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代的金器及其特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金器论文,先秦论文,时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考古发掘资料来看，我国黄金的发现和使用，略晚于铜和青铜。商代以前只有零星出土物，商代和西周，金质出土物数量渐多，种类也较多，但皆为小型的装饰制品，或是人身上的佩饰，或为其他器物上饰件，至东周小件金饰品等有进一步的增长，同时还出现较大金质器皿。
一、商代西周及其以前的金器
从已发表的材料看，商代以前有关金质的出土物仅有四处：一是河南汤阴龙山文化遗址出土2块含金砂的陶片，重量比一般陶片重。由于金能以自然金的形式存在，颜色最黄，容易识别，又可以不经过挖矿，直接从含金的沙层中获得，所以我们认为这两块陶片中的金砂是古代陶工有意识放入的(龙山文化陶器烧成温度为900—1050℃，低于金的熔点，故金不会烧流)起装饰作用①。二是甘肃玉门市火烧沟墓地出土金饰品，有金耳环，男女都有佩戴，还有金银制作的鼻饮。火烧沟墓葬的年代，大致与夏代同时，相当于齐家文化的后期阶段②。三是北京昌平雪山一座夏家店下层文化墓葬出土有金耳环并与铜耳环同出③。四是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大甸子村夏家店下层文化墓葬出土有金耳环1件，也与铜耳环同出④。夏家店下层文化距今约3600多年。
商代金器的出土，面上开始扩展，数量也在增多。据1998年以前发表的材料，约在8省(市)17个县及县级市36个以上的地点出土有金器。遍及今河南、陕西、山西、山东、河北、天津、北京、四川等地。河南省是商王朝统治中心地区，出土地点最多。如郑州二里冈期商墓出土金叶制成的饰片、郑州商城东北以狗为牺牲的祭祀坑出土金箔1片⑤。解放前多次发掘的安阳殷墟，每有黄金器物出土。如1932年发掘的殷墟E区出土两片金叶和两朵残金花⑥。1933—1934年发掘的后岗殷墓出土金叶13片⑦。1934年发掘的侯家庄1001号大墓出土金叶10片、1003号大墓出土金叶25片、1004号大墓出土金泡1个、金片1片、金叶三片、1217号大墓出土金叶10片⑧。解放后在殷墟的发掘中陆续有金器出土。如1950年安阳武官村大墓出土环形金饰片⑨，1953—1954年大司空村171号墓出薄金片1件⑩。1957薛家庄殷墓出土金叶子2件(11)。1984年西北岗王陵区出土金叶15片(12)。1993年梅园庄村东南殷代车马坑出土金箔(13)。殷墟还有后岗M47、刘家庄M34、小屯M20和M204(？)西区墓地(M43、M45、M150、M151、M698)等处也出土金箔等饰器(14)。另据郭宝钧《青铜时代》48页载，在殷墟曾出块状黄金，重1两余。此外，距殷墟不远的辉县琉璃阁殷代墓葬还出土金叶9片(15)。
商王朝统治中心的周边地区也屡有金器出土。如天津蓟县张家园殷墓M1、M3、M1：3各出土金耳环1对(16)。河北卢龙东干庄M1出土2件金臂钊、东闬各庄商代晚期墓也出土金臂钊(17)。北京昌平县刘家河商墓出土金耳环、金臂钊、金笄、金箔等。
在陕西，淳化县夕阳乡黑豆嘴村商墓出土金耳环6件、清涧的寺墕出土金耳环4件(18)。在山西，石楼镇后兰家沟出土金耳环3件、桃花庄出土金耳环8件及金片额饰(19)。永和县下辛角村殷墓出金质珥形器2件，洪洞县双昌乡上村出土金耳环1件(20)。保德林遮峪出土金弓形饰2件、金丝装饰品6根(21)。在山东，益都苏埠屯M1商墓出土金箔14片，极薄而均匀，滕州前掌大1区M3、M4墓葬也出金箔(22)。
商王朝统治中心区的黄金制品大多数为金箔、金叶和金片，主要贴饰于其他质器物的表面，起装饰作用。如河南郑州二里岗期墓葬出土金叶制成的夔龙纹饰片，当饰于他器而脱落(23)。安阳殷墟发现的金箔，从考古发掘的具体相关情况看，这些金箔是粘贴在木器漆器和衣物上的。商王朝周边北部和西北部地区的金饰品主要是人身佩戴的小件黄金首饰。如北京昌平县刘家沟商墓中除出土金箔外还出土喇叭金耳环，金臂钊、金笄等总重量达289克，不但器形完整，而且集发饰、耳饰、臂饰等成系列发现，极为珍贵。这些金饰品经检验，含金量达85％(24)。
最令人瞩目的是：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出土的一批金器，不仅数量多，而且别具一格，在已发掘的一号和二号祭祀坑中，出土了金杖、金面罩、金叶、虎形金饰、鱼形金饰及圆形金饰等(25)。
已知的西周的金质器物出土于北京、河北、河南、陕西、山东、山西、辽宁、内蒙古、甘肃、青海、新疆等11个省(区)19个县(市)26个以上的地点。出土地域稍有扩展，种类有所增多，多出于西周王朝统治中心地区及其周边区域。如今陕西省淳化史家源M1墓出土金箔31片(26)，岐山凤雏村甲组宫殿遗址出金箔31片(27)，扶风强家M1墓出玉柄形器金饰(28)，扶风黄堆老堡M25墓也出土金箔(29)，延长县岔口村窖藏出圆形金饰片、带形金箍各1件(30)。今河南省洛阳北窑M74墓出土玉柄形器金饰(31)，浚县辛村M24和M42等墓葬出金泡、矛柄金箔饰24片、包金铜兽头2件及“鎏”金铜片等(32)。三门峡上村岭M1052出金泡、M2001墓出金腰带饰一组12件(33)。今甘肃礼县大堡子山M2墓出土金饰7片(34)，宁县焦村M1墓出“鎏”金铜戈(35)。今山西曲沃北赵村晋侯墓地I11M8和M91墓出金腰带饰两组各15件(36)。今天津蓟县张家园墓地出金耳环4件(37)，河北迁安县小山东庄西周早期墓出土金耳环、金臂钏(38)，北京房山琉璃河M1043墓出漆觚金饰，辽宁朝阳魏营子M7101墓山金臂钏(39)等。
在内蒙古属夏家店上层文化(相当于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的4处遗址墓葬中出土有金器。如1963年到1980年间宁城县南山根101号墓出土金臂钏1件、金丝环2件。该县汐子北山嘴7501墓出土金环1件，小黑石沟村8061号墓出土金钏1件。1985年该县甸子乡小黑石沟村石椁墓又出土金器20余件，完整者16件。主要有饰牌1件，丝环2副，指甲形饰11件，碎金4.3克(40)。另外，在边远的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属于辛店文化的455号墓葬中出土金耳饰和金贝(41)，新疆哈密市三堡乡焉不拉克村相当于西周时期的墓地出土金戒指1件、耳坠1件、金丝1件(42)，该区和静县哈尔莫墩乡察吾乎沟1号墓、2号墓及轮台县群巴克墓地Ⅰ号Ⅱ号墓和库尔勒市上户乡福利公司纸箱厂古墓，其时代都相当于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皆出土有金器，有手镯、耳坠、耳环、金片、金箔等多件(43)。在以上各地出土的西周和可能是西周的金器中有不少器物制作精致工艺高超。如浚县辛村5号和17号墓出土薄铜片上贴有隐约可见的金箔，似鎏非鎏。24号墓出土的2件包金铜兽头与包金铜泡。前者包金极薄，花纹细线毕露；后者包金稍厚，花纹清晰，皆见工艺之巧。
二、东周的金器
东周的金器出土，地域上大大扩展，考古发掘中在今河北、北京、河南、陕西、山东、山西、湖北、湖南、安徽、四川、辽宁、黑龙江、内蒙古、宁夏、甘肃、新疆等16个省、区(市)66个县(市)86个以上的地点出土金质器物(另外各地还出土大量楚国金币，下节作专题统计，此处不计)，其数量、种类较前增加较多。较大型金器出现，鎏金器物渐多，铸金器具有长足进展，黄金作为货币的职能也得到发展。
在殷周王朝统治中心地区及其边缘地带以陕西宝鸡市益门村二号春秋墓为例，共出土金器104件组，其中纯金质的有带钩3件、带扣7件、圆泡56件、方泡7件、环6件、络饰130枚、串珠908粒；镶嵌于其他材质的有金柄铁剑3件、金环首铁刀13件、金方首铁刀2件、金环首料背铁刃刀2件、金环首铜刀4件。带钩分鸳鸯形和盘蛇形两种。标本M2：25为鸳鸯形，作回首状。体扁平，略呈梯形，尾部稍大，末端开口。腹中空，有一小柱立于底部方孔中间。扁长喙有一脊棱，上、下有相对的阴线S形纹。圆首，双目及脑后饰突起的勾云纹棱线，顶及两侧均有圆形棱线，当为冠、耳，其内均曾嵌有绿松石等(现大多已脱离)。目间以斜线纹、脑后以细珠纹衬地。短颈。背部饰双蟠螭相交，螭首分别在尾部两端，螭目曾以宝石镶嵌，身部亦多有对称的镶嵌圆珠(均已无存)。螭身由细珠纹构成，中有脊线分隔，螭角等由斜线盘卷而成。腹下纹饰与背部基本相同，布局略有变化。通高1.5、背部高0.6、长2.3、胸宽1.7、尾部宽2厘米。标本M2：23，圆形呈盘蛇状，由一条大蛇和六条小蛇构成。大蛇盘曲回首，四小蛇盘于大蛇的背部，两小蛇在大蛇中间首尾相接游动。径2.6、高1.4厘米(44)。皆造型华丽，制作极其精巧。
益门村春秋墓出土的3件金柄铁剑尤为重要，堪称古代黄金工艺的代表作。在工艺上堪称首选的是M2：1剑，这柄剑长35.2厘米，铁质剑身有明显的柱脊。由格到首为金质，作镂空的浮雕状蟠虺纹，极其精细。纤小的虺身满布表示鳞甲的密点，互相交纠缠绕，隐现虺头和羽翼，以绿松石和料珠镶嵌其间，金碧辉映，华美无比。所嵌绿松石多精磨成“乙”字钩形，尤为前所未见。剑茎的蟠虺纹向左右两侧伸展，形成五处突齿，格和首则均有前后两重，玲珑剔透，可称鬼斧神工，匪夷所思。传世品中有两件与此剑类似和类同的，一件是台北古越阁王振华先生的藏品，另一件是台北双溪的故宫博物院藏品。M2：1剑的出土，可以为这两件传世品剑的断代和出土地域的确认提供了参改(45)。
1974—1978年间，河北平山县三级公社中山王墓出金器74件、有金勺、金轭首、各附金角、金衡帽、以及金戈、金匕、金饰片、金丝圈耳环、包金圆饰等，特别是出土了多件错金银器，如错金银四鹿四龙四凤座方案、错金银背驮兽面双銎虎吞鹿、错金银背驮兽面单銎犀、错金银背驮兽面单銎牛、错金银神兽、错金纹铜镜、错金银长方框架饰等，多为精美珍品。例如四鹿四龙四凤座方案，高37.4、长48厘米，下面有四只梅花鹿承托一圆圈，上面立有四龙四凤盘绕成半球形，龙顶斗拱承一方案。四鹿表情温顺，四龙姿态雄健，四凤展翘引颈长鸣，造型生动，花纹精美，表现了巧妙的工艺构思(46)。
在北部边远地区的东周匈奴墓中多有出土金器的，如内蒙古杭锦旗阿鲁柴登出土了迄今最为珍贵的匈奴王遗物，其中有金器218件，重4000余克，品种多样，有鹰形金冠、金冠带、长方饰牌、虎形饰片、羊形饰片、刺猬形饰片、鸟形饰片、鸟纹圆扣、金串珠、金锁链、金项圈及金耳坠等。其中鹰形金冠顶和金冠带可以称为匈奴族金器工艺的代表作。其造型之生动，制作之精良，都属罕见。同墓出土的金耳坠极为精巧，结构复杂，是以捶揲、炸珠、焊接、掐丝等多种技法制成。长方形金饰牌上的纹饰极为精彩。饰牌系浇铸成形，正面展示一幅虎牛相斗的图案。四只猛虎咬住一牛的颈和腹部，将其捕杀于地，牛躯体平卧，四肢平伸，虽已无求生希望，却仍以顽强的斗志，用其锐利的牛角，刺传虎耳，做最后抗争，整个图案造型生动逼真，富有生气。
陕西神木纳林高兔战国墓中出土的金质鹿形怪兽，鹿角粗大卷曲，像株繁茂的树，而鹿身却纤细窈窕，四蹄合拢，富于柔韧的曲线美。鹿身上满布纹饰。此异兽是以鹿的形象为主体，兼取鹰首及马、驼的局部组合而成，想像力十分丰富(47)。
南方地区最引人注目的发现，当属湖北随县曾候乙墓出土的一批金器，其中包括金盏、金杯、金器盖、金漏勺、金带钩、金弹簧和金箔等。总共黄金用量达8430克。金箔上多数有压印的几何形花纹，构图简洁，纹饰繁缛细腻。金盏浅腹圆底，腹上部有两个环耳，是倒置的凤首形。盏的盖顶中心有一环形提手，盏及盖腹纹饰精密，制作极精。通商11、口径15.1厘米，重2156克，此盏为先秦金器中最大亦是最重的一件金质器皿(48)。
三、东周的金质货币
到了东周，特别是战国，贵金属黄金又进入货币的领域。这在北方主要做成包金、贴金、鎏金铜贝和金质贝的形式；而在南方原楚国区域则做成金饼、金版的形式。
1、各种金质贝
商周时期海贝已逐渐成为主要的实物货币，随之出现用铜制做海贝。至东周，陆续出现包金铜贝，如河北邢台市葛家庄春秋墓葬出包金铜贝(49)，河南辉县琉璃阁墓甲出包金铜贝1548枚、又60号墓出1000枚以上，(质薄有若鎏金)(50)。这批包金铜贝河南省博物馆藏有319枚。贝长2.2—2.3厘米，最宽1.5—1.6厘米，重1.3—2克，包金极薄(51)。另山西潞城县潞河大队战国墓出包金铜贝30余枚(52)。侯马镇上马村13号春秋墓出包金铜贝32枚。后者长2.2—2.3厘米，最宽1.4—1.5厘米，重1.85—2克，包金亦极薄、形制与辉县出土者无异(53)。
在西北边远地区的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455号墓葬中，出土有金贝与海贝、石贝和金耳环并出(54)。该墓葬属辛店文化时期，相当于西周时期，这是我国域内出土时代最早的金贝。另在甘肃玉门市火烧沟、河北灵寿县等处出土有东周时期的金贝。1984年在河北灵寿县西岔头村战国墓中出金贝4枚，摹仿海贝，形状逼真，正面有一道齿纹，齿纹最宽处有0.8毫米，背部扁平，首端有一个小圆孔，贝长1.1厘米，含金成色为92％(55)。
2、金饼、金版
金饼、金版主要为东周时期楚国的货币。它大约产生于公元前5世纪中叶之前，也就是春秋中叶或稍后，盛行于战国时期。据1998年以前已发表的文献资料所载，在全国有湖北、湖南、广西、河南、安徽、浙江、江苏、山东、陕西等9个省(区)70个县(市)120个以上的地点出土有金饼和金版。大体反映了金饼、金版制造及流通的区域。
从已有的出土物看，金饼的形状，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种：第一种是不规则圆饼状，背面不甚平整，底部较光洁，直径长短不一，似将金液倾注在大型陶器内底而成。其细部又可分为不同的类别。有戳印记或刻文字符号的，也有素面的。第二种是圆饼状。饼背轮廓为不规则波纹状，背部微凸，有浮雕状波纹及不均匀的瘤状凸点，底部中心微凹，较光洁，有戳印记或刻文字符号的，也有素面的。
金版(或称金钣或钣金)的形状也主要有两种。第一种，两端凹入，四角外伸上翘，多为长方形，也有不甚规正的方形，像龟版的下端形状，厚薄不一。币面钤印以方格印居多，也有圆形印。印模有大有小。印记的排列，或横或竖。一般分两组每组2行，共4行，伸出处的空白地方再加一印。两组印文方向相对，也有同方向的。大体上是根据金版与印模的大小及金版延伸的余地而钤印的。尽量使金版的每一处均有印记，以避免使用过程中切割出无印记小块。第二种，平面长方形，似旧式青瓦，或称为“板瓦形”。形状比第一种显得有规则。全印和半印的排列整齐，无无印记的空隙，切割比较方便。这种形状的金币是从第一种形状演变出来的。
黄金熔炼成不规则的饼状，是黄金脱离自然状态后的初始状态。天然的黄金，除少数为块状外，绝大多数为细小的颗粒(片)，即沙金。在制造金器前，一般须将沙金粒熔化，铸成块状，其技术比较简单，用不着模范，只需加温熔化为液，倒在某种陶器底部或滴在平地上，即成炼饼，成为制造金器用的坯料。随着人们意识到黄金的贵重，作为宝物以“旅于上帝、飨诸侯”(《周礼、秋官、职金》)、上供、赠赐等，成为财富的标志之一，也随之成为大宗商品交换中的等价物，这种金饼也就成为最初的金币形式。它是诸种饼金中最早的一种，也是金币中最古老的一种。
随着冶炼技术的提高和黄金货币使用日益频繁及地位的提高，从金币使用的方便出发，便开始铸造黄金货币，逐步形成某种定式。少数仍沿用饼形，但钤有印记或刻有文字符号，以示昭信，大部分取象于楚国长期使用的货币龟壳为型，铸成金版，一般也是铸有印记或刻文字符号，以示昭信。
金饼与金版形状有异，但却有多方面共同之处。除少数例外，每块完整的金饼或金版，大约重250—260克左右，与长沙楚墓出土的一套“钧益”砝码的重量(250克)相接近。出土的金饼和金版，大多数是剪切过的小块，说明二者的使用方法都是切割称量使用的，金饼和金版都既有钤印的，也有无钤印的，钤印的多少二者都无固定数量，即没有一致的规定，同一印文既出现在金饼上也出现在金版上，可见同一地区同一铸币机构既铸金饼也铸金版。在某些地区如陕西咸阳、河南扶沟、安徽阜南等地金饼与金版相伴出土，说明二者共存，并肩流通。凡此种种说明两种黄金货币已有固定形态，专门的名称和大体一致的成色、重量但又不完全统一，使用时必须观其成色，称其重量，以定其价质。这些都是贵金属称量货币的特征，这说明楚国金币仍处于黄金货币的初期阶段，但已经开始向朝着规范化和定量的方向发展。
3、金币的币文与金币的制造及流通
楚国金币多数有印文，一般是铸造时钤制的；此外有的还有刻文，是在使用过程中加上的。钤记和刻文涉及到货币名称，铸造地和铸币权以及流通方式等。
金币的戳印多半是方的，少数是圆的。印文主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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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据学者们长期的研究，分别释读为“郢爯”陈爯”、“
爯”、“专爯金”、“卢金”、“鼒”等。其中释读为“爯”的字早期的主流意见释“爰”。
楚国的金币名“爯”、“稱”的含义是什么呢？学术界颇多论述，我意主要有两条：其一，一般等价物的意思。《说文》“爯，并举也”。段注“今字通用稱”，“凡铨衡当作稱”。《说文》：“稱，铨也。”段注：“铨者衡也。声类曰：铨，所以稱物也。”《说文》进一步释稱说：“春风而禾生，日夏至晷景可度，禾有秒。秋风而秒定，律数十二。十二秒而当一分，十分而寸。其以为重，十二粟为一分，十二分为一铢，故诸程品皆从禾。”段注：“度起于十二秒，权起于十二粟。”可知爯、稱，是古人用以表示与度和衡有关的事物，用作金币名称，是表明这种金币可与各种器物衡轻重相稱也。即多种物品都可以黄金的不同量与其相稱。
先民以爯、稱表述货币发展史上一般等价物的概念，十分切合词意，颇为精当，为后世币文“通宝”的滥觞。其二，以秤量方式使用的货币。爯、稱用作动词即秤量的意思。《说文》稱字下段玉裁注：“稱俗作秤”。后世多以秤表示秤量，金版、金饼虽采用铸币的形式，但仍是切割秤量使用。在已出土的金版、金饼中往往有刻文，这是在使用过程中刻上的。记录金币的成色、重量。质地多以“上”字表示(有的使用戳印)，意思是合格。记重的符号以算筹方法表示。各块轻重不同。这些刻文确切地反映了楚国金版、金饼秤量使用的方式，币文爯、稱正确反映了这一流通过程的方式。只此以上二义，金币印文释爯、稱，远较释爰为长(56)。
已出土金版、金饼印文反映了不同的铸造地。
1、郢爯：出土量最多，它即是早期楚都郢城铸造，也可能为后来所迁的几个楚都所造，还可能表明为楚国所造。史载楚文王元年(前689年)始都郢(今湖北江陵纪南城)，昭王十二年(前504年)因避入侵的吴国军队，迁都于鄀(今湖北宜城县)，楚惠王(前448年—前432年在位)即位之初曾迁鄢(在今湖北宜城县境)，旋又迁回江陵。楚顷王二十一年(前278年)为秦军所逼，迁都于陈(今河南淮阳)。楚考烈王十年(前253年)迁都钜阳(今安徽太和县东北)，二十二年(前214年)迁都寿春(今安徽寿县)，所迁新都亦多称郢。而且在史籍史常以郢为楚国的代称，如《战国策》、《史记》中有用“郢威王”、“郢中”来替称“楚威王”、“楚中”，如此等等。因此，郢爯的铸地有今湖北江陵、宜城、河南淮阳、安徽太和、寿县等楚国做过国都之处。还有，楚国所属的其他地区也有可能铸造郢爯。
郢爯的出土地比较广泛，今湖北江陵、宜城、安徽合肥、庐江、广德、六安、凤阳、寿县、阜南、临泉、河南扶沟、信阳、襄城、淮滨、固始、浙江安吉、江苏南京、镇江、江宁、高淳、句容、丹阳、宝应、无锡、仪征、泗水、邳县、盱眙、沛县、吴县、江阴，以及山东费城和陕西西安都出土过郢爯，这反映了它广阔的流通区域。1989年安徽寿县东津公社花园大队出土18整块和1小块楚国金版。其中两件为郢爯，均为二十二印，分别重263.5、259.1克，是建国以来发现的郢爯中钤打印记较多的(57)。1982年2月，江苏盱眙南窑庄窖藏出土“郢爯”11块，其中一块长12.2厘米、宽8厘米，重610克，钤印记54个，是目前已出土郢爯金版最大的(58)。
2、陈爯：出土数量仅次于郢爯，当铸造于陈城(今河南淮阳)。陈城原是陈国的都城，前534年陈国为楚国所灭，前527年复国，前478年又被楚并吞。从楚顷襄王二十一年(前278年)到考烈王五十年(前253年)，陈城又变为楚国的都城。有学者认为陈为楚国都城的“26年期间，此地铸的金币按例当为郢爯。陈爯当是为都城之前或之后铸造的”(59)。在山东费县、安徽寿县、凤台、临泉、陕西咸阳窖店、河南襄城、扶沟、湖北大冶等地都有陈爯出土。1972年陕西咸阳市窖店公社路家坡村发现8件完整的陈爯，计饼状3块。版状5块，钤印在10—17之间，共重1981克，饼状的含金量为95％，版状的含金量为96％(60)。一般出土陈爯的地区也出郢爯，有几处陈爯与郢爯同出，说明它们是同时流通的。陈爯的出土量及流通范围仅次于郢爯。
3、爯：应是战国时期楚地历阳(今安徽省和县西三十里)所铸造的货币。存世极少，1974年8月河南扶沟县古城村出土过1块，上有小方印3个，为1个整印和2个半印(61)。
4、
爯金：当铸于地，是春秋时的小国，为鲁国的附庸国。楚考列王七年(前256年)灭鲁，为楚地。爯金当在入楚以后铸造的。地一说在今山东郯城县东北，一说在今山东济宁之南。
5、卢金：卢(一作庐)或称卢戎，早期为商的方国，后助周伐纣，成为西周的诸侯国之一。地望在今湖北襄樊西南，春秋前期被楚所吞。其地近郢，当仿郢爯铸造金币，但改爯称金，可能是受原来文化历史传统的影响。或隶定为“覃金”，“覃”即“郯”，其地望在今山东郯城附近。卢金的出土量仅次于郢爯、陈爯，1979年8月安徽寿县东津公社花园大队金银窖藏中出土有6块，其中4块，基本上是整版，分别钤打21、19、18、16圆形小印，直径约1.4厘米，重量分别为250.15、261.33、264.55、266.05克，背和侧往往有阴刻的数字或记号，含金量为94—95％(62)。
6、：朱活先生释“鼒”，鼒、蔡音近通假，认为鼒即蔡。蔡国故城在今河南上蔡县西南芦冈东坡。楚灵王十年(前531年)灭蔡。3年后蔡平侯复国，迁都新蔡，前493年蔡昭侯迁都州来，称下蔡(在今安徽凤台县)。上蔡、新蔡、下蔡先后入楚版图，三者都可能为鼒字金币的铸地。赵德馨教授说：“鼒”字金币特点是只有一个字，字的旁边既不书爯，也不书金，这可能与蔡的遗制有关，也可能是楚金币印文演变趋势的表现——一个字的金币晚出。楚最后灭蔡的时间是楚惠王四十二年(公元前447年)，距楚后来徒都寿春尚有206年，因此此币铸于下蔡的可能性最大(63)。其说可从。“”有学者释颖，颖州近于寿春，铸地为颖州(在今河南临颍西北)，亦备一说。
从楚国金币印文的分析，可知进入东周的楚国，其前期、中期、后期始终都铸造金币，铸造地域相当广阔，这反映该地区已有相当规模长期发展的黄金淘采冶炼铸造工业。
与本文论述关系密切的关于光秦金器生产制作工艺的初步形成，笔者将另文专论。
注释：
①中国硅酸盐学会：《中国陶瓷史》，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第42页。
②文物编辑委员会编：《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第143页。
③严文明：《史前考古论集》，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6页。
④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大甸子》，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89页。
⑤杨育彬：《建国四十年来河南商代考古发现与研究》，载《中原文物》1989年第3期。
⑥石璋如：《第七次殷墟发掘：E区工作报告》，载《安阳发掘报告》第4期，第723页。
⑦石璋如：《河南安阳后岗的殷墓》，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3本。
⑧李济总编：《侯家庄(河南安阳侯家庄墓地)1001大墓》上册；《侯家庄·1003号大墓》、《侯家庄·1004号大墓》、《侯家庄·1217号大墓》，台北出版社1962—1970年版。
⑨郭宝钧：《一九五○年春殷墟发掘报告》，载《中国考古学报》第5册1951年。
⑩马得志：《一九五三年安阳大司空村发掘报告》，载《考古学报》第9册1955年。
(11)河南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南安阳薛家庄殷代遗址、墓葬和唐墓发掘简报》，载《考古通讯》1958年第8期。
(12)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殷墟259、260号墓发掘报告》，载《考古学报》1987年第1期。
(13)安阳市文物工作队：《安阳梅园庄殷代车马坑发掘简报》，载《华夏考古》1997年第2期。
(14)龚国强等：《简论商周王国及其周边地区的黄金饰器》，载《考古求知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54页。
(15)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辉县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27页。
(16)天津市历史博物馆考古部：《天津蓟县张家园遗址第三次发掘》，载《考古》1993年第4期。
(17)唐明云：《河北境内几处商代文化遗存记略》，载《考古学集刊》第2集，1982年；《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第38页。
(18)姚生民：《陕西淳化县出土的商周青铜器》，载《考古与文物》1986年第5期；高雪等：《清涧又出商代青铜器》，载《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3期。
(19)郭勇：《石楼后兰家沟发现商代青铜器简报》，载《文物》1962年第4、5期；谢青山等：《山东吕梁县石楼镇又发现铜器》，载《文物》1962年第4、5期。
(20)石楼县文化馆：《山西永和发现殷代铜器》，载《考古》1977年第5期；朱华：《山西洪洞县发现商代遗物》，载《文物》1989年第12期。
(21)吴振录：《保德县新发现的殷代青铜器》，载《文物》1972年第4期。
(22)山东省博物馆：《山东益都苏埠屯第1号奴隶殉葬墓》，载《文物》1979年第8期；胡炳华：《滕州前掌大商代墓葬》，载《考古学报》1992年第3期。
(23)河南省博物馆：《郑州商代城址的发掘报告》，载《文物资料丛刊》(一)1977年。
(24)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北京市平谷县发现商代墓葬》，载《文物》1977年第11期。
(25)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广汉三星堆遗址一号祭祀坑发掘简报》，载《文物》1987年第10期。
(26)淳化县文化馆：《陕西淳化史家源出土西周大铜鼎》，载《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4期。
(27)陈全方：《周原与周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96—97页。
(28)周原扶风文管所：《陕西扶风强家一号西周墓》，载《文博》1987年第4期。
(29)罗红侠：《扶风黄堆老堡三座西周残墓清理简报》，载《考古与文物》1994年第3期。
(30)姬乃军：《延长出土一批晚商鬼方文化青铜器》，载《中国文物报》1988年5月6日。
(31)蔡运章：《论商周时期的金属称量货币》，载《中原文物》1987年第3期。
(32)郭宝钧：《浚县辛村》，图版贰伍1964年版，第61页。
(33)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上村岭虢国墓地》图二二，第22页；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三门峡上村岭虢国墓地M2001发掘简报》，载《华夏考古》1992年第3期。
(34)韩伟：《论甘肃礼县出土的秦金箔饰片》，载《文物》1955年第6期。
(35)庆阳地区博物馆：《甘肃宁县焦村西沟出土的一座西周墓》，载《考古与文物》1989年第6期。
(36)北京大学考古系等：《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二次发掘》，载《文物》1994年第1期；《天天——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五次发掘》，载《文物》1995年第7期。
(37)韩嘉谷等：《蓟县张家园新石器时代至商周遗址》，载《中国考古学年鉴》(1988)，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
(38)唐山文物管理处等：《河北迁安县小山东西周墓》，载《考古》1997年第4期。
(39)辽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等：《辽宁朝阳魏家营子西周墓和古遗址》，载《考古》1977年第5期。
(40)辽宁省昭乌达盟文物工作站等：《宁城县南山根的石椁墓》，载《考古学报》1973年第2期；宁城县文化馆等：《宁城县新发现的夏家店上层文化墓葬及其相关遗物的研究》，载《文物资料丛刊》9集，第26、29页；项春松等：《宁城县小黑石沟石椁墓调查清理报告》，载《文物》1995年第5期。
(41)青海省文管处考古队：《青海省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载《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第163页。
(42)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厅文物处：《新疆哈密焉不拉克墓地》，载《考古学报》1989年第3期。
(43)见《新疆文物》1992年第4期、1989年第4期、《考古》1991年第8期、《文物》1999年第2期。
(44)宝鸡市考古工作队：《宝鸡市益门村二号春秋墓发掘简报》，载《文物》1993年第10期。
(45)李学勤：《益门村金、玉器纹饰研究》，载《文物》1993年第10期。
(46)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河北平山县战国时期中山国墓葬发掘简报》，载《文物》1979年第1期。
(47)李泽奉等：《金银鉴赏与收藏》，吉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0页。
(48)湖北省博物馆：《曾侯乙墓》，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第394页。
(49)任亚珊等：《1993—1997年邢台葛家庄先商遗址、两周贵族墓地考古工作的主要收获》，载《三代文明研究》(一)，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7页。
(50)郭宝钧：《山彪镇与琉璃阁》，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59—72页。
(51)朱活：《古钱新探》，齐鲁书社出版1984年，第14页。
(52)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山西省潞城县潞河战国墓》，载《文物》1986年第6期。
(53)朱活：《古钱新探》，齐鲁书社1984年版，第14页。
(54)文物编辑委员会：《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第163页。
(55)文启明：《河北灵寿县西岔头村战国墓》，载《文物》1986年第6期；钱屿主编：《金银货币的鉴定》，上海远东出版社1993年版，第7页。
(56)楚国金币印文的释读和归类，学术界有不同意见。本文采赵德馨著《楚国的货币》中的观点，该书晚出，汇前此资料于一书，熔各家观点于一炉，剖析辩驳，颇多见地，本文多处从其说，不另加注。
(57)朱活：《古钱新探》，齐鲁书社1984年版，第246页。
(58)姚迁：《江苏盱眙南窑庄楚汉文物窖藏》，载《文物》1982年第11期。
(59)赵德馨：《楚国的货币》，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06页。
(60)咸阳市博物馆：《咸阳市近年来发现的一批秦汉遗物》，载《考古》1973年第7期。
(61)河南省博物馆等：《河南扶沟古城村出土的楚金银币》，载《文物》1980年第10期。
(62)朱活：《古钱新探》，齐鲁书社1984年版，第246页。
(63)赵德馨：《楚国的货币》，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