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结构失衡与矫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发展论文,结构论文,方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10年，从31个省区市由当地人代会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看，只有3个省市GDP增速定为8％，其余都在8％以上，平均增速达10.3％，许多省区仍把增投资、上项目放在首位，没有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放在首位。[1]客观上讲，目前我国最突出的矛盾不是总量问题和速度问题，而是经济结构的失衡问题，已经严重制约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目标的实现。
一、当前我国经济结构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需求结构失衡
消费、投资和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大动力。目前，我国需求结构呈现投资膨胀、消费低迷和出口依赖的失衡局面。投资膨胀是当前经济发展的主要特征。近几年我国的投资率始终处在40％以上的高位，2009年达到46.8％，比世界平均水平(20％)高出1倍多。发达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大国的投资率一般为20％—30％左右，如美国的投资率一直低于20％，即使日本在上世纪60-70年代高速增长的重化工业阶段也只有32％。[2]
2008年实施的4万亿投资计划目前已进入收官阶段。从实施手段看，主要通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扩大政府投资、刺激社会消费等来实现总需求的扩大。这种通过新增的巨大的国内公共设施及商业投资抵消了海外对出口商品需求的锐减，减少了全球经济衰退带来的影响。但是也产生了负面效应，导致政府运行在债务经济的基础之上，货币发行增加，形成通货膨胀压力，不利于宏观经济的正常运行。同时，通过扩大政府消费增加社会总需求的做法容易形成路径依赖，使得赤字规模越来越大，挤压民间资本的投资。由于经济刺激计划中89％的资金投入到基础设施中，只有8％投入到支持消费的措施中，结果导致投资缺乏有效需求的支撑，名义上虽然促进了GDP增长，但是也形成了大量沉淀资本，事实上在透支未来的经济增长。
投资和消费是此消彼长的关系，过高的投资对消费产生了挤出效应，而消费是投资的最终目的，缺乏消费的支撑，投资无法持续，经济稳定健康发展也难以实现。另外，我国投资结构的失衡也使投资效率呈下降趋势。统计表明，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加额所带来的GDP增加额与投资增长速度呈负相关关系，即投资增速越高，边际GDP效率越低。大量投资也造成了资本深化过程中的资本对劳动的替代。投资不断增长在我国的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的背景下有其合理性，但是投资率过高，投资结构又不合理，而消费对经济的驱动力明显不足，导致经济增长主要依赖投资，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极为不利。
消费对经济增长起着基础性作用。近年来，消费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逐步上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稳步上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从2003年的5.25万亿元上升到2009年的12.5万亿元，增长超过一倍。虽然我国消费水平增长较快，但是从消费率来看，却呈现逐年下降趋势。1981年消费率为67.1％，1993年消费率跌破60％，为59.3％，2006年跌破50％，为49.9％，2008年下降到48.6％，为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低水平。事实上我国消费总量占GDP的比例是全球主要经济体中最低的，“金砖四国”中的巴西、俄罗斯和印度2007年消费率分别为75.7％、67％、64.9％，投资率较高的日韩历史上消费率最低时也在60％—70％。在居民消费率方面，我国的差距更大。1978年居民消费率为48.8％，到2008年下降到35.3％，30年间下降了13.5％。而根据世界银行统计，2007年中等收入国家这一指标为60％，我国仅为34％，差距达到26个百分点。[3]
我国的总体消费力与经济大国的地位十分不匹配。据瑞士信贷银行2007年的研究报告分析：中国2006年的消费额仅占全球消费总额的5.4％，只与意大利消费额占全球的比重相当，大大低于美国(占全球消费总额的42％)。国际经验表明，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只有当消费率超过60％时，才能支撑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我国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明显存在波动中持续下降的趋势，制约经济的均衡增长，严重影响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不利于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
我国经济运行的另一特征是外贸依存度过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向型经济不断发展，进出口贸易大幅增长。1996-2007年，我国外贸进出口总额逐年增长。2008年和2009年受金融危机影响，出口出现萎缩，但由于经济刺激计划的推出，经济仍能保持高增长。但是，总体上看，我国的外贸依存度依然偏高，1978年为8.9％，2007年达到66.2％，不仅高于发达国家，而且高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2008年和2009年，由于人民币升值和国外需求萎缩，我国的外贸依存度急剧下降，2009年降至44.2％。[4]
我国的外贸依存度过高源于出口导向战略，2001年加入WTO后，出口导向型特征更加明显，出现了对外贸易顺差和出口双增长的局面。2003-2008年间，我国出口平均增速达到24.8％。2008年我国出口额居世界第二位，达到14285亿美元，占世界出口总额的8.9％，经常项目顺差从2003年的458亿美元增加到2008年的2955亿美元，外汇储备从1994年的4032.5亿美元增加到2008年末的19460亿美元，居世界第一位。[4]过高的外贸依存度，导致宏观经济容易受到国际经济周期性波动和偶然性突发事件的干扰。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就使得我国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受到挑战，也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了战略性契机。
(二)收入分配结构失衡
经济结构失衡下的消费低迷与收入分配结构的失衡不无关系。目前我国收入分配结构失衡问题仍很突出，衡量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由改革开放之初1978年的0.331上升到2008年的0.466，已超过0.40的国际警戒线水平。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主要表现为：部分垄断行业收入明显偏高，2008年，最高行业平均工资与最低行业平均工资相比高出4.72倍；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如果再考虑教育、医疗等公共品的供给差异，城乡居民收入实际差距更大；地区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扩大，在1978年，东部的城镇居民收入是西部的1.6倍，现在已经扩大到2.3倍；另外，由于腐败和地下经济产生的大量灰色收入也是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因素。
当前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还不尽合理，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不断下降，政府收入和企业收入占比上升。1992-2008年我国GDP年均增速为10.4％，而同期财政收入年均增速达19.2％。[5]1993-2007年在我国GDP比重中，政府收入占比从17.0％上升至24.5％，企业收入占比从19.8％上升至24.6％，而居民收入占比却从63.2％下降至50.6％。[6]
我国国民收入的分配向资本所有者倾斜明显。1996-2007年，资本收入的份额占GDP的比重从35.7％上升到46.1％，增加了10.4个百分点。劳动报酬不断下降，根据统计数据，1978-2007年，中国的社会劳动生产率增长了6.9倍，同期职工平均实际工资增长了5.9倍，而同期的社会平均实际劳动报酬仅增长了5.3倍。劳动报酬增长不能与经济增长同步，导致资本对劳动的侵蚀，严重制约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不利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三)城乡结构失衡
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大幅提高，30年来增长了8.16倍和7.35倍，到2009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已达到17175元和5153元(见表1)。然而，在城乡收入大幅度增加的同时，城乡收入分配失衡的问题却日益严峻，城乡收入差距呈现逐渐扩大的趋势。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比例从1983年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低点1.82∶1上升到2009年最高点3.33∶1(见下表)，如果考虑到价格指数，其差距更大，远高于发达国家通常的1.5∶1。城乡绝对收入差距更是在不断扩大，2008年城乡人均收入差距已经超过1万元。
我国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收入一直呈现持续快速增加的趋势，但是，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增长更快，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78年的343.4元增加到2009年的17175元，增长了49倍；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从1978年的133.6元增加到2009年的5153元，增长37.57倍，[7]明显落后于城市居民的增长速度。城乡居民收入失衡还体现在城乡居民收入结构失衡愈加明显。农村居民收入过度依赖劳动收入，占比超过90％，而城镇居民对转移性收入的倚重在进一步提高。[8]
城乡结构失衡还体现在教育就业、公共基础设施和社会保障方面。农村的社会事业和公共基础设施投入严重不足，人均占有教育、科技、文化资源明显少于城市，与农业生产相关的水利、防震减灾等配套设施远远低于城市工业；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完善，中央财政预算中社会保障开支中只有非常小的部分投入农村社保。城市职工大多拥有失业、医疗、养老和住房等社会保障，而在全国近9亿农村人口中，仍有7亿多农村人口几乎未能享有最基本的社会保障。[9]
(四)产业结构失衡
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伴随着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其合理与否直接关系到资源能否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近年来我国产业结构调整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产业结构正向合理化方向发展，第一产业在GDP中的比重呈现持续下降的态势，且内部结构逐步得到改善；第二产业的比重经历了不断波动的过程，但长期稳定保持在40％—50％之间；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处于缓慢上升的过程之中。
目前我国产业结构仍存在比例失调问题，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要求仍有一定距离，主要表现在：第一产业基础薄弱；第二产业内部结构失衡，重工业比例偏高，高技术产业发展不足；第三产业发展滞后，2009年，我国第三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42.6％。按照世界银行数据，近年来，中等收入国家服务业比重为53％，高收入国家服务业比重为72.5％，低收入国家服务业比重为46.1％，我国服务业发展明显滞后，[10]现有产业结构已经不适应现代经济发展的趋势，必须进一步调整优化。
二、我国经济结构失衡的原因分析
(一)导致需求结构失衡的因素
投资、消费和出口的非均衡状态有着复杂原因。投资的快速扩张，既有合理性的一面，也有非理性因素。近年来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速，房地产投资持续扩大，投资率也不断随之攀升，而地方政府强烈的投资扩张动机是推动投资上升的主要因素。由于地方政府官员的晋升实际上主要由上级组织决定，地方官员作为“有限理性经济人”，为了得到上级政府的赏识进而得到提拔，倾向于采用直观和易于为上级识别的数量型经济增长模式，扭曲要素价格并忽视外部效应，从而使投资需求过度扩张。所有这些人为的要素扭曲正是这种由晋升激励主导的恶性经济竞争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说，晋升锦标赛是中国粗放和扭曲型经济增长的制度根源之一。[11]
以间接税为主的财税体制也是投资膨胀的动因之一。在扩大建设规模过程中，地方政府通过土地批租获取出让金，强化了扩张倾向。我国中央投资与地方投资的构成已从1995年的27.3％∶72.7％发展为2007年的11.2％∶88.8％，在中央投资比重持续下降，地方投资越来越占主体地位的条件下，地方政府扩张投资的趋势成为推动投资率上升的重要根源；预算软约束也加剧了投资膨胀。由于追求投资规模，忽视投资效率，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不能充分发挥，使劳动力、资本、土地和资源的要素市场价格扭曲。
消费是收入的函数，居民收入是消费的基础条件。消费率持续低下的根本原因是系统性的，这种系统性的原因根植于那种重视投资价值胜于重视家庭收入的发展模式。近年来，我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速度低于GDP和投资增速，GDP以年均10％的速度增长，政府财政收入也以年均20％的速度增长，但工资占GDP的比例却在下降。全国分配率明显偏低，职工工资总额占GDP比重平均在12％—16％之间，加上工资额30％的福利，则在15％—20％之间，而经济发达国家普遍都在54％—65％之间。职工的可支配收入少，使得居民消费倾向不稳定。农村居民收入偏低，导致占有消费市场重要部分的农村居民消费不足，也制约了消费规模的进一步扩大。
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导致国外需求萎缩，对外经济发展方式的结构性矛盾开始出现，危及中国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目前我国的出口产品构成中，低附加值产品居多，在国际产业链中处于低端。出口的产品往往没有自主知识产权，没有自己的品牌和营销体系，高速增长的经济中有相当一部分收益通过资本收益、知识产权收益、品牌收益以及高附加值的现代服务业收益流到国外。
对出口导向战略的制度激励主要是我国的汇率制度和出口退税机制。在汇率制度方面，汇率水平较低，人民币长期被低估，强化了出口导向模式。在出口退税制度方面，我国最近几次提高了对纺织服装的出口退税率，虽然起到了增加出口的制度激励作用，可是也延续了劳动密集型低附加值出口战略，为改变外贸依存度过高的局面设置了障碍，从长远看不利于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二)导致收入分配结构失衡的因素
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我国选择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分配关系出现了失衡，初次分配导致的收入差距就已经产生。在我国的初次分配中，资本所得偏高，企业可支配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呈上升趋势，劳动报酬却不断下降，这是违背一般收入分配规律的。实际上劳动对国民收入的贡献是逐渐上升的。根据西蒙·库兹涅茨的研究，西方国家国民收入中物质资本的贡献率已从45％下降到25％，劳动对国民收入的贡献则从55％上升到75％，根本原因在于人力资本是经济发展和国民收入的决定性因素。在我国，由于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相对较低，就不能完全依赖政府的再分配调节功能来解决分配全过程中的公平问题，必须在初次分配阶段就要注重公平问题。
收入分配结构失衡的另一原因是再分配制度不完善。目前我国现行的财产税制很不健全，个税设置缺乏科学性，高收入阶层负税比重低，弱化了对个人收入的调节功能，造成了收入的逆向分配。2007年实行的纳税申报制度让中产阶层成为纳税增加最多的群体，工薪阶层纳税额所占比重由1998年的49％上升到2007年的60％，而私营企业主等高收入阶层所占比重几乎下降了50％。当前迫切需要完善再分配机制，防止“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马太效应。
(三)导致城乡结构失衡的因素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结构的突出特征是城乡二元结构，原因在于改革开放前我国基本上实行带有城市偏向性的制度安排，如户籍制度、就业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等。这种明显歧视农村的制度导向源于建国后我国实施的重工业化战略。国家通过城乡价格剪刀差的形式，牺牲农业发展和农民利益支援工业化，使得农村最基本的要素农产品和土地不能按照市场价格定价，农民无法获得合理的市场报酬，农民收入低且增长缓慢，导致农民购买力不足，影响农民的最终消费。
1979年以来，我国城乡制度改革收效甚微，一方面源于这一系列制度的历史路径依赖(历时关联)，增强了制度系统的耐久性，另一方面则是这一系列制度相互之间的共时关联进一步增强了这一制度系统的惰性，这就使“帕累托次优的整体性制度安排因各制度元素的互补性仍将呈现耐久性和稳固性。”[12]尽管中国的农业人口数量巨大，但是在集体行动的巨大成本压力下，城乡二元制度结构逐渐刚性化。
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必须进行制度变迁。制度变迁不仅取决于可能产生的制度净收益(整个社会的帕累托改进)，还取决于利益重新调整的难度。即使新制度效率更高，受益于旧制度的既得利益者也会通过各种方式阻挠制度创新，除非新制度对他们更加有利，导致制度变迁难度增大。这解释了低效制度长期存在的原因，也部分解释了城乡二元结构长期固化的客观现实。因此，只有统一制度导向，通过强制性制度变迁淘汰落后的逆向制度安排，建立公平公正的制度，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的失衡现状。
(四)导致产业结构失衡的因素
我国产业结构失衡问题既是数量型经济增长方式的结果，又反过来阻碍了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化迈进，产业结构刚性化的根本原因在于制度的逆向安排，导致产业结构调整存在一定障碍。
产权制度对产业结构的影响是明显的。产业结构难以优化的重要原因在于以往我国在结构调整中重视增量改革而忽视了存量调整，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滞后。另外，由于重化工业对GDP增长贡献作用明显，在地方政府GDP政绩考核机制下，推动重工业发展的制度激励效应明显，导致轻重工业比例严重失调，重化工业发展倾向仍在强化。
此外，由于对产业发展速度和规模的追求，产业结构逐渐呈现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金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的倾向。通过技术水平的升级，原来的资源投入型等产业逐渐向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变，但这种转变如果过快会抑制就业容量大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形成资本替代劳动的倾向，造成结构性失业，不利于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三、加快经济结构调整，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一)加快需求结构调整
我国需求结构的调整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必须以扩大消费需求为突破口，重点解决投资驱动强与内需和出口驱动弱的矛盾，保持适当的投资和出口规模，同时扩大消费，让消费、出口、投资均衡增长。保持合理的投资规模和均衡的投资结构。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中国的投资和积累仍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也是实现工业现代化的必经阶段。保持合理的投资规模是必要的，但是必须对投资结构进行调整，降低重工业比例，增加向战略新兴产业领域的投资。另外，必须提高投资效率，激活沉淀资本，发展民间投资，推进投资主体多元化。第二，提高劳动收入，扩大消费水平。在当前劳动力市场供过于求的背景下要扩大消费需求，必须提高初次分配中劳动收入比例，提高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同时要加大对企业违反劳动法行为的惩罚力度，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建立合理规范的工资递增机制。此外，要扩大保障性住房的投放，消除高房价对消费的挤出效应。第三，深化外贸体制改革。要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建立起内生性外贸机制，从单一出口创汇的外贸目标转向进出口均衡发展。要把“请进来”和“走出去”结合起来，建立起“低损耗，高效益，双向互动，自主创新”的“精益型”对外开放模式。要降低外贸依存度，减少国际经济波动的负面影响。
(二)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消灭收入差距，追求收入分配的事实平等，这是一个遥远的梦想。但是，追求收入分配的相对平等则是我们现实的选择。既要通过发展经济做好社会财富这个“大蛋糕”，还要通过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切好分好“蛋糕”，从而促进经济稳定健康协调发展。第一，矫正偏向企业和政府的分配制度，提高居民收入比重。改变资本所得上升、劳动所得下降的局面，提高劳动者报酬比重，保持劳动利益与资本利益的平衡。第二，深化财税制度改革。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增加对低收入阶层的转移支付，扩大对贫困阶层的社会保障范围，实现收入分配的相对公平。强化税收对社会分配的调节作用，建立公平的税负机制，最大限度地确保社会分配公平，防止两极分化。第三，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以基本养老、基本医疗、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设为核心，对原有社会保障体系进行制度创新，如建立失地农民社会保险制度、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和低收入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制度等。
(三)加快城乡结构调整
我国城乡结构失衡与城乡制度性供给差异有关，必须改变对农村的制度歧视，统一城乡制度导向。第一，促进城乡要素的合理流动。建立城乡统一的户籍制度，打破现有城乡就业壁垒，真正建立起全国性城乡一体化的双向流动就业管理制度。大力提高劳动力素质，而不是单纯的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和盲目资本投入。依托城乡资源，引导信贷资金向农村基础设施倾斜。形成城乡统一的土地管理制度，实行合理合法的土地流转制度，让农民分享土地市场流转带来的经济权益。第二，积极推进农村城镇化进程。完善农村小城镇发展政策，为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提供有效载体，避免过度涌向大中城市。第三，大力发展农村社会事业。加大农村教育资金的投入，健全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避免因财政分权导致的地方教育投入不足。发展农村医疗卫生事业，推行农村医疗卫生体制改革。
(四)加快推进产业结构调整
加进产业结构调整，主要是建立现代产业体系，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源消耗型产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向以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为主的产业结构转变。第一，加快推进传统产业技术改造，全面提升产业技术水平和国际竞争力，促进经济发展方式更快更好地转变。第二，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提高服务业在三次产业的比重，尤其要重视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促进生产率的提高，同时要注重发展面向民生的服务业，增加就业水平。第三，把协调产业结构关系与提高产业结构水平有机结合起来。如把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与传统产业技术改造结合起来，通过提高工业生产技术水平，降低能耗，从而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改变。
标签：投资结构论文; 国内宏观论文; 经济论文; 收入分配改革论文; 宏观经济论文; 消费投资论文; 产业结构优化论文; 投资资本论文; 经济资本论文; 城乡差异论文; 经济学论文; 投资论文; 城乡差距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