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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份以来，一批引起社会极大关注的腐败案件有了新的进展——原重庆市司法局局长文强被执行死刑；原公安部部长助理郑少东、原浙江省纪委书记王华元受贿案相继开庭审理；原广东省政协主席陈绍基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多名问题高官相继受到法律严惩，表明我国的反腐决心和力度在持续加大。同时，人们也在追问：是什么原因导致一些领导干部一步步走向腐败深渊的呢？
自醉权欲 放松思想防线
坚持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是共产党员处理利益问题的根本原则，也是领导干部加强党性修养的基本要求。能不能坚持正确的利益观，对领导干部是一个非常现实的考验。
一些干部刚刚走上领导岗位时也曾不断地告诫自己，要按规矩办事，绝不能以权谋私；要洁身自好，绝不能身后落骂名。随着时间的推移，部分领导干部个人意识渐渐抬头，特权意识日益增强，无形中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思想防线逐步涣散。正所谓：“手中有了权力，心中却没了定力。”思想上的滑坡必然带来行为的失范，认识上的裂缝必将导致人生的溃败。大量案例警示我们，个人主义逐步发展、私欲恶性膨胀，必然导致以权谋私、走向消极腐败和堕落。
这里，我们通过几个关键词的剖析来更好地揭示私欲引导下权力异化的过程：
“职务之便”——锋利双刃剑。“利用职务之便”是当前贪污贿赂型犯罪案件起诉书和判决中“出镜率”最高的一个词汇。党的宗旨意识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正确行使手中的权力，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可是，在个人私欲支配下一些领导干部见利忘义，将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变成为自己和亲友捞钱的最好工具、获利的便捷手段。原黑龙江绥化地委书记马德利用手中的干部任免权，借干部调整之机向260多人卖官，疯狂敛财2000多万元人民币。原河北省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厅副厅长兼省机电产品进出口办公室主任李友灿，利用自己掌管的全省进口汽车配额审批大权，自2001年8月到2003年4月期间日均受贿7万多元，短短一年多时间里疯狂收受4744万余元赃款。
“一把手”——突出人群。如今，“一把手”职务犯罪案件屡见不鲜。这是因为体制上的一些不规范，加上长期的专制主义思想影响，导致在一些部门和行业，“一把手”的权力过大、过于集中，家长作风、霸王意识随之出现，表现出来就是大权独揽、独断专行，工作上“一言堂”、花钱上“一支笔”、用人上“一句话”。这样的结果往往是权力滥用，伴随的也必然是徇私枉法、以权谋私。今年初，安徽省三名厅级官员徐社新、柳友伦、张松坚因涉嫌受贿相继接受法院审判。引起社会关注和热烈探讨的是三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曾是统管一方的县(市、区)委书记，在位期间热衷于将集体权力个人化、公权私利化、权力行使扭曲化，其结果是权力行使没有了边界，贪心没有了底线，最终搭上了个人的前途和自由。
“工程建设领域”——高危地带。中央治理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郝明金近日介绍说：“目前最为典型的腐败就是领导干部违反规定、插手干预工程建设领域的案件。”在5月20日公布的20件相关案例中，平均每个案件涉及金额550余万元，涉及地厅级官员57人。为什么有这么多“糖衣炮弹”集中向工程建设领域攻来？这是因为该领域项目多、资金投入量大、利益关系错综复杂，权力的矫枉行使可以带来巨大私利。借用原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开发区副主任姜巨昌的话来说，就是在工程建设岗位上，“不是我找钱，而是钱找我”。姜巨昌有一个“雨伞理论”：“在一般岗位工作，好比晴天打伞；在热点岗位工作，好比雨天打伞，你能坚持多久？不知不觉之中浑身都被‘淋湿’了。这时候，我已经回不去了，再想干干净净做人已经不可能了，我的贪婪就这样一步一步延续。”
“腐败联盟”——发展新动向。个人权力总有边界、行使总有不便，一些腐败分子为此煞费苦心，在“有权人”与“有权人”、“有权人”与“有钱人”之间构筑“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以图借力打力，实现权力获利最大化。当前，大量腐败“窝案”、“串案”的出现表明腐败分子相互“扎堆”、“抱团”已构成了一种“势力”，形成了一种“气候”。原商务部、国家外汇管理局、国家工商总局干部郭京毅、邓湛、许满刚、刘伟等，凭借在各自主管领域拥有的权力，沆瀣一气，狼狈为奸，共同搭建了一条权力寻租利益链，产生了巨大的破坏力，导致了恶劣、严重的社会后果。
监督不够 贪腐者心存侥幸
200多年前，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指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而要给权力的运行提供界限约束和规范，就离不开有效的监督。这是因为，强有力的监督可以让执掌权力的人时时处处感受到制约的力量，“浇灭”内心的贪欲，形成用权的“规矩”，压缩自由度，减少随意性。经验和教训都告诉我们，监督到位有效，贪腐风险必然增大，贪腐之心必然收敛；监督缺位失灵，贪欲必然膨胀，腐败行为必将愈演愈烈。
当前，我们的监督体系日益完善、监督力度逐渐加大，但是由于历史和现实的诸种原因，一些地方和单位监督落实效果不够理想，无形中助长了权力运行中的腐败之风。
长效监督仍需加大。“官做到我这一级，就没人能管了。”原山东省泰安市市委书记胡建学的这句话，让我们更加警醒这类情况的存在：在一些部门和单位，“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软，下级监督太难”。在此背景下，一些领导干部开始有意回避监督，使监督主体的知情权被剥夺，监督更多时候流于形式。原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被查处后，说过这样一句耐人寻味的话：“组织的管理和监督对我而言，如同是牛栏关猫，进出自由。”
事前监督仍需加强。不可否认，监督关口后置现象在一些单位继续存在，导致“事前基本没有监督，事中基本难以监督，事后基本不是监督”。原云南铜业集团董事长、总经理邹韶禄一开始被人请吃顿饭还心里不踏实、有过思想斗争，渐渐转变成心安理得起来，从“笑纳”小礼品发展到收受高档轿车，从收受红包进展到一次性“入账”百万元现金。在他走向堕落的长久历程中，监督没有在其腐败思想苗头状态和受贿起始阶段很好发挥应有约束作用，导致腐败恶行由量变到质变一步步发展，最终酿成严重腐败后果。
监督机制仍需完善。当前，我们正在致力于监督机制的更好完善，但如何进一步健全监督体系、如何深入落实监督制度仍然处在探索阶段；同时，一些监督形式和方法如何适应形势发展不断创新，也正在努力探寻。河南省交通厅三任厅长曾锦城、张昆桐、石发亮，正是利用监督机制中暂时存在的一些漏洞竭力“钻空子”、“找路子”，想方设法规避监督，今天占一点，明天捞一点，后天又贪一点，最后越陷越深，难以自拔，共同栽倒在腐败的漩涡里。
忽视学习 迷失人生坐标
“千万不要放松学习”，这决不是一句空话或者套话。只有平常注重学习，多读有品位的书，保持文化自觉自省意识，才能在纷繁复杂的局势面前保持清醒头脑，远离低级趣味的庸俗观念；才能做人有底气，做事有硬气，做官有正气。
可惜的是，一些领导干部借口公务繁忙，或是放弃读书学习，或是仅仅停留在口头上，停留在对别人的要求上，而没有落实到自己的实际行动之中。这样的结果自然是放松了对自己思想的改造、意识的提升，没落文化沉渣泛起，腐朽思想乘虚而入，加速其蜕化变质。
信仰迷失。一些领导干部在大肆收受钱财的同时，为掩饰内心不安，信风水，奉菩萨，祈求腐败不被发现、罪行不暴露。原黑龙江省政协主席韩桂芝在大肆受贿敛财的同时，四处烧香拜佛。原福建省政和县县委书记丁仰宁甚至在县里成立了专门的“建塔办”，向老百姓募款集资修庙建塔，以求升官发财。
道德沦丧。陈毅元帅有诗云：“有草名含羞，人岂能无耻？”作为共产党员本应努力实践共产党人高尚的人生价值，保持高尚的道德情操，可是在腐败面前一些领导干部却将羞耻之心抛到九霄云外。原海南省屯昌县水务局局长曾令史对前来行贿的包工头满意地说：“算你懂事会做人。”原海南省海口市地税局龙华分局局长陈小涛甚至与海口市地税局一名副局长交流收受钱财的经验：一个说应该边工作边发财，而另一个则说应该边发财边工作。原广西壮族自治区主席成克杰则厚颜无耻地作秀：“想到广西还有700万人没有脱贫，我是经常晚上睡不好觉哇！”
心态失衡。作为领导干部，要正确看待个人得失，不为私心所扰，不为名利所累。当前，一些领导干部看到社会上一些不合理现象就心理失衡，觉得自己吃了亏，总想着攀比仿效。“59岁现象”曾为大众所熟知，当前此种现象早已升级，演变成不论年龄，只要是仕途不顺，得不到提拔，就想通过贪污腐败谋求物质利益来弥补仕途上的损失，弥补内心的不平衡。文强曾面对镜头痛哭流涕，后悔自己醒悟得太晚。但他在痛悔之余仍心有不甘，在悔过书中用大段篇幅发牢骚，自认为“业务熟、有能力、付出多”，却多年原地踏步，没能升官，因而将自己的腐败归咎于组织和政府。
精神涣散。领导干部理应保持昂扬向上的革命劲头和高尚的精神境界，认真履行职责、严格遵守法纪，积极完成党和人民交予的任务，切实做到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当前，一些领导干部放松学习，忽视世界观的改造，忘记了自己的政治身份，精神上萎靡不振，工作上得过且过，甚至以丑为美、以恶为善。一些人专门利用制度的缺陷、钻政策的“空子”，有意搜寻腐朽“经验”和旁门左道，在腐败方式上“另辟蹊径”。原陕西省政协副主席庞家钰大权在握之时，就将妻儿移民加拿大，一并出境的还有其腐败所得，为将来“东窗事发”预留外逃后路，成为“裸官”的典型代表。原浙江省平湖市政协主席郭跃荣、水利局局长全保华二人首次独创了“预期受贿”这一新形式：不直接拿钱，而是同行贿者商定等退休后再“安全获利”。这种自作聪明的方式并不能掩盖和减轻他们的违法犯罪行为，最终仍然无法逃脱党纪国法的制裁。
放纵自我 抵挡不住诱惑
“贪如火，不遏则燎原；欲如水，不遏则滔天。”自我约束是一个人的“内定力”、“稳定器”、“防火墙”。领导干部本应自重、自警、自省，时时用党性原则对照自己，用党纪条例规范自己，通过自我约束、自我教育、自我改造，实现自我提升。
现实情况却是一些领导干部放松党性修养、淡薄廉政意识，耐不住寂寞，守不住清贫，挡不住诱惑，不注意自我小节，不注意慎初、慎小、慎微，最终在荣誉和成绩面前迷失了方向，在欲望享受面前缴枪投降。
交往“绊落马”。走上领导岗位后，一些人会突然发现“朋友”一下子增多了，交往明显频繁了。作为领导干部，对此不能不慎之又慎。因为有些“朋友”就是瞄着你手中的权力而来，千方百计交往的目的往往是为了谋取非法私利。原湖南省郴州市煤炭局局长曾宪明平常打交道最多、来往最多的是一批煤矿老板。曾宪明喜欢喝酒，煤老板就隔三差五请他到高档酒店和娱乐场所“潇洒”一番；曾宪明好色，煤老板就竭尽全力提供方便；曾宪明喜欢打牌，煤老板就当他的牌友。正是在同“朋友”诸般与金钱挂钩的“交往”中，权力成了捞钱工具，也终将曾宪明自己“绊落马下”。
爱好“迷住眼”。对于领导干部来说，个人爱好不是单纯的私事，如果不加节制，处理不当，终究要酿成大祸。一些腐败分子就宣称：“不怕领导有原则，就怕领导没爱好。”人称“藏宝局长”的原浙江省丽水市建设局副局长邹建新喜欢收藏，房产建筑业一些老板就竭尽所能投其所好，一件又一件价值不菲的古董青瓷、石雕和根雕涌进了他的“宝库”。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医疗器械司司长郝和平酷爱打高尔夫球，药商们知道这一爱好后纷纷出动请他去各地体验。在他收受的贿赂中，高尔夫俱乐部的会员卡就有3张，价值高达50万元，占他整个受贿额的一半。
诱惑“拉下水”。领导干部身处各种人情世故的交汇处和贿赂犯罪的指向点，思想稍有放松和懈怠，就有可能在形形色色诱惑面前丧失原则。一些领导干部在别有用心的人“感情投资”公关下，逐渐忘记“适度为利，失度成害”的告诫，滋长放任心理，对奢靡生活由向往到痴迷，产生及时行乐心理，导致身败名裂。文强在担任重庆市公安局副局长期间，热衷于同巨商富贾称兄道弟，在奉承趋迎中欣赏迷恋低级生活趣味，追逐声色犬马种种欲望享受，最终沦为黑恶分子的“保护伞”，在贪污腐败的泥沼里越陷越深，越发不可收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