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增艳[1]2017年在《皈依：迷途与拯救—薇依对柏拉图“洞喻”的秘教读法索解》文中提出薇依认为“古希腊传给世人的教诲包含新约福音书的基督精神”,柏拉图的哲学不是别的,就是一种爱神的行为,他的智慧就是灵魂朝向恩典的指引。从薇依对柏拉图“洞喻”带有神秘主义色彩的解读来看,薇依把“洞喻”看作人皈依神的活动。洞穴是整个人类的生存困境,出离洞穴意味着对困境的摆脱,作为出离的皈依之路必须假借数学、秘教、心智三条不同的路径。意即,数学的精确性、古希腊的秘教传统、心智的注意力一道出现在薇依对柏拉图“洞喻”的解读中。薇依将基督精神上溯至古希腊,在柏拉图的思想中发现基督精神的预表,在于她认为每个古老民族以各自不同的形式,最终通向“属灵的真实”,而大公的基督宗教无疑涵盖了这些启示;并进一步指出,当今社会面临多少分裂,在古希腊就面临多少统一。显然,薇依所谓的“属灵的生活”是在整全视野之下的统一生活,因而涵盖了基督精神。薇依对“洞喻”的解读,尤其是对出离洞穴三条路径的指出,其实是人为了获取对神的整全视野而趋向、皈依神的三种不同路径和层次。诚然,薇依思想繁杂,本文关心、直面的问题仅仅是:在神之远离的境况之下,作为单子化的、单向度的、分裂着的生命陷入晦暗的迷途之中,生命是否还具备一种整全的视野,这种整全视野之下的统一的生活是否可能并且如何可能。人去领悟“整全”,隐藏了另外一重深层含义,即人自身的有限。人作为有限度的存在,已然处在种种的桎梏之中,遑论以一种整全的眼光获得对存在本身的把握。尽管如此,人居于天地之间,又如此这般地领会、言说着存在。薇依称每个古老民族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最终通向“属灵的真实”,其必然关涉到一种整全视野之下的统一生活。可以说,这种探问方式,也不过是众多趋向、领会整全的一种方式和途径,而非可以弥合现代性下已然凸显的种种分裂和深渊。换而言之,每种对整全的领悟和思考,已然都是在有限的视野之下引发的,本身就带有了某种限制和限定。但是这种思考,以及这种思之方式达乎的“同一者”,又以不同的方式关涉到现代人的处境和命运了。
王林春[2]2000年在《生命的皈依与迷途》文中研究表明本文认为，庄子的美学思想是以“生命”这一哲学观念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本质上是一种生命美学。本文将对庄子生命美学产生的文化和时代背景，其独特的表现形态和内在矛盾，以及它与当代生命西方和中国生命美学的异同，它对于我们当代美学研究的意义等问题进行探讨。 本文包括五个部分： 第一部分主要论述“生命”如何成为庄子的哲学和美学思想的基础。具有敏锐深沉的生命意识是古今中外许多哲人的共同特征；古老的东方文化语境尤其培养了庄子发达的生命感悟力；战国时代对生命的摧残进一步加深了庄子对生命的认识；另外，保守的文化立场促使庄子由纷乱的现实社会退回到自己宁静的心灵世界。“生命”成为庄子所关注的重心，由生命自身所体会到的欢乐与痛苦成为庄子美学的情感动力。 第二部分论述自然状态的生命过程在庄子这里如何上升到诗境，成为一种“审美化”的透明的生命。庄子认为，世俗的生命是有限的，又是虚幻的。生命应该通过对“道”的把握而回归“自然”的本性。生命自身就是一种至高无上的价值，人不应该以生命为代价去追求生命之外的其他价值。所以，他的目光从现实社会转向了辽阔的自然，渴望人与自然的融合与同一。他反对理性认识，认为它不能认识真理；反对功利主义，认为它使人忘其本性；信奉养生术和宿命论，以一种无为的达观面对生活，不对人生采取积极的行动主义的态度，而是以饱满的身心去体验一种“无为逍遥”的诗化人生。 第三部分是本文的核心，主要探讨庄子生命美学自身所无法克服的几个“悖论”。由于这种悖论的存在，使得表面上看起来和谐完满的庄子生命美学潜藏了不可调和的矛盾，从而使庄子的化蝶之梦最终变的飘渺不定。 首先是追求自由与泯灭自我的悖论。庄子对当时的黑暗现实有深刻的了解，又认识到诸子救世主张的无效，因此，他主张“自事其心”，在东方式的智慧的内省中体验精神的自由，《庄子》一书中处处体现出他对自由生命的向往与渴求。庄子彻底的摆脱了生命之外的一切束缚：欲望、名利、道德、理性等等。达到了精神上的毫无挂碍和生命的自足丰盈，这也就是很多学者所极力称颂的“精神自由”。但在事实上并非如此。西方学者弗洛姆区分 了自由的两种状态：积极的和消极的。摆脱束缚在他看来只是一 种消极的自由，本质上还是不自由。混饨无为的“自然”淹没了 庄子，庄子对自然之境的追求，事实上也就是他作为一个独立的 人格主体的消失，在追求自由的同时却丧失了自我，人的主体性 以及人的自由创造精神都混灭于这种“自然无为”的生命状态中， 这样的生命自由是可悲的。出现这种悲剧的根源在于庄子的精神 自由完全是主观幻想的产物，脱离了自山的真实基础——人类的 社会实践。自由虽然最终表现为一种自由的感受，但是它毕竟不 能脱离客观的自由状态而在对自由的玄想中获得。 其次是游戏生命的美学悻论。庄子是生活的旁观者，对世俗 生活持一种疏离的态度，他以游戏的方式消解了生活中一切神圣 的规则，进入一种审美化的“生命游戏”。但在这种表面洒脱的 游戏背后却隐藏了无法克服的矛盾。庄子在骨子里并不是个游戏 者，而是个极执着、极痛苦、极认真的人。游戏是生命的一种功 能，应该有利于更好的发挥人的自由创造精神，但是庄子式的游 戏却是以全面取消人的本质为前提和目的的。主体精神的萎缩使 庄子陷入了“自然”的迷途，在本质上是反审美的，最终导致人 性的另一种异化。 第四部分是对庄子生命美学的现代观照。庄子的美学与西方 及中国当代的生命美学有相似的文化语境，它们都是在个体生命 受到文明的压抑时出现的，但其目标却各不相同。总体来看，各 个时期的生命美学自身都有难以克服的矛盾：自然性与社会性、 感性与理性因被人为撕裂而难以弥合，刻意的将生命抽象化，人 道主义的色彩过分浓厚等等。当前，我们必须理性的审视生命美 学，不可过褒或过贬，以求完成对生命美学的超越。只有将个体 的生命与人类文明的大背景结合起来，生命美学才会具有一个坚 实的基础。
杨剑龙[3]1998年在《中国现代作家与基督教文化》文中指出本著以文化与文学影响的视角深入研究中国现代作家所受到基督教文化的影响，着重从中国现代作家与基督教文化的关系，客观辩证地考察他们对基督教文化的接受或抵御，努力从他们的创作中寻觅探析基督教文化对他们的深刻影响。本著选择了鲁迅、周作人、许地山、冰心、庐隐、苏雪林、张资平、郭沫若、老舍、萧乾、巴金、曹禺、徐(?)、北村、张晓风等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作家及其创作作具体深入的研究分析，分别通过疏理他们与基督教文化的关系，寻觅他们创作中与基督教文化相关的蛛丝马迹，细致地探析基督教文化在他们的创作中各种表现，通过对他们作品的深入分析，研究基督教文化对他们的思想和创作的深刻影响，并努力从文学的视角研析《圣经》文本对中国现代作家的创作在艺术手法等方面的具体深刻的影响，根据不同的作家对基督教文化的不同态度和不同选择，进行恰如其分的探究，努力道出自己的见解，以期在宏观的背景中，以微观的分析研究基督教文化对中国现代作家深刻影响。该著在研究方法上，注重第一手资料，努力从对资料的疏理和分析中，在疏理中国现代作家与基督教文化的关系及其所受到的影响中，以文化学、比较文学、社会学、美学等多种研究方法进行研究，以期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具有独特的学术价值和意义，以填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里的某些方面的空白。
张学祥[4]2015年在《詹姆斯·鲍德温之宗教思想与其创作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詹姆斯·鲍德温(James Baldwin,1924-1987)是美国黑人文学史上与理查德·赖特和拉尔夫·艾立森齐名的重量级作家。相较于其在国外引起的强烈轰动,国内的相关研究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充其量处于起步阶段。总体而言,国内外对鲍德温的个案研究有余而总体把握不足,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本文运用存在主义、精神分析、境遇伦理学、女性主义、神话原型批评、主题学等方法将鲍德温的杂文、小说、戏剧和诗歌等全部体裁纳入观照视野,旨在立体呈现其宗教思想的解放神学本质以及宗教对其文学创作的影响。首先,鲍德温的宗教思想具有多元化特征,刻有存在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和弗洛伊德主义的鲜明烙印,浸透着非洲传统宗教的因子和黑人音乐的律动。鲍德温的宗教心路历程经历了敬畏、逃离、改写与超越等自由选择的动态过程,在表达种族和谐、性别平等和性爱自由等人文关怀的同时昭示了以黑人为代表的人生境遇之荒诞的悖论常态。鲍德温的宗教思想因其浓厚的生命哲学诉求而被赋以普世价值,而贯穿始终的传统黑人文化质素则为其提供了书写族裔心声的有效语境,彰显另类道德家的“双重意识”和社会化矛盾心理。其次,鲍德温宗教思想之本质是以世俗救赎为旨归的解放神学,浸透着艰辛而执著的人文关怀,是宗教理性与世俗理性的高度统一。其宗教理想国既没有完全偏离基督之爱而陷入尼采般的宗教虚无主义,也没有原教旨主义般的迷狂,而是对基督教所做的实用性解构与重建,表现出普遍的生命哲学诉求。一方面,鲍德温摒弃了传统宗教扼杀人性的残酷神学理性,颠覆了其异化本质,力求将之转化为一种建设性的解放力量。由是,他将上帝之爱由天国指向人间,强调人在世俗当下的最高利益和人性本真的自由释放,对传统宗教伦理阈限内的越轨行为给予最大限度的理解和关怀。该宗教包容性因超越时代,挑衅了传统伦理道德的底线而显得离经叛道,曲高和寡。另一方面,他汲取了传统基督教的合理内核,以之审视种伦理、家庭伦理和宗教伦理,痛斥种族主义的罪恶,树立起客观的种族自我批判意识;批判家庭伦理的背离之破坏性,强调和谐的家庭关系是黑人于种族困境中立于不败之地的强大保障;讽刺基督徒对上帝之道的亵渎,呼吁对基督之爱原初本意的理性回归。鲍德温在对基督教批判与回归的反复中表现出的宗教悖论,有力地证明了其宗教思想的分裂性,并由此诠释人因其在强大异己力量面前的局限性所导致的生存境遇之荒诞。再次,鲍德温的宗教思想对其文学创作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乃其文学灵感的源头活水。两者间的血缘关系既表现为鲍德温文学作品中无处不在的宗教表征,又见诸于内化了的文艺思想,由表及里,贯穿始终,成为一种高度的自觉意识。鲍德温文学无论从艺术性还是思想性来看,均与基督教《圣经》表现出明显的“互文性”。一方面,遍布作品中的典型圣经意象、以圣经原型命名的主人公和作品标题的浓厚宗教意蕴充分说明宗教意识是鲍德温文学的灵魂。不过,这些宗教表征的重现绝非不知变通的生搬硬套,而是经过缜密的现实理性过滤后的创造性艺术再现,成为作者洞察幽微,追问人生真谛的个性化文学修辞手段,因而也是鲍德温文学编码与解码的关键切入点。另一方面,鲍德温对基督之爱的辩证吸收和实用性改造成就了其旨在揭示内在真相的“求真”文艺观,表现出一位作家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强烈的担当意识。同时,鲍德温在宗教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的困惑中不自觉地转向基督教《圣经》的儿童观念,多角度阐释了儿童的正能量,其价值取向与叙事模式均实现了“叛逆性的超越”,见证了一位饱经沧桑的孤独行者对人性初始状态的回归与渴望。由是观之,宗教思想是探幽鲍德温其人其作的“阿里阿德涅之红线”。因此,本文对于揭示鲍德温宗教思想的生命哲学诉求,从根源上彰显其文学的终极人文关怀无疑提供了一个新视角。
郭彩侠[5]2013年在《“主体生成”及其现代性想象》文中指出中国当代成长叙事对应和折射着当代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的现代化进程，把“现代性”理论和成长叙事理论相结合切入当代文学，作为考察视角和研究方法，可以帮我们更好地理解当代文学。论文共分为五部分：绪论部分界定了成长叙事内涵与论文研究范围；对于不同种类现代性观念与成长叙事主体生成想象的关系、主体生成想象的运行机制、现代性观念影响下的当代成长叙事发展概况进行了描述；并对论文的研究目标、思路、方法和行文体例进行了说明。第一章概述了成长叙事不同类型与其所在的历史文化语境之间的互动关系；从主题角度具体分析了不同历史时期成长叙事的主题展开。当代成长叙事主要具体呈现为理想皈依型、反思异化型、屈服适应型、迷惘颓废型四种类型。每种类型都有一定的主题、人物形象和情节成规。依据海登·怀特的理论，论文认为虽然叙事模式的普遍深层共性结构并不能为话语权力所真正改变，但是在特定历史时期，创作者往往会受当时流行现代性观念话语的影响，以致主导意识形态渗入文学叙事，使得不同叙事模式类型在不同时期密集出现。理想皈依型叙事以表现人物不断克服个人本位主义，走向集体主义为主题特征，在新中国成立至1970年代末之间出现较多，作为受到革命政治意识形态话语倡导和征召的产物，主体生成想象主要受到民族国家现代性观念的影响；反思异化型成长叙事表现人物因感受到种种伤害和困扰而产生怀疑和批判思想，契合1980年代左右对于传统主流文化进行反思的思想解放潮流，这个类型的主体生成想象往往受到启蒙现代性观念的影响，其创作在1976年以来一度繁荣，并延续至今；屈服适应型成长叙事表现人物对于理想信念、崇高事物的回避，对于现世物质生活规则的适应，反映出199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社会中一部分市民阶层的精神需求和文化立场，主体生成想象通常受到世俗生活现代性观念和后现代观念的影响，此类作品在1990年代以来创作实绩较多；迷惘颓废型成长叙事表现人物在异化的社会现实中看不到未来出路，陷入迷惘颓废的生活和精神状态，契合了1990年代以来当代人对于市场经济社会负面现状不满但又找不到解决办法的文化心态，其主体生成想象一般受到审美现代性观念和后现代观念的影响，也在1990年代以后有较多作品呈现。第二章主要考察成长主体的精神状况。对成长人物的主体精神面貌表现往往会携带着时代历史语境的印记，反映出主体生成所依托的社会和人的现代化程度以及现代性观念的流变。其中新中国建立到1980年左右频繁出现的皈依理想型成长人物通常被描写成在其成长早期要经历一系列个人奋斗的失败，最终在集体事业的共同成功中找到自己的人生归宿，成长者的情感欲望和理想信念为他们所信仰皈依的传统主流文化所净化和升华——主体生成标志主要表现为获得对社会主导话语的正确看法，个体终被集体吸收和接纳；反思异化型成长人物则多被描写成要经历社会人生的苦难，置身于异化的人际关系，备受情感摧折伤害，因此对于主导话语权力产生了怀疑，与之处于不断的冲突矛盾中——主体生成标志一般被理解成主体的觉醒和解放，走向对主流话语的反思和对抗；屈从现实者一般被设想成在思想层面遵循现实主义生存原则，认可社会负面存在的合理性，情感欲望多半是物质化的，对待社会人生持一种世故虚无的态度——主体生成标志往往被表现成对现实的屈从和适应；迷惘颓废者则往往被描写成主动或被动地呈现出与主导话语相对立的姿态，受到作为主导权力象征的面貌猥琐的“人生启蒙者”的伤害——主体生成的标志被描写成走向对传统价值观念的怀疑、叛逆、悖反却又找不到合适有效的反抗方式，只能陷入迷惘与颓废之中。第三章主要分析了不同时期四种流行成长叙事的深层逻辑，也即是当代成长叙事在现代性话语观念影响下，关于“主体生成”的逻辑想象和叙事建构，本文将其概括为：理想型叙事模式：游离边缘—受困遇阻—皈依理想—获得认同；反思型叙事模式：边缘生存—受到迫害—反思批判—个性成熟；屈服型叙事模式：边缘挣扎—理想受挫—屈服适应—人格分裂；迷惘型叙事模式：游离域外—无法融入—迷惘颓废—及时燃烧。主体生成的叙事情节模式，和主体生成的主题内涵、主体的现代性精神症候表现一样，随着当代现代性主导话语的衍变而不断发生变化。论文通过考察成长叙事主体生成模式的演变，来鉴证当代中国人的现代化追求轨迹以及现代性观念的流变过程，并考察现代性话语对于成长叙事的渗透，揭示特定类型在特定时代流行的深层机制。结语部分从成长观念的局限性入手，结合现代性悖论理论，对当代成长叙事进行了价值评估。指出在不同现代性观念影响下，主体生成模式的差异和转换，是对现代性主导话语理解逐渐转变深化的结果。强调了理想型成长叙事因受线性社会历史进化论与目的论、民族国家现代性观念、工具理性观念影响，表现人物在与传统主流文化进行互动过程中的社会集体本位“主体生成”，对个体精神不无淹没和裹挟；反思异化型叙事则是继承启蒙现代性的思想资源来反思社会极端思潮对个体人性的扭曲和异化，中间也往往受到历史进化论和目的论、工具理性观念影响；屈服适应型、迷惘颓废型叙事因受到世俗生活现代性、审美现代性和后现代解构观念的影响，表现人物的现世物质追求、颓废沉沦，内蕴着观照人性自身的真正的主体建构求索。
刘冰[6]2013年在《在终极追问中触碰》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阿尔贝·加缪是法国杰出的小说家、哲学家、戏剧家、评论家。他创作的小说《局外人》、《鼠疫》、《堕落》，戏剧《误会》、《卡利古拉》、《戒严》，散文《反与正》、《西西弗神话》、《反抗者》等堪称世界文学经典。这些经典的文学作品，以一种特有的深沉的精神力量给全世界的读者以隽永的启示。文学创作是加缪探索世界与人生的重要方式，在创作中他完成了对“荒诞”理论体系的构筑，完善了对人类命运的认知，彰显了对人类自身力量的确信，高扬了新时代的人道主义精神。这位享誉世界的文化巨人虽然已故去半个世纪之久，但他的作品仍然在全世界范围内产生影响、引发共鸣。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加缪依然活在人们心中。北村是中国当代优秀的小说家、诗人、剧作家。他以形式实验意味的先锋小说在中国当代文坛崭露头角。《劫持者说》、《逃亡者说》、《聒噪者说》、《归乡者说》等小说通过“迷津”式的叙述，以一种极端另类的方式展现人类生存的种种困境。1992年，北村皈依基督，文学创作也随即转型。他开始尝试用平易晓畅的文学语言，描摹飘摇现世的众生相，书写无神境遇下的生死浮沉，传扬神赐之爱与表达终极关怀。《施洗的河》、《愤怒》、《望着你》、《我和上帝有个约》等小说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精神价值探索的扛鼎之作。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精神之维，北村堪称一如既往的“先锋”，他对人类生存困境给予持续关注，始终秉承知识分子的良知，探索生存的奥秘与人的救赎之途。虽然在经历了文学创作的“喷发期”之后，北村在创作上已沉寂了数年，但笔者相信，北村更为优秀的创作在不远的将来就会问世，因为他创作的源泉是上帝赐予的，这源泉将永不枯竭。加缪与北村的创作在主题表达、人物形象塑造、创作技巧与特色等方面存在着相似点与相异之处，本论文分别从这三个方面对两位作家进行比较分析，以此，加深对两位作家作品的理解。在精神信仰层面，求得对个我生命的熨帖与关照。只此一点，诚足矣。
杜晓燕[7]2017年在《社会疏离中的精神皈依之旅—国产公路电影的本土化表达研究》文中指出在新世纪近二十年的发展中,国产公路电影既充分吸收借鉴了好莱坞公路电影的叙事模式,又对这一电影类型进行了本土化探索。国产公路电影在叙事主题的多元化、角色设置的差异性、影像空间的在地性及叙述视角的平民化等方面形成了本土化特征,而这些特点构成了国产公路电影独特的精神内核和美学特质,并彰显了影视作品对当下中国现实的人文关怀,体现了公路电影与当下中国在历史时空中的互动。本文主要从以下五个部分探析国产公路电影的本土化过程:绪论部分综述了公路电影的研究现状,并对文章中所指称的公路电影作出概念性界定;第一章在宏观层面对好莱坞公路电影和国产公路电影的发展进行梳理,初步总结出公路电影的类型特征与风格特色并指出本论题的研究价值;第二章通过对比分析好莱坞和国产公路电影在主题选择、角色设置等方面的异同,探求国产公路电影在主题意蕴上的本土化特征;第三章在公路电影的流动性影像空间中审视当下中国的物理空间和精神空间,进而分析国产公路电影在空间表达上的本土化特质;第四章立足于影片的主题表达和镜语空间,探究国产公路电影的纪实风格与写意特色,分析国产公路电影内蕴的美学精神;第五章从国产公路电影对现代性社会精神的揭示、对民族性空间镜像的映现和对边缘性人物群像的描绘三个方面,总结公路电影在中国大陆发展过程中所特有的本土化特征。
马思佳[8]2011年在《多元文化视角下的张承志解读》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张承志是一位人格独立、思想自由、不断否定自我又不断超越自我的作家,他以桀骜不驯的个性、强烈的爱憎、尖锐的批判和深刻的思想,在中国当代文坛上独树一帜,是一位具有重要研究价值的作家。他受汉文化、伊斯兰文化、内蒙古草原文化等多种文化的影响,形成了他独特的个性、丰富的精神世界、深刻而浪漫的文学表达、孤独的宿命以及自由而浪漫的审美追求。绪论部分：主要介绍了本文的研究意义,在当代文坛上,像张承志这样受多元文化影响的作家为数不多。在各种文化的影响下,形成了他独特的个性及精神人格,深刻的文学表达和浪漫的审美追求,多元文化的陶冶使他的视野达到了历史的高度和理性的深度。并简要介绍了张承志的研究现状,大致分了三个阶段：1987年以前,1987年至1990年,90年以后。第二章首先介绍了张承志的生平及简介,重点介绍了张承志的汉文化观,他说：“我痛恨中庸之道,我否认孔孟中庸的人生形式和艺术。”他毫不掩饰对讲求实用理性的儒家文化的批判,认为它是一切追求心灵自由的最大的敌人。在《清洁的精神》中张承志介绍了他所景仰的历史人物,他们都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典型代表,他们有自己的坚贞信仰,只要这种民族精神长存不死,中华民族就会永远立于不败之林。第三章重点分析了内蒙古草原文化对张承志的影响,分别从性格、活性精神、审美追求、知青观等方面来介绍了草原文化对他产生的深远影响。最后以小说《黑骏马》为例来论述草原文化与汉文化儒家伦理观的冲撞。第四章首先描述了张承志伊斯兰文化观的形成及确立,哲合忍耶使他完成了宗教皈依,但处于矛盾撕裂中的张承志却最终无法皈依。接着叙述了回族文化与汉文化的冲突与碰撞,张承志从对母族文化的认同中发掘华夏民族精神。第五章主要批判了当代人的精神价值危机,分别从人格的堕落和媚俗的文学两方面来谈,张承志希望通过民族间文化整合和重塑中华文化精神来唤醒人的精神价值危机感。
顾林[9]2015年在《信仰与救赎—史铁生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史铁生是文学家中杰出的思想者,他的思想具有明确一贯的主题。在个体生命的层面,基于对生命三大根本困境的认识,即命运之无常、死亡之必然、孤独之不可逃避,史铁生对命运、死亡与孤独进行了探索,而爱情拯救孤独,由此孤独与爱情联系在一起;在社会政治层面,则是史铁生对人道主义思想的阐发;同时其创作后期以基督教上帝观为核心的信仰探索也体现了他社会政治层面的现实关切。这些主题涉及生命的本源性问题及社会、国族发展的根本性问题,“信仰与救赎”成为一根主线在个体救赎与群体救赎两个层面将这些问题串联起来。本文由绪论、本论六章、补编一章及结语构成。绪论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选题意义,论述了从信仰的角度对史铁生的思想进行探索的理论与现实意义;第二部分对当前国内外关于史铁生的研究进行了归纳与分析,并在此基础上从三方面申明了本论文的创新之处;第三部分简单陈述了本论文的逻辑结构和思路。第一章题为“爱命运”——史铁生的命运观。联系他痛苦的肉身境遇,指出他早年对绝望处境的坦诚书写是有意义的,其表明一个人敢于直面生命的悲剧而不是逃避。并联系蒂利希的思想对绝望的意义作了本体论上的阐发,指出对绝望的接受,本身就是信仰,体现了存在的勇气,不过史铁生基于肉身境遇关于命运初步的理性探索尚无哲学家超然的理性气质。史铁生关于命运的进一步探索则是受到圣经中约伯故事的启发,由此领悟到一种涉及宇宙整体与作为部分之个体关系的形而上学。藉此形而上学,他论证了人类苦难存在的必然合理性,阐扬了一种更为释然的面对命运的态度。但针对其在苦难问题上形而上学的预设和演绎,又提出了两点反思。第二章题为意义与永恒——史铁生的死亡哲学。在1986年的《我之舞》中,史铁生第一次对死亡展开理性的探索。但是他由否定绝对的虚无,继而否定死是虚无,从而推证出“我”不死,只是一种逻辑性的自洽,其论证没有充足有效性;而在以1999年开始发表的“病隙碎笔”系列为代表的作品中,他的论述摆脱了逻辑抽象性,有了更为具体的内涵。他将论述的重点放到了“我”上,提供了以下思路:一是佛教的“无我”观;一是基于一种建立在等级序列上的宇宙观和历史观所提出的“小我”融入“大我”以获得永恒的思路,但这一思路却使得意义与永恒之间构成了一种循环论证;不过,史铁生随后的作品所阐发的关于意义与永恒的新的认知,则启发我们意识到“我”之不死,“我”之永恒是建立在对生命意义的道德认知上。永恒指向质的而非量的无限性,它是精神人格的永恒,而非生物学意义上的无限,由此证明了其思想在救赎论上的有效性。史铁生坚信“我”之不死,也是因为他相信人确有灵魂而灵魂不死,他为此提供了几条实证思路;同时,他也从道德意义上论证了灵魂不死这一信念的重要性。而爱与求知应该成为生命最基本、最重要的主题,是史铁生的死亡哲学给予我们的重大启示。第三章题为孤独与爱的救赎——史铁生的爱情观。孤独意识具有二重性,这也体现了人本质的二重性:一方面,人需要走出孤独,走向群体;另一方面,人又需要确认他的独特性与不可替代性,由此人需要在群体中享有自我内在的封闭性,也即人有渴望孤独的内在需求。史铁生强调第一方面,却忽略了第二方面,这是他在孤独与爱情的探讨中陷入困境的根本原因。在其生命境遇中,他领悟到残疾与爱情是上帝向人类隐喻的两条最本质的人性密码,在孤独的意义上,残疾即指人间的防备、歧视等造成的人心灵上的压迫和损伤。他在前后期一系列的探索中都表达了消除人间防备、歧视的强烈渴望,但伴随而来的却是孤独是人之宿命的悲观体认。在此基础上,他指出唯有爱才能拯救孤独,而基于对人之孤独的救赎,他的爱指向了广博的爱愿,博爱是难以实现的理想,爱情是其中可实现的部分,由此他通过对爱情的探讨去表达消除孤独的渴望。但爱情的理想远景既然指向了博爱,便陷入了“爱情能否n对n”的难题。在《爱情问题》、《务虚笔记》、《我的丁一之旅》中他对这一问题的探讨逐次推进,但终未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答案。论文最后联系弗洛姆的观点,回顾反思史铁生的思想,指出其在爱情难题上陷入困境的原因,并提出解决思路。第四章题为“上帝”与政治——史铁生的人道主义思想。史铁生社会政治层面的关切是以他的人道主义思想为核心的。他从“叛徒”的困境、“我们”的位置中,看到了人道主义应有之义,并联系基督文化、基督精神对人道主义的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进行了深入辨析。在他看来,政治问题和“上帝”信仰是不可分的,人道之上有“神在”、有“天命”,只有站在信仰的高度,才能真正击中时弊,找到出路。第五章题为“看不见而信”——史铁生的上帝观(一)。在后期,史铁生以基督教上帝观为核心阐发了他对信仰的认识。他的信仰观主要从两个方面启发了我们的思考:一是认识论上,他强调“看不见而信”,也即强调信仰的非理性特质,这是本章要阐述的问题;二是在救赎论的意义上,强调人神距离说,这是下一章的内容。在史铁生笔下,始终有两种上帝的形象:一是创世主、一是救世主。在早中期多是创世主的形象,而在后期,救世主的形象与精神得到了格外强调,正体现了他对基督文化与基督精神的赞赏。基于基督教“三位一体”的学说,史铁生通过救世主的存在领悟到创世主冷漠背后的恩慈,从而在不自由的宿命下找回了人的自由,并由此阐述了信仰的真意。但上帝的存在也即上帝的本体论问题是谈论上帝不可回避的问题,却没有引起史铁生特别的重视。他简单明了地指出信仰的本义是“看不见而信”,因为信仰在于人的信心、信念,一旦要求实证,就谈不上是信仰;同时,理性的有限也使之无能论证信仰。在他的作品中,上帝是以一正一反两条思路自然呈现的:正向的思路是,由对人之有限的认识,推到了无限之在,而这无限之在,即指上帝;反向的思路是指他基于救赎的意义强调了上帝存在的必要与价值。但这两条思路只建立了上帝存在的可能性及上帝存有的价值,却尚未建立起其真实性。而不能在心中建立起上帝的真实性,对于某些人而言,便无法真正地走近上帝信仰。但上帝的真实性终是不可证明的,在现代基督教思想家约翰.希克的启发下,我们由关于上帝存在的推论的健全性转换成对史铁生上帝信仰之合理性的研究。在这种考察中,我们看到了一种扩大了的经验和理性的范畴。正是在这广义的理性和经验里,史铁生的上帝信仰具有了合理性,也为我们走近上帝信仰提供了启示。第六章题为“人与神有着无限的距离”——史铁生的上帝观(二)。基于对人力有限的客观认识,更主要是基于对人性之恶的洞察及对中国历史、文化与现实的认识,史铁生在救赎论的意义上,突出强调了“人神距离说”,人与神的距离具体便体现在人力、人性、人智的有限或残缺与神的全能、绝对的圆满与美善的比照。史铁生明确指出他的“人神距离说”是在刘小枫的《走向十字架上的真》中找到的答案,他的这一思想也确实会让人联想到刘小枫在书中极为推崇的卡尔.巴特的思想。但通过与卡尔.巴特思想的比照可以发现,卡尔.巴特极端的神人隔绝理论无限地贬低了人,彻底取消了人的主体性;而史铁生在“人神距离说”的视野下,对有限(人)和无限(神)的辩证论述,则在认识论而根本上是生存本体论的意义上,建构了一种关于人的自由的辩证法,在神设定的“不自由”下,导向了人的超越的主体性。同时,基于社会现实的解决方案,我们将史铁生的“人神距离说”与别尔嘉耶夫以个体人格自由为核心的思想进行比较,以期引起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即病根是在极权文化上,还是根本源于人的奴性意识?最后针对学界关于史铁生是个无神论者或无神论意义上的泛神论者的普遍观点提出进一步的思考,指出从认识论的角度,我们无法对史铁生是否相信上帝作出准确判断,但从救赎论的角度,也是基于史铁生自己的明确表述,我们可以给史铁生一个准确的赋名,即史铁生是一个宗教精神的信仰者,这也是学者们的普遍共识。史铁生的信仰观尽管是在耶佛的比照下,以基督教上帝观为核心进行阐发的,但他信仰的并非某一具体宗教而是一种宗教精神,文中从五个方面对其宗教精神进行了概述。补编是史铁生的佛教思想,史铁生对信仰观的阐述是在耶佛的比照下展开的,不过佛教思想经常是被作为反例来运用的。但总体来看,史铁生所批评的并非原旨意义上的佛教思想,而是流于世俗化、功利化的民间信仰,由此他对佛教的批判有失公允,这是需要指出并加以澄清的。按照史铁生的论述逻辑,应把其对佛教的认识放在上帝观的两章,但在具体论述中会破坏这两章的逻辑和结构平衡,因此将之作为补编。史铁生基于他的信仰观,对佛教的理性主义、佛教的“灭欲说”以及佛教的功利性提出了他的批评。不过,在他的论述中,我们看到其思想及精神实质与大乘佛教是契合的,大乘佛教的的利他精神、忧悲情怀也正是史铁生明确表示赞赏的。而从大乘佛教思想出发,能够激发我们对佛教的积极认识,以此也能回应史铁生对佛教的质疑。结语题为“未完成式”——思想的文学性书写。对史铁生的信仰之路作出总结,指出理性的精神是其主要的特征,也是其思想及思想的探索之于我们的最大意义;同时,就思想与文学性书写的关系,在昆德拉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比照下,对史铁生的创作进行了简单的考察,指出在如何更好地融合思想的表达与文学性书写的关系上,史铁生的艺术探索仍是“未完成式的”,值得我们在此问题上继续思考。
赵志敏[10]2008年在《公共景观化的私人空间》文中提出本文的研究对象“文革文学”特指文革时期公开发表的文学作品,“为主流意识形态所推动、认可和接纳的主流文学”1,涉及小说、戏剧和诗歌等文革时期较有影响的艺术样式(以小说为主),以部分作品为代表,具体描述在文革特殊的时代语境里“家庭”的表现形态。杰姆逊对第三世界文本的解读——“第三世界本文,甚至那些看起来好象是关于个人和利比多趋力的本文,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投射一种政治:关于个人命运的故事包含着第三世界的大众文化和社会受到冲击的寓言”——有助于我们理解文革期间“家庭”的复杂含义:在政治意识高于一切,个人的私人空间受到主流话语全面侵袭的文革时期,“家庭”在中国文化语境里的“寓言”性质得到了空前的彰显——从家庭的角色定位到家庭成员的存在形态。论文分为三大部分:在“引言”部分,本文描述了“家庭”的演化过程,从封建社会到文革时期,“家庭”在与现实政治的彼此纠缠中逐渐丧失其世俗生活的丰富与生动,其私人空间的芜杂与繁复逐渐让渡于公共景观的整齐与规整。上篇主要借助福柯的“全景敞视”理论,论述文革时期“家庭”的角色定位。具体内容分为三章:因“人”而异的家居环境;独特的空间意象设计;“家国同构”的时代想象。空间主体不同的政治身份决定了他们所处空间环境鲜明的情感色彩,也决定了他们在权力网络里各不相同的权利与资格。下篇则以“成长”为关键词,分为两章:“引领”下的“成长”;“救赎”:“浪子”、“逆子”。描述在全民崇拜的时代氛围里,所有的社会成员作为“精神之父”的“子辈”向着既定方向的自我“成长”:生命个体的独立意识在对最高权威的敬畏与拜服中自觉消除,在努力成为时代“长子”的发展历程里接受着象征秩序无形的阉割。“长子”、“幼子”、“浪子”与“逆子”——不同的角色转换都在阐述一个严峻的事实:在最高领袖作为唯一认同对象的文革时代,缺乏生命本体意义的“成长”体验从根本上丧失了“成长”的本质意义。
参考文献：
[1]. 皈依：迷途与拯救—薇依对柏拉图“洞喻”的秘教读法索解[D]. 杨增艳. 海南大学. 2017
[2]. 生命的皈依与迷途[D]. 王林春. 山东师范大学. 2000
[3]. 中国现代作家与基督教文化[D]. 杨剑龙. 华东师范大学. 1998
[4]. 詹姆斯·鲍德温之宗教思想与其创作研究[D]. 张学祥. 山东师范大学. 2015
[5]. “主体生成”及其现代性想象[D]. 郭彩侠. 上海大学. 2013
[6]. 在终极追问中触碰[D]. 刘冰.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13
[7]. 社会疏离中的精神皈依之旅—国产公路电影的本土化表达研究[D]. 杜晓燕. 曲阜师范大学. 2017
[8]. 多元文化视角下的张承志解读[D]. 马思佳. 陕西师范大学. 2011
[9]. 信仰与救赎—史铁生思想研究[D]. 顾林.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15
[10]. 公共景观化的私人空间[D]. 赵志敏. 河南大学.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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