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元代论文,史上论文,中国文化论文,地位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元代文化源远流长，它在吸收前代文化成果的基础上，又增添了许多新鲜内容。与前代文化相比，它更具有创造性、多样性、开放性，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承上启下的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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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必烈即位后，实行“祖述变通”与“效行汉法”的治国方略，代表汉文化核心内容的理学开始受到重视，并得以继续发展。
理学在元朝得到广泛传播，成为占有统治地位的思想。元政府在全国各地建立儒学，以朱熹的著作为基本教材。元仁宗时，恢复科举考试，以朱熹的《贡举私议》为本，考试内容“专以周、程、朱子之说为主”（苏天爵《滋溪文稿》卷5《伊洛渊源录序》），“海内之士， 非程、 朱之书不读”（欧阳玄《圭斋文集》卷9《许文正公神道碑》）。理学由此成为官学。社会上崇儒之风大盛，一些蒙古、色目贵族子弟也悉心学习汉文化。
元代著名的理学家有许衡、刘因、吴澄等人，他们继承了宁代理学的基本思想，但也有自己的特点。许衡提出“治生”论，他说：“为学者治生最为先务。苟生理不足，则于为学之道有所妨。”（郑士范《许鲁斋先生年谱》）刘因的“返求六经”和“古无经史之分”的经学思想也与宋代理学家的主张不同。他们主张打破门户之见，兼取各家之长，朱、陆之争由此趋于“和会”，这对明代理学的发展有明显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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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元代文化体制中，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并存，既行汉法，又存“国俗”（蒙古法），蒙汉二元性是元代文化的基本特征。
元朝规定，蒙古语言文字是法定的官方语言文字，汉语言文字仍然通行。成吉思汗时期，命塔塔统阿依照畏兀儿文字母拼写蒙古语，创制了畏兀儿体蒙古文。忽必烈即位后，封八思巴为国师，命他创制蒙古新字。至元六年（1269）颁行八思巴蒙古文，作为官方文字行用，为此还创办了专门学校，称为“蒙古字学”。
在宫廷礼仪制度上，也体现了蒙汉二元性的特点。例如，元朝皇帝有蒙汉两种庙号。如忽必烈的蒙古语庙号为“薛禅汗”，汉语庙号为“世祖”。铁穆耳的蒙古语庙号为“完泽笃汗”，汉语庙号为“成宗”，元朝有八个皇帝具有双重庙号（参阅黄时鉴《元代庙制的二元性特征》，《元史论丛》第5辑）。这种双重庙号制度， 反映了元朝政治文化制度的鲜明特色。
中原传统的汉文化和特点鲜明的蒙古文化，构成了元代文化的基本格局。同时，畏兀儿文化、波斯文化对元代文化也有深刻的影响。畏兀儿文，在元代称为“北庭书”或“回回字”，广为流行。“元朝行移文字，其正书（汉字）则自前而后，蒙古书则自后而前，畏兀儿字则横书”（叶子奇《草木子》卷3下《杂制篇》）。 畏兀儿文的基本字母和拼写原则至今还在蒙古文和满文中使用。波斯文在元代又称为“普速蛮字”。“普速蛮”为波斯语musalman的音译，意为“穆斯林”。元朝的色目人中有许多不识汉文，但通晓波斯文，在元朝的一些官府中设有专门翻译波斯文的吏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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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对宗教采取兼容并蓄的优礼政策，各种宗教文化都得以流行和发展，在中国文化史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景观。
萨满教是一种古老的宗教，形成于原始公社后期，主要流行于亚洲和欧洲的极北部。“萨满”原意为“因兴奋而狂舞的人”，后成为萨满教巫师的通称。这种宗教认为万物有灵，对自然现象、动物图腾和鬼神灵魂都加以崇拜。古代蒙古人把天作为最高崇拜对象，凡事向天祈祷，求助上天保佑。在元朝的宫廷里，每年都要由萨满巫师主持“国俗旧礼”，举行各种仪式，以蒙古语“告神”、“祝赞”，进行祭祖祭天活动。
蒙古汗国时期，蒙古统治者就开始接触佛教。成吉思汗最早接触的佛教人物，是禅宗临济宗僧人海云和他的师父中观。后来，历代蒙古大汗对佛教都极为尊崇。海云颇受蒙古统治者的倚重，“历事太祖、太宗、宪宗、世祖，为天下禅首”（程钜夫《海云简和尚塔碑》，《雪楼集》卷6）。禅宗曹洞宗僧人万松及其弟子福裕、 至温也在蒙古汗庭受到礼遇。忽必烈建立元朝后，禅宗佛教在全国各地更加发展。吐蕃佛教（即喇嘛教）备受蒙古统治者的崇信，在朝廷的地位最高。从八思巴开始，元朝皇帝每年从萨斯迦派中遴选高僧一人充帝师，此后便成为定制。帝师是佛教最高领袖，所领的宣政院可以自任官属，诸路府州县皆置僧录司、僧正司、都纲司，管理各地佛教僧徒。
元朝统治者对道教也很重视。金末元初，在北方活动的道教，主要是太一、大道（后改名真大道）、全真等诸派。全真教宣扬道、儒、释三家合一，兼而修之，故号全真。全国统一以后，江南正一教备受信用，忽必烈命第三十六代天师张宗演主管江南道教。此后嗣位的历代正一天师，都要经过朝廷任命，受真人之号，袭掌江南道教。
蒙元时期，随着中亚各族居民大批徒居内地，伊斯兰教开始传播到全国各地。元政府在中央设立回回哈的（阿拉伯语，意为法官）司，由哈的大师掌领，专门管理伊斯兰教宗教活动及回回人的户婚、钱粮、词讼等事。伊斯兰教的掌教人员称为“答失蛮”（波斯语，意为学者），各地建有礼拜寺（俗称回回寺）。在元朝的公文用语中，常出现伊斯兰教的波斯语语词，如答失蛮、迭里威失（指苏菲派教士）、纳麻思（译言礼拜）等。
基督教从唐代就传入中国内地。元代西北地区的克烈部、乃蛮部和阴山以北的汪古部信奉基督教聂思脱里派。聂思脱里教及其教士称“也里可温”。至元二十六年（1289）建立崇福司，专门管领也里可温教事务。全国各地的也里可温掌教司，多达72所。除西北地区外，大都（今北京市）、江南各地也有许多教徒。
元代佛教、道教典籍的流传和刊印，在我国宗教文化史上很有影响。至元时，曾刊印金版《大藏经》。吐蕃佛教典籍陆续传入内地。元代后期曾刊印官刻《大藏经》（童玮等：《元代官刻大藏经的发展》，《文物》1984年第12期）。元代刊刻的道藏《玄都金藏》多达7800余卷，经板和部分经书毁于焚经之祸。江南一些著名的道观，保存了部分道藏，大都来源于宋版《政和万寿道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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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各族史学家共同努力，完成了辽、金、宋三史的修撰，私家史学著作也十分丰富。这里，难以全面描述元代史学，只是简单介绍一下著名史书《元朝秘史》。蒙古大汗责令必阇赤（书记官）用畏兀儿体蒙古文撰写的历史，当时的蒙古人称之为“脱卜赤颜”（汉译为“国史”），这是记载成吉思汗家族事迹的史书。元亡后，明翰林院把《脱卜赤颜》作为教习蒙古语的教材，把它部分篇章逐字逐句地用汉字转写出来，同时在每个蒙古语词汇边旁注上汉义，还把全文划分为282 节，每节后写上汉文节译。其标题为《元朝秘史》，汉字音译的蒙古语为“忙豁仑·纽察·脱卜察安”（Mongqlo—un Nihuca Tobchiyan），意为《蒙古秘史》。《秘史》的史料价值很高，对研究语言学也很有用处。《秘史》还是蒙古民族第一部古典文学作品。研究《秘史》，在学术界称之为“秘史学”，现在已经发展成国际性的学问，在世界许多国家都有研究《秘史》的学者。
元曲包括散曲和戏剧（杂剧、南戏），在元代文学中成就最高。元代著名文人虞集说：“尝论一代之兴，必有一代之绝艺足称于后世者。汉之文章，唐之律诗，宋之道学，国朝之今乐府，亦开于气数音律之盛。”（《至正直记》卷3《虞邵庵论》）所谓“今乐府”，就是元曲。 元人把它视同唐诗、宋代理学一样，可以代表一代文化的精华。以关汉卿为代表的元代戏剧，开辟了中国戏剧史的新时代，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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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元时期，汉唐以来的丝绸之路，比以前更加畅通。中外交通的发达，促进了中外文化交流的发展。因篇幅所限，这里只简单列举一些事例。
元朝时，伊斯兰国家的天文数学书籍陆续传入中国，当时回回司天台曾收藏有多种阿拉伯文数学书籍（王士点、商企翁《秘书监志》）。与此同时，中国的天文学也传入伊斯兰国家。旭烈兀汗西征时，“曾自中国携有中国天文学家数人至波斯”（冯承钧译《多桑蒙古史》下册，第291页）。伊利汗时期，中国医术传入波斯， 有许多中国医生在伊得汗庭服务。中国的印刷术这时先传到波斯，后又传到非洲和欧洲。蒙古西征时，把火器传到阿拉伯，后又传入欧洲。后来，阿拉伯人的回回炮、历法（回回历）、医药（回回药方）陆续传入中国。元朝在太医院下设广惠司，专门掌领回回药方。
有元一代，中国与高丽的文化交流非常频繁。来华的高丽文人、高僧很多，他们与中国文人交往密切，相互切磋唱和。元世祖忽必烈时，高丽儒士安珦、白颐在大都（今北京市）学习理学，回国时带回《朱子全书》等理学著作，使理学在高丽广泛传播（《高丽史》卷105 《安珦传》）。高丽名臣李齐贤结交元朝名儒文士，著有《益斋集》问世，其中有不少描写中国自然景观和民情风俗的诗篇。
元代中国与日本的文化交流也超过前代。当时，佛教禅宗在日本十分兴盛，来华学习佛法的日本禅僧很多，记载在册的达二百二十余人（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泰定三年（1326），元朝一次就“遣日本僧瑞兴等四十人还国”（《元史·泰定帝本纪》）。同时，有不少元朝高僧东渡赴日本，带去中国的佛经、经史、诗文等典籍，还有中国禅林的生活习俗对日本也有影响，如日本的茶道，就是由元代传入的“唐式茶会”发展起来的。
总之，元代中国与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增进了相互了解和友好往来，是中国文化史上精彩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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