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邦交正常化后两国间历史问题的现状与课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日论文,课题论文,现状论文,两国间论文,邦交正常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29.3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201(2015)04-0003-14 一、殖民地统治意识不足的背后 最能够表现出战后日本人对历史认识不足的，就是他们缺乏对中国台湾地区(以下简称“台湾”)及朝鲜的殖民地统治的责任，或者说对殖民地统治意识的认识。 就战后的日本人来说，作为历史事实，即使知道台湾及朝鲜曾被日本占为殖民地，但是对于是从怎样的历史背景发展成占领殖民地的情况，其关心是极为稀薄的。而且，殖民地的人民，对日本的统治有过如何反应，他们是如何反复反抗的，现代的日本人对此都没有表示过关心。 同样，战后的日本人对于日本是如何结束殖民地统治这一点，也基本上没有关心过。说得更加准确一点，到现在为止，日本结束殖民地统治这一事实，并没有与日本战败的事实联系到一起，是被分开的两个意识。虽然这两个问题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但是战后的日本人并没有把战败体验与放弃殖民地的体验放到同一个层次去对待。 当然，其原因是与战后日本人对亚洲的认识相关的。从直接的理由来说，因为不管是台湾还是朝鲜，在被日本统治期间都存在过抗日运动，并形成过一些抗日组织。 然而，由于这些殖民地并没有经历过类似法国和阿尔及利亚那样的反殖民地战争的历史，仅是因为日本战败而获得了独立，所以在日本形成了殖民地是“自然消亡”的感觉并且遗留下来。 加上战后在东西冷战框架这一国际秩序中，由于美国对亚洲的战略使得日本的战后赔偿问题被搁置。其结果导致日本在没有受到责任追究的情况下得以从殖民地“撤退”。 而且，当时朝鲜被分为南北朝鲜，同时在中国蒋介石率领的国民党和毛泽东率领的共产党正在进行内战，所以都没有形成追究日本统治殖民地责任的体制。加上东西冷战体制开始后，日本放弃了面对自己统治殖民地的责任，这也助长了日本人对殖民统治记忆的淡化。 不仅如此，在签订日韩基本条约(1965年)前后，类似“朝鲜进化论”那样的肯定日本殖民统治的观点开始登场。该论点认为，日本通过在朝鲜进行殖民统治，对朝鲜的近代化做出了贡献。而且，由于日本对台湾进行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殖民统治，促使了台湾从中国分离出来，实现了自己的近代化。 在思考这一问题时，我们必须稍走一点儿弯路，首先从“那个亚洲太平洋战争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一疑问开始。因为无论是对台湾、朝鲜的殖民统治，还是像“满洲国建国”那样树立起傀儡政权，以及占领荷领印度尼西亚、英领马拉雅、美领菲律宾等地，在研究日本通过运用军政统治手段强行进入亚洲诸国的实际性质的时候，最后总是存在如何评价亚洲太平洋战争这一课题。 作为研究这一课题的前提，我们应该认识到，“亚洲解放战争”这一评价，正在向广大群众“挥手”，并获取了一定的支持。也就是说，可以指出，战后日本人对亚洲太平洋战争总结反省的不足就是现代日本对殖民地统治认识浅薄的原因。 二、亚洲太平洋战争到底是什么 战后的日本人多用“以前的战争”来形容从“九一八”事变到日本战败为止的亚洲太平洋战争。但是，就像前面说过的那样，由于亚洲太平洋战争爆发于日本的近代化过程中并具有暴力性和压制性的特征，所以着眼点自然应该放在从出兵台湾开始的一系列的侵略战争上。 就结论而言，亚洲太平洋战争是日本对亚洲发动的侵略战争；日本对英美的战争只是在这一延长线上发生的战争。当然，这并不是在否定其他多种对战争性格的定义。 各种各样的历史认识以及解释自然都是依据一定的根据来说明问题的。但是，如果仅就日本对英美的战争来说，只用侵略和防卫这对立的两项来说明未免有些过于单纯。 在日本战后国内外的历史研究中，可以指出日本对英美的战争具有帝国主义间的战争、法西斯与反法西斯的战争等多种侧面。 但是，必须要建立以侵华战争为首的日本对亚洲的战争是侵略战争这一共通的历史认识。同时，作为一目了然的历史事实，日本在对殖民地的统治中，不管采取了什么样的融和政策，都存在着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而且在其统治过程中，高压军事恐吓与文化侵略并列实施也是不争的事实。 即使这样，也依然有人把亚洲太平洋战争称之为“大东亚战争”，并主张说那是“亚洲解放战争”。在历史问题成为政治焦点的今天，持有以上观点的人群以及势力集团依然存在，并作为一定的政治势力施展了一系列夺人耳目的行动。 本文在如何定义那场战争上，并不是简单的从亚洲太平洋战争是否是侵略战争这两个相对立的观点来讨论。而是从“亚洲太平洋战争到底是什么”这一自本文开始就特意不说结论的方法来接近主题。 这样的课题假设，就有可能尝试从多种意义上、多种层次上来把握这一问题，同时，也可以找出为什么有人主张是“解放战争”的背景。自然，这样的课题假设也包含了赞同那场战争是“亚洲解放战争”的可能性，因为从最初并不能否定这种结论存在的可能。 甚至可以说，在再次提出并宣传“解放战争”论的今日，想要研究日本这一国家的历史认识以及历史环境的实际情况的话，就这样设定课题是必不可少的。 对于我们来说，已经积累了许多否定“亚洲解放战争”论的历史研究。但是，这些研究并没有全部被世人了解。在这一国家不存在历史认识这一状况下，我们更有必要自觉地认识到这一点。所以，本文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结论，而是采取课题假设的方法。 三、思考亚洲太平洋战争时的三种探讨方法 在讨论亚洲太平洋战争是否是“亚洲解放战争”时，笔者认为至少存在三种探讨方法。 第一，明确在该时期的战争指导层(=战争主体)中，将战争的目的置于何处。这也是寻找那场战争至今都被说成是“亚洲解放战争”的根据的工作。这样一来，为什么会提出“亚洲解放战争”论，也就成为重要的问题。 本文后面还将论述到，应该说指导层不得不将战争的目的置于“解放亚洲”上，是因为当时国际上的历史环境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也就是说，这一目的，并不是出于主观并发自内心的，而是客观上为适应外部环境而被提出的。 第二，有关历史研究者以及亚洲诸国的国民是如何评价亚洲太平洋战争的问题。这里存在着到底谁是战争的主体、谁该来承担战争责任等问题，同时更要对日本的殖民地统治·军政统治追究责任。 弄清楚责任的主体到底在何处，是与明确战争的性格并对其进行评论有直接关系的一个问题；同时从某种意义上对战后历史学研究来说，这也是最大的课题。不用说，其中必然会派生出日本法西斯研究、天皇制研究、军国主义研究等全面解析战前日本社会的研究成果。 第三是关于反复主张“亚洲解放战争”的战后日本社会以及日本人的历史认识问题。与现在日本社会中表现出的军国主义化·右倾化相联动，如何承担侵略·殖民统治的责任，成为当今日本社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在进行这一工作当中，在克服历史修正主义的同时找到解决历史问题的突破口，应该通过学习侵略与被侵略、殖民统治与被统治这样具有对立关系的历史背景，来迈上历史和解之途。也可以说，这一方法是最终能够完成培养信赖目标的唯一方法。 可以从多个侧面指出日本人加害意识稀薄的原因。与欧美的殖民地领有国相比较，日本人的殖民地统治意识是极为稀薄的。殖民地，顶多对在那里出生、劳动、又撤回本土的日本人来说是值得追忆的对象。而对于那些处于殖民地及半殖民地，受到日本殖民统治，在日本高压军政统治下呻吟的国民来说，被统治的记忆是难以抹去的。 问题是战后多数的日本人在无意识当中，产生了与曾处于殖民地及半殖民地的人们不同的意识。产生这种意识的理由，可以分为外在因素和内在因素。 在这里笔者所指的外在因素，是指在战后东西冷战体制中，昔日处于殖民地的国家处于军政统治中，在权威主义的政治体制下，不断压抑了本国国民对日本的不满。特别是韩国，由于期待日本的经济援助，其军事政权不断封杀了韩国国民批判日本殖民统治、要求赔偿的运动和声音。 日本通过支持这些权威主义的政权，不仅获得了经济上的利益，还在战败的同时，从台湾、朝鲜等昔日处于殖民地及半殖民地的人们的声讨中解放出来。此后，他们能够说出对日本殖民统治的怨恨的机会被悉数剥夺，直到冷战时代结束，他们追究日本战争责任的声音才得以见到天日。 在此期间，日本人虽然知道日本曾是殖民地领有国，但对其殖民地统治的实际状态并不关心。不仅如此，还不断出现“由于曾被日本军政统治过的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东南亚诸国取得了一定程度的近代化，所以说日本的统治和占领具有积极意义”之类肯定日本殖民统治的言论。 本文将以日本人殖民统治意识稀薄为焦点，以在日本人深层意识中延绵不断地存在着通过统治别人建立起来的帝国意识——“殖民地近代化论”为关键词来进行论证。 四、“亚洲解放战争”论的出处何在 1941年9月6日，在日本即将对英美荷开战之际，陆海军当局对战争目的(开战目的)进行协议，其结果写成了《对英美荷战争指导要纲》。其内容至今还未全面公开。现在知道的最早讨论战争目的阶段，是在同年11月11日召开的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 在这一会议上，讨论了《对英美荷战争名目骨子案》，其间使用了“自存自卫”这一用语。同时，在同年11月15日召开的第69次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中，审议了《关于对南方战争的名目一事》，其结果是，翌日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提出了《关于最终促进对英美荷蒋战争腹案》。其中明确写明战争的目的是“快速消灭掉英美荷在远东的根据地，确立自存自卫”[1]。 强力主张战争的目的为“自存自卫”的是陆军方面；而海军方面则主张将进一步建设“大东亚共荣圈”以及以“大东亚新秩序”为战争目的。也就是说，在日本开始侵略东南亚时，为了掩盖其侵略战争的性质，就提出了通过确立自给自足来保障战争国家体制的精神——“自存自卫”。 同时，随着太平洋方面战局的扩大，开始使用“大东亚”这一新的地理概念，为了确保该地区日本的霸权，创造出了“大东亚新秩序”这一词汇。 所以说，陆海军在战争目的上的主张虽然不同，但都要将侵略进行到底，所以绝不是相互矛盾的主张。但是，就如同军事史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希望短期内就可以解决战斗的海军和已经觉悟到要进行持久战的陆军在战略上的观点是不同的。所以在海军以及属于海军派系的领导者当中，对建立“大东亚新秩序”这样一个庞大的国家战略结构是持有消极态度的。 而且，在日美开战后于1941年12月12日召开的内阁会议上，决定将以1937年7月7日爆发的中日全面战争为起点，直到对英美荷的战争称之为“大东亚战争”。此后，就战争目的，陆海军也没有能够达成统一意见。只不过在进入总体战阶段后，这一问题没有明显表现出来而已。 因此，由于在日本对英美开战期间，日本政府以及陆海军实施的是没有战略的侵略亚洲，结果日本在亚洲民众的抗日运动以及抗日战争中节节败退。但是，战后由于日本对亚洲侵略的历史事实躲藏在了东西冷战构造的背后，导致对日本有利的对亚洲战争观浮上水面。 随着60年代日本踊跃发展与亚洲的贸易，经济关系深化，结果是更加失去了挖掘历史真相的欲望；与清算历史问题相比，强化经济关系被放在首位，对亚洲侵略·加害的历史被扔到了脑后。 与此相对，那些期待通过强化与日本的经济关系来达到复兴与发展目的的亚洲诸国的领导者们，也都对昔日日本的加害事实保持沉默，反而发挥了宣传强调那场战争和战后发展对日经济关系的作用。因此，抹杀了许多在日本侵略的后遗症中痛苦生活着的亚洲民众的声音。 不管是出于何种目的，事实上战后在曾被日本占领过的一些亚洲国家中，也有说那场战争具有“亚洲解放战争”的意义的主张。所以有必要来仔细研究当时日本在这些国家或地区到底采取了怎样一种姿态。 第一，应该指出，当时以外务省为中心出于“按照尊重主权的原则，防止该地区再次陷入英美流的殖民地主义当中”[2]的判断，从形式上约定尽量给予其“独立”和“自治”，这样做意在能够顺利地进行占领和统治，并且回避来自国际上的批判。 日本在此通过对英美流的殖民地主义进行批判，使其自身贯彻霸权、实施殖民统治的意图变得暧昧不清，从而采取事实上进行统治支配的方法。为了能够达到从这些国家获取“战略资源”从而继续进行战争的目的，也为了掩盖赤裸裸的帝国主义的膨胀主义及侵略战争的本质；同时还是为了能够回避亚洲诸国国民的反抗，能够顺利实施殖民统治。日本采取这一方法获得了“相应的回报”。 第二，为了推广上述政策，日本积极取得了当地的领导者以及知名人士的支持。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民族自决主义”已经形成了不可忽视的国际潮流。至此殖民地领有国都不得不考虑如何通过改变以往的殖民地，来缓解被殖民者的独立志向。 为应对如此国际潮流，日本向当地的领导者保证给予他们“独立”、“自治”甚至是“解放”，还不惜给予经济上的援助。由于有日本的统治方针作为基点，所以说日本并不是真心为他们提供“独立”、“自治”、“解放”的机会。这样的殖民统治方法，被称之为“新殖民地主义”。 战后，之所以有日本发动的战争为“独立”和“解放”做出了贡献这种说法，是基于以下两个理由： 首先是因为在战后为了获取以日本ODA为中心的经济支援，不得不表现出亲日的姿态。从政策上来讲，有必要采取“以往的战争作为负面的历史问题不再成为清算的对象，应该通过其形式上的‘意义’作为‘友好关系’的起点，从而缩短与日本之间距离”的政策。 其次，持有这样言论的人，多多少少都是当年的实力派人物，或者是有名望的政治家，或者是民族资本家。在日本的军政统治中，他们都不是直接付出牺牲的人群，而是通过与日本的共同统治，从中获得了利益的人们。这些人在说日本做出了“贡献”时并没有抵触感，而且很多政治家都是通过表明对日本有亲近感，从而获取了更强有力的地位。 五、“民族解放”论的背景 伴随着战局的扩大，产生了比陆海军就战争目的意见不统一更为重要的问题。那就是被迫要对是否认同军政统治地区的“独立”或“自治”做出判断。要了解这一问题，需要对该时期陆海军在东南亚结束侵略作战后，是如何策划占领政策以及实施的状况有所了解。 对占领地的统治政策中具体商讨了以下内容。在战争结束、实施军事占领后，迅速转为军政统治，确保获得资源和恢复治安。虽然基本上实行了军政统治，但是在印度尼西亚等对日本表示出协助姿态的地区，是否考虑恢复他们的主权，也就是说认同他们的“独立”、“自治”。 在此，作为最为重要的文件，也就是参谋本部编写的《在南方作战中占领地要纲案》中明确写明，武力侵占东南亚的目的是为了确保战争资源。其中并没有涉及说要“解放”欧洲殖民地。 此后，以此为基点做成了很多相关的文件。其中曾商讨让菲律宾和缅甸“独立”，因为菲律宾在对美作战中、缅甸在对英作战中曾树立起亲日政权。日本的意图不过就是用认同“独立”来换取反美·反英运动，建立起安定的对日合作关系。 但是，日本外务省特别提出，由于像在中国建立起“满洲国”那样的傀儡式政权已经呈现出限界，即使形式上是间接的，也有必要避免国际上对通过认同“独立”来达到顺利统治目的的批判。于是在该时期，围绕着占领地的待遇问题，军部和外务省的对立日益激化。 外务省的基本姿态是，让菲律宾独立，印度尼西亚建立印度尼西亚联邦，将新加坡划入日本帝国的领土，马拉雅成为日本帝国的从属国。 对于外务省的提案陆海军军部基本是持反对态度的。从第九十五次联络会议(1942年3月14日召开)上山本熊一东亚局长的说明就可以看出外务省方面的意见[2]。 外务省主张除了军事战略上的重要地区外，可以认可像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一部分占领地的“独立”。波多野澄雄曾指出，外务省之所以提出这样的主张，是因为想要“通过贯彻尊重主权的原则，来避免再次陷入英美流的殖民地主义当中去”[3]。 也可以说，外务省正是因为自身认识到了战争的目的是“确保战略资源”，以及持续的战争是具有赤裸裸的帝国主义的膨胀主义和侵略战争的本质，所以认为如果对外没有合适的发动战争的名分，就有可能会成为战争的障碍。为了回避亚洲诸国国民的反抗，所以不得不和过去所谓的欧美流的殖民地主义划清界限。 同时，特别是曾是美国殖民地的菲律宾，曾在Tydings-McDuffie Act(1934年)的领导下计划独立。如果日本持续实施军政统治，则日本的野心将暴露无遗，国际上对日本也必然会产生警戒心。加上日美开战后一年多的时间里，日本都还希望能跟美国讲和，所以不得不解除对美交涉时可能存在的障碍。 菲律宾这样特殊的例子，随着对美讲和可能性的降低，包括军部在内形式上承认其“独立”的主张也消失了。这就意味着，独立论和解放论并不是为了牵制以美国为首的英国、荷兰等殖民地而存在的，这些主张是为了隐蔽日本方面的战争目的而提出的。 在此应注意到的是，能让外务省强烈主张，使陆海军军部一时间也能认同“独立”的最大理由，就是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契机形成了“民族自主”原则的国际政治思想潮流。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诸国为了谋求资源和市场进行争夺的战争。被争夺的对象就是亚洲诸国以及亚洲各国的国民。把胜败归属放在一边不说，这次世界大战成为迫使帝国主义国家从根本上修正往日实施的殖民地主义的一大机会。 如上所述，作为帝国主义对占领地的统治形态，已经掀起的反殖民地主义的潮流是不会容忍以往型的殖民地统治的。借用Peter Duus的话来说，就是进入了“没有殖民地的帝国主义”时代。 Duus认为，日本之所以在“九一八”事变后建立“满洲国”时提出“民族自主”的口号，又在中日战争时期的占领地采取“独立”“自治”的统治政策，就是因为当时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民族自主”已经成为国际潮流这一大背景[4]。 如果说占有殖民地是帝国主义国家成立的条件的话，那么当这一条件不能得到保证的时候，作为代替案就提出了“独立”、“自治”、“解放”等词语，通过这些摸索来建立新型的帝国主义。 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作为日本傀儡国家建国的“满洲国”可以说是从以往的殖民地主义转换到新型殖民地主义(新殖民地主义或脱殖民地主义)的一个试验品。 六、从“战争目的”的角度来看 “亚洲太平洋战争”这一称呼，与“中日15年战争”、“亚洲·太平洋战争”不同，这一称呼强调了重视日本对亚洲的侵略战争与对英美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战争的接合点。“太平洋战争”这一称呼，是日本战败后，按照联合国军最高司令部(GHQ)的通知，取代了“大东亚战争”的称呼，并具有使用义务。“太平洋战争”这一称呼将此次的战争缩小化成了“对美战争”。 在研究亚洲太平洋战争性质的时候，战争主体的战争目的到底置于何处，非当事者方面是如何评价的等问题，都要求从客观角度来进行把握。笔者自身认为，被称之为“大东亚战争”的亚洲太平洋战争，毫无疑问是一场侵略战争。 此外，各种舆论调查显示，认为该战争是侵略战争的人为三至四成，加上认为是“具有侵略性”、“侵略性”比较高的人们，虽然含有温度差，但是大致上六、七成的人认为那是一场侵略(具有侵略性)的战争。在把握了今日对那场战争的评价后，笔者想再一次确认亚洲太平洋战争的主体到底设置了怎样的战争目的。 如前所述，日本发动战争的目的大体上出于要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大东亚新秩序”以及确保“自存自卫”。但是这些只是表面上的战争目的。事实上在决定武力侵占东南亚后，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上决定的《南方占领地行政实施要领》上曾明确说明战争的目的[5]。 比如说，“第一方针”上写道：“对于占领地暂时实施军政、恢复治安、迅速获取重要国家资源及作战军自给自足物资”，明确写明要获取铝土矿、锡、石油、橡胶、钨等重要战略资源。 对于如何接触当地住民，也有以下指示：“应指导培养原土著居民对皇军养成信(赖)依(靠)观念，避免过早的诱导其进行独立运动”。这说明日本对占领地自发产生独立运动持有警戒心的同时，将独立运动自身也放在了日本军的管理统制之下。 实际从占领地的行政上也基本反映出了日本对独立运动的警戒感，独立运动被日军实施了彻底的管理与统制。在某些时候，也采取了抑制或者是弹压的手段。 如前所述，同意让菲律宾、缅甸“独立”，是为了获取战争资源并且确保能与英美和平交涉并对英美施加压力，这是出于政治上及军事上的判断做出的决定。为了明确“大东亚战争”、“亚洲解放战争”是以怎样的理由被反复引用的，笔者认为有必要概观菲律宾和缅甸“独立”的实际状况。 例如，在《比岛独立指导要纲》中，把对日本进行全面军事合作，立即对英美宣战作为承认菲律宾“独立”的条件。也就是说，菲律宾必须作为战争国家日本的支柱；而且同意其“独立”只不过是为了能够更有效地取得菲律宾的协助而已。 但是，日本在表面上从没有放弃过认同“独立”的姿态，而是从中研讨出如何建立与以往殖民地统治机构不同的新的统治机构。在菲律宾，日本一方面表现出尊重运营国政的菲律宾人的意见，实际上却采取了严格制约立法权和行政权的方针。 在占领地的政党活动，日本利用了类似“满洲国”协和会那样的大政翼赞型的国民组织——新比岛奉仕会。这一组织吸收并减小了菲律宾人自发进行独立运动的动力。新比岛奉仕会最盛时，约有800个支部和150万的会员；“满洲国”协和会则拥有约400万人的会员。 七、从“经营殖民地”的角度来看 从日本帝国是如何经营殖民地的角度来看会看出什么呢？在前期，日本是以“本土”为圆心，以同心圆的方式进行扩大。日本的目标是，打算以台湾和朝鲜这两个直辖殖民地为中心，到亚洲太平洋战争结束时，形成以日本、“满洲”(中国东北部)、中国相结合而成的“东亚新秩序”。在此基础上，以“日满华”为核心再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形成以广大地域为对象的经济圈。 日本的这一目标是在与英、法、美等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已形成的经济圈对抗之中摸索而成的。但是在资本与技术上都不可否认处于劣势的日本，为了挽回劣势只能形成过度依靠军事力的体制。 日本帝国以日清·日俄战争为开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占领了南太平洋上的密克罗尼西亚，又于太平洋战争中在东南亚实施了军事占领政策，成功地将该地区实质上变为自己的殖民地。 与此相关联，日本“帝国”以其本身的“本土”为中心，其统治地域为，直辖殖民地(台湾·朝鲜)——傀儡国家“满洲帝国”及半殖民地中国——军事占领英领马来、印度尼西亚、菲律宾。从地图上来看，就是以日本为中心画了两层三层的同心圆。 这些受统治地域都是通过直接的战争或者是军事恐吓获得的，但是它们所持有的价值却是不一样的。作为甲午战争的“战利品”占领的台湾，因为可以生产日本本土不足的砂糖和樟脑而受到重视；朝鲜则作为建立大陆国家日本时的前进据点(桥头堡)而被认识到其价值所在。 也就是说，这些受统治的地域都具有经济上或军事上等多方面的价值。虽然不能说是日本帝国的领导者或者是国民意识统一评定了这些价值，但在太平洋战争中占领东南亚及太平洋诸岛时是明确看到了它们的价值的。 例如，在1943(昭和18)年5月31日的御前会议上决定的《大东亚政略指导大纲》中将东南亚的一部分地区“决定作为帝国的领土，作为重要资源的供给源极力开发，努力把握民心”。 像这样提出多种目的占领的地区，同时又是能够产生军事以及经济利益的对象。从这一意义上来讲，日本在占领台湾·朝鲜以后就形成了为维护利益，需要不断扩大统治区域的殖民地“经营”战略。 但是，帝国经营的内容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有像在直辖殖民地台湾·朝鲜那样设置总督府，而实际上直接进行军政统治的地方；也有像“满洲国”那样，对外宣称是让满族人运营政治，一方面又采取了间接管理的形式，实际上将“满洲国”当做日本的傀儡国家，进行了彻底统治；更有像在缅甸、菲律宾那样，虽然对外认同它们的“独立”，但事实上将它们作为“保护国”来进行统治。 在以上简述的历史过程中，在日本的统制·管理下，当达到一定政治条件的时候，还残留有被认同“独立”的可能。但是，现实是当没有这样的政治条件时，即使是形式上的“独立”也不可能被认可。 特别是对英美的战争中，随着和平交涉的可能性的消失，认同菲律宾和缅甸“独立”作为牵制英美的手段就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作用。于是，日本政府对认同“独立”的关心急剧下降。而且，在对英美交涉过程中，对于起不到牵制英美作用的台湾·朝鲜的“独立”，日本是只字不提的。 “大东亚战争”如果真的是“亚洲解放战争”的话，就应该推动并且支援包括台湾·朝鲜在内的亚洲诸国的“独立”。但是，日本实际上只是从政治上利用了独立形势，当真的出现独立的趋势的时候，就毫不遮掩地采取了弹压的姿态。而且，事实上亚洲诸国被日本军政统治过的地区，在独立后的对日本的感情也绝不能说好。 八、历史认识稀薄的原因何在 亚洲太平洋战争无疑是一场侵略战争，是日本为了获取殖民地实施军政统治做出的国家抉择。但是，在结束战争后70年的今天，“亚洲解放战争”论依然存在，那么为什么侵略责任和殖民地统治责任还没有定着在国民的意识当中呢？ 现实是本来该被清算的“亚洲解放战争”依然出现在各种场合，并不断被宣传。首相只要一参拜靖国神社，就可以明显看到国民舆论·国民意识仍然支持这种说法。 所以在下面，笔者想研究日本社会中不存在战争责任意识的实际情况。可以说如果不这样做，那么就很难克服“亚洲解放战争”论。在此，可以列出三点导致战争责任不存在的原因。 第一是错误地总结了亚洲太平洋战争。日本政府以及多数日本国民都认为，日本之所以在亚洲太平洋战争中战败，是因为在兵站能力和工业上与英美存在差距，而完全忽略了亚洲民众的抵抗运动以及抗日民族主义才是使日本战败的真正原因。 的确，美国投下的原子弹促进了日本的战败。但在此以前，长期战争使日本国力疲惫，酿成了国民的厌战情绪，其最大原因就是在对亚洲战争中、特别是中日战争使战争陷入了泥沼。 但是，日本政府以及多数日本人认为战败的原因在于物质上的差距，所以得出了为了不再战败就要加强发展物质水平的结论。这一结论虽然成为了日本高度经济发展的原动力，同时却使日本人开始忘却对亚洲的侵略战争。 日本与美国过于密切的同盟关系延绵至今，可以说导致这种情况发生，是因为在日本人的国民意识中，存在着对亚洲太平洋战争的错误总结。这一错误的总结也限制了从战后到现在日本与亚洲各国人民的关系。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是输给了亚洲诸国人民的反抗，如果日本不能正视并接受这一点，那么就不可能感觉到本来已经承担的战争责任和殖民地统治责任。 战后冷战构造加深了日本政府以及日本人的这种错误认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成立后开始的冷战构造中，日本因为占据了美国在亚洲战略中政治、军事上的重要位置，从而得到了美国的庇护。从昔日被日本侵略过的国家发出追究日本战争责任的声音全部遭到封杀。 加上亚洲诸国在冷战构造中，多采取了军事政权(印度尼西亚、韩国)或权威主义(菲律宾)进行统治，剥夺了本国国民要求战争赔偿等控诉战争的机会。 这样由于冷战构造中美国对亚洲的战略，以及亚洲诸国在冷战构造中自己国内的情况，使日本没有经历过追究战争责任的外压，就直接进入到了高度经济成长时期。在此期间，日本政府以及政治家们毫不在乎地随便发表着他们的历史认识，反复说着“瞎话”。 当冷战结束时，亚洲诸国的民主化得到发展，开始追究日本的战争责任以及殖民地统治责任时，对于逃脱了加深认识历史机会的多数日本人来说，很明显他们都毫不掩饰地表现出了对亚洲诸国的敌视感情。 加上现任首相正式参拜靖国神社，以中国、韩国、菲律宾为首的亚洲诸国开始踊跃批判和追究日本的战争责任和战后责任。这种状况，对日本政府以及日本人来说，提供了再一次认识亚洲太平洋战争的绝好机会。 第二是没有认识到对台湾·朝鲜殖民地统治的责任。之所以不存在这种认识，其原因跟前面提出的原因有一部分重合。在冷战构造的背景中，台湾常年由蒋介石率领的国民党进行统治；韩国则从1961年5月朴正熙发动政变后持续近30年处于军事政权之下，在这种开发独裁型的政治体制下，台湾及韩国国民要求追究日本殖民地统治的声音事实上都遭到了封杀。 而且，日本跟美国一起，对包括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在内的台湾、韩国等日本周边的开发独裁型政治体制地区与国家给予了丰厚的经济支援，通过强化这些政权，间接地削减了被追究责任的可能性。 同时，这也意味着日本政府以及日本人放弃了面对过去的机会。即使明白日本曾是殖民地占有国，殖民地对日本人来说也只能成为乡愁的对象，甚至在缔结日韩基本条约(1965年)前后反复出现了“殖民地近代化论”的说法。 也就是说，在日本人的意识中认为殖民地统治并不一定是错误的历史选择。日本人的殖民地统治，在朝鲜强行破坏和抹杀了朝鲜文化和朝鲜人的民族性；在台湾实行了巧妙的统治技巧，开始殖民地统治后，通过日语的语言教育和美术教育，长达半个世纪采用了将台湾人的意识改变为“日本人”的政策。 在朝鲜和台湾，日本频繁使用“内鲜一体”、“一视同仁”的口号，使用“统一”或“融合”的意识和感情替换了被统治意识，从而达到掩盖殖民地统治的目的。所以事实上在殖民地被“日化”(大和化)的台湾社会中，从殖民地时代直至今日一直都存在殖民地肯定论和殖民地近代化论。 虽然多少有些重复，但是可以认为，本应在日本战败时发生的对日本的抗议，却在冷战体制中被抹杀，可以说这是导致日本提出“亚洲解放”论的重要理由。换言之，为了提出“亚洲解放”论，就需要在历史中不可能得到证明的殖民地近代化论有所普及。 第三是由天皇及天皇制宣布“开战”和“终战”，这一涉及亚洲太平洋战争本质的问题。从日本军部发动的“九一八”事变开始，到此后爆发的中日全面战争(为了避免国际上的孤立，日本没有宣战，将其称之为“事变”)，与对英美的战争相结合，成为亚洲太平洋战争。 事实上对英美的战争也是在超越了日本帝国宪法的最高决策机关——御前会议上决定开战的。而且，1945年8月15日的日本投降，也同样是在封闭的空间内决定的。 也就是说，整个战争都是在国民不能接近的、天皇周围的封闭的空间内被决定的。正木广在《近处》一书中一语道破说：“这场战争是天皇开始的，也是天皇结束的”，所以说这场战争就是“天皇的战争”。 所以，这场战争既是彻底动员了所有国民的战争，也是国民没有参与的战争。也就是说，日本人在持有强烈的战争被害意识的同时，作为战争加害者参与了战争的意识是非常薄弱的。 战后日本人大多都存在这样的心理：自己是被天皇及军部骗了(被骗论)，所以自己没有战争责任。这种感情的深处存在着将战争责任转嫁到天皇以及军部的意识。当然，拥有这样意识的日本人是不可能有战争责任意识的，也不可能想着要解决历史问题。 从亚洲太平洋战争的性质来说，存在着不容易产生加害者意识的问题。同时另一个更大的问题就是，日本人通过认为那场战争是“亚洲解放战争”，从而得以从潜在的加害责任意识中解脱出来。 关于“亚洲解放”论的是与非，这既是一个历史事实的问题，也是日本人共通的心情。在冷战时期，日本人对作为加害者成为受到批判的对象一直抱有不安感和危机感。但是，当他们知道作为历史事实，日本是不可能逃避战争责任和殖民地统治责任时，接受起来又有些迟疑。 当然，这样的意识和感情是不能成为免罪理由的，也是有必要改正的。对于处于被侵略国以及殖民地的人们来说，这种意识和感情是行不通的。即使亚洲太平洋战争是“天皇的战争”，在这里也不得不再次严厉追问，为什么国民会“被骗”参加那场战争？如果不这样，就不可能解决历史问题，也不可能恢复日本在亚洲诸国人民中的信誉。 而且，只有在这种趋势中，才有可能追究战争领导层的责任。像现在这样只让军部中一部分激进分子承担战争责任，却免去包括天皇在内的政治领导层·高层的战争责任的做法，只会让本该承担的战争责任模糊起来，这也是日本人没有真诚地正视历史的证明。这一点，也成为今日受到亚洲诸国人民批判的对象。 九、反复提出“亚洲解放战争”论的理由 这里笔者想从另一个角度来观察日本反复提出“亚洲解放战争”论的背景。将日本与同是战败国的德国进行比较，就可以找出日本特有的历史环境。可以说同是战败国的德国在战后，完全没有像日本这样遮掩战争犯罪，也没有提出肯定德国侵略战争的言论和研究。 首先，像这样的言论和研究，是被法律严厉禁止的。其次，最重要的是，德国处于如果不彻底承担战争责任并为纳粹所犯下的罪行谢罪的话，就不会被欧洲各国所接受的政治环境中。 例如，在欧洲，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缔结了并列型的集团自卫条约。德国如果想加入这一条约，就必须向被侵略过的国家谢罪，并宣誓不再发动战争。与此相对，在亚洲缔结的都是日美安保、美韩安保、美菲安保等与美国之间的，单独并且是直线型的安全保障条约，其结果导致了日本跟德国不同，没有被迫要与亚洲诸国改善关系的政治环境。 对此稍作整理就可以发现，战前德国的战争目的是“欧洲德国化”；日本的战争目的是“亚洲日本化”。但是，战后德国快速选择了“德国欧洲化”。日本本来应该以“日本亚洲化”为目标，但却变成了“日本美国化”。 虽然说战后美国的亚洲战略是起因，但是也跟日本的姿态密不可分。近年来从在日美军的再编问题、防卫厅升格成防卫省(2007年1月)、恢复战前军衔称呼、设置日本海兵队这样的中央快速反应集团(2007年4月)等事件上可以看出，日本存在将自卫队变为新日本军的政治日程。日本在与亚洲之间解决历史问题时体现出小国的心胸；同时日本积极向美国靠拢这一点，也不得不说它没有打算正视历史的姿态。 从这一意义上来讲，日本政府以及日本国民越是靠近美国，他们对殖民地统治以及侵略战争的记忆就越会淡薄。 十、历史的记忆与忘却 在这里笔者打算探讨一下，到底是什么东西阻碍了日本及日本人深化历史认识，使他们依然不能放弃“亚洲解放战争”论？作为前提，站在历史的记忆与忘却的角度上时，就会发现问题在于，日本对于历史上的被害事实(如：东京大空袭、原子弹爆炸等)都记得特别清楚，但是却忘记了历史上的加害事实(如：殖民地统治、南京大屠杀、平顶山事件、巴丹死亡行军等)。 对于日本或者对于日本人来说，凡是“不方便”的历史事实，或者是否定现在的价值观的历史事实，都成为了忘却的对象。 说得更加具体一点，凡是无视甚至是想埋葬以和平主义为基本原理、否定所有战争的《日本国宪法》的人以及组织，都必定会主张将亚洲太平洋战争“认定”为侵略战争的《日本国宪法》的历史认识是错误的。为此，他们也就必须无视应该留在我们记忆中的残酷的殖民地统治，并且主张并没发生过南京大屠杀。 也就是说，他们是为了达到现在的某种政治目的而简单地否定、歪曲、捏造了历史事实。但是，不管是怎样的历史事实都是不可抹去的，也是不容恣意篡改的。同时也应指出，在日本国民的意识中，明显存在着通过强调被害的历史事实，来消除他们的加害意识这一倾向。 应该说，历史是由人类创造的，而人类忠诚地继承这些历史事实，才是应该构筑的人类社会。篡改历史事实，就是对尝试构建人类社会的人们的挑战，就是剥夺历史。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很遗憾战后的日本社会一直都在剥夺历史。 所以，只要“没有取回历史”，保守势力就会进一步进行否定、歪曲历史的工作，在社会中散布并传播“大东亚战争”肯定论、殖民地统治肯定论、否定南京大屠杀、赞美靖国神社等言论。这就形成了招来亚洲诸国国民的抗议和不信任的现状。 十一、围绕殖民地主义 那么为什么战后的日本以及日本人，没有打算要解决历史问题呢？如前所述，可以从对亚洲太平洋战争的错误总结、战后日本所处的国际政治环境，还有因为美国的军事战略而形成的战后保守结构、日本独特的政治文化等多个方面来找出理由。 即使这样，却依然还残留有疑问。想要解答这一疑问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因此笔者在此指出日本对殖民地统治责任以及侵略战争缺乏认识的同时，想要提出殖民地主义没有被清算的问题。 现在依然有很多利用殖民地主义的概念来整理日本殖民地统治历史的主张。大概内容如下：通过殖民地统治，日本对被殖民国家以及亚洲地区实现近代化做出了贡献，也就是所谓的殖民地近代化论。这一主张认为，殖民地统治不仅给被殖民国家带来了经济发展，也为他们发展人权和民主主义做出了贡献。总之，日本对台湾和朝鲜进行殖民地统治的结果就是带来了“文明开化”和产业发展。而且，日本在台湾和朝鲜实施的统治理念是“一视同仁”，也就是通过皇民化运动将台湾人和朝鲜人的“水平”提高到“日本人的档次”上，所以是“消除”了歧视和差距的运动。 到底是什么样的背景，使这样的“理论”依旧能够传播下去呢？笔者总结了以下两点。 首先，应该指出日本帝国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特征。日本帝国在通过明治维新形成国民国家后，立即经历了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从而成为帝国主义国家或者说是军国主义国家。日本通过这两个战争占领了台湾和朝鲜，也成了殖民地占有国。对于日本国民来说，在形成作为国民国家的国民意识的过程中，就已经无意识中形成了殖民地占有国的意识。 也就是说，虽然台湾和朝鲜是殖民地，但是在日本人的意识中是把它们当作了日本的正式领土。可以说，这一点与从形成国民国家到占领殖民地之间有一定时间差的英、法等欧美的殖民地占领国是不同的。 欧美的殖民地多处于远离本国的地方，历史、文化、习俗都存在着很多的不同，所以也就没有将殖民地的居民作为国民统合的对象。日本与欧美不同，台湾和朝鲜都是靠近日本的地区，那么对于是否将殖民地的居民作为国民统合的对象就有了争议。 虽然曾考虑过采取间接的方式进行统治并保留该地习俗，但由于占领台湾和朝鲜，最初的目的并不是为了经济上的利益，而是出于军事上的目的，所以日本政府否定了这种主张，采取由总督府直接进行统治，并实施皇民化政策。 从更客观的角度来说，特别是殖民地台湾，是处于正式领土与殖民地之间的位置的。因此，在亚洲太平洋战争开始以后，台湾人也成了被动员的对象。此外在台湾彻底实施与日本本土完全相同的日语教育这一点也值得注意。 其次，是日本人没有意识到日本近代社会自身内存在的殖民地主义和新殖民地主义。在与欧美列强对抗，形成近代日本的过程中，日本具有设立军事缓冲带、占领殖民地的冲动。也就是说，国民国家日本在实现近代化的同时占领殖民地，这两件事成为表里一体的一个目标。在日本人的意识中，实现国内的近代化和在国外占领殖民地这两个国家政策是同一个层次的。 而且，在占领和统治、运营殖民地的过程中，日本孕育发展成了想要实现近代化，其前提就是同时具有近代性和殖民性这两种性质的国家，并且作为固定观念定着在日本社会当中。正如尹健次所指出的，近代化蕴含着暴力性和殖民性。 随着近代化的发展，对内的暴力被提升到法制化、正当化的高度，而对外则不断地扩大殖民地。近代化或者近代性是建立在暴力基础上的，又通过暴力得到发展。特别是为了能够快速实现近代化的日本，它的暴力性是非常醒目的。其结果导致了日本对国内不断实施统制、动员、压迫；对国外则不断地发动侵略战争。 十二、什么是“殖民地近代化”论 近年，特别是在关于殖民地主义论中频繁使用的“殖民地近代化”的概念有很多争论。如上所述，日本的近代化，是不断展现其内在的赤裸裸的暴力性的一个过程。也就是说，跟西洋近代所标榜的殖民地主义存在一定差距。 但是，最大的问题就是，在这样具有暴力性的近代化过程中，多数受到统制与压迫的日本人，都没有养成批判这种“殖民地近代化”论的精神。可以说天皇制民族主义或天皇制统治的国家体系是形成这种情况的原因。 如同尹曾指出的那样：“天皇制在民族主义形成中起到了中轴的作用，为日本的对外独立和国内的近代化发挥了不少力量”。天皇制作为将殖民地近代化中的暴力性转换为正当性的装置发挥了作用。 也就是说，日本国民通过对天皇以及天皇制国家的归属意识，也就是所谓的国体精神，产生了作为殖民地占领国国民的优越感，结果导致将加在自身身上的暴力、压迫，轻易地转嫁给处于殖民地的人民。日本对亚洲诸国国民的蔑视感情以及歧视意识的深处，就存在着这一将暴力性转移给受压迫群体的原理。这也是日本在反复发动侵略战争过程中，以及在殖民地统治过程中，造成了许多屠杀事件的主要原因。 如前所述，对于主张“殖民地近代化”的日本来说，即使是在二战结束后的今天，历史问题也没有得到清算。因为日本人没有意识到殖民地近代化是具有暴力性的，同样也没有从起到掩盖暴力性作用的天皇制的束缚中解脱出来。所以，依然会有人主张殖民地统治的正当性，并反复提出“亚洲解放”论。 在有人提出殖民地统治促进了殖民地的近代化，也就是所谓的“殖民地近代化”论满天飞的今日，这些问题被概括成历史问题。但是笔者认为要想解决这一问题，那么就有必要对殖民地主义以及“殖民地近代化”的概念进行精细地论证。 十三、清算“亚洲解放战争”论 台湾的都市史、建筑史专家夏铸九曾在《现代思想》上发表过一篇引人注目的文章——《殖民地近代性的构筑》。夏铸九在其中指出：“殖民地在摆脱了殖民者的统治以后，也会效仿殖民者的价值和精神，在自己的社会内保持殖民地时期的状态”。夏铸九将此称之为“殖民地近代性”(colonial modernity)。这只不过是一个例子，包含多种含义而被滥用的还有“日本精神”这一词。 “日本精神”原本是指支撑着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中劳务管理关系的一种劳动纪律口号。但是有人就站出来主张，这一口号带来了战后日本的近代化与经济大国化，所以就是日本人精神的体现；同样台湾人为了实现近代化和发展经济也就不得不效仿日本。但是，就如同夏先生所指出的，如果说这也算是“殖民地近代性”的话，那就是欠缺主体的殖民地近代性。 也就是说，从殖民地的暴力与压迫中解放出来，在构建以自由、自治、自立为基础的市民社会结构时，由于缺少了本来必不可少的主体，又自我封闭造成的结果。 在与台湾同处于日本殖民地下的朝鲜就不存在“日本精神”这一词。虽然在朴正熙时代以日本的经济成长为学习对象，所以要求国民无条件地接受日本式的近代化。但从韩国频繁登场的“克日”一词中，也可以体会到韩国人民是怎样意识日本的经济成长的。 带有肯定感的“殖民地近代化”论，正是证明了其本身没有意识到或者无法理解殖民地近代化中所包含的暴力性和压迫性。 日本在占领朝鲜以后，通过总督府推行了“武断政治”，也就是绝对强权的统治方式。1919年的“三一”运动以后，朝鲜总督斋藤实在统治技术上也实现了“近代化”，变为“文化统治”，在此期间相继允许各种新闻创刊并发行。这也可以说是一种“殖民地近代化”——近代化了的殖民地统治手段。 “文化统治”是依据原内阁推行的内地延长主义的指导，将日本近代的各种制度移入殖民地朝鲜的政策，是朝鲜近代化的一环；也是由该时期日本的疑似民主改革引发的殖民地改革。由于当时发行了多种朝鲜语的新闻，所以在此过程中使朝鲜的多数知识分子承认了日本的殖民地统治。 金玉钧、徐载弼等思想家，在承认日本的殖民统治的同时，试图实现朝鲜的近代化，他们所提出的“殖民地近代化”论，在战后的韩国中被彻底排除。换言之，韩国与“殖民地近代化”论诀别，就意味着形成了自身的主体，意在建立独立的近代化。 但是，在战后韩国的政治过程中，实际也不能说是充分克服了近代化了的殖民地统治。通过发动军事政变建立了军事政权的朴正熙，在韩国实施了从上到下的开发独裁型权威主义统治，其政治手法可说多效仿于殖民地时期日本的统治手法。从这一角度来说，从朴正熙开始的三位军人大总统所统治的韩国，也和台湾一样属于内在的殖民地时代。 昔日的殖民地占有国日本和其殖民地台湾、朝鲜之间，虽然在战后并没有在政治、经济等领域发生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但是日本对台湾和朝鲜，却始终没有清算过殖民地统治意识和殖民地主义思想；同时台湾和韩国也没能够充分阻止住自身内的殖民化。 实际上多数日本人在说台湾具有很强的“亲日感情”时，就是其自身的殖民地主义的告白；而台湾人在回顾历史时对殖民统治表现出肯定，说那是个“好时代”时，也表明了他对自身内的殖民烙印毫无察觉。 如果是我们所追求的，以自由·自治·自立为基本原理构筑起来的市民社会的话，首先就不会盲目地去追随已有的“殖民地近代化”论，而是会具有批判历史的精神。 我们持续研究殖民地问题，就是为了要找到能够超越这些应该否定的“殖民地近代化”的理论；通过这一工作，也可以打破在我们自身的精神中以及国家社会中存在的殖民地主义理论。只有发挥这样的批判精神，我们才能够从我们内在的殖民地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才能够真正获得摆脱殖民主义的理论。 昔日的殖民地在英、法、荷兰等西洋列强衰退以及日本战败的好时机下，摆脱了从属关系或协助关系。从殖民地占有国的角度来看，他们摆脱了殖民统治。国际社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也成立了民族自主的国际规范，为殖民地独立运动提供了具体理论。 但是，就像前面提到过的那样，在摆脱殖民统治的同时，不少曾经的殖民地国家依旧明显保有被殖民统治时形成的社会文化系统。比如说，由于被殖民统治时期的分割统治导致了现在的民族对立，还有高层与群众间的经济差距，对旧宗主国的经济从属等。这些认同殖民地统治系统的内在殖民地主义的问题依然很严重。 这些内在殖民主义以及“殖民地近代化”论等肯定殖民统治的评价，导致了对“亚洲解放战争”论有利的结局。可以说内在殖民主义以及“殖民地近代化”论在曾是殖民地占有国的日本，对传播“亚洲解放战争”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再加上承担战争责任问题尚未解决，换言之，也就是日本国民对历史缺乏认识，这些毫无疑问就是“亚洲解放战争”论能够得以抬头的根本原因。 十四、是否可能拥有共同的历史认识 至此，笔者从历史学研究者的立场以及角度，主要从日本方面剖析了中国、日本、韩国间存在历史认识分歧的实际状况以及发生背景。在这一研究过程中还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这样的历史分歧是否有可能达成共识，如果可以的话应该采取何种方法。反之，如果达不成共识的话，那么就有必要继续考察原因究竟在何处。 拥有共同的历史认识，也就是要超越自我狭隘的“一国史观”，加深“历史和解”的认识。所谓历史和解，就是治愈人们受伤的心灵，用和平将世界各国连接在一起。说得更具体一点，就是如果想要在亚洲各国间，特别是中国·日本·韩国之间加深相互信赖关系，建立无核化的地区共同体(亚洲共同的家)的话，那么历史和解就是必不可少的。 战后的日本，当然并不是完全没有参与历史和解，但是依然没有见到它作为政策来被推广。事实上，在冷战中，日本在经济高速成长和亲美保守体制下，对于战争赔偿问题一直熟视无睹。表面上日本各界渗透着ODA(政府开发援助)代替了战争赔偿的说法，所以在多数日本人的国民意识中一直以为，日本政府已经做出了战争补偿。 但是，就像很多舆论所说的那样，绝大多数的ODA都用作为开设在亚洲诸国的日本企业的基础整备资金，事实上作为战争赔偿支付的ODA是非常少的。 也就是说，这一资金并不是为了救济或者支援曾在那场战争中受到过伤害的亚洲诸国国民而存在的资金，它只不过是给打着发展国家经济名义、进出海外的日本企业的活动资金。所以说，做出战争赔偿这一作为历史和解的基础条件的问题迄今没有得到解决。 在冷战结束以后，亚洲诸国自由化、民主化得到了发展，所以这些问题得以浮出水面。由于在冷战时期，权威主义的统治体制封杀了追究日本战争责任的声音，现在作为其反作用力，群众在追究日本的战争责任和殖民地统治责任的同时，也开始追究自国政府的责任。 日本虽然表面上反复发表了“谢罪声明”，但是实在不能说它做出了能让亚洲诸国国民谅解的行动。这种缺乏真挚面对批判的姿态，招来了更大的要求追究日本战争责任的呼声与行动。不仅如此，就像在靖国神社问题中所展现出来的那样，现实是从日本政府到国民舆论，甚至媒体都表现出了轻视历史问题的言论与行动。 从这一角度来说，在冷战结束后，日本在加深历史认识当中，再一次失去了解决历史问题、面对历史的好机会。不得不说这种情况也招来了亚洲诸国对日本的不信任与警戒心。这样就使历史和解变得更加遥远。而如果不能够完成历史和解，就必然不可能在东北亚地区养成国与国之间的信赖关系。 日本只有采用坦率地承认历史事实，不再招来不信任与警戒心，积极的解决历史问题，在各方面都对历史进行清算的姿态与成果，才是能够建立起国与国之间信赖关系的途径。 十五、建立信赖关系的途径 建立信赖关系的第一个途径就是实现历史和解，而实现历史和解的前提就是要承认历史事实、深化历史认识。但是就今日的课题来说，为了建立信赖关系还需要有具体的、有说服力的行动。 首先，不管是中国、还是日本和韩国，现在都存在国民意识极为过剩，也就是“民族主义”抬头的问题。 当中国以及韩国抗议日本的政治领导者参拜靖国神社时，日本的舆论不应该立刻就提出那是“干涉内政”，并做出抗议，而应该要求国家和国民共同检讨历史事实，研究中韩抗议的理由。 同时，在中国和韩国抬头的民族主义，虽然在其国内存在都有各自的理由，但那并不是本文首先要讨论的对象。这些民族主义的矛头都是指向日本的，是对日本不肯承担历史责任的控诉，应该说这一点才是最重要的。从这一角度来说，本文是不需要对民族主义下定义的。 多数日本人站在日本的立场上认为，中国和韩国追究日本的战争责任和历史责任是民族主义抬头的结果。因此，日本将对日本的不信任和警戒心称之为反日民族主义或者嫌日民族主义。但是，问卷调查的结果告诉我们，要想缓和这样的民族主义，需要日本冷静地处理问题。 那么，到底有没有途径来克服这些民族主义呢？为了解决历史问题和实现历史和解，从日本的立场上来说，编写出一部能够超越一国史的，和中韩共通的“东北亚史”，是必不可少的解决途径。 应该注意到，这三个国家曾建立起共通的文化基础，在此之上形成各自文化的历史过程。这样就可以在共通的文化基础上，从相似的文化圈内获得共同的国民性。 当国家的对外关系是以政治或经济力为前提构筑起来的时候，就必定会产生差距。从政治力学的角度来讲，这样的差距就会产生统治与从属、侵略与防卫等对立的关系。在本文的深处，存在着对文化力的期待。 在尊重各国独自的文化表现和文化财产的同时，提高对国与国之间相同点、相似性的关心。笔者认为，将文化作为培养国与国之间信赖关系的媒体，这条途径是有必要进行仔细讨论的。 当然，这样的想法也是具有危险性的。昔日日本在进行殖民统治的时候，就是采取了“文化融合”这条怀柔政策，即通过强调共通性来回避殖民地民众的反抗。比如，在历史上，“文化融合”就是对朝鲜文化的抹杀。 从这一角度来说，在历史问题还没有得到清算的今日，如果日本率先强调以文化为媒体构筑新的关系的话，必然不会得到理解和同意。 为此，我们再次认识到，为了建立信赖关系，首先解决历史问题是非常重要的课题。对于生活在共通的文化圈中的人们来说，可以说亲近感是人们相互交流难得的基础。 为了解决依然存在于中国和日本之间的所谓历史问题，我们极有必要努力深化对上述历史问题的认识。我们应该取得基于相互理解的共同的历史认识。 而这种共同的历史认识，绝不是当年日本在朝鲜企图推行单方向的所谓“文化融合”，它必须是以相互理解为前提的“融合”。在这种“融合”的延长线上产生的应该是“共生”的理念。为此，应该确保并设定两国人民能不断敞开心怀进行交流的场所。其结果，在持续不断的“相互合作(interaction)”中，聪明智慧的两国人民在将来的亚洲和世界，定能取得受人尊敬的指导国地位。 另外，我们日本人民应该做的是相信如此“相互合作”所带来的成果，在继续这种“相互合作”的过程中清算历史的忘却，不断努力和加深对未来的和平有发言资格的历史认识。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获取中国人民对我们的信赖。标签：太平洋战争论文; 军事历史论文; 抗日战争论文; 历史论文; 英国殖民地论文; 法国殖民地论文; 菲共论文; 朝鲜历史论文; 日本军事论文; 帝国主义时代论文; 殖民地历史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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