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周评论》等报刊若干撰稿人笔名索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撰稿人论文,报刊论文,笔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每周评论》、《晨报副刊》、《甲寅》月刊等，是五四运动前后具有重要影响的政论杂志或副刊，学术界历来很重视，在《五四时期期刊介绍》、《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都有专文评介，其他研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论著也多有涉及。①但是，至今还有一些重要撰稿人的身份未弄清楚；有的只知其笔名，不知道真实姓名。笔者考辨了若干位撰稿人的相关线索与真实姓名，供研究者参考。
一、《每周评论》：“明生”即陶孟和
李大钊在发表于《新青年》6卷5号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曾引用《每周评论》第33号上“明生”《欧游记者特别通讯》的材料。②长期以来，学术界以该篇“明生通讯”发表的时间——1919年8月3日为根据，来判断和确定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篇)一文撰写与发表的时间。③但是，对于“明生”究竟是何人，以及“明生”与李大钊和《每周评论》之间的关系，则从未见有人探究。笔者多方考辨，终于弄清“明生”即为当时北京大学教授陶孟和。④
《每周评论》于1918年12月22日创刊发行，至1919年9月31日被北洋政府封禁为止，共出版37号(期)。而署名“明生”撰写的《欧游记者特别通讯》在1919年3月9日《每周评论》第12号首次刊登，一直连载到《每周评论》第34号为止，可见该刊主编对“明生”所撰通讯的重视。因此，这个“欧游记者”，不是一般的报社记者，而是陈独秀、李大钊“特约”的，其身份也应是与陈独秀、李大钊及《新青年》关系密切之人，甚至很有可能就是北京大学的教员。查1918年至1920年的《北京大学日刊》等资料，可知1918年底到1919年初，北京大学派往欧洲考察教育的学者为理科学长夏元瑮和政治学系主任陶孟和两人。据相关资料，夏元瑮1919年1月离京出发，陶孟和1919年3月离京出发；⑤夏是物理学家，陶是社会学家；夏尽管也发表一些政治问题评论，⑥但从未在《新青年》发表文章，陶孟和则在《新青年》发表过大量评论文章，⑦与陈独秀、李大钊及《新青年》关系较为密切。考虑到他们出发时间的早晚和两人所研究学科的不同，以及两人与《新青年》的关系之亲疏，“明生”为陶孟和的可能性显然较大。
首先，陶孟和的考察行程与“明生”的“通讯”行程基本重合。从“明生”的“特别通讯”可以看出，“明生”从北京出发，经过天津、山东、南京，到上海。⑧然后从上海坐船，先到日本。3月17日离开日本，再到美国。而在美国，首先到达的是檀香山。离开美国后，又到了英国。⑨后来，因为《每周评论》被查封，“特别通讯”未能续刊，但从前面的通讯中，已经知道他的目的地是法国。⑩
陶孟和也是从上海出发。3月12日到日本神户，在东京等地考察了日本的普通教育、女子教育、高等教育和高等师范教育，拜访了当时正在日本讲学的美国哲学家杜威。(11)3月17日，他离开日本，途经美国夏威夷(檀香山)，考察了当地的华侨社会及华侨教育，于4月2日到达美国本土。在美国，他考察了加利福尼亚大学、芝加哥大学，与北京大学及中国其他地方和机构派出的留美学生丁绪宝、颜任光、雷沛鸿等进行了交流。(12)然后，他从美国又到了英国。在英国考察后，最后于5月到达法国。(13)可见，陶孟和的行程与“明生”的行程基本重合。
其次，将“明生”所撰“特别通讯”的某些内容和陶孟和提供的教育考察报告的内容相比较，二者的相似或一致之处甚多。
“明生”的《欧游记者特别通讯》在通讯之十八《檀香山之日侨》、十九《檀香山之华侨》、二十《美洲之华侨》等通讯中，简略记述了夏威夷和美国本土的日侨状况、华侨社会与华侨教育的状况，指出当地社会中的日本侨民势力庞大，日侨与夏威夷未来发展的关系甚大。(14)而在陶履恭和郭秉文联合发表在《北京大学日刊》的《调查教育报告》中，则以《檀香山教育概况》为题，对夏威夷的教育机构、教育规模和教育设施、中学和大学、课程设置与教学活动、公办学校与私立学校以及华侨的教育和日侨的教育等，举凡檀香山教育的方方面面，均详细进行了考察和记录，并且也提出当地日侨的私立学校与夏威夷当局的教育方针多不相符，有碍当地发展。(15)这种见解，与“明生”《欧游记者特别通讯》中的议论极为相似，可互为补充。
更有力的证据是，在1919年8月10日出版的《每周评论》第34号上，刊载了“明生”的通讯《牛津之“新潮”》。而同年10月出版的《新潮》第2卷第1号署名志希的《欢迎我们的兄弟：“牛津大学的新潮”》一文，明确指出，陶孟和的一封来信谈到“牛津大学的新潮”。(16)该文中所引陶孟和信中的一段话，与《每周评论》第34号所刊“明生”的通讯《牛津之“新潮”》一字不差，完全一致。(17)可见“明生”即陶孟和。
二、《晨报副刊》：“去闇”即李大钊
《晨报》是五四时期最有影响的大报之一，曾因其副刊而享誉舆论界。1916年，李大钊曾任《晨报》前身《晨钟》报的编辑部主任，后因政见不同而辞职。(18)从1919年2月7日起，李大钊又开始为《晨报》撰稿。(19)因为李大钊与《晨报》有这样的渊源关系，一些研究者认为，《晨报副刊》于1919年2月7日改版，是在李大钊指导或协助下进行的。(20)但近年日本学者石川祯浩指出，这一观点尽管流传甚广，却没有原始资料能够证明李大钊直接参与了《晨报副刊》的编辑工作。(21)笔者对此也进行了考索，从“去闇”这一笔名入手，逐步弄清这一问题。
“去闇”所译《最近欧洲社会党之运动》一文，从1918年12月14日起，即在《晨报副刊》连载，至1919年1月28日，共刊载38小节。《晨报副刊》从当年2月7日起，进行了大改版。笔者翻阅改版前后的《晨报》，发现“去闇”是《晨报》这一阶段出现的新面孔，在《晨报》改版前率先发表介绍欧洲社会党的文章，对《晨报》的改版有一定促进作用。经过考析，发现“去闇”即为李大钊的笔名。
首先，署名“去闇”的长篇译文《最近欧洲社会党之运动》，最初发表于1918年7月出版的《言治》季刊第3期，而后才在《晨报副刊》连载。能在《言治》、《晨报》上发表同一文章的人，当与这两个刊物均有一定关系。《言治》是北洋法政学会的机关刊物，李大钊即担任主编之职；而从李大钊与《晨报》的关系而言，此时的李大钊虽然已经离开《晨报》，但仍与晨报社保持着密切关系。在《晨报》重要撰稿人辛木的时评《矛盾》一文中，不仅引述了李大钊《新的！旧的！》中的言论，且称李大钊为“我的朋友”。(22)李大钊与《晨报》记者渊泉(即陈溥贤)的来往，则更为密切。(23)这些都说明李大钊尽管离开了《晨钟》报，但与晨报社及其重要的编辑、记者均保持着密切来往。当时，与《言治》、《晨报》同时有密切关系的人物，除李大钊外，再无第二人。(24)
其次，李大钊长期关注欧洲社会党的活动。早在1917年编辑《甲寅日刊》时，他就撰写了有关欧洲社会党的长文《欧洲各国社会党之平和运动》等。(25)俄国革命爆发后，又密切关注俄国革命的进展与欧洲社会党的活动，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和《Bolshevism的胜利》等文。(26)而《最近欧洲社会党之运动》一文，译自日本安部矶雄的论文。(27)安部矶雄为日本社会主义运动的先驱，李大钊在日本留学时，曾在早稻田大学选修过他的《都市问题》课程，在课外两人也有所接触。(28)这一时期，李大钊的思想正在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化，他很有可能选择自己所熟知的老师之著作翻译，以供“研究社会党者之参考”。(29)
第三，李大钊《欧洲各国社会党之平和运动》一文与“去闇”所译安部矶雄的论文在内容上有相近之处。对照李大钊《欧洲各国社会党之平和运动》与“去闇”所译《最近欧洲社会党之运动》，发现两篇文章的内容尽管文字不完全相同，但某些说法、观点则是一致的。兹举两段为证：
“去闇”译文：世人每以俄国社会党势力微弱不振，此乃仅就外形判断之结果，实则社会主义思想已深入于俄国人心，故一树革命之帜，而社会党、劳动党一跃而在政治界占大势力。(30)
李大钊文：交战以来，俄国社会党之活动，由表面观之，似无甚大之影响，而考此次革命之成功，则泰半为社会党运动之效果。(31)
“去闇”译文：当开战之际，外国电报喧传社会党首领利布克涅奚脱遭遇暗杀，及社会党员数十人拒绝从军被处死刑之事，全属子虚之说。(32)
李大钊文：德国之社会党，开战之前，虽尝竭力为防止战争之运动，而至开战之际，虽相传其首领李普库聂西特及学者罗札卢森堡等以反抗政府致遭枪毙，迨后详查，始知此皆谣诼，而非事实。(33)
可见，李大钊之文在某些方面由安部矶雄之文转化而来。当然，“去闇”译文是据日文翻译，李大钊之文则是根据当时各种报刊撰写而成，因此在文字上有些差异，但两篇文章的主旨、内容则存在很多一致之处。(34)笔者推测，李大钊在撰写自己的文章时，有可能参考了安部矶雄的原作，并翻译了这篇文章。
既然李大钊翻译了安部矶雄的文章，为何不署真名？笔者推测，原因在于，刊载该文的《言治》季刊第3期为李大钊主编，此期刊物所登重要论文，几乎全是李大钊所撰或所译，署名“李大钊”或“守常”。(35)如果这篇译文再署名“李大钊”或其他大家所熟知的笔名，显然不合适。所以，李大钊署了这样一个不为人们所知的“去闇”。
再者，“去闇”与李大钊的另一笔名“明明”相对应，又与他早年的一个名号“闇斋”相联系。早年李大钊手抄的一篇作品中，署名“闇斋”；(36)而在发表于《每周评论》等刊物上的文章，则署名“明明”。“闇”为黑暗，“明”为光明，正相对应。“明明”第一次出现于1919年1月的《每周评论》。(37)
“去闇”一名，李大钊不常用，当时鲜为人知，后来的研究者也未注意。确认“去闇”为李大钊的笔名，对进一步探究李大钊与《晨报》的关系，尤其是他与该报的改革及“马克思研究”栏目的设置之间的关系，具有参考意义。(38)
三、《甲寅》月刊：“CZY生”、“渐生”、“运甓”及“重民”之真实身份
《甲寅》月刊是二次革命后革命党人在日本办的一份政论刊物，由章士钊主编。这份杂志在当时曾产生较大影响，对五四新思潮的兴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39)由于年代较远，研究又较少，该刊一些撰稿人的身份和名字多不为人所知。笔者从中发现了一些不应遗忘的历史人物。
(一)“CZY生”为杨昌济
杨昌济(1871-1920)，原名华生，字怀中，湖南长沙人。早年就读于岳麓书院，戊戌维新时期投身湖南维新运动。1903年赴日本留学，曾参与革命活动。1909年转入英国爱丁堡大学文科，专修哲学。1913年回国后，先后在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湖南省省立第四师范、第一师范等校任教。在《甲寅》月刊第3号以本名发表诗两首，传记一篇(《蹈海烈士杨君守仁事略》)，后为《新青年》撰稿人之一。1918年秋受聘为北京大学教授。
“CZY生”在《甲寅》月刊发表论文两篇(《宗教论》与《改良家族制度札记》)，通讯一篇(《国之大忧》)。笔者从章士钊的“识语”中发现线索，将这几篇文稿与杨昌济的《达化斋日记》加以对照，可以确定作者就是杨昌济。
在“CZY生”的《宗教论》一文之前，有《甲寅》月刊编者(即章士钊)的“识语”，称《宗教论》的作者，“本吾国宿儒，又治学日本、英伦、柏林逾十年”，“编者与共讲席，风义介乎师友之间”。(40)据此，“CZY生”应为章士钊的好友。考章士钊好友中，留学日本又留学英国者，有杨昌济、杨笃生两人，而后者已蹈海而死。
又《宗教论》及《改良家族制度札记》两文的内容，与杨昌济《达化斋日记》中的许多论述极为一致，且文字亦大段相同。为省篇幅，举证从略。(41)
可断定，“CZY生”即为杨昌济。“C”代表“昌济”之“昌”，“Z”可能代表“济”，“Y”代表“杨”。“CZY”或即是杨昌济的英文名字的缩写。
(二)“渐生”为陆鸿逵
“渐生”在《甲寅》月刊撰文多篇，为《甲寅》月刊第1卷第1—4号的主要撰稿人与发行人，故曾被误认为是章士钊的笔名。(42)但据当时著名记者黄远庸致《甲寅》月刊的通信，“渐生”并非章士钊。(43)笔者认为，“渐生”应为陆鸿逵。
陆鸿逵，生卒年不详，仅从各种散见资料中查知，字咏霓，也作咏仪，湖南长沙人。1903年至1904年，在湖南长沙明德学堂任历史教员，与黄兴、张继等为同事，一起宣传反清革命主张。1903年秋，华兴会成立时，参加了华兴会的筹建和成立大会。(44)曾与梁焕奎、谭延闿等发起创建湖南省图书馆的倡议。(45)后赴北京办报。1909年11月，陆鸿逵在北京创办《帝国日报》，并任主编(后聘请他的学生宁调元为主编)。该报以“扶持宪政，指导舆论，扩张国权，发表政见”为宗旨，是清末北京地区重要的喉舌之一。(46)1910年5月，陆鸿逵与他人又合办《帝京新闻》，自任社长。(47)
陆鸿逵与章士钊既是同乡，又是革命同道。尽管陆、章结识的具体时间不详，但据现有资料可知，早在1903年华兴会成立之时，陆鸿逵与章士钊均参与了华兴会的筹建工作，都出席了成立大会。后来，章士钊还担任华兴会外围组织爱国协会的副会长。(48)可见，二人曾经是志同道合的革命战友。
当时在英国留学的章士钊在《帝国日报》曾发表多篇政论，而《帝国日报》的主编为陆鸿逵。《帝国日报》于1909年11月创刊，章士钊在同年12月21日就以“秋桐”的笔名在该报发表《发见北极》，从此一直为该报撰稿，直至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回国。(49)这说明二人不仅渊源甚深，而且有较长时间的文字交往，思想上也相知较深。
“渐生”在《甲寅》月刊发表政论及时评共21篇，是《甲寅》月刊上仅次于章士钊的撰稿人，又承担《甲寅》月刊第1卷第1—4号的发行人。后来，1917年章士钊创办《甲寅日刊》，“渐生”仍为撰稿人之一，并兼任《甲寅日刊》的发行人。这说明“渐生”与章士钊关系非常密切。考察此一时期与章士钊关系密切，且与《甲寅》月刊和《甲寅日刊》都有关系者，为李大钊、高一涵和邵飘萍等三人。(50)但此三人均是在章士钊创办《甲寅》月刊之后才与其发生联系的，且年纪较轻，资历尚无法与“渐生”相比，不可能担任《甲寅》月刊的发行人。因此不可能是“渐生”。
排除李大钊、高一涵和邵飘萍三人之后，则《甲寅日刊》经理陆鸿逵的可能性上升。如前所述，“渐生”既为《甲寅》月刊发行人，又为《甲寅日刊》发行人。当时报刊的发行人，实际就是经理。章士钊十年后所撰《书邵振青》一文提到，他在经营《甲寅日刊》时：“以事返湘，经理陆鸿逵亦相偕去”，(51)说明《甲寅日刊》的经理为陆鸿逵。证之当时报刊的记载，章士钊的这一回忆是可靠的。在《甲寅日刊》创刊时，《公言报》的白水曾发表祝词说：“吾友秋桐君，近与其友人陆用仪君创办一日报，名《甲寅日刊》者，于昨日出世矣。秋桐君之学术文章海内已有定评，而陆君用仪亦报界断论老手。日刊以‘甲寅’名者，以二君于甲寅之年会刊一杂志，杂志名《甲寅》，出版一年旋即中辍。今日刊仍其旧名，示不忘也……”(52)白水即林白水(1874-1926)，是清末民初的著名记者。这篇简短的祝词为弄清“渐生”的真实身份提供了有力的证据。“秋桐”即章士钊，陆用仪即陆鸿逵。白水称陆鸿逵为“报界断论老手”，说明陆鸿逵也是主要撰稿人。此一双重身份，与“渐生”的身份相符合。(53)
从语言训诂与中国古人取名习惯看，也可证“渐生”为陆鸿逵。(54)“鸿”与“渐”、“逵”具有密切联系。“鸿渐”一词，出自《易·渐》的卦辞。(55)陆鸿逵字“用仪”，又取笔名为“渐生”，均源于卦辞。陆鸿逵以“渐生”为笔名，即暗含其为陆鸿逵。又，湖南常德有渐水。渐水，又名澹水、兴水、鼎水，在今湖南常德北，东南流入沅水。(56)陆鸿逵用“渐生”为笔名，也有可能喻其生于渐水一带，或者其家世与渐水有关联。
遗憾的是，笔者至今未能查清陆鸿逵的生平经历，但能确知他在清末民初参与创办了《帝国日报》、《甲寅》月刊和《甲寅日刊》等数种重要报刊，为推动中国近代公共舆论的形成与发展起过相当重要的作用。
(三)“运甓”非黄侃，应为章勤士
“运甓”也是《甲寅》月刊的主要撰稿人之一，在该刊“论说”栏发表了《立银行制之先决问题》、《非募债主义》、《欧洲战争与中国财政》和《人患》等有关财政与经济方面的长文。
由于著名学者黄侃曾经以“运甓”为笔名，(57)美国学者魏定熙认为《甲寅》月刊上的“运甓”即是黄侃，在其博士论文《北京大学与中国政治文化》中称：“国立大学教授黄侃给《甲寅》写了大量财政和经济方面的文章。”(58)但遍查黄侃论著，他从未撰写过经济方面的论文，也未研习经济之业，可见这个判断值得商榷。
在“运甓”所撰《人患》一文前，有“秋桐”(即章士钊)的一段“识语”，抄录于下：
本志三期通讯栏中，有郁君嶷者，曾引起人口问题，愚许以有暇必且略贡己见，以资考证。人事卒卒，复困于他种文字之役，夙诺未践，负疚良多。季弟运甓，颇习生计之学，使试为之，遂成广幅，姑揭于此，以答郁君。世之君子，以衡论焉，受其益者，又宁止运甓一人也。秋桐识。(59)
章士钊称其为“季弟”，而在该文中，“运甓”又称章士钊为“叔兄”。由此推断，“运甓”似为章士钊弟。章士钊兄弟四人，他行居三(叔)，章勤士居四(季)。章勤士为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毕业，清末民初与人合作翻译了美国学者伊利(Richard T.Ely)的《经济学概论》一书，(60)其教育背景与“习生计之学”相符。此外，《甲寅》月刊上有署名“甓勤斋”的诗。“甓勤斋”此一名号，即由“运甓”和“章勤士”中分别取一字连缀而成。据此，“运甓”应为“章勤士”无疑，而断为黄侃则不确。(61)
章士钊的这位弟弟，名士戛，字陶严，1885年生，比章士钊小四岁。少年时，曾随章士钊在江南陆师学堂学习。1904年赴日本留学，先后入早稻田大学高等预科、第三高等学校特设预科学习，毕业后升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获法学士学位。(62)武昌起义后回国，与马君武代表广西参加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63)筹备成立南京临时政府。二次革命爆发后，积极参加反袁斗争。(64)后在北京政府教育部任职。1922年12月至1924年1月，任京师图书馆主任。惜其于1924年英年早逝。(65)他忧国忧民的情怀，从其所撰诗稿可见一斑。(66)
(四)“重民”为张铮
重民在《甲寅》月刊仅发表一篇政论《中华民国之新体制》，但在《雅言》等刊物上撰文多篇，为民初重要的撰稿人之一。
民初国民党人中，有一重要人物叫夏重民。(67)如不细致考索，上述《甲寅》月刊撰稿人之“重民”极易被误为“夏重民”。(68)但据吴虞日记，《甲寅》撰稿之“重民”乃张重民：“君毅来信一封，言……成都张重民，第六高等卒业，人甚聪明，成城及高等时代，名声啧啧人口，四川之俊才也。《甲寅》第二号之《中华民国之新体制》，即重民所撰。”(69)吴虞日记多处记录张之行踪。
据《吴虞日记》及四川辛亥革命时期的有关资料，知张重民的生平为：张铮(1883-约1950)，字仲明，四川成都人。早年留学日本，由成城中学、高等学堂升入帝国大学习法学。辛亥革命后回国，与章士钊、康宝忠交往密切，后为《雅言》撰稿人之一(署名“重民”)。1916年回川，在四川从事法政、教育工作，任成都联合中学校长。1926年后，历任国立成都大学教授、四川省政府秘书长。1931年起，任四川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等职。(70)
四、余论
本文所列，均为以往研究所未及者；凡工具书能查到者，本文基本不涉及。在本文完成之后，再谈一点感想。
陶孟和是北京大学最早参与新文化运动的教授之一，但长期以来鲜有人研究。(71)即使偶然提到，也多有误解。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曾称，因他在《新青年》上宣传“布尔扎维主义”，孟和先生“很不满意”。胡适后来说，在《新青年》社中，只有“孟和和我是曾在英美留学的”。因此，“在许多问题上，我们两人的看法比较最接近”。(72)这往往使人以为陶孟和与胡适等早就不满意、不赞同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主张，更不会将陶孟和与《每周评论》的作者、撰稿人联系在一起。《欧游记者特别通讯》的作者“明生”的确认，说明陶孟和尽管不赞成“布尔扎维主义”，但对《每周评论》是赞同和支持的。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他和李大钊、陈独秀等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之间，不是对立、矛盾的关系，而是互相合作与支持的朋友关系。(73)
到目前为止，《每周评论》的一些作者或撰稿人，依然不能全部清楚。(74)而弄清每个撰稿人的情况，无疑会加深对《每周评论》的理解和研究。“明生”的确定，使我们对于《每周评论》的了解更深入了一步，有助于更加审慎地考察《新青年》成员之间聚合、分化的多重关系及其错综复杂的动因。
至于发现杨昌济、李大钊等曾经使用过的笔名，明确“渐生”、“运甓”等人的真实身份，对于进一步研究他们的思想、认识《甲寅》月刊和《晨报副刊》等“五四”前后重要报刊的全貌，当然不无裨益。
*本文承业师刘桂生先生、张步洲编审和王宪明教授审阅并指正，又承匿名评审人提出建设性的修改意见，谨致谢忱！
注释：
①关于《每周评论》、《晨报副刊》的介绍，参见中央编译局研究室编：《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1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41—62、98—142页；关于《甲寅》月刊，参见丁守和主编：《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第4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529—541页。对前两份刊物思想内容的分析，参见丁守和、殷叙彝：《从五四启蒙运动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北京：三联书店，1979年，第67—70页；彭明：《五四运动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11—221页；萧超然：《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61—164页。单篇论文甚多，不列举。
②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2页。
③刘维：《一个必要的考据》，《光明日报》1960年8月4日，第3版。
④陶孟和，原名履恭，浙江绍兴人，1889年生于天津。1909年，赴英国留学，攻读社会学。1913年毕业回国，1914年起在北京大学历任教授、政治学系主任、哲学系主任和教务长等职。章士钊创办《甲寅》杂志后，曾为《甲寅》撰文。《新青年》创刊不久，即在该刊发表《人类文化之起源》、《社会》、《新青年之新道德》、《女子问题》和《我们政治的生命》等多篇论文。1919年3月，赴欧洲考察教育。回国后，在《新青年》、《新教育》上发表一系列考察报告，介绍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欧洲社会思潮及教育思潮。以上陶孟和的履历，据巫宝山《纪念我国著名社会学家和社会经济事业的开拓者陶孟和先生》一文(《近代中国》第5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并根据《北京大学日刊》、《新青年》、《新教育》和陶孟和著作中的零星回忆做了一些补充和订正。
⑤《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1月15日第1版载《夏学长告白》，称：“鄙人欧美之行，定于日内起程。”据日刊预告，夏拟于1月22日离京南下；《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3月1日第1版载《陶履恭启事》，称：“恭此次出京，蒙诸君祖饯，感谢万分。”据此，陶是3月1日前后离京的。
⑥夏元瑮：《欧洲战祸之原因》，《东方杂志》第12卷第2、3号，1915年2月1日、3月1日。
⑦早在1917年初，陶孟和即在《新青年》第2卷第5、6号上刊发了《人类文化之起源》的长篇论文。
⑧明生：《欧游记者特别通讯·旅中杂感》，《每周评论》第12、14、15号，1919年3月9、23、30日。“明生”的“特别通讯”，最初称“欧游记者特别通讯”，后来又改称“欧游记者特别通信”，本文为方便起见，统一称为“欧游记者特别通讯”。
⑨明生：《欧游记者特别通讯·牛津之“新潮”》，《每周评论》第34号，1919年8月10日。
⑩明生：《欧游记者特别通讯·美国新教育思潮》，《每周评论》第30号，1919年7月13日。
(11)《陶履恭教授致校长函》、《陶履恭教授致胡适之教授函》，《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3月27日，第56版。
(12)参见《陶履恭教授致蔡校长函》，《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5月23日，第2—3版。
(13)陶履恭：《游欧之感想》，《新青年》第7卷第1号，1919年12月1日。他后来又返回英国。
(14)明生：《欧游记者特别通讯》，分载《每周评论》第31、32号，1919年7月20、27日。
(15)参见郭秉文、陶履恭：《调查教育报告》，连载于《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5月29、30、31日，6月3、4日。
(16)志希即罗家伦，当时为北京大学英文系学生，“新潮”社负责人和《新潮》主要撰稿人之一。
(17)参见明生：《欧游记者特别通讯·牛津之“新潮”》，《每周评论》第34号，1919年8月10日。
(18)李大钊与《晨钟》报的关系，参见朱成甲：《李大钊早期思想与近代中国》，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04—409页。
(19)《晨报》从1919年2月7日起，对副刊进行改版，而李大钊在改版第一天的“自由论坛”栏目中，发表署名“守常”的《战后之世界潮流》一文。自此，李大钊又经常为《晨报》撰稿。
(20)参见中央编译局研究室编：《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1集，第98页；《李大钊传》编写组：《李大钊传》，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58页；张静如等编：《李大钊生平史料编年》，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75页。
(21)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袁广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9页。
(22)辛木：《矛盾》，《晨报》1919年3月13日第3版“时评”。辛木为何人，笔者尚未查清，但从他经常为《晨报》撰写时评和社论来推断，他是《晨报》的重要撰稿人和负责人之一。
(23)详见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第6—22页。
(24)笔者最初也曾猜想“去闇”为其他与《言治》或《晨报》有联系的人，如高一涵或郁嶷、白坚武等，但这些人与两刊的关系均为单一的。而与两刊同时具有关系者，唯李大钊一人。
(25)该文共四篇，分别载于1917年4月24—25日，5月2、5日的《甲寅日刊》。
(26)分别载《言治》季刊第3期，1918年7月1日；《新青年》第5卷第5号，1918年11月15日(实际延期至1919年1月出版)。
(27)《最近欧洲社会党之运动》一文之前，《言治》编者云：“此篇为日本阿部矶雄所著，成于大正六年五月”，又云：“篇中叙述欧洲社会党过去之略史及最近之活动，颇为翔实，可供研究社会党者之参考”，反映了该刊编者的态度。实际上，这位编者正是李大钊(该期《言治》由他主编)。
(28)韩一德：《李大钊留学日本时期的史实考察》，《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4期；安藤彦太郎：《日本留学时期的李大钊》，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李大钊与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弟274—296页。
(29)《最近欧洲社会党之运动·编者识》，《言治》季刊第3期，1918年7月；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2卷，第242页。
(30)去闇：《最近欧洲社会党之运动》，《言治》季刊第3期，“译述”第51页。
(31)李大钊：《欧洲各国社会党之平和运动》(下)，《李大钊全集》第2卷，第132页。
(32)去闇：《最近欧洲社会党之运动》，《言治》季刊第3期，“译述”第34页。
(33)李大钊：《欧洲各国社会党之平和运动》(下)，《李大钊全集》第2卷，第133页。
(34)去闇所译安部矶雄《最近欧洲社会党之运动》一文，长达51页，论述了当时欧洲各国社会党的现状及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活动；李大钊的文章较短，集中论述俄、德、英、法等国社会党的反战运动，对其历史着墨不多。这是因为李大钊是针对中国当时的政治现实而撰文，表达其对中国政治的看法，故对材料的取舍与“去闇”译文有所不同。
(35)在该期《言治》上，李大钊既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强力与自由政治》、《调和之法则》和《调和胜言》等五篇论文，又发表了《中国国际法论》、《精琦氏宪法论》、《国家与个人》和《哀音》等四篇译作。此外，还发表了《俄国革命与文学家》(未署名，经考证，也为李大钊所作)及一首诗。
(36)李大钊早年手抄的《黄石公素书》上，署名为“闇斋李大钊”。参见杨芹：《新发现的李大钊墨迹》，《北京党史研究》1991年第4期。
(37)参见明明：《北京的“华严”》、《新自杀季节》等，《每周评论》第5号，1919年1月19日。
(38)此问题牵涉颇广，笔者拟另文探讨。
(39)参见岳升阳：《移植西方民主政制的失败与启蒙思想的复苏——〈新青年〉的先声〈甲寅〉月刊》，刘桂生主编：《时代的错位与理论的选择》，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99—138页；杨琥：《民初进步报刊与五四新思潮》，博士学位论文，北京大学历史系，2000年。
(40)《〈宗教论〉识语》，《甲寅》月刊，第1卷第6号，1915年6月10日。
(41)详见《宗教论》，《甲寅》月刊，第1卷第6号，1915年6月10日；又见杨昌济1914年5月29日日记，杨昌济：《达化斋日记》，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4—36页。《改良家族制度札记》，《甲寅》月刊，第1卷第6号，1915年6月10日；又见杨昌济1914年7月13日日记，杨昌济：《达化斋日记》，第58、60—62、63—65、67—70页。相互对照，除个别字句外，文字大段相同。
(42)邹小站：《章士钊社会政治思想研究》，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页。但邹小站在讨论章士钊思想时，并未引用署名“渐生”的文章，可能他对“渐生”是否为章士钊的笔名尚无十分把握。
(43)黄远庸给章士钊的信称：“去岁以渐生来书，远因作覆之便，表示倾仰……望达渐生，恕其无状。”据此，“渐生”不可能是章士钊本人，而为另一人。当时的知情人是清楚的，后来则不为人所知了。参见《甲寅》月刊第1卷第10号“通讯”《释言》。
(44)关于陆鸿逵，各种人物辞典中均无介绍，仅在《黄兴未刊电稿》中有二十多字的介绍。参见薛君度、毛注青编：《黄兴未刊电稿》，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5页；黄一欧：《黄兴与明德学堂》，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二)，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34页。
(45)《创设图书馆兼教育博物馆募捐启》，《湖南官报》1904年3月15日。
(46)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上册，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31页。
(47)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上册，第545页。
(48)参见黄一欧：《黄兴与明德学堂》、章士钊：《与黄克强相交始末》的相关回忆，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二)，第134、139—140页。
(49)章士钊于1909年12月21日在《帝国日报》刊布《发见北极》一文后，至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为该报撰稿约50多篇。参见《章士钊全集》第1卷，上海：文汇出版社，2000年，第423—614页。
(50)李大钊和高一涵均在《甲寅》月刊发表过文章；章士钊创办《甲寅日刊》时，又约李、高二人撰稿，故后被人称为“甲寅派”。而邵飘萍，据章士钊在邵氏被杀后所写《书邵振青》(1926年7月18日)一文称，在他主持《甲寅》月刊时，邵曾来拜访；后来，章士钊创办《甲寅日刊》后，“因事返湘”，又约邵董理日刊“半年”。参见《章士钊全集》第6卷，第244页。
(51)孤桐：《书邵振青》，《章士钊全集》第6卷，第244页。
(52)白水：《祝〈甲寅日刊〉》，《公言报》1917年1月29日，第3版“时评”。
(53)此外，在民初二次革命和反袁斗争期间，黄兴致章士钊等湖南革命党人的电函中，常提到陆鸿逵，说明陆鸿逵与章士钊在一起活动，也可证他们之间的深厚友谊和此一阶段的同事关系。参见《黄兴集》(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编，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和《黄兴未刊电稿》中收录的黄兴致章士钊的函电。
(54)中国古人取名、取字，均有一定规则与习惯。若名中有“鸿”、“渐”、“鸿渐”、“渐逵”等字、词，其字即取“用仪”、“渐逵”等以为呼应，例如宋人“曾渐”，其字为“鸿甫”；明人“王渐逵”，其字即为“用仪”；又如清人“郑鸿磐”，其字为“渐逵”。“鸿”为水鸟，“渐”具有“逐渐、徐进”之意，古人常以“鸿渐”比喻仕进，故取名、取字时常用之。承业师刘桂生先生提示。
(55)“初六，鸿渐于干，小子厉，有言，无咎……上九，鸿渐于陆【逵】，其羽可用为仪，吉。”《太平广记》中有《陆鸿渐》(出《水经》)，钱锺书小说《围城》男主角名“方鸿渐”，均本此。
(56)据《汉书·地理志》，武陵郡有渐水，“渐水东入沅”。参见《常德市志》，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25页。
(57)1907年，黄侃在《民报》第17号发表《哀平民》、《专一之驱满主义》等文，署名“运甓”。“运甓”是黄侃的笔名，在辛亥革命党人中尽人皆知，黄兴就曾直接以“黄运甓”称呼黄侃。参见黄兴：《复孙中山书》(1910年5月13日)，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编：《黄兴集》，第20页。
(58)魏定熙：《北京大学与中国政治文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14页。
(59)《人患》，《甲寅》月刊第1卷第8号，1915年8月10日。
(60)该书由章勤士、熊崇煦在清末宣统元年合作翻译，后来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13年初版，1916年第3版)。
(61)“运甓”典出《晋书·陶侃传》：“在州无事，辄朝运百甓于斋外，暮运于斋内。人问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过尔优逸，恐不堪事。”黄侃名侃，章勤士字陶严，与陶侃名中各有一字相同，故所取笔名均为“运甓”。
(62)佚名编：《清末各省官、自费留日学生姓名表》，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50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83年，第232、360页。
(63)刘寿林等编：《民国职官年表》，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145页。
(64)黄兴：《致章士钊书》(1913年5月20日)，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编：《黄兴集》，第329页。
(65)孤桐：《孤桐杂记》，《甲寅周刊》第1卷第38号，1927年1月1日；北京图书馆业务研究会编：《北京图书馆馆史资料汇编》下册，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1379—1380页。
(66)甓勤斋：《癸丑冬日感怀八章》，《甲寅》月刊第1卷第3号，1914年7月10日。
(67)夏重民(1885-1922)，广东番禺人。清末赴日本留学，期间加入中国同盟会。民初参加中华革命党，积极参与反袁救国斗争。
(68)因夏当时为中华革命党的机关报《民国》杂志的重要撰稿人，署名亦为“重民”。
(69)中国革命博物馆整理：《吴虞日记》，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49页。
(70)四川省政府秘书处编：《四川省政府公报》，1931年第1期，第21页，四川省政府秘书处发行，1931年6月15日。
(71)关于陶孟和的介绍文字，除前揭巫宝山一文外，尚有严仁赓、千家驹、王子建等人的一组回忆文章(均刊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工商经济史料丛刊》1983年第3辑，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和智效民的一篇文化随笔《中国社会学的奠基者——陶孟和》(《学术界》，2002年第5期)。至于研究文章，仅有《五四时期陶孟和的政治观和教育观》(《北京党史》2002年第3期)一篇。他的履历，《民国人物大辞典》等权威工具书的介绍均有误。
(72)李大钊引语，参见《李大钊全集》第3卷，第5页；胡适引语，参见《丁文江的传记》，《胡适全集》第19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429页。
(73)直到1920年11月，陶孟和、沈性仁夫妇翻译的《欧洲和议后之经济》被列为“新青年丛书第六种”，由《新青年》社出版。在该书序言中，陶孟和表示该书付印，他“深深的感谢”陈独秀。这表明，此时陶孟和仍与陈独秀等共产党人保持着良好关系。至于他和李大钊的关系，具体事实是：1920年开始，陶、李二人在北京大学政治学系共同开设《现代政治》的讲座课程；陶、李二人是北京大学评议会成员、图书委员会委员，曾长期合作共事。在政治上，《新青年》社分化后，陶、李也曾采取一致立场：1920年8月，陶、李和胡适等联名发表《争自由的宣言》；1922年5月，陶、李同蔡元培、胡适等联合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后来的研究者不体察当事人的全貌，过分夸大了五四运动后期胡适、陶孟和等英美留学生与陈独秀、李大钊等共产党人之间的对立关系；且往往以后来的思想分歧去倒溯、认识他们分化之前的友好合作关系。
(74)这份刊物的作者、撰稿人及其笔名，大多数已经清楚，有陈独秀(只眼)、李大钊(明明、常、守常)、胡适(天风)、周作人(仲密)、高一涵(涵庐)、王光祈(若愚)、张申府(赤、张赤)等。但如“寄生”、“一针”等，至今仍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