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理论：世纪之交的思考（七则），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艺理论论文,世纪之交论文,七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光阴荏苒，转眼之间就是百年。在20世纪行将结束其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的步履的时候，追溯其来路，探寻其去脉，该是一件甚有意义的工作。参加本笔谈的江苏学者长期从事文艺理论教学、研究工作，其感触也多，其思考也深，形诸文字，公诸社会，与人分享欣悦、分担忧患，并一起对未来作充满期待的前瞻，此举之裨益尽可了然。笔谈尽为短制，角度也都不同，仁智互见，诚如是，或能集思广益，举一反三。
清理文艺理论概念库 王长俊
打开文艺理论概念的仓库，我们发现，至少存在以下一些问题：有些概念比较陈旧，如“人民性”等；有些概念不够准确，如“创作方法”等；有些概念含糊不清，如“纪实小说”等；有些概念没有什么价值，如“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等；有些概念是从自然科学中生搬硬套来的，如“熵”等；有些概念属于滥造新词，如“美悦作用”等。此外，还有一点比较突出，那就是外来的新概念，充斥我们的概念库中，如“意向性客体”等……
概念，作为理论的细胞，必须充满活力，这是保证理论之树常青的基本条件之一。我们的文艺理论概念库中，存在着如此之多的问题，这就提醒我们的文艺理论工作者，必须深刻反思，认真清理，重新建立起文艺理论概念的新系统。
认真清理和重新建立新的文艺理论概念系统，必须明确一个出发点，那就是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因此，我们应当首先立足于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仔细看一看传统的文艺理论概念库中，有没有管用的东西。粗粗检索，我们不难得出结论：不但有，而且很多！例如“意象”、“意境”、“气韵”、“妙”、“味”、“趣”、“刚柔”、“形神”、“虚实”、“格调”等等，真是琳琅满目。张戒说：“大体句中着无意味，譬之山无烟云，春无草树，岂复可观？”“意味”这个概念，就很有生命力。克莱夫·贝尔所提出的那个著名的审美假说——“有意味的形式”，其核心不是一个“意味”么？再说“妙悟”这个概念，它本是中国禅宗的重要范畴之一，后被引进文艺理论与美学中。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说：“凝神遐想，妙悟自然，物我两忘，离形去智。”严羽在《沧浪诗话》中说：“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妙悟”，强调创造性的把握，强调感性与直觉力，强调想象性，强调主客体之间的勾通与契合，强调难以名状的心理满足感，它对解释创作心理与鉴赏心理，不是一个十分有用的概念么？
文艺理论概念，既要有科学性，又要有内涵的丰富性和外延的确定性。我国传统理论中的许多概念，都符合这个要求。例如“感兴”这个概念，就比“审美感受”的内涵要丰富得多！“审美感受”只告诉我们审美主体对审美对象的一种受动的感知，而“感兴”一词，就不止于此了。据《文镜秘府论》的解释：“感兴势者，人心至感，必有应设，物色万象，爽然有为感会。”这就指明，它是感性活动，既有对客体进行审美体验的意思，又有瞬间领悟的意思，还有感于物而怡然自乐的意思。
东西方有些概念意思相近，我们应该在充分比较的基础上决定取舍。非常遗憾的是，我们以前没有重视这项工作。举个例子吧，关于审美态度的理论，西方人讲“静观”，我们也跟着讲了。其实，中国先秦时代就提出的“虚静”这个概念，就很好。“虚静”，既有凝神观照的意思，又有排除杂念、超越直接功利、保持心境空明的意思。英国的鲍桑葵在《美学三讲》中大谈“静观”，却又批评“静观”，说什么“我对（静观）这个字眼感到很不舒服。”既然如此，我们何必要把“虚静”弃之于一旁而不用呢？
我们主张从我国丰富的古代文艺理论遗产中进行发掘，寻求至今仍然富有活力的概念，并以此为基础，建立起新概念系统，但并不排斥从国外引进对于我们有用的概念。像“典型”、“现实主义”、“陌生化”、“期待视界”、“移情”等外来概念，事实证明它们具有生命力，就不可以拒绝。新的概念系统，必然要体现东西方交融的原则，然而这种交融，又必须“以我为主”。否则，未来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将从何谈起呢？
文艺理论新的概念系统的建立，除了发掘传统、借鉴外国这两方面以外，还要依靠今人的创造。当已有概念不够用的时候，就要创造新概念了。理论的发展，必然呼唤新概念的诞生。新概念的创造，是一项十分艰巨而又严肃的工作。应当竭力避免主观随意性，要严格防止新概念的泛滥。
一点思考 包忠文
我总以为，任何一种文艺理论范式或话语都处在“历史——现实——未来”这三种关系的交错和变动之中，都是在一定的历史语境中产生、发展，因此，在这世纪之交，要探讨当代文学面临的挑战、发展的趋向，我们应当回答：我从哪里来？我在哪里？我向哪里去？
20世纪是中国社会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动的世纪。中国的审美文化、文艺理论在20世纪的发展，是在现实的政治、经济、文化变革的驱动下，在中西文化的剧烈撞击中实现的。而贯穿其间的一个世纪性课题是：如何实现文学及其理论的民族化和现代化？如何构建既属于自己的时代的、又属于自己民族的新的文艺理论体系？面对这一基本课题，尽管有数代人不懈探索，虽然也取得许多突破和进展，但终究未能建立起一种具有时代独创性并能够满足现代中国人的审美需要的新形态的文艺理论。能否这么说，20世纪真正的中国文艺理论尚未形成。
“我从哪里来？”这是历史语境问题。如从文艺理论模式的角度来考察，本世纪80年代之前，我国文艺领域逐步形成了五种具有代表性的模式。这就是：(1)以欧美的人性论、人道主义为根柢的文艺理论。它从“人性”的视角讲文艺的真、善、美，讲文艺的时代性、民族性、全人类性、个人性和永久魅力；从人的艺术观照的基点上，阐述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和艺术创建中的再现、表现形式及技巧，等等。(2)以前苏联的反映论意识形态学说和党性原则的基础构建的文艺理论。它以阶级性、倾向性、真实性和典型性为核心范畴，并以阶级斗争、政治斗争为主要线索来考察文艺中的风格、流派、思潮和方法等问题。(3)庸俗社会学体系。它是我国极“左”文艺思潮、路线的理论支柱，来源于苏联的“拉普”的文艺思想、程朱理学和政治上左倾思潮的揉合。它运用社会学、政治学来机械地解释文艺问题，讲文艺“从属于政治”，以政治代替文艺，以政治学代替文艺学，否认艺术的独立性和特殊性。(4)传统的文艺理论。它以“天人合一”和“人、文、道”互渗的角度来确立自己的文艺本体观，并从神、理、气、味、格、律、声、色诸种因素相融合中阐述文艺的内含和特点。“文以载道”和“文贵自然”，是20世纪以来讲古代文论的两种主要趋势，并形成各自的理论思路。(5)立足于“中西化合”和“古今中外化”的思路和方法而构建的文艺理论体系。从王国维的诗学，到鲁迅的文论和毛泽东的文艺论著，可以看到他们沿着这条思路所做的努力。他们所建立的理论，根植于现实的文艺变革，“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鲁迅：《文化偏至论》），既反对照搬外国的“横移”态度，又反对死抱国粹、不求进取的“拟古”态度，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和民族特点。应当指出，这种理论，并不是统一的，存在着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分野，但对于前面四种或以“西学”为体、或以“苏学”为体、或以“国学”为体的理论思维都是一个反拨，是走在文学的民族化、现代化的正道上的。
“我在哪里？”这是现代的坐标问题，我国文艺理论思维空前活跃，西方的科学主义、人文主义的文化艺术哲学被广泛地引进来，我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从文艺思潮的演变看，有两种趋势值得注意，一是马克思主义的文艺学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其显著的标志为邓小平同志关于“文艺和政治关系密切，但不从属于政治”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命题的提出。这一命题的确立，既纠正以政治代替文艺的“左”的片面性，也避免了以文艺代替政治的右的片面性，确立了文艺在社会、文化中独立存在的价值，文艺自身的客观规律。
新时期文艺思潮的第二种趋势为：我们文艺界的某些人面对西方文化艺术思潮的传播和挑战，在理论上混淆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和庸俗社会学的界限，并进而以西方的科学主义、人文主义所宣传的世界观、人生观、审美观来批评、否定以至代替马克思主义的文艺学。比如有的论著曾经提出，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主义各执一偏，在方法论上各有片面性，应当把两者“结合统一为一整体”，并且断言这将是21世纪世界文化的基本模式。这似乎是鼓吹指导思想多元化的一个典型的论点。它的要害在于否认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世界观体系及其在我们社会、文化中的领导地位，并从根本上抹煞了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主义在世界观上的本质的区别。
我国文学理论的“未来走向”，将面临一系列两难课题：首先是如何看西方文化参照的问题。一方面西方审美文化的引进，确为中国审美文化展开了广泛的当代视野，并改变了中国当代的审美文化形态。但另一方面，当代西方审美文化中深藏着一种“西方中心”的后殖民主义权力话语，它又使中国文化在与西方的交流中失去了对等地位，甚至丧失中国文化自身。其次是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的视野融合问题。中国当代文化面临着五千年来的中国文化传统，“五四”以来的新文化传统，以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的传统。如何从历史和美学的结合上，在当代的理解和解释中重新确定历史的功过、是非和传统，并在此基础上创造新的当代审美文化？第三个问题是怎样使当代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视界融合的问题。科学主义向文学艺术领域的渗透，一方面拓展了文艺创造和研究的思维空间，取得不容低估的进展，另一方面又使文学艺术丧失了人文特点，沦为科学的附庸。而随着当代人文主义的兴起，人们开始探讨文学艺术作为人文现象不同于科学现象的基本品格，探求人文主义的历史本体论，从而打破了科学主义在人文科学中的垄断。文学艺术是人文现象，还是科学现象？文艺学是人文科学，还是社会科学？这又是一个两难课题。如何从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视界融合中开辟途径，探索未来审美文化的方向，也应当是我们思考的一个重点。第四个问题是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在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中的地位和关系问题。中国新文学发展的实践表明，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是可以互相调和的。比如鲁迅、郭沫若的创作就是如此，王蒙的创作也是如此。但是，后现代主义是一种消解哲学，它消解传统、离析规范、强调否定，不承认任何确定的东西。后现代主义是相对于现代性而言，是对于现代性的消解。而在中国，现代性尚未定形，因此后现代主义在中国不具现实的基础。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后现代主义要求突破“知性分析”的桎梏，突破现存的僵化教条，“越名教而任自然”，这对于我们整体地把控人生，贯彻“从具体到抽象”、“又从抽象到具体”的辩证思维方法，又是一个促进。90年代末，从我国文坛上出现的“新”的、“后”的这两种现象中，我们多少可以看到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相调和”的迹象。
面向世界，善于自处 应启后
20世纪文论，在欧美诸国，新声迭起，学派林立，摩肩接踵，喧闹沸扬。新观念、新方法的兴起，又不等于原有的观念和方法就此消亡。于是众说杂处，多样互补，让我们看到五光十色的万花筒般的景象。
下一世纪文艺理论将怎样发展？有学者预测会出现大整合；多样化的格局将有所消解。我看还难说。整合固会出现，新的分化也不可免。社会加速前进和文艺本身大幅度演变将使文艺理论面临更多新矛盾、新课题。其它学科在可能超出我们想象的新进展中会加大其对文艺干预和渗透的力度。这一切使我们有理由推想文艺理论日新月异、多姿多态的势头在下一世纪还会增强。
面对这样的世界潮流，我们当善于自处。有鉴于我国文论本世纪历程中的经验教训，我以为首先需要积极参与，在参与中广泛交流。艺术王国本是纷繁复杂的。不同研究者视野、视角有差异，观念、方法有区别，这不仅不足为奇，而且总的说来有助于扩展和充实人们对文艺的认识，有利于全面、深入地探寻文艺的奥秘。文艺学的整体发展与隆盛，离不开多种多样文艺理论之间的对话、交流、互相启发和促进。
回顾本世纪前期，“五四”新文化运动风气所及，我国文论显示过了解和参与世界潮流的强烈愿望，在对话和交流中，多种文艺观念和方法曾竞相活跃。然而本世纪中叶以后，我国文论逐渐放弃参与，退出交流，走向自我闭塞，以致在一个长时期内基本上与世隔绝，处于滞后状态。造成这种局面，客观上缺少得以参与和交流的条件和氛围固然是原因之一，同时也与主观认识上的严重偏差相关。在我国，文艺研究应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是我们的一条根本经验，今天仍应这样做。但在过去一个长时期内，人们实际上把这种指导作用歪曲成了十分简单地、强烈排它地定于一尊。似乎对一切文艺现象的解释，对任何一个具体的文艺问题的探讨，都可以而且必须由独家“承包”，其他各种文艺理论不是应该打倒的异己，就是多余无用的废物。尤为严重的是那时充斥于文艺理论和批评中的机械论、庸俗社会学的观点和方法，都被当作马克思主义原理而独尊，这就不仅断送理论活力，而且造成摧伤艺术的恶果。
进入80年代以来，在改革、开放大潮中，我国文论重新睁眼看世界，参与和交流的意识全面复苏。十年之间，把本世纪流行于欧美的各种文艺观念和方法几乎全部介绍引进于国中，呈现前所未有的多样活跃态势。尽管这像是一次速成补课，但毕竟已从中得到了很多借鉴，促进了反思，为我国文论今后的建设和发展注入了生机，开通了前程，厥功至伟，洵不可没。
当前如有值得注意之处，就是要防止目迷五色，难以自持，见“旧”即厌，唯“新”是趋。有那么一种倾向：似乎只要是新的，就是好的，越新越好；传统的东西则都只配弃之如敝屣。近十年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屡遭无理责难和否定，这无理中的“理由”之一就是“陈旧过时”！然而正如好些研究者所指出，恰在近十年欧美文论中，以新历史主义、黑人文艺运动、女权主义等为代表，出现了“回归”热，诸如意识形态论、社会历史批评、把文艺与政治相联系的观点等又受青睐，马克思主义理论又被一些学者看重。这些不正是我们有些人所厌弃的“旧货”吗？同时，我们趋之若鹜的一些“新潮”理论，在欧美则已处衰落之境。这一有趣的对照，实可发人深思。要而言之，文艺理论发展演变过程中的新旧关系，实在是“剪不断，理还乱”，不好绝对化的。即如文艺本体内部研究，当今它在欧美已处落潮，但我们察觉到这一点之后，最好也不要迫不及待地宣布它“陈旧过时”，已入末路。因为虽然作为一种思潮，它已呈退落之势，而作为既成的富有特色和影响的理论类型和批评方法，它还将长期保持一定的扩张渗透力。而且谁敢担保它在未来某个年代一定不会再掀波澜，重又时髦呢？
上一次世纪交替后不久，鲁迅曾希望“明哲之士，必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校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施之国中，翕合无间”，以期“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我感到把这几句精彩的话移用于今天，作为对于面向世界的中国文论的跨世纪企望，仍非常合适。
文艺理论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陈辽
从孔子的“兴、观、群、怨”诗论到王国维的“境界说”，在中国封建时代的文论中，既有大量的封建性的糟粕，也有不少民主性的精华。而“文以载道”说，在封建社会里则占有统治地位。“五四”新文化运动后，中国的文艺理论是三足鼎立：一是来自苏俄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二是移自西方的文艺理论；三是源自古代的文艺理论。新中国成立，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占有主导地位，对西方文论进行了批评，古代文论也受到了清理。但是，来自苏俄的文艺理论，虽说大体是马克思主义的，却还有机械论的、庸俗社会学的成份，包含着一些“左”的倾向。因此，当“左”的政治思潮在我国抬头，文艺理论中的机械论的、庸俗社会学的成份，立即与封建的“文以载道”论结合起来，衍变而成片面性极大的文艺为政治路线服务，为政治服务那一套文论。这是“文革”何以从文艺方面首先开刀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也是“文革”前的17年，我国的文艺工作尽管在马克思主义文论主导下取得了重大成就但又多次遭受严重挫折，在“五大战役”中文艺界大伤元气以及出现了一大批冤假错案的根源所在。
“文革”结束后，特别是新时期到来后，文艺界拨乱反正，文艺理论也进行了恢复马克思主义文论本来面目，揭批“四人帮”的荒谬理论，继承中国古代文论中的精华、吸收西方文论中的合理内核等大量工作，终于从90年代起，我国文艺理论出现了新局面。当今中国文艺理论就是这么走过来的。
处于世纪之交的中国文艺理论又是个怎样的现状呢？用一句话可以概括：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指导下的“五论”并峙。第一位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美学的、历史的文论，这是多数文艺理论工作者所运用的，但已经在当今的历史条件下有了许多发展。在文艺本体问题上，不是简单地提文艺是现实的反映，而是主张文艺的本体是感情化的现实（包括历史）和现实化的感情；在文艺价值问题上，不是光讲社会价值，还讲商品价值，主张二者的统一；三是在文艺反映论和文艺主体性问题上，主张在坚持文艺反映论的前提下两者的结合；四是在文艺的功能问题上，除强调文艺的教育、认识、审美功能外，还讲文艺的娱乐、宣泄功能；五是在文艺的典型问题上，肯定典型环境下的典型人物论，同时还讲典型的情绪、氛围、心态、人际关系等，把它们包括在典型论的范畴内；六是在古今中外的关系问题上，既主张纵向继承，又注意横向移植；七是在文艺的民族化、大众化问题上，强调既要民族化、大众化，又要创新化、陌生化，使两者统一；八是在创作方法问题上，既提倡现实主义，又鼓励多种创作方法的竞赛；九是在文艺体制改革问题上，主张文艺体制应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进行稳步、有序、符合文艺发展规律的改革；十是在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上，反对文艺回到文艺从属于政治的老路上去，但又强调文艺不能脱离政治，疏远政治。此外，在当今文艺理论领域内，还有西方的现代派文论和后现代文论；运用“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研究文艺问题的文论；直观的、印象的文论；考据的、点评的文论。“五论”在文艺理论领域内共存和角逐，就是当今文艺理论的现状。
在弄清了世纪之交的文艺理论的过去和现在这两大问题后，它将往何处去，也就可以作出回答：一是互补、趋同。经过共存、角逐，达到吸收、补充，最后趋同于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理论；二是更新。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文艺观念的更新，文艺理论也将不断更新；三是体系化。预期到2020年，我国将形成体系化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理论。
形式主义的困境与形式美学的再生 赵宪章
“形式”历来是文学理论的重要概念，更是20世纪文学理论的热点。相对以现实主义为主潮的19世纪来说，本世纪的形式主义对于文学的音韵、语义、修辞、叙事、结构、手法等形式问题，都展开了相当精细的分析，在某些方面甚至达到了很难在短期内超越的水平，延伸了人类观察和理解文学的地平线。但是，由于形式主义将形式推向文学的本体地位，必然导致文学的主体——“人”的失落，所谓“重要的不是诗所云，而是诗本身”，所谓“作家已经死亡”等，就很能代表他们的文学观。这种观念在方法上的具体表现就是割裂文学与现实的关系，将文学作为与人的现实活力无关的“封闭系统”进行研究。当然，纯粹作为一种“方法”，“暂时”割断对象与外界的联系本无可厚非，就象科学实验需将对象“封闭”起来一样。但是，形式主义却将研究的“手段”看做“目的”，将对于文学的认识“过程”看做认识的“终结”，其结果必然是将文学与“白纸黑字”等同起来。但是，“白纸黑字”毕竟不等于文学，文学是人文精神的审美表现而不是自然物理现象，因此，它不可能将“人”的生存状态“封闭”在文学之外。这是20世纪形式主义难以逃避的理论困境，也是他们从70年代开始便受到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诘难的重要根源。
当然，就不同流派来说，20世纪的形式观念和理论学说又很不相同：“俄国形式主义”主要是在文学的语言层面谈论形式，结构主义将形式定位在文本结构和叙事方式，格式塔美学所描述的是形式在审美活动中的整体心理效应，符号学赋予形式的是人类文化学的意义，至于神话批评的“原型”概念，实际上是柏拉图“理式”(FORM)的翻版……于是造成了“形式”概念的千差万别。这既是20世纪形式理论多元化的繁荣景象，也是20世纪形式主义的偏执和概念的混乱。之所以这样说，就在于他们并非从不同角度去研究共同的话题（形式），而是将各自不同的话题（形式的不同层面），推向归结为同一事物（文学）的本体，即在“本体”的意义上为自家的形式概念定位。这种以理论的偏执代替公允的真理，从而换取轰动效应的伎俩，是西学以“奇”制胜的一贯的学风。因此，当我们分别考察各流派的形式理论时，似乎是“各说各有理”；但是，当我们将整个20世纪的形式理论作一总体鸟瞰的时候，又会发现他们实际上都是“瞎子摸象”。
20世纪形式主义之所以走向偏执和极端，除其“猎奇取胜”的原因外，还在于他们多侧重操作性、技术性的精雕细琢，而对于形而上学的理性思辨缺乏应有的兴趣，所以并非每种形式学说都有一个能够统辖自己理论总体的哲学纲领。而“形式”概念本身是一个哲学概念，从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数理形式”到柏拉图的“理式”，再到亚里斯多德的“质料与形式”，以及康德的“先验形式”和黑格尔的“内容与形式”等，无不派生于他们的哲学体系，建基在坚实的哲学根石之上。因此，尽管这些古典形式理论也不无偏颇，但是在其哲学体系内能够自圆其说。20世纪的形式主义尽管没能摆脱哲学的纠缠，但是，整个20世纪的哲学本身就回避理性的追问，试图以经验的感悟和实证代替“形而上”的思辨。在这一背景下，文学理论家如果不去刻意建构能够笼罩总体的理性纲领，那么，那些操作性和技术性的“精雕细刻”便会不可避免地撒落为一堆石沙。从这一意义上说，形式研究摆脱20世纪困境的出路首先在于从哲学的层面总结已经取得的成就，即在形而上的层面对20世纪的形式理论遗产进行系统辨析，在此基础上建立具有现代意义的形式美学。
“形式美学”就是对形式的美学研究，或者说是从美学的角度研究文学艺术的形式问题。“形式美学”不仅不回避操作性和技术性的“形而下”问题，而且将“形而下”作为最直接的对象，但它并不拘泥于和局限在“形而下”层面，而是将古典美学的思辨传统与现代美学的实证方法融为一体，重在从哲学的层面全方位地考察形式的美学意蕴。在我们看来，这是使已经陷入困境的20世纪的形式研究摆脱偏颇和琐碎，从而获得新生，以崭新的姿态进入21世纪的有效途径。
人民是文艺永恒的主题 盛思明
本世纪中国文艺，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历来是与人民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这是20世纪中国新文艺发展的一条主线。历史的经验证明，只有与人民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文艺，才是生气勃勃的富有生命力的文艺。如“五四”新文艺，如30年代左翼文艺，如40年代解放区文艺和国统区抗战文艺，如50年代新中国文艺，如80年代以来的新时期文艺，其主流方面，无不表现出与人民命运息息相关的联系。因此，其作品受到人民欢迎，其作家受到人民爱戴，其理论能指导一个时代，从而在20世纪中国文艺史上写下了辉煌的篇章。而一切脱离人民的文艺，都是缺乏生气的没有生命力的文艺，其作家和作品很快就会被人们遗忘，在文学史上不会有它的地位，或者只能作为一种历史的教训留给后人记取。我们且不说三四十年代被毛泽东称为“以数量对质量”的国统区反动文艺之无价值，那是历史早就作出了结论的。就拿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大跃进”文艺和60年代中到70年代后期的“文革”文艺来说，虽然打着“为工农兵服务”的旗帜，但终因其在实质上脱离了人民，最终也只能在文学史上留下一片冷清的空白。因此，文艺与人民的联系，与人民命运的息息相关，这是文艺永恒的主题，也是文艺最崇高的使命。这虽然不是一个在理论上有创新意义的命题，但在实践意义上，却有着常青的生命力。任何新思想、新概念、新方法，最终都逃不脱人民实践的检验，而决定其存在的价值。
在本世纪中国文坛上，曾经出现过多种多样的文艺作品和作家群，产生过多种多样的文学思潮，有的也曾名扬一时，但真正经得起历史考验的，仍然决定于人民的弃取。这里不妨以鲁迅和胡适作一番比较。现在为胡适说话的人不少。胡适也曾是“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一员闯将，作为一个学者，也自有值得尊重的地方。但是他在转向以后，就脱离了与人民的联系，在光明与黑暗的斗争中掩盖了光明，粉饰了黑暗，这无论如何是一种历史的耻辱。而鲁迅却是在认准了方向以后愈来愈勇猛地向黑暗作斗争的战士，是一位面对着黑暗勇于呼唤光明的使者，他永远与人民联系在一起。鲁迅的方向才是中华民族的方向。
为人民的文艺，是不受金钱和权势支配的文艺。鲁迅所处的时代，是市场经济的时代，当时的金钱和权势都不在他一边，但他却拥有着中国最广大的读者群，其中聚集着许多时代的精英。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文艺更应不受金钱和权势的支配，而应直抒人民的胸臆。为人民的文艺应与拜金主义无缘，与弄权者无缘，与一切权钱交易无缘。今天之所以要强调这一点，是因为拜金主义正在腐蚀着人们的灵魂，权钱交易正在造就着一些令人生厌的弄权者。于是出现了一些反常的文艺现象：一方面是在金钱的诱惑下，背离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目标的庸俗文艺在市场上畸型繁荣；一方面是在金钱的压力下，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的严肃文艺或称高雅文艺却在文艺市场上步履维艰。这当然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应有的文艺现象，但它却严峻地摆在我们面前，使我们不能不认真对待。文艺作为精神产品，社会主义市场理应为人民的文艺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这个环境既在文艺的外部，也在文艺的内部。就外部环境来说，就是要下大力气整治社会风气，杜绝拜金主义赖以存在的社会根源，从根本上提高人的精神素质和文明程度。就文艺的内部环境来说，文艺家要重视自我灵魂的塑造，要有为人民服务的艺术追求，要看到外部环境的改造也有文艺家的一分责任。无论是文艺外部环境的改造还是内部环境的自我完善，都将是跨世纪的任务。在新世纪，中国文艺发展的前途，将是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途同命运的。
回顾与展望 赖先德
回顾本世纪我国文艺理论的发展历程，虽有不少曲折，但成绩还是令人鼓舞的。几十年的文艺理论研究，从好的方面看，一是文艺理论研究始终和现实的需要有较好的结合，二是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对待整体上认识文艺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从世纪之初梁启超倡导新小说理论开始，经过“五四”新文学运动，到二三十年代为人生的艺术，40年代大众化问题的讨论，直至粉碎“四人帮”后的拨乱反正，理论的研究始终和时代的发展同步前行，对文艺与社会生活，文艺与读者群众，文艺与作家的主体修养等方面的研究，都取得了不少成绩，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许多理论问题进一步深入，推动了文学创作和理论研究的发展。就问题方面看，则主要是研究的领域过于狭窄，深入的层面过于浅表，得出的结论过于简单绝对。由于经常受政治运动的影响，本来是文艺理论范畴的学术问题，常常被政治化，这就使许多文艺现象和关系被扭曲，结论经不起文艺实践的检验。
近十几年来，不少专家学者呼吁建立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体系，但到目前为止，新体系的建立似还存在不少困难，因为理论体系的建立并非易事，它既不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有关论述就能形成新的理论框架，也不能是各种理论学派观点的简单拼合，新的理论体系应当是对文艺现象中的各种因素和关系进行深入的研究之后，按其自身规律进行的整体把握。这，需要时间。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近期内似乎应多做以下一些工作：
重视基础理论研究。每一学科都有特定的研究领域和基础理论。作为社会历史文化现象之一的文学，既有区别于其他意识形态的独特性，又和其他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存在着依存关系。从整体看文学，它至少有三个明显的层次，即作为意识形态来说，它具有社会意识形态性；作为可观照的审美对象，它具有审美特性；就其使用的媒介来说，它不同于非语言艺术而具有文学性，在每一层次中，又都有许多关系和层面。过去我们的研究偏重在第一层次而忽视其他层次，因而缺乏对文学整体的深入认识。由于层次不够深入，理论概念也较贫乏，只用文学的阶级性、倾向性、真实性、世界观、创作方法等概念去阐述文学的各种关系，这显然是很不够的。近年来对文学其他层次的研究有所拓展，但每一层次中，应当还有许多层面和关系，因此也应当有相应的理论概念来说明。在我们运用一些西方现代理论时，由于深入研究不够，理论概念经常内涵不清，界定不明。有时同一概念，由于翻译不同，就成了两个甚至多个不同的理论术语，有时，同一概念，使用的人又有各自不同的理解，这就给阅读的人造成困惑，不利于理论研究的深入发展。有时，一些文章虽然使用了新的理论术语，但对问题的分析，并没有新的深入和突破。因此，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对文学不同层面和关系的开掘，对新的理论术语进行优选，应当是建设科学的文艺学体系的一项重要工作。
加强现代理论与传统理论的整合研究，处理好“新”与“旧”的关系。作为社会历史文化现象之一的文学，是由多种因素构成并受多种关系制约。西方现代理论诸派别对各层面的研究取得了瞩目的成就。近年来，我们在借鉴这些理论时，由于缺乏对各派理论的整体把握和辨析，存在着介绍多，比较研究和应用少的情况，甚至在片面求“新”的指导下，对传统理论中合乎文艺实际的正确见解采取一概否定的态度。这不利于理论的发展。从建设科学的文艺理论体系的角度看，我们应将重点转向对不同理论派别观点进行综合的研究，对各种理论进行认真的比较鉴别，使各种层面的研究步步深入并在新的高度上得到整合。另外，还应加强文艺理论史的研究，因为理论的发展经常是因于弊而成于过，新理论经常是对传统理论中的不足或某些方面进行修正和补充，它应当是对传统理论在更高意义上的改造、完善和丰富，是从批判走向建设，从分析走向更高意义上的综合，而不是对传统彻底否定。
开拓思维空间，不断扩展研究领域。文学作为社会历史文化现象，会随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因此，文学与人、文学与社会就会不断出现新的复杂关系。文学理论的研究也应当从人与世界的辩证发展过程中，从人对自身认识的不断深化过程中扩大研究领域。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方法用于文学研究，强调从历史和美学两大层次深入，既注意到文学自身的独立性，又注意到文学与社会历史各种因素的依存关系，这对从总体上深入把握文学这一社会历史文化现象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我国正处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学与作家，文学与读者，文学与社会的关系已经和正在发生许多微妙的变化。而科学的发展又使人对于宇宙和内宇宙的诸多现象有了不同于过去的崭新认识，这就要求我们善于把被传统文学观念忽视，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认识文学有意义的问题和某些方面提到首位来研究，不断扩展研究新领域。这既回答了社会历史对文学提出的新问题，同时又促进文学研究跃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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