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与“街头”——巴金叙述中的“五四”意象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象论文,巴金论文,街头论文,五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现代文学作品中，“家”给人的第一印象往往不是二人世界，而是“家族”的概念，是《四世同堂》那样的几辈人，是大宅院、老公馆，哪怕破落了，也是《金锁记》中上有老下有小的几房人挤在一处。而“街头”作为交际、娱乐、消费，甚至政治活动的场所，似乎只有到了近代才越来越与人们的生活密切起来，以前这些功能在文学世界中经常是被压缩在大家庭的后花园中，“街头”不仅扩大了“家”的空间，而且常常成为“家”的颠覆者，从“家”到“街头”这两个空间的转换是巴金经常表现的内容，也显示了近代中国人现代性追求的一种轨迹。
一 “内”“外”有别
《家》的开篇便是从“街头”走回“家”的场景：觉民、觉慧兄弟在雪夜中热烈地讨论着刚在学堂中排演的话剧《宝岛》。他们的“家”也是那种老公馆，对于老公馆，作者忍不住从小说情节中跳出来多做了一番评述：
有着黑漆大门的公馆静寂地并排立在寒风里。两个永远沉默的石狮子蹲在门口。门开着，好像一只怪兽的大口。里面是一个黑洞，这里面有什么东西，谁也望不见。每个公馆都经过了相当长的年代，或是更换了几个姓。每一个公馆都有它自己的秘密。大门上的黑漆脱落了，又涂上新的，虽然经过了这些改变，可是它们的秘密依旧不让外面的人知道。②
“家”对于风雪夜归人而言，本应是“温暖、明亮的”，可此时带给觉慧兄弟的却是阴冷、莫测的印象：“黑漆大门”似乎要阻挡一切有生命力的东西，“永远沉默”的石狮子让人不由自主地联系到《红楼梦》中关于贾府石狮子的话③。“黑洞”、“秘密”，以“家”的隐秘性暗示背后存在的不义。于是，本来应当温暖的家却感受不到温暖，本来寒冷的街头却不觉寒冷④。在作者心中，那扇黑漆大门将“家”与“街头”明确分割成两个世界。
“家”在巴金笔下是具体的，也是抽象的，是花花草草、兄弟姊妹的个人记忆，也是他认为的封建专制的黑暗王国。“家”与“街头”是两个相对应的意象，它们分别指向两个不同的空间：“家”是有限制的私人领域，“街头”是具有开放性的公共活动空间。《尔雅》言：“牖户之间谓之扆，其内谓之家。”⑤一门之内谓之家，“家”是“内”，“街”是“外”，《说文》释“街”为“四通道也”⑥，这是开放之象。尽管“家”与“街”从空间上仅一门之隔，但却内外有别。在“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⑦的时代中，“名位不同，礼亦异数”⑧，空间绝不是一个纯粹的自然、地理的概念，对于空间的规范是对社会秩序规范的重要内容。空间的大小、位置分布，乃至空间的使用等在等级社会中都有具体的礼制规范。仅以“内”“外”而言便有很多礼法：“男不言内，女不言外。非祭非丧，不相授器。……外内不共井，不共湢浴，不通寝席，不通乞假，男女不通衣裳。内言不出，外言不入。”⑨有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通过对活动空间的管制所形成的内外之别更多的是对居于男性附属地位的女性自由的限制和控制⑩。在古代中国，大户人家的女性只有去寺庙烧香、回娘家探亲和一些节日等有限机会才能正当地走出家门。即便是合法地走上街头，正统者认为也处处潜藏着“危险”。如《水浒》中，林冲的妻子正是去庙上才遇到高衙内，引来大祸；《红楼梦》中英莲是在元宵节看灯走失的。所以，倡女权的何震在20世纪初曾毫不客气地痛斥这种对女性的“幽闭”：“故所立政教，首重男女之防，以为男女有别，乃天地之大经，使之深居闺闼，足不逾阈。……因自若其妻之故，而幽闭其妻，与解放妇人之旨，大相背驰。”(11)
不仅家庭中的女性成员，甚至连一些男性成员的活动自由也会受到某些礼法的限制。《红楼梦》中不仅为圈养少女们建造了一座大观园，就是这个家族未来的主人贾宝玉的活动也受到限制。空间的限制也强调了士宦人家与平民百姓的分别，这种分别无形中也在暗示：杂有乡野之民活动的街头是不安全、（道德上）不洁净的地域。这种担忧直到民国以后还存在，出生于1915年的杨宪益曾回忆：“我小时候没上过幼儿园，也没上过小学。我是独子，我娘总怕我被人绑架，或是撞上什么别的意外，直到我十二岁之前，一直不许我出去上学。我只有呆在家里，跟着家庭教师学习。”(12)这些子弟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与外部世界十分隔绝，长此以往，一些家庭成员只有吃喝玩乐的能力，而毫无劳动谋生的本领；而卖身于主子的“下人”，更是缺乏自主活动空间。
被“家”豢养的不可能是独立的人，而是一批奴隶——至少是没有独立的人格和心灵自由。陈独秀曾说：“宗法社会，以家族为本位，而个人无权利，一家之人，听命家长”。在《家》中，高老太爷听说觉慧在外面参加学生运动，怕“胡闹”“把你这条小命闹掉了”(13)，一句话就把他关在家里。用家长的权威把青年人限制在家中，使之与“街头”隔离，从而也维持了家固有不变的秩序，冰心小说《斯人独憔悴》中的“父亲”采取的也是这个办法，但在“五四”之后这个以往屡屡见效的办法却遇到了挑战。正如《家》中所写：“人底身子可以被囚禁，人底心却不可以。”(14)“家”中“平庸”的日常生活不适合已经“动”起来的青年人，“这［种］生活，真和在坟墓中差不多！［就跟关在监牢里当囚犯一祥！］”“寂寞呵！这家庭好像是一个沙漠，又像是一个狭的笼。我要的是活动，我要的是生命。”自由受到限制后，觉慧最大的感受是：“这种生活我不能够再过下去了。我觉得在家里到处都是压迫，对于一切我都得反抗。［我应该反抗到底。］”(15)觉慧的反抗办法是自己解放了自己，“‘我要出去，我一定要出去，看他们把我怎样！’他说着，就向外面走。”(16)
从“家”冲到“街头”，尽管脚步时快时慢，但人类对于自由渴望和实现自由的努力却始终如一、永不放弃。巴金这一代作家经历和见证了一个变革的时代，五四时代的激情不可避免地洋溢在他们的文字中。今天重读这些作品，既能梳理出他们的个人记忆，还能感受到文字中的时代气息，这些文字也相应成为我们解读那个时代思想和情感的凭证。在获得历史情境的感性认识之外，作者的叙述还让我们看到了一代人的思维方式和话语构成方式。19世纪末到20世纪20年代是家族的权威遭到挑战并开始解体的时代，“家庭”问题在五四时代已成为全社会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它与封建专制问题、妇女问题、婚姻爱情问题联系在一起，牵系着每个人，又连接着由古老走向新生的中国。从“家”走向“街头”，不仅是巴金一系列小说所表现的重要内容，也是当时一种主要的社会思潮；从“家”走向“街头”，也是人们生活活动空间和生活方式转变的一个缩影。有学者指出：“在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早期清末民初的数十年时间里，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发生了由传统向近代转折性的变化。其总体趋势是，因商业化、城市化等多种因素导致社会生态发生了较大变化，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开始萌生市场化、社会化、大众化的‘公共生活领域’，并由渐变到剧变，由局部变化到全面变化。”(17)由“家”到“街头”，这种空间的成功转换得益于个人意识的觉醒和对于生命自由的追求。个人的觉醒在五四时代能够达成，一方面是生命的内在要求，是西风东渐的熏染的必然结果；另一方面也是生产方式转变的需要，近代工业的发展需要大量的独立工人，现代社会职业也需要大批独立的知识分子，这对于原来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体都是一个极大的破坏和冲击，“家”之解体已经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
二 “街头”的震颤
在巴金笔下，对“家”常常不是心平气和的描述，而是义愤填膺的控诉，尤其对家族制度的不合理、不人性方面，巴金用一个个被戕害的青春生命，许多被破坏的个人幸福，还有长辈们虚伪无聊的生活来控诉“家”的罪恶。这里有巴金伤痛的情感记忆——他始终认为大哥的自杀就是为这个“家”所害，同时也呼应着“五四”的主流声音，可以说从《激流三部曲》中能够找出很多五四前辈对于家族制度反思的现实论证，在新文学作品中恐怕很难找到像《激流三部曲》这样与五四精神契合得这么紧密的例子。陈寅恪曾以“文史互证”的方法，从元、白诗来考察唐代的历史和风俗，《激流三部曲》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大约也可以做到这一点。
读着《新青年》，受到五四精神启蒙的觉慧，立志不再做他父辈这样的人、不重复他们的道路，并公开质问：“我们底祖父是绅士，我们底父亲是绅士，所以我们也应该是绅士吗？”(18)父辈往往抢占着忠孝节义的道德制高点来批判子辈的不义，而巴金借人物之口恰恰直指这种“绅士”的道德虚伪。所谓“绅士底生活”，我想是指外表上体面而内心空虚、自私自利的虚伪生活。那些高谈仁义道德为了财产明争暗斗的长辈们在觉慧面前早已露出虚伪的尾巴。傅斯年认为以纲常伦理维持的“家”才是破坏个性从而也是破坏“善”的“万恶之源”(19)。巴金的《家》小而言之是对家族制度罪恶的揭发，大而言之其矛头针对的是政治专制、思想专制。其实，将家族与专制主义联系起来也是五四时期家族制度抨击者的基本思路。吴虞说得很清楚，在中国古代，“家与国无分也”，“盖孝之范围，无所不包。家族制度之与专制政治，遂胶固而不可分析；而君主专制，所以利用家族制度之故，……而儒家以孝弟二字为二千年来专制政治家族制度联结之根干，贯澈始终而不可动摇，使宗法社会牵制军国社会，不克完全发达，其流毒诚不减於洪水猛兽矣。”(20)巴金小说中，尤其是《激流三部曲》里，像这样与五四新文化思想的“互文”比比皆是，难怪巴金自称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儿。
19世纪末到“五四”是家族权威遭到挑战并开始解体的时代，在小说中，巴金以五四启蒙精神来划分“家”和“街头”的功能。“启蒙”对于个人而言，是指脱离蒙昧状态走向光明、获得理性的自主的过程。在巴金的认定中，“家”就是处在“黑暗”状态中，那些深处其中还不觉醒的人亟需得到启蒙；而“街头”则是作者设定的光明之地，是从“家”的囚笼中解脱出来，以个人意志和勇气决定个人生活的一个象征。康德曾经说过一段广为流传的话：“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是指没有能力运用自己不经他人引导的知性。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去加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自己能加之于自己的了。Sapere aude!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21)巴金小说中形象地描述了不少青年人从胆怯到鼓足勇气运用“自己的理智”的过程，《春》中的淑英正是在新文化的启蒙下摆脱家庭束缚奔往新天地的典型。从多愁善感的小姐到敢于争取个人幸福的新女性，淑英的转变体现巴金的启蒙理想。这个少女由于父母之命许配给人，灿烂的人生前景立即黯淡下来，她出于生命的本能要反抗这种结局，内心便有了从“家”冲出去的驱动力。同时，堂哥觉慧出走的例子启示了她，身边觉民、琴等人的新思想氛围熏染着她，这些都让她向着作者设定的目标一步步走去。作者在书中明确地写到了她所受到的新文化思潮的启蒙，“西洋小说”带给她“一种迷人的魅力”、“另外一种新奇的生活”，她羡慕那些主人公“能够支配自己的命运”，“自由地生活，自由地爱”(23)。在一个目标和理念引导下的自我觉醒，这是一个典型的被启蒙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两次从封闭的“家”走向公共生活领域的“街头”是她运用自己的理智转变的关键。
简单一点说，《春》写的就是淑英接受启蒙从“家”走上“街头”寻求个人自由的过程。淑英、淑华、淑贞等是几位性格不一样，前途和命运也不一样，她们第一次走向“街头”，既有冲破禁忌的兴奋，对外面世界的好奇，又有惧怕、紧张。她们还不曾适应新的空间，但新的空间迅速打开了她们的眼界，带给她们灵魂的震颤。她们本能地感受到开放的空间所带来的自由感：淑贞“鼓起勇气朝四周看了看：地方是这么大，许多人往前面去，许多人向这面走来。每个人都像是自由自在的。”“淑华一面走，一面好奇地往四面看。她对于这里的任何东西都感到兴趣，尤其是那座高耸的辛亥保路死事纪念碑和来来往往的人。春天的风温暖地吹拂她的脸。她的周围是那么大的空间。她不觉得有什么东西拘束着她。”少女们街头感受是世界发现之震颤，如同鲁迅当年读《天演论》，“哦！原来世界上竟还有一个赫胥黎坐在书房里那么想，而且想得那么新鲜？”(24)这种发现是眼界的突然扩大，生命世界的扩大使得她们对自己的人生有了与以往迥然不同的认识。如果把这种具体的感觉扩大，近代中国的精英们发现“天朝”之外的“世界”，并且在震惊中无法拒绝它的吸引的心路历程也正与淑华、淑英等人的感觉相同。作者描述淑英：“这时的感情是相当复杂的，她仿佛就落在一个变化万千的梦里，但是一下子被她的哥哥觉民的话惊醒了。”“变化万千”的梦是突现在她面前陌生世界带给她的眩晕，“惊醒”则是重新审视个人生活后的内心震动，接下来的“我不害怕”，在鼓励自己的同时也泄露了内心的担忧。
与之相伴的是一种僭越和冒险感，当觉民和琴第一次提出带淑英去少城公园参加他们小团体聚会时，淑英惊喜过后是失望：“不行，我害怕。我们姑娘家这样抛头露面也不大好。而且爹也不会答应我去。”(25)走在街上，淑贞更是说：“我害怕，人这么多，我想回去。”新空间带给她们的眩晕甚至使她们不敢面对他人打量的目光，街头军人“轻佻地”看，茶馆中堂倌“贼眉贼眼”地看都让她们异常敏感，这是长期被幽闭在黑暗中突然见到强光的那种刺激。证之于史料和研究成果可知，当年走在街头的女性经常是作为风景受人围观。在清末民初，“警察声称，妇女的出现会造成公共秩序的混乱，因此应尽量让妇女远离公共场所，或者把她们与男人分开。……经常是戏完散场后，很多人聚集在出口打量来自精英家庭的衣着入时的女人，警察不得不驱散人群，维护秩序。……另外三名女子在劝业场购物，百余人跟在她们后面‘拥看’……”，故此，这位研究者认为：在成都“即使在20年代，许多精英仍然认为‘男女平权’是‘异端邪说’。因此，妇女争取公共空间的斗争，就要比沿海城市更为艰苦。”(26)可见，她们走上街头是对于当时礼俗的一种极大的挑战。当然，更大的挑战恐怕还在于自我心理的突破。作者写到了在“看／被看”中她们的一种自惭形秽的心理，那是面对“穿制服”的“一群学生”的“好奇的眼光”。面对军人和堂倌，她们尚能保持小姐的尊严和矜持，但在学生面前立即矮了下来，因为那正是自己羡慕又不可得的身份。淑英觉得学生的目光“就像穿透了她的衣服似的，她立刻窘得红了脸低下头不作声了。”
她们此行的目的地是一个叫“锦江春”的茶棚，这是公园里的一个茶棚，不是高级茶馆，作者这样写一是与觉民等人的学生身份、消费能力相吻合，另外就是想借助这个更为开放和平民化的空间，消弭“家”与“街头”的人为界限。对于淑英们而言，茶棚让他们接触到另外一群同龄人的人生，感受到与“家”完全不同的气氛，并不断责备自己的胆怯：“……淑英想着要到那边去同那许多勇敢活泼的青年坐在一起，这好像是自己的一个幻梦，但是她忽然又胆怯起来……”幻梦就在眼前，以致根本不敢接近。在内心上给了她更大激励的是，那些仿佛生活在她梦幻中的人不是天上的神仙，而且就是她熟悉的、就在她的身边，这对淑英有很大的示范作用，它意味着只要经过斗争她完全有希望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因此，她也看到了人生的另外一种方式：“她起了一些痴想，她觉得这时候她就是琴……为什么她不会做一个像琴那样的女子……她有时遇见一道电光，有时又碰到几大片黑云。”(27)
淑英这次走上“街头”所付出的代价是被父亲训斥和更严格的监管。但见识过外面世界的心怎么能收住？下一次是去万春茶园看觉民和他的朋友们演《夜未央》，这次看戏的经历使她下定了与旧家庭决裂的决心，最终的结果是走出家门，远赴上海——在《激流三部曲》中，上海是更宽阔的“街头”，是走出家的希望所在。“街头”展示着一个人生的新天地，启蒙着被拘囿在“家”中的女青年们制造新的梦幻，自然，这也是五四时代个人的觉醒和发现的自然结果。
三、从“家”到“群”
在觉慧、觉民等新青年的心里，“家”的死寂与“街头”的热烈反差太大了。《家》中曾经描述过觉慧参加小团体活动之后走在回家路上的兴奋心情。在外面，年轻人在一起：“他从来没有像这样地感动过的。谈笑，友谊，热诚，信赖，……从来没有表现得这么美丽。这一次十几个青年底茶会，简直是一个友爱的家庭底会集。但这个家庭底分子并不是因血统关系，家产关系而联系在一起的；结合他们的，是同一的好心，同一的理想。在这个环境里他只感到心与心底接触，是赤诚的心，完全脱离了利害关系底束缚。他觉得在这里他不是一个陌生的人，孤独的人。他爱着他周围的人，他也为他周围的人所爱。他了解他们，他们也了解他。他信赖他们，他们也信赖他。”再看他回到家中的感受：“在归途中觉慧和哥哥谈着种种的话，那时候心里还是热烘烘的。可是他一走到家，走进了大厅，孤寂便意外地袭来了。他好像又落在寒冷的深渊里，或无人迹的沙漠上。在他底眼前晃着一些影子，旧时代的影子，他差不多找不到一个现代的人，一个可以谈话的人。”(28)
由此可以看出作者要强调的是什么了，他向往一种亲如兄弟的家庭聚会，这个“家庭”不是以血缘关系建立起来的，而是有“同一的理想”，是信仰的纽带聚拢了每一颗心。在“五四”的观念中“家”是私，而有为青年实现人生的价值要追求的应当是“群”的事业。无政府主义者在主张废家的时候就提倡一种新型的人际关系。“大抵一个家族里头，不外是三级制：一、前辈，二、平等，三、后辈。三辈之中又有两类：一、能自给生活的，二、不能自给生活的。我们首先从精神上解放起来，把那公公婆婆爸爸妈妈伯伯叔叔姑姑姨姨的名义一齐废掉，大家从新做起人格独立的人来。那自己能自给生活的，当然自谋职业去！那已经不能或尚还未可以担当职业的，本互助的精神，不叫做仰给于某人，这叫做互助生活。果有了几家如此，已大可联合创造‘新村’，慢慢的更设立起公共育儿院、公共养老院等等必要的组织，于是乎新社会的雏形出现了。”(29)巴金显然也很为这样的理想所吸引。从压抑人性的“家”中解放出来，走上“街头”，“自谋职业”，过着互助的新型人际关系的“群”的生活，这是隐含在巴金作品中一个不灭的安那其梦想。
由“家”的专制到“群”的互助像一个美丽的梦想让巴金迷醉。“将个人的感情消溶在大众的感情里，将个人的苦乐联系在群体的苦乐上，这就是我的所谓‘醉’。”在这篇题为“醉”的散文里，巴金说：“进到了醉的世界，一切个人的打算，生活里的矛盾和烦忧都消失了，消失在众人的‘事业’里。……在这时候个人的感情完全溶化在众人的感情里面。甚至轮到个人去牺牲自己的时候他也不会觉得孤独。”值得注意的是，巴金叙说他自己“第一次的沉醉”：“那已经是十七八年前的事了……那时我是个孩子。我参加一个团体的集会。”接下来所写的感受就是《家》第29章的文字，也就是本文前面所引用的觉慧参加小团体活动归来的心理感受。人物的心情与作者的记忆融为一体了，作者说：“这醉给了我勇气，给了我希望，使我一个幼稚的孩子可以站起来向旧礼教挑战，使我坚决地相信光明，信任未来。不仅是我，我们那个时代的青年都是这样地成长的。而且我相信每个时代的青年都会在这种沉醉中饮到鼓舞的琼浆。”(30)在这里，巴金等于预设了一个美好的目标，即“群”（群体、大众）的生活。这是离“家”奔向“街头”以后的目标，换言之，如果仅仅离家，很多问题仍旧解决不了。这些问题在《激流三部曲》中没有得到呈现，却在巴金另外的创作中有所涉及。比如《雨》中狂躁的不知如何安放自己灵魂的吴仁民，直到后来他参与到朋友的“群”的事业中，心才安定下来。《憩园》的情况更为复杂，单说新憩园的女主人万韶华，她与姚国栋也算是新式家庭，有着自己的自由生活，但她却挣脱不了无形的精神束缚，“我好像一只在笼子里长大的鸟，要飞也飞不起来。”(31)以致感觉“我简直是个废人”(32)。作者已经很直白地暗示了囚禁在个人的小天地中，而不是融入到大众的事业里，依旧是无所作为的生命枯萎。也就是说，个人的觉醒还不够，还要有“群”的追求。
但巴金的“群”是什么呢？虽然在《家》的初版后记中，他就预告了接下来要写《群》(33)，但终究没有写出这部书来，可能他自己也不是很明确，所以一直只能是一个很含糊的表述。从巴金现有的创作来看，离开“家”的新青年们开始对于街头的占领和争夺(34)。街头是表达公众意志、实现民众自由和平等权利的场所，群情激昂的演讲、悲壮的献身于信仰、血与火的同当权者斗争都是在街头完成的，尤其是《爱情三部曲》这样的作品，直到《火》三部曲，“街头”终于扩大为“旷野”(35)。但不论怎样，这些革命青年们的“群”在小说中所看到的往往都是小团体，而团体的核心气氛也是平等、自由，有着家庭的温暖和兄弟般的互助。毋庸讳言，巴金是按照无政府主义者的小团体来设想这些人的活动的。巴金所要强调的是在这样的团体中，目标是为了“万人的安乐”，而不是个人的私利；“纪律”是个人的内心道德律令，而不是外在的、强制的约束。在充分保证个人自由的前提下，将个人的情感和行动融合在“群”的事业和感情中——这个说法无论如何都让人觉得有些自相矛盾，但它却寄予着当年无数无政府主义的美好理想。克鲁泡特金在《互助论》、《面包与自由》等著作中所设计的“自由共产主义”的完美社会就是这样。克氏认为：要建立一个没有权威、没有强制的社会才是保障人人自由的完美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要取消私产，实现共产共有，为此“人类的趋势是减少政府的干涉以至于零：实在就是要消灭那不公道、压制、独占三者的化身——国家。”“在将来世界中维系个人间的结合的，不是法律，而是社会习惯——这是我们各个人所感到的要求邻人来帮助、合作与同样的需要之结果。”(36)于是，用各社团的联合代替国家，用自由结合和相互了解代替法律。我们暂且不去评估这种设想的可行性，但它理想的光辉却实实在在笼罩在巴金的作品中，因为有了这样的内核，巴金作品也呈现出与同时代其他作家的异质性，可以说虽然同为启蒙者，巴金却有自己的“五四”。首先，巴金强调的个人自由与“五四”时代的个人解放尚不能等同。其次，巴金的“群”的事业，与民族—国家的现代性追求有着更为复杂的纠结。刘再复在总结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中国现代史时，认为经历了三次重大思想意识的觉醒：“第一次是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民族—国家’意识的觉醒；第二次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人—个体’意识的觉醒；第三次是‘五四’之后二三十年代‘阶级意识’的觉醒。”(37)同时，他指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觉醒的人的意识表面上与‘民族—国家’意识势不两立，一些思想家与作家也宣布它们势不两立，但在中国当时具体的历史场合下，两种意识根本难以构成真正的对抗，‘人—个体’意识终究只能成为‘民族—国家’意识下的附属观念，而不能成为一种强大的独立的意识。”(38)而到后来革命思潮压倒一切的时候，人的意识最后完全被阶级意识所消灭。巴金也处于这两难之中，但他企图有效地保持着个人的自由，保持着个人理论的统一性，至少他鲜明地拒绝任何“国家”理论的收买。但正如有的学者曾指出的那样：“作为一个公民在1920年代的觉醒，自我立即觉悟到了公民权和爱国主义。”孙中山甚至更是明确的批判“世界主义”，而要求把民族—国家的利益放在首位(39)。那么，巴金的“群”如何能够确保个人的自由，又与民族—国家保持相应的距离？巴金可以在理论上坚持自己的统一性，但现实环境却让他不能不游移不定，尤其是在抗战的这种背景中。我们可以看到，1936年，在谈到“把个体的生命连系在群体的生命上”时，巴金是这样说的：“在这时代是没有个人的出路的。要整个社会、民族、人类走上了康庄大道以后，个人的一切问题才能够得着适当的解决。”(40)这里特别需要注意的一个次序问题，“个人”已经退居第二位了；更值得注意的是，“整个社会、民族、人类”究竟与“民族—国家”差别在何处？显然，巴金也是矛盾的，以致他不得不在写《火》的时候宣布，他相信无政府主义，同时也是一个爱国者(41)。
费约翰发现了一个叙述的“秘密”：“中国的民族主义伦理和小说偏爱一种特殊的叙述形式，即在人们觉悟到自己的被囚禁的本质，并找到一条‘出路’的时刻，整个叙述便达到了高潮。”(42)问题是高潮接下来是什么，走出了“家”来到了“街头”怎么办？启蒙者似乎都预支了一个美好的结果，但他们却很少有鲁迅那样拒绝“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43)的清醒。不过，前述巴金的矛盾也清楚地显示了他作为一个启蒙者的犹疑，这种犹疑包括他预期的目标都能够兑现吗？他所决绝抛弃的东西是否完全不值得留恋？从某种意义而言，《憩园》算是《激流三部曲》的续篇，但两者有明显的不同，像杨梦痴这样的人，在《激流三部曲》中正是被谴责的荒淫无耻的“父辈”，可是在《憩园》中，作者却写了一个无法跟他决裂的儿子，并演出一段催人泪下的情感大戏，在五四的语境中，父／子是势不两立的概念，可此时却模糊了。由此可见，《激流三部曲》大概是整个现代文学作品中五四意识最强烈的一部作品，尽管，在创作时间横亘20世纪整个30年代，但这里的“五四意识”却是十多年前巴金所接受的“五四”原汁原味的展示。另一方面，《激流三部曲》也是巴金五四意识下降的起点。到《寒夜》中，他已经开始对五四启蒙叙述进行审视了。汪文宣和曾树生曾经对“家”告别得那么彻底，他们在一起同居，给对方以充分的自由，完全不要什么结婚仪式的束缚；他们也曾有很多梦想：“那个时候我们脑子里满是理想，我们的教育事业，我们的乡村化、家庭化的学堂”，结果现在的感觉却是：“从前的事真像是一场梦。我们有理想，也有为理想工作的勇气。现在……其实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再像从前那样过日子呢？”(44)我想这个疑问不独是作品中男女主人公的。以前，巴金的作品中往往是革命之外没有人生、街头之外没有风情，一切都在现代性的叙事法则的牢牢掌控中，作品的每一笔生活细部的描写都有因果关系都明确地为了“说明”什么，而到《寒夜》中，作者完全敞开了，生存状态、生命境况、家庭关系都扯进来了，共同检验着走向“街头”的效果。当汪文宣和曾树生走出旧的“家”建立了自己新的“家”的时候，这是第一次出走（旧家）和回归（新家）；但他们可能想象不到，曾树生还有第二次出走，这次出走不但宣告他们自己建立的家庭的解体，而且也断绝了她回来的机会，小说的最后是这个家连踪迹都无处查寻，曾树生只有孤身一人彷徨在寒夜的街头上。如果这个场景中有什么象征意味的话，他不能不促使我们去反思五四人在追求理想的过程中获得的与失去的。在现代中国，一切都仿佛被压缩过了，包括时间和速度，我们似乎还没有完成启蒙的时候，就需要开始反思启蒙的伤害了，想起这些，我丝毫感受不到一个后来者的超然和得意。
在史诗《奥德赛》中，英雄奥德修斯漂泊十年、历经艰险、战胜对手，终于回到家中、夫妻团圆，“家”在这里是一种力量和安慰。而到20世纪的《尤利西斯》中，布卢姆却成了有家而归不得的人，他只能浪迹“街头”寻求安慰。当觉慧们义无反顾地走向街头的时候，真的就能丢掉“家”可怕的阴影吗？ “街头”真的就属于他们吗？他们想过回“家”吗？当他们一往无前的时候，恐怕想不到这些问题，只有走在寒夜街头的曾树生才会有这样连连的疑问。伯曼在叙述“大街上的现代主义”时特别提到20世纪城市规划中的大街（公路）对于人性的侵犯：“科比西埃最直接地感受自己受到了威胁，易于受到伤害：‘离开自己的房屋意味着，只要我们一跨过门槛，我们就处于被过往的汽车杀死的危险之中’。……‘我回想到二十年前自己还是一个青年学生的时候：那时马路属于我们；我们在马路上唱歌、争论，马车在我们身旁轻轻驰过’。……但现在这种田园诗的图景已成为过去，大街属于车流，这种图景必定逃命去了。”(45)我突然有一种联想，当觉慧们走上这样汽车飞奔、人要逃命的街头会怎么想，要知道这可是他们视为自由之地的“街头”。可能毫无联系，但从追求的现代性结果而言，觉慧总归无法避免要与这个“街头”遭遇。
注释：
①关于“五四意象”，请参见作者另外一篇论文《新书刊——巴金叙述中的“五四”意象之一》（《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在该文中，作者认为：所谓“五四意象”主要是指作品通过对象化的叙述所塑造出来的体现五四时代话语特征的事物、景象和人物形象。它们是作者个人记忆与时代共名的某种混合、过渡或转换。“五四意象”是指能够体现出“五四”思想观念和价值判断的元素，并非是指“五四”时期最早出现或者专属于“五四”的事物。通过“五四意象”作家能够还原出“五四”的历史氛围和时代主题，它也折射出作者对“五四”的认识、基本态度。
②以上引文见巴金：《家》第1章，《巴金全集》第1卷，第3～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
③《红楼梦》第66回，柳湘莲说：“你们东府里除了那两个石头狮子干净，只怕连猫儿狗儿都不干净。”
④《家》第2章，姑母问兄弟二人：“刚才还下大雪，外面想必很冷……”，觉民的回答则是：“外面并不太冷。风已经住了。我们一路上谈着话，倒也很舒服……”（见《巴金全集》第1卷第10页）。
⑤⑥见宗福邦等主编《故训汇纂》第575页“家”字条；第2047页“街”字条。商务印书馆2003年7月版。
⑦《荀子·修身》。
⑧《左传·庄公十八年》，《十三经注疏》第1773页，中华书局1980年9月影印本。
⑨《礼记·内则》，《十三经注疏》第1462页。
⑩［美］曼素恩：《缀珍录——十八世纪及其前后的中国妇女》，第73～74页，定宜生、颜宜葳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1月版。
(11)震（何震）：《女子解放问题》，葛懋春等编《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第98～9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5月版。
(12)杨宪益：《白虎星照命》，《去日苦多》第11页，青岛出版社2009年7月版。大约正是这种切身体验，使得杨宪益对《家》所描写的一切感同身受，据他的妹妹杨苡对笔者言，当年正是她哥哥推荐她看《家》，并认为写的事情和他们家一样。
(13)(14)(16)(28)巴金：《家》，《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小说集七》，第77页；82页；83页；306～307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5月版。读版本系据《家》1933年5月开明书店初版本重排。
(15)(18)巴金：《家》，《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小说集七》，第98、102、105，26页。方括号中的文字系《巴金全集》本改动后的文字。
(17)李长莉：《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从传统到近代》第6页，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年4月版。
(19)傅斯年：《万恶之源》，《新潮》1919年第1卷第1期。
(20)吴虞：《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新青年》1917年第2卷第6期。
(21)康德：《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历史理性批判文集》，第22页，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11月版。着重号为原文所有；Sapere aude意即：要敢于认识自己。
(22)巴金说哪怕在五四运动之后，“我的姐姐、妹妹们享受不到人的权利”，他的三姐的结局与《春》中死去的蕙差不多，而另外一个堂姐，身上有“琴的影子”，也热心读了不少新书刊，但“没有人帮助她像淑英那样地逃出囚笼”，“她后来成了一个性情乖僻的老处女，到死都没法走出家门”（巴金：《谈〈家〉》，《巴金全集》第20卷第421页）可以说在现实中巴金家族里没有一个像淑英这样的例子。
(23)(25)巴金：《春》，《巴金全集》第2卷，第8页；第19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
(24)鲁迅：《琐记》，《朝花夕拾》，第6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北京版、1991年印刷本。
(26)王笛：《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第261页，李德英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2月版。
(27)以上均引自巴金：《春》第12章，《巴金全集》第2卷，第198～220页。
(29)两极（梁冰弦）：《家族的处分》，葛懋春等编《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第404页。
(30)巴金：《醉》，《巴金全集》第13卷，第95～9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
(31)(32)巴金：《憩园》，《巴金全集》第8卷，140页；第13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
(33)巴金：《〈家〉初版后记》，《巴金全集》第1卷，第435页。
(34)关于这方面内容，已经巴金对于殖民地的都市罪恶的揭露，笔者将另文详述，在此不展开。
(35)钱理群在《“流亡者文学”的心理指归——抗战时期知识分子精神史的一个侧面》一文中指出：“四十年代战争中的中国文学的‘中心意象’无疑是这气象博大而又意蕴丰富的‘旷野’……”，王晓明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修订版）下卷，第46页，东方出版中心2003年4月第2版。
(36)［俄］克鲁泡特金：《面包与自由》，第63页，巴金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12月版。
(37)(38)刘再复：《“五四”中心理念及其历史语境》，《共鉴“五四”》，第102页；116页，浙江教育出版社2010年1月版。
(39)(42)［澳］费约翰：《唤醒中国：国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与阶级》，第131、153页，李恭忠等译，三联书店2004年10月版。
(40)巴金：《我的路》，《巴金全集》第13卷，第32页。
(41)关于巴金支持抗战又坚持自己的无政府主义理想两者的复杂纠结，请参见周立民《五四之子的世纪之旅》第二章第四节“抗战与改革”，《西部华语文学》2008年第11期，第67～71页。
(43)鲁迅：《影的告别》，《野草》，第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7月版。
(44)巴金：《寒夜》，《巴金全集》第8卷，第445页。
(45)［美］马歇尔·伯曼：《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第213页，徐大建等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10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