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演进与经济贫困——第三届“国际新制度经济学会”年会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制度论文,经济论文,第三届论文,年会论文,贫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第三届国际新制度经济学年会于1999年9月16日至18 日在美国华盛顿举行。（注：作为一个高层次的国际会议，来自世界各国参加会议的代表近300人，会议的主会场设在世界银行。 这次会议得到了世界银行的高度重视，世界银行的行长沃尔芬森出席了大会的开幕式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讲。此外，对新制度经济学颇有兴趣的一些法律、政治学、社会学和教育学等专家也参加了会议，他们将制度分析引入各自领域作了本学科的专题研究。这表明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不仅向经济学各领域渗透，也在经济学之外的学科扩展。）它由国际新制度经济学会主办。会议的主题是“制度与贫困”。近年来，从世界银行专家的研究取向看，在处理经济发展的问题上，世界银行有舍弃新古典理论，倾向制度分析的迹象。以下是我们对近年来制度经济学研究成果的综述。
一、制度演进
对制度演进问题的研究，目前是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热点。在这次会议的开幕式上，诺斯在主题发言中指出，一是新制度经济学没有充分讨论“非正规”制度的形成和作用，理论界对此研究得很少；二是长期的制度变革对经济发展带根本性的重要作用。他认为，短期经济增长的良好表现容易实现，但长期稳定的增长必须依赖根本性的制度变革，而后者往往涉及规则重构（Rules-Reconstruction），困难相当大。所谓长期制度变革，就是制度的演进或进化。在新制度经济学中，对制度演进有两种研究方法，一种是以诺斯为代表的新古典研究方法，即认为制度变革产生于制度供给与制度需求的不均衡，这种方法把技术创新作为制度变革的外生变量，并不加以解释；另一种来自于熊彼特的技术创新理论，以G.Hodgson（1993）、R.Nelson等（1999）为代表， 认为制度创新或技术创新产生于一些偶然因素，制度或技术演进的路径由环境因素决定，其原则是“适者生存”，即制度的演进理论。新古典方法可以解释制度创新产生的激励，但无法解释为什么某些创新可以成为固定的正规制度，而另一些创新却在历史的进程中被抛弃。M.Eckardt （1999）的论文以德国现代铁路法的形成为案例，结合上述两种方法讨论了制度的演进过程。她用交易费用理论解释制度创新产生的激励，而用演进经济理论解释不同制度创新理论的选择。她指出，首先，技术进步呈现出具有生命周期特征的动态变化，这种变化会不断改变对制度创新理论进行选择的环境。由于人们对环境认知的不同，创新理论也会多种多样。如果有足够多的人对环境变化的认知相同，他们就可以组成利益集团来推动制度变革，但并非每种获得广泛认同的创新理论都能实现利益集团的既定目标。因此，推动创新的集团必须不断“试错”。在这个长期的动态变化中，最后形成的正规制度就是最具有“生存能力”的创新理念。
与诺斯的制度变迁不同的是，一方面，M.Eckardt 的模型中没有一个完整的、外生的可供选择的“创新制度集”，每一次微小的制度变化都因技术环境的微小变化而形成；另一方面，即没有利益集团的作用，如果技术变革所引起的负效应足够大，立法者也会“自主地”进行制度创新。因此，制度创新并非完全自下而上地完成，也可能自上而下地完成。导致制度变迁的不一定是成本—收益关系，而可能是技术环境变化引起的立法者认知。作者虽然提出应当研究环境对创新的选择机理，或者说制度变革路径形成的机制，但并没有对此进行深入分析。
诺斯已有用博弈论的工具论证社会契约形成的研究成果，但早期用囚犯两难无限重复博弈模型进行论证存在缺陷。因为这个模型均衡解的存在要求有严格的条件，在现实中很难满足。 斯勒德（Itai
Sened,1999）用合作博弈中“核”的概念来论证初始社会契约的内部形成。合作博弈涉及报酬分配，按照斯勒德的模型，先有最优的均衡分配方案，才能在内部产生社会契约（“核”非空）。斯勒德把均衡分配方案解释为市场均衡价格，也就是说，资源的自由交换是社会契约产生的条件。
威廉姆森在他的报告中提出制度演进的四个层次（O.E.Williamson,1993）：第一个层次是非正规制度。 这种制度的形成大约需花 100 —1000年。第二个层次是正规制度，或正规游戏规则，其中最重要的是通过政治、法律和科层机制来确定产权。此规则形成了游戏的制度环境。这种制度的形成约需10—100年。第三个层次是执行和监管制度， 其中最重要的是对合约关系的监督。这种制度形成约需1—10年。 第四个层次是自由市场经济制度，或者说符合新古典经济学假定的无交易成本的资源配置机制。每种制度都涉及不同的理论研究领域，对第一种制度的研究涉及社会学，第二种涉及产权经济学，第三种制度研究涉及交易成本经济学，第四种则属于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围。
二、组织与效率
企业理论。现代企业理论中讨论最多的问题是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关系问题。早期理论主张两权分离，近年来理论界认为由于存在道德风险，企业经理人员的经营目标偏离了利润最大化原则。这对企业所有者，或持股人来说不合理。在实践中也出现所有者加强对企业控制的现象。按照德姆塞兹的“团队”理论，所有者和经营者是否分离对企业绩效是没有影响的。米勒（G.Miller等，1999）的论文运用霍姆斯特姆（B.Holmstrom,1982 ）的企业理论解释了企业所有者和经营者对企业的不同意义。与传统观点一致的论文认为，“被动式”的企业所有者机制比“主动式”的更有利于企业发展。也就是说所有者不应当过分参与企业的经营活动。这个结论的基础是，在霍姆斯特姆的企业模型中，企业利润最大化均衡不是帕累托最优均衡。换句话说，企业所有者个人效应的最大化可能损害社会效应最大化。德姆塞兹认为，企业出现管理者或剩余索取者（所有者）是由于存在对其进行监督的必要，在这种理论模型中，所有者与管理者可以是统一的。与德姆塞兹不同，霍姆斯特姆认为剩余索取者的出现是有效推动团队达到帕累托最优效应的需要，而企业经营者是团队的一分子，因此经营者与所有者（剩余索取者）具有对企业完全不同的作用。传统的企业模型把所有者看做委托人，把企业雇员或经理人看做代理人。但米勒认为在霍姆斯特姆的模型中企业是委托人，而所有者是代理人。因此由委托—代理问题产生的对代理人行为的限制不是对经理人员进行限制，而是对企业所有者进行限制。
德姆塞兹（H.Demsetz,1999）在他的论文中对企业与市场的关系提出了一个新见解。他认为，70年代以来企业理论主要研究的是所有权结构和合约安排，但对企业结构和企业在经济体系中的作用及其与经济政策的关系研究得很少。德姆塞兹指出，在科斯企业理论的框架中，市场与企业是替代物，事实上这并不完全正确。企业是行为主体，但市场不同，市场中的交易者除了企业外，在新古典理论的框架中还有家庭或个人。市场只是提供信息，企业、家庭或个人接收这些信息并形成决策，资源得到配置。这里，市场并没有“配置”资源。因此，企业的替代物不是市场，而是家庭或个人。市场交易成本的上升不一定意味着企业规模的扩大，而可能是家庭或个人自我生产的扩大。这表明企业的产出在经济体中的重要性相对削弱。此结论与科斯模型正好相反。说明在企业结构上，外部成本的增加不一定导致企业整合或形成垄断。从这个观点分析，有些政策如价格管制可能导致两种结果：一是通常的垂直整合，另一个是通常忽略的个人生产对企业生产的替代。后者会削弱企业在经济中的作用。两者都会降低生产的专业化程度。一个极端的情况是对价格在极低的水平上进行控制，其结果是企业和市场的经济作用完全消失，代之以完全的自给自足生产，而经济将停滞。
合约理论。在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中，合约是重要的交易组织方式，市场交易往往等同于合约安排。企业被认为是对合约的一种替代组织方式。在什么情况下企业采用整合方式将某种生产纳入企业内部，或使用转包合约将一部分生产“外判”对企业结构有很大影响。在理论上可以清楚地分析交易成本对企业结构和合约安排的影响，但影响企业结构的交易费用具体表现在哪里呢？M.Gnzalez-Diaz（1999）的论文运用西班牙建筑业的混合数据对具体影响企业合约安排的因素进行了计量分析。其结果包括：产品的差异性越大、技术越专业化，转包合约的安排增加，企业越倾向外购；不确定性、地理位置的分布和短期需求波动对企业合约安排没有显著影响。这个计量结果表明，交易费用理论对企业的看法是有缺陷的，因为后面三种因素是威廉姆森强调交易费用的重要成分。此外，根据哈特等的模型，企业整合的原因不一定来自交易费用，而有可能来自交易合约安排的不可能性，如信息不对称和“逆向选择”的存在使企业在市场交易中获得的产品质量无法保证，而产品质量又很难在合约中清楚确定。S.Saussier等（1999）的计量分析证明， 不可合约性也是企业放弃合约安排而进行整合的重要原因。
国有企业。香港特区学者肖耿（Xiao Geng,1999 ）在论文中提出一个观点，认为国有企业的债务像纸币一样实际以政权为最后追索主体，国有企业中的债务和资产具有激励不对称性。在无法监管的情况下，国有企业的资产和利润具有不断被“私有化”的激励，反过来企业损失的债务则具有“社会化’的激励。这种激励不对称导致的结果必然是国有企业的资产不断缩小而债务不断扩大，最后资不抵债。
近20年来西方国家不断对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按照新自由主义的观点，私有化的主要目的是提高企业经营效益。F.Bergstrom（1999）和B.Reja（1999）的研究却指出了西方公营企业私有化的主要动机并非是经济效益。F.Bergstrom对瑞士的经验研究表明，意识形态和利益集团是影响公营企业私有化的关键因素。B.Reja 对美国公共交通的研究则显示，影响私有化进程的因素包括私有化的交易成本、新的制度安排甚至政府的补贴。沉入成本较大的大型公共交通很难进行私有化，而小型企业容易得多。此外，政府补贴越多，私有化动力越缺乏。因此作者认为，渐进的私有化不会从根本上改变公共交通的供给格局。
三、制度与经济发展
在第一天大会发言中，世界银行的官员和学者围绕着会议主题作了演讲。世界银行行长沃尔芬森指出，新制度理论对经济发展的贡献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是收入转移；第二是调整政策以保证稳定的增长和人力资本的投入；第三是赋予贫困者“能力”。后者又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加强贫困者的呼声；二是扩大贫困者拥有的信息量；三是提高贫困者的责任感或自主意识。世界银行的吉姆纳兹对此作了进一步说明。他认为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可以用四个方法探讨贫困问题：第一是正规的政府制度，规范的政府制度可以降低贫困水平。第二是非正规规则，非正规规则可以对消除贫困起到帮助作用，但作用十分有限；非正式规则主要通过私人转移来发挥作用。第三是政策的作用或影响。第四是信息。
对金融制度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M.Olson等（1999 ）认为经济增长过程主要是资本的积累和配置过程，而资本的积累配置又主要是通过市场以债权和股权的形式进行。一个有效市场的形成需要政府制订正确的公司法或其他商业性法律。他们用债权和股权之和作为“通过市场流动的资本”指标，以工具变量法对这一指标与政府制订的商业法律、经济增长关系进行计量研究。结果表明，能够保护债权和股权所有者法律利益的商业法或政府可以推动经济增长。因为好的商业性法律可最终推动投资者投资债权或股权，通过市场配置的资本增加，可最终促进经济增长。
上述结论也得到其他一些论文的支持。尼桑克等对撒哈拉以南非洲金融市场制度的研究表明，受到结构和制度约束的经济，在信贷风险、监管成本和法律成本均很高的情况下，无论正规的或非正规的金融市场都将出现分割局面，甚至逐步萎缩。所谓分割即信贷机构只对少数企业提供融资。当然，这个事例又说明，从外部简单将现代商业法律制度强加给一个经济体系并不一定能够带来交易的扩大和经济发展。这是因为在发展中国家存在强烈的制度刚性和路径依赖。Lee J.Alston等（1999）对阿根廷中央银行制度的研究也说明了这一点。为解决债务危机和金融风险问题，阿根廷于1991年开始实施债转股计划，1992年建立中央银行制度，1995年对地方银行进行私有化，采取了一系列制度变革措施。但这些并没有为银行制度安排和经济增长带来良性循环。独立中央银行制度的建立并没有立即推动地方银行的私有化。因为在债转股计划的刺激下，仍然有大量资金流入地方银行，降低了地方银行私有化的激励，它们继续用这些资金进行无效投资，直到新的金融危机产生。危机产生后中央银行拒绝再一次将它们的债务货币化，在破产的威胁下，地方银行才开始私有化。这里，中央银行的制度创新经过两年的滞后期才落实到地方。这个例子也说明，在存在路径依赖的情况下，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不会“自动”进入良性循环，反而可能是经济危机更能推动制度变迁。
技术进步被看做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这个结论在新古典模型中已是不争的事实。但对怎么推动技术进步却研究不多。多数理论模型把技术进步作为外生变量，技术引致制度创新。但制度环境对技术进步的产生和运用有重要的影响。M.Sykuta（1999 ）等以肯尼亚农业为案例对制度环境与技术进步的关系进行了探讨。他们发现，缺乏相应的制度环境，技术进步不能得到有效的应用和扩展。一项技术创新能否成功，主要依赖于使用者的组织结构和当地的制度环境，而与技术本身的性质或生产资源关系不大。限制技术进步的主要因素包括：产权和决策权归属模糊、激励不足和监管机制的管理方式。
四、其他制度问题及理论发展
在公共选择理论中，政治家或政府被看成是理性经济人，政治行为类比于一般市场。约翰逊（Ronald N.Johnson等，1999 ）在文章中指出情形并非如此：主要问题在于政治领域的产权界定相比于竞争市场而言要模糊得多，其结果是政治领域的竞争必定不是有效竞争，由此确立的公共福利政策根本不能达到社会福利最大化目标。公共安全被看成是典型的公共产品。一般认为对这种产品应当实行公共供给，原因是成本较低。L.Szakadat（1999）以实例说明， 至少区域性的公共安全可以由私人提供，而且成本较低。
在现有的制度经济学理论中，产权的私有化被认为是市场有效选择的最终结果。G.D.Santopietro等（1999 ）通过对美国牡蛎市场近百年发展的研究发现，自然资源产权结构的演进不一定是从开放式的公共产权向分割的私人产权演化，而可以是向公共与私人混合产权形式演化，公共产权是否最终演化为私有产权依赖于自然资源的性质、资源的经济价值、人们的价值观念和维持私有产权的成本等多种因素。
R.Nelson等（1999）用一种较新颖的制度概念， 分析研究机构如大学的技术发明转移的组织制度问题。他们提出“社会技术”（Social Technologies）的概念。“社会技术”与“物理技术”对应， 是指引导劳动分工和合作模式的生产路径；制度是标准化的“社会技术”。这个概念作者认为比传统的制度概念内涵更广。运用此概念有利于对制度的产生和演化机理进行更好的探讨，可以使对制度的研究更好地类比于物理技术的进步。例如，R.Nelon认为制度的产生只不过是各种生产分工和合作的路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径空间”；通过学习和磨合，某些路径被多数人接受，最后沉淀并“标准化”，于是成为一种制度。
Paul J.Zak（1999 ）用一个一般均衡增长模型分析“信任”对经济的影响。发现“信任”不仅影响人们的投资意愿和增长水平，“信任”水平较低的社会还可能陷入“贫困陷阱”。这已在转型国家的实践中得到证实。
组织或制度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社会现象。与旧制度经济学不同，新制度经济学以前将它的研究范围局限于对经济或制度的研究上，而且主要是企业制度。但它提出的许多概念和使用的研究方法却适用于对人类所有组织或制度的分析，尤其是交易费用为社会科学的理论分析提供了极具吸引力的概念和工具。因此，目前新制度经济学的概念和方法逐步被运用于其他社会科学领域。诺斯实际上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从本次会议提交的论文来看，已经出现了不少使用交易费用理论分析其他社会现象的论文。
科斯在发言中指出了新制度经济学发展的三个方面：第一是对转型经济的研究。第二是建立国际学术协会将新制度经济理论运用于大多数国家。第三是用新制度经济理论重整现代主流经济学。对此科斯谈得最多。他认为现在的主流经济学过于抽象，越来越偏离现实。例如交易制度在主流经济学中不被研究和不被重视。科斯比较了达尔文和斯密以来生物学和经济学的发展，认为经济学基本上还停留在“牛顿时代”。他主张经济学家应将经济学从“软科学”转变为“硬科学”，方法是将法律体系纳入经济学研究领域之中。
截稿：1999年12月
（注：下列论文凡没有指明出版社的均为本次会议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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