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老庄思想对元散曲的积极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散曲论文,试论论文,老庄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老庄思想产生于邪恶猖獗，虚伪、残暴充斥人间，令人深恶痛绝而又无可奈何的黑暗时代。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它的影响一直存在，尤其在社会特别黑暗的时代，它的影响更为巨大。“产生在充满动荡、混乱、灾难、血污的社会和时代”的“潇洒不群飘逸自得的魏晋风度”[①]便是老庄思想的产物。而元代也正是这样一个黑暗的时代。这个由文明落后的蒙古族所建立的封建王朝，施行着奴隶制式野蛮的阶级压迫与民族歧视所产生的残酷的民族压迫。广大人民（尤其是汉人）固然在水深火热之中挣扎，而大量的汉族知识分子也由于统治者的民族歧视，轻视文化，废除科举而失去进身之阶，沦落为“臭老九”（有“七匠八娼九儒十丐”之说），混迹于平民之中，即令偶有进入仁途者，也“每沉郁下僚，志不得伸”（胡侍《真珠船》）。黑暗的现实，不幸的遭际，无望的前程，使得他们在愤懑、不平、忧惧，哀伤之中，更夹杂着对社会、人生的无可奈何、失望乃至绝望。传统儒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与积极进取的人生观对他们失去了吸引力，带有乱世自保与解脱色彩的老庄思想便弥漫于文人阶层之中。而在整个社会上，有别于老庄思想却又与之密不可分的道教也空前昌盛，全真教、真大道教、净明教都信徒云集。这种给予黑暗社会中苦难人民精神解脱与麻醉的宗教，自然也不可避免地给文人们以巨大影响。于是老庄思想便成了元代许多知识分子的思想武器，从而给予他们的文学创作以深刻影响，而这在大盛于元代的散曲中便鲜明地显现出来。
老庄思想对元散曲创作的影响，虽为论者普遍提及，但所论不仅欠具体深入，更多仅仅注目于这种影响的负面，多认为老庄思想的影响带来了元散曲思想内容的消极贫泛（这固然不错），而对老庄思想在元散曲创作中的积极作用未能以很好的重视。事实上，正如老庄思想本身不仅有着消极遁世等消极因素，也包含着众多积极性内涵一样，它给予元散曲的影响不仅有消极的一面，也有着诸多的积极面。因此，本文即拟深入分析老庄思想对元散曲思想内容与艺术风貌所产生的积极作用，以使我们更全面地了解老庄思想对元散曲的影响，更加深入地认识元散曲的思想内容与艺术风貌。
一、老庄思想的批判精神与元散曲对社会黑暗丑恶的揭露与否定
生活在奴隶社会行将崩溃时代的老子“极其敏悦透彻地洞察文明社会的阴暗面”，[②]而“庄子及其后学对社会的黑暗有着比先秦的任何思想家都更为深刻和清醒的认识”。因此他们也就成了“我国古代社会黑暗非常勇敢的揭发者和批判家”。[③]老庄首先从政治上揭露批判着那个社会的不公平。所谓“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老子·七十七章》“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老子·七十五章》）深刻地指出了“损不足以奉有余”的社会法则以及统治者赋税繁重，政令严苛，生活奢厚是导致人民贫穷饥饿乃至反抗的原因。老庄对文明社会残暴横行、道德沦丧、伦理道德观念虚伪无力的社会现状，则作了更为有力地抨击。老子谓：“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老子·十八章》）在老子看来，仁义、孝、忠之类的道德观念正是道德败坏的产物，因而不能作为改变道德现状的武器，非但如此，它还成为统治者假以作恶的工具。他们“为仁义以矫之，则并仁义而窃之。何以知其然耶？窃钩者诛，窃国者诸侯，诸侯之门仁义存焉，则是非窃仁义圣知邪？”（《庄子·胠箧》）统治者不仁不义却以仁义自居，仁义道德于是成为“假乎禽贪者器”（《庄子徐无鬼》），遂使社会“无耻者富，多信者显”（《庄子·盗跖》）。可见老庄对社会政治经济、伦理道德都进行了有力的批判，使得老庄思想具有强烈地批判精神。
老庄的批判精神，在深受其影响的元曲家们的创作中得以继承发扬。较之以往朝代地位一落千丈的元代曲家们，对社会黑暗丑恶的了解、认识与感受更为细致真切，其内心的愤懑、不平及感伤痛苦也更为强烈。这些在元杂剧中表现得更为具体直接，但在元散曲中同样或多或少或隐或显的反映出来。元散曲对社会黑暗丑恶揭露批判否定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揭露权豪势要、贪官酷吏，掠民残民，横行不法。权豪势要是元代社会的特权阶层，元杂剧中塑造不少这些横行不法的权豪势要形象（如鲁斋郎等）。元散曲中也有不少对他们愤怒谴责的作品。怒斥他们“仗权豪，施威势，倚强压弱，乱作胡为”。[④]权豪势要如此，贪官酷吏亦如此。刘致[双调·殿前欢]《即事》便塑造了他们凶横霸道的形象：“醉颜酡，太翁庄上走如梭。门前几个官人坐，有虎皮驮驮。呼王留唤伴哥，无一个，空叫得喉咙破。人踏了瓜果，马践了田禾”。这些背着虎皮包的蒙古官吏，经常下乡掠民，凶横残暴，以致老百姓见了都吓得躲避不见，但人虽逃了，庄稼仍免不了被践踏。官府衙门更是“虎豹重关整威严”[⑤]以严法酷刑虐待百姓。元未无名氏[醉太平]直接揭露元代政治黑暗，表现了人民的反抗。“堂堂大元，奸侫专权。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巾万千。官法滥，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钞买钞，何曾见？贼做官，官做贼，混愚贤，哀哉可怜。”这种揭露批判直接而有力，尽管这类作品在元散曲中为数不多。
（二）讥刺社会贤愚不分，是非不辨。元散曲对社会的揭露批判，更多是从知识分子自身不得出路的遭际出发，揭露社会、统治者是非不明，贤愚不分，使得才德兼备者淹没无闻，贪侫愚顽之徒志得意满的不平现状：
不读书有权，不识字有钱，不晓事有人夸荐。老天只恁心偏，贤和愚无分辨。折挫英雄，消磨良善，越聪明越运蹇。志高如鲁连，德过如闵骞，依本分只落的人轻贱。（无名氏[中吕·朝天子]《志感》）
铺眉苫眼早三公，裸袖揎拳享万钟，胡言乱语成时用。大纲来都是哄。谁英雄谁是英雄？五眼鸡岐山鸣凤，两头蛇南阳卧龙，三脚猫渭水飞熊。（张鸣善[水仙子]《讥时》）元蒙统治者野蛮而缺乏文明，他们重武轻文，摧残文化，埋没人才。这些作品描写揭露这一现状，抒发了知识分子的愤懑不平之情。
（三）揭露元代社会仕途黑暗、官场险恶。元代社会政治黑暗，统治者极端专制，凶暴残酷，不仅对人民随意杀伐，即使统治集团内部人物稍有不慎，也常常身首异家。元散曲中对这种仕途黑暗，官场险恶进行揭露的作品很多：
黄金带缠着忧患，紫罗襴裹着祸端。（张养浩[水仙子]）
高官鼎内鱼，小吏置中兔。（任昱[双调·清江引]《题情》）
如今凌烟阁一层一个鬼门关，长安道一步一个连云栈。（查德卿[仙吕·寄生草]《感叹》）
（四）揭露争名夺利，道德败坏的社会现状：
看密匝匝蚁排兵，乱纷纷蜂酿蜜，急攘攘蝇争血。（马致远[双调·夜行船]《秋思》）
取富贵青绳竞血，进功名白蚁争穴。（马谦斋[沈醉东风]）
这些作品以新颖形象的比喻，为封建名利场中你争我夺，尔虞我诈的众生丑态传神画像，显示作者对他们鄙视厌恶。还有些作品讽刺高利贷者贪婪狠毒，而毫无人情：“亏心事尽意为，不义财尽力掊，那里问亲兄弟亲姊妹亲姑舅。”[⑥]其它如啬吝鬼之贪婪啬吝，鸨母之残害妓女，吹牛撒谎者之不知羞耻等，元散曲中都有予以嘲讽之作。
除上述诸方面外，元散曲中还有些作品对封建皇帝达官显贵进行嘲讽与斥责的作品，如睢景臣的[般涉调·哨遍]《高祖还乡》揭露汉高祖刘邦的无赖嘴脸，对封建社会至高无上的皇帝进行嘲谑，表示了对他的蔑视。而对秦桧、董卓等祸国殃民的奸臣更是予以斥责。
由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元代的散曲对社会黑暗丑恶进行了多方面的揭露，体现了曲家们的社会批判精神，增强了元散曲思想内容的积极性。
在封建社会，秉持儒家正统思想的正直知识分子，常常也从儒家的仁政及其它伦理道德观念出发，对社会丑恶予以揭露批判，且其深度广度甚至超过元散曲（如杜甫的诗），那么，笔者何以认定元散曲对社会黑暗的揭露批判是老庄批判精神影响所致呢？这是因为：其一，儒家及其后继者对社会黑暗的揭露与批判是怨而不怒、温柔敦厚的劝谏态度，而老庄及其后学对社会黑暗的揭露批判是尖刻、泼辣、愤激的斥责嘲弄态度。元代散曲对社会黑暗的揭露批判所采取正是老庄的批判态度，其广泛深刻未必怎样，但或直接指斥，高声怒骂，或无情嘲弄，尽力讽刺，其直露、尖锐是以往诗歌所难能及的。其二，儒家社会批判的出发点与目的，是通过对社会丑恶揭露批判，促使乃至乞求统治者以正统儒家政治伦理思想来改良社会，革除弊端，以图更好维护现存社会秩序。其所作剌诗是“遇君主昏乱而欲救之”因而仍是“忠爱之流播”（程廷祚《青溪文集》卷三）。它体现了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而老庄社会批判的目的则要否定现存社会，从而把人们导向对现实黑暗社会的唾弃。元散曲在揭露批判社会丑恶时，多站在与黑暗社会对立乃至决裂的立场上，从而不是寻求积极参与社会的改良道路，而是寻求唾弃，逃离黑暗现实的途径。虽然其政治态度、人生态度都不及儒家积极主动，但它对社会黑暗否定、唾弃是有力的。与这一特点相联系的是：元散曲绝少歌功颂德以示效忠的作品。因此，元散曲对社会黑暗的揭露、批判与否定是与老庄批判精神一脉相承的。是老庄思想对元散曲产生积极影响的一个重要方面。
二、老庄的“任其性命之情”与元散曲对个体生命、人格尊严与人
生自由的珍视与追求
在儒家思想所建构的世俗伦理世界中，作为个体的人被置于社会原则、伦理道德规范的制约之中，个体的情感、欲望乃至生命都不具有超越伦理道德规范的价值。于是就有了“存天理、灭人欲”，“克己复礼”、“舍生取义”、“杀身成仁”之类的牺牲自我而完善道德的观念与要求。与之相反，作为儒家伦理道德的批判者与否定者的老庄，则力图摆脱世俗的各种道德法则及世俗追求对人的束缚，提出了“任其性命之情”的主张。
正如李泽厚先生所谓：“庄子尽管避免弃现世，却并不否定生命，而无宁对自然生命抱着珍视爱惜的态度。”[⑦]庄子深深地感受到人以及生命的时空局限，所谓：“人生天地间，如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庄子·知北游》）“吾在天地之间，犹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庄子·秋水》）人生本就有着这种不可逃脱的时空局限，可是儒家倡导的社会法则道德观念及其它人生追求进一步侵害着人的身体乃至生命。“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则以身殉利，士则以声殉名，大夫则以身殉家，圣人则以身殉天下。故此数子者，事业不同，名声异号，其伤性以身为殉，一也。”（《庄子·骈拇》），因此，庄子极力反对“危身弃身以殉物”（《庄子·知北游》），强调要“胜物而不伤”（《庄子·应帝王》），正因此，“养生”“重生”“保身”是庄子的基本思想之一，人的生命价值得到了老庄的充分肯定。
这种对生命的珍惜，同样贯穿在元代散曲创作中。我们在元散曲中随处可以感受到作家对生命的热爱。他们深深地感叹着生命的短暂，所谓“今日少年明日老。”[⑧]精细的计算着生命的日月：“想人生七十犹稀。百岁光阴，先过了三十。七十年间，十岁顽童，十载尪羸；五十岁除分昼夜，刚分得一半儿白日。风雨相催，兔走鸟飞。……”[⑨]对人生时光的精细计算，正充分显示出对生命的珍惜。生命如此可贵，因而要避开一切可能危害生命的是非危险之地。这首先是险恶的官场，因为那里常有“昨日玉堂臣，今日遭残祸”[⑩]“朝承恩、暮赐死”(11)的惨剧。他们认为历史上的忠臣烈士如豫让、屈原等之因忠义而害身，李斯、韩信等为功名而送命，都是大可不必而令人痛惜的，要学习“张良辞汉全身计，范蠡归湖远害机！”(12)。在动荡不安，杀戮遍地的黑暗时代，元散曲家倍感生命的可贵，力求着“全身”“远害”，保持生命的健康存在。
老庄的“任其性命之情”不仅是对生命存在的珍惜，更重要的是对生命的自由境界的追求，要使人获得身的无拘无束，精神的自由自在与人格尊严的独立完整。在老庄心目中，人是庄严神圣的：“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城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老子·二十五章》）“天地与我共生，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因此，人应该如同天地万物一样自由自在的生存发展，而不应受到任何拘羁制约。所谓：“性长非所断，性短非所续”，“曲者不以钩，直者不以绳”。不去扼杀人的个性与自由，使人能“彷徨于尘垢之外，逍遥于无为之业”（《庄子·齐物论》）。老庄的这一思想无疑包涵着尊重个性，追求自由自尊的进步色彩。老庄这种思想观念在元散曲创作中得到很好的体现。
元散曲中唾弃世俗功名富贵的思想，不独是全身远害保全生命，更重要是要摆脱束缚，获得身心自由与人格自尊，“急疏利锁，顿解名僵”(13)，从而获得“乘风列子，列子乘风”(14)那样的自在逍遥，不仅要避免为五斗米而折腰的人格损害(15)，而且要获得“傲杀人间万户侯”(16)的人格尊严。
元散曲家大多地位低下，但他们并不自卑自贱，依然保持着狂傲的个性。王和卿以大鱼自喻，以惊人的夸张塑造了一个狂傲不驯不为名利之钩所诱的自我形象，“胜神鳌，夯风涛，背梁上轻负着蓬莱岛，万里夕阳锦背高，翻身犹恨东海小。太公怎钓？”(17)徐再思也以松树自喻，“岁寒心不肯为梁栋”(18)。他们身处逆境，但不落尘俗，清高狂傲，自尊自大。真是“贫，气不改；达，志不改”(19)。
元代散曲家对自我个性的维护，还表现在他们对自己创作道路的选择与坚持上。元曲向来被视为不登大雅之堂的小道之作，其人其作甚至使得“高尚之士，性理之学，以为得罪圣门”(20)以至“两朝史志与四库集部，均不著于录”。(21)然而元曲家却凭着自己的兴致，我行我素的创作着，所谓“吾党且啖蛤蜊，别与知味者道”。(22)因此，可以说，元曲家执着坚持为他人所轻视乃至非议的曲的创作，也是其不为世俗观念所拘，恣情任性的个性在文学创作上的体现。一代文人也正是以这种个性创造了与唐诗、宋词鼎足而三的“一代之文学”元曲的。
老庄一方面提倡“任其性命之情”，另一方面又倡导恬淡、虚无、寂寞、无为的生存方式，这显然又为人设置了一框架。这一框架在后代承其思想的知识分子身上，常常被冲破。魏晋名士“纵适一时”，宣称“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浮拘酒池中，便足了一生”(23)，其狂饮痛食之散诞即非虚静所能拘束。李太白纵酒使性，便可“天子呼来不上船”(24)，他狂呼“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将进酒》），其豪放不羁的“诗仙”风彩，也似得之于逞生命自由、人生自信于酒肉享乐之中。元散曲中固然不乏响应老庄虚静人生要求的作品，但如李白者亦众。关汉卿堪称代表。著名的[南吕·一枝花]《不伏老》套数便是其放荡恣肆，风流不羁的人生写照。他自豪地宣称自己是“普天下郎君领袖，盖世界浪子班头。”对自己的为世俗所诟病的“浪子风流”欣赏不已，而且不屈挠：“你便是落了我牙，歪了我口，瘸了我腿，折了我手，天赐与我这般儿歹症候，尚兀自不肯休。”倔强自信的性格，傲岸世俗人生态度，同样显示出对个性自由、人格自尊的追求。虽不乏庸俗，但却焕发出生命的活力。其实这种思想是顺着老庄“任其性命之情”的思想走向而自然产生的。老庄思想事实上也不是禁欲的，老子要求“少私寡欲”并不是禁欲，只是要消除那些有害于生命的、对人的精神形成压抑的欲望，因而，它是不同儒家的“存天理、灭人欲”的。因此，元散曲中那些以纵适行乐来显其个性自由的作品，是不矛盾于老庄思想的，相反，仍是老庄思想影响的产物。
从某种程度上说，元散曲中数量众多的爱情作品，一变以往诗词中“发乎情，止乎礼”委婉含蓄的风格情调，而显示大胆、泼辣、直露、浓烈的特点，同样与老庄“任其性命之情”的思想所引发的对礼教束缚的挣脱，对人的个性情感的尊重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任其性命之情”是老庄思想中具有人文主义、人道主义精神的积极因素。它的影响也是十分巨大的。受其影响，魏晋名士“越名教而任自然”(25)迎来中国历史上“人的觉醒”(26)的时代，使得这一时代成为“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一个时代”。(27)其它如陶潜之“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28)的自尊，李白的“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29)，对人格的维护等都是这一思想的产物。而这一思想给元代散曲的影响同样是巨大而积极的，对生命存在、人生自由、人格尊严的珍惜追求，是元散曲中具有进步性的思想内容。尽管老庄的这一思想也常常引发出逃遁现实、全身远害的消极人生观与及时行乐的庸俗生活态度。
三、老庄“法天贵真”尚“自然”的审美追求与元散曲独特的美学风格
散曲作为一种形成于金元之际并盛于元的新诗体，有着其独特的艺术风貌、美学风格，这就是论者所谓的有别于诗境、词境的曲境。曲境的形成固然有着多方面的原因(30)，但老庄美学思想的影响是极其重要的方面。
作为中国古代美学的两大支柱，儒家美学与道家美学有着众多差异，而其中最根本的差异在：儒家把文艺视为政治伦理的工具，在真善美的追求中，它首先强调“善”，以“善”为美，甚至以“善”代“真”；而老庄的哲学，人学都鲜明地表现出对政治伦理原则的否定，对政治伦理束缚的摆脱，在美学上首先全力反对文艺的政治伦理的功能性追求，它首先强调的是“真”，以“真”为“美”，甚至以“真”为“善”，它认为只有真实无伪的方是美的，方能动人。庄子说：“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固强哭者虽悲不哀，强怒者虽严不威，强亲者虽笑不和。真悲无声而哀，真怒未发而威，真亲未笑而和。真在内者，神动于外，是所以贵真也。其用于人理也，事亲则孝慈，事君则忠贞，饮酒则欢乐，处丧则悲哀。忠贞以功为主，饮酒以乐为主，处丧以哀为主，事亲以适为主，功成之美，无一其迹矣。事亲以适不论其所以矣；饮酒以乐不选其具矣；处丧以哀，无问其礼矣。礼者世俗之所为；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庄子·渔父》）可见，庄子认为真实是动人的基础，没有内在的真情实感，即使外在的表现十分强烈，也不能动人，反之，有了内在的真情实感，即使外在显现得平淡，也能动人。而这种真情实感的产生与表现都是自然而然的，不论其是否合“礼”的，因而是“受于天”“法天”而“无一其迹”的“功成之美”。道家这种“法天贵真，不拘于俗”的美学思想在元散曲得到很好的体现。
元散曲的创作正表现出非功利的创作态度与抒情表意的真实无伪。王国维认为元人之作曲“非有藏之名山，传之其人之意也。……彼但摹写胸中之感想与时代之情状，而真挚之理与秀杰之气，时流露于其间。”(31)元曲家之于散曲虽不象世俗之以小道视之，但他们也确没有以其曲的创作扬名传世之想，因此，他们无须顾及其思想情感之合乎正统规范社会准则与否，更没有企图以其创作去达到“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政治伦理作用，而只求“摹写胸中之感情与时代之情状”。如上述揭露现实之作，或痛骂怒斥，或冷嘲热讽，只图一吐为快，而不计其合乎忠，恕等观念与否，即令对刘邦那样封建社会的神圣帝王，元曲家也能还其以无赖的真面目。其它如自写风花雪月之情，放荡不羁之态，狂歌痛饮之豪，田野山林之乐，无不淋漓尽致，一泻无余。真实无伪，不拘于俗，不拘于正统道德规范，即令其爱情之作，也多直率大胆，男女相爱之乐、相思之苦等都真言道出，毫不隐饰，而不受“发乎情，止乎礼”的制约，真实自然，无温柔敦厚之态，忸怩娇柔之姿。综观整个元散曲，特别那些本色的散曲大多能真情毕露，情事宛然，不避鄙俗之情之事，不避悖礼之行之情，不矫情做作虚伪。真实无伪，一片真淳。
如果说“法天贵真”是道家提出的美的创造途径的话，那么道家美学所崇尚的美的境界，便是“自然”。“自然”是老庄所追求的社会、人生的最高境界，所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因而也是美的最高境界。所谓“自然”即是让事物按照自身的运动规律去生存发展，而不加诸任何人为的干涉。作为美，它是天然的，毫无人工痕迹的美。“法天贵真”，以超功利的态度，漠视各种世俗观念，对情、景、事进行真实无伪，自由自在的抒写正是达到“自然”之境的途径。因此“法天贵真”即是“自然”的内涵，但是“真”的要求是侧重于内容上，“自然”还应包括形式上的自然而然，自由自在。
“自然”之美正是元曲的特点。王国维谓：“元曲佳处何在？一言以蔽之，曰：自然而已矣，古今之大文学，无不以自然胜，而莫著于元曲。”“谓元曲为中国最自然之文学，无不可也。”(32)的确，上述元散曲创作中真实无伪，不拘时俗的情感抒写正是其成为“自然之文学”的原因。除此，元曲之能自然还与其有着较诗词更加自由的形式密不可分。这首先是语言的通俗自然。传统诗词，语言多典雅含蓄、人工雕饰之迹甚明，独元曲以俗见长，不避俗语、口语乃至方言。这种与生活语言相一致的文学语言，无论叙事、抒情、写景、状物，均能贴近生活，出之以天然形态。同时，诗（尤其近体）词从句到章，语言字数都是固定的，丰富多彩的生活、情感都要被纳入固定的语言格式之中，难免拘泥而乏“自然”之美，而元曲则可加衬字乃至增句，使得语言表达自由灵活。元散曲的一些通俗豪放之作语言自然流畅自不待言，即令一些清丽之作，也较诗词通俗晓畅，如马致远的名作[天净沙]《秋思》尽管“仿佛唐人绝句”，但仍不失其“纯是天簌”。(33)元曲形式的自由还表现在较之近体诗、词为自由的格律上，这不仅在它允许加衬字、增句，使之在字数上更为自由，还在于它可重韵字，平仄通押等方面。通俗本色的语言，自由灵活的形式，真实无伪的内容，使得元散曲之精品确实具有本色天成，毫无雕饰的“自然”之美。从而成为老庄“自然”美学观良好实践者。
李泽厚先生比较诗境、词境、曲境的差异道：“诗境深厚宽大，词境精工细巧，但二者仍重含而不露，神余言外，使人一唱三叹，玩味无穷。曲境则不然。它以酣畅明达、直率痛快为能事”。“诗境厚重，词境尖新，曲境畅达，各有其美，不可替代。”(34)从上面的分析可见，“酣畅明达，直率痛快”的曲境，正是老庄“法天贵真”尚“自然”的美学思想作用于元曲创作的结果。老庄美学对于形成元曲这种新诗体的“不可替代”的美，有着极为重要作用。它自然也是老庄思想给予元散曲创作的积极影响之一。
作为一个内涵十分丰富的思想体系，老庄思想是复杂的，甚至有些方面是矛盾的。如它揭露批判现实黑暗，显示出对社会的政治伦理道德的关注，又竭力宣扬着无是无非，无善无恶的超脱虚无的政治避弃态度；既有着“任其性命之情”的人生追求，又提倡安时处顺、无为虚静的粗朴单一的生存方式。于是消极与积极、落后与进步等各种对立因素交融在这一思想体系。这就使得老庄思想对后世的影响也是复杂的。以元散曲言，它的带来元散曲思想内容上的许多消极因素，如听天由命、消极避世等思想上的致命弱点。但它也同样带来如上所述的元散曲思想内容上的一些积极进步的方面，而且老庄思想对培植元散曲独特的美学风格，开创我国古典诗歌新的美学境界，有着重要作用。我们对老庄思想及其对元散曲乃至中国古代文学的影响都应有更为辩证更为准确更为深入的认识与评价。
注释：
① ⑦ (26) (34)李泽厚《美的历程》
② ③李泽厚、刘纲纪主编《中国美学史》
④滕斌[中吕·普天乐]
⑤曾瑞[四块玉]《酷吏》
⑥钱霖[般涉调·哨遍]《看钱奴》
⑧陈草庵[中吕·山坡羊]《叹世》
⑨卢挚[折桂令]
⑩贯云石[双调·清江引]《抒怀》
(11)汪元享[朝天子]《归隐》
(12)白朴[阳春曲]
(13)张可久[中吕·满庭芳]《山中杂兴》
(14)卢挚[双调·殿前欢]《酒兴》
(15)盍去学[蟾宫曲]谓：“五斗米懒折腰肢”
(16)白朴[双调·沉醉东风]《渔夫》
(17)[双调·拔不断]《大鱼》
(18)[双调·殿前欢]《观音山眠松》
(19)宋方壶[中吕·山坡羊]《道情》
(20) (22)钟嗣成《录鬼簿》
(21) (31) (32) (33)王国维《宋元戏曲考》
(23)《世说新语·任诞》
(24)杜甫《饮中八仙歌》
(25)嵇康《释私论》
(27)宗白华《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
(28)《归去来兮辞》
(29)《将进酒》
(30)参见拙作《试论词境曲境差异的成因》，（《阜阳师范学院学报》94年第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