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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向读者介绍法国社会学的4种思潮,尽力把它们间的区别和“共同点”都表达出来。然而,社会科学的理论争辩存在着大量的兼容关系(历史的、社会的、民族的、政治的等等),我们因此无法把它视为终结性的分析。作为对这一问题可能存在的观点,我们想提请注意两个方面:一是关系到文化-哲学联系:二是法国社会固有的各种参数和矛盾。呈现在我们面前的4种理论框架,无一不是在新水平上,继承和发展了始自19世纪的一种与之相应的世界观。同时,其中每一种都与法国社会的各个社会阶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尽管有些联系不能算作“牢固关系”。
比尔·布尔季耶把自己的学术渊源归结于结构主义运动和对机械结构主义的批判理解上。而结构主义最早的提出者是19世纪的社会学家,随后迪尔凯姆用其武装了自己,创建了社会现象学。正是他把社会现实作为客观现实来对待,这种现实可以借助精密科学的认识论、方法论手段得以了解。比尔·布尔季耶的研究在这一学术观点基础上,弱化其实证方面,用康德哲学加以武装,甚至追随马克思之后,但马克思关于认识资本主义制度的规律,可以直接促成被压迫阶级解放的思想,他又完全不接受,并始终认为,对各种形式社会决定论的认识是最好的制胜办法。
布尔季耶社会学把注意力集中在社会结构的重复、再现上。他首先重视的是社会不平等的再现,其中包括被统治阶级文化资本的被剥夺。该社会学把“揭露”社会体系作为热点批评目标。诸如以宣传均产主义思想为目的,再现社会不平等的教育体系等都包括其中。为了再现已存的强权控制体制,社会对下层阶级施行隐秘或象征性强制手段正在渐渐成为批判分析的主要客体。
若尔日·巴兰季耶社会学与比尔·布尔季耶社会学之间的距离明确表现在对结构主义的态度上。前者不接受后者在认识论上所表现的偏激,只把其视为解决次要问题的方法。巴兰季耶在研究1950年到1955年非殖民化社会巨大变化时,致力用“改变”、“突变”、“摧毁”这样的术语来描述和解释农民分化、工业化、都市化过程,而不用“结构”、“再现”之类的术语。对他来说,问题不在于如何解释结构的功能化,而是如何描述和解释改变的过程以及尽可能范围内的结构化和非结构化过程。
巴兰季耶动力社会学所展开的研究领域,即使不全与社会本身的转换有关,至少涉及到有关政治或制度上的改进动向,因此他就像结构主义一样提出,社会研究空间要能显示出它的相合处和再现性。动力社会学的课题与社会发展时期、时间和节奏有联系。该社会学研究的一个基本问题便是认识社会时期,了解处在这段时期变化中的政权状况及其冲突和妥协。
米舍利·克罗济耶的组织社会学提出更为自信的社会领域研究思想。克罗济耶断言,当代社会关键性问题表现在组织水平上,在诸如行政机构和企业等的“社会架构”水平上,因而形成自己全球性社会思想,并由此推翻其他观点。这一思想若明若暗地驳斥有关社会是社会阶级总和,阶级“划分”是社会发展基本因素的原理。归根结底,该思想反对在研究社会组织方面,从生产和需求逻辑观点出发的经济动力主义。组织社会学要求重新审视“社会”概念的总和,看到主要问题不在于阶级斗争,不在于政治保守主义,而在于官僚主义造成的功能失调,在于“制度”障碍和组织的不得力,要求实现他们所宣布的发展目标。
自由主义思想体系和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无论有怎样的差距,两者间总存在着一定的联系。正如莱蒙·布尔所强调的,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原则,即个人的偏向被看成是评判社会政治制度最主要的衡量标准。
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与上述所分析的其他社会学研究方法一样,同某些社会人员有着特别要紧的联系。首先,坦城布公的个人主义观点把主体个人的自由选择放在高于一切的地位,这一观点却未必会得到那些有着最优异社会条件的人的响应,恰恰是他们在主体个人的选择遇到阻力时,有能力加以克服。这种观点也难以在广大劳动大众中得到支持,因为方法论个人主义对集体行为所持的怀疑主义态度,劳动阶层未必赞同。另外,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某些潜在接受者之间存有实在联系。例如,那些在经济、文化领域享有很大自由度的社会主体便存在着理解的可能。
正如存在主义的个人主义一样,该理论以最多种的形式切断与过去,与文化传统的联系,要求破除社会生活继承性、再现性的观念,并把如何加以破除的方法摆在首要位置上。该观点将会对某些社会主体感到亲切,他们不把时代理解为不断破旧,而是不断修复;不理解为传统的延续,而是选择的结果。
(杨伟民摘自俄《社会学研究》1997年第3期)