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动机的缺失与重构_甲骨文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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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H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209(2006)01-0088-06

汉字是表意文字，在造字之初，形和义是统一的，构形理据可以通过字形的分析获得，并且因为早期字形的象物性很强，字形和词义之间的联系是比较直观的、具体的。在汉字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形义统一的特点被一直顽强地保持下来。但由于汉字的形音义等各方面都在发生变化，形义统一的状况不可避免地不断被打破，于是汉字使用者又在追求汉字形义统一这种心理的驱动下，不断对理据进行重构，理据的缺失与重构一直伴随着汉字发展的全过程。综观整个汉字发展史，对形义统一的追求是推动汉字发展的重要动力，因此，理清汉字理据缺失的原因、重构的方式以及理据重构对汉字发展的影响，对我们更清晰地把握汉字的历史、更准确地理解现行的汉字，以及更理性地引导汉字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汉字理据缺失的原因

所谓理据缺失，是指汉字的构造意图无法通过分析字形而获得。总体说来，造成理据缺失的原因有以下四种：

(一)字形变化造成理据缺失

字形变化包括历时的演变和共时的变异两个方面。

首先，汉字在历时演变中象物性的丧失和构形系统的演变都会造成理据缺失。早期汉字以象物性实现与所记词语的联系，后来在书写快捷的促动下，汉字为了顺应书写生理而出现了趋直、反逆等一系列的改造，原来的象形构件失去象物性，有的义化为成字表义构件，只能通过已固化于字形中的意义发挥构意作用，形义联系淡化；有的则变成了笔势化的非字构件，使理据不可解说。例如：

“舎”，本是独体象形字，整体像房舍之形，《说文·舍部》：“市居曰舎，从亼、中，象屋也。囗象筑也。”随着书写的笔势化，今文字字形失去了象物性，理据随之模糊。

“果”，在古文字中，上象果形，下从木。在演变过程中逐渐笔势化，上部的圆果形已变成了方的，象物性丧失，理据淡化。

其次，汉字的共时变异也造成理据缺失。汉字在书写过程中，常会因为书者书写习惯的不同而发生书写变异，有些变异字形会造成理据不同程度的缺失。如：

“恥”原本是从“心”、“耳”声的形声字，在书写时，表义构件“心”变异为“”，表义功能变得模糊了。

“折”，本是会形合成字，字形左边是两个纵向摆放的“屮”，象以“斤”断“艸”之形，《说文·艸部》：“折，断也。从斤断艸。”在书写过程中，将两个“屮”的中间竖笔连接起来，原来两个断开的“屮”不见了，通过字形体现出的“以斤断艸”的“断”这个构意也就体现不出来了。

(二)意义变化造成理据缺失

意义一经产生，就会随事物的发展变化、人类的认识提高而不断发生变化，变化了的意义和根据原初意义造的字形之间虽然仍有联系，但人们想要找出这种联系，已经颇费周折，尤其是当变化了的意义取代较早的意义而成为常用的意义时，形义之间由于缺少了本义的过渡而更难被联系起来。换句话说，意义的变化会使形义联系变得模糊、曲折，使理据的分析变得困难。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一种理据缺失。

意义变化造成理据缺失的表现之一：词义引申造成形义之间关系疏离。汉字的形义统一是指本字与本义的统一，一般说来，近引申义与字形的关系还可隐约看出，远引申义与字形的关系就变得非常模糊。如：

“竟”，本义为乐曲终结，后发展出“边境”义，字形“竟”与“边境”义的联系不明显。

“张”，本义是“张弓”，沿着“张弓”所具有的“伸张”这一特点引申出“肿胀”义、“帐幕”义，“肿胀”和“帐幕”都和“张”的字形没有直接联系。

意义变化造成理据缺失的表现之二：汉字表义构件的意义不断发展，造成字形原初构造意图逐渐模糊，致使字形与词义之间的联系减弱。如：

“歱”的本义是脚跟，其表义构件“止”的本义是脚趾，因此是形义统一的。后来“止”引申表“停止”，并为“停止”义所专用，这时再去解释“歱”的构意，“停止”义与“脚跟”义已不相切合。

意义变化造成理据缺失的表现之三：字形所记录的古今词义并没有不同，但随着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词义的内涵发生了变化，不变的字形与发展了的词义内涵之间出现了脱节。如：

“虹”，甲骨文字形像长有两头的怪兽，巨口，有角。在古人观念中，“虹”是天上的神物，在雨天常探其带角的双首下地吸水。后来改为形声字“虹”。不管是早期象形字，还是从“虫”、“工”声的形声字，其构造意图都是把“虹”视为一种兽或虫。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虹”的认识逐步走向科学，人们已不明了“虹”从“虫”的意图，“虹”的构形理据也就变得模糊了。

(三)字音的发展造成理据缺失

对于形声字来说，字音的理据来源于声符的读音。在汉字发展过程中，全字的读音与声符的读音都在发生变化，如果这种变化不是同步进行的，就会出现声符读音与全字读音的偏离，从而使全字的声音理据变得模糊。如：

“雱”从“方”得声。“雱”在上古属滂母阳韵，“方”属邦母阳韵，都属于重唇音，声音很近。后来，“方”和“雱”的声母发生了轻唇、重唇的分化，读音变远，“方”提供的声音理据淡化。

“辈”从“非”得声。“辈”和“非”上古都属邦母微韵，后来“辈”和“非”的声母发生了轻唇、重唇的分化，两者读音变远，“非”提供的声音理据弱化。

(四)字用变化造成理据缺失

字用变化造成理据缺失包括两种情况，第一种是文字假借造成形义不统一。同音假借是汉字使用中的常见现象，假借字与其所记录的词只是声音相同或相近，与其所记录的词义之间没有必然联系。利用以形索义的办法寻求假借字字形所记录的词义是不可能的，它们之间不存在形义关联。如：

“東”本为“橐”之初文，甲骨文字形象以绳约括两端之橐形。甲骨文、金文假借来记录“东方”义，但字形和“东方”义无涉。

“莫”甲骨文字形以太阳落在草木之下会“日暮”之义。在使用过程中，“莫”形被借去记录否定性无定代词，意义为“没有谁”、“没有什么”。“莫”形和假借义之间没有直接的关联。

字用变化造成理据缺失的第二种情况是字形历史地位的变化削减了以它为构件的字的形义关系的清晰度。这主要是指有些字形在历史上曾经可以独用，具有独立的音义，但在使用过程中逐渐失去了自由记词的身份，只能作为构件出现，这些字形历史地位的变化对其所构字的理据的可分析程度带来了直接影响。如：

“冓”的甲骨文字形象两鱼之相遇，以会“遘遇”之义。“冓”在甲骨文中可以独用，记录“遇”、“祭名”、“人名”、“方国名”等义。“篝”、“遘”、“媾”等字是以“冓”为声符的形声字。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冓”失去了独立记词功能，它的音义不再为人们所熟悉，这时的“冓”在“篝”等字中的示音、示源功能也就不像它可以独用时那样明晰了。

“厷”的甲骨文字形是在臂肘上加指事符号，在甲骨文中可以独用，记录“臂上”义。有许多字用“厷”作声符，如“宏”、“紘”等。后来，“厷”被“肱”替代，失去了独立记词能力，在由“厷”作声符的字中，“厷”的示音功能也随之减弱。

二、汉字理据重构的内容

汉字是表意文字，对理据的追寻是汉字使用者的普遍心理，对于理据不清的字形，人们会采取一定的方式改变原有字形，使理据重新获得。汉字是用来记词的，汉字的理据重构就是根据文字所记录的词的音和义对字形进行调整和改造，使形与义或形与音达到新的统一[1] (P29)。

(一)对意义理据的重构

在汉字的发展和使用过程中，字形的变迁、意义的发展和字用的变化都会导致形义关系疏离。通过一定的方式改造字形，就可以实现形和义新的统一。比如：

“果”上部的果形失去象物性后，书写时纵向的一笔将上下两个构件连为一体。在一般使用者的眼里，“果”成为字形不可拆分、理据无以寻求的独体字。为了从字形中彰显“果”的理据，人们为之新增表义构件“艹”，这样“菓”就变成从“艹”、“果”声的义音合成字。“折”右边的两个“屮”因纵向相连而合为一体后，写法与“手”相近，而“手”与“折”具有词义联系，于是直接写作“手”，这样原来的会形合成字就改为从“手”从“斤”的会义合成字，使形义达成新的统一。

“竟”引申出新的意义之后，增加表义构件“土”构成新形“境”来表示新意义“边境”；“张”在引申出新的意义之后，通过更换表义构件的方式造出新形“胀”和“帐”，分别表示新意义“肿胀”和“帐幕”，使形义得到新的统一。“歱”在构件“止”的意义被“停止”义所专之后，改用“足”作表义构件，使形义关系重新彰显。当“虹”从“虫”的构造意图淡化以后，人们将“虫”更换为“雨”，造新字形“”[2] (P21)，以达成形义统一。

当象橐形的“東”字借用来记录“东方”义后，在形义统一心理的促动下，为直观显示象橐形的“東”字与“东方”义的关联，人们将“東”重新分析为“日在木中”，就使形和义联系在一起了。把“莫”字借为记录否定代词，且使用频率高于记录本义的使用率，再加上字形的历史演变，“莫”形与本义“日暮”之间的联系日渐疏远。为了形义一致，人们为“莫”累增表义构件“日”，从此“暮”成为“日暮”义的专用字。

(二)对字音理据的重构

字形的变化或字音的发展都会造成声音理据的缺失，采取一定手段改造字形，可以重新找回声音信息。

“恥”的声符原为“耳”，因为语音的变化，“耳”的示音功能减弱。而“恥”所从的“心”在书写过程中变异后，与“止”的行书写法同形，“止”与“耻”的声音相近，于是人们将“恥”的行书字形楷化为“耻”，这样原本为表义构件的“心”因形体变异而淡化了原有的表义功能，在楷化为“止”后，重构为示音构件。

在“冓”失去了独立记词的能力之后，“篝”所从的“冓”的示音功能减弱。为了补偿声音信息，在隶变过程中曾出现从“竹”、“購”声的“”[2] (P23)，原因就是“購”的示音功能比“冓”明确。在“厷”失去独立记词能力之后，一部分由“厷”作声符的字改用“弘”作示音构件，以使示音功能更为直观，如“宏”有异体字“宖”、“紘”有异体字“紭”。

在“雱”和“方”的声母发生了轻唇、重唇的分化以后，人们为“雱”造了从“雨”、“滂”声的异构字“霶”。“滂”和“霶”声韵相同，声音理据得以恢复。在“辈”中的“非”不能直观示音以后，在历史上曾用过一个声音理据更明确的字形“軰”，从“车”、“北”声。

以上是原本就是义音合成的字在声音信息缺失之后的重构。也有一些字本来不是义音合成字，构形理据中没有声音信息，在汉字的发展过程中，逐渐衍生出了声音理据。

“舎”字由整体象形演变为“人”、“土”、“口”三个相离的笔画丛，理据无法讲解。人们通过对“舎”字楷书字形的重新分析，把下部写作“舌”，这样就从声音方面为“舍”重构了理据，且成为通用字形，《康熙字典》就已将“舍”归入“舌”部。

年，在甲骨文、金文中，都是从“禾”从“人”的会意字，随着形体的变迁，到小篆中变为从“禾”、“千”声的形声字。

“齿”最初为象形字，后来，象物性淡化，于是增加“止”提示其声音信息。

三、汉字理据重构的方式

面对理据缺失的字形，人们采取多种方式使形义达成新的统一。这些方式包括造新字、构件更换和对变异字形进行重新分析等。

(一)字形新造

理据缺失的原因之一是字形象物性的淡化。随着象物性的淡化，原来字形本身就可以体现的理据，越来越多地需要通过字和字之间的相互联系来获得。并且，随着汉字构形系统的成熟，义音合成的功能组合模式和层次合成的构形方式逐渐成为系统中的强势结构。在这个变化过程中，个性化的构件和构造方式因为系统性较弱，理据逐渐淡化。为了与系统协调，许多字抛弃旧形，另造新形。

“蝉”、“雞”、“鳳”在甲骨文中是象形字，与其他字形没有联系。“菔”、“沬”、“浴”、“囿”等在甲骨文中都是会形合成字，也都是三个构件以上的平面组合。会形合成要求构件具有象物性，并且构件需按词义所表达的内容的空间位置摆放，这样会形合成的组合模式就会很不规则。在汉字发展过程中，为了书写便捷，象物性逐渐丧失，构件的功能由象形功能逐渐集中到表义功能和示音功能，义音合成成为强势的构形模式。构件的组合方式也逐渐向常见的组合模式集中，左右结构和上下结构成为绝对的强势组合。受系统中强势结构的吸引，上述甲骨文中的象形字和会形合成字后来都变成了义音合成字，组合模式也更为规则，虽然理据不像甲骨文那样直观，但依赖系统的支持，它们的理据也是很容易获得的。

(二)字形改造

字形改造就是在原有字形的基础上，通过增加构件或改换构件使构形理据更清晰，新字形和旧字形之间存在形体联系。

1.增加构件

字形的象物性丧失以后，人们会对原来的字形累增表义构件以增强其意义信息，使其理据更直观。如“果”是通过增加表义构件“艹”来突出其意义类属。生成的新形跳出了原来的会形、会义的子系统，进入了义音合成这一系统性更强的系统中。

为了分化词义，人们会在原有字形的基础上增加表义构件，以突出其形义联系。如“竟”是通过增加表义构件“土”使其词义与字形相吻合；“莫”增加表义构件“日”而重构本字。

2.更换构件

大量的理据重构是通过构件更换的方式实现的。与字形新造相比，构件更换的构字方式更为简便易行，并且能够通过新造字与原字之间的形体联系提示一些字之间所具有的词义发展关系。上述“张—胀、帐”、“歱—踵”、“虹—”、“篝—”等字的生成都是通过构件更换实现的。

(三)重新分析

汉字在自我发展过程中，都会或多或少地降低形理之间原有的联系。要恢复构形理据，除了字形新造和字形改造以外，还有一种方式：就事论事、因形制宜地对变异形体进行改造。“折”、“舍”、“耻”、“東”等字就是这样。这些字的新形和旧形的差别不大，但理据已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这个改变是通过一个重新分析的过程完成的。

重新分析就是对变异形体做出与原初理据完全不同的理据分析。以“恥”为例，重新分析的过程是这样的：“恥”的变异形体“耳”右边构件的理据无法直接解释，若把“耳”恢复到“恥”，虽然实现了对原初构形的回归，却并不能实现理据的清晰再现，因为“心”作表义构件的字，以“心”居左为常式，而以“心”居右为变式。“心”居右的组合方式并不符合用字者所熟悉的“左形右声”模式。随着语音的历史变化“耳”与“恥”的声音渐不相合，“恥”的声音理据也变得模糊。在这种情况下，抛却原初理据的束缚，就既有的字形来诠释理据，也是理据重构的一种方式。“”与“止”的变异形体近似，将其重新分析为“止”，就可以重构“恥”字在声音方面的理据，于是人们就将“耳”重新分析为“耻”。可见，重新分析为变异形体找到的是新的理据，不是对原有理据的回归。

重新分析面对的是变异了的构件，但新构件与原构件之间存在着形体联系，并且构意有重大改变。许多由重新分析而更换的构件，虽然构件形变的程度不大，但构件的构意变化非常大，往往发生了功能类型的改变。如“折”的左边由表形构件“艸”变成表义构件“扌”。“舍”的下边原来没有独立的构意，重新分析以后成为示音构件。“東”由原来的独体象形字变为两个表义构件构成的会意字。

四、理据重构对汉字发展的影响

理据重构对汉字发展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强化了构字能量大的构形方式的优势，促成了汉字构形系统的完善。

首先，理据追寻是汉字发展的主动力之一。在理据追寻的促动下出现了大量的强化形声字和分化形声字[3] (P11)，使能产性高、系统性强的形声构形模式逐步成为最具优势的构形方式。强化形声字和分化形声字都是为了实现形义的密切联系而出现的，如前面提到的“菓”就是为了强化意义理据而增加义符“艹”转变成形声字的，“境”则是为了分化词义而增加义符“土”转变成形声字。

其次，理据的追寻促成了一些构件形体的改变和构件构意的分工、归类，使汉字的形义系统进一步完善。同时，理据重构维护了表意文字的形义统一的特点，满足了人们据形识义的心理，更便于字形的理解、记忆与识读。如：

“麋”[4] (P1082)的甲骨文字形象麋鹿形，并用“眉”作声符。但象麋鹿形的构件的构字量小，系统性弱，随着象物性淡化，理据不易识别。到小篆中，“麋”的义符类化为“鹿”。甲骨文的“麛”[4] (P1080)本来也是象形字，后来也在理据识别的推动下，形体类化为“鹿”，并加了声符“弭”。

“裘”在甲骨文中象毛朝外之皮衣形，字形在发展过程中，象物性淡化，为了理据明确，后来增加了声符。字形有了声音信息以后，义符就可以进一步简化和类化，于是“裘”的义符由象裘皮的表形构件转为表义构件“衣”。“雞”、“鳳”、“星”等字从象形字到形声字的转变，也都是在追求声音信息的基础上，促进了义符的类化和系统化。

因为追求理据是汉字使用者的普遍心理，因此在建国后的汉字简化和汉字规范过程中，汉字理据得到了充分的重视。如：“護”、“膠”、“據”、“醖”等字，因声符一般不独用，声音理据变得模糊，在简化汉字时，就选用了“护”、“胶”、“据”、“酝”等声音理据清晰的形体；“膽”“補”、“樁”、“遲”等字，由于语音的历时演变，声符的读音与全字的读音变得不一致，于是就选用了示音程度高的“胆”、“补”、“桩”、“迟”作为简化字的规范形体；而“筆”、“審”、“郵”等字，则由于表义构件所提示的意义信息逐渐模糊，在简化汉字时，用“笔”、“审”、“邮”等意义理据或声音理据明晰的字形替代了原来的繁体字形。

理据重构给汉字的发展带来正面的作用，同时也造成一些负面的影响。比如，在汉字系统形成之后，在词的衍生与字量不足的矛盾解决以后，追寻理据成为异体字大量衍生的重要原因。大量异体字的存在虽然是对理据的补偿，但同时也干扰了汉字系统的体现，造成记词符号的重复，增加了汉字的数量。

此外，有时在对变异字形错误理解的前提下所作的理据重构，会导致字形错误，反而离汉字理据越来越远，可以说，这是一种理据补偿过度的表现。如：“呈”本从“口”、“壬”声，而东汉碑隶中有写作从“口”从“玉”者[5] (P137)。原因是：到今文字阶段，“壬”混同为“王”，“玉”也混同为“王”，人们看到“呈”以后，想恢复其理据，误把“呈”中的“王”反推为“玉”，于是就造成了南辕北辙，离原初理据越来越远的结果。

“止”草写作“”，如汉碑和唐碑中的“歷”有“”这样的写法。为了直观显现理据，人们会把从“”之字再恢复为“止”。但并不是所有的“”都是“止”变来的，这样的反推，就会使有的字形离理据越来越远。如“甚”本从“甘”从“匹”，草写作“”，人们将下部反推为“止”，就出现了“”这样的字形，反而远离了理据。而且，“心”也可以草写作“”，有些人不明白“”的来源，看到“”就反推为“止”，结果人们会在恢复理据心理的推动下，把一些本来从“心”的字反推为从“止”，如东汉碑隶有“”(恭)[5] (P120)、明代石经有“蕋”(蕊)[6] (P51)，都是将“心”反推为“止”而致使形意关系疏离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