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哲学研究中的合法性问题——评朱宝信先生近年来的马克思哲学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哲学论文,性问题论文,评朱宝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朱宝信先生是近年来国内马克思哲学研究界的活跃人物，他立足于实践唯物主义理论体系的基础上，对马克思哲学的实质进行了系列的论述，并提出了马克思哲学中的三大学说和两个层次的划分，力图给读者一个完整的马克思形象（这里只列出朱宝信先生近年来的主要代表作：“论唯物主义的三种形态：兼论马克思唯物主义的人本特色”，《广西社会科学》1996年第3期；“论辩证法的三重划分 ”，《天津师大学报》1995年第5期；“马克思新哲学观综论”，《晋阳学刊》1995年第3期；“论马克思哲学三大学说”， 《学习与探索》1997年第1期；“论‘异化’在马克思哲学中的重要地位”，《广西社会科学》1997年第1 期；“评唯物史观研究的客体主体向度之分”，《社会科学辑刊》1997年第5期）。但掩卷细思， 朱先生对马克思的理解并不是从马克思哲学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出发的，说到底只是国内两条研究思路的外在嫁接，他提出的三大学说和两个层次的划分就是这种外在嫁接的表现，这种研究思路决定了他在面对马克思哲学的文本时，就表现出对文本的失控，产生了对文本的误读与对文本相互关系的外在统摄。按照朱先生的逻辑，只能是更加加重对马克思哲学的混乱理解。本文针对朱宝信先生马克思哲学研究中的这些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以求教于朱先生和学界大家。
一
为了从逻辑深层上认清朱先生研究思路的嫁接性特征，不妨先对国内近年来马克思哲学研究思路进行简要的归纳。
在传统的研究思路中，马克思哲学被理解为是对自然界、人类社会与思维发展一般规律的学说，世界被描述为一个与人无关的自组织发展过程，从而造成了主体地位的失落。这是一种具有宿命论特征的解读思路。对此的反思，人的主体地位开始凸现出来，自80年代以来的人道主义问题的争论，再到实践唯物主义大讨论，实际上都是围绕着人的问题展开的，并力图从哲学上确立人的地位。正是对人的哲学阐发，才出现了学界的人学研究，有的学者甚至认为马克思哲学就是人学，或者把马克思哲学变成了一种人道主义，并从马克思早期的人本主义学说中寻求理论依据。这当然是研究的泛化。至此，在马克思哲学研究中，出现了两条思路：一是传统教科书的研究思路，注重的是对世界的客观性的描述，强调的是马克思哲学的唯物主义特征。另一条思路是从实践唯物主义讨论中生发出来的，强调的是马克思哲学的主体性特征。在后一条思路中，一些学者直接认为马克思哲学就是人道主义，把马克思哲学人本化，另有一些学者虽然认为马克思哲学是唯物主义，但实质上他们的落脚点是主体性，是一种羞羞答答的人本主义。朱先生对马克思哲学的理解，就是后一种人本主义。
表面看来，朱先生是反对象丛大川先生所提倡的马克思哲学就是一种人道主义的，认为自己是在坚持马克思哲学中的唯物主义。但朱先生理解的唯物主义是什么样的唯物主义呢？“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是一种张扬人的主体性的哲学，是克服了旧唯物主义的客体性之后所达到的（人的）实践性的唯物主义新形态。”〔1 〕这样一种新形态的唯物主义具有人本特色，马克思的这种唯物主义，早在写作“博士论文”时就已经形成。作者认为，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区分了客体性与主体性唯物主义，“马克思是赞同主体性唯物主义而不赞同客体性唯物主义的”，“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的建立，而临的直接任务是对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客体性唯物主义的改造……在于对古代主体性唯物主义的朴素性的克服，而这一克服，就是从实践的角度论证和确立新唯物主义的主体性。”〔2〕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是人本特色的主体性唯物主义， 这决定了马克思的辩证法也就是主体性辩证法，“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就不是对客观规律和历史必然性的被动反映，而是对先进阶级和人类进步的应当性和合理性的表达。既然辩证法表达的是人类进步的合理性，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就是以人为中心的主体辩证法。”〔3 〕因此主体性就成为马克思哲学的本质，以主体性为中心，在马克思哲学中有着三大学说，即实践与人的本质对象化学说、异化与人本质复归学说、人类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学说。〔4〕至此， 朱先生全面构建了以人为本的主体性的马克思哲学，实质上这种人本特色的马克思哲学与丛大川先生所讲的“实践的人道主义”并无二致，朱先生所讲的唯物主义，只是盖在他所讲的人本学马克思哲学面目上的轻纱，如果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人本学在当代中国的翻版。
朱先生强调马克思哲学的主体性，特别是强调马克思哲学中的异化学说，其意在生发在马克思面对现实时的批判性张力。但问题在于，在马克思后来的著作中，有的并不是从人本出发的价值批判，而是从对现实社会生活分析出发的现实批判，这构成了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题。怎样理解这一点？西方一些学者正是从这里才得出两个马克思的结论，并以青年马克思反对老年马克思的，认为老年的马克思已经没有了哲学的批判热情。朱先生当然是不能接受这些论断的，因为这将把马克思肢解开来，那他又是怎样分析的呢？在这里，我们既可以看到传统研究思路的继续，又可以看到对现有两条思路的外在嫁接。就象传统研究思路认为马克思在实现了哲学转变过后，以哲学来指导经济学研究一样，朱先生也认为，“马克思在理论活动的早期所进行的哲学研究。其所形成的哲学思想已是成熟的哲学思想，也就是说，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就不再从事专门的哲学研究……马克思在青年时期就已基本形成成熟的哲学思想。这正是他得以深入地研究经济问题写出《资本论》巨著，广泛地探讨社会问题，留下科学社会主义鸿篇的一个必备的前提条件。”〔5 〕这就是作者所讲的唯物史观的由来，“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则由一系列的客观规律组成……研究的是由人组成的社会历史运动的规律性。”“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哲学观的基本特征是主体性，张扬的是人在改造外部世界中的主导性和能动牲；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的历史观的基本特征是客观性，注重的是人在社会生活中形成的各种关系的客观性和规律性……从张扬主体性出发，实践唯物主义哲学观具有强烈的价值性；从注重客观性出发，唯物史观具有很强的真理牲。”〔6〕在这里， 可以看到两条研究思路的外在连结，但朱先生又意识到这样简单的连结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所以他又认为这是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说到底，唯物史观是为马克思的人本特色的实践唯物主义服务的，这样一来，当朱先生想为我们解决“斯芬克斯”之谜时，他恰是将这个谜转换成了其他的问题。实际上在朱先生的逻辑中，是没法将这两个方面统一起来的，因为他已将这两个问题先验地分离开来了。为了保证论证的完整性，也为了保证马克思哲学的完整性。朱先生不是从内在的逻辑关系中寻找，而是从实践唯物主义哲学观中来寻求根据。他认为，实践唯物主义的哲学观中就蕴含着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因为实践本身就是主体客体化、客体主体化的双向过程，因此在马克思哲学中，这两个方面本身就是统一的。这是国内实践唯物主义讨论中常见的遁词。实践本身就是这两个方面的统一，所以马克思哲学中这两个方面是统一的。我想，这不是马克思解决问题的逻辑，如果认为马克思引进了实践范畴就解决了这一难题，那么马克思就太肤浅了。问题不在于是否借用一个范畴就宣布这两个方面是统一的，而是在于如何从现实的社会历史生活中揭示出这两个方面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而这是一般的实践范畴所无法解决的问题，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引进实践范畴，是对旧哲学（旧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缺陷的归结，马克思强调实践的重要性，恰恰是认识到哲学的问题只有在具体的社会历史生活中才能真正地得到解决。在这个意义上，实践具有过渡性的特性。〔7 〕马克思直接面临的问题是如何从对资本主义的科学分析中（作为客观规律性的“是”）引申出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力（作为价值观的“应当”），这就说明马克思的哲学本身就是唯物史观，如果把这两个方面划分开来，不仅无法解决朱先生所说的“斯芬克斯”之谜，而且也无法面对马克思哲学的真实寓意。〔8〕可以说， 朱先生关于马克思哲学的两个层次的划分，对于他所要解决的问题并不具有建设性的意义，反而是将马克思哲学中真理观和价值观的层面进一步分割了。这样嫁接起来的马克思，实质上隐含着两个马克思的结论。
二
从逻辑深层来说，朱先生对马克思思想的嫁接，源自于他对马克思思想发展过程的含混理解。
如果仔细考察一个思想家的心路历程，我们会发现许多思想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思想具有很大的差别。比如黑格尔在伯尔尼时期的思想与在图宾根时期的思想就具有质的不同；青年卢卡奇与晚年卢卡奇的思想就有着质的变化。在马克的思想发展中也存在着不同的思想分期。马克思早期思想与1845年哲学革命后的思想就有着质的差别。但在实践唯物主义讨论中，马克思思想的分期在有的学者那里恰恰被模糊了，一些学者为了论述人的主体性在马克思哲学中的核心地位，在对实践范畴的论证时常常是从马克思早期的著作中——特别是从《1844年经济学手稿》中寻求理论根据的。这不是说马克思早期著作中不包含有真知灼见，但如果不顾马克思早期哲学中的人本主义特征，看不到马克思对这些思想的超越，而把他的一些具有人本主义思想内核的东西作为马克思科学历史观的核心内容，就会出现文本上的误读。在朱先生的论述中，就体现出这种文本上的误读，他认为异化理论是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哲学观的重要内容，就是这一理论误读的表现。
马克思转向费尔巴哈哲学以后，在他的思想中，费尔巴哈的一般唯物主义只是他哲学研究中的一个方法论原则，而对他真正发生作用的则是费尔巴哈的人本异化史观，因为从这种人本异化史观中马克思可以直接引申出批判资本主义市民社会的张力，这构成了马克思批判黑格尔法哲学时马克思发现黑格尔的国家学说是有着经济学的现实基础的，如果不从经济学出发，马克思实际上不可能真正地批判黑格尔，达到黑格尔对市民社会的深刻理解的高度。出于批判市民社会和黑格尔的理论需要，加之青年恩格斯、赫斯与蒲鲁东的经济学研究对他的影响，马克思才于1843年10月开始了经济学研究。但马克思开始研究经济学时，他是从人本异化史观的视角进行批判性阅读的，并且受到赫斯经济异化史观的影响，对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持否定态度，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就是这样一种理论语境的产物。
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具有多重的语境。首先是对费尔巴哈人本异化史观与赫斯经济异化史观的承继，其次是对黑格尔关于劳动的哲学提升的采纳，直接针对的是古典经济学的客观研究。马克思对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进行了人本学的否定，但这一否定的理论前提是关于“人”的价值悬设，而实际上“人”这一概念的合法性，恰恰是从资本主义的劳动结构中得到论证的。这决定了马克思此时所说的人的“类本质”只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中人的价值的简单颠倒，是一种伦理的价值冲击，并不具有现实的解放可能性。当马克思以异化劳动理论来批判黑格尔，认为黑格尔只是站在国民经济学家的立场上，没有看到劳动的否定价值时，他关于劳动的对象化与异化的区分，在历史观上并没有达到黑格尔哲学的高度。
黑格尔关于对象化与异化的区分，是同当时经济生活相一致的。在资本主义社会，商品是劳动的对象化存在，作为劳动产品的商品，只有通过交换才能实现自身的价值，从哲学上加以解读，劳动的对象化与异化恰恰是同一过程，没有劳动的异化（交换过程），劳动的对象化（商品）就不是现实的存在。熟谙斯密、李嘉图等经济学家的黑格尔，实质上看到资本主义社会生产、交换等一体性特征，他所讲的劳动的对象化就是异化的过程，恰恰是真实地反映了社会的生活过程。但黑格尔与古典经济学家不同的是，他并不认为仅靠自由贸易就可以实现社会的合理发展，必须要有文化的自觉和国家的理性调控，才能实现社会的进步。这一立场决定了黑格尔哲学的改良特征，这是马克思当然要批判的。但由于马克思对现实劳动的完全否定，他就无法接受劳动价值论，而不承认劳动价值论，马克思就无法评价古典经济学，更无法发现剩余价值，达到对现实的科学分析。由于马克思还无法从劳动价值论中引申出批判的张力，人本异化史观构成了异化劳动理论的逻辑构架。这决定了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既无法真正地驳倒黑格尔，也无法真正地批判古典经济学，他的异化理论也就具有康德的道德律令的特征。可见，马克思的哲学变革是同他的经济学研究紧密相关的，只要马克思的经济思想没有发生转变，他的哲学立场也就难以真正的转变，反之亦然。朱先生没有真正理解这一点，就不得不接受传统教科书的说法，以为是马克思哲学产生了，然后把哲学立场贯穿到经济学等具体研究中，他对马克思哲学的两个层次的划分，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实际是当马克思读到了汤普逊、布雷等英国李嘉图式社会主义者的著作，发现他们正是从劳动价值论中来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时，他才认识到劳动价值论的理论意义。一旦认识到这一点，他的异化劳动理论也就随之被扬弃了，也只有在这样的情境中，才会发生马克思哲学的变革。马克思从早期的人本异化史观的价值批判，转向了从社会本身中寻求社会的自我批判，这才是马克思唯物辩证法的内核。而要达到这一点，马克思恰恰是要走出一般的哲学论述层面，走向真实的社会生活。在马克思后来的思想中，这是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密不可分的，在马克思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这种从具体生活中生发科学的社会批判力的科学批判理论，得到了深刻的表述。唯物史观研究中客体主体向度的划分，其理论意图正在于此。这两个向度划分中的问题并不是朱先生所讲的混淆了他提出的两个层次间的关系，而是在于没有清晰地揭示出马克思在经济学、哲学、历史学等多重线索互动中是怎样实现了思想转变的，缺少的主要是从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中揭示出马克思哲学转变的具体语境，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非常遗憾的是，朱先生由于缺乏对马克思哲学文本与手稿的精心研究，总是以一种观点外在的统摄马克思哲学，他就无法理解成熟的马克思是怎样在经济学的研究中折射出哲学的主体批判精神的（在这一点上，他和他的论战对象丛大川先生是一致的），他之所以强调“异化”在马克思哲学中的重要地位，这是他的实践主体性哲学无法逃脱的选择。从文本学的考察来说，朱先生认为异化理论是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哲学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混淆了马克思思想发展中的理论分期，没有澄清马克思理论文本的具体语境，才出现了理论上的误释。朱先生所理解的实践唯物主义的哲学观，实质上是马克思不同时期思想的外在嫁接，马克思思想发展的真实逻辑并没有真正地绽现出来。
三
如果再深入到朱先生的具体论证中，我们可以发现朱先生在引用马克思的文本时，常常是将马克思在不同语境中的表述置于同一个水平面上加以解释。
比如朱先生在论证马克思的实践观时，常常是把马克思论述异化劳动与生产的内容加到实践的内涵中。“人的本质是什么？马克思从黑格尔的学说中得到启发，他称赞黑格尔说：‘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9〕朱先生认为， 马克思这里讲的劳动体现了马克思的科学的实践观。那么马克思是站在什么立场上肯定黑格尔的劳动学说的呢？马克思在《手稿》中的这段论述，其理论前提是人本异化史观，他是把劳动作为人的类本质来看待的，强调的是劳动的自由自觉的类本质特征。显然，这里的劳动是不能等同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中所讲的实践的，因为作为自由自觉的类本质的劳动，只体现出人的先验性类本质特征，而实践则体现出社会历史活动中主客体的统一性，这个实践概念只有在异化劳动概念自觉消解后才可能出现于哲学新视域中〔10〕。这是朱先生在论证实践观时向《手稿》的退缩。“实践是人的本质，人的实践本质的对象化活动是人生存的基本方式。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把人的社会实践作为整个世界的基础：‘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是整个现存感性世界的非常深刻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9页）。〔11 〕”在这段引文中，朱先生作了一次概念的偷换，马克思的原意是讲以工业为核心的生产，而不是实践。在《提纲》中，马克思讲实践，而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则从实践过渡到物质生产范畴，马克思为什么要实现这一转换？这是同马克思哲学历史观的深入相关联的。在《提纲》中，马克思讲实践时，总是将实践置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中，而怎样分析社会关系，这时一般的实践范畴无法解决的，而必须分析特定社会结构中的物质生产，揭示社会关系的生产性过程，所以从实践到物质生产的转换，体现的是马克思哲学的进一步深化，从而体现出马克思从一定的历史的具体的视野出发的历史辩证法思想，也只有到这时，才体现出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科学改造。〔12〕而要理解这一点，没有对马克思思想的深入研究，是不可能达到的。
类似的引证，在朱先生论述人的本质和人的全面发展学说中常常出现。这实际上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马克思哲学研究中的合法性问题。对马克思哲学，我们是先用一种观点对之进行外在的嫁接呢，还是从马克思思想发展历程中，进行逻辑的绽现，使马克思哲学的内在线索自我呈现出来？这是马克思哲学研究中的一个大问题。
长期以来，在马克思哲学研究中存在着一种倾向，不是从对马克思哲学文本的细心研究中得出结论，而是寻章摘句式的加以理解。在传统的研究中，是先从某一原理出发，然后再找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进行论证，表明原理本身的合法性，马克思的活生生的思想，变成了僵化的理论体系。今天，也有一些学者还是这种研究方法，先有一个观点，然后寻找有关的资料进行佐证，只不过变成了时新的哲学语言。在这样的研究中，马克思哲学发展的内在进程不见了，马克思的一切文本都置于同一个水平面上，从前至后，马克思思想都是科学的，看不到马克思在不同时期的思想区分，把不同语境中的表述同等对待，在论证马克思时，可以不加区别的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0卷。 在这里，马克思思想发展的丰富内容不见了，马克思的哲学、经济学、历史学、科学社会主义等都互不关联、单独存在，最终只有进行外在的嫁接，或者借用一个时新的语词进行一种貌似深刻的表述。说到底，这是以一种先验的逻辑运演，是一种隐性唯心主义的逻辑操作。这种研究方法，使得马克思哲学研究处于长期停步不前的状况。
因此，回到马克思的首要问题是要对马克思哲学持一种科学的态度，即要对马克思哲学思想发展过程中的文本进行悉心的研究，力求恢复马克思每一文本的具体语境，弄清马克思思想发展的真实历程，而不是停留于简单的评述上，这才是科学研究马克思哲学的态度。只有这样，才能为我们的民族提供科学的理论武器。
注释：
〔1〕〔6〕“评唯物史观研究的客体主体向度之分，《社会科学辑刊》1997年第5期。
〔2〕〔5〕“马克思新哲学观综论”，《晋阳学刊》，1995 年第3期。
〔3〕“论辩证法的三重划分”，《天津师大学报》1995年第5期。
〔4〕〔11〕“论马克思哲学三大学说”，《学习与探索》， 1997年第1期。
〔7〕参阅拙文：“实践：一个过渡性逻辑范畴”， 《探索》1995年第6期。
〔8〕参阅拙文：“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的科学视界”， 《哲学研究》，1997年第8期。
〔9〕《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20页。
〔10〕参阅张一兵、仰海峰：“马克思异化劳动范化的湮灭轨迹”，《福建论坛》，1997年第4期。
〔12〕参阅孙伯鍨等：“从实践到物质生产的逻辑过渡，”《江苏社会科学》199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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