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来国外学术界对“南方谈话”的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术界论文,年来论文,国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952(2012)03－0109－09
国外对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关注，最早始于1992年1～2月间媒体对邓小平南方视察活动的新闻报道。同年5月，西方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学者开始就“南方谈话”作出评价，由此开启了国外学术界对“南方谈话”的研究历程。此后的20年中，无论是在对邓小平生平思想的研究中，还是在对新时期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研究中，“南方谈话”都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在国外学术视野中，“南方谈话”不仅是邓小平革命生涯中的重要事件，而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发生了重大影响。
一、研究概况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东欧国家相继发生剧变，吸引了世界的目光。中国向何处去，也成为国际社会非常关注的问题。在这种背景下，1992年1～2月邓小平到南方视察，沿途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谈话，很快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一些敏感的新闻媒体予以了持续报道。如美国《纽约时报》1992年1月24日即以《一年来邓小平首次公开露面》为题报道了邓小平视察深圳的消息，之后又于2月5日、12日、24日、25日、29日陆续发表多篇文章，对邓小平的南方视察活动进行连续报道和简单分析[1]。2月5日，美国全国公共电台早间新闻也以《邓小平从封闭中重新出现》为题报道了邓小平在南方视察的消息。虽然这些美国新闻媒体的同步报道未能系统介绍“南方谈话”的内容，但都敏感地捕捉到了邓小平谈话即将引起的变化。此后，美国《新闻周刊》、日本共同社等有影响的新闻媒体都刊载文章，对“南方谈话”进行了报道和评析[2]。
1992年5月，国外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开始发表文章，就邓小平南方视察和谈话作出较深入的解读。1992年5月、1993年3月，西方研究中国问题的知名学者先后在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美国亚洲协会1993年年度会议(洛杉矶)上对邓小平的业绩和影响进行专题研讨，其中多位学者对“南方谈话”给予了初步评价。1993年9月，《中国季刊》将会议主要论文以“邓小平评价”专刊的形式予以发表，其中沈大伟的《政治家邓小平》、迈克尔·亚胡达的《国务活动家邓小平》、巴里·诺顿的《经济学家邓小平》、白鲁恂的《概要介绍：邓小平与中国的政治文化》等文章对“南方谈话”的背景、主要精神及对改革的影响都做了研究。这些研究虽然还不够准确，也有西方学者认为“这些论文认为邓小平南方谈话掀起新一轮经济增长和政治松弛的评价为时尚早”[3]，但毕竟开启了国外对“南方谈话”进行学术研究的历程。
此后，随着《邓小平文选》第3卷等著作的出版，“南方谈话”的内容得以较全面的披露，国外的相关研究也在此史料基础上得以继续发展。总体来看，90年代国外学术界对“南方谈话”的研究，首先是在对邓小平生平思想的研究中将“南方谈话”作为邓小平政治生涯中的一个重要事件进行解读。如日本横滨市立大学矢吹晋教授1993年出版专著《邓小平》对“南方谈话”的内容、精神予以了较深入的解读；同年出版的英国外交官理查德·伊文思所著《邓小平与现代中国的诞生》，对“南方谈话”的背景和主要内容作了介绍。1994年出版的东京工业大学教授渡边利夫和庆应大学教授小岛朋之合著《毛泽东与邓小平》一书对“南方谈话”的背景、作用、意义等进行了评析。1997年2月邓小平逝世后，国外各大新闻媒体都对邓小平政治生涯作出了总体评价，其中很多文章将“南方谈话”作为邓小平革命生涯中的重要事件作了评述。如2月20日，《纽约时报》发表专文，将“南方谈话”作为邓小平政治生涯的最后一个重要篇章进行考察。同时，《纽约时报》还选登了邓小平的六条重要言论，其中有两条为“南方谈话”内容。[4]
其次，90年代国外学术界将“南方谈话”作为新时期改革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进行评述。如1993年初，美国哈佛大学政治系裴宜理教授在《亚洲调查》发表年度观察论文《中国1992》，首当其冲的就是对“南方谈话”的记述和评价。文章指出：“1989年北京风波后，如果有人对中国领导人对改革开放的态度有所怀疑，这种怀疑在1992年烟消云散了。这年一开始，邓小平对深圳经济特区进行公开视察。邓小平在这次视察中宣布继续深化改革开放……这一年的发展尤其是十四大的召开证实了这种预测。”[5]同时在一些对中共十四大的研究中也涉及了对“南方谈话”的考察。如1993年初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梅瀚澜在《中国商业评论》杂志发表的《坚持邓路线》、日本久留米大学小竹一彰教授在《国际问题》杂志发表的《中共十四大的政治意义》等文章，都分析了邓小平“南方谈话”与中共十四大的关系，他们都认为“南方谈话”为中共十四大的改革日程奠定了基调。[6]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经济研究所副所长B.波尔加科夫也认为“南方谈话”全面阐述了市场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彻底为中共十四大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和正式承认市场杠杆在社会资源配置中的主导作用作了准备”[7]。
值得注意的是，90年代还出现了对“南方谈话”的专题研究。如1993年8月美国科尔比学院政府系助理教授赵穗生发表《邓小平南方视察：后天安门时期中国的精英政治》一文[8]，将邓小平南方视察作为1989年6月至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期间最重要的政治事件进行了专门研究。作者运用《人民日报》、《北京周报》，香港《明报》、《镜报》、《南华早报》等报刊所披露的资料，较深入地挖掘了“南方谈话”的背景和目的，详细介绍了“南方谈话”的内容，并分析了这一政治进程产生的影响。由于作者有北京大学硕士学位、80年代赴美留学的华人学者背景，因此该文是90年代国外对“南方谈话”最为深入的专题研究之一。
进入新世纪以后，国外对“南方谈话”研究成果虽然不像90年代那样集中，但是研究深度却有了明显的拓展。首先，随着国内《邓小平八次南巡纪实》(童怀平、李成关著，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等著述对邓小平南方视察行程和更多谈话内容的披露，国外对谈话内容的了解更为全面详细；其次，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和中国国力的日益强盛，“南方谈话”对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的深远影响越来越为国外学者所认识，他们将“南方谈话”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重要的政治里程碑”[9]，从中国发展的视野来评述“南方谈话”的地位和影响，从而使得国外学者对“南方谈话”所产生的影响的认识也越来越深入。再次，随着对“南方谈话”研究的深入，国外出现了专门的研究著作。2000年4月，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专门组织召开了“邓小平的南巡遗产与中国发展”的国际学术会议，从“综合评价”、“经济增长与转型”、“社会活力与经济转型的影响”、“思想解放”、“法律改革与更有效的政府”五个方面全面探讨了“南方谈话”对中国发展的深远影响。2001年，由该所所长黄朝翰和郑永年主编，东亚研究所将会议论文结集出版，书名为《南巡遗产和邓后时代的中国发展》。该书是迄今为止国外学术界唯一的关于“南方谈话”的专题研究著述。
此后虽然再没有专门的著作问世，但是国外关于中国改革开放历程、中国政治经济改革以及邓小平生平思想的研究著述，无不将“南方谈话”作为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予以较深入的阐述。其中代表性著作有以下四部：一是美国波士顿大学中国问题专家、国际关系和政治学教授傅士卓2001年出版的专著《天安门以来的中国：转型期的政治》[10]，它以不小的篇幅详细记述了邓小平以“南方谈话”来推进改革进程的前前后后，尤其是对90年代初中国的政治、思想形势予以了深刻分析。二是英国《卫报》主编、中国问题专家约翰·基廷斯所著《中国变脸：从毛到市场》[11]一书，该书以专门的章节“邓小平重塑中国”记述了“南方谈话”的背景和主要内容，尤其是对90年代初中国普通百姓的社会心态予以了较全面的描述，使作者对“南方谈话”背景的分析较为深刻。三是美国罗伯特·劳伦斯·库恩博士回顾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历史进程的著作《中国领袖在想什么：中国改革30年内幕》[12]一书，该书专门以“邓小平的南方之旅”一章来分析“南方谈话”时的国际国内形势，详细介绍了邓小平南方视察的具体行程和谈话的主要内容，以及“南方谈话”后中国加快改革步伐的进程。四是2011年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傅高义的最新著作《邓小平与中国的变革》，该书第23章“邓的压轴之举：1992年南方谈话”以大量的篇幅对邓小平南方视察时的国际国内形势、南方视察的具体日程和主要谈话内容进行了详细介绍。除了公开资料，该书还运用了对当时陪同过邓小平视察的官员进行访谈的口述资料，使之成为迄今对“南方谈话”记述最为详细的著作，甚至超越了国内的报道和有关著述。同时，作者对“南方谈话”给予的高度评价也是比较突出的，如作者指出，1992年邓小平退居幕后的时候，他已完成了150年来中国历任领导者孜孜以求却未能达成的使命：他和他的同事们终于找到了一条富民强国的道路。[13]
二、国外研究的主要内容和观点
综观20年来国外学者对“南方谈话”的研究，基本围绕“南方谈话”的背景、南方视察的行程和谈话内容、“南方谈话”的意义和深远影响等几项内容来展开。总体来看，研究视角越来越全面，观点越来越深入。
(一)“南方谈话”的背景
国外学者将“南方谈话”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来观察，他们首先分析的就是邓小平为什么在1992年初进行南方视察并发表重要讲话。他们从当时的国际形势、国内形势、邓小平个人认识三个层次进行了较全面的分析。
1.国际形势
国外学者分析了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国际形势，认为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提倡市场经济，是中共领导人针对当时的国际形势，主动作出的战略调整和战略决策。具体来说，他们是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解读的：
(1)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使中共面临巨大挑战。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社会主义处于低潮之中。世界各国都注视着中国，关注着中国将如何应对。因此国外学者在考察分析“南方谈话”的背景时，普遍将苏东剧变作为首要因素，将发表“南方谈话”视为邓小平等中共领导人总结苏东剧变的教训而作出的战略思考。如国际问题专家、乔治亚理工大学教授约翰·加弗1993年就指出：“邓小平从苏共垮台中得出的最主要认识就是只有继续改革开放才能拯救中国共产主义。邓小平认为，中国与苏联社会主义的最大不同在于：中国自1978年开始实行深入的改革开放，而苏联经济继续停滞在集中控制、强迫平均主义，国际上的孤立和思想的教条主义。中国道路的正确性已经为1978年后的经济发展和中共成功应对天安门事件所证明。放弃改革开放道路，只会使中国和中共走向苏联和苏共的命运。”[14]1994年，日本学者渡边利夫等人也明确指出：“由于1991年末苏联的解体，中国成了世界上最后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共产党统治体制怎样才能幸存下来呢？邓小平坦率地承认有人忧虑和怀疑社会主义的命运和前途，他表明要靠经济和发展解决生存问题。1992年的‘南巡讲话’就是为了这个目的。”[15]新世纪之初，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郑永年对此作了更深入的分析，他说：“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垮台使改革领导者尤其是邓小平认识到推进国内改革是何等重要和迫切。当许多人将共产主义的崩溃归之于西方的努力时，邓小平指出国内因素才是根本原因。邓小平正确地分析指出，苏联、东欧国家人民反抗和推翻他们的共产主义政权是因为那些国家的共产主义政权不能推进国家经济发展，不能满足社会的物质需要，才导致他们失去了执政的政治合法性。如果中国共产党想要避免这样的命运，当务之急就是找到经济发展的新方法。”[16]
(2)冷战的结束改变了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战略地位。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标志着冷战时代的结束，原有的战争威胁没有了，这是中国追求和平发展的大好机遇期；但同时美国从此成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中国面临霸权主义的威胁和国际竞争的压力。国外学者研究了这种形势下邓小平对这一问题的战略思考，认为邓小平预测到冷战结束后，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将进一步恶化，中国不得不成为国际事务的中心。中国应该在世界事务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但是当时中国没有能力做到这一点。“为了能够在未来起到这种作用，中国在世界事务中采取低姿态的同时，必须继续集中于国内的发展。而赶上西方国家最好的方式仍然是学习西方制度，也就是资本主义。”[16](p.182)
(3)应对西方国家“制裁”，打破西方政治影响。“八九风波”后，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无理的“制裁”。一些国外学者认为，在这种压力下，加快经济改革以打破西方的政治影响是邓小平等人作出的战略决策。如郑永年指出：“虽然一些中国领导人谴责西方干涉中国内部事务，但是邓小平的想法却是十分不同的。邓小平认为八九风波是多年来‘资产阶级自由化’与西方‘和平演变’的结果，所以需要打破西方的政治影响。然而邓小平认识到必须主动改善中国的形象及其外部关系，尤其是与大国的关系。为此他主张加强政治控制与经济自由化并举，即一手抓政治控制，一手抓经济改革。在邓看来，只要中共牢牢掌握政权，资本主义对共产主义体制来说不是坏事。”[16](pp.181～182)
2.国内形势
国外学者回顾了“八九风波”后中国的国内形势，认为当时中国存在着不利于进一步经济改革的政治气候，这促使邓小平不得不以“南方谈话”来推进改革。
(1)改革的负面结果影响了人们对改革的信心。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的经济过热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有效遏制，到1988年，中国出现了严重的两位数通货膨胀。国外学者认为这极大地打击了人们对经济改革的信心。如黄朝翰分析指出：“甚至自由派改革者对1988～1989年经济改革所产生的以两位数通货膨胀为标志的负面结果而感到灰心丧气。随着新中国成长起来的大部分人们都没有经历过通货膨胀。”为了遏制通货膨胀，1988～1991年中共中央对经济实行全面的治理整顿。国外学者指出治理整顿又不可避免地伤害了很多人、很多企业的利益。“总之，在邓小平南巡前夕，很少有人能够看到进一步经济改革的潜在有利影响，而很多人尤其是北方人，实际上对在这样不确定的政治经济形势下推进改革怀有疑虑。”[17]
(2)对改革速度、方向的不同意见。80年代末90年代初，历经中国国内的政治风波和苏东剧变，有的人一度主张暂时搁置改革方案，等待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好转后再进行改革。在这种形势下，国外一些媒体揣测中国高层领导分裂为保守的反改革者与自由派改革者。国外一些学者驳斥了这种观点，认为这种看法夸大其辞，指出实际上中央领导层在赞成改革开放的主张上是一致的，只是对改革速度、改革的市场化方向有争议。而思想界、理论界对改革开放姓“资”姓“社”的争论，就是这种争议的表现。[17](p.39)
国外学者认为，在对改革速度和方向存有争议的情况下，中国的经济改革失去了动力，经济增长缓慢，这一点在“南方谈话”前夕非常显著。如日本学者小岛朋之认为：在“南方谈话”之前，中国的经济虽说已从不景气的低谷走了出来，但还很难说已经恢复了活力。有人担心深化改革可能与否定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有联系，也可能与利用和平手段引导社会主义中国崩溃的“和平演变”战略有联系。而且，事实上那种认为资本主义有害东西的流入同扩大开放和引进外资等有联系的批评一直没有中断。[15]小竹一彰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日趋增强的重视市场的想法在90年代初出现暂时的大倒退，虽然1991年2～4月《解放日报》发表了署名“皇甫平”的评论，但此时重视市场的想法似乎没占多数。[6]“对邓小平来说，中国走出困境的最有效办法不是搁置改革或放慢改革进程，而是加快改革和深化改革。”[17](p.39)因此，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不得不进行个人干预，来重启改革进程，这个插曲就是南巡”[9](p.4)。
3.对邓小平的个人认识
国外学者还从邓小平个人角度，考察了邓小平能够在关键时刻发展其改革思想、作出加快改革进程决策的原因。
(1)邓小平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他们认为，邓小平的南方之旅很简单，但是它传达出的却是邓小平作为一个伟大政治家的品质。美国的米歇尔·奥克森伯格从多角度分析了邓小平的个人品质，包括他的雄心壮志、他对中国未来的构想和他的政治力量，认为这些因素使邓小平能够在发起新一轮改革方面有很大的自主权。在米歇尔·奥克森伯格看来，邓小平与中国近代史上很多伟大的改革者很相似，他们都从中国的思想、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诊断中国的问题，但开出的救国强国之方却各不相同。邓小平为90年代初中国面临的问题开出的方子就是加快改革进程。[18]
(2)邓小平在关键时刻的战略思考。黄朝翰强调：“邓小平之所以是一个伟人，就在于他对经济改革的战略构想与其他领导人不同。”他指出，南方视察前夕，邓小平取得了如下两点认识：一是认识到不继续改革开放的危险。“当时中国只完成了经济改革的初始阶段”，“未完成的经济措施已经对中国的经济增长构成严重威胁”。如果不继续改革，“建立在部分改革经济基础上的经济增长只会是虎头蛇尾，进一步的经济发展必须依靠深化经济改革”。二是希望建立市场体制。“邓小平不害怕市场。实际上，在那时他已经树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亦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7](pp.39～40)
国外学者还分析了邓小平选择到南方视察、寻求对其改革支持的原因。他们分析指出，南方有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在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进程中先于北方很多步；南方经济发展受到紧缩政策的威胁，更倾向于以进一步改革来推动其经济增长。也就是说，南方更愿意推进改革，建立市场体制。[17](p.40)
(二)“南方谈话”的内容和意义
“南方谈话”内容十分丰富，有着深刻的科学内涵，涉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各个方面。国外学者对“南方谈话”内容的概括不尽相同，有的比较全面，有的则作重点归纳，反映了他们对“南方谈话”精神不同角度、不同程度的解读。
日本学者横滨市立大学教授矢吹晋把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内容概括为七点，即：批评极“左”；对“姓资姓社”论进行反批评；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提出计划和市场只不过是手段；强调胆子要大一些；关于经济特区与外资企业；正确看待社会主义的严重曲折。但同时作者认为，“南方谈话”的中心思想是防止极“左”偏向[19]，这种认识无疑是片面的。与此类似，郑永年认为，邓小平对停止“姓资姓社”的争论，加快改革开放步伐的阐述，是“南方谈话”的主题[16](p.174)。东京工业大学教授渡边利夫则认为，“南方谈话”内容有三大精髓：一是发展生产力，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就是社会主义。二是实验的实用主义，就是说，市场、股市、证券等要实验性地试行。如果成功了，就把它作为自己的社会主义的东西而加以采用，倘若不是那样，就放弃，再选择新的方法。三是物质刺激政策，即让那些具有富裕资格的人、地区和单位先富裕起来的“先富论”。[20]应该说，这些对“南方谈话”思想精髓的认识都不够全面、不够准确。
理查德·伊文思认为，邓小平视察南方的谈话中阐述的两大主题是经济发展和政治改革。他指出：在发展问题上，邓小平强调“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路线是正确的，不能改变，必须大胆地、创造性地贯彻这条路线。邓小平同样批判了那些对经济改革持批评态度的人，这说明邓小平认识到他们对自由化的反应过头了，甚至已威胁到经济发展和全民士气，所以需要阻止这种反作用力。在政治问题上，作者认为邓小平同过去一样，主张搞好社会秩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把青年人提拔到党的领导岗位上来，创造性地使用马克思主义。[21]
与对“南方谈话”主要内容和精神的不同解读相联系，国外学者对“南方谈话”作用与意义的认识也深浅不一。总的来说，他们从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对“南方谈话”的作用和意义进行了阐述。
1.“南方谈话”是邓小平理论成熟的标志。日本渡边利夫教授和小岛朋之教授在其合著的《毛泽东与邓小平》一书中认为，“南方谈话”是邓小平思想精华的集中体现，是邓小平理论成熟的标志。他们在书中写道：“‘南巡讲话’是邓小平思想的精华。邓小平思想的核心似乎完全凝聚在这一段讲话中……邓小平的思想也可以在其晚年的思想与行动中看到精髓。”[22]
2.“南方谈话”全面、深刻地阐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基本观点，为中共十四大奠定了基调。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副所长B.波尔加科夫指出，自80年代中期开始，邓小平就市场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曾作过多次论述，而在1992年南方视察时“对这个问题作出了全面的阐述，彻底为中共十四大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和正式承认市场杠杆在社会资源配置中的主导作用作了准备”[7]。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小竹一彰梳理了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对引进市场所持的积极态度，认为它不仅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理论的原型，而且为中共十四大报告定下了基调，因为中共十四大报告就是以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为指导思想起草的[6]。
3.“南方谈话”重启改革开放进程。在这一点上，国外学者的看法是一致的。如傅高义指出：“邓小平的南方之旅再次为改革开放指明了方向，人们包括计划经济捍卫者在内尽管勉强但也开始逐渐接受市场和对外贸易发挥更大的作用。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受益于国内外市场，改革开放的政策变得不可逆转，中国再也无法关闭1978年后就已打开的大门了。”[13](p.689)郑永年也提出，“南方谈话直接造成了史无前例的变化，不仅产生了强大的改革新动力，而且为改革和发展指出了新的方向。”[16](p.174)
(三)“南方谈话”的作用和影响
经过20年的历程，“南方谈话”对中国社会发展产生的深远影响也日益为人们所认识。对此，国外学者从两个层次上进行了研究。
1.“南方谈话”促进了经济大发展。“南方谈话”解除了束缚经济改革的思想桎梏，启动了新一轮的经济改革，使中国经济发展在很长时间内呈现了非凡的高增长。这是国外学者研究“南方谈话”所每每论及而达成的共识。有的学者集中分析了1992～1999年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13](p.688)。有的学者则分析了1992年以后外国对华直接投资，认为“南方谈话”很成功地向国外传递了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的信号[17](pp.45～46)。
与此同时，也有学者就“南方谈话”对经济、社会产生的消极影响进行了研究，如黄朝翰指出，“南方谈话”以后中国两位数的经济增长率导致经济过热、收入差距扩大、社会矛盾加剧等，而且流入的巨额外资中相当一部分进入了大城市的投机性房地产市场。但是他认为，“南方谈话”的积极作用远远超过其消极影响，如果没有南方谈话，“今天的中国人不会达到比较舒适的生活水平，亦即邓小平所说的‘小康’”。[17](p.46)
2.“南方谈话”影响了中国人思想观念的变化。“南方谈话”之后，中国人的思想观念也逐渐发生了很大变化。“南方谈话”发表不久，国外即有学者意识到这一点，对此进行了研究。如法国学者夏泰宁系统考察了“南方谈话”对中国人思想观念变化的影响，指出“南方谈话”后，中国人在思想上、观念上的最大变化，莫过于政治意识的迅速淡化和经济意识的迅速增强。这一点也为日本学者矢吹晋所认同，他指出，“南方谈话”之后，人们“一心一意地想通过发展经济提高生活水平”[19]。其次，夏泰宁认为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提出的“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在中国人中引起了极其强烈的共鸣，中国人认识到当前是中国经济发展的良机，要抓住发展机遇。[23]
3.“南方谈话”对中国政治产生了深层影响。国外学者一般都认为，“南方谈话”促进了经济发展，而中国共产党正是从经济成就中加强了其政治合法性。除此之外，有学者进一步探讨了“南方谈话”后经济大发展对中国国内政治的深层影响，作出了不同的结论。如郑永年认为，“南方谈话”几乎影响了中国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每个方面，但最大的变化是社会秩序的变化，即从思想构建的社会秩序转变为以利益为基础的社会秩序。[16](pp.173～193)美国鲍登学院亚洲研究中心副教授兰斯·戈尔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认为中共并不存在认同危机，中共的政治改革没有也不会超出邓小平理论范围：党的领导、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公有制为主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等，都是邓小平政治建设中的重要支柱。[24]
三、结语
总的来说，经过20年的发展，国外对邓小平“南方谈话”的研究呈现了逐渐客观深入的局面。例如，在分析“南方谈话”为什么广为全党全国人民接受时，有的学者已经不再过于强调邓小平个人的威望，而是开始将研究的视角转向普通群众，分析他们的社会心态。[11](p.251)
在评价“南方谈话”精神及影响时，有学者突破国外尤其是西方所认为的“南方谈话转变了中国的发展方向，中国走向资本主义”的错误论断，开始承认并认真分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特征。如罗伯特·劳伦斯·库恩指出：如果把“资本主义”定义为对工人进行无情剥削，或者定义为工业革命在19世纪到20世纪初欧美社会中的残酷表现，那么中国的确不是在搞“资本主义”；如果把“社会主义”定义为合理均衡的社会，定义为政府调控宏观经济和部分产业的社会，那么中国的确也没有逐步放弃“社会主义”[25]。也有学者开始认真研究邓小平的共产主义信仰和他关于社会主义的具体论述，如兰斯·戈尔指出：“苏东垮台后，当全世界都相信共产主义已经都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时，邓小平却坚定地宣布了他的共产主义信仰”，“邓小平是最被世界误解的共产主义者，虽然他被毛泽东怀疑为资本主义路线者，被西方媒体描绘为隐秘的自由派，但是他对社会主义(作为一个通向共产主义的历史阶段)的信仰以及在中国如何实现它的认识是一贯的、相当的稳定的”[24](p.202)。
国外学术界的这些认识，对于国外社会正确地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正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性质及中国的未来，无疑是有很大帮助的。
［收稿日期］2012－0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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