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苏区时期中共政治传播的历史逻辑与实践逻辑
刘圣兰1 ，陈 功2
（1.江西农业大学 职业师范学院，江西 南昌 330045；2.三明学院 体育与康养学院，福建 三明 365000）
摘要： 中央苏区时期中共的政治传播，作为党初建政权后的原初尝试，是历史逻辑与实践逻辑的统一体。以建党初期的经验积累为起始点，以国内外形势的变换为发力点，以解放民众思想为落脚点构成了中央苏区时期中共政治传播的历史逻辑；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内容、构建“三位一体”的传播主体格局，不断拓宽受众范围，运用丰富亲民的载体构成了中央苏区时期中共政治传播的实践逻辑。
关键词： 中央苏区；政治传播；历史逻辑；实践逻辑
加强党的政治传播工作，是新形势新任务下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迫切需要，也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报告精神和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精神的重要内容。自2007年以来，学界同仁围绕中国共产党政治传播的机制、功能、策略、主体、历史经验和内在逻辑、新民主主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政治传播等方面展开了多角度、多维度的研究，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对于提高中国共产党政治传播的实效性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然而，系统梳理这些研究成果不难发现，依然存在一些不足和缺陷：一是有关中央苏区时期中共政治传播的研究成果极少，亟待加强；二是尽管有少量成果探讨了建党早期的中共政治传播逻辑，但聚焦于研究中央苏区时期中共政治传播逻辑的成果几乎还处于空白状态。本文拟在这方面做些探讨。
一、中央苏区时期中共政治传播的历史逻辑
1. 建党初期的经验积累是历史逻辑的起始点
建党伊始，政治传播工作就被放置于革命工作的突出位置。早期的中共政治传播实践为中央苏区时期党的政治传播活动提供了诸多经验借鉴，可谓是中央苏区时期中共政治传播历史逻辑的起始点。早在建党之前，不少先进知识分子就意识到无论是器物还是制度都无法挽救腐朽的中国，必须通过传播先进思想的方式来唤醒民众。因而，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纷纷以报刊杂志为传播载体，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为迅速壮大党的实力必须毫不松懈地加强政治传播工作，通过政治传播宣传党的主张，团结工农革命力量，扩大党的政治影响范围。这一时期，中共党中央要求在每一地区，均要发行杂志、周报或小册子等政治宣传品，以此来扩大马克思主义传播范围。在党中央的号召下，旅欧总支部不仅规定其主要任务是“推动党员学习马克思主义，宣传马克思主义”，而且创办刊物《赤光》“在旅欧学生和华工中广泛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
。不少中共党员也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领域频频发力，为党的政治传播工作累积经验。其中周恩来就曾“亲自撰写文章，以他对马列主义的坚定信仰，教育大家坚信共产主义”
，恽代英提出要靠一张嘴、一枝笔宣传带动有能力改造世界的人们共同奋斗起来改造世界。国共合作开始后，中共主动承担起国共两党的宣传工作，明确“对工人农民之宣传与组织，是我们的特殊责任”，提出印送图画、张贴“壁上新闻”、创办工农兵刊物等宣传动员途径[2]。此后，中共通过组织工人、动员农民、深入军队大力进行政治传播工作，广泛传播了马克思主义，获取了政治传播经验，培养了一大批政治传播人才。大革命失败后，中共进行深刻反思，在意识到革命的成功需要武装力量支持的同时，也进一步认识到政治传播工作的重要性。因此，当中央苏区政权得以建立，党的政治传播工作也就掀开了新的篇章。
2. 国内外形势的变换是历史逻辑的发力点
大革命失败后，无论是国际共产主义的发展还是国内两大党派的纷争都对中央苏区时期中共的政治传播有着历史影响，可以说国内外形势的变换是中央苏区时期中共政治传播历史逻辑的发力点。就国际而言，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突如其来的经济危机让资本主义弊端为人们所知悉。为摆脱经济危机，帝国主义国家纷纷加紧对其殖民地的压榨，进而激发了亚非拉人民寻求民族解放的斗志。与此同时，苏联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指导下展现出社会主义的繁荣与生机，为亚非拉民族描绘了一个美好的奋斗蓝图。在二者合力作用下，全世界范围内迅速掀起了共产主义运动的高潮。毋庸置疑，这一浪潮也影响到了同为半殖民地的中国。在此背景下，更多的中国人开始主动了解学习马克思主义，这也就无形地为中共政治传播实践的开展提供了助力。而就国内而言，一方面，大革命后期，国民党背弃国民统一战线，转而与帝国主义国家为伍。不仅为帝国主义压迫中国提供便利，还联合大资本家血腥镇压工人运动，高额征收农民苛捐杂税。以至于举国上下民不聊生，广大民众对国民党政权已然失去信任。另一方面，大革命期间，中国共产党通过创办工人夜校、农民讲习所等方式进行政治传播，生动具体地向群众解释党的思想主张。这些宣传教育在民众心中种下革命的火种，以至于在中央苏区时期，通过中共政治传播的助力便促成了燎原之势。
3. 解放民众的思想是历史逻辑的落脚点
中央苏区时期中共的政治传播实质上就是为了唤醒群众的革命思想。换言之，解放民众的思想就是中央苏区时期中共政治传播历史逻辑的落脚点。中国是农耕文明，民众自古保持“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习惯，对于政治关注度并不高，千年的专制统治让其思想备受禁锢。而操纵于地主资产阶级手中的国民党文化教育机关“实行愚民政策，将工农群众排出于教育之外”，则进一步加重了民众的愚昧无知。这一背景和形势，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在民众中开展政治传播，通过提高民众的知识文化水平，来帮助其加强对中共新思想、新主张的认知。即是说，中共通过党的政治传播活动，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启发群众的阶级觉悟，提高群众的文化水平与政治水平，打破旧社会思想习惯的传统，以深入思想斗争，使能更有力的动员起来”[3]。其次，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为打击中共政治传播的影响，在民众中间进行反革命宣传，诋毁污蔑共产党是“共产共妻”。在国民党的反动宣传下，不少民众被蒙蔽了双眼，对共产党产生误解，排斥并阻挠革命，以致南昌八一起义部队在战略转移途中“沿途农民闻风而逃，食物与饮料全买不到，甚至终日难得一粥”[4]。针对这一困境，中共必须进一步加强政治传播工作，廓清国民党的污蔑，进一步向民众阐明革命的重要性，解放其思想。
二、中央苏区时期中共政治传播的实践逻辑
中央苏区时期中共政治传播不仅是对历史的继承与延伸，还是实践的探索与落实。这一时期，中共政治传播实践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指导，形成“三位一体”的传播主体格局，坚持不断拓宽受众范围、强化群众认同感，运用丰富亲民的载体引领舆论导向，彰显出具有时代特点的实践逻辑。
中央苏区时期在中国共产党党内和广大的军民中，除了极少数先进知识分子曾接受过马克思主义的洗礼外，大部分干部群众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都只有懵懂认知乃至完全没有概念，如果政治传播仅仅依靠这些少数的先进知识分子展开，传播主体的范围和力量是极其有限的，因而中共在完善自身宣传系统的同时充分将基层政权和红军的政治传播作用发挥起来，形成了“三位一体”的传播主体格局。
一是农民。农民群众作为苏区人口的主要构成部分，是中共开展政治传播活动的主要目标受众。针对农民群众思想禁锢、迷信保守等问题，中共首先用武力打破了原有的族权政治，取消原有宗族绅士对于祠堂、寺庙之田产的管理权，迅速建立党领导下的基层政权，将农民从原有社会关系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再通过开展农民群众集会，组建贫农会、妇委会等形式将群众组织起来，利用这些组织形式开展马克思理论宣传和科普教育，引导农民逐渐摒弃对族权和神权的信奉，形成阶级意识和革命思想。针对农民文化程度低的问题，苏区设立义务劳动学校、夜校以及识字组等，对苏区民众开展了大范围的免费文化普及。1933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当时苏区范围内的闽粤赣三省设立了小学3 052所、补习夜校6 462所、识字组32 888个，近四十万人受到了基本的文化教育。[9]通过思想和文化的解放，苏区民众对党的方针政策、马克思主义理论等政治信息的理解力得到增强。不仅如此，中共为增强动员农民的实效性，还重视从农民自身利益出发，围绕农民对土地的热爱，提出“不纳田租”“没收土地分给贫农和兵士耕种”“不交一切捐税”等口号，去宣传鼓动广大农民群众[10]。
中央苏区时期，要实现苏区农民群众思想觉悟提升和阶级意识的强化，就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作为首要工作。然而，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外来的理论体系，它是以西方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实践为主要基础总结出来的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国情和农民生活实际存在较大差异，并不能简单照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话语进行传播。因此，中共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一定的解析并与当时中国社会现实和群众生活实践结合来开展传播。
一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大革命的失败使越来越多的中国共产党人意识到要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强调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之外，还要将之运用到中国革命的实践中，摒弃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所以中央苏区时期党开展政治传播中的一大特点就是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实相结合，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宣传来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央苏区时期党不但加紧了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翻译工作，更是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运用到中国的革命实践中，如“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理论的提出。整个中央苏区时期，大量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问题的理论成果诞生，“如果说以往的中国共产党只是宣传、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现在他们开始立足于自己的实践，去阅读、运用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列宁斯大林和苏联哲学家的著作。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真正的开始。”[5]
二是把马克思主义话语资源与人民生活相融合。在具体的传播过程中，针对不同的受众群体，中共也采取了不一样的措施。一方面，对于少数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的群众，中共组织编写了包括《马克思主义浅说》等在内的一大批著作，以较为浅显易懂的语言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介绍与普及。另一方面，针对一直受剥削受压迫的农民群众，中共则在“研究群众的情绪，抓住群众的要求”[6]之后，通过朴实的语言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同其生活实际相结合，围绕解答农民群众为何一直过着穷苦生活，如何改变当前境况的问题，有意识的向其灌输阶级意识和革命思想。如宣传过程中不直接提出农民阶级，而是通过宣传农民日常生活中普遍遇到苦难与地主阶级腐朽的生活来使农民认识到自身处境的共同性，以及所面对的共同敌人，从而产生阶级认同感。
2. 形成“三位一体”的传播主体格局
1.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内容
一是完善党的宣传系统。中央苏区时期中共政治传播工作，主要是由各级党委宣传部领导军民开展的，1931年《中央关于苏区宣传鼓动工作的决议》就指出“苏区内各中央局必须要有健全的宣传部，领导苏区内一切宣传鼓动工作。”为此，中央苏区时期中共一方面构建了一套自中央至地方的宣传系统。在中央，设立中央宣传部，设置审查科、翻译科、编辑委员会等部门，负责制定政治传播工作的方针，为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工作提供理论支持和各时期的宣传重点与策略。中宣部以下，各省委也设立宣传部，负责指导全省宣传工作。省委以下，地方党部及区委也设立了专门的宣传部，主要职责是执行上级部门关于宣传工作的指示，制定符合本地实际的宣传策略，同时帮助所属各支部开展宣传教育工作。作为最基层的支部，也设有专人负责所在区域的宣传教育工作。另一方面，逐渐形成了全员参与宣传工作的机制。中央苏区时期，党明确规定支部全体党员都负有对外宣传的职责。在具体的措施上几乎全部党员都承担着为各级机关报提供消息、推销报刊、组织俱乐部活动等工作，形成了人人动口、大家动手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生动局面。
唐代门荫进入学馆的除弘文馆和崇文馆两馆之外，还有国子监六学。史书中记载，进入两馆的都是高级官员子孙。《新唐书》中就明确规定了进入两馆的权限，并且对一人可荫的人数也有严格的限定。书中记载：
4. 运用丰富亲民的载体
标志认知语言学开端的重要研究之一是Lakoff和Johnson（1980）合著的《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这本著作具有开创性和引领性意义，因为两位学者为之后至今的隐喻和转喻研究定下了基调：隐喻和转喻都是人类日常思维和行动的认知方式。随着研究不断深入，学者们逐渐发现转喻与隐喻有时很难截然分开，甚至转喻可以是隐喻形成的必要基础（Barcelona 2000;Brdar&Brdarszabó 2007;Kövecses 2002,2013;Radden 2002;Radden&Kövecses 1999;Taylor 1989）。
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传播除了需要在内容上贴近农民生活实际外，载体的运用也要注意与农民脑海中已经形成的话语体系和解读方式融合，通过人们的日常生活渗透。中央苏区时期中共充分利用戏剧、歌谣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方针政策等通俗化、口语化、形象化，以群众易于接受的形式进行传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细数中央苏区时期政治传播的亲民载体可划分为五大类。
我后来才知道，那十六个铜碗是公祖从马来西亚寄回来的。公祖在世时，家里在中国、马来西亚共有十六个家庭成员，铜碗马来西亚一套，中国一套。过年过节中国、马来西亚的家人就拿出来用于吃饭，公祖意在一家以这种方式团聚。因此这十六个碗，家里一直当作宝贝，爷爷送一只给别人，姑姑当然舍不得。但爷爷的善良，让铜碗一只一只地离我们而去了。到1983年，16个铜碗都被爷爷送给了年老的、有残疾的乞讨人了。
3. 拓展受众的范围和接受能力
二是戏剧。戏剧作为中国农村传统的娱乐方式对农民有着天然的吸引力，朱毛红军时期，红军宣传工作曾采用过化妆演讲的方式，这是一种较为简单的戏剧形式，演讲人员采用角色扮演的形式，通过简单的化妆，将原本较为抽象的演讲形式，变得更加形象生动，为群众喜闻乐见。后来这一艺术形式被加以完善，逐渐发展成为“文明戏”，被广泛运用到军民的宣传娱乐中。通过戏剧的演绎可使得原本枯燥无味的理论变得生动形象，更易为群众所接受。无疑，戏剧也成为中央苏区时期党宣传马克思主义、发动群众闹革命、争取和瓦解敌军的又一重要政治传播载体。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就曾提到:“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没有比红军剧社更有力的宣传武器了，也没有更巧妙的武器了。”[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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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红军。“要建立真正的革命军队，应当于军事教育之外，授以政治教育，告以中国如何受到列强压迫、军阀压迫，以及农工商各界之痛苦，告以解除压迫与痛苦之途径，要使每个军官、每个士兵均能了解此理。”[11]。为培养红军政治觉悟，提高政治信息接受能力，党在各纵队开设青年士兵学校，各支队成立学习班，并对学习时常提出统一要求。不仅如此，党还通过办壁报、编识字书等方式对红军开展文化教育，帮助红军提升文化水平。同时，在红军中的不同级别设立政治委员、政治指导员和政治战士，并要求红军中的党员“切实执行党的路线”，通过先锋模范作用，保证党对红军的领导。中央苏区时期红军内部还着手理清了红军军事工作系统和政治工作系统的关系，为党在红军中开展政治传播活动奠定了组织基础。
周妈的遗像摆在矮柜上，前面还放着一个玻璃瓶，周泽赡（小）踮起脚尖正要把鲜花插在玻璃瓶里，手不小心挡了一下瓶子，瓶子啪的一声，连同鲜花掉在了地上。
三是白军和白区群众。中共六大通过的《军事工作决议案》中指出“破坏军阀的军队和在政治上夺取军阀的军队，使很多百万的士兵群众都参加工人阶级与农民群众的阶级战线，为中国共产党目前最严重的任务”[12]，中央苏区建立后，蒋介石多次发动白军对苏区进行围剿，这为党对白军进行政治传播提供了便利。对于投诚或被俘虏的白军，党实行人性化处理，不仅在物质上为其提供补给，还在精神上以热情的态度欢迎他们。这使得白军对红军产生信赖感和亲近感，进而便利党对其的宣传鼓动教育。而对于未投诚的白军，则采取放回俘虏进行宣传的方式动摇白军的立场，或者“有计划地在敌人经过道旁多写切合现实部队的标语，并且将传单放在沿途各群众机关手中或者百姓家里，候敌军通过时，巧妙传达给他们”[6]。而对于白区群众，则通过邀请、吸引白区群众前来苏区参观的方式对其进行影响。
观察组与对照组进行心脏超声检查，使用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仪（GEvivid7），探头频率2MHz至4MHz，指导患者取左侧卧位，将探头放在患者心尖搏动处，放映患者心脏尖端四腔切面，观察心脏血流、心脏瓣膜、各形式间隔厚度、各心房室的内径，对左心室射血分数进行测量，周期为三期，记录平均值。
二是利用基层政权和组织。中央苏区时期，党在农村建立了乡苏维埃政权，并充分利用这一政权开展政治传播工作。乡苏维埃政权开展政治传播主要有两条路径，一是依托各村在乡苏维埃的代表，这些代表普遍在当地具有一定的声望，他们在传统的农村社会关系中处于核心地位，苏维埃的一些重要的任务，比如征兵、认领债券等都是在代表和村民之间的互动中完成。代表作为基层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联系人，乡苏维埃政权定期召集他们开展集中教育，再通过他们将党的各项主张在村民中传达。二是依托一些新型的群众组织，如农妇委员会、贫农团、童团委员会等，这些组织按照各自的性质将同一特点的群众纳入组织，再集体参与各种运动，这样在农村中就形成了许多跨越村落和传统社会关系的新型组织，这些组织由乡苏维埃政权直接领导，由于其成员身份特点的共同性，对他们的宣传教育变得更有针对性，同时在组织内部，由于彼此身份的认同和对新型组织的热情，成员间彼此讨论学习，积极传播党的各项主张。
三是强化军队的政治传播能力。中共在古田会议上明确指出“红军的宣传工作，是红军第一个重大的工作。”[7]为了强化红军的政治传播能力，中央苏区时期，中共一方面从思想层面出发，创办红军政治学校，对红军中的军政干部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培养其政治素养和思想觉悟；另一方面，从组织管理维度着手，设立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指导全国红军和地方部队与政治机关”，并对过去红军中的政治部体系给予完善。团以上设政治部，团设政治处，这些政治部（处）既负责军队内部的思想政治教学与宣传亦“指导所属部队群众性组织的工作，向人民群众进行政治宣传和鼓励工作等”[8]。政治部系统的完善，与红军中原有的宣传兵制度相互结合，在红军内部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宣传体系队伍。通过思想与组织两重维度的宣传教育和整合，红军的政治传播能力大大增强。
一是报刊。报刊自党成立以来一直承担着引领舆论的重要作用。中央苏区时期，党进一步完善报刊系统，构建了一套从中央到地方、从党政军领导机关到群众团体组织都办报的报刊体系。整个中央苏区时期，有迹可寻的党报和机关报至少有108种，《红色中华》等7种较大的报刊在1933～1934年间的发行量就有近15万份。中央苏区时期，我党又根据实际工作和宣传鼓动对象的需要，创造出各种以画报、壁报、手抄报为表现形式的小报。由于条件限制，苏区报刊印刷比较粗糙简陋。尽管如此，因我党注意运用通俗的文字、生动活泼的形式，在内容上“尽量揭破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及一切反动政治派别进攻革命欺骗工农的阴谋”[13]并重视启发工农劳动群众的政治觉悟，当时的报刊已然成为群众之中的重要政治传播武器。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经过总结与反思意识到必须团结一切可团结的力量，以攻击真正的敌人。基于此认识，中央苏区时期，中共不断扩大传播客体范围，并提升他们对政治信息的接受能力，用以“团结真正的朋友”。将中央苏区时期中共政治传播客体进行划分主要可分为三大部分。
三是歌谣。歌谣作为一种“农民作者用自己的语句创作出来的歌，它道尽农民心坎里面要说的话”[15]的艺术形式，在中央苏区时期得到广泛运用。党创造性的将苏区当地的山歌重新进行填词，以群众熟悉的曲调唱出革命的号召，既揭露反动统治阶级的黑暗统治又歌颂共产党、红军胜利、革命领袖和红色政权，既记录红军胜利和苏区建设成就又讴歌美好生活和幸福爱情，受到群众广泛的欢迎。“娥眉月子角弯弯，红军来了最喜欢。农民翻身全靠党，共产党恩情永不忘”等歌谣所蕴含的传播力量非常巨大，曾激励无数优秀苏区儿女走上革命之路[16]。正是由于苏区歌谣强大的革命鼓动性和战斗号召力，才有“一首山歌三个师”的佳话。
经产蛋白酶活性筛选，共有7株菌有产蛋白酶能力，其中有2株乳酸菌，2株真菌，3株芽孢杆菌，分别编号为R1，R2，Z1，Z2，Y1，Y2，Y3；经产淀粉酶活性筛选，共有3株菌有产淀粉酶能力，且均为具有产蛋白酶能力的芽孢杆菌，即为Y1，Y2，Y3，详细结果见表1。
四是标语。标语醒目、简单直接、感染力强，即使文化水平不高的人群也明白易懂，其宣传效果很好。标语的这种独特宣传特性和功能，在革命进程中一直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央苏区时期更是将标语的运用推向了一个极高的程度，运用的范围不仅广布苏区和白区，而且党根据当时政治传播实际工作的需要创造出墙头标语、石刻标语、纸贴标语等形式。红一方面军更是要求无论室内室外，只要有空间，都要写上标语。对于党的标语的运用范围和功用，原国民党军官曾说: “共匪所至，字迹不拘大小优劣，必在墙壁遍涂标语” [17]“我很害怕‘穷人不打穷人’这个口号，如果我们的士兵一旦觉悟，枪口向着我们，那可不得了了。”[18]
五是口头宣讲。与其他传播载体不同，口头宣讲强调面对面的讲演，往往会给受众以最直接、最强烈的思想冲击和精神鼓舞。中央苏区时期，党要求每个区都要建立一个讲演所，各俱乐部要设立讲演股，通过集会讲演、问答讲演、画报讲演、故事会、军民联欢会等多种形式，“及时将革命形势及当地实际情况向群众做报告”[19]。这种对群众的口头宣讲形式，极大地提高了苏区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和革命参与感。
有时乞讨的人的碗不干净，爷爷奶奶就让我们帮他们把碗刷冲干净再装粥饭。有次来了一个患了帕金森综合征的老爷爷，他乞讨的碗已烂了一大块，装不了多少粥饭，不小心还会刮伤嘴。我爷爷看到后满脸难过，默不出声地打开柜子，拿出一只过年过节才拿出来盛饭菜的铜碗给老爷爷。我姑姑看到后马上把铜碗抢了回来，一向听话温顺的姑姑和爷爷吵了起来，紧紧捂住那只铜碗，就是不肯给手上的铜碗，要拿一只瓦碗给老爷爷。我第一次见到爷爷呼喝姑姑，爷爷说，老爷爷手颤，瓦碗易摔烂。那年头讨一碗稀粥都不易，讨一只碗更难。爷爷坚持给一只铜碗给老爷爷，还装了一点煮好的番薯、玉米和几只鸡蛋给他，扶起老爷爷走到村口，才难过地走回来。
三、结语
中央苏区时期中共政治传播的过程是一次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到实践并加以发展的过程，在其所遵循逻辑的背后是对马克思主义宣传思想、新闻观与文艺观等理论的践行与创新。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应是善于在历史中发现逻辑，并在实践中加以验证和发展的政党，中央苏区时期是中共从幼稚走向成熟的重要阶段，其在政治传播过程中所摸索出的一套逻辑对今日中国亦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当前我们在构建中国特色的政治传播体系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的首位性是不容动摇的，必须不断充实和完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增强理论解释现实的能力，进而发扬“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精神，将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作为全体党员干部和每位群众的内在自觉，不断创作出根植于人民生活，富有时代气息的优秀文艺作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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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istorical Logic and Practical Logic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in the Central Soviet Area
Liu Shenglan1，Chen Gong2
（1. School of Vocational Teachers， Jiangx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anchang， Jiangxi， 330045;2.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d Recreation， Sanming College， Sanming， Fujian， 365000）
Abstract： The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during the central Soviet period, as the original attempt after the party’s initial establishment of political power, is the unity of historical logic and practical logic. Taking the experience accumulated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founding of the Party as the starting point,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domestic and foreign situations as the focal point, and the liberation of the people’s thoughts as the starting point, constitute the historical logic of the political dissemination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during the Central Soviet Area； Insisting on the dissemination content of Marxism, constructing the "Trinity" communication main body pattern, constantly broadening the audience range, and using the carrier of rich and friendly people, which are all constituted the practice logic of the Communist Party’s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during the central Soviet period.
Keywords： Central Soviet Area；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Historical Logic； Practical Logic
中图分类号： D23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2921（2019）05-111-006
基金项目： 2017年江西省艺术规划课题“中央苏区时期美术政治动员研究”（YSGH271）、2016年江西省党建课题“中央苏区时期中共政治传播模式与党的建设内在机理研究”（16DJYB043）、2015年江西省高校人文社科课题“中央苏区时期中共政治传播研究”（MKS1523）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刘圣兰（1971-），女，江西永新人，江西农业大学职业师范学院教授，法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共党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教师是学生在课上的引路人，教师的教学对学生以后的学习生涯会产生很大的影响，适时地引导学生，激发他们上课的主动性，从而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对他们以后的学习会有很大的帮助。那么，如何进行课堂教学改革，打造高效、愉悦课堂呢？我认为应做到以下几点。
陈 功（1992-），男，安徽六安人，三明学院体育与康养学院助教，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责任编辑：春 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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