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际环境评估——值得重视的几个方法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几个论文,中国国际论文,重视论文,环境论文,方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前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无疑处在一个比较剧烈的变化时期，由此而出现的许多问题，或者人们过去不曾熟悉，或者即使以前遇到过但其背景和条件却已经发生了非常深刻的变化。因此，要对今天的国际环境进行深入的分析，绝非是件容易的事情，其中研究问题的方法尤其应作相应的改进。这里想从方法论的角度，就几个问题谈一些看法。
首先，重视整体规定性的影响。随着世界的联系愈益密切，国家间在全球范围内联结成一个有机整体的趋势明显增强。不重视国际关系整体性增强的内在规定性，将很难理解把握国际局势的轨迹和未来演变的脉搏。
国际关系作为整体的特性扩大了因与果在时空上的广泛联系。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不仅是这些国家内部的问题和某项经济政策的失误，它也反映了整个国际经济体系的缺陷。恐怖主义势力必须受到打击和铲除，但是仅靠动用武力的外科手术式方法则不一定能完全见效，其反映的结构性问题不是仅靠简单的武力方式能够解决的。美国打掉萨达姆及其政权也许比较容易，但之后又会出现什么局面，恐怕连布什总统也不好做出简单的判断。
复杂性也是整体的一个特征。认识复杂、运用复杂已经变成重要的方法问题。许多事情的复杂和难解程度超出以往任何时代，恐怖主义的泛滥就是各种矛盾综合作用而产生的一个怪胎。由于国家与外界的联系在空间上不断延伸，更多的国家甚至非国家角色被牵扯到一些原本属于特定区域的利益联系甚至矛盾纠纷之中，各国利益要在与更多竞争对手的角逐中来获得，并且国家间的联系已经不是发生在个别的领域，而是在越来越多的领域得以实现。任何国家都需要适应这样的变化。中国尤其需要提高在复杂局面下维持平衡和获取利益的能力。
敏感的稳定性可视为当前国际关系在整体上表现出来的另一特征。世界确实到处都存在动荡，但总体上却又保持稳定，这不能不说是这一特征的直接表现。日益普遍的联系使国际关系空前敏感，其中一些大的事变固然重要，但某些即使非常微小的变动也可能带来深远而剧烈的后果（亦即小输入大输出）。比如原本不应算是很严重的类似索马里、波黑、海地、科索沃发生的危机，却继续按照其固有的逻辑处于国际关系的前台；而东亚金融危机起始于泰国，但危机持久的影响和广泛的波及范围却是很多人始料不及的。敏感地区的冲突一旦发生，其影响和后果可能十分巨大，如果不做出及时恰当的处置，就有可能逐渐扩大甚至影响到国际关系的全局。加强对冲突和危机的有效管理，是当前这样一个世界的本身要求，任何缺少远见的或极端的举动都可能引起新的动荡。不论是美国，也包括其他大国，都必须面对这样的事实，当今世界充满如此多的问题，以至经受不起大的震荡。不论愿意不愿意，大国之间都必须进行更多的合作，这也是难以违背的历史要求。
其次，在新现实与旧逻辑之间建立有益的平衡。国际关系领域大量新情况的出现，冲击着原来人们习惯的研究范式和方法，全球化的迅速发展、信息时代的到来、非国家角色作用的上升、全球性问题的突出以及安全观念的更新，等等，都是如此。完全抛弃原有的东西是不可取的，旧的事物并不见得过时，国际关系的许多规律仍在发挥作用，但毫无疑问，诸多新现实的出现会或多或少地改变其发挥作用的具体内容和表现形式。因此，对国际局势的研究必须要在旧逻辑和新现实之间建立有益的平衡。
长期以来，权力政治的一些方面没有发生变化。修昔底德描述的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距今已经过去2500多年，但是却同1947年开始的阿以冲突有许多相似之处。吉尔平曾说过，在过去的2000多年中，国际政治一直没有发生变化，修昔底德仍可理解今天的世界。国际政治中确实一直存在一种权力逻辑，国家时常会像当时雅典一样处在安全困境之中。但世界毕竟在变化，狭隘的权力政治逻辑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法国和德国关系在二战后的发展使这两个国家超越了安全困境，并成为欧洲联合的主要推动力量。巴以之间的死结也并非没有打开的可能，90年代初以色列总理西蒙·佩雷斯就曾敏锐地意识到：“我们正在从一个敌人容易识别的世界向一个问题难以确定的世界过渡。”在这样的世界中，缺少各国之间的合作尤其是大国之间的有效合作是不可想象的。美国前国防部长佩里曾指出：“中国和美国并非注定走向冲突。恰恰相反，如果美国和中国以本国根本利益为准，两国在安全领域内的共同利益就必然会多于分歧。最终走哪一条路将取决于政策而不是命运。”这段话深刻而有远见。
权力政治将国家束缚在比较有限的选择之中，也使人习惯用过于简约的范式来解释国家间的关系。人们熟悉的所谓的国际政治的世纪性规律就比较有代表性，似乎处理与国际体系（或世界领导者）的关系只有自助、挑战、追随、搭车等方式可以选择。在历史上这种缺陷就已经频繁表现出来，弱势国家在维护国家安全时更容易陷入简单选择的误区。国际关系的迅速变化将放大上述战略考虑过于简约和直接的缺陷。
财富和权力过度积聚于某一个或某一类国家的现象似乎几百年来也没有根本的改变。18、19世纪的英国和20世纪的美国，都曾拥有与自身人口和资源不相称的占压倒性优势的财富和权力，而现在那些比较大的发达国家基本上都是原来的列强。这一现象反映了国际经济政治存在的某种惯性作用，即国际资本扩张过程中存在维持原有经济政治格局的内在逻辑。这也是一种旧逻辑，它将随着民族主义的发展、相互联系的增多以及各种跨国网络作用的日益提高而受到强烈的冲击，由此产生的新线索将促使权力分散。上述两种逻辑或线索都对国际格局的演变发挥着作用，但当前前者的影响可能远超出后者，而后者在积累力量，新的力量冲破资本惯性束缚的前景已隐约可见。约瑟夫·奈已经看到：“目前的权力分布表现在多层次的相互依存之中。世界政治就如同三维的国际象棋，单从一个层面难以解释清楚。”从中我们可以受到启发，其中包括应该有新的视角来解释美国的霸权及相关问题。
第三，谨慎寻找联结历史、现实与未来的纽带。局势研究不仅要分析历史和现实，也必须关注未来，要在历史、现实和未来之间找到有效的联系。能否被未来的发展所证实，在很大程度上是局势研究是否正确或深刻的重要标准之一，不能预见未来的分析是没有生命力的。
对已发生的事情做出解释不能算是很难的工作，但如果以此认为预见未来也很容易就会行不通。世界的未来发展会表现出某些历史的连续性，但不会简单重复特定的程序和结果，因此有效的分析要绝对避免进行庸俗的历史对比。未来充满不确定性，过去曾经有利于我们获得今天一切的事物和途径，在不久的将来很有可能无法加以利用。
因此，预估未来国际局势的发展应当从连续性和突变事件两个方面来进行。对于国际局势，有许多东西可以保持连续性，比如资本的国际扩张、全球化的发展、不同文明之间的碰撞、协调乃至融合，人们对和平稳定的普遍愿望，等等。与此同时，在未来即使很短的时间里，也一定会出现人们或绝大多数人意料不到的事情，不确定的东西和领域将会随着国际关系的深入发展而有增无减。20世纪90年代，没有多少人相信美国在21世纪打的第一场战争会是反恐战争。在冷战时期也难以想象今天战争形态发生的巨大变化，更难想象非国家角色在国际冲突中超乎寻常的影响力。
对未来的分析一方面应重视国际政治的连续性，并且这种连续性只有在洞察历史的条件下才能获得。一般情况下，不论未来会出现什么，其渊源只有到过去的历史中才能找得到，对历史（包括现实）看得越透彻，对未来的推论才可能更准确一些。另一方面，对未来应有足够的想象力，充分估计到一些可能的突然变化及其影响，并努力找到它们与连续发展趋势相联系的纽带。
历史是衡量未来的最有效的尺子，运用这把尺子还应注重时间尺度的选择，否则也难以得出有用的结论。探索未来，可能首先需要牢牢把握住刚刚过去的较短时间里发生的重大变化，比如说东南亚金融危机、科索沃战争、北约战略的调整、“9·11事件”及随后大国关系的频繁调整、俄罗斯日益灵活的战略选择、伊斯兰世界的骚动等等，其中有些在未来仍将发挥作用，并在未来一定时间里可能仍深刻地影响着国际政治，而另外一些事情的影响可能大大减弱，甚至有可能成为过眼烟云。
相比较短的时间尺度，较长的时间尺度更难把握，但也许更重要。尤其是国际政治的重大问题需要用长远的时间尺度对历史、现实和未来做出解释，这样才能找到隐藏在历史背后的规律。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曾显示出学术界在此之前对东亚经济较为肤浅的认识。讨论大国的走向，不能过于短视。法国民族传统中固有的“大国雄心”经过长久的积累才得以形成；俄罗斯几个世纪的兴衰史决定了它绝非是甘心归于平庸的国家；而世界体系的形成更是一系列过程积累起来的大事变，其影响更具基础性，对它的认识更要视接万里，观察其演变的全程，而避免受静态方式和固定思维的束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