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列汉诺夫和列宁关于在俄国能否实行社会主义的争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普列汉诺夫论文,俄国论文,列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4)08-0003-09 众所周知，如何才能在一个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即实现社会主义的条件，这对以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最终目标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秉持历史决定论的立场，主张社会主义必须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实现。因此，对那些经济文化落后的非资本主义国家而言，社会主义只是其最终的必然归宿而不是近期的前景，其当前的迫切任务是努力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力，待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高度，社会主义的任务才能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由于马克思主义创立的时代绝大多数国家还处在前资本主义阶段，所以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一方面激烈地批判资本主义，另一方面却在很大程度上肯定了资本主义的历史功绩。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这种态度为后继的革命家和马克思主义者对待资本主义的立场提供了不同的选择，更何况，晚年的马克思在回答上述问题时确实与早期相比显得有些犹豫和谨慎，不似早年那么坚定。不过，在后来首先成功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而当时经济文化却十分落后的俄国，表现出急于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人，主要是后来那些被称为民粹主义者的革命者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相反，俄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包括后来较晚才改变观点的列宁在内)倒是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得非常实际，甚至可能是由于俄国相比于西欧的极端落后而表现得比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这个问题上更为谨慎。在这方面，普列汉诺夫是一个典型的代表人物，而且他这方面的观点自始至终没有改变过。正是由于这一点，引申出了他的许多其他方面的观点，并最终导致他与以列宁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分道扬镳，在马克思主义发展上最终被定格为“机会主义者”、“时代落伍者”。因此，仔细研究普列汉诺夫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及他与列宁的争论并给予尽量不带偏见的客观评价，不仅对于普氏本人的思想和政治定位十分重要，而且对于有关社会主义的一些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认识和解决也非常必要。 二、落后的俄国能否立刻实行社会主义？ 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和相关具体理论，并考虑到俄国经济文化落后的实际状况，普列汉诺夫对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实现社会主义的态度和立场应该说非常明确、毫不含糊：当前俄国社会的现状是，资本主义的发展严重不足，因此实行社会主义的条件还极不成熟，还需要大力发展资本主义。在其开始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后发表的著名的《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1883年)一文中普列汉诺夫指出：“社会主义的组织，正如任何其他的组织一样，要求有与之相适应的基础。而这样的基础在现代的俄国是没有的。人民生活的旧基础是太狭隘，种类太不相同而片面了……生产的客观社会诸条件还没有成熟到可以有社会主义组织的程度……”①在同年撰写的《社会民主主义“劳动解放社”纲领》中，他也指出：“当代的俄国所遭受的……不仅是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痛苦，而且也有这一发展不够的痛苦。”②后一说法，他在以后还多次重复过。根据对社会主义和俄国社会现实的这一认识，普列汉诺夫进而指出：“我们完全不害怕资本主义的发展。我们坚决地相信资本主义越是有力地发展，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矛盾越是大大地尖锐化，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就越会临近。”③“如果我们不愿意背叛我们所代表的那个革命阶级的利益，那么我们应当毫无例外地坚决抵抗一切停止历史车轮的企图，换句话说，也就是坚决抵抗一切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企图。”④“凡是已经有可能用另一种更高的生产关系来代替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地方，我们就力求消灭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凡是我们只能在这种关系和过时的前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之间作一选择的地方，我们则为它扫清道路。”⑤因此，俄国社会主义者当前的迫切任务不是立即实行社会主义变革，而是尽力为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扫清障碍，建立民主和自由的政治制度：“一方面是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另一方面是使工人阶级准备去扮演它的将来独立的和进攻的角色，据我们的意见，在现时所可能‘规定的党的任务’，就是这样的。想把推翻专制制度和社会主义革命这样两种实质上不同的事情联结为一，想在进行革命斗争时把社会发展的这两个环节在我国的历史中合而为一——就是等于把前者和后者到来的时刻都推迟”⑥。 基于这样的认识，普列汉诺夫坚决主张俄国革命应分两步走：革命的最近目标是推翻专制制度，建立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保障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基本的政治权利和自由，同时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以及文化水准，待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都达到一个相当高的程度时，再准备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并最终在俄国实现共产主义。考虑到俄国社会的极端落后，普列汉诺夫在提出上述革命的终极策略时，总是不忘强调这一革命策略不能仅仅被理解为一种逻辑的划分，而应特别注意其时间性，即两个革命阶段之间必须有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间隔，而决不能“毕其功于一役”。用他的话说就是“社会主义的胜利不能同专制制度的崩溃同时并举”⑦。因此，他坚决反对当时俄国革命阵营中为相当一部分人所热衷的那种“不断革命”的“左”倾论调。 从这一革命的总策略出发，普列汉诺夫认为，在俄国革命的第一阶段即民主革命阶段，社会民主党人的基本策略是必须与俄国社会中一切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人结成同盟，只有这样民主革命才有成功的可能。针对当时革命队伍中普遍存在的对资产阶级的恐惧和不信任心理，普列汉诺夫认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指出的那种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尖锐对立的情形，只是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才会有的现象，而并不是落后的俄国社会的现实。在他看来，在俄国意欲实现民主革命的现阶段，资产阶级不但不是革命的障碍，反而是革命的一支重要力量，因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利益并不是永远对立的，二者至少在民主革命中是一致的。所以二者在革命中结成统一战线是完全有可能的，关键是社会民主党人的策略是否对头。因此，在民主革命过程中，完全不必过分担心和害怕资产阶级。当然，像所有马克思主义者一样，普列汉诺夫也没有过高估计资产阶级的革命性：“这种一致性决不会达到同一性的地步：资产阶级要同旧制度的各种残余势力和睦相处比起无产阶级来容易得不能相提并论。德国资产阶级即为一例。”⑧因此，“我们的策略随时随地也都应当这样，当资产阶级作为革命阶级同旧制度进行斗争的时候，我们同它一起走。当资产阶级放慢脚步，当它不再是革命阶级的时候，我们就批评它”⑨。 在20世纪初之前，列宁基本赞同普列汉诺夫的上述看法，不过，后来列宁的观点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他看来，普列汉诺夫的观点书生气十足，完全不能适应俄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已经堕落为机会主义了。列宁的这种判断来源于他此时对资本主义的一个新的认定：与早期不同，20世纪以后的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即帝国主义阶段，这个阶段的资本主义是“腐朽的”、“垂死的”，是没有任何进步性可言的。当然，列宁也承认这样的判断是就整个世界范围内的资本主义而言，他从来没有否认过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里资本主义还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作为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列宁当然不会忘记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实现社会主义条件的教诲，在20世纪初之前，他也曾经多次以此为理论依据驳斥过俄国一些民粹主义者的社会主义空想⑩。那时候，与普列汉诺夫相似，列宁表现得像是一个坚定的“西欧派”。不过，列宁毕竟首先是一个革命家、特别是一个革命策略大师，“与时俱进”、善于抓住稍纵即逝的革命时机是像他这样的革命者的天性，于是他主张(至迟在二月革命后不久)，在资本主义虽不如西方国家发达但确已达到相当水平的俄国，不失时机地推翻专制制度并实现社会主义。如果不这样做，就是对历史和人民的犯罪。实际上，早在1905年俄国第一次革命时，当时刚刚形成不久的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就已经初步形成了这样的想法，只不过鉴于当时的形势和布尔什维克的力量，这样的想法还完全不可能付诸实施，弱小的布尔什维克也没有公开亮出这样的旗帜。后来革命失败，使列宁意识到无论是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还是社会主义的实现都还是一个非常遥远的事情。然而，历史确实充满吊诡和偶然性，第一次革命仅仅过去十余年，布尔什维克的机会就不期而至，于是机敏的列宁力排众议、不失时机地率领布尔什维克一举夺得了政权，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 这里必须指出，列宁观点的改变不能仅仅归结为外部环境变化的刺激和他善于调整和改变自己观点的个性，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在逻辑的制约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这就是，虽然马克思终其一生始终肯定社会主义的实现和最终成功必须依赖于资本主义的一定发展，因而它始终鄙弃民粹主义的那种空想社会主义，但马克思并没有明确说明(实际上也不可能说明)他所说的建设社会主义所需要的“一定”的资本主义前提究竟是什么？是否有精确的指标即资本主义究竟要发展到一个什么样的具体水平才能考虑实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正如列宁所说：“谁也说不出这个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是什么样的，因为这在各个西欧国家都是不同的。”(11)在列宁看来，既然资本主义已经日薄西山、气息奄奄，迟早会被抛弃，那么，我们就算稍稍提早一点抛弃这个过时的废物，至少不是什么历史罪过，还很可能是一桩功德无量的大好事。何况等革命者掌权后再来补资本主义生产力落后这一课也为时不晚！就像列宁所说的，就算俄国目前暂时还不具备实行社会主义的客观经济前提和文明前提，但“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在我国为这种文明创造前提，如驱逐地主，驱逐俄国资本家，然后开始走向社会主义呢？你们在哪些书本上读到过，通常的历史顺序是不容许或不可能有这类改变的呢”(12)？所以，客观地说，即便以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来衡量，我们也难以得出列宁的观点和行动一定是错误的结论。 列宁之所以发生这种后来被证明具有极为深远的历史影响的变化，深层次的原因在于他思想深处有两种相互冲突的观点。“一方面，列宁根据俄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程度以及俄国无产阶级的觉悟和组织程度，认为俄国当前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俄国社会缺乏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革命将加强资本主义的统治，革命后俄国将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另一方面，列宁有时又认为，工农民主专政之后无产阶级有可能在一定的条件(按：无产阶级的觉悟和组织程度的提高及欧洲革命的胜利并援助俄国革命)下通过斗争把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1917年二月革命后列宁发挥的正是这后一思想。但是在这之前，在列宁的思想中占主导地位的还是前一想法。”(13)“在关于工农民主专政前途的第一种考虑(按：即资本主义前途)中，对俄国客观条件的尊重无疑占了上风。……而在后一种设想(按：即社会主义前途)中，俄国‘客观条件’的不足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能动性和国际无产阶级的援助……所克服，因此在这种思路中政治斗争、无产阶级在革命时期的能动性就被提到首位，通向社会主义之路上物质条件的匮乏可以由这种能动性的发挥而得到克服。”(14)另外，列宁之所以在二月革命后很快放弃以前的观点，主张将资产阶级革命立刻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原因还在于：由于列宁只是把工农民主专政看作完成俄国民主革命的一个工具，那么在革命完成之后革命者就自然面临着这一工具的存废问题，从而尖锐地提出了非资产阶级的革命政权与资本主义发展的关系问题。马克思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原理早已告诉人们，在和平发展时期，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之上是不能存在一个工农政权的，因而在资产阶级革命完成即工农民主专政建立后的进一步选择只能是：或者是工农民主专政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或者是(在西方无产阶级的帮助下)这一专政快速转向无产阶级专政。在1917年以前，列宁倾向于认为前者是俄国革命的前途，但二月革命爆发不久，列宁的看法改变了(15)。 其实，就连普列汉诺夫这样“稳健”的马克思主义者也难以真正抵挡住社会主义美好前景的诱惑。他的如下这段话无疑可看成是对被他视为“激进”的布尔什维克的让步：“但是这两个时刻(按：指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接近是取决于我们的。我们应当效法德国共产主义者的光辉榜样，他们如《共产党宣言》所说的，‘当资产阶级还采取革命行动时，同资产阶级一起去反对君主专制’，同时，‘一分钟也不停止在工人中间努力培养尽量明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间敌对情形的意识’。当这样做时，共产党人是要使‘德国资产阶级革命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序幕’。”(16)既然俄国资本主义已经有“一定”的发展(这是布尔什维克和反对他们的人都一致认可的)，那我们何必过分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的个别词句(何况这些词句有些也是含糊不清的)从而束缚住自己的手脚呢？ 可普列汉诺夫究竟不是列宁，他更像是一个学究气十足的理论家，他一生不仅很少变化而且似乎对列宁式的“善变”不屑一顾。他以不同的词句反复申述同一个观点：“在我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还远没有发挥出来。更确切一些说：与其说我们吃资本主义的苦头，不如说我们吃资本主义不够发达的苦头。”(17)“以马克思的学说为依据的社会主义政策当然有自己的逻辑。如果一国的资本主义尚未达到阻碍本国生产力发展的那个高级阶段，那么号召城乡工人和最贫苦的农民推翻资本主义就是荒谬的。”(18)俄国并没有做好走向社会主义的准备，“这是神圣的真理，只有不可救药的空想主义者才能拒绝它”(19)。政权转入社会主义者手中“无非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我国劳动群众还没有实行这种专政的准备。正像恩格斯指出过的，对于任何一个特定的阶级来说，最大的不幸莫过于在它还没有充分发展而不能适当的利用政权的时候就得到政权：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它一定要遭到惨重的失败。至于我国劳动群众，那么，如果它夺取政权，它的失败也会是必然的，因为大家知道，俄国现在正遭受空前的经济破坏。……俄国历史还没有磨好将来要用它烤成社会主义馅饼的那种面粉，因此当它还没有磨好这种面粉的时候，为了劳动者本身的利益必须让资产阶级参加国家管理。……资产阶级参加国家管理，在目前这个十分特殊的时期是特别必要的”(20)。 三、对普列汉诺夫和列宁上述争论的评价及这一争论对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启示 作为不带偏见的历史研究者，我们应该如何看待普列汉诺夫当时对在俄国实现社会主义的认识呢？今天这可能依然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再给普氏贴上过去那种本身就含糊不清的意识形态标签——“机会主义”的做法是难以被称为客观的研究了。因为只要我们仔细研究当时俄国的国际国内形势，就不难真切地感受到普列汉诺夫如此谨慎的原因。实际上，当时如此谨小慎微的不仅是普列汉诺夫和孟什维克这样的“稳健派”，就连在一向被视为“激进”的布尔什维克内部，许多人也对在二月革命后不久就夺取政权和实现社会主义充满疑虑和不安。对此，列宁的回答(21)一开始还显得比较谨慎，他一方面正面反驳加米涅夫等人关于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尚未完成的观点，指出从革命的含义是指国家政权从一个阶级手里转到另一个阶级手里来说，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已经完成。而且，“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否已经完成？”这一问题提得不正确：因为在理论上，这样抽象地、简单地提问题，忽视了极其复杂的现实状况；而在实践上，这是向“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举手投降。现实情况是，政权转移到了资产阶级手中，这可以说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成，同时除了现实的政府外还存在着一个附属政府，即苏维埃，这也是一个政府，而加米涅夫的“资产阶级革命还没有完成”这一老布尔什维克的公式没有包括这种现实。另一方面，他回击对他的冒险主义的指责说：“在我的提纲中，绝对保险一点也没有跳过尚未失去作用的农民运动或整个小资产阶级运动，一点也没有由工人政府‘夺取政权’的儿戏，一点也没有布朗基主义的冒险行动，因为我直接提到了巴黎公社的经验。……这种经验完全排斥布朗基主义，完全根据大多数人的自觉行动，充分保证大多数人实行直接的、绝对的统治和发挥群众的积极性。”(22)但很快列宁就改变了看法(保证布尔什维克不夺取政权的《论策略书》写作于1917年4月8—13日之间，而改变观点的《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的写作时间是同年4月10日)：“不推翻资本的权力，不把国家政权转到另一个阶级即无产阶级手中，就不能跳出帝国主义战争，不能争得民主的非强制的和约。”(23)1917年6月上旬在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列宁更是斩钉截铁地指出：“任何一个政党都不会放弃这样做(按：指掌握全部政权)，我们的党也不放弃这样做，它每一分钟都准备掌握全部政权。”(24)不过，随着后来苏俄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实施新经济政策以后，列宁的观点似乎有了一些变化。在其最后著作之一的《论我国革命(评尼·苏汉诺夫的札记)》一文中，列宁承认，十月革命前俄国在社会经济关系方面还没有完全做好实施社会主义的准备，只是由于当时俄国社会的矛盾异常尖锐，面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那种革命形势的人民，在毫无出路的情况下，只能奋起斗争，夺取政权。但革命的成功使得他们能够利用这一政权着手创造和发展文明，并“开始走向社会主义”(25)。甚至还在此前四年多就写成的《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一文中，他指出：“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这个名称是表明苏维埃政权有决心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而决不是表明新的经济制度就是社会主义制度。”(26) 二月革命后，列宁和普列汉诺夫关于俄国革命的争论实际上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无产阶级应不应该继续革命，推翻临时政府，夺取政权；二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是否成熟，社会主义者是否应该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迅速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不过在普列汉诺夫看来，这两个问题实际上是同一个问题，如果俄国无产阶级在二月革命后马上继续革命，推翻临时政府，夺取政权，那就是实施社会主义革命，而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在他看来当时还远未成熟，所以他断然否认当前革命转变的可能性。这方面他的理论公式很简单，就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社会主义(革命)。而列宁的看法则不同，十月起义发生前，列宁和俄国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一样，承认俄国近期的革命将是资产阶级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对俄国而言还是比较遥远的未来。但与普列汉诺夫不同的是，在大多数场合下(特别是为了反驳普列汉诺夫等人对他想“提早”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指责时)列宁是将上述两个问题分开对待的：先夺取政权，再创造条件实现社会主义。也就是说，在列宁看来，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并不意味着立刻实现了社会主义，或者夺取政权本身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前面已说过，《四月提纲》提出时，列宁并没有明确提出夺取政权的要求，更没有把夺取政权后要建立的巴黎公社式的新型国家看作是社会主义的。那么，十月革命成功后的情况又如何呢？从列宁那时公开发表的文章和演讲来看，起初他只是称这一革命为“工农革命”或“工人、士兵、农民的革命”，而没有将其界定为社会主义革命。“从1917年革命事件一开始，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就明白了俄国尚未为直接‘实施社会主义’作好准备。但是他们夺取政权不是为了直接实现社会主义变革，而是为了完成民主变革。”(27)“在十月起义的进程中，并没有特别强调这场正在进行的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与后来的许多宣传用的套话和声明相反，起义当天——10月25日(11月7日)——说的是‘布尔什维克始终认为必要的工农革命(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本文作者注)，已经成功了。”(28)托洛茨基在描述列宁当时的立场时指出，这一立场导致的结论是“在只有工人阶级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才能完成民主革命”(29)。这就是说，在列宁看来，虽然已经发生了二月革命，但这一革命是不彻底的民主革命，没有实现他早在1905年革命时就提出的“工农民主专政”的理想，所以必须继续革命，使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夺得政权，才能真正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这就是列宁著名的“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革命”思想。 当然，对十月革命性质的界定，列宁的看法不久就发生了改变，明确肯定它属于社会主义革命。后来“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说法就成为公认的、流行的观点了。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转变，道理不难理解：虽然十月革命前列宁明确反对托洛茨基激进的“不断革命论”，但一旦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后，情况就可能有所改变，之前如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这一被认为似乎是难以逾越的界限，现在可能变得不那么不可企及了(30)。就像托洛茨基所说的：“无产阶级一旦掌握政权，‘最低’和‘最高’纲领(按：指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界限便立刻不存在了”，因为“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和它在经济上受奴役的地位是不相容的。不论无产阶级是在什么政治旗帜下取得政权，它都必须走上社会主义政策的道路”(31)。从逻辑上说，托洛茨基的观点并没有必然性，列宁区分革命的两个阶段或主张“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革命”在逻辑上是可能的，但从后来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实际情况来看，托洛茨基的看法确实是符合实际情况的。这是因为，虽然从理论上说革命可分为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但这两个阶段之间的时间间隔有多长列宁并没有明确说明，这就使这一“两个革命阶段”的理论具有相当大的弹性，为后来以种种理由缩短这一进程或认为社会主义革命时机已经成熟预留了空间。列宁本人虽然经常强调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还不成熟，因此不应该过早地实行社会主义，但同时他也有另一方面的思想，即一旦时机成熟就应该毫不犹豫地把资产阶级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只不过在二月革命爆发前，前一方面的思想表现得比较突出，后一方面的思想比较隐晦。但二月革命发生以后，列宁逐渐改变了观点，要求俄国社会民主党迅速夺取政权，并将资产阶级革命不失时机地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这样的转变固然有其政治敏锐这一因素的作用，但也不能忽视列宁思想中早已存在的这后一倾向的潜在影响。 一方面，在上述问题上，相比于列宁政治上的高度敏锐和灵活性，普列汉诺夫确实显得比较呆板和教条，列宁对他在这方面的批评是正确的。而且从无产阶级的利益出发，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本身也无可厚非。如果像普列汉诺夫和孟什维克这些自认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那样，死抱着“无产阶级只能在资本主义巩固的基础上才能夺取政权，才能实行社会主义”这样的观点不放，那恐怕社会主义永远没有成功的那一天(按照这种“社会主义条件论”来看，最具备实行社会主义条件的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却至今也没有实现社会主义)。因此，如下一段话是比较公允的：“孟什维克始终不渝地忠于他们的信仰，这种品格确实是一种值得称赞的品质。但是，他们的学说有严重缺陷，孟什维克运动因此而衰落下去，终于销声匿迹。有组织的无产阶级可以在不发达的俄国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而奋斗，而自己不想去夺取政权，这种见解在理论上似乎有道理，但在实际上是非常不现实的。要是没有工人阶级大规模地参与的话，资产阶级革命就不可能进行，那么期望无产阶级把自己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愿望压在心底，难道合理吗？可曾有过什么阶级为革命出过力，然后自愿退让，让别的阶级去获取革命的大部分果实？”(32) 另一方面，从后来社会主义的实践来看，普列汉诺夫对在俄国实现社会主义条件的认识也有其合理之处和一定的启示意义。首先，二月革命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后，包括列宁在内的许多马克思主义者都认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已经完成，革命者应该继续前进，将革命不断向深处引导。即使不能马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或建设社会主义国家，但现在至少已经具备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最基本条件，所以应该立即推翻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然后再进一步创造条件，实现社会主义。十月革命正是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发动的。应该说，革命确实获得了成功，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然而从社会主义近一百年的实践过程来看，当初的革命者在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这些事关重大的问题上的看法是有些过于乐观了。在这方面，普列汉诺夫虽然反对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立即实行社会主义转变，从而被视为机会主义者，但客观地、实事求是地说，在他的这种反对中隐藏着这样一个今天看来非常值得重视的意见，那就是：二月革命虽然成功地推翻了沙皇专制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但这并不意味着民主革命就已经真的大功告成了。对像俄国这样的资本主义不发达、资产阶级民主本来就很薄弱甚至完全阙如的落后国家来说，社会主义者在夺取政权以后，并不能简单地认为民主革命已经彻底完成、资产阶级民主已经彻底过时，从而急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相反，与那些具有比较长期和深厚的民主传统的国家相比，落后国家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更应该注重和加强民主政治建设。这是我们今天反思以往的社会主义实践时所应获取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经验教训。的确，从历史来看，“在一个充满着‘领地’、‘封邑’、‘小公爵’、‘独断专行’和‘家族统治’的社会里发动一场反对资本主义的‘阶级斗争’，在一个无论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都处于第四等级地位的中世纪社会里发动反对近代文明的‘革命’，会造成什么结果？‘文化大革命’那场‘反修防修’的浩劫说明了这一切”(33)。 其次，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普列汉诺夫的最终政治目标无疑是要在俄国社会实现社会主义，但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者或历史唯物主义者，他又深深地相信，历史的发展必须循序渐进，不可单凭某一个阶级或党派甚至个人的主观好恶而随意跨越那些本不可以轻易跨越的历史阶段。在他看来，资本主义就是这样的历史阶段。与列宁及以后的马克思主义者有所不同的是，普列汉诺夫所谓“资本主义不可跨越”，不仅指资本主义的大生产不可跨越——即使社会主义革命在落后国家胜利了，也必须补上资本主义大生产缺失这一课，否则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是不可能的——这一点列宁和布尔什维克也同意；而且也指资本主义的民主政治可以为无产阶级专政所加以借鉴和利用，这点至少十月革命后的列宁是不会赞同的。特别是考虑到长期的封建专制历史使俄国社会极度缺乏民主和自由，普列汉诺夫特别重视这个问题。当然，和所有马克思主义者一样，普列汉诺夫谈论民主和自由都是在“资产阶级民主和自由相比封建主义的专制是个巨大的历史进步，但终归会被未来更先进的社会主义所代替”这一历史决定论的理论架构中进行的。只不过，比较而言，普列汉诺夫更多地谈到前者，与列宁相比他显然更多地注意到俄国缺乏民主和自由的传统(后者在谈到俄国社会的落后时，似乎更关注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内容)，并且还认为二月革命后的俄国应该允许资本主义有一个较长时期的发展，因为既然俄国社会已经走向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又暂时不能被超越，那谈论资本主义民主已经过时、社会主义民主比资本主义民主更优越在他看来就是不适当的，也没有多少实际意义，当务之急应该是在俄国社会尽快地补上民主自由缺失这一课。 如此看来，虽然在普列汉诺夫眼里，资产阶级民主并不像有人认为的那样有害和恐怖，反而对俄国这样的落后国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是有益的东西，但我们必须注意到，普列汉诺夫在谈到这个问题时始终都没有游离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框架之外，始终都是在社会主义革命的最高利益前提下进行的。他多次强调的一句话“革命的成功是最高的法律”(34)就是这个意思。“要顺利地为社会主义而斗争，必须有政治自由。”(35)“争取政治自由应该是，而且只能是为在多少遥远的未来实现社会主义革命作准备的必要条件之一。”(36)正因为这样，他也没少像一般马克思主义者那样抨击资本主义的民主和自由，认为自由、平等和博爱这些口号的价值只是形式上的，因而是冠冕堂皇的，批评这个口号“一百多年，这个出色的口号最好不过地同经济上、政治上和思想上剥削群众的现象和平地相处”(37)。更是因为这样，他才会要求对民主应有所限制：“革命的成功是最高的法律。而如果为了革命的成功需要暂时限制一下某个民主原则的作用，那么在这种限制面前停步不前就会是罪过的。”(38)姑且不论普列汉诺夫的上述看法是否正确，但他对民主和自由的认识和强调，对我们反思几十年来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教训，对建设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是有重要参考价值的，值得我们今天加以注意。 站在今天的立场上，我们固然不能因为后来苏联解体、苏共失去执政地位而事后诸葛亮般地指责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当初选择社会主义是错误的，是冒险主义；同样，对普列汉诺夫反对在俄国立即实行社会主义，因而反对布尔什维克发动十月革命这件事，我们也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只是将其斥之为“落后者”、“机会主义”而简单了事。今天看来，普列汉诺夫关于革命应有步骤、分阶段、循序渐进地进行，在革命过程中革命者不可急于求成等观点还是相当有预见性的。我们看到，在中国革命漫长的过程中，一代又一代的革命者，无论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旧民主主义者，还是以中国共产党人为代表的共产主义者，他们都具备坚忍不拔的革命毅力和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前赴后继、义无反顾地奔向他们心中神圣的革命目标。但历史地看，他们当中许多人当初都犯了一个共同的毛病，即革命的“急性病”。无论是孙中山的“毕其功于一役”，还是毛泽东的“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都是这种革命急性病的典型表现，其后果已如“大跃进”这样的历史悲剧所一再证明。与此不同的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以“实事求是”的务实精神重新审视革命和建设等事关重大的问题，于是行动的目标变得实在了，路线、方针、政策变得切实可行了，表面上看目标似乎降低了，建设速度也降下来了，但由于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反而取得了扎扎实实的成效。 ①②⑥《普列汉诺夫文选》，张光明编，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72、14、79页。 ③④⑤⑦《普列汉诺夫机会主义文选(上册)》，虚荣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4年版，第172、174、305、126页。 ⑧⑨《普列汉诺夫机会主义文选(下册)》，虚荣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227、66页。 ⑩直到二月革命发生时，在1917年3月中旬回国前夕，列宁还对瑞士工人说：“俄国是一个农民国家，是欧洲最落后的国家之一。在这个国家里，社会主义不可能立刻直接取得胜利。”(《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90页。) (11)《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7页。 (12)《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8页。 (13)(14)(15)曹浩瀚：《列宁革命思想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第96—97、97、165页。 (16)《普列汉诺夫文选》，张光明编，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79页。 (17)(18)(19)(20)《在祖国的一年—— 一九一七 — 一九一八年言论全集》，王荫廷、杨永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203、23—24、203、207页。 (21)这里有必要说明，与过去人们普遍的看法有所不同，笔者发现在列宁著名的“四月提纲”中并没有明确提出由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的设想，更没有提出立刻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问题，相反，列宁认为：“我们的直接任务并不是‘实施’社会主义，而只是立刻过渡到由工人代表苏维埃监督社会的产品生产和分配。”(《列宁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6页。)该提纲中比较激进的地方只是：不给临时政府以任何支持，工人代表苏维埃是革命政府唯一可能的形式，不要议会制共和国，一切土地收归国有，等等。 (22)(23)《列宁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47页。 (24)(26)《列宁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521页。 (25)参见《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7—778页。 (27)(28)(29)[俄]阿·帕·布坚科：《苏联历史的现实悲剧》，载李宗禹主编《国外学者论斯大林模式(下)》，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年版，第637、638页、637页注(23)。 (30)何况十月革命至少还是“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革命”，而不是旧式的资产阶级革命，即介于旧式资产阶级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革命阶段，它实行的不是资产阶级专政，而是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专政，甚至直接就是纯粹的无产阶级专政。 (31)[俄]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蔡汉敖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6年版，第63、62页。 (32)[俄]亚伯拉罕·阿谢尔编：《俄国革命中的孟什维克》，石菊英、余瑞先译，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1985年发行，第40页。其实孟什维克有时也表现得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教条，他们曾经有如下主张：“虽然我们一定要经历作为社会主义革命序曲的民主革命，但是这两场革命可能不象西方那样，被一段长时期的和平发展分割开来。假如内战延长，我国作为民主革命而开始的革命，很可能就会转变成社会主义革命。无论如何，我们切不可忽视这种可能性。社会民主党同空想的无政府主义相反，始终认为，俄国不经过资产阶级革命就不可能跃进到社会主义阶段。但是，我们并没有想要规定出这两者之间的确切间隔时间。世界资本主义在继续发展，资本主义条件开始在改变俄国的旧秩序。在这种情况下，历史越是延缓专制制度崩溃的时间，人们就越有理由期望从民主革命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见前书第63页。) (33)金雁、卞悟：《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村社传统与俄国现代化之路》，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第321页。 (34)《普列汉诺夫文选》，张光明编，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63页。 (35)《普列汉诺夫机会主义文选(下册)》，虚荣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3页。 (36)《在祖国的一年—— 一九一七— 一九一八年言论全集》，王荫廷、杨永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22—23页。 (37)《普列汉诺夫机会主义文选(下册)》，虚荣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417页。 (38)《普列汉诺夫文选》，张光明编，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63页。标签：二月革命论文; 列宁论文; 俄国革命论文;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资产阶级革命论文; 社会主义社会论文; 无产阶级政党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社会主义阵营论文; 民主制度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经济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