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宋词的石刻传播及其价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唐宋论文,石刻论文,价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260X(2009)03-0095-07
宋代是中国石刻的兴盛期，一般来说，朝代越前，石刻的残存数量越少，但作为前代的唐代石刻却比其后的宋代多出将近10倍，因此后人有“得唐碑易，得宋碑难”的感叹[1](P28)。然而唐碑虽比宋碑多，诗词类的刻石却是宋碑比唐碑多，据杨殿珣《石刻题跋索引》统计，唐代有341件，宋代有1153件，宋代超出唐代三倍以上，这说明将诗词刻石在宋代成为了一种更普遍的行为。尽管“诗余，滥觞于唐，而盛于南宋，故唐以前无石刻。”[1](P93)但当其一登上这一历史舞台，就利用石刻这一重要媒介，如虎添翼，扩大了自己的影响。
一、镌刻范本，传之久远
来自大自然的石头，有着坚硬的材质，其载体的厚重，往往给人沉稳凝重的感觉，它能替脆弱的生命记录下印迹，保存住前人曾经的所思所想。正如龚自珍所云：“石在天地之间，寿非金匹也，其材臣形丰，其徒也难，则寿侔于金者有之。”这说明石刻可以传之久远，有很强的生命力。如陆游就在《跋六一居士集古录跋尾》中说：“始予得此本，刻画精致，如见真笔。会有使入蜀，以寄张季长，及再得之，才相距数年，讹阙已多，知古人欲传远者，必托之金石，有以也夫！”[2](P2273)陆游得到的《集古录》大概是个印本，辗转流传后破损讹阙，所以他发出了“欲传远者必托之金石”的感叹。石刻还很难予以随意涂改，因此人们早先将它用于镌刻儒家经典，以防止讹误，提供标准范本。后来石刻的应用范围不断地扩大，但还是比较庄重严谨，所谓“小则镂板，大则刻石，传播中外，自以为能”[3](P1858)，“大者缕之金石，以传久远，小则转相摹写，号称古文。”[4](P1423)在各种传播方式中，石刻俨然处在最重要的位置。
用刻石来保存唐宋词，主要有以下两种方式。
1、单体石碑
这是指向山中取石运出后，磨成长方形的或大或小的碑料，然后在上面题刻诗词。这些石刻完成后，“若无屋覆，露处田野，其久也，驯至漫漶无一字。”[1](P187)因此或立石、或嵌壁，都需要有固定的藏石场所。
一是寺庙祠堂。唐宋时代有很多文人把自己的诗词作品交给寺庙长老刻石传播，有的长老还四处约稿，搜集诗词作品进行刻石。这些石刻完成后，放在寺庙场所，既便于收藏看管，不会轻易散失，同时也可以通过拓印源源不断地销售开去，获得利润。如唐代船子和尚《拨棹歌》一卷，施蛰存在《船子和尚拨棹歌》一文中记载：“所载其词三十九首，原为宋大观四年(1110)风泾海会寺石刻本。其词附吕益柔跋云：‘云间船子和尚嗣法药山，飘然一舟，泛于华亭吴江洙泾之间。夹山一见悟道。尝为拨棹歌，其传播人口者才一二首。益柔于先子遗编中得三十九首，属词寄意，脱然迥出尘网之外，篇篇可观，决非庸常学道辈所能乱真者。因书以遗风泾海会卿老，俾镵之石，以资禅客玩味之。’”[5](P171)又如黄裳的[瑶池月]词序云：“紫元翁一日公余，危坐寂寥。幽怀逸思，偶往云山烟波之间，想见其为乐也，因作云山、烟波二行，歌之以[瑶池月]。精严禅老请刻之石，乃书以遗之。”再如陆游的[水调歌头]词，据张孝祥《题陆务观多景楼长句》一文记载：“甘露多景楼，天下胜处，废以为优婆塞之居，不知几年。桐庐方公尹京口，政成暇日，领客来游，慨然太息。寺僧识公意，阅月楼成，陆务观赋[水调]歌之，张安国书而刻之崖石。”[6](P6)而清人朱彝尊在《词综》中也记载道：“向客太原，见晋祠石刻，多北宋人唱和词。而平遥县治西古寺庑下，有金人所作小令，勒石嵌壁……。”[7](P9)
二是公共亭台。各地亭台楼阁等公共场所，也藏有许多石刻。其中有的是专门集藏石刻的，如湖州的墨妙亭、关中的藏春坞、绵州的集古堂等。其中苏轼的《六客词》，据《嘉泰吴兴志》记载，“在墨妙亭，元祐六年撰。”而苏轼最有名的四首石刻词，刻置在黄州雪堂：
北宋绍圣四年(1097)十一月五日刻，石在湖北黄冈，拓片均高124厘米，宽131厘米，苏轼撰并正书，李涣模刻。四石刻，两石刻元祐六年(1091)十月二日书[满庭芳]，一石刻绍圣二年(1095)九月九日书[临江仙]，一石刻绍圣二年九月[行香子]词，末一石失拓。[8]第40册(P157-159)又据《湖北金石志》卷九记载：
石刻苏文忠[满庭芳]、[临江仙]、[行香子]三阙，郡守郭凤仪自峨眉拓归，勒于石者，今在坡仙亭上。[9](P12120)
王昶在《金石续编》卷十六苏轼[满庭芳]词后有这样一段记载：“苏长公守黄最久，索遗迹无片石以存遗翰，偶得是刻，正公寓留时作也，刻置雪堂。明嘉靖丁亥知黄州府事大宁严风仪。”在苏轼的[临江仙]“清夜无尘”、[行香子]“九十日春都过了”词后又记载道：“案广东瓊州亦有此刻。”[9](P3364)综上所知，苏轼的这几首词被一刻再刻，除了黄州雪堂以外，还有四川眉山、广东瓊州等地也有石刻。
有的亭台楼阁虽不专门收藏石刻，但作为风景之处，地以人传，往往有许多名人石刻诗词作品供人观赏。如陆游在《入蜀记》中记载：“(乾道六年六月)四日，晚泊本觉寺前，亭中有小碑，乃郭功甫元祐中所作[醉翁操]。后自跋云，见子瞻所作未工，故赋之。亦可异也。”“(乾道六年六月)六日，……赴郡集于倅廨中，坐花月亭，有小碑，乃张先子野‘云破月来花弄影’乐章，云得句于此亭也。”[2](P2408-2409)又如黄庭坚的[菩萨蛮]“细腰宫外清明雨”，楚宫遗址有其石刻，据《明一统志》卷七十记载：“在巫山县治西北，楚襄王所游之地，遗址尚存。宋黄庭坚石刻所谓‘细腰宫’是也。”[10](P629)再如吴江垂虹亭也有石刻词，据张钦臣《芦川归来集跋》记载：“曩丞吴江，得黄子昌书三高词，刻石垂虹。”[11](P1621)
2、摩崖石刻
这是指在山体上直接刻词，它的面积一般来说要比石碑大很多，既不能移动，又不易拓售，相对来说能比石碑保留更长的时间。叶昌炽在《语石》中云：(摩崖)“山颠水涯，人迹不到，且壁立千仞，非如断碑之可砻为柱础，斫为阶甃，故其传较碑碣为寿。”[1](P152)
摩崖石刻广泛分布在中国各地，往往集中于各地风景名胜之处，宋代由于文化重心的不断南移，南方各处都留下了很多摩崖石刻，所谓“南渡以后……名山洞壑，不乏留题。”[1](P20)如湖南祁阳浯溪摩崖石刻、永州零陵澹山岩摩崖石刻、广西桂林诸山摩崖石刻等，这些石刻诗词的内容大多是对当地山川景物、风土人情的赞美和歌咏。
湖南祁阳浯溪摩崖石刻位于湘江西岸与浯溪交汇处，从宋代景祐五年(1038)至咸淳七年(1271)的二百多年时间里，有一百五十五处题刻。在这里留下石刻词的，有刻于嘉定甲戌的张某[喜迁莺]词[9](P5490)、刻于嘉定庚辰夏的赵某行书残词[9](P5490)、刻于淳祐己酉的林革[满江红]词[9](P2976)等。
湖南永州零陵县的澹山岩石刻，从庆历七年至咸淳年间，留有九十三段石刻。留传至今的词作石刻，有刻于宝庆二年高惟月的[念奴娇]词，正书，字径二寸[9](P5554)；有刻于嘉定丙子夏易祓的[水调歌头]词，行书，字径寸许[9]P5552)；刻于绍定庚寅二月张友仁的[水调歌头]词，行书[9](P2522)；刻于绍定庚寅清明吴千能的[水调歌头]词，正书，字不等[9](P2522)。
广西桂林诸山，也有很多唐宋人的题刻。叶昌炽在《语石》中云：“古之大夫，登高能赋。……范至能、方孚若……一至桂林、龙隐、伏波诸岩，摩厓殆遍。”[1](P32)其中，有刻于淳祐癸卯九月的曾宏正[水调歌头]词，行书，径四寸，刻于水月洞[9](P12585)；刻于绍熙五年清明的朱晞颜[南歌子]词，行书，径七分，刻于水月洞[9](P12558)；刻于淳熙庚子的梁安世[西江月]词，草书，径一寸五分，刻于栖霞洞[9](P12552)；刻于淳祐年间的黄应武[念奴娇]词，真书，径一寸，刻于元岩[9](P12584)等。
此外，江苏盱眙县有被宋人米芾题为“东南第一山”的南山，山高虽不到百米，但因周围无山，使其雄踞于淮河南岸。这里的题刻作品很多，被称为“山腰有石皆诗草”。其中最有名的当然是苏轼和米芾的诗词石刻。胡仔在《苕溪渔隐丛话》中记载道：
淮北之地平夷，自京师至汴口，并无山，惟隔淮方有南山，米元章名其山为第一山。……石崖之侧，有东坡[行香子]词，后题云：“与泗守游南山作。”字画是东坡所书小字，但无姓名。崇观间，禁元祐文字，遂镌去之。[11]后集卷三十五(P274)
按照胡仔的记载，苏轼的[行香子]词，在崇观间因禁元祐文字，就已被铲去了。但1983年，当地人士又找到了这首苏轼手书的摩崖词。[12](P47)大概是当时为保护苏轼的作品而采用了藤萝掩盖之类的特殊保护措施吧。
比较有名的摩崖石刻词作还有郴州苏仙岭的米芾书秦观[踏莎行]词，石刻下半截有咸淳丙寅春邹恭的题跋：
淮海词、东坡语、元章笔，素号“三绝碑”，骚人词客得之宝惜，余来守是邦，首访旧刻，把玩不置。因谒苏仙山，少憩白鹿洞口，偶披蓁而上，有泉出乎两山之间，于是创造小亭，环植桃栽，追思唐孙会“何异武陵之境”之句，慨悟少游“桃源望断知何处”之所咏，乃命工以其词镵之石壁，尚与此景同传不朽云。[9](P5964)
邹恭作为地方长官，一到郴州其地就首访秦观的石刻词，并“把玩不置”，还在风景佳胜之处建造亭台，将此石刻词移刻摩崖，希望能永久地保存下去。
刻词于石、流传后世当是人们热衷于此的普遍心态。当时普通人也跃跃欲试，希望将自己的作品刻石传世。胡仔在《苕溪渔隐丛话》中记载：“宋子京云：‘江左有文拙而好刻石者，谓之詅嗤符。’”[11]后集卷三十九(P328)而一些著名文人的诗词则被人一刻再刻，如潘阆的《逍遥词》，既有蜀中石刻，又有杭州石刻。据黄静《逍遥词》附记云：
潘阆谪仙人也，放怀湖山，随意吟咏，词翰飘洒，非俗子所可仰望。早寓钱塘而篇章靡有存者。[酒泉子]十首，乃得之蜀人，其石本今在彭之使厅，予适为西湖吏，宜镵诸石，庶其共传。崇宁五年重午日，武夷黄静记。[13](P708)
而曾宏正于淳祐癸卯九月刻于临桂水月洞的[水调歌头]“风月无尽藏”一词，其后代于百年以后还能在其地见到：
先曾祖自宋提点湖南刑狱，淳祐癸卯调广西运使。家藏文集，知有留题，惜不能抵其地。迨天骥备员临桂至马王慈氏阁水月白龙诸洞，得睹先公题咏遗迹，距今百年。其题盈者幸完，刻石者笔法间失其旧。仰瞻留玩，感慨系之，乃捐己俸，命工镌滌，以永方来。大元至正二年壬午良月曾孙承务郎静江路临桂县尹兼劝农事天骥……谨书。[9](P12585)
曾天骥根据祖传文集，得知先曾祖曾宏正曾在广西担任公职，并有词刻石留存。恰巧他也有机会任职其地，终于有机会看到其先曾祖百年前的题咏遗迹，感慨万分。他立即捐出个人薪俸来整修此石刻，以便使它更好地流传下去。
而苏轼的一首[戚氏]词因当时未及刻石传世，结果连词作的真伪都成了问题，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云：
东坡先生在中山作[戚氏]乐府词最得意。幕客李端叔跋三百四十余字，叙述甚备，欲刻石传后，为定武盛事。会谪去，不果。今乃不载集中，至有立论排诋，以为非公作者，识真之难如此哉！[14](P3535)
二、大量模打，广泛传播
石刻作为木板印刷的前身，可大量模打复制、广泛传播。叶昌炽在《语石》中云：“《庙堂》、《皇甫》、《玄秘塔》诸碑，旬月之间，化身千亿，以应四方之求。”[1](P29)而且越是市场畅销的作品，往往有不同人手书的多种稿本，甚至还有同一人所书的不同稿本，如叶昌炽又云：“渊明之《归去来辞》、坡公之《赤壁赋》，书者非一人，刻者非一石，递相摹拓，此亦如王侍书之法帖而已。”[9](p39)又如苏轼的另一作品：“东坡谪黄州，居于定惠院之东，杂花满山而独有海棠一株，土人不知贵，东坡为作长篇，……平生喜为人写，盖人间刊石者自有五六本，云：‘吾平生最得意诗也’。”[15](P297)这样传播的数量就更多了。
当时一些唐宋词的石刻拓片非常畅销，其传播范围极广，传播效果也非常之好。如：
东坡[满庭芳]一阙，碑刻遍传海内，使功名竞进之徒读之，可以解体；达观恬淡之士歌之，可以娱生。[16]
石刻传播主要采用拓印的方法，就是所谓的墨本。唐代诗人韦应物的《石鼓歌》有“令人濡纸脱其文，既击既扫白黑分”的诗句，说的就是这件事。这种石刻传播“或藉良友之馈贻，或烦属吏之供亿”[1](P28)，方式多样。
1、自往拓写
这是指亲自或托人带上工具前往石碑、摩崖所在的地方进行拓制。宋代是金石学非常兴盛的时代，阮元称北宋以后，“士大夫家有其器，人识其文，阅之四千年而道大显矣。”其中欧阳修搜罗金石刻文，“盖自庆历乙酉，逮嘉祐壬寅，十有八年，而得千卷。”[17](P1022)他所宝藏的金石作品大都是自己千方百计、想方设法直接拓制回来的，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
从欧阳修开始，金石学在宋代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曾巩集古今篆刻为《金石录》五百余卷，赵明诚为《金石录》三十卷，洪适为《隶释》二十七卷。收藏石刻的人比比皆是，如朱熹在《家藏石刻序》一文中说：“予少好古金石文字，家贫不能有其书。独时时取欧阳子所集录，观其序跋辨证之辞以为乐，遇适意时恍然若手摩挲其金石而目了其文字也。既又怅然自恨，身贫贱，居处屏远，弗能尽致所欲，得如公之为者，或寝食不怡竟日。来泉南又得东武赵氏《金石录》观之，大略如欧阳子书，然诠序益条理，考证益精慱。予心亦益好之，于是始胠其橐，得故先君子时所藏，与熹后所增益者凡数十种。虽不多，要皆奇古可玩。悉加标饰，因其刻石大小，施横轴悬之壁间，坐对循行，卧起恒不去目前，不待披筐箧卷舒把玩而后为适也。”[18]卷七十五又如晁補之在《苏门居士胡君墓志铭》中记载胡叔文，“故藏书万卷，集古今石刻又千卷，尽陈诸左右而榜其堂曰琬琰。翰林学士眉山苏先生为书之，一时名士皆为赋诗，而叔文益远绝世利，惟恐蓬荜之不深矣。”[19]卷六十六而他们收藏的石刻，不少是亲自前往石刻场所拓制回来的。如：
公平生无所嗜好，独于法书名刻，宝之不啻珠玉，千金购求，必得而后已。自公壮时驰驲往来于燕秦齐晋之间，闻有石刻，虽深山旷泽，必命赍藤楮作墨本以归。以是裒金石遗文仅千余卷，兵火散亡几三之二，犹捃拾而不已也。暇日筑堂于私第，榜之曰宝墨。[20]卷十三
苕溪渔隐曰：零陵郡澹山岩，秦周贞实之旧居，余往岁尝游之，因见李西台、黄太史诗刻，爱其词翰双美，因拓墨本以归，真佳玩也。[11]后集卷三十二(P238)
2、拓片赠送
把石刻拓片作为雅玩清赏、联络情感的方式，在师友之间馈赠传送，也是一种重要的传播方式。所谓“石刻见遗真雅赐，峥嵘笔力有余刚”[21]卷六就是形象的写照。在苏轼文集中，有馈赠传送石刻作品的大量记载，如：“寄示石刻，感愧雅意”[4](P1728)；“久不奉状，方深愧悚，递中，伏辱手教，并新文石刻等，疾读，喜快无量”[4](P1559)；“辱示清风堂石刻，幸得荣观，仍传之好事以为美谈”[4](P1558)；“寄示石刻，足见故人风义之深，且与世异趣也”。[4](P1724)苏轼非常感谢朋友们送给他的各种石刻拓片，专门为此一一写信答谢。同时他还多次收到别人将他的诗词刻石后寄给他的情形，他在文中写道：“拙词何足刻石，愧之”[4](P1801)；“寄示石刻，暴扬鄙拙，极为惊怍”[4](P1802)等。他在给别人寄呈自己的作品时，也往往要关照对方：“今以奉呈，无令不相知者见。若入石，则切不可也。至祝”[4](P1731)；“昨日诗发一笑尔，慎勿刻石”[4](P1778)等，他有因文致祸、劫后余生的经历，所以有时并不希望自己的作品广泛传播。
大量的唐宋诗文被刻石馈赠，唐宋词也不例外。如《江宁金石记》中记载严观跋淳祐四年十月望日如愚居士书[满庭芳]词石刻：“偶忆乾隆癸巳季秋随家君归自京华，初识蔡君观潮，以此词拓本并乡先达盛仲交所著牛首山志见贻，及按图访古，除所见二宋碑外，竟无明代以上古刻，何耶？”[9](P10128)清代的严观收到了朋友送给他的石刻宋词拓本后，还按图索骥，实地访古，结果并没有发现新的古刻。
3、拓印传卖
石刻传播最广泛的方式还是拓印传卖，因为刻石过程中需要投入很多的物力、财力和人力，这些都需要有一定的回报和经济效益，拓印传卖可以营利赚钱。石刻拓片可在各地书肆中交易，如《集古录跋尾》有一则中云：“右黄庭别本续得之京师书肆，不知此石刻在何处。”[17](P2310)欧阳修从京师书肆买来了黄庭石刻，却不知道该石刻存于何处。石刻拓片也可在石刻之地购买，如胡仔在《苕溪渔隐丛话》中云：“余游浯溪，读摩崖《中兴颂》于碑侧，有山谷所书《欸乃曲》，因以百钱买碑本以归。”[11]“前集”卷十九(P124)石刻拓片还可在各地寺庙里买卖，寺庙是人来人往的地方，人气旺了，拓片自然好卖。
苏轼的石刻作品在市场上非常畅销，《东坡题跋》中有《记潘延之评予书》一文，内云“潘延之谓子由曰：寻常于石刻见子瞻书，今见真迹，乃知为颜鲁公不二。”[22](P227)苏轼的文字“寻常”就可在石刻中见到，说明其石刻作品在市场上有大量流通。
三、石上有迹，裨补考订
当一些重要的文献资料散失后，石碑文字却因为相对而言容易被保存而流传了下来，它既可以填补历史的空白，又具有文献的真实性，前人有很多这方面的论述：
凡诗文题镌碑版者，即有凡作，尠伪作。缣楮所流传，经飞凫家手，真伪半矣。欧阳、赵、王、三录所载唐人诗篇，并得自石本，真盖无疑。[23](P350)
若夫岁月、地里、官爵、世次，以金石刻考之，其牴牾十常三四。盖史牒出于后人之手，不能无失，而刻词当时所立，可信不疑。[24]
石刻作品还有着以下多方面的价值。
1、辑佚补遗
石刻作品可辑佚补遗，提供很多以往书籍中散失的材料。有的大家和名家的佚作，赖此以存；一些声闻不彰的人，虽没有专集传世，也因石刻而留下了作品。如唐圭璋在《石刻宋词》一文中云：“其间有宋十四家，见于石刻，宋以来选本，皆未著录。”
有的石刻宋词，方志失载，如易祓的[水调歌头]词；有的石刻词，《全宋词》都失收，如章概的[蝶恋花]词。这首词北宋绍圣二年(1095)十月十日刻，石在四川德阳，隶书，刻于熙宁元年(1068)五月《梅泉》二字碑阴，词曰：
梅信一枝聊寄远，寂寞孤根，风定泉清浅。每岁开时人偃蹇，今年开早人心满。莫道山深春尚晚，一点阳和，此地先回暖。更待龙池冰尽泮，垒垒青子东风畔。
落款为：“乙亥中冬十日归父。”[8]第40册(P123)此拓片吴昌硕旧藏，他在《梅祖庵杂诗》中自注云：“曩收得韩小亭先生所藏蜀碑，有[蝶恋花]词‘梅信一枝’云云，八分书，左行，下署‘乙亥中冬十日归父’。叔问为余以《方舆金石汇目》考之，乃绵州德阳县熙宁元年章概梅泉碑阴也。乙亥为哲宗绍圣二年，上距熙宁戊申，凡二十七年。归父，疑即概字。”[25](P217)
这样的石刻词，对唐宋词的全面辑集和整理，有着重要的意义。所以朱彝尊在《词综》中写道：“计海内名山苔龛石壁，宋元人留题长短句尚多。好事君子，惠我片楮，无异双金也。”[7](P9)
2、校勘异同
有的石刻作品，即使在作者文集中收集了，但文字版本和石刻本有所不同，则此石刻对现存的古籍具有正讹补脱和校勘的作用，并让人对其作品传播过程中产生的变化进行研究比较。如叶昌炽在《语石》中云：“(碑版)以校集本，亦莫不有异同。……宋元名家，如石湖、剑南、遗山诸诗，零矶碎壁，亦可补全集之遗。金石文字有裨考古如此，岂得为玩物丧志哉。”[1](P170)又如费衮在《梁溪漫志》中云：“蜀中石刻东坡文字稿，其改窜处甚多，玩味之，可发学者文思。”[14](P3395)
胡仔在《苕溪渔隐丛话》中云：
鲁直书荆公集句[菩萨蛮]词碑本云：“数间茅屋闲临水，窄衫短帽垂杨里。花是去年红，吹开一夜风。娟娟新月偃，午醉醒来晚。何许最关情，黄鹂三两声。”因阅《临川集》，乃云：“今日是何朝，看余度石桥。”余谓不若“花是去年红，吹开一夜风”为胜也。[11]后集卷三十九(P326)
这则材料认为石刻词的文字优于印刷本，从字面上看，更闲雅流丽，情思联续，且隐寓了物是人非的深沉感慨。但也并不尽然，因为有的作品即使刻石后，作者还在不断地修改，后来居上。如王若虚云：“碑本盖初作时遂刻之，中间或有未安，他日自加点定未可知也。若初本不同，当择其善者取之，不必专以石刻为正，此说尽矣。”[26]卷三十五
3、确定年月
随着年久日深，有的作品的创作年代很难详细地了解，而要知人论世，又必须要搞清楚。而石刻作品一般都记载刻石时间，这对于了解其词的创作背景提供了十分有力的依据。如以下一则资料：
苕溪渔隐曰：“东坡别参寥长短句云：‘有情风万里卷潮来，无情送潮归。问钱塘江上，西兴浦口，几度斜晖？不用思量今古，俛仰昔人非，谁似东坡老，白首忘机？记取西湖西畔，正暮山好处，空翠烟霏。算诗人相得，如我与君稀。约他年东还海道，愿谢公雅志莫相违。西州路，不应回首，为我沾衣。’《晋书》谢安虽受朝寄，然东山之志，始末不渝，每形于颜色。及镇新城，尽室而行，造北海之装，欲须经略粗定，自海道还东，雅志未就，遂遇疾笃，还都寻薨。羊昙为安所爱重，安薨后，辍乐弥年，行不由西州路。尝因大醉，不觉至州门，左右白曰：‘此西州门’。昙悲感，以马策扣扉，诵曹子建诗曰：‘生存华屋处，零落归山丘。’因恸哭而去。东坡用此故事，若世俗之论，必以为谶矣。然其词石刻后，东坡自题云：‘元祐六年三月六日。’余以《东坡先生年谱》考之，元祐四年知杭州，六年召为翰林学士承旨，则长短句盖此时作也，自后复守颍，徙扬，入长礼曹，出帅定武，至绍圣元年，方南迁岭表，建中靖国元年北归，至常乃薨，凡十一载，则世俗成谶之论，安可信邪？”[11]后集卷三十二(P322)
苏轼的[八声甘州]“寄参寥子”用了一个西州路的典故，该典故表示感旧兴悲、悼亡故友，但给人一语成谶之感，因为谶言可预言事件以及吉凶，如秦观作[好事近]之“醉卧古藤阴下，了不知南北”，结果他就在南迁北归经过藤州时去世了。但由于苏轼此词在石刻上留下了年月，而此时距苏轼去世还有十多年的时间，这就使那些强为解事的人失去了附会的机会。
四、传真临摹，观赏书艺
刻石的本意，是为了记载历史文献，而不是为了书法优美。但到了后世，碑石具有了多方面的作用，其中之一就是其字迹被学书的人所重。叶昌炽在《语石》中云：(金石文字)“吾人搜访著录，究以书为主，文为宾。”[1](P170)另外，人们经常称石刻为碑帖，凡专以书迹为重，赏其点画之妙者为帖。唐宋时代，帖学盛行。南唐后主李煜曾汇编古代名家书迹，刻之于石，号称《澄心堂帖》，宋太宗则有《淳化阁帖》。这些帖，改竖石为横石，书法优美，可供人临写，其多样化的书写风格，在石头的坚硬纹理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因为改竖刻为横刻，其拓片就象书卷一样可开可合，携带非常方便，可保存很长时间。如朱熹在《家藏石刻序》中说：“其近世刻石本，制小者或为横卷，若书秩，亦以意所便也。”[18]第七十五卷陆游在《跋东坡书髓》中说：“成都西楼下石刻东坡法帖十卷，择其尤奇逸者为十编，号东坡书髓。三十年间，未尝释手。”[2](P2269)
宋代很多词人不仅留下了珍贵的文字作品，而且留下了杰出的书法艺术。并且各体皆备。
1、行书
如苏轼的石刻词[行香子·述怀]“清夜无尘”、[临江仙]“九十日春都过了”等，其书写以行楷为主，笔墨饱满、端庄大方、赏心悦目。王世贞在《弇州山人四部稿》中评“坡书此黄州二词行模大小绝似表忠观碑，遂无一笔失度。”[9](P12120)又如叶昌炽在《语石》中云：“巴州有[水调歌头]词，刻于崖壁，无撰人年月，行书跌宕，宋人书之至佳者。其次则唐括夫人之[满庭芳]词，米书淮海[踏莎行]，其词其书皆妍妙。”[1](P93)巴州守所作的[水调歌头]，尽管不知何人所书，但被叶昌炽评价为“宋人书之至佳者”，想来应该具有很高的书艺价值。唐括夫人的石刻词，今已不知存于何处。米芾所书的秦观词，采用行书题写，今人尚能见到，其艺术价值自不待言。再如刘克庄在《杨补之词画跋》中写道：“杨补子……所制[柳梢青]十阕，不减《花间》、《香奁》及小晏、秦郎得意之作。词画既妙，而行书姿媚精绝，可与陈简斋相伯仲。顷见碑本，已堪宝玩，况真迹乎？”[27]卷九则其行书词也有石刻本传世。再如易祓词，《金石补正》记载“右刻系行书，字径二寸余，骨气雄强，用笔似山谷。”[9](P5554)
2、隶书
如前文提到的[蝶恋花]词“梅信一枝聊寄远”，采用竖行，一反常规，从左至右，结构有点松散，却也别有特色。又有无名氏[后庭宴]词，陈岩肖在《庚溪诗话》中云：“宣政间，修西京洛阳大内，掘地得一碑，隶书小词一阙，名[后庭宴]”[28](P93)
3、草书
如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词和[哨遍]词，宋拓《成都西楼帖》收东坡醉草[念奴娇]词石刻，书后题识：“久不作草书，适乘醉走笔，觉酒气拂拂，似指端出也。东坡醉笔。”[10](P426)周密在《癸辛杂识》中云：(相国寺)“殿外有石刻，……刻坡翁草书[哨遍]，石色皆如元玉。”[14](P5839)
当然石刻传播也有其缺陷，除了成本较大、移动不易等，随着时间的流逝，一是容易被人为破坏，二是石质不好的话也很容易被自然损毁。前者如“词品曰：昔于临潼骊山之温汤，见石刻无名氏一词云(词略)。语语为太真纪恨，按之为大石调风流子也。再过之，石已磨为别刻矣。”[29](P791)后者如“秦少游[踏莎行]词，眉山题后，海岳书之，世称三绝。惜石多剥落，郴无碑匠，拓亦不精。”[8]第44册(P132)而在拓印的过程中，还会出现翻摹失真的现象。如苏轼的[满庭芳]等词的石刻，据周必大《跋汪逵所藏东坡字》中云：“右苏文忠手写诗词一卷。……已刻石于公法帖第一卷。远方无良工，失真远矣。”[30]卷五十这些记载说明石刻与真迹不能完全一致，有一定的缺陷。
尽管如此，千年之下，我们之所以还能欣赏到宋人的词艺和书艺，正是由于有了这些反璞归真、以意为主的石刻作品，才能让人穿越时空，再现古人遥远的风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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