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编辑学著作出版概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著作论文,编辑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编辑学的系统研究，在我国始于80年代中期，然而对编辑行为内在规律的关注与探讨，则应追溯到民国时期。著作的出版情况，大体可以反映出我国编辑学研究的发展历程和概貌。在新世纪到来之际，我们有必要对此进行一番回顾与梳理。基于此，笔者不揣浅陋，就多年来我国编辑学著作出版情况试作描述与评析。
一
早在20年代，关于编辑工作研究的内容就曾出现于一些著作之中。到了40年代中后期，一些大学的新闻系开始设置新闻编辑方面的课程，这使得报纸编辑的研究有了一定的基础。广东国民大学新闻系教师李次民于1949年3月出版其教学成果，以《编辑学》命名之。 这是我国已知最早的编辑学著作，其内容主要讲报纸编辑工作，最后一章介绍了杂志编辑的方法。（注：邵益文：《第三批新出版的编辑学著作印象》，《编辑学刊》1996年第3期。）
新中国成立后，书刊编辑工作的研究开始受到出版界的重视，译作《书刊编辑学教学大纲》就是在这一时期出版的。该书作者是苏联倍林斯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根据莫斯科大学出版社1954年10月版译出，并于1956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其主要内容是讲各门类书刊编辑工作的原则和方法，关于书刊编辑课程的研究对象、任务和书刊编辑原理也有所涉及。此外，同年出版的著作《出版事业·书籍·杂志·书志学·书志学杂志：苏联大百科全书选择》和《书籍、杂志和报纸的校对工作》等著作也谈到编辑工作。
然而在此后的20多年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国的出版事业一直停滞不前，在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内甚至遭受严重的摧残和破坏，初露苗头的编辑学研究同样未能幸免于难。除了香港地区在1965年出版过一本《杂志编辑学》外，大陆地区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竟未出版过任何一种相关的著作。
直到1978年，随着政治环境的宽松，出版业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对编辑工作的研究才重新受到重视，越来越多的学者投身于这一领域的研究。1981年由北京出版社出版的《编辑杂谈》（第一集）这一综合文集充分体现了这一时期有关学者探索编辑工作方法与规律的热忱与执著。1982年出版的《编辑工作手册》、 1983 年出版的《科技书刊的编辑工作》、1984年出版的《科技编辑工作概论》和《编辑忆旧》，以及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一套“编辑丛书”，分别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方法对编辑工作规律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深入探讨。台北商务印书馆在1980年出版了张觉民著《现代杂志编辑学》一书，香港海天书楼也于同年出版了余也鲁撰《杂志编辑学》，而“文革”后大陆地区第一部以“编辑学”命名的著作当属郑兴东编著的《报纸编辑学》。此书于1982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作者从新闻学的角度，视之为新闻学一分支学科，对报纸的编辑工作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论述，对书刊编辑学的研究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上述这些著作的出版，为我国编辑工作由经验总结升华为理论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编辑学的创立提供了翔实的资料和令人信服的依据。
1985年前后，编辑立“学”终于尘埃落定，不断发展的编辑出版事业和编辑工作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作用都充分说明了创立编辑学的必要性与必然性。同时期的著作也大多论及“编辑有学”这一基本命题。如华然著的《编辑散论》中，作者除了对编辑工作进行具体的描述和研究外，还谈到创立编辑学的有关问题。钱学森、胡乔木等同志也认为“编辑工作是一门科学”，“编辑之为学，非一般基础课学得好即能胜任”。（注：边春光主编：《编辑实用百科全书》，中国书籍出版社1994年版。）1985年3月，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获准建立， 这为编辑学研究从零散的各自为战的状态走向群体合力的科学研究提供了有力的组织保证。这种群体的研究成果在1986年10月得以最终物化，即阙道隆主编的《实用编辑学》（中国书籍出版社版）的出版。该书由20多位学界业界专家共同撰写，“是我国书刊编辑学方面的第一本专门著作，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开展编辑学研究以来的最早产物，也是中国书籍出版社成立以后出版的第一本书”。（注：邵益文：《评我国十二本编辑学著作》，《编辑学刊》1990年第1期。 ）该书按总论和分论的基本框架，对图书编辑学的理论体系以及方法论等方面都做出了开创性的工作，成为此后编辑学著作的一个重要范式，编辑学研究由此而从纯“术”的反映进入“学”“术”并举的阶段，专业著作的内容也基本涵盖了编辑学的各个子学科，著作的出版数量呈迅速上升之势。根据笔者所知所见，大陆地区编辑学著作迄今近百种，加上前编辑学时期的著作， 已达130多种，这还不包括内容涉及编辑学的其他学科著作。若从1981年算起，各年的著作出版情况如下表所示：
年份 数量年份数量
1981
1 1991 9
1982
2 1992 17
1983
2 1993 7
1984
4 1994 7
1985
5 1995 13
1986
9 1996 9
1987
8 1997 5
1988 13 1998 4
1989
7 1999约4
1990
4 总计130
二
编辑立学近20年来，学术著作的出版不仅从数量上支持了学科建设的需要，而且还体现了出版界与学术界勇于探索的求实创新精神，揭示了科学研究和学术发展的最一般规律，从而为我们今后的编辑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物质素材和可贵的精神动力。
首先，编辑学著作所体现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精神是最为可贵的。
对编辑学基本概念和范畴的研究，不同的声音始终伴随着学科发展的全过程，也体现在业已出版的每一部学术著作之中。比如关于“编辑”概念的界定，起码有几十种不同的表述。又比如关于编辑行为的起源问题，到底是“有图书就有编辑”，还是“有出版才有编辑”？这个问题一直牵涉到孔子是不是我国最早的编辑家这个问题。关于编辑学的研究对象，有“规律说”，即研究编辑活动的规律和原理；有“过程说”，即研究编辑过程；有“原稿说”，即研究原始的精神产品（原稿）；还有“关系说”，即研究制约编辑行为的各种关系，等等。诸如此类的争议还有许多。有人对此表示忧心忡忡，认为这是编辑学不成熟的表现，甚至认为会因此而动摇编辑学的学科地位；有人则认为争议有助于达成共识，因此意义不能低估。
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应当怎样看待？首先我们认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学术研究的一个基本准则。对于问题的争议，不仅不会影响到编辑学的科学性，也不仅仅是“有助于达成共识”，而是学术研究的常态。不同的观点源于不同的研究角度和不同的研究方法以及所占材料的多寡。争议不可能因编辑学趋于成熟而走向消亡。这种现象同样仍然存在于已经发展了数百年乃至上千年的学科之中。哲学发展至今，哲学家们仍在争论他们天天从事的专业研究的对象究竟是什么。政治学已经发展了2000多年，大大小小的著作堆积如山，但是对于政治学的研究对象，仍然是学者们争论不休的问题，这些争议还存在于政治学的其他领域。像这样的问题，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甚至物理学、生物学、地质学、天文学都存在。此外，争议还能活跃学术气氛，从而进一步促进学科的建设。
其次，编辑学著作已基本涵盖各子学科。
关于编辑学的学科体系，学术界同样存在不同的观点。为了便于叙述，我们暂时把编辑学著作切分为普通编辑学、部门编辑学、交叉学科、编辑史和工具书五个部分来观照出版情况。
普通编辑学是指研究各类读物编辑行为的共同规律和一般原则的科学，是研究共性的东西（注：边春光主编：《编辑实用百科全书》，中国书籍出版社1994年版。）。它一般被认为是编辑工作的完全形态。这一类著作，国内已出版的不下50种。从宏观角度进行论述，比较有影响的就有《实用编辑学》（阙道隆主编）、《编辑学概论》（朱文显、邓星盈著）、《图书编辑学概论》（高斯、洪帆主编）、《编辑学论稿》（刘光裕、王华良著）、《编辑学通论》（王振铎、司锡明主编）、《书籍编辑学》（徐柏容、杨钟贤著）、《编辑学研究在中国》（邵益文著）、《编辑通论》（蒋广学著）、《编辑学概论》（向新阳著）、《书籍编辑学概论》（阙道隆等著）、《中外编辑出版研究》（林穗芳著）等10多种。侧重于从微观角度研究编辑行为的著作有《编辑工作基础知识》（戴文葆等著）、《编辑工作原理与方法》（苏联米利钦著，李文惠译）、《编辑艺术》（杨牧之著）、《编辑工作基础教程》（戴文葆主编）等，1985年以前出版的关于编辑工作的著作多属此类。此外，系统研究编辑行为某个环节的专著也已经出版，如《选题论》（赵航著）等，这是编辑学研究不断深化的结果。
专论各类读物编辑工作本身固有的特殊规律的著作已经包括了图书与期刊编辑的各个方面，其中不乏观点新颖、逻辑性强的佳作，如陈景春著《文艺编辑学》、雷起荃主编《学术编辑学研究》、李学昆主编《社会科学期刊编辑学》、陈仁风著《现代杂志编辑学》、卜庆华主编《学报编辑学概论》、司有和编著《科技编辑学通论》等，分别从不同学科、不同角度对编辑学进行了深入研究。有些学者认为报纸编辑学、影视编辑学属于新闻学的研究范围，但是现在许多研究新闻学的学者也开始关注编辑学的发展，参与编辑学的研究，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编辑学研究的社会影响越来越广泛。
从大科学角度探索编辑学的学科地位，也是学术研究继续深化和不断完善的结果。钱文霖主编《科技编辑方法论研究导扬》一书试图从哲学高度把握编辑学的发展规律和科技编辑工作的内在机理。张如法著《编辑社会学》、薛鸿瀛著《编辑心理学》、陶同著《编辑思维学》、杨彬辑《编辑文化学》和顾佳荣等著《编辑学的文化思考》等则是力图使编辑学与其他学科建立一种良性互动的平衡关系的著作，为编辑学研究做出了开创性的成绩。
关于编辑史的著作，既有综论历代各家编辑史实的，也有专门致力于某一编辑家的编辑行为与编辑思想研究的。宏观论述的有诸如《中国编辑史》（姚福申著）、《中国古代编辑史论》（靳青万著）、《编辑史概要》（申非著）、《江苏图书编辑史》（倪波、穆纬铭主编）等。为编辑家树碑立传的则有《龙世辉的编辑生涯》（李频著）、《编辑家茅盾评传》（李频著）、《编辑出版家叶圣陶》（徐登明著）、《中国古代编辑家评传》（阎现章主编）和《中国近代编辑家评传》（李明山著）等著作。
工具书的出版，除了《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出版词典》、《中国出版年鉴》和《中国出版百科全书》等出版类工具书中收录了编辑学有关词条外，孙树松、林人主编《中国现代编辑学辞典》和边春光主编《编辑学实用百科全书》是两部比较重要的专业工具书。
再次，编辑学著作在方法论层面的进展令人瞩目。
编辑学研究的方法论，是学术创作首先需要面对的一个课题。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思想，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研究编辑行为的迹象颇为明显，这是国内编辑学著作在方法论层面体现出来的共性。然而在如何吸收其他学科研究中行之有效的方法，如何力图增强学术著作的哲学思辨色彩和学术研究的现代性等问题上，编辑学著作的回答又不尽相同。任定华等主编的《科技期刊编辑学导论》着力运用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合称“三论”）和耗散结构理论、协同论、突变论（合称“新三论”）的成果，对科技期刊编辑行为进行深入的阐释；钱文霖等著《科技编辑方法论研究导扬》则专事科技编辑方法论的研究。系统论述编辑学研究方法的著作同样不乏其例，而且多能自成一家。
一种观点认为：编辑学研究方法有三：一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二是微观与宏观相结合的方法；三是继承与借鉴相结合的方法（刘云峰主编《编辑学》）。
一种观点认为：首先编辑学的研究要理直气壮地应用抽象逻辑思辨方法；其次历史的方法是编辑学研究不可缺少的基本方法；其三，应用现代科学方法与其他方法，对编辑学进行综合研究；其四，分类方法（王振铎、司锡明主编《编辑学通论》）。
一种观点认为：广泛使用的编辑学研究方法有比较法、统计法等，还应把社会学的调查方法引用过来，以进行编辑学的专题研究（俞润生编著《实用编辑学概论》）。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编辑学研究的方法有三个层次，一是哲学科学方法，主要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二是现代科学方法，如信息论、系统论等；三是一般科学方法，如调查法、统计法、比较法等（赵志立著《编辑学基本原理》）。（注：宗合：《我国编辑学研究综述》，《中国出版》1997年第10期。）
最后，编辑学著作有了自己的出版基地。
建国以来30多年里，由于编辑学、出版学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出版事业也刚刚从萎靡凋敝的境况中恢复过来。国内还没有专门出版编辑出版学专业著作的机构，其他出版机构所出版的编辑专业著作屈指可数。直至80年代中期，随着编辑出版事业的不断发展，编辑立“学”的尘埃落定，编辑学著作终于有了自己的出版基地。1986年9月， 中国书籍出版社成立于北京。同年11月，书海出版社在山西太原成立。这两家出版社均为专业出版有关编辑、印刷、出版、发行等领域著作的专业出版社，建社10多年来，出版了大量的编辑学著作。此外，许多地方出版社和大学出版社也为编辑学著作的出版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如辽宁教育出版社、山东教育出版社、河南大学出版社、武汉大学出版社等。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我国第一套编辑出版类高等教育教材自1995年面世后，在编辑出版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应。到目前，编辑学专业已基本上结束了以往那种出书无门的局面，专业著作的出版条件有了极大的改善。
三
在回顾编辑学的发展轨迹，赞誉专业著作出版的盛况之时，我们同样有责任剖析业已存在的或即将面临的问题，也无法回避这些事实。深层次的问题或许无法从一两个侧面进行全面把握并加以切中肯綮的批判，但是从表象上，我们仍然能窥出值得深思的一面。
其一是编辑学理论研究的资源是否已呈枯竭之态。
最近几年的编辑学著作在数量上呈下滑的趋势（见前表），是应该引起人们的注意的。编辑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许多领域就像白纸一张，随意涂抹，皆成首创。然而随着学科的发展，编辑学的学科体系渐趋完善，编辑学著作对理论创新的要求更为严格，学术创作的艰辛程度日渐一日。这是导致编辑学著作数量下滑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二是编辑学研究是否存在“异化”问题。
一门学科之所以存在，首先是因为有自己独立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在编辑学著作中，学术研究的“异化”，往往表现为研究对象的“错位”和研究范围的“误扩”，或者是脱离运用其他学科理论进行学术研究的初衷，陷入以编辑行为为实例诠释和验证其他学科的理论的窠臼（注：杜厚勤：《编辑学理论研究之非是思考》，《编辑学刊》1994年第5期。）。编辑学是一门年轻的应用学科，在已出版的学术著作中， 经验描述的痕迹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基于急欲摆脱“学”“术”之争的困扰，学术研究产生了“玄”学倾向的一面，诸如认为编辑行为早于文字的产生、人类大脑的编辑机能等类观点。有论者认为“少数著作的水平与‘学’不甚相称，人云亦云、重复出版者有之；任意拔高、哗众取宠者有之”。（注：张雪峰、张志强：《九十年代以来我国编辑学著作述评》，《编辑学刊》1997年第4期。）这种批评， 或许有一定的代表性。
其三重史实不重现实的倾向是否存在。
有学者认为编辑学没有重视史料工作，造成当前的理论研究缺乏基本的素材。（注：王华良：《我国编辑学研究的现状与前瞻》，《编辑学刊》1998年第1期。）笔者以为这要看以什么为参照系。 与编辑学对当前问题或前瞻性问题的研究相比较而言，史料工作仍然是很在成绩的，也出现了一批富有学术价值的著作（如上文所描述的）。但是对于现实问题的关注，却远未在业已出版的编辑学著作中体现出来。比如说在社会信息化大环境下的编辑行为研究，笔者所见的仅有姜毅编著《编辑工作与新技术应用》和孙传耀著《计算机在出版工作中的应用》两种，而此两种著作也远没有全面揭示出社会信息化与编辑行为之间的互动关系。又比如对于出版业在转轨时期以及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的编辑行为的研究，同样也是专业著作中的一个薄弱环节。
经过近20个年头的建设，编辑学研究终于形成了一支数量可观的研究队伍，其著作也拥有相当规模的读者群。这些都足以说明，编辑学著作的出版工作是大有前途的。同时，为了深化学术研究，提高专业著作的水平，笔者以为有两项工作必须予以重视：一是要组织专业学术界对重点选题进行规划，动员主要科研力量开展研究和写作，在重要的又是以往难以成书的选题上作文章，出著作。二是要加强专业出版界同专业学术界的相互了解、联系和协作，加强出版社之间的协作，树立科学第一、事业第一的思想，推动专业著作的出版工作，为培养一批在学术界内外都有影响的扛鼎之作创造良好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