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健康收益的表现形式及其特征：对广东6个市的调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广东论文,表现形式论文,收益论文,特征论文,农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全面推进新农村建设背景下，解除广大农民就医治病的后顾之忧、不断提高其身体素质是一项重要任务。对农民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大量研究文献都普遍认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但是对自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实施以来在改善参合农民的健康状况，特别是对参合农民因健康的改善而增加了收入的问题，相关的研究文献却比较少，且主要还是局部探索性的。在此，通过对广东省6个样本市的调查，对参合农民健康收益的表现形式及其特征进行探讨。
一、参合农民健康收益的表现形式
参合农民健康收益的表现形式包括了直接收益和间接收益。其直接收益包含两部分：第一部分是由参合农民因病休工的时间的减少，进而使其劳动时间得以保证所增加的收入；第二部分为参合农民因健康的改善而节省的医疗费用。间接收益则指参合农民因获得健康而加大了对新的生产经营模式、先进的生产要素的采用力度或追求未来预期的向好变化——这些向好变化将有利于参合农民创造更多的的收入。
调查选取了位于广东不同地区、代表全省经济发展不同水平的6个市作为样本——分别是经济发达的东莞市、中山市，经济次发达的肇庆市，经济发展属中下游的潮州市、湛江市和经济欠发达的清远市；进一步在样本市选择20所乡镇卫生院①，并在其中随机采集参合农民6000人作为问卷调查对象、200人作为直接访谈对象来开展。本次调查回收调查问卷5807份，有效问卷5603份，有效率达93.38％；访谈对象采用现场随机抽样产生，针对调查问卷列示的主要问题进行直接访谈调查，访谈结果对调查问卷经整理后所显示的结果具有较显著的一致性和支持力。
(一)参合农民因健康状况的改善而获得的直接收益
广东省推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始于2003年前后，至今，参合农民的健康状况已因此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改善，参合农民因健康状况的改善而开始享有了直接收益。
按照前述关于直接收益所包含的第一部分收入的含义——这是根据Grossman模型关于健康主要是通过增加可劳动时间，即可以健康劳动的天数来提高收入能力的概念作出的，则该收入采用了参合农民每千劳动力人口在2008年相对于2003年因健康改善而减少的休工天数与每个劳动日相应的平均纯收入的乘积来反映。那么，依据从调查中得到的相关数据，对参合样本在2008年的情况进行计算发现，参合样本均不同程度地获得了直接收益所包含的第一部分收入，如图一所示。
图一 2008年参合样本受益及两周就诊率变化走向
从图一可知，在经济欠发达的清远市，样本每千劳动力人口获得的收入为170.9元，在经济发展处于中下游的湛江市、潮州市，该收入逐渐走高，分别为221.2元和293.8元，在经济次发达的肇庆市，该收入达到了396.7元，在经济发达的中山市、东莞市，样本的每千劳动力人口获得的收入开始呈现较大幅度的上升，先后达到了861.8元和1059.4元。可见，参合农民因健康状况的改善而获得直接收益的第一部分收入有随着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提高而提高的趋势。在2008年参合样本因健康状况的改善每千劳动力人口减少的休工天数平均达到了10.4天，此外，从样本市两周就诊率的提高幅度看，东莞市、中山市的样本农民要高于其他地市，分别为4.6％和3.9％，而清远市的样本农民最低，只有1.4％，肇庆市、潮州市和湛江市则介于其间，分别为3.1％、2.8％和2.1％，该情况既说明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提高了农村医疗服务的可及性，同时也反映了经济发达地区的参合农民的就医意识比经济欠发达地区要强。
再者，在表1中，以2005年为对照年，考察样本农民在2006年、2007年和2008年门急诊医疗费用的增长情况可发现，上升额度连年有所降低，医疗费用的增长基本得到控制，医疗费用负担得到一定缓减，其中，经济发达地区比经济发展居于中下游的地区增长要低，说明了发达地区的参合农民在就医意识增强后，出现“小病不就医，拖成大病、重病才就医”的现象减少了。
再从表1中样本农民因健康状况改善而节省的医疗费用②占其个人缴费额(10元)的比重看，经济欠发达地区普遍比经济发达地区的要高，如清远市在2007年比东莞市高14％，在2008年比东莞市高23％，这反映了随着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向纵深推行，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参合农民的受益程度比经济发达地区要明显。
(二)参合农民因获得健康而增强了增收致富的信心
Beveridge(1942)认为，可持续的社会医疗保障是健康的福利前提，而社会共济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有效形式。Burgess and Stem(1991)将发展中国家的社会保障定义为能够消除或者减少被剥夺和脆弱性的公共行动。广东省大力推行、普及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旨在进一步让广大农民小病有所济、大病有所保，在真正享有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实惠的同时，健康水平得到不断提高，生产能力不断增强。根据对2008年广东6个样本市20个乡镇参合样本农民的调查，近年来样本农民因健康状况的改善而普遍增强了致富增收的信心，其消费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其中，有近70％的样本农民用于购置生产资料的支出有了较大幅度提升，有近91％的样本农民近年来都给子女准备了入学费用。此外，还有近67％的样本农民参加了各种专业合作社。这些情况已经跟早些年忙于借钱治病、疲于应付生产的窘境有明显不同。可见，广东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自实施以来，参合农民因健康改善而对发展生产、增加收入的信心有所增强。表2反映了样本农民在实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前后两个时期，即在2001-2003年和2006-2008年中围绕增收致富目标的两种认知意愿的对比变化。在第一个时期除了对“掌握一门农业生产适用技术”和“提供更多包括信贷、信息等社会化服务”两项意愿基本处于“中”状态外，对其他项的意愿都处于“弱”状态；在第二个时期尽管有些项的意愿在2006年或2007年出现了“弱”状态，但到了2008年，除了“外出兼业或务工”项的意愿是“中”状态外，其他项的意愿均处于“较强”或“强”状态，并在时间上表现出趋强或保持着强度的趋势。可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推进不仅使参合农民的健康状况得到改善，而且十分有利于参合农民树立积极发展生产、追求美好生活的远大目标。刘国恩等(2004)运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1991年、1993年和1997年的数据探讨人口健康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发现，健康作为人力资本，不仅影响个人的收入生产率，而且其影响呈明显的梯度关系，健康的边际收入生产率随健康状况提高而提高。他指出，如果考虑到各年份人口的总平均收入为1357元，则健康边际收益在数量上是很显著的，占年收入的5％～20％。这一发现无不是对健康是参合农民增收致富的重要因素的极好证明。
一般认为，生产健康的两个主要投入是医疗服务③与时间，医疗服务作为健康的主要投入品，其质量的好坏与价格的高低将对健康的需求产生重要影响；时间也是生产健康的主要因素，在医疗服务的质量、价格稳定的情况下，健康的生产和保持需要一个过程。从当前广东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实践来看，生产健康的两个主要投入要素正在形成中，并正在悄然地影响着参合农民的生产经营行为。具体言之：
第一，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将在加大政府投入和改善医疗服务质量的基础上进一步满足参合农民不断追求健康的需求。《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简称“新医改方案”)明确提出：在2010年，各级财政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补助标准要提高到每人每年120元，并适当提高个人缴费标准，以进一步增强参合农民对购买医疗服务的承受力。萧庆伦等学者(2004)认为，我国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属于“低保费、高共付率”的互助医疗形式，这种形式只要政府监管得当，不仅对低收入农民、特别是贫困农民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十分有利，而且也有利于降低农民享受基本医疗服务的成本，改善基本医疗服务的质量。“新医改方案”首次将医疗卫生事业作为社会性的系统工程进行统筹协调，对包括公共卫生体系、医疗服务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和药品制度四大体系实施改革，以保证城乡居民真正享有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医疗卫生服务。对参合农民购买基本医疗服务、不断追求健康的承受力，早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推行初期，就有学者大体估算在取消药品批零差价的情况下，将基层医疗卫生人员的配备及人力成本和相关费用考虑进来④，参合农民每人每年的初级医疗的筹资额达到30元就可以满足其基本所需。可见，只要确保药品供应实现零差率，即使再将物价、工资随时间上涨考虑进来，“新医改方案”所确定的筹资额预期对满足参合农民的基本医疗需求是有相当的保障能力的。
第二，参合农民的医疗消费行为及其自我保健意识日渐稳定、成熟。一般情况下卫生保健对于治愈疾病和挽救人们的生命起着很关键的作用。关注自我预防、保健可以极大地降低疾病发生率，是健康维持正常水平的重要保障。就参合农民来讲，影响健康生产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在从启动至今的近7年中，其卫生医疗服务的可及性、有效性及公平性成效已日趋显现，这无疑极大地提高了农民参合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特别是正在改变着参合农民就医治病的各种陈规陋俗，参合农民的预防、保健意识在不断增强。卫生部在2009年2月底公布的第四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主要结果也显示，农村经常主动参加体育锻炼的人口比例已达到了11.6％，与2003年相比，提高了5.2％；农民从医生处获取健康知识的比例已有较大幅度增加。至今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已被赋予了公共物品的属性、功能，并将对增强参合农民的自我预防、保健意识产生更积极的影响。可见，随着参合农民享有方便、有效、安全、价廉的医疗服务目标的逐步实现，参合农民作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最稳定、成熟的消费群体，其健康水平必将被提升到新的水平。
第三，农民健康资本的增加及其收益的不断增长。Grossman在1972年首次构建了用来分析健康需求的理论模型，认为健康资本是通过消费者对健康物品(如医疗服务)在时间上的投入形成的。Strauss et al.根据格罗斯曼模型，在马来西亚、牙买加、孟加拉国和美国，使用成年人的健康指标检验了健康资本的增减变化，并发现长期拥有医疗服务的健康成年人的生产活动更具有效率，即格罗斯曼模型所指的健康资本的收益会更高[1]。可见，随着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时间推进，特别是农村医疗服务质量的不断提高，参合农民的健康资本将得到增加，并对其生产过程将产生积极的影响，其结果是参合农民的生产率的提高及其收益的增长；随着参合农民收益的进一步增长，他们又会反过来对健康资本产生不断的需求，进而引起参合农民收入上的帕累托改进，参合农民的收入将会得到更大程度的增长。因此，随着参合农民投资健康的效用的提高，其自身的生产能力也会得到增强，农户经济的内涵质量也会得到改善。与此同时，伴随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的收入正在逐年提高，农民在满足了自身对家庭物品的需要后，会把更多的可支配收入用于改善健康。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家庭物品(如家电)送货下乡行动正成为众多商家开发农村消费市场的新战略，这让参合农民能够以同样的货币支出在家门口购得更多、更好的家庭物品，以从中获得更多的效用。可以预料，随着农村消费市场的兴旺，参合农民在收入提高的同时，必将会更多地关注健康、不断增进自身的人力资本，以实现增收致富的更大目标。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健康的改善与获得是参合农民进行自我改造、自我发展的基础。农民只有在自身健康得到有效保障的基础上，在自身的人力资本不断得以增长的前提下，才会产生进一步追求更高生产、生活目标的愿望，才会跟其他的生产要素结合形成强有力的生产力⑤。无疑，随着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不断完善，参合农民必将获得更加便利、安全、有效的医疗服务，其健康状况也必将得到更大程度的优化、改善，这对参合农民的增收致富和广东的新农村建设将产生更广更深的影响。
二、参合农民健康收益的特征考察
在对广东6个市参合农民健康收益表现形式调查基础上，对其健康收益的特征进行探讨。
(一)有随时间的推进而走强的趋势
参合农民健康收益逐步走强的趋势是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自实施以来的又一重要产出效益的体现。从一开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作为由政府主导、支持的社会保障工程，就如同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农村医疗保障一样，其基本出发点是为了改善贫困或疾病者的可行能力与福利水平(Rawls，1998；Sen，2001)。进一步地，伴随参合农民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认可度、忠诚度及依存度的提高，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将持续、全面改善参合农民健康状况的制度绩效开始凸显，参合农民由此而获得的健康收益也在增加，特别是通过改善参合农民的健康状况来积极影响其生产经营行为，并为新农村建设造就大批新型劳动者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广东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从启动到现在已运行了近7个年头，其间经历了低谷、起伏和调整过程，特别是在农村医疗服务水平低、卫生资源匮乏、医疗服务市场混乱的情况下推行这项制度，其复杂性、艰巨性是可想而知的。魏众、B.古斯塔夫森在2005年曾指出，随着收入差距的扩大，就政府的角色而言，现阶段建立和完善新农合制度显得尤为重要。基于农村的这些现实，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在推行中遇到的困难引起了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在投入增加、相关制度得到完善、农村医疗服务水平不断提高的条件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制度绩效开始逐步变得清晰起来。反观这个过程，参合农民健康收益随时间推进而走强的趋势也正是由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设的这一演进轨迹所决定的。表3反映了在2003-2008年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推行受到国家和地方重视的情况，特别在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投入上表现出明显的随时间走强趋势。
从参合农民健康收益随时间推进而走强的趋势来看：一方面，一些跟健康改善直接相关的收益变化在短期内变得明显，诸如像因病休工时间的减少，劳动时间的保证以及因此而获得的收入的增加等。由于休工时间的减少是一个可计算的有限量，由此而带来的收益增加也将是有限的。但由于这种收益相对具有时间短、见效快的特点；因而，目前参合农民所获得的健康收益主要还是以这种收入为主。另一方面，参合农民的健康收益也包含了一部分跟参合农民的生产经营行为的改善相关的部分，但由于这部分收益的获得需要有一个较长的周期；因而，目前也只是存在于少部分生产经营能力较强的参合农民当中。而相对两种收益而言，后一种收益的出现更具有积极作用——因为它是通过增加参合农民的健康资本，即提升参合农民的人力资本来实现的，具有可持续性和再生性，是参合农民实现增收致富的不竭力量源泉；有利于改变参合农民传统的生产经营方式，为其吸纳新技术、运用新工具和掌握新信息提供强有力的健康保障；能进一步激励参合农民对健康的投资，增加对包括预防、医疗和卫生保健服务的需求，以带动相关行业的壮大、发展；它也能为那些尚处在观望中的农村居民起到示范引领作用，吸引更多的农村居民加入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中来，这也有利于实现共同增收致富的目标。可以预料，随着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推进，后一种收益所占的比重将会越来越大，将成为参合农民健康收益的主要来源。之所以这样讲，一是这种收益总是与参合农民的新生产力和创造力相伴而行，能在有限的时间里创造出更多的物质财富；二是体魄强健、掌握现代科技知识的素质型劳动者将成为新农村建设的主力军，而传统、落后的自然经济将逐步减少直至被彻底改造；三是这种收益的取得符合国家产业发展政策的要求，也跟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设计的长远目标一致，是值得鼓励、提倡的；四是从国际上现代农业发展和乡村建设的经验来看，高水平的健康、教育和科技投入是其获得成功的重要条件，甚至在相当程度上起着决定性作用。
(二)不同地区的差别开始显现
从总体上看，参合农民获得的健康收益在经济相对发达地区体现得较多，而在经济欠发达地区体现得较少，中游地区处于两者之间。以清远的情况为例，在这类地区卫生医疗服务最显著的特点是医疗设施相对简陋、缺少有技术的医务人员，加上农民的人均纯收入较低，出行问医受限制，容易产生“小病拖、大病扛”的思想，以致在相当程度上延误了就医治病。因此，这类地区的参合农民一旦患病，其治疗恢复时间往往较长，劳动时间容易受到侵占，加上每单位劳动日的平均纯收入又较低，这就必然对参合农民的健康收益的增长构成一定瓶颈。比较而言，东莞市、中山市的情况则完全不同，这类地区除了医疗服务条件明显比经济欠发达地区要好而外，还由于珠三角地区交通发达，只要个人经济条件允许，参合农民随时都可能进入医疗条件更先进、完备的广州市寻医治病，因而在防止疾病恶化及治愈恢复的时间上缩短了，再加上这类地区每单位劳动日的平均纯收入较高，这就使得参合农民有可能获得更多的健康收益。调查显示，在2008年清远市每千劳动力人口疾病持续天数分别是东莞市的2.1倍、中山市的1.8倍，据此，再根据表1中的相关数据，进一步可以得到清远市每千劳动力人口日均节省的医疗费用分别为东莞市的67.2％、中山市的72.9％。此外，在因病休工天数的减少所增加的收入方面，清远市每千劳动力人口仅为东莞市的16.1％、中山市的19.8％。可见，健康收益所包含的直接收益的差别在地区间已经开始表现出来。
从两类地区参合农民使用主要生产要素的更新情况看，清远市的样本农民除了化肥、农药和主要良种是通过市场购买而得到更新外，其他的生产要素基本处于长时期沿用状态；而东莞市、中山市的样本农民有相当部分已经开展了土地规模经营，并率先使用了新技术、先进的生产管理手段和享受到超前的惠农发展政策，其主要的生产要素基本上是随市场而及时得到更新——这些情况折射出健康作为参合农民与生产要素结合的基本人力保障，在经济越是发达的地区，参合农民享有因健康而获得的生产、经营上的收益就越多；反之，就会越少⑥。表4反映了东莞市、中山市、肇庆市、潮州市、湛江市和清远市在2003-2006年每个农业劳动力创造的平均年产值情况，从表4可知，东莞市、中山市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比湛江市、清远市等经济欠发达地区要高得多，这其中无疑也包含了参合农民获得的部分健康收益，即健康收益所包含的间接收益。
从以上的比较分析可以得出结论：一是健康收益的大小受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及卫生医疗服务资源投入上的差距的影响，即差距越大，健康收益所表现出来的差别就越显著；反之，则相反。二是尽管健康收益的这种地区差别是由当前卫生医疗资源在城乡间、地域上分布不均等引起的，也是由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所引起的，但可以肯定的是，随着医疗卫生资源均等化目标的实现和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的缩小，这种差别将会逐步得到平抑。
(三)在个体分布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综观健康收益在参合样本间的分布，首先，个人获得健康收益的多寡跟自身的劳动努力程度有关。据调查资料显示，在被选出的几类地区的参合样本中存在一定程度的农作季节无病休工或小病休工的情况，如东莞市每千劳动力人口中约有17人、清远市有19人、潮州市有16人，该情况表明，少部分参合农民尽管健康状况有了改善，但其休工时间是否也随之得以减少则要视其个人的劳动努力程度，因为在健康收益包含的直接收益中有一部分的获得必须以劳动时间的增加为前提。其次，健康收益包含的间接收益的增加也是跟参合农民加大采用新技术、运用现代生产管理等手段密不可分的，参合农民的健康改善只能表明其身体的一种状况，如果他们安于现状、不思进取，不将健康跟劳动相结合，不在劳动过程中加大投入更先进的生产要素，他们也无法生产出更多、更好的商品，无法将健康转化为更多的健康资本。
健康收益存在个体差异的特征已日渐引起参合农民的关注，体现在参合农民开始关注健康的重要性，并注意改进自身的一些非健康行为。如许多参合农民开始学习、掌握普通病的日常防控及护理方法，学会合理、均衡膳食，戒除、改掉不健康的习惯，强化预防、保健意识等，以减少疾病的发病率，提高劳动的出勤率，不断增强增收致富的信心。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被调查的参合样本中也有近30％的人对健康的重要性抱无所谓态度，其中，除了有19.6％的人认为有一定必要学会、掌握普通病的日常防控及护理方法外，其他人基本没有认识到个人行为、观念对保持健康的影响。相比之下，其他国家和地区特别是发达国家的农民对健康重要性的认识是比较一致的。譬如，日本自20世纪60年代在农村实行强制性的“国民健康保险”以来，农民的健康认识逐步得到增强，并开始关注健康与预防、保健、寿命和职业的关系，这无疑跟其后来的身体素质的改善和平均寿命的延长密切相关。当然，这也对日本的农业劳动生产率能够保持在世界前列产生了重要影响。
三、对策建议
据上述调查分析，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一)优化、完善农村卫生医疗服务制度，促使参合农民医疗消费福利最大化
当前，农村卫生医疗服务体系不健全，医疗服务数量少、质量差、乱收费的现象仍普遍存在，建立多部门相互配合、协同作用的长效机制仍面临诸多困难，而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实施过程中，一些不利于参合农民就医治病的陈规陋俗依然存在，当前仍有少部分农民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持消极、观望态度。所有这些都表明农村医疗服务体制存在着严重缺陷，这种缺陷不仅表现在农村医疗服务的可及性与有效性上，也表现在卫生医疗服务系统内部的协调性上，只要这种体制不能向参合农民提供安全、实用、方便、价廉的医疗服务，推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就有可能流于形式。事实上，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从启动至今，它对改善参合农民的健康状况所起到的作用离他们的参合预期尚存在一定的距离：一方面是参合率的不断提升，另一方面却是农村医疗服务无法有效满足实际需求，并某种程度地引起参合农民医疗消费效用的降低。可以说，对“病有所医”的渴求是当前广大农民最迫切的愿望之一，但因农村医疗服务的滞后而使参合农民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丧失信心，这显然不是制度设计的初衷。可见，如果不能优化、完善农村卫生医疗服务制度，参合农民“看病难、看病贵”的现实就得不到根本改观，不断提高参合农民健康收益的制度绩效就会大打折扣。萨尔蒙从福利多元主义的视角出发认为，政府与集体经济组织、地方性社区组织以及医疗服务组织等应加强合作，共同生产、输送医疗服务，从而提升医疗服务的效益[2]。王遥平、李信针对我国农户购买力低的现实状况指出，我国农村医疗保健服务中介不适宜采用市场化的医疗保险，而在于政府加大对农村医疗的投资力度，加强农村的合作医疗建设。因此，积极构建完备、高效的农村卫生医疗服务体系，是加快改善参合农民健康状况的重要方面[3]。
(二)引导参合农民树立相信医学、及时就医的思想
Landefeld and Wagner(1982)估计了医学对1930-1978年间美国人口死亡率的下降所起的作用，他们认为人口死亡率下降中的23％～48％可归功于医学，并认为医学研究是一种成本—效益投资。农村一直是卫生医疗服务的薄弱环节，加上长期以来对预防、保健知识的宣传、普及力度不够，少部分农民尚有远离正规医疗、相信江湖庸医的陋习，这无疑跟提倡相信医学、科学就医的理念形成抵触。例如在投医治病方面，两者的碰撞极有可能削弱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正面效果——因医疗服务水平较低，原本就没有多少资信力的农村正规医疗服务机构将会出现病员流失，与此同时，一些价格低廉、就医方便、拥有所谓的“秘方”、“偏方”的非正规游医却能大行其道。福建省委党校《沿海地区农民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行为研究》课题组(2008)通过实地调查发现，尽管沿海农民的就医意识有了较大提高，在被调查者中认为“身体要紧，马上去看”的占40.2％。该课题组认为，要坚持公共医疗卫生的公益性质，在不断完善新农合制度的同时，更要加强村、乡两级医疗卫生服务机构的服务条件和能力建设，要树立农民及时就医、正确就医的思想，最大程度满足农民的医疗需求[4]。
因此，要在农村广泛开展与尊重科学、爱护生命、正确择医等相关的科普活动，逐步培养广大农民预防疾病、直面疾病、战胜疾病的勇气与信心，这也是推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所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
(三)积极创造有利条件，使参合农民将更多的闲暇投入劳动生产中
从参合农民健康收益的路径依赖看，参合农民获得了健康只能说明他们具备了不断发展生产的体能保障，是一种潜在的、尚未有效开发的资源，他们只有积极投入到生产劳动中去，才能将健康转化为现实收益。当前，农业发展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大好机遇，要让农业的比较利益尽快地显现出来，要让参合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得到充分发挥，就必须为参合农民创造有利条件，特别是从强化技术培训、建立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向符合条件的参合农民发放小额贷款等方面入手，只有当农业的技术含量提高了、小农户与大市场的矛盾被化解了、制约农民扩大生产的融通资金解决了，农民才会把更多的闲暇投入到农业生产中。
(四)加大卫生医疗资源向农村，特别是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投入
Gupta et al.(2003)估计了公共卫生支出对穷人(底层20％人口)健康状况的影响，结果显示，穷人的建康状况明显不如富人的健康状况；而公共卫生支出对穷人健康的影响超过对富人健康的影响。可见，收入从较富有的人向较贫穷的人转移，可以使较强烈的需要在相对不那么强烈的需要减少的情况下得到满足，由此必然会增加满足总量(Pigou，1920)。可以推之，在城市的卫生医疗资源已处于饱和甚至过甚的情况下，继续增加城市卫生资源的投入将是不经济的；相反，农村的卫生医疗资源长期处在极度匮乏的状态，只要进一步增加卫生资源的投入，不断改善农村的医疗服务设施，提高医务人员的执业水平，加强药品供给系统建设，农村的医疗服务效果就会明显得到提高，并对改善农民的健康状况产生积极影响。“新医改方案”已明确提出把建立全民基本卫生医疗制度作为公共物品来推行，其中，实现城乡卫生医疗资源的均等化配置是该制度确立的四大重要目标之一，可以肯定的是，随着这一目标的实现，农村的公共卫生服务、医疗服务水平及其对重大疫情的应急机制都会得到显著的提高，这种格局将对提升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健康绩效十分有利。
注释：
①20个乡镇是清远市的杨梅、寨岗、龙山、源潭，湛江市的湖光、龙门、西连，潮州市的意溪、浮洋、联饶、黄冈，肇庆市的黄岗、五和、凤村，中山市的三乡、沙溪、小榄，东莞市的凤岗、大朗、石龙。
②从参合样本近年来的实际就医情况看，其门急诊就医渠道已经基本稳定在村、镇两级医疗机构，由此可以判断其节省的医疗费用受其他因素干扰的可能性较小，即使有，人数也十分有限，产生的影响可以忽略；此外，在调查中发现，参合样本近年来参加体育锻炼和关注健康知识的比例在不断上升。
③这里的医疗服务是指广泛意义上的包括了卫生保健、预防等在内的功能链。
④如果对参合农民按照1000∶2的比例配备基层医疗卫生人员，考虑每位基层医疗卫生人员每年的人力成本为1万元，水、电、场地、办公费等每年l万元。
⑤Deolalikar(1988)将体重与身高之比作为衡量潜在健康水平的指标，并根据印度南部农村1976-1978年营养调查的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模型研究发现该指标的提高是促进劳动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手段。
⑥从当前不同地区农业产业化的发展情况也可以进一步得以说明，如东莞市建立起了以水果、蔬菜、花卉为支柱产业的农业生产体系，农业的整体水平和经济效益都很高；而清远市选择的是农林牧渔业平稳增长之路，“小而全”的传统农业占较大比重，农业的整体水平和经济效益有待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