事》）。可见枣祗对曹操政权经济建设贡献的意义远大。
其三，颍川谋士的军事谋略。曹操的军旅生涯三十余年，构成了他人生的重要组成部分。军事上的成就，是曹操一生的闪光之处，他能征善战，出奇制胜。不愧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家。在几十年的征战之中，曹操之所以能屡屡取胜力挫群雄，除了他本人卓越的军事才能之外，另有一重要因素，即得益于谋士们的善谋良策，确切地说，曹操凡重大的军事胜利，几乎都离不开颍川谋士们劳神忧思，筹计划策。
根据其主要活动而论，曹操军事上的骨干谋士共8人，他们分别是军司马、尚书令荀彧；军司马、尚书程昱（东阿人）；军师荀攸；军师祭酒郭嘉；军谋祭酒董昭（定陶人）；司空参军事贾诩（姑臧人）；司空仓曹转随军主簿刘晔（淮南人）；军师、侍中、司隶校尉督镇关中钟繇。上述8名谋士之中，颍川士人就占了4名，其余4人虽系别籍，但与颍川谋士的军事活动都有密切的关系。史实证明，无论是留守居中，还是随军行动，不管是制定战略方针，还是临阵应变，颍川谋士都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兴平元年，曹操起事山东，尚立足未稳，荀彧伙同程昱巧妙妥善地处理了陈宫、张邈的突然事变，不仅使兖州的鄄城、范县、东阿三城化险为夷，更重要的是避免了曹操军事上受吕布、陶谦夹击的灭顶之灾。
建安二年，曹操力量尚在艰难险峻之中：北畏袁绍，东忧吕布，而南拒张绣又败于宛，正当危难之际，袁绍又致书曹操，“其辞悖漫”，不可一世。面对这种恶劣的局势，曹操“出入动静变于常”，陷入一筹莫展的境地。荀彧、郭嘉知己知彼，沉着冷静地分析了敌我形势。荀彧从“度”、“谋”、“武”、“德”四个方面论证了曹操的优势，袁绍的缺陷，使曹操树立了以弱胜强的信心。针对曹操四面受敌，“独以兖豫抗天下六分之五”的严重局势，荀彧提出了远交近攻，各个击破的方针。他认为“不先取吕布，河北亦未易图也”（《三国志·魏书·荀彧传》）。郭嘉也提出：“不先取布，若绍为寇，布为之援，此深害也”（《三国志·魏书·郭嘉传》注引《傅子》）。其后，曹操进攻张绣，灭除吕布，破灭袁术，派钟繇镇抚关中，最后集中力量对付袁绍，实际都是在远交近攻，各个击破这一战略方针指导下取得的胜利。
建安三年冬十月，曹操用荀攸、郭嘉之计，决泗、沂水灌城，攻占下邳，擒杀吕布、陈宫（《三国志·魏书·武帝纪》）。
建安五年的官渡之战是我国历史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著名战例，是曹操剪灭群雄、统一北方的战略大决战。这场大战，荀彧、荀攸等人出谋划策，使曹军出奇不意，赢得了战略上的主动权。当时在军事力量对比上，袁强曹弱，悬殊太大，加之曹操军粮将尽，战斗残酷，人心畏惧，曹军面临着崩溃覆灭的危机，曹操看败局已定，急忙致书荀彧，“议欲还许”。危急关头，荀彧当机立断，强调指出：“公以至弱当至强，若不能制，必为所乘，是天下之大机也”，他竭力主张“此用奇之时，不可失也”（《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荀彧传》）。曹操遂出奇兵，化险为夷，转危为安，取得了官渡之战的最后胜利。其间，袁绍之主要谋士许攸“怒而叛绍”，“田丰以谏见诛”，大将“颜良、文丑临阵授首”，都在荀彧的预料之中。
官渡之战以后，曹操及诸将准备乘胜出击，南征刘表，以壮大力量。荀彧郭嘉否定了这一决策，提出了先扫清河北而后南下的方针。荀彧指出：“今绍败，其众离心，宜乘其困，遂定之；而背兖、豫，远师江、汉，若绍收其余烬，承乘虚以出击人后，则公事去矣”。曹操遂改变战略，挥师北上，征战河朔，平定了乌丸，无南下之忧。
曹军将征袁尚及三郡乌丸，将士多惧刘表遣刘备偷袭其后，郭嘉分析：刘表才不及刘备，也就没有本领驾御刘备，曹操虽虚国远行，不必忧虑。曹操帅军出击，并接受郭嘉建议，兵贵神速，轻装兼道，出其不意，取得了胜利。
曹操起事山东，征战强敌于包围之中，后以兖豫之地以抗衡六分之五天下，终于克灭群强，统一北方，实赖以颍川士人为主的高级谋士之功。曹操本人就多次给这些人以高度评价，充分肯定了他们的功绩。他表彰荀彧之功说：“谋殊功异，臣所不及”，“君密谋安众，光显于孤者以百数乎？”“彧之功业，臣由以济，用披浮云，显光日月”（《三国志·荀彧传》注引《荀彧别传》）。荀攸“前后凡画策十二”，“自初佐臣，无征不从，前后克敌，攸之谋也”（同上《荀攸传》）。郭嘉英年早逝，曹操追慕其功，深情地说：“自从征战，十有一年，每有大议，临敌制变，臣策未决，嘉辄成之。平定天下，谋功为高”。赤壁战败，曹操无限感慨：“郭奉孝（嘉字）在，不使孤至此”（《三国志·魏书·郭嘉传》），连连痛呼：“哀哉奉孝！痛哉奉孝！惜哉奉孝！”（同上注引《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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